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燕归巢许嵩伴奏mp3:贵州史述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22:07:35
身为贵州人，在与省外人士交往时，常会遭遇一些尴尬的情景，时常会有外省朋友问“贵州在云南省（或四川省）的什么地方？”“贵州的省会是遵义吗？”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更有甚者，他们对贵州的认识还停留在“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陈旧印象上，在他们眼中，贵州已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我想，部分外省人对贵州存在偏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贵州的历史，但扪心自问，作为贵州人，我们自己对贵州的历史文化又了解多少？至少我自己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每与朋友论及这个话题也曾感到困惑。历史上的贵州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说贵州的历史文化真的是一片荒芜、一无是处吗？带着这个问题，我广泛查阅了有关书籍、资料，力图拂去历史尘埃弄清贵州历史的“今生前世”，并以此为主题与大家共同交流和探讨。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贵州建省虽然只有500多年（594年），但是从文献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贵州在殷周时期称为鬼方。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大部分属于牂牁国，其政治中心叫夜郎邑，东部叫黔中，与中原有交往。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牂牁国衰亡，夜郎国在它的北部兴起，今贵州的大部分地方属夜郎国，东部为秦国的黔中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夜郎国慑于秦的威势，接受了秦的统治。秦在夜郎国内设郡县、置官吏，当时贵州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和象郡管辖。秦始皇曾把眼光略微看向贵州，派“常”在夜郎地区修筑“五尺道”，从四川进入贵州，这是在贵州修筑大道的最早记载。但这条道路未完成，而且只是从黔西北边境擦肩而过。秦末农民战争爆发不久，夜郎国又独立，并进入全盛时期，形成“大夜郎国”，独立于西汉之外，割据统领一方。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人出使夜郎，夜郎国接受了汉朝中央的统治，西汉在夜郎地区继续推行郡县制，设立牂牁等郡，但仍保留夜郎王。同时派唐蒙开辟夜郎道（也称南夷道），从四川宜宾经贵州西部平夷（今毕节）至牂牁江（北盘江）到南越（今广州）。这条路把夜郎与巴蜀、北盘江与两广联系起来，打开了中央王朝从巴蜀经夜郎到南越的西南通道。现在桐梓县境内有个蒙渡桥，相传就是后人为纪念唐蒙而命名的。唐蒙称得上是2100多年前为贵州山区修路的第一位“交通厅长”。
公元前111年，夜郎王“竹”降而不顺，汉武帝派军队灭且兰（今福泉市）、伐夜郎、斩杀竹，夜郎国开始衰落。当时西汉在牂牁等郡实行“土流并治”，所设边郡与内地郡县有别，既设郡守、都尉、县令等官，又封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郡县设立以后，为保证驻守官吏及军队粮饷，采取“募豪民，田南夷”政策，招募“三蜀大姓”在夜郎地区屯田，并招徕游民、发罪人以“实边”，这些措施，把中原及巴蜀文明带进贵州，促进了贵州的开发，牂牁地区与外地的交往日渐增多。
公元前25年，夜郎国被灭亡，郡县制在夜郎地区最后确立。 东汉以后，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较长时期实行羁縻与郡县并行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中，由于中原战乱，分裂割据，中央王朝无力经营西南，贵州与外地的交往骤然减少，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当时，把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全境、贵州大部分及广西北部边缘地区，叫做“南中”。盘踞南中地区的豪门大族，史称“南中大姓”，他们与西南夷土酋联合起来，自雄一隅，独霸“南中”。其中盘踞在今贵州境内的有“龙、傅、尹、董及谢氏”等大姓。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领兵，“五月渡沪”，分三路进入云南，平定“南中大姓”的反叛，蜀汉曾一度控制黔北。平定“南中”后，诸葛亮维持“牂牁大姓”的统治，采取“不留兵，不运粮”、“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南北朝时期，爨（cuàn）氏独霸“南中”，彝族先民“东爨乌蛮”活跃于滇东北及黔西北一带。 在此400年中，郡县制度虽未废除，但因时局动荡，行政区划时有变迁，苗瑶、百越、氐羌几大族系先后进入贵州，与古老的濮人错杂而居。这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在经济、文化上广泛交流，但经济发展迟缓。《华阳国志》载：牂牁郡“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 隋朝统一中国后，在黔北建立了明阳、牂牁二郡，但仅存在38年，统治并不深入。 唐朝（公元618—907年）建立后，唐承隋制，但改郡为州，全国划分为15道，道下设州。 州有经制州和羁縻州之别：经制州由朝廷吏部委派刺史治理，“官不世袭、职不常任”，“编户齐民”，实行赋税之法和徭役制；羁縻州多设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由朝廷封赐土著首领为都督、刺史，子孙世袭，定期朝贡，人口、赋税“不入版籍”，朝廷往往对其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政策，关系比较松散，有点类似现在的邦联制。