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聆听东方智者的声音

——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
日期：2011-04-25 作者：邢建榕 来源：文汇报                      
    邢建榕
    
    泰戈尔访华，带来了一份情义，也带来了一场争议。他之所以有这种特殊的“待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蓬勃发展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无不进行得如火如荼，泰翁无意中也被卷入了旋涡。
    
    今年5月7日，恰逢泰戈尔诞辰150周年。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作家和哲学家，曾于1924年4月至5月，1929年3月和6月，三次访问上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正在剧烈转型的近代中国，在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的同时，也聆听到了一位东方智者的声音。
    
    当年，曾有来自多国的世界性文化名人访问中国、访问上海，除泰戈尔外，杜威、罗素、萧伯纳、爱因斯坦、马可尼等都到过上海。他们的到来，不仅丰富了上海城市文化的面貌，而且促使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讲学社邀请泰戈尔访华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人。这位诗人对中国心仪已久，一直希望有机会进行一次中国之旅。他曾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在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像中的中国，此后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变了我的梦乡”。（泰戈尔讲、徐志摩所译《告别辞》，刊《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
    
    1923年，泰戈尔派他的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联系访华事宜，得到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和瞿菊农等人的热烈响应，他们以讲学社名义，向泰戈尔发去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并寄去旅费，欢迎他来中国讲学。讲学社是一个学术性的团体，成立于1920年9月，主要创始人是梁启超，当时被国人称为“四大外国名哲”的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也由讲学社出面邀请和接待访华。
    
    次年3月21日，泰戈尔携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国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宗教学教授塞纳，秘书葛玲小姐和纳克博士等六人，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消息一出，中国文化界顿时兴奋起来，上海作为外来文化的桥头堡，文化界对泰戈尔的来访期盼已久。早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文化界已开始翻译介绍他的生平和文学作品，陈独秀最早用文言文翻译发表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因此泰戈尔的名字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泰戈尔访华消息传来，《东方杂志》（第20卷14号）、《小说月报》（第14卷9、10号）、北京的《佛化新青年》都出了泰戈尔专号。
    
    泰戈尔的诗集更是大热，有了不少忠实的读者，正如徐志摩在1923年12月27日致泰戈尔信中所说：“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
    
    即使徐志摩的话略有夸大，但为了迎接泰戈尔的到访，他的许多作品，如《海上通信》、《叶子园》等，当时都已经有了中文版本却是不假。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泰戈尔专号”里，刊载的一则消息称已出或将出的泰戈尔的作品，有《春之循环》（瞿世英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新月集》（郑振铎译）等六部作品。
    
    对泰戈尔推崇备至的徐志摩，把泰戈尔比喻为泰山的日出，“一方的异彩，揭开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的驰骋”。郑振铎在《欢迎泰戈尔》一文中热情地预言：当他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张开双臂拥抱他，当他作讲演时，人们一定会狂拍着巴掌。一时间，惟“泰戈尔是谈”。
    
忙碌而充实的上海之行
    
    4月初的上海，乍暖还寒。12日清晨一大早，徐志摩、张君劢、殷志龄、潘公弼、钮立卿等上海文化界名流和在沪外侨三十多人齐集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
    
    当泰戈尔一行乘坐的“热田丸号”（Atsuta）缓缓靠近码头后，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并摄影留念。迫不及待的东方通讯社记者在甲板上便对泰翁进行了采访。然后，在中国朋友的簇拥下，泰戈尔一行登车驶往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下榻在23号和24号房间。
    
    当天下午5时，泰戈尔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上海西南的龙华赏花。此处有龙华寺、龙华塔等名胜，附近农家多植桃花，风景绝佳，“龙华看桃花”已成为年俗，每当春日桃花开放之时，上海人多喜在花丛中作竟日之游。
    
    第二天下午，泰戈尔先到闸北一家寺院出席印度人为他举办的欢迎会；而后，由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四个团体发起，在慕而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家举行欢迎泰戈尔的茶话会，由于泰翁迟到，延至下午4时5分，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才出现在张宅的草坪上。
    
