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唱歌选秀节目:《中庸处事智慧》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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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当然不可失言。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行为绊倒。例如获取成功的方法很多，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但它们并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智慧和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是中庸处世思想。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刘备同曹操比较显得比较忠厚，但也并非心无芥蒂之人。当年攻取西蜀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涪县相遇，刘璋部下张裕脸上长了不少胡须，刘备拿他开玩笑：“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县令说：“诸毛怎么都绕涿而居呢？”张裕回敬说：“从前有人做上党郡潞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
后来张裕归附刘备。他对天文、占卜都很精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意思是想证明张裕预言不准。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这完全是借口。因个人的恩怨，却要杀手下人，有违中庸之道，太过激了。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人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恭敬有加，对小角色却态度冷漠，这样自然会伤后者的自尊。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还没有吃完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客气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做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行动失度就会乱套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中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中庸》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为人处世的美德。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出入。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可以消除欺诈。
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因为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几倍、十几倍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漫天要价，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不同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扰乱天下。
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饮食无度，便会伤身；荒淫无度，必致误国；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会伤感情，有时无意中一句笑话就与人结怨。我们喜欢自由的生活，其实，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看，这自由，归根结底，还是度中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我们才能享受自由。
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历史上凡是这种人，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劳自己不表白功劳也还在，而由自己表白出来，别人功劳放在哪？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场行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２８０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什么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便怏怏不乐地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是说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兼权熟计”，做出正确的判断，不为各种矛盾现象迷惑。荀况要求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它可能藏着危险，就会陷于“偏伤”，没有不失败的。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他手段过于残酷，只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祸患，最终连自己的命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谦因对人太苛刻，做事好极端，违背中庸最后被人陷害。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可同僚们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顽强战斗，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大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见到这种情景，被迫放归英宗。
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事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怪责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指责他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不给人面子，于谦得罪了本可以不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不久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皇帝的位子。而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人之手。
你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孟子擅长用逻辑归谬法与人辩驳，例如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对此加以否定，孟子立即把齐宣王自己的做法接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齐宣王不甚明白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挟太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该权衡，貌似小事，实际上牵涉到利益互动的大问题。比如说为老人孕妇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可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连让座这件事也要宣传号召。许多人就是要随地吐痰，要违反交通规则，这些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呢？
