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g australia是什么:玫瑰沉香锁心经 ——解读张爱玲的女性世界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偶看新闻时间：2024/05/06 00:10:27

提要：张爱玲笔下，主要是描绘在洋场社会的既传统又现代的环境里面的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张对人性的认识和不自觉的女性意识使她笔下的人物具有现代内涵，然而传统对现代的颠覆又是无所不在的，因而人物具有矛盾性。
　　　　　　　　　　　　　　　　　
　　　　　　　　　　　　　　　　　　　
　　　　张爱玲这位从传统家庭逃出来的千金小姐，以其绮丽的才情和对人情的独到的见解，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张爱玲世界”。在她的世界里，有洋场社会不洋不土的社会现实，有各色各样的男女及男女间的小事情，尤其是其中的女性，苦苦挣扎于谋生与谋爱之间。他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而这主要是通过两性关系来体现。

　　　　张爱玲本人就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里：在有典型殖民色彩的上海，香港；她的家，是封建没落的贵族，父亲是抽鸦片娶姨太太的遗少，母亲却是深受五四影响的新女性，夫妇不和，终于离了婚，张爱玲最终也从其父家出走，选择了独立谋生之路，可见她对传统的决绝。然而张爱玲对其父家还是有点留恋的：“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之小报，直至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只是，在这种情绪的背后，她更多是瞧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的活下去。”深受其母影响的张爱玲是无法认同其父的生活方式的，何况她从小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小时候，领她的张干常欺负她，使她很早就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立意要锐意图强。但张爱玲虽有如此鲜明的独立意识，却没有成为一个改造社会的革命女性，因为动荡的时代使她对现代文明产生了怀疑的态度。本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她是更倾向于现代文明的：她读书勤奋，立志独立，终于考上了伦敦大学，因战火转上香港大学，又因战火未能完成学业，战争一点点地毁灭了她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早期先验文本如西方现代派小说及存在主义思想对张爱玲的悲观气质是有促进作用的；香港之战更让张爱玲对人性有切实的体验；加之早年伸手向母亲要钱的“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使她认识到“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更加深了她对现代人性的理解。

　　　　尽管对现实生活悲观失望，张爱玲却没有成为厌世主义者，相反，她对世俗生活充满热爱，她曾坦言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贪吃贪玩爱打扮（也许正因为人生的荒诞使她要抓住现实中实在的东西），然而良好的文化素养和早期不幸生活使她没有成为俗人而成为哲人。她喜欢人间的热闹，但她又是这热闹“人间戏剧的鉴赏者”，有着悲观的冷静的智慧。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也不放过；再则，她对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是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却在研究它的动态。她能和奥斯汀一样涉笔成趣，一样笔中带刺；但是刺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非个人的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的销售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方面，她的态度却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如此“矛盾”的张爱玲所建构的文学世界吧。

　　　　张爱玲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以上海、香港生活为背景，表现的多是没落的黄昏、阴森的庭院、畸形的男女关系，变态的无助的女人。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战火，也没有民族危亡的悲壮，却典型的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不洋不土，不伦不类，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文化“犯冲”，传统的社会家庭结构逐渐分崩离析，而新文化硬闯进来，“使本来浮离不稳的根基更加危险重重，又象一所古老大屋，忽然盖上了全新的西式屋顶般，不伦不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公馆就是这样的怪物：公馆的建筑形体是西式的，顶部却是仿古琉璃瓦；室内布置是西式的，但炉香上陈列着翡翠与象牙观音像。
　　　　在这不伦不类的环境之下，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随之变了态，就连传统被动的女人也学起了新派：“她很知道，按照近代的规矩，她应走在他的前面，应该让他为她加大衣，种种地方侍侯着她，可是她不能够自然地接受这些分内的权利，因而踌躇着，因而也更加迟钝了。”年轻女性还能学点时髦，年老女性却无法承认没落的事实，自欺欺人，如梁太太，“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的淫逸的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更多的女性在这样的环境内陷入了更为悲惨被动的境地：为了生存，毫无谋生能力的她们必须千辛万苦地抓住婚姻这根救命的稻草，她们的生存目的陷落到最原始的本能目的：求生。当然，求生之外还谋爱——谋不切实际的爱。
　　　　张爱玲就是生存在这种阴暗交界处的边缘人，她熟悉里面的人物，关注她们的命运。对人性的刻画是张爱玲落笔最深处，因而尽管她写的都是些“古老的记忆”，其中蕴涵的却是现代派所真正关心的人性的内涵。
