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vegas透明素材:谁真正代表孔子与儒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0:18:13
“儒学与基督教吵了几百年，可从来还没有见过面。”看到眼下这场围绕曲阜该不该盖教堂的大争论，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辈的这句话。
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就已经开始了。借着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仁爱、宽容、智慧、博学，这场对话开展得有声有色，大有成效，连当时极力反对天主教的儒者陈侯光也在其《辨学刍言》中这样说：“近有大国西夷，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其标号甚遵，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明末政坛学界还出现了中国基督教的三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只是由于后来的礼仪之争，才失去了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随着新教的来华，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所提出的“孔子加耶稣”主张也得到多方响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与之息息相关，基督教对医疗、教育、出版等多领域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近现代中国许多杰出基督徒也是信仰诚笃，学贯中西，在儒学方面尤其根底深厚，如天主教的马相伯、徐宗泽、吴经熊、方豪、于斌、罗光，基督教的吴雷川、赵紫宸、韦卓民、刘廷芳、王治心、范皕海、谢扶雅等，他们身上并无“孔子或耶稣”的矛盾与紧张。
综观今日之争论，情绪发泄者居多，持平之论甚少；自我防卫者居多，尝试沟通者甚少，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四百年前。为什么我们如此健忘？为什么我们不去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什么我们要让悲剧一演再演？儒学与基督教难道真的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情同水火、势不两立吗？难道孔庙与教堂就真的不能并陈？孔子与耶稣就真的不能见面吗？
非也！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儒学的自身定位，亦即儒学是否为儒教。十位学者与诸多响应者想借此机会把儒学变为儒教并且试图通过政府让它合法化。这种尊重珍惜复兴儒学的拳拳之心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儒学真的是宗教吗？如果说它是宗教，那么，它所供奉的神又是哪一位？说孔子是圣人我不反对，可他是神吗？如果我们硬要把孔子当作神，也需要征求孔子自己的意见吧？
可是，孔子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也从来没有想要别人把自己奉为神。别说是神了，就是圣人、仁者、君子，孔子也从来没有自居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孔子的自谦。不过，一个人可以在品德等方面自谦，在身份上还是需要自认的。
那么，孔子如何看待自己呢？他认为自己是谁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把自己比做彭祖，也承认自己非生而知之，也可能犯错摔跟斗。孔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呢？“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孔子说自己所没有的，其实就是他所向往的。孔子所敬畏所依靠的是又什么呢？“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可见，他敬畏的是天，遵循的是天命。
相比之下，耶稣就很不一样了。他的身份是极其明确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对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从来都不否认。“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15—17）“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那么，孔子的身份与谁最相似相近呢？可以就是施洗约翰。他是最后一位先知，是为耶稣基督到来铺路的。“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3：1-3）他把耶稣隆重介绍给世人：“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耶稣出来后，他也甘于退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3：30)孔子不也是这样吗？他对自己使命的理解是：“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这不就是为大道到来鸣锣开路吗？而他终身所盼望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不就是欣然向道，全心降服吗？
是的，孔子是一个真诚而伟大的寻道者。他留给我们的是追求真理的光辉榜样，他所希望的不是后人奉自己为神明，而是继续他的脚步去追求真理。如果真理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已经向我们走来了，我们还要拒绝，还要抵挡，这不是辜负了孔子的嘱托，违背了孔子的精神吗？这不是数典忘祖、错失良机吗？儒学今天所要做的，不是固执己见，故步自封，不越雷池一步，而是回到原初，体会孔子心意，且又顺应时代，发展更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话出自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之口，我想肯定也是孔子所深许的。盖不盖教堂只是一个小问题，如何理解孔子发展儒学才是大问题呀！
