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o17任妙音好听的歌:明朝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一说亡于1683年）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1]）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并长期统治的君主制皇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明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号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

明朝建立始于1368年朱元璋推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南京建都称帝，国号大明^[2]。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

明朝初年比较强盛，经过明太祖的洪武之治，精励图强并逐步恢复国力，到明成祖时期国力到达顶峰，是为永乐盛世。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仍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虽于明武宗、明世宗开始逐渐中衰，面临社会矛盾与外患，仍有隆庆新政与万历中兴中兴气象。但万历与崇祯年间连年灾荒与战事，各地爆发民变，至1644年明思宗遭受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占顺天府，明思宗自缢，随后满清军队击败大顺军并入主中原，至此明朝享国祚276年。但后继南明与明郑政权仍延续了数十年，直到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廷宗室才被清军完全灭绝。

明朝的领土曾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东北初年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乌地河流域，后改为辽河流域；初年北达西喇木伦河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成祖时期甚至短暂征服并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

明初武功极盛一时，明太祖立国江南，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北伐中原，最终推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并逐步恢复中国国力，史称洪武之治。

明惠帝时爆发藩王之乱，被燕王朱棣夺取江山。明成祖时曾北进蒙古，南征安南，令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导致万邦来朝，史称永乐盛世。其后的十一年在明仁宗和明宣宗的治理下，大明国力达到顶峰，史称仁宣之治。宣宗之子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

至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明英宗仅十五岁，宦官王振趁机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但名臣于谦另立明景帝，并击退了瓦剌，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后明景帝死，明英宗复辟，废除自明太祖时残酷的殉葬制度并逐渐任贤用人使朝政有所转机。英宗之子明宪宗继位后，初年励精图治但后期宠幸万贵儿及阉宦汪直国力日衰。明孝宗统治的弘治年间，明朝君臣同心协力，国家呈现中兴气象，史称弘治中兴。

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明穆宗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伟大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时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因立太子之争，君臣关系紧张，终致皇帝怠政、官员腐化，关外女真兴起，明朝开始走向衰败。但万历年间，明朝仍取得了明缅战争的胜利、援助朝鲜击败日本侵略的胜利。天启年间，少年皇帝明熹宗事事信赖太监魏忠贤，加快了明朝腐败的进程。

至崇祯年间，臣子党争激烈，皇帝决策失准，杀袁崇焕，后金军队突破长城，五入关内烧杀抢掠。又遇连年灾荒，各地爆发民变，叛降数易，官兵疲于奔命。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明朝仍取得了宁远大捷击伤努尔哈赤，取得料罗湾海战的胜利击败荷兰。

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随后清朝军队在原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领下入关击败大顺军，但由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的若干个南明政权延续了数十年，忠于明朝的明郑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作为反清基地。直到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廷完全灭绝。

[明朝建立

元朝末期，官员贪污日盛，朝政腐败。蒙古立国之初，税务由耶律楚材制定，项目清楚且限于一定额度。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等亦能正常流通使用较长时间。然而元末时蒙古贵族有靡烂之象，亟需财帛，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导致金融紊乱，并饱受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苛扣口粮，民间愈发怨怼。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民变爆发的导火线，终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初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陈朱双方在集庆城（今南京）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逃至江州（九江）。1363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基本被消灭，吴元年，朱元璋攻下平江（今苏州），张士诚自尽。同年朱元璋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开启300年的明朝。之后趁元朝内讧之际乘机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后于洪武四年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于洪武十四年消灭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最后，于洪武二十一年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初期

洪武之治

主条目：洪武之治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不合理的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3]配合赋役黄册^[4]和鱼鳞图册^[5]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借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廖永忠是最先被杀害的功臣。在此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先后死于非命（《明史》记载徐达是病死，民间传说为朱元璋赐死）。胡惟庸是当时中书省的左丞相，深得朱元璋宠信，故日益跋扈，不知自忌。朝中奏章大事须先经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隐匿。同时，胡惟庸大肆收取贿赂。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洪武廿三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韩国公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空印案、郭桓案两案，开国功臣除了汤和外几乎全部被杀。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

 靖难之变

主条目：靖难之役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诸王之中，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原因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而其中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高皇帝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所以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即皇帝位，改年号建文，翌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役，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建文帝(惠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永乐盛世

主条目：明成祖迁都北京和永乐盛世

朱棣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内政上，朱棣下令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这是之后的四库全书无法相提并论的。从永乐三年开始，朱棣派宦官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同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永乐四年，他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因为永乐年间天下大治，并且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永乐盛世或“永乐之治”。

但是永乐帝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6]和景清的“瓜蔓抄”^[7]最为惨烈。

仁宣之治

主条目：仁宣之治

成祖死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炽即位时，由于年龄已经偏高，因此即位仅一年就已经驾崩^[8]。但是在其统治时期，推行诸多仁政。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并且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更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其死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他基本继承了父亲的路线，实行德政治国，国家进一步强大。宣宗同样热爱美术，有画作传世。但是，宣宗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宣宗喜好养蟋蟀（古名“促织”），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宣宗也被称为“促织天子”。同时，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英宗时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

明朝中期

 京师保卫战

主条目：京师保卫战

1435年，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宠信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行为。王振原为教官，后净身入宫，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后，对其宠信有加。在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加专横跋扈，更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一说王振为护卫将军樊忠所怒杀，又有锤杀与斩杀两种说法，该说得不到《明史纪事本末》的支持），此即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景泰帝）。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同时决定坚守北京，随后两京、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带着瓦剌军大败逃走。明朝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但英宗还在也先手上，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英宗复辟

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1450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之后，皇室内斗。景帝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景帝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无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英宗登基后一改过去错误，之后流放徐有贞.诛杀石亨等人并下令罢黜自洪武到景泰时期的残酷殉葬制度。使朝政日有好转。

 宪宗时期

英宗死后，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初年为于谦冤昭雪，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但皇帝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是宪宗在位末年，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9岁的宫女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此外，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了豪强兼并土地，危害不浅。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贫寒，曾有被万贵妃加害的危险。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当时明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称为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东厂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并践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张皇後外没有任何妃嫔。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也称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皇帝驾崩。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天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

