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爱吧妍:裕仁天皇必须承担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

历史是事实，却也会有各种解说，甚至掩饰和歪曲，须由有责任感、有人格的历史学家将其真相揭示。美国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专家赫伯特·比克斯用10年时间完成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中文由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当即摘取2001年美国普利策大奖，评选委员会认为这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世作用。”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明确观点是：裕仁天皇是日本政治、军事的指导者，是日本国民的最高精神领袖，他对以他的名义开展、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指挥官积极指挥的侵略战争的责任，却没有受到追究和审判。应当把裕仁天皇作为真正的战争领导人重新评价，以反思日本的历史和现实。

一

本书共分四部分，核心是第三部分“陛下的战争(1931年—1945年)”，它集中表现了实证性史学著作在方法上的特点——以大量的史料考证构成支撑作者观点的证据链条。作者揭露了在持续13年又11个月的侵略中国和太平洋侵略战争中，裕仁作为战争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史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爆炸事件，随即向中国东北主要城市进攻。当时的日本若槻首相报告说：裕仁对关东军冒犯他天皇统帅权的行为做出追认。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1927年到1928年，裕仁刚刚即位就四次批准向中国山东派兵；对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他也没有追究责任，而是同意对国内隐瞒真相。裕仁并不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只要求行动成功。之后，他再次批准扩大行动，对锦州空袭。当太阳旗飘扬在被占领的锦州上空，裕仁将事件会引起西方列强干涉的忧虑放到一边，1932年1月他发布《赐关东军敕语》，嘉奖关东军“向内外宣扬了皇军的威武”，诏书在日本全国广泛宣传，起到镇压反对意见和推动民众趋近战争的作用。之后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都是对满州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表达了对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

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注意力，日本陆军在上海制造了日莲宗日本僧人因挑衅遭袭击的事件。日本海军于1932年1月28日登陆上海，遭到中国陆军第19路军的沉重打击。裕仁对此非常关注，派出百川义则大将指挥的“上海远征军”，对上海进行了野蛮的轰炸和劫掠。但他更加清楚日本在美英经济封锁面前的脆弱，对于美英拥有重大权益的地域——上海，裕仁坚决控制着局面。

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要把该省并入“满洲国”。为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和苏联反对的风险，裕仁以军队最高指挥者身份批准战役并附加条件：可以接受为巩固日本对“满洲国”的掌控而进行的扩张，但不可以攻击中国华北本土，“注意绝对慎重对待越过万里长城一事，如不听从，将下令取消热河作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2万多日军几乎未遇到有效抵抗，一周就完成军事行动。裕仁对高级军官用宫廷礼节加以表彰，表明了大元帅的赞赏和骄傲。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裕仁决定于1932年3月日本正式退出国联。到5月《塘沽停战协定》签定，河北东部长城以南建立了非军事区，至此，日本认为西方关注的满洲事变暂时结束。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现状，没有对其侵略行为发动经济制裁，天皇要求关东军守卫“满洲国”，他把精力转向国内政局。

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打击下，日本国内经济一片混乱，工农运动风起风涌，军国主义势力要求强化军事独裁，建设全面战争经济。1936年2月26日陆军法西斯军官暴动，反对“政党内阁”，主张建立军政府。裕仁行使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以不同寻常的坚强意志平定叛乱，但他从中坚定了明治宪法对保证天皇军队统帅权重要性的认识。从此，由他推动和支持的法西斯势力扩军及国家统制工业的趋势得到强化。

从1935年开始，日本陆军策划拥有8000万人口的中国华北五省“自治”，以掌控那里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资源。裕仁没有发表任何反对的声明。他在1936年4月17日批准陆军增兵，将其小规模的驻华部队扩大三倍。他还同意在距卢沟桥不远的丰台建立新驻屯基地。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裕仁从一开始就全面支持近卫文磨政府的战争方针。蒋介石决定放弃北方，将战场移至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下游地区，试图把西方势力扯进来，保卫它们在上海的本国居民和利益。对此，裕仁相当清楚，指示：“如果多方用兵，战局只能拖延下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不能没有收拾时局的方策”，“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他在两星期内六次批准调派增援上海的部队，同时还派遣其他部队前往东北守卫，以戒备苏联。