十位儒学学者中有人质疑2010年9月的“尼山论坛”中儒学代言人的资格问题，他们认为与会代表只是儒学研究者，而非真正的儒者。问题提得好！可是，谁是真正的儒者呢？谁又能够真正代表儒家呢？难道这十位儒学学者及其追随者就是就能够吗？对此，我不能做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与孔子也与传统的儒者大不一样。他们敬畏天吗？他们心中有天命吗？他们能够躬行自己所宣扬的吗？他们能够像孔子那样颠沛流离而九死不悔吗？他们的儒学都早已经西方哲学修正与重组了。如果肯定儒学在今天有不同的形态，如果肯定他们也能够代表孔子和儒学，那么，为什么生于斯长于斯的孔祥玲牧师等孔氏后裔基督徒又不能代表呢？为什么他们不能代表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呢？为什么他们自己盖教堂没觉得不安，而外人却感到受了莫大侮辱并十分心痛呢？为什么不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心声呢？难道他们是大逆不道，辱没门庭吗？难道应该把他们驱除于孔家之外吗？
据有关报道，曲阜的基督徒已经有1万多。《南风窗》的一名记者也说：“在曲阜采访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层面，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程度远大于儒学。”本人也接触过不少孔姓的山东牧师与信徒。其中一位孔牧师就是融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于一身。他把新约圣经当作是耶稣写给自己的一封封家书，而把整个教会也当作一个大家庭，他既注重信徒灵性成长的需要，也关心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婚丧嫁娶这样的事都由教会安排，耕种收割也是信徒们互相扶助，甚至很多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也是由他们夫妇一手促成的。整个教会的确是其乐融融，宛若一家。在他家朱漆大门的匾额上，书写一行金色大字：归耶和华为圣。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吗？孔子与耶稣并不矛盾，孔子的后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不是背叛孔子，而恰恰是实现了孔子的遗愿。这不正是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我们所推崇的和谐社会吗？若是孔子再世，我想他老人家看到这一景象，也会再次欣然说：“夕死可矣。”
看来，一部分儒学学者和国人还没有正视这样的现实，更遑论思考了。想借助于权力来建立儒教，更是匪夷所思。二十世纪这样失败的教训还不够多吗？哪个宗教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然，鉴于中国今天号称儒者儒家的这种认识水平，我建议包括孔子后人在内的曲阜基督徒还是退让一步为好。教堂的地址由于是旧址且方便信仰生活，或许可以不变，但在教堂的规模上，似乎不必与孔庙比高，也可以采用中国风格。毕竟信仰不是外在形式，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中国人不例外，孔子本人及其门生弟子后人也不例外。
改变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才是应对目前及以后问题的正确之道。
“孔子或耶稣”论可以休矣！
二○一一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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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表彰和谐寺观教堂先进 贾庆林会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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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阜盖教堂争议说开去
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就已经开始了。借着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仁爱、宽容、智慧、博学，这场对话开展得有声有色，大有成效，连当时极力反对天主教的儒者陈侯光也在其《辨学刍言》中这样说：“近有大国西夷，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其标号甚遵，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明末政坛学界还出现了中国基督教的三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只是由于后来的礼仪之争，才失去了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随着新教的来华，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所提出的“孔子加耶稣”主张也得到多方响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与之息息相关，基督教对医疗、教育、出版等多领域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近现代中国许多杰出基督徒也是信仰诚笃，学贯中西，在儒学方面尤其根底深厚，如天主教的马相伯、徐宗泽、吴经熊、方豪、于斌、罗光，基督教的吴雷川、赵紫宸、韦卓民、刘廷芳、王治心、范皕海、谢扶雅等，他们身上并无“孔子或耶稣”的矛盾与紧张。
综观今日之争论，情绪发泄者居多，持平之论甚少；自我防卫者居多，尝试沟通者甚少，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四百年前。为什么我们如此健忘？为什么我们不去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什么我们要让悲剧一演再演？儒学与基督教难道真的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情同水火、势不两立吗？难道孔庙与教堂就真的不能并陈？孔子与耶稣就真的不能见面吗？
非也！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儒学的自身定位，亦即儒学是否为儒教。十位学者与诸多响应者想借此机会把儒学变为儒教并且试图通过政府让它合法化。这种尊重珍惜复兴儒学的拳拳之心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儒学真的是宗教吗？如果说它是宗教，那么，它所供奉的神又是哪一位？说孔子是圣人我不反对，可他是神吗？如果我们硬要把孔子当作神，也需要征求孔子自己的意见吧？