唐在今贵州地区设牂州、黔州、矩州、播州等，推行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的制度，乌江以北地区多属经制州，由朝廷派遣官吏治理，直接控制户籍、田亩；乌江以南有数十个羁縻州，由各地土著首领统治。而黔西北的彝族东爨乌蛮各部则与王朝保持“藩属”关系。自唐天宝以后，南诏（今云南）崛起，时反时和。在唐朝与南诏的长期争战中，贵州成为双方争夺的地区之一，播州（今遵义）一度被南诏占领、统治。 唐僖宗初年（公元874年），河北人杨端响应朝廷的征募，率军队攻取播州，从此统治播州长达700余年。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自唐朝灭亡开始，至宋朝统一中国本土为止。本时期分成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907年－979年）。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朝藩镇割据和晚唐政治的延续。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中原政权；十国是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几个割据政权，十国乃称其“大”者，实际上还有不少割据政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979年灭北汉，自此基本结束了自晚唐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
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矩州土著首领普贵归顺朝廷，土语“ 矩”与“贵”同音，朝廷在给他的敕书中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这一名称始见于文献。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朝廷为思州土著首领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贵州”才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当时的“贵州”仅限于今贵阳一带。 元朝时期，贵州分属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元朝在今贵州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唐宋以来羁縻政策的一种变形。所谓“土司 ”，是指由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宣慰使”等官职。当时，在今贵州地区有大小土司300余个，大者称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小者称为长官司，分散的若干部落和村寨则联合成为蛮夷长官司。 明朝建立后，贵州的发展进入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云南仍在元朝所封的梁王统治之下，不肯降服。朱元璋在全国形势稳定之后，决心武力统一云南。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派遣征南将军傅友德领30万大军进军云南。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并不放心，他说“如蔼翠（明朝贵州鸭池河以西的黔西北地区土司称水西，蔼翠是水西彝族领袖，即著名的奢香夫人的丈夫）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强调要长久控制西南，巩固云南边防，就必须稳定贵州，随后派重兵驻扎贵州。 驻贵州的军户大都来自中原、江南、川陕等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这些人进入贵州后，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而且兴办儒学，形成了学校网，对贵州教育普及起到很大作用，逐渐形成屯堡文化，如安顺的云山屯明代文化遗址，至今还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人。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开始在贵州建立都指挥使司管理军事，这是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的省一级军事机构，贵阳成为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经过30多年的经营，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成为明朝十三个行省之一，贵州的地域范围也相应扩大。因此可以说，贵州是先建立“省军区”，过30多年才建立“省政府”。
贵州建省时，明朝对贵州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土司统治地区改为流官统治。即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流，设立思州、思南等八个府。以后又逐渐建立都匀、安顺、贵阳、遵义、平越、大定（今大方县）、兴义等府。 清朝建政后，继续进行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即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 “改土归流”以后，清朝廷对贵州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建置采取了较大的调整措施：一是在全省普遍推行府、州、县的行政建置，官吏由朝廷委派，同时在基层实行乡、保、甲的基层政权制度；二是于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将四川统属的遵义府和乌撒府（今威宁县）划归贵州，又将红水河以北原属广西的贞丰、荔波以及湖南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至此，贵州现今的行政区划基本形成。 （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1913年，贵州地方政区进行了一次调整，清末设置的府、州一律改为县，至1930年全省有县81个，县以下划分为区、乡（镇）。 1935年，国民党中央改组贵州省政府以后，在贵州省下设11个行政督察区，分管各县。1941年设立贵阳市，并在花溪设贵筑县。1930年4月至1936年10月，红军进入贵州期间，建立了黔东特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后迁毕节县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革命政权。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在遵义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1949年11月15日贵阳市解放，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从此，贵州进入了历史新纪元。