孟子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口才，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虽然是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我们为人处世也处处要长短权衡轻重度量。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
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领导身边，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下属，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领导的对错为对错，只是一味地服从，听话的人，像这样的领导虽然权力无阻，但位子却不牢固。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在于平时完全相信身边人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谄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如自私、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还有愚蠢错误的偏见，都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圣人辨言辞应做到：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听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容易事，它非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一起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文化、知识方面，有惊人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相冲突对立，许多人遭到惨死。其实任何人都祈望能和睦相处，互相协助，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争斗都是不对的，却仍不惜互相残杀、互相仇视。
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没有养成明确的人类观。人类实际应有的状态都被遗忘，才会发生互相屠杀的惨剧。中庸之道之所以被先哲们提倡，因为人性有容易偏离正轨、过犹不及的倾向。儒家灌输给大家的观念，都是以家、社会、国家的大义为重，自己的事才是次要的。有些人刚好相反，都是要先考虑自己的事。儒家之所以教人无视个人，可能是为了要有效活用个人的价值，才会更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由此演变到牺牲个人，才是美德。这种看法或许有点极端，但若是只爱自己，别的事我就不管，也是一种偏差。
既然自己那么尊贵，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保持美好的环境，不然，就等于没有爱自己。以此为出发点，才会产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公司、爱大家的社会精神来。所以，自爱的精神，是与爱公司、爱国家的精神相通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偏颇。保持这种精神方面的平衡，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不是要伤害，不是要否定，而是要互相尊重，共同提高。我们对此要多加深思，要好好地把握人的本性，不为拘泥不为偏执，寻求适度、适当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两者相加除以二的办法，而是以人性为主体，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今日社会上许多事情，都有偏向一方的倾向，所以，一提中庸之道，便有模棱两可之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平衡智慧、中正之道，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评价才是。这样，社会国家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智者都会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体两面，偏废其一，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
不要随便轻视别人的价值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
“异”就是特别的，“端”就是另外一头。“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有种人为人处世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经常冒出伤害他人的怪异的思想。
异端邪说不容于正，它蛊惑人心，只有对它进行批判，使它不能滋生蔓延，自然就不会成为祸害。
然而，得分清什么是异端邪说，整齐划一的观念也是有害的，失之中庸的。在古代社会中，从事与统治者思想格格不入的学术研究，往往遭殃。但是历史证明，从事于异端研究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能独立思考、最有独立见解的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好多当时认为是“异端邪说”的，后来经过检验，恰恰原是合乎科学的精粹之说。伽利略、哥白尼就是最好的例证。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他们终于被昭雪。
儒家的教育主要是礼教，不赞成在尧舜之道以外去寻找学问，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他提出“异端”的概念，用以与仁礼之道相区别，认为钻研异端邪说，必有祸害。由此可知，孔子虽然主张文化包容，但不等于无所不包，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把礼教作为惟一的是非标准，而拒绝其他的学说，便有可能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反中庸的，也不利于为人处世。不轻视别人存在的价值，或者“我反对他的观点，但我不反对他本人”，才是一种积极的处世。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３日夜，美国大选揭晓。当选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部前他的支持者们的聚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先是言辞恳切地感谢昨天还在互相唇枪舌剑、猛烈攻击的主要政敌现任总统布什，感谢布什从一名战士到一位总统期间为美国做出的出色服务，并呼吁布什和另一位对手佩罗及其支持者与他团结合作，在他未来４年，在全面振兴美国的大变革中继续忠诚地服务于祖国。
而远在异地的布什则打电话祝贺克林顿成功地完成了一“强有力的竞选”，他还调侃地告诫克林顿：“白宫是个累人的地方。”并保证他本人和白宫各级人士将全力以赴地与克林顿的班子合作，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人们在一起共事时，方法不同，观点不同，但只要采取合作态度，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是最容易产生感情认同的。特别是在困难环境中，彼此相依为命、共度难关、情谊深厚，可能终生难忘，交情将更为牢固。