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朝政为其所害。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淫乱。但是刘瑾的专权扩权（增加西厂内行厂）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以及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捕后处以凌迟之刑。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钱宁，权力自东厂转移至江彬主政之锦衣卫。

武宗为了方便自己能出宫到各处僖游，制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以朱寿身份，藉出征为名，实际上僖游为实。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但先后皆遭到镇压。

武宗玩乐的个性不大兴文字狱。王守仁得以讲学，并击败鞑靼小王子进犯。

正德十五年，武宗假借朱寿身份，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朱宸濠后，于班师回京途中，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刚即位的嘉靖皇帝下令将江彬抄家处死。

 嘉靖时期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世宗肃皇帝在位期间，罢黜各地镇守太监。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但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世宗在这些人的助长下蔑视礼法，不仅尊其父母为皇帝和皇太後，又为父亲在太庙旁专立一庙祭祀，成为献皇帝庙。又称父亲为睿宗，在武宗之上，还为父亲修皇帝实录。此为大礼议事件。大礼议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十三年后世宗即不视朝。

嘉靖廿一年（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宫女之变，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但未成功。自此之后，世宗移驾西苑，不入宫内。同时，权臣严嵩借此窃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藩协助其父作恶。朝臣虽然不断有人弹劾严嵩结党营私，但均已失败告终。世宗后期，严嵩年事已高，朝臣徐阶开始取代严嵩之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阶策动言官弹劾首辅大臣严嵩。严嵩辞去官职回乡。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以通倭罪被判斩刑、严嵩被削为民，两年后病死。

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崩于乾清宫，庙号世宗肃皇帝。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穆宗本人无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海瑞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也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基础。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大同总兵重金收买俺答，结果俺答直接进攻京师。鞑靼军队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后委任兵部尚书胡宗宪署理浙江巡抚兼浙直总督全力剿倭，倭患渐除。

隆庆新政

主条目：隆庆新政

穆宗即位后，即启用在藩邸的老师高拱、张居正。隆庆初年，位处执政之首的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迫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

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

明朝后期

张居正变法

主条目：万历中兴

隆庆六年，穆宗皇帝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国耕种田地有三百六十六万零七千七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也只上升到四百廿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1581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但他自己本身也贪污受贿。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解职回乡守孝三年），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夺情之争。最后在神宗和两太後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免于在家守孝），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立刻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一些来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五年（1587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同时，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太监为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在边境上坐视女真强大。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卅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神宗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起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源于万历卅八年（1610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廿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在对外军事方面，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但损兵折将极大。万历四十六年（1617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明末三大案

主条目：明末三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梃击案

主条目：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宦官李鉴，后被捕。后经审问，显示郑贵妃与此案有关。由于当时审案人员都是浙江籍人士，而当时的浙党领袖方从哲与郑贵妃关系良好，因此颇受人质疑。结果当时的陕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审讯了张差，结果招出郑贵妃与此确有关系。郑贵妃见东窗事发，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请求皇帝快速了结，加之神宗宠信郑贵妃，除了张差被处决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张继续追查的官员事后都受了轻重不等的处分^[9]。

红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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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在还是太子之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分别为“东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为得宠。郑贵妃与西李暗中交结，郑贵妃向光宗提请西李为皇后，西李提请郑贵妃为皇太後，后因大臣反对而作罢。光宗因过度纵欲，即位五天后就得了腹泻之疾。光宗服用了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所进的药物，结果病情加剧。西李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光宗服后获得暂时的舒适。黄昏后再食一颗，到半夜去世。此即为红丸案。结果，朝中谣言遍起。李可灼被罚回乡养病。更有大量弹劾奏章要求罢免方从哲。天启二年四月，朝中又发生了对于红丸案的争论。最后方从哲仍然没有判罪，而崔文升被贬放南京^[10]。

移宫案

主条目：移宫案

光宗去世后，西李据守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忠贤要挟皇太子朱由校。李氏还要求官员要先将奏章给她看，再给朱由校看，导致强烈反弹。群臣也因此联合要求西李移宫。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宮^[11]。后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是为熹宗。结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为康妃，次年更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黑白^[12]。

光宗中兴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去世。其长子朱常洛登基是为明光宗，光宗仅在位一个月，他在登基前的七月廿二日及廿四日，俩次发内帑共计一百六十万两，赏赐在辽东前线明军并重用名将熊廷弼对抗后金的崛起，缓解萨尔浒之役后前线的困境。光宗也相继重用东林党人使朝政转危为安，但光宗在十多年不得其父宠爱下登位，心理高兴有余一口气收下郑贵妃向他进献8位美女。由于纵欲过度不久病倒，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连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时年39岁。

 阉党专权

明熹宗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熹宗由于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魏忠贤因为在一次赌博中输钱而自宫，改名为李进忠，入宫为宦官。后皇帝赐他恢复原姓，并恢复旧名忠贤。魏忠贤善于逢迎拍马，加上与客氏互相勾结，一路快速升迁，还成为秉笔太监。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与其它党斗争不断，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借此机会干预政治，将反对东林党的势力集结，号为阉党。天启四年后，阉党控制了内阁。自此之后魏忠贤更加张狂，其爪牙遍布中央与地方。在其权势最盛时，其养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庙。全国遍布他的生祠，并号为九千岁后又称九千九百岁。更有阉党的国子监生提出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父配启圣公。魏忠贤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天启五年（1625年），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由于阉党水平低下，政理不修。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崇祯的努力

天启六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同年熹宗在西苑游玩时不慎落水，一年后死去。接替熹宗的是其五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思宗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思宗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思宗对朝政又开始失望。并加强集权，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明思宗在位期间，首先要面临后金的外患。最初在袁崇焕的经略之下，辽东的形势已经有所改观。此后，后金在辽东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改采越过长城，直接偷袭京师的方法攻明。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后金大军包围北京城。袁崇焕回兵解围。崇祯三年，思宗因袁崇焕不作为与个人能力低下造成时局不堪，诛杀袁崇焕^[13]，此后辽东局势日益恶化。不久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公开向明朝叫板，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明军大败，次年，洪承畴投降。至此，除宁远外，辽东地区全数陷入满清的统治下。