　　　　关于人性，有不同的哲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人都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自然属性包括饮食、男女等七情六欲，社会属性有历史性、阶级性等，任何人都是各种性质的混合体，不能简以“好人”或“坏人”之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不好不坏的凡人。
　　　　张爱玲最强调的是对凡人人性的关注：“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那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还是疯狂，可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外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可是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所以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荒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荒凉是一种启示。”
　　　　曹七巧是张小说中唯一极端的人物，但这个彻底的人物仍然具有现代性：曹年轻时是个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姑娘，被贪财的兄嫂做主卖给大户家的残废二爷作姨太太，后来扶了正。没有爱情，更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渴望着像三少爷那样的有着健康身体的男人，然而季泽出于自保没有满足她。——因为钱，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有因为钱，她到处受人奚落。终于熬到分了家，自己拥有自己的财产了，钱来之不易，因而她对钱的占有欲就异常强烈。当季泽为了钱来向她示爱时，她“拼得全身的筋骨与牙齿都酸楚了的”内心情欲曾令她有一瞬间的动摇，但一想到他是为了她的钱，她就毅然斩断情根：“——人还是那个人啊！难道他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如果说之前她得不到情欲的满足是被迫的，那这一次送上门来的情爱她却是主动放弃了——亲手掐死自己苦等了十年的情爱，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何等悲壮！她的心里未尝不是后悔的：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好人，她不是不知道。她爱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揭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归根到底，究竟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然而理智最终还是情欲，感情对她来说是奢侈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唯一实在的是钱。她对于季泽没有一般女人的奢望。她知道他看中她的是钱，在钱与情之间她选择了前者——我认为到此为止她还是个理智的精明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女人，不像其他女性（哪怕是今天的许多女性）那般，被别有用心（哪怕不是）的男人哄得傻乎乎地主动放弃自己的金钱、事业甚至骨肉亲情，傻乎乎地以为她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就是她一生的幸福，结果人老珠黄了，跟不上时代也跟不上丈夫的步伐被“炒掉”了，还傻乎乎地自怨自艾、自轻自贱——曹七巧可比这些女人现代多了，也强多了，只是她后来将自己所受的委屈报复在子女身上，才大大的不对了。因此张爱玲不忘给她的悲剧加上点苍茫的意味，她写曹垂死时想起年轻的时候：“七巧挪了挪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脸上，渐渐自己干了。”——张爱玲与古典派的不同句在于：她没有把曹的悲剧归因于社会的历史的外部环境，而是归因于人性本身，情欲与物欲的需求都是人的正当需求，两者的不可调和导致曹的悲剧的产生，正因为这点，张爱玲对曹持的是一种悲悯的态度，让我们也觉得她虽可恨也可怜，并没有古典作品的爱憎分明——这也是张爱玲的现代性、现实性。
　　　　两性关系是张爱玲刻画女性人物的另一重要手段。“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因此在恋爱中最能看出人的本质，尤其是女性的特质，因为在以前甚至在今天，爱情都是女性人生最重要的部分——甚至是全部。这也使她们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张爱玲笔下，从来没有美满的婚姻，在她看来，“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她笔下的人物，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爱情，即使有，那也是变态的（如《心经》中的小寒父女），或不得善终的（如《十八春》的曼桢和世钧），因此张爱玲叹道：“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在半新半旧的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洋场社会却给了男人提供了更多的寻花问柳的机会，老一辈的女性却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下过着更为悲惨的生活，如《多少恨》中的夏太太、《小艾》中的五太太，对浪荡丈夫忍气吞声，还极尽讨好“情敌”之本事，只为保住太太的名分；而新一代的女性或没有谋生能力，或放不下架子出来社会（当时的女子出来干事是被人瞧不起的），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婚姻这张长期饭票与花花公子范柳原斗智斗勇了好几回合，最后一座城市的倾覆成全了她；曹七巧与敦凤（《留情》）明摆着就是嫁钱而非嫁人；《心经》中的绫卿更是直言不讳：“对于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的未婚者——我是人尽可夫的。”事实上她连小寒之父这样一把年纪的已婚者也来者不拒。