表现出很有志向的样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
士人立志于仁义之道，却对粗糙的衣食引以为耻，就无价值和他谈论了。也就是说既然“志于道”，而仍然在乎吃穿，就难免成为假道学了。但是，做到了超越富贵的诱惑，甘守清贫，对于“志于道”的人来说是应该做到的，不值得自以为了不起。
春秋时代，研究儒家学说致力于品质修养的人不一定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有些读书人就会不安起来。所以，孔子认为，鄙视穷困生活的人，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志向，这种人只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生活的吃穿等琐事。因此，根本就不必与他们去谈什么道的问题。
富贵功名是人们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社会有一定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竞争必须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按照正确的规则得到了富贵功名，那就心安理得地承当；如果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利用歪门邪道得之，那就不应该接受。
同样，贫穷卑贱是人们不想得到的东西，但摆脱贫贱也有一定的规则，利用这些规则摆脱的就是正道，否则就是歪门邪道，就不符合全社会的公平原则，真正的君子就不会加以摆脱。
表现于“志于道”的样子，是有利于个人处世的。一个外国作家曾在书中写到他年轻时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读书时就很有抱负，常对人说：“我今后一定要成为国会的议员。”然而这位同事一直没有实现当议员的梦想。可是在当时，他“志于道”的样子，使许多同事都说“这家伙是个有远见，很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公司方面也对他产生了“能有这种志气的人在我们公司服务，真是难得”的评价。因此，他很快就升为部门主管，并在不久后被提升为公司经理。
让别人钦佩自己的方法很多，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感到你比其他人更有发展前途。为了表现你的发展潜力，就有必要对将来编织一幅美丽、宏伟的蓝图，纵使这幅蓝图完全不可能实现，却能给人很好的印象。比如，你可对你的同事、朋友说，“我将来要独立创业，而且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将这样的话重复数次。这样，连那些原本不太相信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切不可小瞧了他，这家伙很有可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有一个将来的总裁做朋友，他也会有沾光的心理，同时也能给自己贴金，可谓一举两得。
又如谈恋爱，当你想要说服女友时，你不妨表现是个有品味的人，尽量不谈钱，而谈论对未来的设想。前途实际上就是“钱途”，女友感到你将来会有出息，内心不由得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交到了理想的男朋友，甚至想助一臂之力。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是受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就无法和他谈学问、谈前途。
既然“志于道”，又谈享受，是矛盾的，所以“志于道”要有一种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孔子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确实如此，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
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处世上，不浮躁的人，不见异思迁的人，可能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中庸处世不是当缩头乌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现在人看来，明哲保身似乎是胆小怕事、遇事就躲的怯懦者的代名词。但在儒家的中庸思想里，明哲保身却不是这意思。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原文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中庸》一书中则作了这样的阐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因为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而避免不明不白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应该说是一种高明的智慧，而不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那些贪生怕死、一味退缩的人，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误了自身，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在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７天，但仍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６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６个底孔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１００多天。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有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梁漱溟小时候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他却活了９６岁高龄，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人，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同异论》，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服。
马寅初先生少时也是体弱多病，他却活了１０１岁，他因“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人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他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在快到８０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喧闹的政坛，无不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腐化、僵化、堕落不是中庸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菜根谭》
节俭朴素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过分节俭就是小气，就会变成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如此反而会伤害到一些正道上的往来。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太过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人，这样能给人一种好用心机的感觉。