为有效统制战争，1937年11月27日，裕仁下令在皇宫成立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这个天皇的司令部强化了裕仁战争领袖的地位。日本政府的大本营联络会议，其最终决议要在裕仁主持的“御前会议”上进行决定和公布。赫伯特·比克斯教授认为，“御前会议”支撑了日本“君主立宪”制度的假象，参与审议的人可以声称他们是在天皇权威下行动，而天皇可以声称他是依照国务大臣建议行事，承担战争责任的主体被分散了。但事实却是：一个无力的内阁，一部被阉割的宪法和一个强有力的天皇。大本营的设置，使裕仁以大元帅行使的权力达到其祖父明治天皇也未能达到的程度。在这套机制中，天皇是惟一自由行动的个人，他仔细审查、批准了侵略的策划，并引导实施的全过程。有文献史料为证，在各种关键时刻，他都要运用权威直接或间接、但决定性地干涉军事行动。天皇的责任是巨大的，是推动日本整个战争体制的力量。

裕仁支持强有力的打击会使蒋介石跪地求饶并使战争结束的观点，正式发布了对南京的攻击令，并支持和默许了“南京大屠杀”。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和广东，达到日军当时进攻能力的极限。为了庆祝“南京大捷”，裕仁身穿全套军装，骑着高大白马在日本举国欢庆的公众面前亮相，也就在这一年，日本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开展全民总动员支撑在中国的侵略战争，裕仁这时的法西斯头子的公众形象与战后一些把他描述成没有实权的立宪君主“傀儡”完全不符。

裕仁天皇与日本政治精英有一种共同认识：中国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日本有资格对这块领土进行再分配并取得想要的任何东西。所以，裕仁本人赞成并批准对待中国俘虏不受国际法限制，他从没有就制止屠杀、虐待中国俘虏向军队发布命令。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这只有在接到大本营明确授权才被允许，取得天皇许可，指令才会发出。赫伯特·比克斯教授特别指出，裕仁了解并同意了在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美国政府将南京大屠杀与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相比较，以此为谴责日本战争侵略的中心，而实施有计划的“无人区”、“三光政策”，其导致的死亡和苦难在规模上远非南京大屠杀所能比，这种毁灭作战持续更长。

1938年底以后，日军在中国陷入僵持战。为掠夺东南亚各国盛产的石油、橡胶、锡以保证日本全面战争所需的资源，裕仁支持“南进”政策，于1940年9月命令日本海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同时批准日本与德、意签署三国协定以对抗苏联。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出于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夸大估计，相信其必胜，裕仁批准日军入侵法属印支南部，为攫取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做准备。美国立即做出强硬反应，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对日本石油出口全面禁运。到9月，裕仁已经决定对美英开战。以在中国的侵略战争为日本统治者提供了畸形膨胀的军费开支的正当理由，陆海军得以扩充兵员、储备武器，获得1941年秋冬对抗美英所需的巨额资金。日本陆军已由1937年7月的17个师团25万人扩大到1941年12月的51个师团210万人。而且在中国作战，就以对当地的大规模劫掠作为后勤补给，每年的军费开支都可以用来充实基础战斗力。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日本有能力孤注一掷，在1941年后期凭武力南进。

