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会的票去哪个网站:少数民族的发展需要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来推动

少数民族的发展需要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来推动

——访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张继焦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学者小传：

　　张继焦，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4年至2006年任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都市人类学委员会助理秘书长。研究方向为都市人类学、企业人类学。在企业研究方面，主编了价值链管理系列丛书，出版了《价值链管理：优化业务流程、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数字化管理：应对挑战，掌控未来》（合著）、《分销链管理：分销渠道的设计、控制和管理创新》（合著）、《控制链管理：防范客户和应收账款风险》、《成功的品牌管理》（合著）等5本专著。

　　企业人类学——关注企业中的人这一社会性的话题

　　记者：在刚刚闭幕的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上，企业人类学委员会和中亚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国际联合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由27个增加到29个。作为企业人类学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您怎样看待企业人类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张继焦：从2007年向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提出申请，到2009年获得批准，企业人类学委员会的成立倾注了我与一些中国同事和美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同仁的心血。这是来之不易的事。希望有更多的人类学民族学同行，关心和支持企业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

　　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它已经得到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许多非经济管理学科的关注和研究。事实上，在30年前很少有人类学家去研究消费问题。1982年，当美国学者理查德·韦尔克和埃里克·阿诺德将一篇关于发展中国家消费文化模式的论文送交《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表的时候，却吃了闭门羹，理由就是“这不是一个人类学关心的主题”。近年来，关于消费文化的民族志和跨文化研究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也迅速发展起来。如今，在美国和日本的大学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开设企业人类学课程。施乐、英特尔、诺基亚等著名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聘用人类学专业人士，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员工和消费者，设计出反映当下文化潮流的产品。这些公司相信，人类学细致的观察、敏锐的访谈和系统化的资料搜集等调查研究方法，能够解答企业和市场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些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无法做到的。

　　记者：与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较，企业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张继焦：如果说，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关注的是如何使企业盈利这些经济性的话题，那么企业人类学关注的则是企业中的人这一社会性的话题。面对现代企业和企业中的人，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从以人为本的视野来剖析。企业人类学实证与应用研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至少涉及以下12个领域：企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消费者行为分析、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和沟通策略、企业文化、跨文化管理、国际营销中的跨文化适应、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地方性和群体性、一个新兴的群体——少数民族企业家。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民族企业家应该成为我们当下关注的重点。

　　新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生成、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的成长能促进民族地区的更好发展

　　记者：在企业人类学的视角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张继焦：我认为，新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生成、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的成长是这个问题最值得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想先对经济文化类型问题做一个分析。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为了对世界民族进行语言谱系以外的分类而提出的一个分类体系概念，用来分析不同民族生存环境、生产生计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形成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的概念框架。这一理论有利于解释人类学民族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社会经济技术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不同民族，在文化上表现出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原因。该理论引入中国后，以林耀华为代表的学者们在对相关概念进行修订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型和农耕型。

　　传统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适用于分析比较简单的前工业社会，在分析复杂的工业社会、都市社会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我们可以借用这一概念和研究思路，在“传统版”或“原生态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现代版”或“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分析不同民族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其原有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转变的。

　　记者：这对于经济文化类型转型的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

　　张继焦：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而言，尽管其原有的经济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基本上都是基于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发展起来的。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城市和市场的挑战，在就业、创业、居住、教育、语言、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实现对城市的适应。换言之，各个少数民族的移民在城市中都面临着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向“市场型”的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民族文化特征、民族价值观、社会关系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移民不仅是工作移民，也是文化移民。他们是文化的携带者，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会看到民族传统的保留，更能看到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与发展。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生成与转变，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

　　张继焦：是的。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转型是现实的。城市移民聚集区及其经济圈已经成为现代和传统、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联结体，它们在把具有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基层构成的农村和城市联结起来的同时，也在移居的城市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经济文化类型。

　　记者：您长期从事城市移民调查和研究，在田野调查中，您看到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是怎样转型的？

　　张继焦：从2006年起，我主持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各民族杂居化趋势”，该课题于今年5月结项。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对居住在深圳、青岛、呼和浩特和昆明4个城市的少数民族移民（主要是蒙古族、朝鲜族、彝族、回族、白族和傣族等6个民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仍处于转型过程中，新的经济文化类型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从转变形式来看，大致有4种：

　　第一种是少数民族移民逐渐融入城市的主流经济体系之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所在城市的社会文化系统，并只在本民族内部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这类移民由于人口数量少、从事的行业不集中、居住分散，没有形成自己的聚居区和经济交往圈，因此，在整个城市文化中，自身民族或地域文化特征不明显。这一现象在深圳表现得较为明显。

