燕归巢张杰张靓颖 试听: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_从阎连科_莫言_李锐小说的地理世界谈起

纵观当代文学， 会发现， 如福克纳那样以 “邮票” 大的地方来建构写作的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作 家非常自觉的文学意识， 作家们都在有意地构筑自 己的 “地理世界” 比较清晰且已经有相当系统性的 ， 如阎连科的耙耧山脉，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毕飞宇 的王家庄， 贾平凹的商州， 李锐的吕梁山脉， 等等。 韦勒克这样理解文学中的 “世界”“伟大的小说家 ， 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 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 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 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 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 的世界。 ”在文学中， 特别是以乡村为背景的当代小 说创作中， “独特的世界” 这一 常常意味着由某种独 特的地域特征而延伸出的独特的生命状态、 价值立 场和独特的小说气味， 意味着作家对民族精神和民 族历史处境的一种重新想象， 它是作家对经验世界 某种独特的阐释和对抗方式。因此， “这个小说家 的世界或宇宙， 这一包含有情节、 人物、 背景、 世界 观和 ‘语调’ 的模式、 结构或有机组织， 就是当我们 试图把一本小说和生活作比较时， 或从道德意义和 社会意义上去评判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时所必须加 以考察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 探讨作家 “地理 世界” 的构成特征既是探讨小说的 “组织” 形式， 它 的地理背景、 结构、 语言、 人物特征等等， 同时， 也是 探讨作家在这一独特的世界中所展示的世界观、 道 德感和价值立场。 当我们以这样的视野和角度进入当代作家的 “地理世界” 就会发现， 时， 它们充满了本质性的漏 洞。这些漏洞一方面是作家 “地理世界” 设置的本 身存在问题， 如阎连科 “耙耧山脉” 的封闭性与价值 观的对立， 另一方面， 漏洞来自于作家对这一地理 世界的阐释方式， 如莫言以感性的民间语言来阐释 “高密东北乡” 的全部精神特征和生存境况， 其结果 却呈现出语言盛宴和思想单调的矛盾态势； 而李锐 “吕梁山脉”的独白和自语则展示了一个无差别的 人物群体， 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小说精神的 传达。 先从阎连科小说谈起。 耙耧山脉： 封闭与对立 近年来一直追踪阎连科的作品， 有一种明显的感 觉， 无论是研究作品的结构、 故事， 还是语言、 文体， 都 梁 鸿?当代文学视野中的 “村庄” 困境 无法避开作者所虚构的耙耧山脉世界。它由独特的 地域色彩、 语言系统、 时空观念和生存群体构成， 在小 说中是一种本体的存在， 影响并决定着小说的审美特 征、 价值倾向和小说气息。就阎连科而言， 关于耙耧 山脉的想象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乡 村世界的想象和判断， 毫无疑问， 它具有极强的隐喻 性和寓言性。 “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 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引起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 读。 ”詹姆森的这句论断也许最适合于中国乡土小说 的状况， 乡村， 在中国小说家这里， 从来都不只是单纯 意义的情感追忆， 它一开始就与家国丧失、 民族精神、 道德伦理等等重大命题相联系，在阎连科的小说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散落在耙耧山脉的村庄所带 来的复杂的隐喻意义。 