另一方面，因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全国性饥荒。但是朝廷依旧加派“辽饷”，用于增加军费。民众苦不堪言。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此后民变风起云涌，逐步集合到王嘉胤旗下，转战于陕晋边区。崇祯四年（1631年），王嘉胤遇害，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作乱。1636年，高迎祥战死，李自成接替高迎祥成为新闯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缴获大批粮饷。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击溃总督孙传庭于关中，传庭阵亡，明朝北方最后的主力被消灭。此外，另一支张献忠领导的义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但是，两支农民义军没有合作，而是竞争的关系。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是年华北气候严寒缺煤，李自成部得以迅速扩充攻城掠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七日已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外城，宦官开城门迎李自成，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帅领五万关宁铁骑回救北京不及。次日凌晨，明思宗在明都北京煤山自缢，次年明思宗堂兄弟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登基延续明廷半壁江山，是为弘光帝。

 短命的大顺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纵容部将在京城内不惜重刑相逼大肆搜刮遂失民心，又没有及时应对驻守山海关明将吴三桂，结果走投无路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攻吴三桂，失败。

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大顺军仅在北京驻扎四十一日。之后，大顺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为安抚汉人笼络民心，多尔衮下令礼葬明思宗，臣民服丧三日。十月，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的都城。

南明和郑氏王朝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南方皇族势力尚存，并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历史上统称为南明（1644年-1662年）。

弘光政权

南京是明朝的陪都，在南京明朝设有基本的（南京六部）。1644年五月初三日，明思宗的堂兄弟朱由嵩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嵩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由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瞻前顾后，延误时机，导致弘光政权基本操控在原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手上。南京小朝廷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朝臣间内斗不断，弘光帝昏庸懦弱，怠于政事，沉湎在酒色之中。此时清军一路南下，驻扎在淮北地区的藩将刘泽清、刘良佐降清，兵力最强的高杰被暗中已经降清的许定国诱杀，南京北边防务空虚。清军趁势南下，锋线直指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

不久之后，清军渡江，南京不战而降，不久弘光在逃亡的路上被清兵逮捕押解到北京斩首，不少明廷宗室也押解北京处死。清军占南京后，进展神速，接连攻降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重镇，并重新下达剃发令。引发了汉族百姓的强烈反弹。先后发生了一系列等抗清起义，但都被清军剿灭。尤其李成栋在嘉定连续三次屠杀平民最为惨烈，史称嘉定三屠。大规模的屠城还有江阴屠城等等。

鲁王监国

弘光朝廷覆灭后，明廷宗室鲁王朱以海宣布监国于绍兴，监国自居的鲁王朝廷则一直以浙江部份州县及舟山群岛为据点继续抗清并与隆武朝廷互相对抗，双方互不承认其明朝正统地位，双方的军队时常在闽浙边界上发生冲突。时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趁明朝内讧之机开始征讨浙江，由于得不到隆武朝的支援，明军大败，浙江各州县被清兵攻取。永历五年（1651年）九月，清兵攻陷舟山，鲁王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门。

 隆武政权

大明弘光朝廷覆灭后，在鲁王朱以海宣布监国于绍兴之时，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登皇帝位于福州。

隆武帝即位后，曾联络各地抗清义军，并屡议出师北伐，然受制于郑芝龙，终无所成。首辅黄道周不得已脱离郑芝龙去江西出师北伐，北伐军进至广信府，准备攻打徽州。但兵败，黄道周被清兵逮捕，不屈而死。时鲁王朱以海在浙江抗清多次要求隆武朝廷援救，但隆武朝廷要求鲁王朱以海承认其正统帝位，否则不予出兵支援。大明隆武二年二月（1646年），清军开始征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朱以海兵败，漂泊海上。八月，隆武帝被俘后绝食而死，十一月，郑芝龙降清，隆武朝廷亡。郑芝龙儿子郑成功起兵反清后，郑芝龙被清廷囚禁。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被清廷斩杀于北京菜市口。

 绍武政权

朱聿键死后，其弟'南明绍武帝，名朱聿??在广州受大学士苏观生及广东布政使顾元镜拥立登基称帝。被后世史学家称之为绍武王朝，但与肇庆的永历帝朝廷互相内讧，甚至大打出手。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李成栋导由福建攻入广东的清兵混入城内，夺占广州，李成栋在广州进行大屠杀，朱聿??自缢而死（一说被杀），结束了他为期一个月的皇帝生涯，史称“绍武帝”。

永历三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永历四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期间，尚可喜等清军攻下由李成栋部守卫的广州后，屠杀军民甚众，有人认为达数十万之多，史称广州屠城。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

永历五年，大西军余部孙可望等人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派刘文秀进攻四川，收复四川大部。李定国进攻广西，攻克桂林，逼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还直捣衡阳，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并乘势进军广东收复了两广失地。郑成功也先后在东南沿海发动攻势并乘势渡长江包围南京，并一度导致清廷震动。这掀起了南明的第二次抗清大潮。

但是，孙可望的日益骄横跋扈引发永历帝和李定国的严重不满，李定国奉迎永历帝驻跸昆明。顺治十四年，孙可望发动内斗，大规模进攻李定国，失败后投降清朝，西南情报尽为清朝所知。永历十三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永历十五年，吴三桂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永历十六年，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用弓弦缢死，同年，李定国闻讯后发病死于缅甸猛腊，但是缅甸果敢地区尚留明朝残余军队，尚未被清军肃清。

 明郑政权

主条目：郑氏王朝和明郑

永历被害后，全国较大规模的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军与在台湾的明郑两支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1662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1664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自焚。

郑成功则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取得过江东桥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泉州大捷、护国岭大捷。永历九年清军重兵南下，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郑成功被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1659年，郑成功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包围南京，清廷震动。之后郑军中清军缓兵之计遭击败，被迫回到闽南大本营。1660年7月清军大举围攻厦门的郑成功，至次年春败退，郑军取得厦门大捷。1661年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率部攻占台湾。次年（1662年）郑成功逝世。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并继续沿用永历年号。1663年，郑经放弃金厦两岛。三藩之乱时郑经乘机率兵反攻大陆，攻占福建漳州等府县，一度声势浩大，但不久败退台湾。1681年，清康熙帝平三藩后开始着手攻打台湾。此时，郑氏政权早已虚弱不堪，且爆发内讧。郑经去世后，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为水师提督进攻台湾。清军攻克澎湖列岛，郑克塽见大势已去便剃发投降，明廷残余势力彻底灭亡。