　　　　这些女性的悲剧一方面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由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自持及虚荣等原因造成的，张爱玲更多是从其自身寻找悲剧的根源的：“女人当初之所以成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上海来香港求学的穷学生，为了学费向姑母求助，姑母却把她往交际花的方向培养。尽管她姑母对她的堕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终还是由于她把握不住自己。刚住进姑母家时，壁橱里的衣服及“楼下的一切”，对她充满了诱惑，使她产生了“看看也好！”的心理，三个月的工夫就使她“上了瘾”。后来她爱的乔琪乔与小丫头勾搭上后，她闹着要回家，结果还是没走成，“她生了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的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一方面自然是舍不得乔，另一方面也是留恋着这里的物质生活，她是“回不去了”。
　　　　爱情对于女子占着怎样的分量？葛薇龙的悲剧到此为止也罢了，然而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其后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葛虽慕虚荣，但基本的是非观念还是有的，如她对梁太太的鄙夷，对司徒协的躲避，她最终的堕落还是为了爱，为了乔。张爱玲典型地描绘了女人爱的痴傻和可悲（这也是曹七巧的难得之处）。葛薇龙最初为乔吸引，明知不该爱他，但还是“对爱认了输”，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他的妻爱他，并且相信他，他什么事不能做？”自以为自己的爱能“超度”这个浪子，活脱脱地描写了一个女人堕入情网的心理状态，——当事实证明乔对她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她几近崩溃，但又不能自拔，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肉体赚钱向乔买“爱”，——多么可怜的女人！其实就连梁太太这个“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的“慈禧太后”也自以为自己是爱的主人，却不知道自己也只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
　　　　张爱玲在这里深刻地表现了“女人的爱心与苦心，男人的花心与假心”。不知道谁说过“女人的软弱，其实仅仅针对爱情”，爱情对女人而言有着神秘的魔力，为了它，女人可以付出一切，包括名誉、人格、生命，而男人却不。《色。戒》中的王佳芝，她的任务是用美人计诱杀易先生，仅仅因为他那看似“温柔怜惜”实“悲哀”的微笑，就以为“这个人是爱她的”，“心里轰然一声，若有所失”——一念之差，将计划了两年的爱国行动付诸东流，还搭上好几条小命。王佳芝“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有感情”，然而他却恩将仇报将她置于死地，还自矜为“男子汉”，文中有句对男女关系总结性的话：“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拥有。她才是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女人常常把爱看作是人生的全部，而男人只当它是随时可以牺牲的一小部分。女人最可悲处在此，男人最自私处亦在此。
　　　　为了更好地论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我想更进一步地从女性的对面——男性来看女性的生存状况。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下简称《红》）中，张爱玲对男女不平等关系有极致的描写，对男性性心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振保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男人总是贪心而自私的，他们“最高的理想是要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自己。”当两美难全时，他们就娶“冰清玉洁”的做妻子，纳“富于挑逗性”的做情妇，前者出于社会伦理的要求，后者出于自身肉体的需要，——当然，如果这个情妇威胁到他的社会地位时，他就会毅然撒手。在《红》，振保对于红玫瑰只是逢场作戏，谁知道她竟然认了真，于是他立即从“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中抽身出来，“你要是爱我，就不能不替我着想（他何曾替她着想过？）”。多年之后他邂逅红玫瑰，发觉她已不再是他当年的红玫瑰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他哭了，还想：“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应当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张爱玲把一个男人的自私本质刻画的淋漓尽致。
　　　　因为这个女人曾经爱过他，他就认为她应该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他不仅要占有他的身，还要占有她的心，可是，她却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妇人，有着平凡的幸福，他还是做不了她的主人，因此就连这平凡的幸福也令他妒忌。因为自己的不幸福，也不能让她幸福，他要她为他受苦——为了证实这自己的想法，他让弟弟发表看法，弟弟用“老了，老得多了”来结束这个女人，其实大半是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一个女人再老，男人因为没能得到她，多少也有点值得留恋罢？可不是？“连她的老，他也妒忌她，”——这是一个怎样自私的男人啊。当振保发现他“圣洁”的妻子竟然与裁缝有染时，他彻底崩溃了，疯狂地在外玩女人，——是报复妻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报复自己。一次撒泼之后，他“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声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满脸。——第二天起床，振保悔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这是因为妻子的妥协，也是他对自己的妥协——除非他成了疯子，否则他还要继续打造他的“对”的世界，他逃不了——他要做好人，就做不了真人，现在连真人也做不成了（红玫瑰“背叛”了他），只好死心塌地做回好人——偶尔的堕落并没有使他失去男人的理智，他终究是个男人，虚伪、贪婪、自私、无耻（真正无耻——“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张爱玲）”，只有女人才会如此的难堪——纯洁呆板如白玫瑰，男人认为无趣；热烈风骚如红玫瑰，男人认为放荡，而他们心里是喜欢“放荡”的，因为他们本质如此。）