可以说， 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给我们展示了乡土生 活的内在逻辑， 它的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 生存之战 及其坚韧的生命意志， 无不让人为之震颤， 这是处于 困境之中的中国底层乡村， 是被当代小说和政治文化 抛弃了的乡村历史记忆， 它蕴含了乡村与现实、 历史、 当代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一切， 都是在耙耧山脉 那孤独、 荒凉和被隔绝的荒野之上展开的。 《年月日》 一开始就以一场千年不遇的大旱把村庄、 先爷与外部 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孤绝的原野上 展开的， 先爷的世界是原野、 老鼠、 瞎狗和那株玉米。 《日光流年》 《受活》 和 也不约而同地写了两个在地图 上找不到其位置的村庄：三姓村和受活庄。应该说， 作者所有的小说都旨在揭示人与历史、 现实世界的关 系， 耙耧山脉作为思考的起点， 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而他为耙耧山脉所设置的特殊形象， 也有效地为小说 提供了一条很方便的途径。 但是， 在以此为基点考察的过程中， 却又发现， 这 一地理世界具有致命的弱点， 耙耧山脉的孤绝、 封闭 特性把外部世界进入耙耧山脉的方式、 影响乃至于后 果很清晰地兀现出来， 并且作者有意强化其冲突、 侵 略的一面， 这样一来， 村庄与外部世界形成绝对的二 元对立局面， 使得小说结构和精神阐释陷入无法解决 的困境。 首先， 它容易出现对立的价值判断。耙耧山脉一 方是作者叙述的主体， 我们看到， 在小说中， 耙耧山脉 的村庄无论多么贫穷， 在大部分时候， 它们是自在的， 按照一种原始主义的道德秩序生存， 虽然内部也有压 迫和残酷的黑暗， 但它们的世界是稳定的， 自足的。 而 外部世界则是作为压迫力量出现的， 正是它们冷酷的 暴力入侵 （不管是以政治的还是以文明的名义） 使耙 耧山脉失去了原有的恒定性。这样的结构设置有一 个好处， 就是它能揭示隐藏在 “文明、 发展” 这些名词 背后的黑暗和漏洞， 《受活》 在一种封闭、 比如 ， 自然状 态下， 受活的生活虽贫穷但却是美好的， 而从进入世 界、 进入到文明、 历史开始， 受活庄陷入了可怕的灾难 之中。政治和文明的冷漠内核以及其对底层世界的 忽略在这两相对比之中非常清晰地显示了出来。但 是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很难揭示出文明、 发展和原始的 村庄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村庄的 “封闭性” 把它与 不断前进的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行给割断了， 也割断了两者的历史渊源和长期相互侵蚀后彼此的 同化。小说在揭示历史、政治对村庄的压迫的同时， 在展示耙耧山脉落后、 自闭的世界观的同时， 不得不 把文明、 历史、 社会置于纯粹负性的和抽象的叙述框 架中。 作为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 这种对文明、 对 历史宏大叙事的否定充分展示了他的精神立场和思 考的维度。但是， 仅此并不够。一味的否定或批判并 不真正能说明问题， 除了情感的力量之外， 还需要一 种思考、 辨析和考察。文明的进程从来都不仅是负面 的， 它必然有对传统文化结构和生存环境的正面影响， 甚至在许多时候， 我们很难说它的侵略性和强迫性是 错误的。遗憾的是， 由于作品结构本身已经预设了思 路、 命题和结论， 反而使许多问题的探讨流于空泛和 简单。对一些大的社会问题来说， 这非常有效， 但是 对于一些微观的东西， 作者则有点力不从心。这种倾 向性使得小说朝着社会批判主题的方向单一发展， 束 缚了主题的多向延伸。 其次， 这种设置使小说形成一个先天的内在道德 结构， 作品中的 “村庄” 形象往往成为一个巨大的道德 象征， 用它独特的形象——封闭、 苦难、 残疾、 被遗弃， 但却充满原始乌托邦的温馨与梦想——压迫着与之 相对的外部世界， 从而使小说充满了截然分明的道德 判断。