 其他

南明和郑氏王朝的灭亡代表着明朝残余势力的彻底灭亡。对于南明的抗清，18世纪末外交失败后回国的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回程路上曾在其“纪事”中有高度评价，认为是这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14]

此后，中国境内仍存在反清复明活动，如朱一贵、吴福生等所发动的起事。

疆域和政区

 疆域

明前期，多次对北元和由之分裂出来的鞑靼和瓦剌用兵，并在与漠南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这些都是明廷的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15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靖难之役时边塞军队被燕王抽调。因此期间边境略有南移。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军多次北伐，边境形势一度改观。但在明中叶以后，随着蒙古的再次崛起，边境再次南移。并修建长城（当时名为边墙，参见“明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明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明太祖朱元璋设置辽东都司以经营辽东。并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招抚当地土著部落，明廷势力一度达到黑龙江口，甚至库页岛。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废弃之，共持续25年。但原设于此处的各卫所及辽东都司仍然存在，以对当地实行羁縻统治。明英宗正统年间后，鞑靼兀良哈与建州女真部南迁，并不断侵犯辽东都司。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明廷修建辽东边墙。16世纪末开始，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开始兴起，统一女真部，明廷设置的卫所遂渐消亡。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队破辽东边墙，占领辽东都司大部土地。

明太祖洪武年间，西北疆界达到今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并设置一系列卫所。15世纪30年代之后，西北吐鲁番与青海蒙古部日益强大。1472年，哈密卫城一度被吐鲁番攻破，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15世纪后半期后，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军退守嘉峪关。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才将西南地区完全划入疆域。并设置一系列土司、宣慰司管辖之，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一线。但后期这些地区多被周边国家所并。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线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后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明廷于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放弃，安南恢复黎氏王朝。

明朝前期，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明熹宗天启五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今台南市)。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殖民者赶走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台湾大部，并与大肚王国发生冲突。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走荷兰人，开始统治台湾。1553年葡萄牙获得在澳门停泊船只权，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7年)取得居留权。到明亡，澳门已成为葡萄牙殖民地，不过仍为明廷领土。

行政区划

主条目：明朝行政区划

明太祖洪武初年曾沿袭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后进行了改革。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民间称谓中习惯上省略承宣布政使司，也有称为“省”的情况，但承宣布政使司和省有区别，如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辖境包括山东都指使使司及辽东都指使使司两处，但民间所称呼的山东山东省仅指山东都指使使司，类似例子还有辖境包括陕西都指使使司及陕西行都指使使司（今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陕西承宣布政使司。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放弃安南后，明廷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布政司，两京为应天府和顺天府，十三布政司为南直隶、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明代一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此外，还有统辖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的奴儿干都司，在政教合一的青海、西藏地区设置有乌斯藏、朵甘二都司（请参详明朝治藏历史），另有置于今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哈密、曲先等卫，以上均属羁縻性质，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明廷在一级地方行政区下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原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明宣宗宣德年间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明代宗景泰年间之后成为各一级行政区常制。总督主要署理军务，分短期与长期两种。巡抚主理民政，每省皆有，有的一巡抚辖两布政使地，如正统年间的山西河南巡抚。有的一省一巡抚。有的一省几巡抚。如北直隶有顺天巡抚（驻遵化）、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有的在几省交界处设置一巡抚，如南赣韶汀巡抚就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

明代的行政区划设置大体符合山川形便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南直隶就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区。而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太湖流域的府却被划入浙江省，与同为太湖流域的苏州府分离。而河南省也占据了局部的黄河以北土地。贵州省呈现中间窄两边宽的蝴蝶状。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终明一代有府140，州193，县1138。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此外，明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道。道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明代并改元代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政治制度

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宰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今日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但后来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权力及地位远远不及过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没有法定地位。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全赖司礼监（宦官）。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为了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明成祖又设立东厂，明宪宗再设西厂(后来取消)，合称“厂卫”，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

 主要机构

六部

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礼部（主管教育，负责领导儒家学术，以及祭祀，外交等）和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主管财政，土地和人口）人员最多。兵部（国防部），刑部（警察总部，有对较大刑事案件的审判权）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

监察机构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六科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五寺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内阁

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

特务机构（秘密警察）

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

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

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而成立。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北。东厂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

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

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瑾，刘瑾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其它机构

三公

包括太师、太傅、太保。这些官职都是虚衔，一般授予功劳相当大的大臣以示荣耀。其中太保和太傅名义上是太子的老师，而太师则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专门负责皇室人员的健康和医疗。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翰林院作为政府的官方学术最高机构，地位相当重要，甚至在政府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翰林院首长是翰林大学士，此职位者经常会同时兼任内阁大臣。

诸司

指不属于各部院的司。主要指通政司和行人司。通政司负责传递公文，公告周知。行人司负责到地方上颁诏谕及赴外国作使臣。

外三监

包括国子监、钦天监、上林苑监。钦天监负责观测星象。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官方教育机构，有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学正十人，学录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馔两人。上林苑监负责掌管皇帝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

内十二监

为宦官衙门。事实上只有在这些衙门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监。包括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以司礼监最为重要，监内的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礼仪刑名。而秉笔太监在宦官极端专权时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还设有四个司（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八个局（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合为内官廿四衙门。宫女也有六个局（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工），每个局下设四个司。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在明朝后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戚家军，李如松的私人部队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军。

外交

明朝-民族关系

蒙古地区

明朝-民族关系

蒙古地区

日本绘制的明朝地图

明前期的蒙古三部

明朝前期，蒙古分成三部：

　· 居住在西辽河、老哈河一带的是兀良哈部；
　· 住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的是鞑靼部；
　· 住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的是瓦剌部。

其中兀良哈部接受明朝的管理，而鞑靼和瓦剌部则与明中央时战时和。明成祖曾亲自三次统军亲征过鞑靼。到1434年（宣德九年），瓦剌首领脱欢征服鞑靼，拥立故元皇族后裔、鞑靼首领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任太师。每年向明朝献马朝贡。