的“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红玫瑰与白玫瑰典型地代表了两类女人，一是热烈风骚的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女人，一是温柔娴静缺乏个性的女人。对于男人而言，缺少任何一个都是不完美的，只有两者合一才是最理想的，而女人在男性的选择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得到幸福。在《红》中，红玫瑰成了牺牲品，而白玫瑰由于社会的支持占了上风，得到了社会的合法地位。红玫瑰若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好转变成白玫瑰那样没有特色的女人。然而即使胜者如白玫瑰，她们也只是“继续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只要男性贪婪的本性不变，她们的命运就不会改变，因为爱是自私的、排他的，任何第三者的介入都是破坏。张爱玲笔下，男女之间是无爱的，或者说，没有完满的爱。
　　　　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商品社会，仍然是男性的社会，男人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两全其美”，在家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外是个好情夫——不用像振保那样左右为难，舆论的影响已微乎其微。白玫瑰的地位受到红玫瑰的可怕挑战，因为经济、年华等足够置女人于死地的原因，她们只好忍气吞声；而红玫瑰们看起来似乎更加自由，更有个性，实质却是出卖肉体。在男女关系中，这两种女性仍处于不利的地位。——林白在《致命的飞翔》曾就这两种女性的生存方式表达了她的最深最新的体验：“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她笔下有两个类似红白玫瑰的女人，一个是北诺，“用女人的色相作诱饵，诱取男人的权力”，从而取得女性生存的资格；另一个是李涡，“放弃女性自身‘热烈又柔情’的肉体和精神家园，是自己成为男人所需要的‘妓女’，用妓女的方式忍受与迎合男性的口味，并且同身边的其他妓女展开争夺，使男人成为自己的情人，使男人同自己结婚，成为‘恩爱夫妻’，这一方式最现实也最轻松，最容易获得生存的权力与美好的名声，但最大的不幸也在于此，女人失去了自我，成为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
　　　　张爱玲并不是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者，她的作品并没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对女性更多是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她在《气短情长及其他》这篇散文中写到一个女人被其男人扭打到街上，路人叫送男人到巡捕房去，她竟说：“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回去罢——回去打我罢！”女人的不争气真是让人无可奈何。在张爱玲作品中，她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展开了女性传统意识面临崩溃的一系列原因，《天才奇女——张爱玲》的作者于青曾就这个问题作过详论，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是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导致了庸俗，如白流苏和葛薇龙等，第二是受金钱的熏染和异化，如曹七巧等，第三是男性世界对女性世界的支配与控制，如《留情》中的敦凤，《红》中的孟烟鹂等。然而这三点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本质：无论是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中挣扎。英国女权主义者伍尔芙认为，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看，在男权社会漫长过程中，女性人生是依附于男性的，她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就在于一个好丈夫，养儿育女。因此，她被迫迎合男权话语，以爱情为生活的价值目标，以虚幻的浪漫情怀迷醉自己。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因此，爱情与家庭（丈夫、孩子）对于女人来说是全部的人生意义，即使是今天，女人在经济、社会地位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大可不必仰仗和依靠男人了，但心理上对男人的依附远还没有消除，将婚姻、爱情当作人生根本保障的女人多的是。
　　　　即便是张爱玲自己，也难于摆脱这个沉重的阴影。她对胡兰成的爱根本就不问值不值得，婚书上张爱玲写到：“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见她这样一个不俗的女子也有求安稳的愿望。当风流成性的胡兰成一再辜负了她的一片痴心时，她说：“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也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不是伤心至此，张爱玲后半生也不至于如此遗世独立、与世隔绝罢？在此我无谓花笔墨骂胡兰成无耻，只是像张爱玲这样超脱的才女都逃不过这一劫，实在令人可惜、心痛。——“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这难道是张爱玲对自己命运的预言么？今天呢，应该有不同的故事了吧？
　　　　张爱玲是这样的传统又现代的作家，既是古典的，“守旧”的，又是现代的、超前的，无论是她对人性尤其是对女性的看法，还是她的作品的写法（此略），都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正因如此，她对现代读者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希望读她的作品的人能对“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而非仅仅看到它的热闹。这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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