为人要有品行节操才能立足，如果谦让至伪，节俭至吝，那么节俭的目的何在，谦让的初衷为何？这实际上是一种小人俗人的表现。在社交场合上格外要注重这一点，尽可能地审视自己的仪表言行，时时以一种真挚的热忱去迎接生活，与人交往做到不过分大方张扬与小气吝啬。
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于公元１３６８年正月，在应天即位称帝，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初期，朝中有一些官员贪图享受，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朱涛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侄儿，更是奢侈、放纵，人人争相效仿。
明太祖贫苦出身，很了解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惩治一下这股腐败歪风，但他顾忌腐败现象人多面广，弄得不好，怕影响他得来不久且来之不易的皇位，整日忧心如焚。一日，他把这一心事告诉了患难之妻马皇后。马皇后一听，连忙说：“皇上圣明。长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帝业初创，做的事很多，如果让腐败之风任其蔓延，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转眼就会葬送掉……”
朱元璋着急地说：“是啊，我也就是考虑这个，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来！”
沉默了一会，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皇上，正人先正己，后天是我的生日，就从我们做起吧。”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
寿诞之日，百官携礼贺寿，当大家席上坐定后，明太祖携马皇后步入宴厅，随即太监宣布开席。
令大臣们遗憾的是：上的第一道菜竟是一盆红萝卜。百官见了，面面相觑，迟迟不动筷子。朱元璋见状，举筷夹了一块萝卜，笑着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萝卜进了口，百病都赶走。”说完便吃了起来，随即皇后也吃了起来，百官见了，也纷纷举筷。朱元璋边吃边扫视四周，见仍有迟疑不决的臣子，便来到身边，笑着问：“这萝卜不合口味？”吓得臣子连忙举起筷子。
第二、三道是炒韭菜和两碗青菜，朱元璋说：“碗中菜儿青又青，长治久安得人心。群臣吃了这道菜，明朝天下得太平。”说完便带头吃了起来。
第四道菜是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开了：“葱花豆腐青又白，一清二白过日月，两袖清风勤廉政，大明江山千秋业。”
百官听后，知其用意，竞相奉承。而昔日奢糜之徒，额冒冷汗。
当贵族统治者走向腐化堕落和权力的极端，社会将失去和谐，隐藏着随时都会点燃引爆的危机的炸弹。龚自珍所观察到的中国是一个“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闯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农，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绝对平庸的社会，是“牢盆狭客操全算，团扇人才居上游”的不公平社会，而不是“君子自强不息”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驱动他批评起这种腐化与僵化的社会制度，希望社会民族奋发图强，“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人们看来，龚自珍的做法是激进的，而这种激进必然被时代主流社会所反对，以致他陷入了孤独，然而他的激进却是中庸的激进，主观上想对偏离人心的社会制度进行拨乱反正，可毕竟一个人力量太小了，难以实现他的愿望。
在他人面前不可失态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菜根谭》
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让别人走；遇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要留出三分让给别人吃。这就是一个立身处世最安全快乐的方法。
廉颇和蔺相如同是战国时的赵国大臣。廉颇是赵国杰出的将领，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和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上卿，他的官职比廉颇高。
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身为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是口舌之功，竟位居我上，况且他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不甘心在他的下边。”并且扬言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他赶紧叫车夫往回赶，蔺相如手下的人看不过去，他们说蔺相如怕廉颇，蔺相如对他们说：“廉颇将军与秦王谁厉害？”他们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我会怕廉颇将军吗？大家知道，秦国不敢进攻我们，就是因为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就会乘虚而入，我避着廉将军，为的是赵国的利益。”蔺相如考虑不仅不可失态，而且一失态就可能失国，所以选择避让。后来蔺相如手下的人把他的话告诉廉颇后，廉颇便脱衣露体，赤膊背着荆条，由宾客介绍陪伴来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鄙浅陋的人，不料你宽容我，忍让我竟到了这等地步。”从此，赵国出现将相和睦的大好局面。
与人交际，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保持高度的冷静，使自己不失态。例如在一次商务交际中，对方在谈到价格时突然揭了你这一方的老底，说你给某公司的价格很低，而给他们过高，这实在是太欺负人等等。贸易伙伴这样揭露，是很伤面子的。如果你不冷静，情绪过分紧张或者激动，很可能应付不了这个局面。接下来或者承认事实，或者愤怒争辩，拼命否认，很可能当时就不欢而散。但是你如果很冷静，可能会很快找出理由，比如给别人价格低并不保证退换维修，某一方面没有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或者在付款形式、供货期限、质量保险等方面有不同。反正你总能找出合适的理由来挽救局面，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体面的说法。
对于这类不期而遇的人际交往中的遭遇，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消极的抵御：如沉默不语，或者发脾气。这会影响你的公众形象。另一种是积极的应对，利用这类不利的交往信息获得良好的交往得益，不但能有效地抵御寻衅者的行为效果，而且能赢得人们的更多尊重和欢迎。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特•格劳斯曾对交往中出现的窘迫现象研究了多年，他指出遭到公开的羞辱当然不是一件乐事，也不是一件可容忽视的琐碎小事。当因羞辱而受到感情伤害时，大多数人会失态：发火、口吃、脸红。但你应该有另一种选择——保持理智，控制情势。
不要花很多时间陷于烦恼，“为什么这个人要非礼造次？”有些人蓄意使你感到窘迫，是因为他在心理上感到受到你的威胁，或是为了报复在他感觉中你曾做过的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另有一些爱开玩笑者则仅是出于自己开心而不在意羞辱了他人。