可是，孔子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也从来没有想要别人把自己奉为神。别说是神了，就是圣人、仁者、君子，孔子也从来没有自居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孔子的自谦。不过，一个人可以在品德等方面自谦，在身份上还是需要自认的。
那么，孔子如何看待自己呢？他认为自己是谁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把自己比做彭祖，也承认自己非生而知之，也可能犯错摔跟斗。孔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呢？“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孔子说自己所没有的，其实就是他所向往的。孔子所敬畏所依靠的是又什么呢？“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可见，他敬畏的是天，遵循的是天命。
相比之下，耶稣就很不一样了。他的身份是极其明确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对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从来都不否认。“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15—17）“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那么，孔子的身份与谁最相似相近呢？可以就是施洗约翰。他是最后一位先知，是为耶稣基督到来铺路的。“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3：1-3）他把耶稣隆重介绍给世人：“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耶稣出来后，他也甘于退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3：30)孔子不也是这样吗？他对自己使命的理解是：“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这不就是为大道到来鸣锣开路吗？而他终身所盼望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不就是欣然向道，全心降服吗？
是的，孔子是一个真诚而伟大的寻道者。他留给我们的是追求真理的光辉榜样，他所希望的不是后人奉自己为神明，而是继续他的脚步去追求真理。如果真理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已经向我们走来了，我们还要拒绝，还要抵挡，这不是辜负了孔子的嘱托，违背了孔子的精神吗？这不是数典忘祖、错失良机吗？儒学今天所要做的，不是固执己见，故步自封，不越雷池一步，而是回到原初，体会孔子心意，且又顺应时代，发展更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话出自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之口，我想肯定也是孔子所深许的。盖不盖教堂只是一个小问题，如何理解孔子发展儒学才是大问题呀！
十位儒学学者中有人质疑2010年9月的“尼山论坛”中儒学代言人的资格问题，他们认为与会代表只是儒学研究者，而非真正的儒者。问题提得好！可是，谁是真正的儒者呢？谁又能够真正代表儒家呢？难道这十位儒学学者及其追随者就是就能够吗？对此，我不能做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与孔子也与传统的儒者大不一样。他们敬畏天吗？他们心中有天命吗？他们能够躬行自己所宣扬的吗？他们能够像孔子那样颠沛流离而九死不悔吗？他们的儒学都早已经西方哲学修正与重组了。如果肯定儒学在今天有不同的形态，如果肯定他们也能够代表孔子和儒学，那么，为什么生于斯长于斯的孔祥玲牧师等孔氏后裔基督徒又不能代表呢？为什么他们不能代表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呢？为什么他们自己盖教堂没觉得不安，而外人却感到受了莫大侮辱并十分心痛呢？为什么不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心声呢？难道他们是大逆不道，辱没门庭吗？难道应该把他们驱除于孔家之外吗？
据有关报道，曲阜的基督徒已经有1万多。《南风窗》的一名记者也说：“在曲阜采访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层面，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程度远大于儒学。”本人也接触过不少孔姓的山东牧师与信徒。其中一位孔牧师就是融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于一身。他把新约圣经当作是耶稣写给自己的一封封家书，而把整个教会也当作一个大家庭，他既注重信徒灵性成长的需要，也关心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婚丧嫁娶这样的事都由教会安排，耕种收割也是信徒们互相扶助，甚至很多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也是由他们夫妇一手促成的。整个教会的确是其乐融融，宛若一家。在他家朱漆大门的匾额上，书写一行金色大字：归耶和华为圣。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吗？孔子与耶稣并不矛盾，孔子的后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不是背叛孔子，而恰恰是实现了孔子的遗愿。这不正是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我们所推崇的和谐社会吗？若是孔子再世，我想他老人家看到这一景象，也会再次欣然说：“夕死可矣。”
看来，一部分儒学学者和国人还没有正视这样的现实，更遑论思考了。想借助于权力来建立儒教，更是匪夷所思。二十世纪这样失败的教训还不够多吗？哪个宗教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然，鉴于中国今天号称儒者儒家的这种认识水平，我建议包括孔子后人在内的曲阜基督徒还是退让一步为好。教堂的地址由于是旧址且方便信仰生活，或许可以不变，但在教堂的规模上，似乎不必与孔庙比高，也可以采用中国风格。毕竟信仰不是外在形式，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中国人不例外，孔子本人及其门生弟子后人也不例外。
改变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才是应对目前及以后问题的正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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