    张君劢曾随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留居德国，师从倭铿，推崇康德哲学，1923年由他挑起过著名的玄学与科学之争。因他主张玄学，就有人认为泰戈尔不该去张宅讲演，否则难脱帮忙之嫌。
    
    或许因为人多，或许也知道泰戈尔在印度讲演时喜欢在浓荫蔽日的室外，这次活动也安排在室外举行。张宅的草坪上，主人特意用柳枝和盛开的桃花、杜鹃，装点得春意盎然。正中央安置了一张红绒沙发，这自然是泰戈尔的位置，其他来宾坐在前排的凳子上，因为又来了不少学生，没有足够的位置，只得坐在草地上。
    
    张君劢用英语致欢迎词后，大家聆听诗人发表他抵沪后的第一次讲演，并由徐志摩翻译。诗人说，他此次中国之行，在于“沟通这名贵的情感交流”。“两国人民犹如兄弟，为事当存信心，事必成功”。泰戈尔那沉着而有诗意的语声，恳切而热情的讲演，让在场的听众感动不已。讲演辞很快发表在报刊上，题名为《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
    
    14日早晨，泰戈尔一行赴杭州游览。像许多来华访问的世界名人一样，杭州是他们到上海后必去的旅游胜地，那里优美如画的风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也给泰戈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西子湖畔，飞来峰下，西泠印社的小径，净慈寺的晨钟暮鼓，泰戈尔几乎流连忘返，以致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
    
    泰戈尔回沪后，上海各界代表和英美人士约一千二百多人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场门口用松柏树枝粘连而成“欢迎”两字，内部四壁悬挂着中国古画以及用松柏交叉做成的彩条和彩球，主席台上也用同样的方法织成“欢迎”两字，台前则摆放着十余盆鲜花。当泰戈尔出现在会场上时，乐队奏起优美的音乐。
    
    欢迎会由沈信卿、聂云台轮流主持，徐志摩担任翻译。会上，着玄色长袍、冠红帽、仪容庄严而肃穆的诗人开始了他在沪的第二次讲演——《东方文明的危机》。他提醒人们“要晓得幸福便是灵魂的势力的伸张，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他认为“物质主义的侵入，我们诚然不能抵抗，可是如果我们迷信他，甘愿将活的精神，埋没了去换死的空壳的物质，又哪里值得呢”？（《东方文明的危机》，刊《文学周报》1924年4月21日第1版）
    
    作为诗人的泰戈尔并没有谈诗歌，而是为上海的工业文明和城市化担忧。他认为，在上海，由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引入，已经看不到丝毫的中国文化精神。
    
    当晚7时，诗人来到了位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有正书局，在披览了该局出版的中国美术品后，购买了多种画册，书店还专门送了他一个书箱。他说，看了这么多中国美丽的艺术品，他心中生出了很多想法，准备有机会写出来。
    
    随后，徐志摩、郑振铎、戈公振、刘海粟等人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设宴，宴请泰戈尔。提起功德林，一般人都不陌生，这是二十年代上海最大的一家素菜馆。当时很多社会名流迎来送往都选在功德林。据说萧伯纳访沪时，邵洵美就花了46块大洋，在这里订了一桌宴请他。这次宴会后有代表为泰戈尔演唱了京剧，弹奏了古琴，在场的刘海粟甚至为他速写了一张素描。
    
    宴毕，略感疲惫的泰戈尔仍然饶有兴致地到第一台观看了京剧。忙碌了一天，半夜12时，诗人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上海之行，旋赴招商局码头，踏上了北上之路，先后访问了南京、济南、天津、北京、太原、汉口等城市，最后又从上海离开中国。
    