10月16日，近卫因无法改变裕仁的强硬态度辞职，裕仁立即任命陆军中最强烈的战争倡导者东条英机为新首相。这时裕仁已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争上。他批准了“完成作战准备”和中止与华盛顿外交交涉的最后期限——12月1日午夜，批准了攻击珍珠港的最终决定，近乎挑剔地审查了战争诏书。但在形式上还维持昭和是一位立宪君主、只是依照内阁大臣建议来批准变更重大政策这一假象。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英属马来亚和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做出战争选择的裕仁全身心投入战争指挥。他性格谨慎，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熟知官僚政治体制的每一个工作程序。天皇掌握了所有的军事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况报告每天都会送到宫中，不论昼夜随时呈递给天皇，只有天皇本人始终了解战局全貌。他作为最高司令官从未亲临战场，却经常派侍从武官和弟弟们到各战区视察带回复命报告，以这种方式，裕仁一直盯着他的下属指挥官，统帅部为保证裕仁得到全面报告，耗费巨大努力，甚至影响了自身的工作效率。裕仁控制全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计划和战役实施。从1942年5月至6月的珊瑚岛和中途岛海战，到8月以后的持续6个月的瓜达卡纳尔战役，以及所罗门群岛战役、塞班岛战役，都是裕仁亲自指挥的。1944年7月塞班岛和其他岛屿相继失守，日本丧失太平洋全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东京已进入美国B—29轰炸机最大航程之内。东条被迫辞职，而裕仁仍拒绝接受失败，他考虑让战局来决定大本营是否移往中国大陆，自己则打算死守本土。从这以后，裕仁批准新防卫计划中一个重点是开发“决胜武器”，“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鱼雷”之类的自杀式攻击成为重要战术手段。

到1944年后半期，日本实际已输掉战争。但裕仁和他领导的法西斯战争狂人，却像越输越赌的赌徒一样不承认失败，而且拼尽人力物力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直到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并向中国东北出兵，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裕仁与统治精英们才真正意识到失败。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选择了向美国投降，以获取保护，15日，天皇《终战诏书》经广播向全国宣布日本战败投降。然而，结束战争的原因被表述为：天皇以他无比的仁慈，不忍心再见其臣民承受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无法想象的痛苦，奋不顾身做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是天皇以“终战”———他拒不使用“投降”一词———的方式将其臣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这个谎言贯彻二战后整个日本官方历史。

二

赫伯特·比克斯在本书第一、二、四部分探讨了裕仁天皇是如何成为一位政治领袖的，而他这一历史地位在二战后又是如何被掩盖的。

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以明治维新首次确立了日本在近代的政治主权和国体，其思路是以国家的力量发展经济、尤其是军事工业，建立以天皇专制为核心的官僚集权政治制度并统制军事垄断资本。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其统治权是从“神祖神宗”那里继承来的，天皇被公开神化为“活神”。天皇是“帝国元首”，统揽国家所有权力。天皇任命内阁大臣，阁臣只对天皇负责。天皇决定官僚制度，各级文武官员必须对天皇效忠。天皇是军队最高指挥者——大元帅，直接统帅军队，政府和议会不得干涉，参谋本部不受政府管辖。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帝国议会，可以发布诏书取代法律，议会只对天皇起“协赞”作用。参与议会选举者有严格身份、财产限制，全国只有10%多一点的人有选举权。法院必须以天皇名义行使司法权。赫伯特·比克斯教授指出：明治宪法的基本原理是天皇作为法律的根据，天皇超越宪法之上，宪法的目的是保障天皇的权力行使不受到任何限制。这种政体绝不是君主立宪制。日本这种以君主专制的集权官僚制度促进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创造条件的特殊制度，是其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以专制政治扶植起来的垄断资本势力必然要求扩张，以对外军事侵略，保证其独裁专制。

但是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病弱体衰，根本没有能力行使专制君主的权力。大正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在一战后已进入帝国主义垄断阶段，资本主义一般性的经济危机开始周期性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带动共产主义广泛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也涌入日本，欧洲各君主制国家的崩溃已动摇了人们对君主制正当性的信念，秘密成立的共产党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废除君主制的政党。日本在国外受到中国、朝鲜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冲击，在国内爆发了全日本佃户的“米骚动”，动用五、六万军队前去镇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罢工运动和男子争取普选权运动也在这时发生。西方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日本垄断财团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君主专制的权威被严重削弱。