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蕴一开始就被清楚地 展现出来， 耙耧山脉是 “被损害的和被侮辱的” 政治、 ， 社会和文明代表着某种侵略性的势力破坏了这一天 然的道德性存在， 因此， 当村庄在遭遇政治和文明时， 它所得到的必然是失去和被伤害。我们不需要更深 层次的思考去阅读， 就可以非常明晰地知道作者要表 达的是什么， 这使得作品极易披上简单的乌托邦想象 77 ２ ００６ ?文 艺争鸣?评论 ?５ 的外衣， 而其内部叙述的复杂性则被忽略掉， 这也是 批评者常常批评阎连科小说单薄的原因。 这种道德结构也使得 “村庄” 根本无法成为一个 开放的未来性的存在。作者的所有情感都倾注在这 片土地上， 它不单是一个村庄， 还是作者的理想、 希望 和爱的寄托地， 是人类灵魂所深深热爱的大地、 原野、 母亲的原型和象征， 更是作者对现代性世界批判的起 点， 这种情感形成一种深刻的道德感被作者赋予在了 “村庄” 之中， 因此， 村庄的 “封闭” 在此是为了保全理 想和情感， 他不能使其道德界限模糊。这样一来， 作 者就很难从正面去想象 “村庄” 的开放， 很难去叙述外 部世界对村庄的积极影响和浸透， 因为这对阎连科来 说， 是一种背叛。这也是作品中之所以呈现出于对立 的价值判断的深层原因。这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 使 “村庄” 的内在结构呈现出绝对的静止状态， 村庄以 自己超稳定的道德力量和潜在的道德谴责使所有的 发展、 演变及日常自然的融合都成为破坏性的和负面 的东西， 并且， 最终， “村庄” 这一 演化为一种道德象征 成为作者唯一所赞同的和向往的， 虽然这可能并不是 作者的初衷； 其二， 它影响了小说人物塑造和故事的 深度。在这种严格的道德界限下， 人物多成了符号化 当作家对语言游戏过于倾心时， 会带来小说本 质倾向的变化。 “说”的强烈欲望和对自我想象力 的盲目信任已经严重毒害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从 中也能感受到高密东北乡所蕴含的某种可怕和彻 骨的寒意。 《四十一炮》 并不是如莫言所说的 “诉说 就是目的” 它仍然携带有小说精神所关心的东西， ， 如社会现实问题， 人性乃至于生活本身等， 罗小通 的存在似乎是一个反讽性人物， “吃” 以 来面对这世 界的荒谬和丑恶， 但是， 在语言不断膨胀的过程中， 在对自己语言本领的沉醉中， 作者逐渐失去了控制 语言的能力， 语言如毒瘤一样， 挂满枝头， 至于小说 这棵树本身的形态， 已经看不见了。语言最终凌驾 于小说其他因素之上， 消解了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悲 伤和荒谬， 消解了小说所描述的生活和社会漏洞给 人带来的巨大震撼。而去除了语言的盛宴之后， 我 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变化的 “高密东北乡” 形 象， 故事、 人物甚至所揭示的社会主题都非常俗套、 陈旧。 语言在莫言那里逐渐成了一柄双刃剑， 在成就 他的同时， 却也开始从根本上毁败他和他的高密东 北乡。而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状况， 有一个不能忽视 的原因， 就是莫言过分依赖并器重语言的感性化。 他甚至毫不讳言他要完全回到一种民间的叙述， 去 除那些思索性、 议论性语言。应该说， 莫言是一个 以感性取胜的作家， 在感性这一点上， 他是无与伦 比的， 语言的感性、 思想的感性和充满感性的体验 视角， 乃至于他对高密东北乡的 “故乡记忆” 都赋予 了莫言小说最独特的价值。但是， 莫言过于信任和 夸大他的感性了， 《红高粱》 充满个性和张扬的 “生 命力” “酒神精神” 和 的全面胜利使他对他的感性充 满感激， 他以后的小说都在朝着感性的自由、 狂放 扩张发展， 他有能力把高密东北乡写得阔大、 无边 无际， 充满着丰饶、 腐败、 死亡、 再生等各种互相交 错的意象， 他有能力把一个故事讲得美轮美奂， 华 丽无比， 他有能力把一个场景写得细致无比， 使你 震撼、 恶心、 欢乐或其他， 可以说， 现代汉语在莫言 这里， 被得到最大限度的组合、 利用和生发。 可也仅止于此。感性语言本身有它自身的局 限性， 它的描述功能很强， 却难以表述本质的东西， 作者的故事、 语言总会陷入大量的重复之中， 反复 78 的存在， 形象过于单一， 单薄， 很难具备思辨性。 其实， 作者并没有放弃描述耙耧山脉内部的愚昧、 落后和人 性的卑劣， 但是， 这些批判仅仅局限在耙耧山脉内部， 一旦面对外部世界， 它们则明显地占据道德优势， 作 者对其的批判意味要远远低于外部世界， 这一倾向性 明显地局限了小说人物及事件意义的延展性。 