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球影城简介: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11

文?? 史?? 哲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2011 年第4期(总第325 期) No??4, 2011( Serial No. 325)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陈支平   摘?? 要: 理论探索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懈追求, 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 中国史学理论探索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来改造或替代自己原有的思维评判模式, 从而产生了许多削足适履的不良反应。在新世纪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 中国的历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 需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坚持与自信, 而不是过分地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亦步亦趋。中国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建构和开拓中国历史学的命题话语权。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作出坚实的贡献, 那么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的文化学术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 任何的急于求成和邯郸学步, 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关键词: 史学; 史学理论; 社会经济史学    史学理论的探索, 是一个让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既感到无比兴趣而又十分头疼的永恒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对史学理论的探索有着无比的兴趣, 是因为从近现代以来, 大家深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治史之道, 过于陈旧呆板, 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求。而西方学界层出不穷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论, 往往可以让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效果。于是, 借助西方等海外史学理论来充实或改造自己, 成了20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学术潮流。然而, 这种借助于海外史学理论来充实或改造自己的理论重构, 却往往又有削足适履的不良反应, 这当然很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感到十分的头疼。笔者试就中国社会经济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谈三个方面的想法。一、理论探索必须与中国历史学的实际相结合    近二十年来, 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研究, 在专门经济史、区域经济史以及断代经济史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 值得自豪。然而毋庸讳言的是, 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探索总结, 似乎滞后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实的研究, 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 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 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运用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当然首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运用, 可以说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思维模式, 为中国历史学重构与进步发挥了毋庸置疑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 全搬这种理论的学术后遗症, 同样也是十分明显的。譬如, 近年来学界反复讨论而纠缠不清的“封建社会”一词, 就是这种后遗症的显著体现。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们, 开始对于全盘照搬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 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反思。20 世纪80 年代初, 吴承明先生就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论方法论问题, 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思考探索。特别是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1 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 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新发展, 以及自己对于方法论的深刻解读和思考。吴承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以来, 我们的失, 多半是在教条主义上。对于外国通用的一些经济学方法, 在我国都有一个先是否定、然后肯定的过程, 而且都是在研究社会主义现实经济上应用以后, 才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在方法论上, 史学家是比较保守的。正因为如此, 吴承明先生对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前瞻性的介绍, 这其中包括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系统论、区域经济史方法, 以及我们耳熟能详却又理解有所偏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史料学与考据学方法。吴承明先生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一系列思考探索, 对于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 摸索新路子, 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 我们不能断然排斥国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而是应该予以消化吸收。傅衣凌先生早在在半个世纪之前, 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傅先生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 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 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 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 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 强调注意发掘传统史学中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史料, 倡导田野调查, 以今证古, 等等。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 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论”等一系列著名论点, 在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 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 明清社会变迁论”, 是自梁启超提出“ 近世”概念以后, 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① , “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 , 提出‘从16 世纪开始, 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 但因种种原因, 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 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深佩其说”② 。