　　第二种是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创建了自己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比如，在昆明居住着1万多名从会泽县新街乡迁居至此的回族移民。在当地原有市场的基础上，他们设立了9个奶牛养殖基地，掌握着昆明90%的清真牛羊肉市场。在社会文化方面，他们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在大杂居的背景下，“半融入”式的状态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所在城市的社会文化系统，并在本民族内部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第三种是少数民族移民在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经济领域实现就业或创业，依附或完全融入了所在城市的经济体系，他们的职业行为和经营活动是当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既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又积极吸收现代都市的各种新型文化元素，试图形成新的民族文化。比如，青岛现有12万朝鲜族群众从东北地区迁移到这里工作、生活。朝鲜族移民在经济体系中依附于韩资外向型企业，他们保留着朝鲜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也积极接受现代企业文化的洗礼。

　　第四种是少数民族移民有自己的居住和经营聚居区，在城市中创建了自己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他们一方面具有相对封闭性和自我发展的独立空间，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兼容性，成为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结体。比如，近年来，呼和浩特乳业和旅游业迅速发展，许多蒙古族城市移民逐渐将蒙古族特色文化从草原移植出来，试图在现代城市中使蒙古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商品化和市场化，通过“移植-创新”的方式，建立起一种符合现代需求的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

　　如果每个民族都有一批有实力的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那么市场也会像民族文化那样繁荣多样

　　记者：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在新的经济文化类型生成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在加快少数民族发展方面又肩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张继焦：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是形成本民族新的经济文化类型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他们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城市中的生计方式、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

　　民族企业是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是转变或创建本民族新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没有这个结构性的实体为依托，新的经济文化类型将无立足之地。在民族企业这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组织中，企业家可以运用本民族自身显著的文化特征、民族价值观、家庭、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等民族资源，获得创业资本、劳动力、商业信用等，谋求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初到城市的少数民族移民可以在这里实现就业，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尚未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可以通过在这些企业里从业的家人、朋友的叙述中，对城市形成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促进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

　　进一步来看，一个民族的城市移民在创建或转变本民族新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过程中，其民族企业的数量、竞争能力、经济实力和行业集中程度等，毫无疑问的是硬性指标。相应的，民族企业家的素质、数量、魄力、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等，也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民族的移民在城市中分散在各个行业，只是充当一般的工作人员，没有创建起自己的民族企业，也没有出现本民族的企业家，那么该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就很难实现，民族的发展也会缺乏足够的动力。

　　记者：从我国现有的民族企业来看，从事餐饮服务业、生产制造业和商业贸易的居多，而这些企业在运作过程中也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

　　张继焦：的确如此。比如，回族的企业在清真食品行业具有很大的优势；蒙古族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肉、乳制品，民族特色餐饮等非常受欢迎；维吾尔族编织的地毯被浙江义乌的经销商看好，大批销往世界各地……一些经营民族特色餐饮的企业，还从民族地区招聘文艺工作者，在餐厅里表演民族歌舞，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为民族地区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一些演艺公司也由此产生。

　　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趋势是文化多样性，即城市居民构成出现多民族化，而消费市场的构成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简言之，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会有一定的市场。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如果既能坚守民族传统同时又不断创新，将在市场中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如果每个民族都有一批有实力的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在相应的市场中占据一定份额，那么我们看到的市场也会像民族文化那样，是繁荣多样的。

　　记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多人担心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会破坏民族传统的文化，导致传统的“碎片化”。因此，在民族发展路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等方面存在许多争议。您认为，民族企业在继承、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张继焦：我国的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文化资源也很丰富。既然少数民族同胞拥有这样丰富的文化资源，就应该考虑怎样保护、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在这方面，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作为民族文化的携带者，具有先天的优势。一个有眼光的民族企业家，在发展民族企业的过程中，会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找到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结体，并将其发扬光大。

　　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民族传统文化的丢失。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秘书长彼特·纳斯说：“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使世界在很多层面上趋同，这意味着一些弱势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会流失。在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必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传统。”任何一种传统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与那个时代需求相适应的产物。我们不应当惧怕民族传统文化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化视为适应时代需求的反应，视为民族传统文化的“ 蝶变”。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化对民族传统的冲击，更要看到传统对现代的适应，看到各民族利用、创新自身文化，实现更好发展的积极面。
（编辑：剧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