批评声和掌声一样热烈
    
    耐人寻味的是，与其他世界文化名人的到访不同，泰戈尔访华期间，欢迎者的掌声和反对者的批评声几乎一样热烈，这让诗人始料不及，感慨丛生甚至倍感迷惘。此次来访，泰戈尔除了受到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张君劢、殷志龄等人的热忱欢迎和颂扬，也受到了陈独秀、郭沫若、吴稚晖和鲁迅等人言辞激烈的诘难和质疑。翻开那个时期的《民国日报》、《小说月报》、《申报》等各大报刊，批评他的文章甚多。
    
    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来后，在中国文化界就有不同的声音。1923年10月，早年深受泰氏文风影响的郭沫若，却以一篇《泰戈尔来华的我见》独树一帜，拉开批评泰戈尔的帷幕。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包括一些左翼作家纷纷撰文，加入到反对泰戈尔的行列之中，言辞之过激，使得一向对外国人客客气气的上海人看得目瞪口呆。最早将泰戈尔的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这时也发表了多篇政治性评论，称泰戈尔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发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最后竟说“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而吴稚晖冷嘲热讽，说泰戈尔和一帮欢迎者一面拼命反对物质文明，“但是一则居然有洋房前的草地，招待来宾；一则居然坐着汽车，去游‘sal’的龙华，会议招待还要借一品香，演讲还要选新式的俱乐部”。最后请泰戈尔用封条将“尊口”封起来。
    
    泰戈尔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固然是在一批崇拜者的包围之中，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他也清楚，就在他讲演的时候，还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传单反对他，尽管梁启超、胡适和徐志摩等人恼怒不已，屡次提出“警告”，可崇拜的依旧顶礼膜拜，反对的依旧激烈抨击。
    
    5月28日，他从中国北方旅行和讲演回来，再次回到上海。5月底的上海，梅雨绵绵，令人郁烦，仿佛映照了此时诗人的心情。这一次，欢迎的人群不够热闹，且没有了鲜花和掌声，只有诗人即将黯然离别的身影。
    
    次日黄昏，上海文化界举行了一场送别会。诗人再次来到慕而鸣路37号张君劢的住宅，同样的地方，相同的人，此时欢送的人正是当初欢迎的人，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有诗人的心情。
    
    泰戈尔作了他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讲演——《告别辞》。这时的泰戈尔百感交集，甚至感到迷惘和失落，因此他的语气间带有一丝轻微的嘲讽和深深的遗憾。讲演毕，众人在张宅用了晚餐，随后陪同泰戈尔去汇山码头，启程东渡日本。
    
访沪悄悄入住四明村
    
    1929年3月19日早上，泰戈尔乘赴国外访问之机，第二次来到了上海。不知是上次来访给了诗人不愉快的回忆，还是专为和他的“索西玛”（泰戈尔为徐志摩起的印度名字，意为“月亮宝石”）叙旧，诗人这次悄悄地来了。事先说定只是朋友间的私访，不要对媒体通报，更不要安排讲演，因此，泰戈尔的这次访问，许多人并不知情，只有徐志摩夫妇拉着胡适等少数友人去公和祥码头迎接，连上海的《申报》都见不到关于他的踪迹的报道。
    
    这一次，站在徐志摩身旁陪同接待的，不是林徽因，而是陆小曼。泰戈尔第一次访华时，徐志摩正热恋着林徽因，在北京随同泰戈尔出入。在泰戈尔64岁的生日庆祝会上，两人在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时，双双出演角色，恰似一对金童玉女，人人称慕。而时过境迁，这一次，林徽因早已嫁作他人妇，徐志摩也与另一位才女陆小曼走到了一起。
    
    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刚新婚不久，住在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这是一幢三层楼的老式石库门楼房，徐志摩是向别人租的房子，每月租金100元。新房设在二楼厢房，二楼客堂为会客室，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房。
    
    早在来沪前，泰翁就打电报过来，叮嘱徐志摩说，他的行踪一定要保密，并且婉拒了在沪印人为他提供的“高厅大厦”，他只要静悄悄地在他们家里住上几天，可谓用心良苦。亲历过泰戈尔第一次访华全程的徐志摩，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委，因此满足了诗人的要求，答应为他保密。
    