二、贵州省名和贵阳名称的由来
贵州古为牂牁地和夜郎地。在唐以前，贵州地域的郡或者州的名称，从没有出现过贵州或者贵阳的称呼。 唐朝时期，在贵阳地区增设了矩州，因为其南面有河流形状如矩形而得名。矩，古音贵，这成为贵州词语的最初起源。 五代十国战乱，矩州被土著石人部落控制，到宋太祖时候（公元974年），土著首领率矩州归顺大宋，由于土语“矩”读“贵”，宋朝廷就说了：“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于是贵州这一名称，从此开始出现。但是这个时候的贵州，实际上指的仅仅是今贵阳地区。 公元1413年，明朝在贵州设置贵州布政司，贵州成为省级单位，治地在贵州城（也就是贵阳地区）。明成化初年，史料中开始出现“贵阳”的记载，但直到1569年，才正式更名为贵阳——因为在北面贵山之南而得名，以后历朝历代承袭。 由此看来，贵州之名先于贵阳，贵州最初为矩州，是称呼贵阳地区的。直到明朝，贵州才成为如今贵州省地域范围的称呼，到了明朝后期，“贵州”和“贵阳”才彻底分开，有了各自的地域含义。
三、贵州省和贵阳市简称的由来
贵州东北部秦时属黔中郡，唐朝以后设黔中道，建黔州，设黔州都督府。 贵州的历史总离不开一个“黔”字，代代相因，直至贵州建省，这就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另一种说法是因境内有黔灵山、黔灵河，故简称“黔”。取全称中的“贵”字作为简称，是因境内有贵山，故简称“贵”。 贵阳市之所以简称“筑”，最普通的说法，是因贵阳地区盛产竹子而得名。近代史家柴晓莲先生认为，贵筑县原称“贵竹”，“贵筑”是由“贵竹”演变而来。明朝时，地方志中还有关于贵州产竹的记载。至清末、民国初年，文人中还有人自称“贵竹”人。王阳明有“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的诗句。所以“筑”是由“竹”演变而来。
四、古夜郎国之谜
讲贵州历史，实在应该讲讲夜郎，因为贵州长期以来一直背着“夜郎自大”的包袱。 夜郎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 古代夜郎，有广义和狭义两个不同概念。广义的夜郎，包括除黔东北一部分地带之外的今贵州全部地方，还包括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边一部分。狭义的夜郎，具体就是指夜郎国，包括今贵州毕节、安顺、兴义、六盘水，云南昭通、曲靖，四川宜宾地区和广西西北部凌云一带，即所谓大夜郎国。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话便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可见夜郎国在当时西南夷中是最大的国家。据考证，夜郎属于“耕田，有邑聚”的类型。“耕田”，就是以农业为主，有耕田。“有邑聚”，就是已形成人口聚居的村落或城镇雏形。所以，夜郎是有城镇的农耕社会，是西南夷各类型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种。这个夜郎文化是贵州古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源头，在当时，虽然比黄河长江流域落后，但在西南地区，它的发展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夜郎之名第一次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史料记载，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沅水，出且兰（今贵州福泉），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 汉朝时期，随着夜郎道的开通，朝廷开始在贵州设郡县，由近及远，逐步变羁縻为直接控制，派遣郡县守令。西汉中央政府还颁发给夜郎王王印，把贵州纳入中央统一领导体制。 但那时夜郎与中原的联系、交往很少，以至于夜郎国的国王曾问汉朝使臣道：“是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呢？”此后，“夜郎自大”就成了妄自尊大者的代名词。但是夜郎国的疆域、中心区域究竟在哪里？史书上无确切记载，目前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在今安顺、桐梓、六枝、望谟、惠水、长顺和三都等地；广西、湖南以及云南宣威也认为在自己的区域内。夜郎的主体民族是谁？目前有苗族、彝族、布依族和仡佬族四种说法，尚无定论。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学界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原始社会的末期、奴隶制社会的早期、封建社会早期、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夜郎存在多长时间？由于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史书有明确记载，所以，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300年左右。但是，它建于何时？仍然没有获得统一认识。
夜郎国灭亡于西汉末年，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记载了这段历史。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与其南方的小国发生争斗，由于不服从汉王朝派来调解的官员，且多有非礼行为，于是汉派遣在西南夷地区颇有威望的地方长官陈立出任牂牁郡守进行调停，夜郎王兴仍不服从。陈立简装轻骑，直入夜郎腹地，斩杀夜郎王。夜郎王的岳父和儿子胁迫周边22邑反叛，被陈立智取，夜郎国灭亡，从此不复见于历史。