土木堡之变

1439年（正统四年），脱欢死，子也先嗣太师位，自称淮王。他北服乞儿吉思，西征中亚细亚诸国；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与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联姻，设置“甘肃行省”，羁以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东攻兀良哈三卫，席卷女真诸部，进逼朝鲜，数扰明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各边镇，势大盛。也先梦“求大元一统天下”，力图向中原扩张。

蒙古族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有“通贡”与“马市”两种贸易形式。但是，瓦剌封建主却把“通贡”作为攫取中原财富的手段。随着瓦剌封建主势力的增强，他们的欲望愈来愈大，贡使人数也越来越多。因此，通贡成了明朝的沉重负担。1448年（正统十三年），也先以“通贡”赐赏减少等为借口，分兵四路内犯。1449年七月，也先自率一路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猝亲征。八月初，英宗带50万大军刚到大同，王振各路军接连失败，就急忙决定退兵，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县境内），被也先追上，明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败讯传到北京，举朝大震，百官张皇失措，有人甚至主张迁都南逃。抗战首领于谦挺身而出，被皇太后任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北京。九月，英宗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当时，也先挟英宗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十月，也先逼京师，于谦率军民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俘将领几十人，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第二年春、夏，也先又对明朝接连进攻，但均遭失败。这时，瓦剌内部脱脱不花汗等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廷议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释返京，居皇城南宫，称太上皇。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帮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极，史称“南宫复辟”。英宗复位后，于谦惨遭杀害。

也先进攻明朝失败后，势力渐衰。1454年（景泰五年），瓦剌内讧。第二年，也先被杀，蒙古各部陷入分裂状态，东部鞑靼又乘机崛起。

明后期与蒙古的关系

成化、弘治期间，达延汗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又分裂成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最为强大。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一度攻下通州，直逼北京。

隆庆年间，明朝军事较为强大，使俺答汗的扩张野心有所收敛，愿与明廷修好。1571年（隆庆五年），明朝封他为顺义王。1581年（万历九年），俺答死，统治权归其妻三娘子。明朝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继续执行与明廷友好的政策，加强了蒙古地方政权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友好关系。这时，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在张家口、大同等地陆续开设马市十三处，定期互市。俺答汗时还在汉人的帮助下，在今呼和浩特地方建筑了库库和屯城，成为蒙古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这一线上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明朝政府又沿各镇修缮长城，加强防卫能力。成化时，修筑了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的偏西一段长城，长达1700多里；嘉靖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明代长城遗迹，至今还大量地保存着。

西藏地区

明代时，称西藏为乌斯藏。藏族以畜牧业为主，当时仍然盛行农奴制度。元末以来，西藏十三个万户府之一的帕木竹巴万户赏竺监藏强盛，夺取了西藏最高统治权。赏竺监藏死后，其侄章阳沙加监藏继位。

1372年（洪武五年），明太祖封章阳沙加监藏为灌顶国师。第二年，章阳沙加监藏遣使琐南藏卜入贡。西藏与明中央政府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正式恢复。章阳沙加死后，数传到吉剌思巴监藏时，被明成祖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成祖还册封西藏其他地区政权的领袖为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和赞善王。这些王，按规定须定期向明中央政府朝贡，承袭要由明廷遣使册封。明朝还在西藏建立指挥使司、宣慰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军政机构，任命上层僧侣和各寨寨官为长官，赐予印信。

明初，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1407年（永乐五年），明成祖封噶举派领袖为“大宝法王”。后来又封萨迦派领袖为“大乘法王”。14世纪末，青海湟中藏族僧侣宗喀巴（罗桑扎巴）在西藏创立新教派──格鲁派。格鲁派规定僧侣要戴黄帽，俗称黄教，势力日益增大。明成祖时，遣使征聘宗喀巴。宗喀巴命弟子释迦也失赴京朝见。成祖封释迦也失为“大国师”。宣德时，又进封为“大慈法王”。宗喀巴死后，按照宗教说法，由他的两大弟子世世转生，叫“呼毕勒罕”（藏语化身之意），传其衣钵。他俩后来被追称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万历时，蒙古俺答汗曾迎三世达赖锁南嘉措长期住在西宁等地，促使黄教在蒙古地区盛行起来。1581年（万历九年），三世达赖上书给明内阁首辅张居正，请准认他在西藏取得的地位。明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

随着明政府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西藏喇嘛和官商来京的人数不断增加。明中央还与藏族进行茶马互市，在西北、西南等地，设点交易。藏族用马匹、犀角、氆氇等物换取内地的茶、盐和布、丝等。永乐时，明政府还修通了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使西藏与内地之间的来往更加方便。

畏兀族地区

元朝灭亡后，天山南北畏兀族聚居的地区，仍然由察合台后裔统治着，他们分裂成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其中最大的是于阗和别失八里，其次是哈密、吐鲁番。他们彼此纷争，相互攻掠。

哈密地处东部战略要地，是明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1391年，明朝派都督佥事刘真等进兵哈密城。哈密从此归顺明朝。1404年（永乐二年），明朝封哈密统治者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后来，明成祖还派汉族官员去担任忠顺王的长史。此后，只有经明朝册封的忠顺王，才能为哈密各族所公认。

从洪武时始，明朝先后设立了哈密卫、蒙古赤斤卫、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罕东左卫和沙州卫，以畏兀、蒙古贵族或“大头目”等担任各卫指挥官。至宣德时，畏兀族等各部向明朝称臣奉表者“多至七八十部”。

到16世纪，吐鲁番攻取了瓜州、沙州等地，进而控制了河西走廊，形成了与明中央政府抗衡的封建割据势力。

明代，畏兀族各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别失八里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于阗、哈密、吐鲁番等地以农业为主，还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分别出产胡锦、花蕊布、白氎布、镔铁、翡翠、玉器等。畏兀族人善于经商，常以朝贡方式，以马、驼、玉石、土锦、兽皮等，换取内地的纱罗、缎、布、绢、瓷器、铜、锡等物。

直到15世纪前期，有些地区的畏兀族还盛行佛教。但是，到15世纪后期以后，畏兀族逐渐改信伊斯兰教。

南方少数民族

明代，云贵、两广和四川、湖广地区聚居着苗、瑶、壮、彝等许多少数民族。各族间社会发展不平衡，有的已进入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有的处于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过渡阶段，有的还是奴隶制社会，有的甚至残留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特征。在发生了阶级对立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奴隶主、农奴主和封建地主，压迫剥削本民族人民，拥有大量奴隶、农奴、田地和其它财产。

