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彬 天一集团名片:梦断梦圆：一个下岗女工的人生“专辑”

梦断梦圆：一个下岗女工的人生“专辑”

来源：2011/10期  作者：□郭晓燕 邓娟  时间：2011-11-02

    2011年8月1日，广州黄埔大道一家影厅放映着一部叫《钢的琴》的电影，讲的是一个下岗工人帮女儿追求梦想的故事。
    那天中午，家住海珠区珠江电影厂大院的辛沂虹刚用完午餐。没有人对她说起那部电影。她也不知道，她和电影主角陈桂林的人生会是如此的吻合，同是工厂里会唱会弹的文艺明星，同样人到中年下了岗。陈桂林想给女儿造一架钢琴，而女工辛沂虹从41岁下岗那年，萌生的心愿是出一张自己的唱片，以记录她最美好的人生岁月。

    出专辑是她多年的梦想

    辛沂虹，今年51岁，原为广州手表厂女工。2001年，她41岁，当年以为“轮谁也轮不到我”的下岗还是轮到了她的身上。辛沂虹拿着23年青春换来的4万元“巨款”汇入了广州下岗的浪潮中。下岗后她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总结一下自己30多年的唱歌生涯吧！”
    这个41岁的女工选择一种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她一开始先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样下岗的工友，但大家并不支持。最终，她的这个念头还是因为一个老工友帮她找到了一份保险从业员的工作而暂时搁置，这时是2001年5月。
    2009年，随着50岁生日的逼近，辛沂虹把她在41岁刚刚下岗萌发的念头又重新捡了起来。 
    “我要出一张个人专辑！对，这是我的梦想，一定要完成。”辛沂虹再次征询身边人的意见。“身边的歌友都很支持我。”这奠定了辛沂虹的信心。在出个人专辑前，她特意和几个歌友先出了一张合集。“每人唱两首歌，没有MTV。”她负责联系曾经在珠影制片厂大院里的录音棚。同年6月，她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个人专辑。炎热的午后，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黑房里，辛沂虹端正地站在麦克风前，忘乎所以地唱着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和我的祖国》、《党啊，亲爱的妈妈》、《我爱你塞北的雪》……全是现在年轻人觉得“老掉牙”的“红歌”。一周后，她再次出现在录音棚。这次她的录音很顺利，5个小时就全都结束了。从选歌到录音，历经了3个月。
    但对于妈妈精心录制的9首老歌，她那21岁的女儿说，“我到卡拉OK是不会唱这种歌的。”

    总结那段最美好的岁月

    从现代流行乐曲专辑的制作角度来说，辛沂虹的这张专辑肯定算不上豪华，甚至可以说有些山寨。
    没有化妆师，在MV外景拍摄当日，她的女儿全程充当了妈妈的化妆师。辛沂虹通过朋友找了一支便宜的摄像队。
    这个普通女工梦想的实现，从她下岗算起，前后中断了9年。但最终她的首张个人专辑还是赶在了2009年底出炉，专辑一共收录9首老歌，她灌制了150张，自费花了两万块钱。
    在这张专辑的封底，是辛沂虹还是广州手表厂工人的时候参加一场歌唱演出的剧照。一条马尾辫服帖地垂在她的耳后，身上当年最流行的蓝色长裙一洒而下，舞台上，一个女生忘我地唱着歌。“我希望这张专辑完美，是因为它能总结我那段最好的时光。”
    辛沂虹说，她把那段最美好的时光丢在了广州一条长达10公里的新港路上。
    1954年的时候，从广州的赤岗到前进路段命名为新港路，70年代初，分布在这条并不长的路上国有企业众多：广州纺织机械厂、广州缝纫机厂、广州手表厂……和这一个个宏大的现代机器厂房对比的是四周一排排低矮的农民房。每天看着工人们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经过时，弯腰种地的农民总是忍不住羡慕地吆喝一句，“大姑娘下班了，真好！”
    1972年，辛沂虹13岁，随父母来到广州。1978年，她19岁，当上了工人，进入当时新港路上最辉煌的一家国企——广州手表厂。那时的广州牌手表是高档奢侈品，国家定价110元，凭票购买。
    “足有越秀山足球场一个半大的厂区里，幼儿园、卫生所、职业培训学校、跳舞房、饭堂所有设备齐全。看不到尽头的总装车间里，排着满满当当的长桌，一盏黄色的台灯，一个眼罩式放大镜，工人们齐刷刷低着头，专心致志把细微的小零件往表壳里填。”
    一年后，她交了68块钱，拿到了一块广州牌手表。这是工厂当时的福利，给干满1年的员工一只次品表。“其实和好表没有区别，但价格却便宜了足足一半有多。我将手表带回大院，大院里的伙伴看了都很羡慕。”
    和其他只会埋头苦干的工友不同，辛沂虹说，在车间当工人的她过得很精彩。
    那个时候，辛沂虹总喜欢把女工白色的帽子和白色的工服穿得干净挺拔；她总是主动申请别人不愿意上的中班。中班从下午4时至晚上11时，一是因为自己正在中大读夜校，上中班能更方便上课，第二个原因则显得十分小资，“我喜欢在空荡荡的厂房里听着歌静静地工作。”她慢条斯理地装着一个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零件，情不自禁时哼上两句，嗓子亮亮的。
    很快，这个爱唱歌的女孩就被人们发现了。
    辛沂虹成了厂区里的工人歌手。
    “那时的独唱和现在可不一样，那时很多女孩，在人多的时候说句话都会脸红，更不要说独自一个人在舞台上唱了。”
    在舞台上的辛沂虹落落大方，面无惧色。唱得多了，她还和五个玩得好的男工友组了一支乐队，两把吉他，两把电子琴，一个吉他鼓，她是乐队中唯一的主唱。后来，五个男生开始到越秀宾馆“炒更”（即业余兼职）。作为唯一的主唱，辛沂虹被强烈邀请了，因为好奇她终于答应了。
    当晚，她演唱了两首曲子《黄土高坡》、《我的中国心》。镭射球、镁光灯，这些场景她早已不陌生，可是却唱得十分别扭。她说：“家里人不会同意我在这种地方唱歌的。”后来她还去过越秀宾馆支持队友们的表演。1984年，离开总装车间后，这个乐队也就散了。改革开放的冲击从那时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被彻底“打碎”的铁饭碗