夜郎灭亡300多年后，西晋在今贵州北盘江上游地区设置了一个夜郎郡，一直存续了200多年，至南北朝时才废掉。又过了约300年，唐朝曾在今贵州的石阡、正安，湖南的新晃等地先后设置过夜郎县，这期间，还曾将贵州桐梓一带的珍州改为夜郎郡。李白当初被流放的夜郎，便是这个夜郎郡。
五、贵州长期落后的历史原因
贵州有着自己悠久光辉的历史，但我们也应该有勇气承认，贵州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与中原及邻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是由历史、地理、社会等诸多因素长期形成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长期游离于中央政治体制之外。在贵州历史上，夜郎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西南地区还比较先进。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对贵州曾有一定影响。贵州也出现过像尹珍那样到中原拜许慎为师回贵州兴学的文化先驱。然而这种趋势没有得到进一步推进。因为贵州曾出现一个长达400多年与中原联系的断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西南。当时，贵州的“南中大姓”只顾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使贵州的发展步伐减慢，与中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唐代，又逢唐与南诏的战争，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开发，也推迟了历史的进程。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但因战事频繁，三省在贵州往来用兵，加以土司林立，贵州经济文化未得到正常发展。总之，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一千七八百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原王朝开发圈之外、主流文化圈之外，分合无定，丧失掉许多时间和机遇。
省会贵阳从元朝建立顺元城算起，到现在不过700多年。刚建城时是一个土城，面积仅1.25平方公里，北门只及今天的省府路。经过103年，朱元璋平定云贵时，把土城改为石城，北门扩展到今喷水池一带。直到1949年贵阳解放时，贵阳城市面积才6.8平方公里，从顺元城算起，经历670年，平均每100年才增加城市面积一平方公里。不说与中原古都相比，就是与周边省会城市也不可比：成都战国时设治，就成了地方政府所在地，三国时更成为蜀汉的国都，建城史达2000多年；重庆在秦时已是巴郡治所；长沙在秦时为长沙郡治；昆明在汉代已是一个县治，都有2000多年历史。南宁，唐代设州县治，也有1000多年历史。贵州省会城市出现晚于周边省会城市一千几百年，反映出贵州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明朝贵州建省时，向国家缴纳的赋税不及江南一个县，省财政还不够发官员的工资，财政开支曾经靠四川、湖广“协济”，相当于现在的“财政转移支付”，历史上许多人不愿来贵州当官。
二是地理环境的制约。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首先，贵州地处边远，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区密切联系。其次，贵州是个山区，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平地少山地多，土地贫瘠，缺乏水利灌溉等，自然条件处于劣势，无法与平原及水乡相比。再次，在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历史条件下，贵州在能源、矿产、森林、旅游等资源上的优势，很难加以开发，这种潜在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现实的财富。
三是社会结构封闭。贵州土地长期归土司所有，土地不得买卖，人口不准流动，人们世代被束缚在土司领主土地上，生产力受到极大束缚。大小土司划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造成若干封建壁垒，阻碍经济文化交流。这种落后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使经济社会长期停滞，发展缓慢。
四是人文与政治环境保守。贵州历史上人文和政治环境与主流文化的中心地区相比，相对封闭保守，不利于新事物和人才的成长。贵州在主流文化圈和政治中心圈内，基本上是被忽视的，与发达地区根本无法竞争。历史上有些人才在贵州往往难以施展拳脚，而离开贵州后则能干成大事。贵州清末学政严修，在贵州首创经世学堂，改革教育。这是贵州近代化运动中一件值得自豪的大事。他上奏折开经济特科，拖了好多年没有着落，经世学堂开办时间不到一年，培养学生不过40余人即无法维持。他回到家乡天津后，政治环境不同，有朝廷中支持新政的大臣面奏光绪皇帝，经济特科得以批准实行。他又在河北全省大办学堂，后来创办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这类事例历史上不少。时至今日，封闭的人文环境，对人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还有很大影响。
六、历史上贵州的文化（文明）发展
如果不把当代史包括在内，贵州历史可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没有文字记载的一段称为“史前时期”，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个历史阶段是极其漫长的，从贵州看，大约有20多万年。第二阶段，从春秋战国起，贵州的史事稍见于史书。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至民国，这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有两千五六百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以为贵州自古是“不毛之地”、“历史空白”。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才知道，贵州“旧石器时代”的文明程度是较高的。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是我国长江以南最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化遗址, 它与北京周口店文化、陕西西侯度文化并列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重要类型之一。桐梓岩灰洞文化遗址，是南方少见的遗址之一，是长江以南地区最先用火的地方。贵州考古发现表明，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过去不仅外界不了解，我们自己也不了解。我想至少贵州人应该知道黔西观音洞等古文化。