明朝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1382年（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在云南设置了布政使司。1413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又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在布政使司之下，根据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比较进步的地区，明政府裁撤了原来的土司，由中央派出流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进行统治；在落后地区则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为土官进行统治。土司衙门包括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土知府、土知县等，长官都是世袭的。另有些地区是“土流兼治”，或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或以土官为主，流官为辅。

女真族

女真三部

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活动地区的不同，分为三大部：

　· 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称“野人女真”或“东海女真”；
　· 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称“海西女真”；
　· 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称“建州女真”。

明朝继承元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于1375年（洪武八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招谕女真各部。1403年（永乐元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区设建州卫，任命部族首领阿哈出为长官，1412年，又置建州左卫，任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明前期，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到正统年间定居于浑河、苏子河上游（辽宁新宾县境内）。1442年（正统七年），明政府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授凡察为指挥使。至此，遂有“建州三卫”称号。

1409年（永乐七年），明政府为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在元朝奴儿干征东元帅府的旧址，即黑龙江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其管辖范围，包括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明政府还不时派员巡视。自1409年（永乐七年）到1432年（宣德七年），太监亦失哈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十次巡视奴儿干地区。他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修建一座永宁寺，先后立了《敕修永宁寺记》碑和《重建永宁寺记》碑。这充分说明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的地方政权。

女真的统一和后金建国

16世纪末，女真各部逐渐形成了几个强大集团。“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这种互相混战的局面，给女真人民带来了痛苦，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安定的社会。

女真族民族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酋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姓爱新觉罗氏。他从小受汉族文化影响很深。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其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这是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开始。至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他统一了建州女真。由于努尔哈赤“忠于大明”和“保塞有功”，明政府先后封他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又统一了海西女真。同时，他还先后兼并了东海女真的许多部落，征服了散居于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两岸及外兴安岭等地各部族。

当女真各部基本上统一的时刻，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即位称汗，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了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史称后金。

皇太极称帝

努尔哈赤在建立了后金政权和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势力强盛。奴隶主的扩张野心也随之增大。于是，开始与明朝发生激烈的战争。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宣称与朝廷有“七大恨”，起兵攻占抚顺等地。明朝急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在全国加派“辽饷”，调各地官兵8.8万多人，于1619年二月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溃了明军。从此，后金步步进攻，明朝在军事上转入了战略防御。1621年（天启元年），努尔哈赤陷沈阳，破辽阳，夺取辽东七十余城。1625年（天启五年，天命十年），又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山海关外重镇宁远（辽宁兴城），受到明参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

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为议和遣僧前去吊孝，遭到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人的激烈反对。皇太极继位后的1629年（崇祯二年），他避开袁崇焕把守的宁远，从喜峰口越长城，直逼北京城下。蓟辽总督袁崇焕从山海关回兵驰援，败后金军于北京广渠门外。这时，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使明朝失去一个抗金名将。此后，皇太极又多次挥兵入关。1638年，他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扰河北，下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攻下城池58座，掳获人口46万。1641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宁远孤城外，明山海关外的要地尽失。

1636年（崇祯九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标志着满族继承历代封建统治的传统，打算问鼎中原的决心。

皇太极还对其政权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仿明朝建制，设置六部和内三院等机构。在军事编制上，除原有满洲八旗外又添置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合为二十四旗。

17世纪20年代，满族社会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皇太极制服了蒙古各部，统一了东北各地，为以后满族入关打下雄厚的基础。

明朝-对外关系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人，祖居云南昆阳州（云南晋宁）。明太祖统一云南后，郑和被阉入宫，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有功，朱棣赐他姓郑，提拔为内官监太监。

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特地派遣郑和下西洋，对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和访问。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他率领规模浩大的船队，经过中国南海诸岛，跨越亚、非两洲，对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亚），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库特），柯枝、琐里、加异勒（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阿拉伯半岛），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

郑和第一次航行，有船只62艘，水手、船师、卫兵、工匠、医生、翻译共2.7万多人。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可以容纳一千多人，是当时航行海上最大的船只。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

郑和的船队满载中国瓷器、茶叶、铁器、农具、丝绸、纻丝、金银等各类商品，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特产，如象牙、香料、宝石等海外奇珍异宝，因此人们把这些船称为“宝船”。

郑和七次下西洋给亚非各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国家一直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与古迹。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等；在泰国也有三宝寺；在非洲索马里等国，还把当地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

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国人民对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他是世界航海家中的先导者。他到达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的地方，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郑和远航亚非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后，亚洲许多国家都先后派遣使节与明朝贸易。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古里等十六国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达1200多人，浡泥（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和满剌加两国的国王与王后也都来到南京，明成祖还设筵招待。当时苏禄使团由东、西、峒三王率领340余人来华访问，受到隆重的国宾待遇。东非的麻林王哇来顿本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到福州就病死了。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为了和各国进行贸易联系，永乐时恢复了洪武年间废除的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明初对外贸易的频繁，对于加强中国和亚州各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华侨对南洋经济开发的贡献

明代江浙闽广等省，土地兼并激烈，赋税繁重，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生活，经常流离失所。一部分人不得不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流移到国外谋生。出海的人，除农民外，还有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到南洋去的最多。

居住在南洋一带的中国劳动人民，带去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从事各项劳动，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有的从事矿产的开发，使荒山变成富源；有的种植甘蔗，大量制糖；有的经营椒园，试用各种方法增加胡椒产量；有的垦荒种田，使不少荒地变成沃土良田，生长稻谷。由于华侨的辛勤劳动，使一些不毛之地变成繁荣的区域。勤劳刻苦的华侨和当地人民一起，对南洋地区的开发，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南洋各地的华侨有的还从事商业。他们从祖国运去各种货物，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其中有瓷器、铁器、铜器和纻丝、绫罗等丝织品。又从南洋运回胡椒、谷米、药材和棉花等。据统计，万历时进口的货物，品种达一百多种。这既促进了中国与南洋的贸易，也促进了南洋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