    那时的广州正处改革最前沿，下岗也是最前沿。随着越来越多低价走私电子表的进入，广州牌手表不再由国家统一购销，销售额暴跌，进入90年代，手表厂连续几个月只发一半工资。
    “下海”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但“下海”风险太大。“外面风大雨大，出去干吗？”工友间常常互相勉励。“我那时只希望能一直在手表厂干到退休。”辛沂虹说。
    然而，广州工友们心目中没有风险的“铁饭碗”并没能捧多久。
    1992年，广州的国企纷纷开始实施劳动合同制，所有工人改签年限合同。“铁饭碗”彻底被“打碎”。
    “不是没有‘铁饭碗’那么简单，是饭都没得吃了！”辛沂虹那时已经离开车间，其间换了几个部门，到团委用蜡纸编团刊，团刊上四处印的都是一句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辛沂虹也四处搜集厂内好人好事，组织工友活动。
    工友们谈论的主题永远是“你知道那个什么厂倒闭了吗？”“啊！又一个厂倒闭了，该不会到我们了吧？”
    全国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这一下岗人员处置方式就是在广州创造的。1995年，广州无线电厂原总数近3000人的职工队伍裁减为1800人，被裁减职工有权选择辞职、调动、“一次性买断工龄”或“离岗退养”。
    当时就有330人选择了“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方式，其生老病死等各种关系从此与厂里“一刀两断”。
    那场下岗潮中，在广州的一些厂区的宿舍里，每天深夜，一些人甚至会站在阳台上观察，10点之后还亮着灯的房间，第二天往往会被人们议论，“肯定又在琢磨给哪个领导送礼，好让自己不下岗了！”
    大家都不愿意下岗，人人都在找关系，人人都在送礼，工人向中层干部送礼，中层向高层送礼。
    辛沂虹很淡定，“我一直工作表现那么好，下岗谁也不会下岗我的。”然而，一直到2001年，她还是接到了下岗的“噩耗”。那年，她已经41岁，二十几年的青春，换了4万多元的赔偿。
    “其实那间厂早没前途了，只是感情上舍不得而已。”辛沂虹不太愿意重新谈起那段不知所措的日子。
    幸运的是，辛沂虹丈夫不断安慰她，“没关系，省点花，我一个人可以养家。”

    失落的阶级和那些渐渐遗忘的故事

    当《钢的琴》在广州放映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台下一个年轻的报社编辑红了双眼，他曾在沿海的一座纺织厂长大，偌大的厂区成了他童年记忆的全部，整座工厂轰鸣的纺织机声和织布厂房中那不断升腾起的蒸汽让他在长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忘记。
    相比这些从厂区长大的孩子，那些曾经经历这段历史的工人阶级却显得平静得多。辛沂虹很少会谈起一同下岗的工友，那些关于他们的故事，她也尽量避免触及。
    事实上，务实的广州人，下岗后很多人没有再努力找工作。有的在家里开起了麻将馆、小士多或者“走鬼”（摆地摊）。如今坐落在广州西关著名的大笪（读dá音）地（大卖场）传闻最早时就是下岗职工“走鬼”慢慢形成的。
    2011年8月18日的上午，手表厂的原厂区，现在是一处名字洋气的欧式楼盘，曾经发生在女工辛沂虹身上的这一切真的成了她那张专辑上歌唱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