傅衣凌先生在消化吸收海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上的探索, 无疑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20 世纪90 年代初, 方行、魏金玉、经君健诸位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是一次更有针对性的经济史理论探索, 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以往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进行深刻的梳理反思, 而且试图探讨开拓新的理论思维方向, 为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夯筑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这次经济史理论问题的讨论, 其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已经不能习惯于用单线的思维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所谓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了, 从不同的层面和视野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经济结构, 已为新一代的经济史学者所普遍认同。    老一辈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方法论的重视以及他们不懈的思考探索, 固然是我们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但是如果我们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思考探索缺乏兴趣, 不能很好地继承下去, 那么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势必失去了其不断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强盛后劲。中国社会经济史是根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社会经济发展史, 中国经济史学理论方法论, 必须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历程相结合, 这才是真正扎根下来的理论方法论。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经济史学者, 能够像前辈学人那样, 在经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探索上, 走出新的路子。二、加强宏观研究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    大概是受到20 世纪50 至70 年代历史学界的某些以论代史、泛论空谈之风的负面影响, 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方向, 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的整体宏观审视,而更多地热衷于具体专题与区域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参与的学者不少, 成果也很多。深入开展具体专题的研究和区域性的研究, 固然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史的细部考察, 进而以小见大, 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方方面面。但是如果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都把主要精力用于细部的考察, 终究无法完全代替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整体宏观审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构建, 将缺乏其应有的完整性。    笔者一直比较感兴趣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也曾经为推动区域经济史研究呼吁倡议过。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 却不能不让我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宏观研究有所反思。举两个例子。一是美国学者麦迪森( August Maddiso n) 的一部著作《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近年在中国出版, 该书声称在清代嘉庆末叶的1820 年, 全世界的GDP 大约是7150 亿美元( 1990 年国际美元) , 而中国占有2190 亿美元, 将近达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经济史的数据立即在国内引起了高度重视, 许多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纷纷向国内的经济史学家求证, 甚至责怪中国的经济史学者何以如此愚钝落后,中国在一百多年前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为何视而不见? 例子之二是我们的同行好友秦晖教授, 就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赋税负担问题提出了所谓的“ 黄宗羲定律”。这一“ 定律”的提出十分引人瞩目, 其在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的影响似乎远远大于历史学界, 据说连某些国家领导人都感叹不已, 更不用说许多地方官员奉为口头禅, 时加引述。    老实说, 美国学者的所谓1820 年的世界GDP 数据, 是怎么算出来的? 其可靠性如何? 在严谨的经济史学者眼里, 都是需要认真考虑印证的。“黄宗羲定律”既然命名为“定律”, 似乎也有许多值得认真论证说圆的地方。尽管如此, 这些论点的提出, 毕竟为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经济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以相互讨论的命题。假如我们经济史学界的同仁都不太关心类似宏观问题的研究, 提出相应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讨论命题, 那么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就将逐渐失去其共同关注的前进方向和学术意义, 更遑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应有的借鉴价值。这些年来, 我们的经济史学者也许以为只有扎扎实实地作好经济史细部探索之后, 才有可能综合各种细部的研究成果, 进行宏观的整体考察。    但在实际上, 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够达到的目标。经济史的细部研究与整体的宏观考察应当是并行不悖的, 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 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中国经济史是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社会经济历史, 在中国经济史的整体宏观研究上, 作为中国的学者, 理应拥有更多的命题话语权, 不应当老是跟在外国人后面团团转, 而不管外国人讲得是对还是错。    近二三十年来, 中国的有些学者之所以热衷于跟在西方学者的论说后面, 模仿学步, 除了因为受到20 世纪50 至70 年代历史学界的某些以论代史、泛论空谈唯物史观之风的负面影响而望而却步之外,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浮躁学术心理。人们急于摆脱旧框架的束缚而寻求新的突破, 最便捷的道路, 莫过于引进搬弄一些可以引人瞩目的新概念。    于是, 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醒目标签就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 包括我们的历史学界。现在回头看起来, 这些年来引进搬弄的一些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 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什么太大的学术影响力。无论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好, 还是威廉·施坚雅的六边型市场理论也好, 等等, 大体如此。事实上, 所谓的"与国际接轨", 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重心的问题。至今人们所热衷言谈的“与国际接轨”, 似乎其接轨的重心是在西方, 而不是中国。与国际接轨, 就是委屈自身,接他人之轨。这种接轨, 归根到底, 还是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照搬西方的唯物史观从而所造成的某些“削足适履”的情景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我们为何不能让外面的人来接我们的轨呢?     