华侨也和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反对殖民者的侵略。1574年（万历二年），广东人林凤率领战舰62艘，水陆军几千人进攻马尼拉，与吕宋人民一起进行了反西班牙殖民者侵略的斗争。

反侵略斗争

抗倭斗争

明朝与日本

明初，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有了发展，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易外，还有占主流的双方民间贸易。那时，也有许多中国人侨居日本。在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例如，为了适应日本雕板印刷的需要，有一批善于雕版的中国工匠东渡日本，他们对中日两国之间印刷技术的交流和书籍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倭寇勾结中国沿海海盗集团骚扰东南沿海时期，遭到了破坏。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为了掠夺财富，组织一些封建主、没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初，由于国家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的气焰便日益嚣张了。如1439年（正统四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屠戮人民，烧毁房屋，“积骸如陵，流血成川”。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豪富地主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海上武装劫夺集团。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猖狂烧杀抢掠。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地主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劾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自此以后，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戚继光抗倭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二千。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

在抗倭斗争中，民族英雄戚继光（1528～1587）功勋卓著。他是山东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豪言壮语来表达自己决心消除倭寇的志向。为了消灭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义乌的矿夫和农民组成“戚家军”。这支队伍经过严格训练，勇敢善战，纪律严明，是抗倭斗争中的劲旅。1561年，倭寇几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带，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继光率领精锐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扫除了浙东的倭寇。随后，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来。戚继光又奉命率戚家军入闽剿倭，连战皆捷。不久，戚继光和抗倭名将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嗣后，广东倭患严重，俞大猷又领导军民在广东歼灭倭寇。于是，东南沿海倭患最后扫除。

抵抗西方殖民者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主义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剌加（马六甲）后，随即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贩运违禁物品。1517年（正德十二年）九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1521年（正德十六年），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弯打退了葡萄牙入侵者，并缴获它的佛郎机大炮。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国沿海建立侵略据点的企图遭到了沉重打击。

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失败后，窜犯浙江、福建沿海，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又贿通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物，以每年纳租银二万两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便在澳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据点。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商船首次来到中国活动。1609年，荷兰侵占澎湖，不久，被福建军民驱逐。1622年（天启二年），荷兰殖民者再度侵入澎湖，强迫岛上居民筑城堡，妄图长期占据。1624年，在福建人民的支持下，巡抚南居益遣兵攻澎湖，擒其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荷兰霸占澎湖的阴谋遂不能得逞。1626年（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打败了西班牙，独占台湾。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以后，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统治，引起台湾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更引出平国公郑芝龙长子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史话，不过那已是清初时期的事了。

传教士的宗教活动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从事宗教活动。16世纪80年代初，耶稣会士经澳门进入我国，其中有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他们在肇庆建起教堂，作为传教的据点。为了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他们学习华语，穿起儒者服装，与士大夫交游。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他们进京朝见明神宗，献上自鸣钟、万国图等方物，取得在北京传教的权利。从此以后，传教士来华者益众。他们除传播宗教外，还暗中从事于测绘地图、调查中国物产等活动。与此同时，他们也介绍了一些西方有关历算、水利、测量等方面的知识，增进了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了解。

明朝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了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了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到了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代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15]”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了商业的作用。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了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了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年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在中国城市都有卖。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在其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年）中写道：“中国凭借著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广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济宁、临清、芜湖、仪征、景德镇、瓜洲等^[16]。

在世界上，明代是16世纪、17世纪之间手工业、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人口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并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造成期间人口大量死亡。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明太祖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使得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元末长期大规模战乱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填充长江以北的荒无人烟之地和垦荒使得期间人口稳定成长。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6175.0万，军户325.0万。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为山西（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南直隶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占全国的16%。

估计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约有1.50亿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未变。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59,873,305人。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60,545,812人（此为除开华北大部分地区外的调查数据，今学者估计实际人口达到65,000,000人）。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66,598,337人。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79年）：71,850,000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75,000,000人。

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140,000,000人。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100,000,000人。

明世宗嘉靖末年美洲高产作物传入后开始在明代人口最为稠密的江浙和岭南地区普及和推广，尤其是经过万历中兴过后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根据当代学者研究估计达到前所未有的140,000,000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年）年，由于战乱与瘟疫造成中原地区死亡加大，特别是由于北方鼠疫的爆发、八旗入关掠杀及为防范汉人而进行有计划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只有人口总数一半不到，特别是经历鼠疫大爆发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20%。

 明代户籍制度

明代沿袭了元代，将人户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手工业者为匠籍。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起，轮班匠一律征银，以银代役，政府则以银雇工。人身束缚大为削弱。到清代军籍实行八旗制度，并废除了实行四百年的匠籍制度。

教育与科举

明初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朱元璋本人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l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禁，民间越办。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了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了民众智慧的进步。

标准语

主条目：洪武正韵和南京官话

明朝以六朝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话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朝宫廷人员，需要会讲官话作为沟通。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洪武正韵》官方韵书。宋濂于序文说：“一以中原雅音为定”。但明代的“官话”其实与上古雅音的差异非常大。

文化与科技

明朝-文化发展

思想领域

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文学艺术

明代小说

明代的小说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产生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堪称一代巨著。

元明之际文学家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参采史乘，写成了《三国演义》这部巨作。作者在描写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和三国相争的历史画卷的同时，还用浓墨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部小说长期被人们所喜爱。

南宋以来，在民间就流传宋江起义的故事。在民间群众创作的基础上，施耐庵加工写成了《水浒传》。《水浒传》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晁盖、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农民英雄反抗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描写了他们不同的经历和悲惨的遭遇，以及从个人反抗到聚义梁山，形成强大起义队伍的斗争过程。小说还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黑暗，挖掘了产生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西游记》，共一百回，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长篇神话小说。它把唐初青年僧人玄奘不避艰险，赴天竺（印度）取经的历史，铺陈为小说。《西游记》的基本故事也是先在民间长期广泛流传的。作者吴承恩在人民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加以再创杂邙成书。

出现于明中叶的《金瓶梅》，也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全书一百回，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真实姓名不可考。小说以《水浒传》里的西门庆作主角，描写了这个富商、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者的罪恶生涯，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城市的经济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意识。但是，全书充满封建宿命论和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另外，一些淫秽的描绘，表现了作者的颓废没落情绪。