    四明村徐志摩的家，成了泰戈尔在上海的温馨记忆，也见证了不同国度的老少两位诗人深厚的友谊。徐志摩留心到，泰戈尔的日常起居同中国人相似，什么都很随便，并没有欧美人特别爱干净的“洁癖”，只是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于是晚睡晚起的徐志摩夫妇两人也跟着改变了作息时间。
    
    与第一次来访相比，这次泰戈尔在上海的活动不多，基本上限制在私交的范围内，报纸上的消息，几乎寂寂无闻。知道泰戈尔到上海的朋友，只有徐志摩通知的少数好友。当天中午，蒋百里在家里举办午宴招待泰戈尔，到场的仅有徐志摩夫妇和胡适等几位故交。邵洵美和妻子盛佩玉也到徐家拜访过泰戈尔，并一同吃了顿饭。据盛佩玉回忆，泰戈尔身材高大，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一身灰色的大袍，一顶黑色平圆顶的帽子端端正正戴在头上，就好像她看到过的大寺院中的老方丈的打扮。
    
    离别之时，徐志摩拿出一本纪念册请他留下墨宝。泰戈尔欣然动笔，在本子上为徐志摩夫妇留下远看像山、近看像老者的自画像，并附诗一首云：“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
    
    是年6月11日，诗人访问归来，再次路过上海，仍旧住在徐志摩夫妇的家里。那天，徐志摩恰好遇上郁达夫，便拉上他一同去大赉轮船公司的码头接泰戈尔，两人在码头上有过一番对话。郁达夫在《志摩在回忆里》一文中，记录了徐志摩的讲话和神态。徐志摩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说话时，徐志摩“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
    
    这次泰戈尔也仅在上海住了两天。回国前，泰戈尔拿出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他深情地对徐志摩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泰戈尔回国后，徐志摩一直与他保持书信来往，当得知泰戈尔身体欠佳时，徐志摩寝食不安，决意要到印度看望他。两年后，徐志摩曾辗转欧洲，到达印度，为诗人庆祝七十大寿，并约定他八十岁时再来为他庆祝。然而世事无常，不久，徐志摩却因飞机失事，先去了天堂。
    
对泰戈尔遭遇的反思
    
    “天空中没有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了。”
    
    泰戈尔访华，带来了一份情义，也带来了一场争议。他之所以有这种特殊的“待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蓬勃发展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无不进行得如火如荼，泰翁无意中也被卷入了旋涡。
    
    泰戈尔一到上海便说：“余只是一诗人”。索性谈诗倒好，偏偏谈诗的时间少，多数时间都在高谈阔论东西文化的优劣，而在他眼里，优劣是不言而喻的。或许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大诗人，谈不谈诗都无所谓，而谈论当时中国人热衷的西方思潮和科学技术，以他的身份也不合适，何况他也知道当时访华的欧美大学者、大科学家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他感到“很惭愧”。因此，他自称是前来向中国的古文化敬礼的进香人，并师法前贤，要增进两国文化和精神交流。他一路作了20多次讲演，讲演的重心都放在宣扬东方文明，几次三番批评上海已经被工业化和物质化，并为此痛心疾首。
    
    今日思之，泰戈尔重精神轻物质，主张爱、宽容、和平与和谐，宣扬东方精神文明的玄妙，甚至预言以东方文明为主体的世界必将取代现在这个以物质主义为第一要义的西方世界，这些思想自无不当之处，甚至值得尊敬，可在五四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眼里，实在是迂腐不堪。正如陈独秀指出的那样，泰戈尔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严重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二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错误的道路。何况，“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向来是热闹的中国文化界的作为，因此才产生了那些“不了解的欢迎和不了解的驱逐”。只是满腔热情而来，一心寻求恢复和加强中印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泰戈尔，因不知何故被人无端抨击，感到难以理解和无比的失落。
    
    1941年，已经卧床不起的泰戈尔仍不忘访问中国的日子，口授一诗：“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
    
    （作者为上海档案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