高密东北乡： 语言的盛宴与感官世界 可以说， 莫言小说的 “地理世界” 最具备如韦勒 克所言的 “独特的世界” 的特征，《红高粱》 丰乳 从 、 《 肥臀》 《四十一炮》 生死疲劳》 莫言逐渐经营出 到 、 《 ， 一个完整、 系统的 “高密东北乡” 形象， 它以独特的 地理空间、 语言方式、 人物形象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使莫言小说充满了象征力量和神秘的个性。而语 言是莫言最大的个性， 那种充满生命力、 想象力的 感性语言， 充满狂野、 自由和张扬之气的语言为中 国小说带来了生机， 同时， 也使莫言的 “高密东北乡” 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富蛊惑力的 “地理世界” 。但是， 阅读莫言近几年的小说， 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这 一世界开始变得莫名其妙， 杂草丛生。 梁 鸿?当代文学视野中的 “村庄” 困境 性、 循环性的表述， 故事的意义容易被封闭于故事 之内， 很难外溢。语言始终在感性里面打转转， 叙 述的华美和丰盛很难产生意义， 而审美也因这无边 无际的 “语言所指的延迟” 而变得疲劳不堪， 思想很 难从这具体、 密集、 繁杂的感觉中挣扎出来， 社会的 漏洞、 生命的复杂存在、 中国文化精神的多义和暧 昧都在作者不加节制的描述中逐渐被淡远， “高密 东北乡” 只剩下一堆堆茂盛无比的野草， 由于未经 有效组合而显得芜杂、 繁乱， 这一切反而使他小说 意义朝着单一的方向发展。而理性意识的缺乏 （它 甚至是莫言有意的摒弃） 使得作者对他所涉及到的 许多问题， 比如所谓的 “民间精神” 、 “个性” 、 “民间 物象” 等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因此， 在阅读莫言 的小说时， 常常觉得， 许多句子只是一种华丽而又 无意义的排比、 组合、 重复， 语言的不断衍生和对感 觉的过于铺张使得意义离作者越来越远。语言开 始背叛莫言， 背叛他的高密东北乡， 飞扬跋扈， 为所 欲为。 在 《檀香刑》 的后记中， 作者写道，为了适合广 “ 场化的、 用耳朵的阅读， 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 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 浅显、 夸张、 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 曾经 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 渐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 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 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 《 大概是 一本不合时尚的书。 《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 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 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 到位。 ”莫言在这段话隐含着几层意义： 第一， 他试 图让小说回到民间世界， 从更深意义上讲， 回到中 国文化形式的深处， 依循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重新 寻找小说的意义并定位小说的位置， 小说始终是 “小 说” 而不是 ， “大说” 这是对把主题意义看得过于重 ， 要的当代小说观念的一次反抗； 第二， 作者试图摆 脱五四启蒙话语语式， 回到纯粹民间的语言艺术中。 他的这种流畅、 浅显的叙事方式和韵文的语言方式 完全借鉴于中国民间艺术， 用书写的形式来传达出 说唱艺术所具有的口语化和狂欢化， 同时， 用民间 语言方式来表现民间世界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 民间精神的特征。