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贝雷斯契莱卡则认为，去猜测这类人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的做法在实际上不一定正确。“他或她很可能是不明白你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当你向他指出这类失言的非礼之举时，那些出于好意的却不善于表达的人通常是会立即向你致歉的。
当然究竟如何来应对这类窘迫的遭遇，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你的老板或上司在同事们面前指责你，而且很可能下次还会这样做时，你可以用下列的话来应对这种情况，从而以冷静的自信来维护你的自尊：“我们是否能单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以豁达的心态面对宠辱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上，战战也。
——《曾子全书》
老子《道德经》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宠辱不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不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一般来看，道家思想是退缩的，保守的，但它有些话却切合了中庸理论，尤其在为人处世上，主张以不伤害生命和真性为前提，也就是人是自在的，只有这个自在性的主体与自然达成和谐，才是最恰当的，否则就违反天性与人性。
洪应明在处世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的心态，他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一个人对于一切荣耀与屈辱无动于衷，用平静的心情欣赏庭院中的花开花落；对于官职的升迁得失都漠不关心，冷眼观看天上浮云随风聚散，那活得多自在啊。
人活在世上，总想比别人有钱，比别人有势，也因此惹是生非，种下苦根。于是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宠辱不惊”视作一种境界。有一次，孟子本来准备去见齐王，恰好这时齐王派人捎话，说是自己感冒了经不得风，因此请孟子到王宫里去见他。孟子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轻慢，于是便对来人说：“不幸得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见他。”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见齐王，今天却去吊丧，齐王知道了怕是不好吧？”孟子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为什么不能办我想办的事呢？”
孟子刚走，齐王便打发人来问病。孟子弟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王有命令让他上朝，他有病没去，今天刚好一点，就上朝去了，但不晓得他到了没有。”
齐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人在孟子归家的路上拦截他，让他不要回家，快去见齐王。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丑家避了一夜。
景丑问孟子：“齐王要你去见他，你不去见，这是不是对他太不恭敬了呢？这也不合礼法啊。”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齐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拿仁义向王进言，这才是不恭敬哩。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向他进言，这难道还不够恭敬？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赶不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趋奉不可呢？’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宝贵的三件东西，齐王哪能凭他的爵位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我为什么一定要委屈自己去见他呢？”
１８０７年７月，拿破仑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亚西特会晤。奥地利王后路易莎也来到这里，想请求拿破仑把北德意志马格德堡归还给奥地利。一见面，路易莎王后先是赞赏拿破仑的头“像恺撒的一样”，然后她直截了当地向拿破仑提出归还马格德堡的恳求。拿破仑不好当面拒绝，但又不能轻易答应。他没话找话地赞美皇后的服装如何好看，想以此转移话题。路易莎王后回敬了一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拿时装作话题吗？”她再次提出请求，拿破仑又用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对付她。路易莎王后再三央求拿破仑宽大为怀，态度谦恭而又诚恳，使拿破仑多少有些动摇。这时，奥地利弗西斯国王进来了，拿破仑的调子当场冷下来了。
宴会结束时，拿破仑得体地向路易莎王后奉送了一朵玫瑰花。王后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不可否认这是友谊的象征。我的请求已蒙答允？”拿破仑早有戒备，用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把话题岔开了。路易莎王后没有达到目的，失落地离开了提尔亚西特。拿破仑宠辱不惊，没被王后的热情和赞赏征服。
外交场合中，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无论怎样被对方吹捧，不该做出让步的决不松口，同时又要做到言行得体，不失礼仪，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以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名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
富与贵都是人们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途径而达到目的，是不能承受的；贫与贱都是人们所嫌弃的，不用正当的途径得到富贵，是不能脱离贫贱的。君子抛弃了仁，到何处去成名呢？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生活忙碌之时与仁同在，流离颠沛之时也必定与仁同在。
过去许多孔子的研究论中，普遍认为孔子只推行仁、义，而反对利、欲。然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反映了孔子的利欲观。
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
取得富贵的手段正当与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则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凭本事通过个人劳动所得就是来路正当，所以孔子说替人执鞭的事他也干。以拍马钻营甚至坑蒙拐骗而取得富贵则是“不以其道得之”。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人生之路该怎样去走，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必答课题。有的人很茫然，走到哪里算哪里，什么也不知道，活得很空虚。脚下的路，是实际的道路；人生的路，则是命运之道。如何去走？前途如何？目的地在何处？等等，都是人们愿意知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人生规划”，并且顺利地工作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孔子一生努力，便是在寻求人生之大道，传播人生之大道。所以，他会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白天听闻到了人生的大道，晚上死去也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可见，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认识活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大道是人生的大道，是宇宙自然的大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合乎了这个规律，便是一个真正的人，无论是生是死已经无所谓了。