明朝以前，贵州的教育发展缓慢。建省以后，各府州县相继建学，贵州有了正式官学，而且有了一套专管教育的机构。至清朝全省府州县甚至乡也相继建立了学校。明、清两代贵州的书院与官学同时发展。王阳明贬谪到贵州，在当地讲学，促进了贵州书院的发展。贵阳的文明书院、修文的龙岗书院，都是王阳明讲学之所。据统计，到清朝乾隆、嘉靖时，全省有书院133所。
随着教育的发展，朝廷开始在贵州单独设乡试。本来贵州没有资格在省城设乡试，没有授予举人的资格。贵州士人要远道去湖广、云南参加乡试；在外省中举人后，才能晋京参加会试，考进士。这大大限制了贵州人才的成长。清嘉靖年间，在京当官的贵州思南人田秋奏请朝廷在贵州单独开科设乡试，获得朝廷批准，从此贵州才有了设科乡试的资格。此后，贵州出现了“3000举人、700进士”的盛况。清朝时期，贵州还出了“三状元一探花”。 贵州的近代化运动，以光绪12年（公元1886年）筹建镇远青溪铁厂为标志。这个厂的全套设备从英国引进，规模较大，在当时国内是少有的，比张之洞在湖北兴建的汉阳铁厂还早三年，可惜投产五年后就停产了。
在清末变法维新运动中，在改革教育、兴办新学方面，贵州并不落后。贵州人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教育开端。他提出的办学堂、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出国留学六条建议（史称“一经五纬”），是近代教育改革的纲领。在这前后，贵州学政严修于光绪23年(公元1897年)把贵州学古书院改成“经世学堂”，与湖南著名的“时务学堂”同年，是我国最早一批新式学堂之一，从这里培育出了贵州第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此后，光绪、宣统年间，贵州掀起了办新学热潮。贵州巡抚林绍年首倡派遣留学生，上奏朝廷，于光绪31年(公元1905年)全省先后派出151人到日本考察学习，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贵州近代化运动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康、梁“公车上书”签名的603人中，贵州举子就占96人，仅次于广西，这反映维新思潮在贵州高涨。到了辛亥革命，贵州成了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全国排名第八。后来，在讨袁护国运动中，贵州也居运动的前列，在近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贵州荔波人邓恩铭，就是中共“一大”十二位代表之一。后来还出现了王若飞、龙大道、周逸群、周达文、旷继勋等贵州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地下党在贵州坚持长期斗争，也留下了光辉的历史纪录。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创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三所大学；迁入了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私立大夏大学、之江大学等十多所大专院校。这个时期，贵州省荟萃了享誉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名流。贵阳文通书局发展成全国七大书局之一，它集中了竺可桢、苏步青、茅以升等上百名最著名的学者为编委，它创办的《文讯》月刊，是当时全国第一流文化月刊，常有茅盾、朱自清、巴金、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的作品发表。抗日时期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七、贵州历史上在全国有影响的部分人物 贵州历史不为人知的地方很多，许多人虽然成就斐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大家却不知他是贵州人。下面仅列举古代和近代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简介。
尹珍，正安人，字道真。东汉时期他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外出求学后回到贵州教学，是“首开南疆之学”的重要人物。民国时期，为了纪念他，从正安县划出一部分地方设立了道真县。 海通法师，古播州人（今遵义市）。海通法师在唐代创建的四川乐山大佛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奢香夫人（公元1361年—1396年），明朝彝族女政治家。她的事迹大家都熟悉。20世纪60年代贵阳还演过《奢香夫人》的戏。她是贵州少数民族中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开辟龙场九驿，促进了黔西北经济、文化发展。
杨龙友，贵阳人。明朝时期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他的画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而他的诗则被列入“崇祯八大家”之一。
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曾任江西巡抚。明正德三年（1508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廷仗40，贬谪为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在龙场驿3年，他冷静思索，领悟孔孟之道，反省程朱理学，创立了“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因此，“龙场悟道”至关重要，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