其实，檀香刑》 《 的意义也正在于 此。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当代小说太模仿西方小说 了， 过分的认同常常导致自我的丧失， 中国小说正 面临着意义空洞而贫乏的时期， 思想， 尤其是那种 脱离中国文化思维的空洞思想， 已经无法支撑起中 国小说走向更宽广和富于涵义的道路。而对于莫 言这样的小说家来说， 他的小说之根和思想之源使 他能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文学给中国文学所带来的 困扰， 当代文学需要改变， 需要重新回到中国语境 和中国精神之中。 但是，高密东北乡” “ 到底能不能承担起如此的 重任？或者说， 它自身， 包括它的存在形态、 表达形 式能否传达出作者对现代小说的精神期待？从另 一角度来思考， 究竟什么是中国精神、 中国风格？ 作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 情感和思维向度来面对 古老、 原始、 充满歧义的中国精神？难道仅仅是一 种再现？把残酷的、 落后的、 暗淡的中国精神以一 种欢乐、夸张甚至于赞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另外， 就语言而言， 对于在现代汉语语境成长起来的莫言 来说， 能否回到纯粹的民间语言？这种简单模仿民 间语言资源的形式能否传达出“民间精神” ？即使 是真的回到 “高密东北乡” 的内部， 回到民间说唱艺 术之中去， 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民间精神 世界吗？它是张扬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对民间精神 的穿透力， 还是相反？而最为根本的是， “流畅、 这种 浅显、 华丽” 的叙事风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 “民间精神” ？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携带着作家个人 的思想和精神指向？ 实际上， 莫言所宣布的 “后撤” 还并不是问题的 本质， 真正的问题是， 语言背叛了莫言， 并使之偏离 了他构筑 “高密东北乡” 的最初意图。莫言已经无 法控制语言， 不是他在说话， 话在滔滔不绝地把他 出卖。无论莫言有多么好的愿望多么好的企图， 其 结果， 传达给读者的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从 《檀 香刑》 、 《四十一炮》 可以明显地感受出这一点， 中， 他被他那种 “无限延迟的、 华丽而又空洞的狂欢化 语言” 给毒害了。评论者总是把对莫言某些极致描 述给人带来的冷酷感归结为读者精神的脆弱和理 解的狭隘， 实际上， 读者无法接受 《檀香刑》 行刑的 描述， 并不只是因为情节本身的过于残酷和莫言对 这些细节本身过于精细的描述， 而是因为这残酷背 后， 太明显地流露了作者的津津乐道、 得意和深深 的陶醉感。“欢乐” “残酷” 用 用 表现 ，“轻” “重” 表达 ， 本是当代小说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 当语言的快感 79 ２ ００６ ?文 艺争鸣?评论 ?５ 完全控制作者的时候， 语言的隐喻意义也掩盖了作 家对词语的重新体验和认识， 这种滔滔不绝的叙述 只能显示作者立场的丧失和内在精神的冷漠和自 私。作者特意的 “撤退” “客观” 和 在某种程度上却 是在为中国精神中残酷的文化传统唱赞歌。换言 之， 莫言本想往更为民间、 更为感性， 也更为宽阔的 中国生活撤退， 却陷入了语言的圈套， 把他的思想、 精神弄得歧义丛生， 小说被染上 “调情和游戏” 的色 调，高密东北乡” “ 也由此而成为时代精神最暧昧难 辨的地带。 吕梁山脉： 口语与独白 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丰富。 ”对于一个作家 来说， 一种语言形式的变换实际上是整个思维方向 的转向。作者隐匿了自己知识分子叙述者的身份， 用吕梁山脉的语言方式和叙述方式来阐释世界， 这 样一来， 他们的道德、 伦理和行为方式就拥有了真 切的理由， 他们的内心生活也以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呈现出来。 