明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很兴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两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三言是《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的合称，编著者冯梦龙。“两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戏曲唱腔

明前期，统治者把杂剧作为歌功颂德和消遣享受的工具，剧坛上充斥了粉饰升平和宣扬封建道德的低劣作品，使元代以来绚丽的杂剧奇葩，一度中衰。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如康海的《中山狼》、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徐渭的《四声猿》等。但是，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作者汤显祖（1550年～1616年）江西临川人，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因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昏庸，被弹劾罢官，隐居著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神奇爱情故事，鞭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

在明代，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阳腔和昆腔。弋阳腔源于江西弋阳，流行于赣北、皖南一带。昆腔本局限于吴中。嘉靖年间，著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现了南曲的清柔婉转的特点，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

明代诗文

由于受封建理学和八股文风的束缚，明代诗文创作数量虽不少，但成就却不大。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他们的作品都是唱和应酬，粉饰太平，艺术上呆板平庸。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企图以摹拟古代优秀文学，取代充满官僚习气的台阁体。

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唐宋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归有光等。他们提倡唐宋古文，认为秦汉与唐宋文章各具时代特色。“公安派”以湖广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而得名。他们与复古派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是发展变化的，各有时代特点。在创作上“公安派”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反对复古派用拟古、摹古和八股文等种种清规戒律来束缚作者的个性，这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明代绘画

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代表人物有赵原、边文进等。边文进工花鸟，深得宋画院技法。著名的山水画家王绂，善画竹石，特别是墨竹，被誉称“明朝第一”。宣德时，浙江钱塘戴进，追学南宋画院李唐、马远画派，下笔严谨，雄浑劲健。成、弘时，湖广江夏人张伟，其山水画挥洒放纵，孝宗赐他“画壮元”印章，名噪一时。明中叶，除山水画外，还有著名的花鸟画家林良、吕纪。

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殊风格的绘画艺术。沈周远师南唐董源、巨然，近宗元四家，作品刚健有力，又浑朴天真，风神潇洒。文征明的画，妍丽稳健，清和淡逸。唐寅行笔秀润缜密而有韵味。他山水、人物兼长，尤工美人图，笔下仕女，清妍秀丽，光彩动人。仇英出身漆工，苦学成才，一生临摹许多唐宋元名家杰作，能熔各派之长于一炉，创造出自己飘逸华丽的风格。吴门四画家大部分是文人，诗书画结合，使意境更加深远，在中国绘画史上又称明四家。

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有时，他干脆把水墨倾倒画面上，再加以勾染，做到墨中有笔，笔中有墨。徐渭作画豪放，追求“神”与“逸”，意在形真。明末画坛以董其昌的松江派为中心。董其昌师承元四家，善水墨画，兼擅泼墨，作品秀雅，烟云流畅，但气魄不大。明末还有著名人物画家陈洪绶、崔子忠、曾鲸等。

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

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出版领域

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缙，组织三千名文臣儒士，历时五年，编纂成《永乐大典》。它辑入了明以前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戏剧、评话、天文、地理、医卜、农工技术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书共22937卷，约3.7亿字，装成11095册，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永乐大典》是按韵目编纂的。它依照《洪武正韵》韵目，分列单字，在每一单字下，随类辑入有关著作。辑入古籍时，是整部、整篇或整段抄录，因此，保留了古书的原来面目，使宋元以前许多佚文秘典，赖以保存流传。《永乐大典》有永乐正本一部，嘉靖副本一部，都是缮写本。正本不知毁于何时何地。副本原存北京，后来不断散失，特别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进入北京时焚烧劫掠，大部分被毁掉，一部分流散到国外。至今国内外仅存三百余册，在国内的约有二百余册。

建筑艺术

北京皇宫（今故宫）是明代建筑的突出代表。明成祖为了迁都北京，从1406年（永乐四年）起，派员到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等省采木、石等材料，并征集全国优秀工匠和百万民工，依照历代建都成规，仿照明太祖南京宫殿的样式，对元大都进行大规模改建。

明代北京城以紫禁城内皇宫为中心，外是周长18里的皇城，皇城之外是周长45里的京城。皇宫正式动工于1417年（永乐十五年），竣工于1420年（永乐十八年）。这所皇宫由几百座不同的建筑物组成，面积约30万平方米。各个建筑物大都用白色大理石做台基和栏杆，建筑物木构的本身，如木柱、门、窗等都用朱漆，横额以蓝绿两色作彩画，屋顶用黄色琉璃瓦，精美绝伦。其中奉天殿（今太和殿）、华盖殿（今中和殿）、谨身殿（今保和殿）是中心建筑，占地面积8.7万平方米。三大殿的台基各由高达二丈余的三层重迭的须弥座构成，俗称“三台”，把三大殿衬托得更加巍峨壮观。台前有精镂的丹墀，台四周用汉白玉栏杆围绕，琳麋秀丽。除紫禁城内的皇宫外，还建筑了供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用的天坛、社稷坛、山川坛、太庙和作皇城正门的承天门等。

明代佛塔和陵墓，多不再用易腐的木材，改用砖石建筑。南京报恩寺琉璃宝塔，山西洪洞县霍山广胜寺飞虹塔等，都是用琉璃砖砌成。北京昌平定陵，就是一座用大理石、汉白玉和砖砌成的地下宫殿。

明代园林造景，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不仅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因地制宜，开池堆山，种花木、建亭榭，巧夺天工；而且能借回廊曲院分划空间，使结构复杂，形成了“景外有景”，“园中有园”。苏州拙政园、留园等，以幽曲明净、精巧秀丽著名。

明代的建筑工艺创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伟大的建筑作品。南京城营建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十九年，城墙周长达66里，一般宽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南京城突破了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势修建。皇城位于东部，市肆和居民区位于南部，西北则是军营。洪武廿三年起，明政府开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围120里，开十六门，将雨花台和钟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则较为方正，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宫殿建筑也十分宏伟，故宫即为例证。明朝各种历制建筑也十分严谨工整。天坛、太庙、社稷坛、孔庙都是十分巍峨庄严的建筑。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谓历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万里长城（明长城）更是举世无双的巨作，保卫了明朝的边疆，至今依然耸立。

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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