周渔璜，贵阳花溪黔陶乡人，清初著名诗人。他是《康熙字典》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花溪区的桐野书屋就是他当年读书的地方。
但明伦，广顺人（今长顺）。他是点评《聊斋》的大手笔，他写的《但批聊斋》备受推崇，为贵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三鼎甲一探花（曹维城、赵以炯、夏同和），清代贵州出了三个状元一个第三名，称为三鼎甲一探花。第一个是贵阳人，武状元曹维城，他在康熙42年（1703年）夺取全国武科魁首，时年20岁。光绪12年（1886年），青岩人赵以炯考取文科状元，那时云南还没有状元，所以成为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光绪24年（1898年），麻江人夏同和考取文科状元，因正值戊戌变法时期，中取状元后又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唯一的状元留学生。光绪29年（1903年），遵义人杨锡谟考取一甲第三名（探花），他曾参加“公车上书”签名，因怕影响录取，就改名杨兆麟，后来留学日本，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郑珍，遵义人。晚清著名诗人、经学大师。
莫友芝，遵义人。晚清享有盛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的书法在国内很有名气，堪称一家。郑珍和莫友芝被誉为“西南硕儒”，他们是清朝“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誉。他俩合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第一府志”。
黎庶昌（1837―1898），遵义人。他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于光绪二年随郭嵩涛出使英国，是中国首批向欧洲派出的外交官，曾任清朝驻欧洲英法等国使馆参赞，随后，又两度出任驻日公使，著有《西洋杂志》一书，最早向国内介绍了西方文明。
丁宝桢（1820—1886），平远州人（今织金）。清代名臣，大家都称他“丁宫保”，因为丁宝桢被封赏为太子少保，遂称“宫保”。现在我们吃的“宫保鸡”，就是因为他在四川最爱吃这种美食而得名。丁宝桢做过山东巡抚、四川总督。这两个省都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大省。他在任期间，治理黄河、改造都江堰、改革四川盐政，政绩卓著。他更因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敢于斩杀慈禧太后宠爱的太监安德海而威镇四方。
张之洞（1837－1909），兴义人（祖籍直隶南皮）。他父亲张瑛曾任兴义知府。他本人长期担任湖广总督，是清朝著名的洋务派，清末四大名臣之一，被誉为“晚清栋梁”。他在任期间发展洋务、兴办工厂。毛泽东曾评价他“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李端棻（1833—1907），贵阳人。戊戌变法那年，他出任清政府礼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他支持康、梁维新变法，是二品以上大臣中站出来主张变法的第一人。北京大学的前身北京大学堂就是他倡议办起来的。所以，前几年北大百年校庆，还派人专程来贵阳收集李端棻的资料。北大校史陈列室第一个挂的是李端棻像，第二个才是严复。李端棻的墓，现还在贵阳乌当区永乐乡。
朱启钤（1871－1964），开阳双流镇人，他本人出生于河南信阳。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国务院代总理。任内改造北京旧城，使之具有现代城市雏形，因此被称为老京城规划第一人，是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姚华，贵阳人。中国近代书画家、诗人、词曲家、经史学家及文学家，是誉满京华的文化名人。出任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创立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把他的书画当成极品收藏。
谢六逸，贵阳人。在复旦大学开办新闻系，是近代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
何应钦，兴义人。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长（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一位行政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代表中国在湖南芷江和南京等地接受日本代表的投降。
谷氏三兄弟（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安顺人。谷正伦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长、甘肃省主席等职。谷正纲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谷正鼎，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谷氏三兄弟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史称“一门三中委”。
张道藩，盘县人。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台湾立法院院长。
黄齐生，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培养了革命家王若飞。 王若飞（1896—1946），安顺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46年跟随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4月8日回延安时飞机失事遇难。他是贵州人在中共中央职务最高的一位革命家。