独白即诉说，它既是面对具体的世界和人的， 同时， 又没有实际的指称， 不会遭遇 “现实对话” 所 出现的截流和扭曲， 因此， 它可以完整地表达出独 白主人公对世界的看法。而对于吕梁山脉来说， 人 物的内心独白无疑让我们听到那遮蔽在历史深处 的底层话语和底层的存在形态。刘主任、 天柱、 苦 根儿、 暖玉、 拐叔， 面对历史、 文明， 他们第一次张开 嘴， 开始说话。毫无疑问， 他们对自身的处境和对 世界的阐释角度都是不同的。 “当每一个都从自己 的视角出发讲述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千 差万别的世界。 ”的确如此。矮人坪村虽然面临着 文革的阶级斗争风暴， 但是， 他们心中所想的却是 暖玉， 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理解文革并选择自己的 行为。而刘主任也只是拿着自己革命的功劳簿来 满足自己对暖玉的热爱，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可告 人的隐秘。但是， 所有这些视角综合在一起， 作者 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并无意外的世界，或者说， 这一世界的形象并没有超出我们通常对历史的认 识和对文明的理解力。每个人的言说虽然有所不 同， 却并没有构成质的差别， 或者说， 他们的世界观 仍是一致的， 只是言说的方式不一样罢了， 他们每 一个人的独白并没有给出新的有启发性的阐释。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无风之树》 口语 “ 化” “独白” 和 的意义。应该说， 李锐是较早试图运 用口语来表述底层世界存在的中国作家。作者摒 弃了惯用的知识分子话语，进入到底层世界内部， 以它们的语言形式展开对吕梁山脉的描述， 在这里， 口语不再只是细节上和对话上的，它是本体性的， 以自己的语句逻辑和结构特点， 以自己的存在形态 直接呈现出方言世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处境。吕 梁山脉的语言是极其贫瘠的。它们无法支撑起矮 人坪人对世界的表述， 因此， 在最急切的时候， 他们只 能用 “呜哇哇…呜哇哇…” 这些无法指称的语气词来 如果说阎连科用封闭的村庄来勾画他的 “耙耧 山脉” 莫言用语言的盛宴来展示 ， “高密东北乡” 的 个性和生命境象， 那么， 李锐则用一种完全内倾性 的方式来塑造他的吕梁山脉。吕梁山脉， 浑黄色的 山脉、 浑黄色的原野和浑黄色的中国农民， 它们的 形象本身就具有中国的原型特征。“行走的群山” 在 系列中， 小说语言的组合与过滤， 故事的筛选与重 80 构， 文体的风格、 速度、 厚度， “吕梁山脉” 都与 的这 一基本形态有关。在时代政治和乡村伦理逻辑的 夹缝中， 吕梁山的矮人坪村成为一个被迫敞开的存 在， 并且试图以 “自己” 的语言出现在人类文明的羊 皮纸上。 作者在 《无风之树》 的后记中写道： “我不希望 吕梁山脉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 或者 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当吕梁山作为 小说中的名称而出现的时候， 它应当具有无可置疑 的丰富的文学内涵。吕梁山不应当仅仅是我提到 过的一座山脉的名字， 不应当仅仅是山西的一座山， 甚至不应当仅仅是中国的一座山。 ”作者的确达到 了他的大部分目的，吕梁山脉” “ 在小说中并不仅仅 是一个 “地理名称” “地域文化的标志” 它涵盖了 或 ， 中国最沉默阶层的生活状态， 也寓言式地隐喻了中 国民众的存在境遇。但是， 怎样的 “文学内涵” 才是 “无可置疑的丰富” ？在这里， 李锐其实是对自己用 口语和独白的方式直接进入吕梁山脉内部的一种 肯定。他认为自己 “从原来高度控制井然有序的书 面叙述， 到自由自在错杂纷呈的口语展现的转变中， 梁 鸿?当代文学视野中的 “村庄” 困境 诉说， 应该说， 这是文学史上最有力的倾诉， 痛苦、 悲伤、 愤怒和无法命名的仇恨都在这 “呜哇哇” 中显 示出来。但这也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作者虽然让 我们感受到了吕梁山脉的愤怒和无言的痛苦， 却只 是感性的， 很难达到一种升华或者飞跃。矮人坪对 世界的愤怒是极其单纯而混沌的。