傅衣凌先生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傅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所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 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 把治史领地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 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联系更加紧密的学术意趣, 实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 由于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 和外国学界缺少应有的交流, 因此, 与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情况相比,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显得沉寂, 但是傅衣凌先生在如此艰难的学术环境里, 开创出深具学术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这一事实无疑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是应该让我们倍加自豪和珍惜的。如今, 在国际学术界, ?? 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 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们对于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学, 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美国、加拿大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 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 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可以预见,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显露出应有的互动与影响力。     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 中国的历史学界围绕着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开展了一系列的问题讨论,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所谓的“五朵金花”的讨论。固然, 这种历史学命题的产生,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政治命题的影响。然而我们应该看到, 这些命题的提出与讨论, 吸引了国内众多历史学家的积极参与, 开拓了许多中国传统史学所未曾涉及的研究领域。更有甚者, 由于这种命题讨论的话语权掌握在中国的历史学家手里, 反而吸引了许多海外学者包括欧美学者的参与。20 世纪80 年代,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对于“五朵金花”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兴趣, 而海外的一些学者,却仍然久久兴犹未尽。如美国的黄宗智、王国斌, 加拿大的赵冈等人, 陆续出版了许多很有学术影响力的相关议题的研究成果。即使是上面所提到的麦迪森( August Maddiso n) 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 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上一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关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史研究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的政治家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们, 已经对于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正面的兴趣, 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 此时的中国又处在与世界基本隔绝封闭的状态, 但是这种掌握命题讨论话语权的学术研究, 依然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力。这种状态,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中国的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学的进步, 应该起到引领性的主导作用。而这种主导作用的发挥, 显然必须以不断地建构和更新我们自己的命题话语权为前提, 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至于永远地跟随在外国人的后面, 围绕着别人设定的命题争论不休。当然, 我们这样说, 并不等于就要否定甚至排斥引进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笔者始终认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即使从今天的学术角度看来, 它的正确性与普世性依然无法让我们忽视。同样的, 国外的许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 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其学术上的合理性与借鉴价值, 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吸取。任何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而沾沾自喜的学术态度, 都是与现代社会文化进步的多元化趋向所不相适应的。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问题必须旧事重提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上不断地树立自己的命题话语权从而起到引领性的学术主导作用呢? 试图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 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思考, 有关国计民生、社会变革与时代进步的结构性问题, 无疑是我们不断建构和更新我们自己的命题话语权的主要领地。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围绕着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 之所以至今仍然产生着学术影响, 它的秘密正在于此。    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必须构建自己的命题话语权, 这就需要具备较为敏锐的时代变迁感, 随着时代变迁及多元文化的前进而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而与此同时, 一些具有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基本特征的主题领域, 也是需要不断追求探索、持之以恒加以充实的。这就像西方学者对于文艺复兴与民主宪政史的不懈研究一样。不断开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固然是我们经济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核心问题, 我们同样有必要予以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往往有着“因噎废食”的通病。许多学者记取了20 世纪历史学研究过于政治化和概念化的教训, 对于上一世纪历史学界所热心讨论的命题, 有些畏缩情绪, 甚至于不屑一顾。近二十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们特别是年轻一辈的学者们, 都在努力开拓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人们在寻求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在上一世纪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的课题, 却正在为人们所遗忘。这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村经济与农民问题的研究, 以及商业、商人及市场问题的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这是众所周知而又不容置疑的。学者们之所以在新时期里缺失对于这一极为重要的经济史问题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与20 世纪经济史理论教条主义的偏颇以及学界的“一窝蜂”有所关系。然而无论如何, 作为中国两千年来经济史的基础核心, 农村经济与农民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历代中国人的繁衍生息, 而且还对国家的兴衰、政权的更替, 以及思想文化的陈袭演变, 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原动力式的广泛影响。即使到了今天, 农业经济及农村经济在全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但是超规模的农民群体与广阔的农村社会, 依然在时时地散发出她的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农村与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最为严峻的社会经济改革难点, 是任何一个政府所不敢忽视而又必须认真解决的紧迫问题。    通过对于现代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的观察, 我们不难发现, 现代的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 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村及农民问题, 有着显著的历史延续性与共通性, 历史上中国农村及农民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在现代的中国农村, 依旧可以看到它的依样模式或变异形态。