龙大道，锦屏人。解放前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后又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
周逸群，铜仁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旷继勋，思南人。红军领导人，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以上列举的历史人物，只是贵州优秀人才群体中的一部分，但至少可以看出贵州的历史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贵州人同样勤劳智慧、聪明能干，不比任何其他地区的人逊色。在当代，更有许多杰出的贵州人活跃在各行各业，为建设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兴黔富民”，为构建“和谐贵州”作出了或正在作出自己的贡献。透过历史文明的碎片，我们能找到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根源，我们有勇气坦然面对，但绝不妄自菲薄，正如上述那些优秀的历史人物所早已证明的那样，贵州人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在不远的将来，贵州同样能实现与先进发达省份共同富裕。记得明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曾写过一首预言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相信我们贵州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中一定会后来居上，相信我们贵州大有希望！
另：贵州省建于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全国是比较早的。“行省”的建置始于元代，当时全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是中书省，因版图辽阔而于各地设立“行中书省”，代行中书省职权，于是才有省一级行政建置，称为“行省”，简称“省”。元代除大都(今北京)附近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属“腹里”之外，分全国为十一行省，西南设有四川、云南和湖广三行省，今贵州之地分属以上三省，纳入了行省管辖范围。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增设两省，于北京和南京之外，建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十三布政使司。明朝实行地方分权，在一个省区之内，设布政使司管理政务，设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提刑按察司负责监察刑审，分别直属中央，故十三布政使司即十三省。
贵州建省之初，只有八府、四州、一宣慰司。八府即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后并入黎平府)、石阡府、思南府、铜仁府、乌罗府(后并入铜仁府)、镇远府；四州即镇远州(后并入镇远府)、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今关铃）；一宣慰司即贵州宣慰使司。地域大抵相当于今贵州的1/3。后增设贵阳、安顺、平越(今福泉)、都匀四府。至明末贵州发展为十府、九州、十四县。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始将四川所属遵义府，湖广所属平溪(今玉屏)、清浪(今镇远清溪)、镇远、偏桥(今施秉)、铜鼓(今锦屏)、五开(今黎平附近)六卫及天柱县划归贵州，又将原属广西的荔波县及红水河以北之地(今贞丰、罗甸、册亨、望谟)拨属贵州，贵州的疆界从此确定。尽管我国行政区屡有变迁，但明代的十三布政使司有贵州，清代十八省有贵州，民国时期二十九省有贵州，现今的二十三省、五自治区、四直辖市、两个特别行政区中仍有贵州。六百年中贵州省的建置始终未变。
贵州省的建立与它在西南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它处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四省区之间，历来被称为“西南之奥区”，即西南交通、军事的冲要之地。贵州自元代开设驿道以来，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经过贵阳，川黔、黔桂驿道也在贵阳交会，因而成为“西南大通道”，不但西出东进、南来北往必经贵州，而且还是通往缅甸、印度及老挝、柬埔寨等国的交通要道。明朝之所以把贵州列为十三布政使司之一，目的就在于“开一线以通云南”，在巩固云南边防的同时，加强与四川、广西的联系。对贵州区位的重要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有清醒的认识。明初征讨盘踞云南的元朝小梁王，明朝大军自湖广经贵州镇远、偏桥、贵阳、普定(今安顺)、普安(今盘县)而入云南，偏师自四川叙永经毕节、乌撒(今威宁)堵住云南出口，逼小梁王在曲靖决战，一个多月后平定云南。云南既克，朱元璋最忧虑的，就是如果不能稳定贵州，“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于是沿驿道干线设立卫所，派重兵把守。明成祖继以军事为先导建立贵州布政使司。
建省后实行“军政分管，土流并治”。明清两代，贵州“大通道”的作用日益显著，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随着大批移民进入云贵，日渐成为内地与西南边疆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成为南方的一条国际交通线。今天在贵州镇远祝圣桥上仍能看到古人题下的诗句——“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公路开通以后，贵州在西南更显得重要，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湖南、广西进入西南大后方要过贵州，到昆明、重庆、成都要经贵阳，国际援助无论是从越南河内还是从滇缅公路到重庆都必经贵阳。解放后，贵州的交通更是飞速发展，成为西南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和出海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