当作者完全用 口语和独白形式来展示他们的世界时， 几乎无法使 用思考性的、 理性化的语言， 吕梁山脉感性、 混沌的 语言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在世界的声音， 但同时， 能 指话语本身的混沌容易造成所指的模糊、 复杂， 这 给小说意义的扩张带来一定的障碍， 在某种程度上 也导致了 “吕梁山脉” 存在处境呈现出单薄的形象。 这一点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 《万里无云》 里更加 明显地显现出来。 韦勒克在 《文学理论》中这样论述文学与思想 的关系， 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 织在一起， 成为其组织的 “基本要素” 质言之， ， 只有 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 为象征甚至神话时， 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 题。 阅读李锐的小说，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就 文字而言， 可以说李锐的小说中几乎没有直白的议 论或对他所要阐述的思想的分析，他的所有文字、 语言都是纯描述性的， 但是， 当我们以整体的体验 重新回到吕梁山脉的那一村庄时，却明显地觉得， 小说过于抽象了， 或者说， 小说的理念和思想过于 强大， 远远超出了小说 “肌理” 所能承受的重量， 没 能真正成为小说的 “肌理” 更无法成为其 ， “基本要 素” 最终， ， 小说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呈现出明显的分 裂趋势和不均衡状态。这导致了人物的单一性和 扁平性， 同时， 也使得吕梁山脉显得非常被动， 只是 一种反映式的， 而非生成性的存在。因此， 我们很 容易从 “吕梁山脉”支离破碎的内心独白中找寻到 某种时代话语和作者批判的指向， 甚至有一种对号 入座的感觉， 刘主任、 苦根儿和天柱分别代表了时 代的几类人物， 也抽象地代表了时代最普遍的精神 特征和吕梁山脉最普遍的生存处境， 每一个人物的 形象都没有超出日常的判断之外， 也没有带给读者 任何意外和震惊的感受。 李锐近几年反复提到重建 “语言自觉” “汉语 和 主体性” 的问题， 他认为只有实现 “语言的自觉” 才 ， 能表达出人的存在的丰富性， 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 他开始思索 “书面语” “民间口语” 和 对文学的意义， 《无风之树》 《万里无云》 和 的口语倾诉正是李锐的 一次尝试。但他自己也说，我用直接的口语， “ 实质 上并非是当地农民的真正的口语， 这是我创作的口 语， 我真要用当地农民的口语写小说谁都看不懂。 ” 我们姑且不论 “我创作的口语” 在多大程度上传达 出了吕梁山脉的整体气质， 这同时也意味着， 民间 口语在某种意义上仍只是作家的一种表述形式， 李 锐所传达出的 “吕梁山脉” 仍然是经过作家删减和 修改过的， 那么， 被删减掉的那一部分 “吕梁山脉” 又是什么样子呢？一种叙述就意味着一种语境和 历史处境的呈现， 一种语言方式也意味着一种生命 方式， 在选择和排除的过程中， 什么样的生命形式 被永远 “遮蔽” 起来了呢？也许， 这正是李锐产生 “语 言的焦虑” 的原因所在。 “汉语主体性” 的保持永远 只对使用语言本身的人有效， 一旦成为 “作家—表 述者” “主体性” 那必然意味着 的 ， “被表述者” 的主 体性的某种失缺。 其实， 这并不是李锐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当 作家真正试图构造一个完整的 “地理世界” 并且希 ， 望能通过这一 “地理世界” 来隐喻出他对世界、 文明 和人类的感知时， 尤其是， 当他的 “地理世界” 在历 史处境中从来就处于失语地位时， 他必然要面临一 个 “表述” 的问题。如何运用汉语言文字这样一个 属于文明的符号来传达那些一直被文明所忽略的 存在， 怎样的表述才能最深刻、 最真实地揭示他们 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这可能是整个当代文学所正 在并仍将面临的困境。 （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