如何知道这个大道呢？那你就得切切实实地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步一步地迈进，踏踏实实地行走，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与造做。所以，那些物质至上的人，太计较名利得失的人，都无法在人生的旅途上，踏踏实实地行走，也根本无法领略到人生的真谛。只要你热心于探索人生之大道，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虚妄执着。
因为真正的君子，只是以仁义作为准则，所以对于天下任何事物都不会过于在意和执着，不会痴迷和嗜癖；没有行或者不行，没有一定要怎么或者不怎么。人活得自然轻松。
屈不是不要尊严，伸不是不要人性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议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薄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荀子》
守“中”的原则虽是不变的，但对“中”的理解则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在某一场合被认为是中庸的东西，改变了外在条件就不再是中庸了。所以智者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去确定自己的行事准则，为“时中”，这也称为“行权”。
关于“时中”的原则，先儒们的论述是很多很多的，如《荀子•不苟》中即提出：顺应不同时间或屈或伸，像蒲苇那样柔软顺从，这并不是胆小害怕；刚强勇毅，没有什么可以屈服的，这不是骄横暴躁；用义去对付变化，知道什么时候可屈服什么时候该伸罢了。
《诗经》说：“往左往左，君子能适应；往右往右，君子也能适应。”这说的就是君子之所以能按中庸屈伸、应变的道理。
由朱熹编辑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形象地比喻说：好比天气刚冷的时候穿上薄裘衣就可以称得上符合中，而到极冷之时再穿刚冷时穿的裘衣，就不是中了。另如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在禹稷的时代可以说是符合中，如果是居住在普通的巷陌中的人，这么做就不符合中了。
荀子说，大丈夫根据时势，需要屈就屈，需要伸就伸，可以屈就屈，可以伸就伸。屈于当屈之时，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美而丰富的人生。荀子说，大丈夫推崇他人的德行，颂扬他人的美德，这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公正地、坦率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不是出于诽谤和挑剔；客观地、中肯地表白自己光明磊落，与舜禹相比拟，与天地相参合，这不叫虚夸狂妄。随时势能屈能伸，柔顺如同蒲席，可卷可张，这不是出于胆小怕事；刚强、勇敢而又坚毅，从不屈服于人，这不是出于骄傲暴戾。
日常生活中，也得把握“与时屈伸”的策略，例如，有些人遇到有人上门求他办事，便产生一种优越感，侃侃而谈，越扯越远。或者，对方故意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拖延时间，最终以各种借口搪塞。这样的人我们最难说服他。如用一般手法，会中对方的计。但一味沉默，等于对方主动自己被动。对付这类难说服的人物，要先干扰他的决策。最好的办法是频繁地说“有点道理”“是这样的吗”之类的话来打岔，或是故意注意别的东西。这些话和动作会打断他的思考逻辑，结果纰漏百出，从而获得插话的机会。
这种“屈伸”技巧在西方议会争论时常被使用。官员们在议会所说的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议员不是很容易能破坏他们的逻辑思路的。老经验的议员会赞成官员所说的一切，并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打断他的一连串话题，使其原则崩溃，说出真心话。对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这种方法更有效果。
回到如何做人上，我还是欣赏这段话：“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读洪应明这段话，眼前马上出现一副清新的画面，但它的“画外音”却是：
山川秀丽的林泉本来都是名胜地方，可是一旦沾迷留恋，就会把幽境胜景变成庸俗喧嚣的闹市区；琴棋书画本来是骚人墨客的一种高雅趣味，可是一产生贪恋的狂热念头，就会把风雅的事变得俗不可耐。所以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即使被外物所感染，置身于人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也能建立自己内心快乐的仙境；反之，一旦内心迷恋声色物欲，即使置身山间的快乐仙境，也会使精神堕入痛苦深渊。所以，生活中你以中庸处世，或屈或伸，不做过度，也就不被物累、不被名利纠缠。
怎样以退让的方式蒙住对方
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菜根谭》
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你先表现得以他人利益为重，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时，冷静沉着地让一步，尤能取得绝佳效果。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其心志，运筹谋划，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辱。勾践称霸诸侯后，范蠡也被封为将军。但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急流勇退，携妻将子，扬帆过海，秘密离开了越国。范蠡辗转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为鸱夷子皮，在海边定居下来。从此，率子整治家业，开发经营。范蠡记得还是在会稽山上曾与另一位谋臣计然共事，计然说：“要打仗就要备战，备战就要与货物打交道。只有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才算是知道货物。季节和需求关系能够明确，则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得清楚了。”计然给勾践出过不少计谋，使战败的越国很快就富起来。