如果说明清时期中国的农民负担曾经出现所谓的“黄宗羲定律”的话, 那么现代中国农村的“黄宗羲定律”现象难道就完全消失了吗?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现象, 但是中国春节喜庆时刻的农民工“ 春运”难题, 为什么仅出现在中国? 当前蔓延于全国各地的“圈地拆迁”之痛, 不正是一千多年来农村土地问题在新时期的反映吗? 中国农村及农民问题的旧事重提, 是我们经济史学界永恒的任务。    同样的, 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商业及商人, 是以农民经济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多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这一问题也曾经在20 世纪中叶引起来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由“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所引申出来的中国传统市场等问题, 以吴承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史学派, 作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但是到了本世纪以来, 大概是人们对于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有了某种程度的反思与检讨, 而商业及商人在内的所谓商品经济, 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最主要前提,因噎废食, 年轻的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 也就缺少兴趣, 较少有人问津了。    但是, 中国商业及商人问题的重要性, 并不会因人们的研究兴趣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事实上, 以往学界对于中国商业及商人问题的许多认识, 都有重新讨论的必要。上一世纪, 学者们过于执著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的认知, 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商业经济及商人的发展, 与农业经济对立起来。这种把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 并不十分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根据笔者的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 基本上是属于多元经济结构的共生体,它们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依存关系。当然, 这两种经济成份间的某些不和谐现象也是存在的。而这种既和谐又不和谐的经济关系, 正是我们今后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 笔者在明清时期的家族商人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在家族商人的发展演变历程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家族组织、乡族组织在商人们的经济经营活动中所起到的某些促进作用。这说明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及其组织, 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跟随着时代的步伐, 逐渐融入到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 并且在其间发挥着某些积极作用的。中国传统的家族、乡族制度及其组织, 作为明清以来社会基层的基本构造, 其文化观念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发展息息相关, 融为一体。因此, 我们如果从传统家族文化发展的层面来考察, 则传统的家族制度可以容纳商业经济的事实, 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家族制度所具有的比较广阔的包容性和自身修复与适他功能, 使得中国的家族制度可以不排斥时代的新生事物, 而一旦在社会环境允许和经济形态变迁的情况下, 家族组织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适应时代所催生的各种新事物, 包括家族组织适应商业市场经济的运转模式。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完全有可能在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变迁历程中, 发挥比较积极的适应和促进工商业市场经济进步的作用, 从而保持与时代潮流的共同前进。    从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看, 无论是海外的华人华侨企业, 或是当代的私营企业, 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 即这些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家族经营的色彩。这种家族经营的特征, 往往受到学者们的诟病。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国家族制度具有包容性和自身修复与适他功能的文化角度来思考, 则中国私营企业的这种特征, 就不难为人们所理解。更为重要的是, 不管人们对于中国私营企业带有家族经营色彩理解与否, 这种社会经济现实却是始终存在, 而且还必然存在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甚至可以说, 中国近现代企业带有一定程度的家族、乡族经营的色彩, 也许正是中国商品市场经济及中国工商业企业家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显然, 这些带有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历史学研究, 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需要我们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同仁们薪火相传, 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推动学术的前进, 引领中国历史学的前进方向。举一个经济史之外的例子。前些年, 中国的历史学界及考古学界, 组织多学科的力量, 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 一度引来了一部分国外学者的批评之声。我认为, 中国学者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 就是一项具有建构命题话语权的重要工作。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扎扎实实地完成这项研究, 对于学术有所推进、有所创新, 无论是受到国际上学者的赞扬也好, 批评也罢, 都是这一学术命题话语权已经确立起来的一种表现。夏商周断代年表的重新编定, 只要是科学的, 国际上的历史学者就不能不采用。其最终的学术地位, 在于其学术命题话语权能否经得起时间的验证, 而不是口舌之争。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中国的历史学, 也包括中国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在国际社会上的声音十分微弱。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进步, 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们, 急迫希望自己的学科能够在国际上有着比较强烈的展示声音, 这是十分正常的。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横行了很长的时期。作为后进的国家, 任何的文化表述, 都在习惯性上被视为低劣的产品; 更不用说西方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对发展中的中国带有莫名其妙的政治与文化偏见。在这样的处境下, 中国的历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 需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坚持与自信, 而不是过分地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亦步亦趋。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作出坚实的贡献, 那么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的文化学术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 任何的急于求成和邯郸学步, 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们, 能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理论探索、宏观研究、命题建构, 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探索上, 发挥聪明才智, 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