范蠡从中得到启示：“计然的策略共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能如愿以偿。他的策略对于治国行之有效，如果用于治家，我想必有收益。”范蠡依计而行，果然，没多久，就在海边积累了数十万财产，富甲齐国。齐国人看他贤能，又善于理财，便请他出来为卿相。范蠡喟然长叹：“在家能积聚千金，外出能官至卿相，对于普通人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但长久地享受这些尊荣和名声并不吉利啊！”于是，又辞了卿相，把大部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和邻里乡党，只随身藏着些珍贵的珠宝，秘密离开齐国，到达宋国的都城陶。范蠡看到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来往货物都在此交易，认为此地经营很容易致富，便在陶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从此，父子刻苦节俭，亲自耕种畜牧，兼营商业。由于对商品的屯积或脱手，善于看准行情，把握时机，在贩进卖出之中，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没几年，又积累了上亿的家产，天下都知道陶朱公了。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了一步。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貌似让实则进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和挪揄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目光短浅必自己打败自己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孔子认为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安定，整个社会风气的大事，另外一种人所思所想，多为眼前利益，乡土物产，好处实惠等，都是关于个人利益，得失进出的小事，只是个人与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小人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蝇头小利，便不惜代价去争夺，自然会伤害到他人。争得越多，他所树立的敌人就越多；争得越狠，他所陷入的困境越深。因为天下人都爱利益，所以谁都会争。要争夺就一定会有获得与牺牲，痛苦与烦恼随之而来。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没有用人权和兵权。为此他忧心忡忡，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没有皇帝支持，如何变法？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被迫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有他参与，慈禧太后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不久后他更加相信帝后争斗帝必败，于是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维新派的行动。
他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１０３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与你唱和，什么时候撕破脸皮；何时笑脸逢迎，何时又冷酷无情。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跟着你屁股后转；而当你遭受挫折，陷入困境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但袁世凯虽得意一时，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目光短浅，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把一切价值等同于钱是有害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君子通晓的是仁义，小人通晓的是私利。在孔子的思想中，利和义是相对的。孔子曾说：“见利思义。”见利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见利而不顾义是小人的行为。行事要合道义，不合道义的事君子不为。
《左传》上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只顾利而不注意义，必然是自取灭亡之道。《墨子》上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天下之良宝也”。宋代苏洵曾说过“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话，苏轼在《思堂记》中写道：“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
我们的老祖宗非常看重义，不仅提出“见利思义”，而且往往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欧阳修说：“宁为义死不苟利生，而视死如归。”王定保《唐摭言》：“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等等不胜枚举。
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一把用来衡量君子与小人的尺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今天商海泛舟的弄潮儿，对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圣人的这把尺子，你把握住了没有？
孔子提倡中庸，他对人非常了解的──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要求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激起了他对小人的不满，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史记·孔子世家》上写道：“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所以孔子是不会与那帮开口闭口就是钱财、趋利避害的小人交往的，而要与志同道合的君子往来。
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这其实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有一次，美国洛杉矶的华裔商人××在香港繁荣集团购买了一批景泰蓝，讲好了一半付现金，一半付一个月期票。交易那天，他却不出面，派来儿子。一个月后，期票到期了，银行却退了票，几经联系，他一推再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了。繁荣集团这才知道上了圈套。集团老板陈玉书说：“除非他永远缩在美国，不在香港做生意，只要他来香港，我一定逼他把钱交出来。”陈玉书派人侦察、注意对方的动静，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香港。陈玉书马上派人同他联系，并以鸟兽景泰蓝优惠售价相诱，将他请到公司。陈玉书大脚一踹，房门大开，大喝一声：“××，你上当了！”××这时脸色大变，不安地立在对面。
“你既然来了，就让我处置你吧。”陈玉书伸出手掌问他：“我的钱呢？”“我没欠你的钱，是我儿子欠的。”“不是你在电话里答应，我怎么会让你儿子取货？”“儿子欠债，要老子还钱，这不符合美国法律！”“这里是香港！你今天要能走出这个门，我就不姓陈！”
“我们这些人是讲道理的，对不讲理的人我们总有办法处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等对方回答，陈玉书大声说：“我从小在印尼就是流氓！”
这时，××冷汗直流。陈玉书对他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今天要的是你还钱，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门。”××知道抵赖是无用的，诡计也施不上了，只得乖乖地打电话给手下，叫他们开支票。
权力官位、金钱利益历来都是人心的试金石。有的人在没有“发达”时还能与伙伴们同甘共苦。一旦他发财了地位上升了，便摆起了架子，交朋会友的观念也就变了，对过去那“穷朋友”“俗朋友”很快冷淡，好像羞于与他们为伍。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为了达到目的，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对上司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在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爬上来。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认清自我，不可权责越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封建社会有时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它对后世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着诱导作用。在今天，只有充分做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不在这个职位上，就不谋划这个职位的事务，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个很好的被广泛运用的模式，各司其职，会提高效率。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坚定信念，持守正道，才能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天下有了道德、政治开明的时候，那就出来做官，治理百姓；天下无道，黑暗残暴，那就闭门读自己的书，不为暴君出力。国家有道开明的时候，如果自己还是贫穷寒贱，那一定是自己没有尽力宣扬教化，传播文明，这是可耻的事情。国家没有道义，暗无天日，而自己反而富裕显贵，这一定是自己出卖灵魂，亵渎人类的文明圣洁，真是可耻啊。
做到这一点就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正是这种气节，才让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流传了五千年而不改不移；就是因为有一支意志坚定而且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决不做任何势力的附庸，所以才能制衡社会保持健康发展。
正是这种独立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君子固穷，克尽职守。能做什么官，就去做什么官，不要做就不做，做了就去做好。居于什么位置，就当好自己的职责；不在那个位置，就决不操那分闲心。如果自己的事情往往做不好，却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谋算着别人的位置。越俎而代疱，结果谁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反而违背了立位设官的初衷。
人不是万能的，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经验也不够，不可能在短期内把事情做好。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执行者。
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就好理解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正如后来所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两句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天下人都能够各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天下便会稳定，发展富强。各人如果都不干好自己的工作，却总是忙着去考虑他人的事情，那么天下秩序就会乱。社会分工不定的结果，是谁也干不好自己的工作，更糟糕的是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人心因此而险恶，社会因此而动荡。所以，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说话，做多少说多少，甚至做多于说或者不说。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标准有三条，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为了教育学生，作为一个老师，他也不能不讲。那就是仁德的人因为无私，不会患得患失，所以没有忧愁；智慧的人因为明悟，不会受到蒙蔽，所以没有迷惑；英勇的人心里装着道义，没有顾虑，所以不会畏惧。孔子虽说自己做不到，但他的弟子们却说，这正好就是老师自己的传神写照。
为人处世注意这四种毛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孔子告诫人们要克服四种毛病，从而达到不凭空臆想，看事情不绝对，不固执己见，不事事为自己着想的境界。
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这四项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事事为自己着想反过来会加剧任意性。这些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要戒绝它们。
“毋意”，是说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
“毋必”，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正如俗话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任何人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
“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毋我”，不什么事都为自己着想，而该替人着想，为事着想。
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
孔子教人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个人一旦做到了无我，那就可以绝对地无私了，无私才能无畏，无所牵挂，那“意”、“必”、“固”自然就都没有了。随意猜测，往往会违背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会胡思乱想，或者狂妄自大，自寻烦恼；主观武断，往往不合情理，造成严重的后果；固执己见，往往会被人视作老顽固，破坏大事；自我被放在第一，那么做事必然瞻前顾后，充满私心，也就无法与天地自然相合一。
晋朝读书人刘道真，由于遭受战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只好到一条河边当纤夫。刘道真素来嘴不饶人，喜欢嘲笑别人。一天正在河边拉纤，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在一只船上摇橹，道真嘲笑说：“女子为什么不在家织布，而跑到河里划船？”那老妇反唇相讥道：“大丈夫为什么不跨马挥鞭，而跑到河边替人拉纤？”
又有一天，刘道真正在草屋里与别人共一只盘子吃饭，见到一个年长的妇人领着两个小孩从草屋前走过，三个人都穿着青衣，就嘲笑她们说：“青羊引双羔。”那妇人望了他一眼，说：“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言以对。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爱故意找碴儿、寻衅滋事，想让别人下不来台。这时你如果让着他，必会遭人耻笑；如果装作没看见，也难免有软弱之嫌。你想化被动为主动，反唇相讥，既可让寻衅者无言以对，也能在主动中有台阶可下。张因和李意见相左，便想在公众场合故意给李难堪。李在一次发言中，不慎读错了一个字，张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李：“水平太差，那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还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说话！”李见张故意寻衅滋事，也就不客气了，笑着对他说：“这总比你做错事不认账还强出一点吧！”李的话实际是事出有因，张在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后，非但自己不承认，还欲嫁祸于人，但又被人揭穿。因为这件丑事人人皆知，因而李的话一出，众人皆知其意，大家默然相视而笑。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欲辱人而自取其辱。
没有法度和游戏规则的竞争必陷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