因此，裕仁从小就被统治集团寄予厚望，他在与社会隔绝的皇宫里接受了近二十年的“帝王学”训练。其中政治和宗教是前提，是构成天皇神权政治的基础；为保证明治天皇树立的文明教化者的形象，还有广泛的实用性科目；还特别注重对裕仁体格、意志力、军事方面的训练。裕仁掌握了以皇位为国家机器核心、统治国家的技巧，他被灌输并接受了一位专制君主的道德观：天皇就等于国家，只对其“神祖神宗”负责，臣民只有服从的义务，为达目的必要时可以不计手段、采用“双重标准”。

这样一位自幼由“武士道”精神培养起来的天皇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势力更为得势，将明治天皇确立的以君主专制促进资本扩张的机制发挥到极致。昭和天皇的侵略史，就是不断强化君主专制权力的过程，以至演化成为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天皇制。赫伯特·比克斯教授针对二战后东京审判使用的共谋罪术语指出，美国故意遗漏了一个所谓共谋期间（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掌握权力的人，从而使日本的决策过程令人困惑，这个人就是天皇，只有他一个人能使共谋的意愿结合起来、发挥效力，去发挥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裕仁作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独裁者，统率大小军阀把日本拖入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全面侵略，最终也使自己的专制统治覆灭。

裕仁的巨大战争罪行被掩盖，天皇制在日本战败后得以保留，是美国二战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美国为对抗苏联，需要在日本顺利实现占领，以在这里的军事力量，保持对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威胁，利用裕仁及其天皇制对日本民众的精神禁锢，可以保持政局稳定、防止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裕仁为逃避国内对其战争责任的质疑，保住皇位，乐意被利用，麦克阿瑟个人则需要以顺利实现占领日本来抬高自己在美国的政治地位。被赫伯特·比克斯教授称为“占领期间的重大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国的安排和裕仁及其宫廷大臣的积极运作下，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成为替罪羊，天皇被证明不需要对攻击珍珠港负责，至于裕仁在侵略中国战争中的责任，更不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重点。通过大肆夸张社会巨变会给日本造成的可怕后果、操纵证言、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裕仁及其天皇制被保护下来，天皇的形象被重塑为：一位和平主义的立宪君主、自然科学爱好者、有家庭的男人。

但是，就连美国也不会容许一个有实权的专制天皇存在、再聚合力量为今后的美国大资本财团留下宿敌，在麦克阿瑟主持下，对日本政治进行了“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改革，这时，裕仁在1946年发布新年诏书，被美国鼓吹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在这份被称为天皇走下神坛的“人间宣言”中，裕仁精明地将明治天皇发布维新的“五条誓文”放在开头，以强调天皇制从来是与民主主义结合的。而“五条誓文”的实质是在维护天皇专制的前提下，从西方国家学习可以接受的内容，进行政治改良来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裕仁以这种方式而不必否定天皇统治权是来自太阳神天照大神的神话，继续以天皇的神圣性统治国民精神。1946年11月，在美国占领军授意下，完成了对日本宪法的修改，其第一条将天皇的“元首”地位变为“象征”，成为礼仪形式的偶像；第九条明确规定永远放弃战争。

丧失实权的裕仁在后半生继续充当日本大垄断资本财团的工具，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在美国与苏联对抗、封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格局中，日本试图借此抬高政治地位，裕仁曾四处秘密游说，他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甚至阻止日本国民的主权意识来促成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定，以使大量美军在占领期结束后仍在日本留驻，将日本置于美国以原子弹制造“核威胁”的战略体系中。当大批战犯经美国同意释放，其中一些人进入日本政治权力高层，裕仁试图在这股势力扶持下修改宪法，恢复天皇执政，这种努力进行了近十年。直到1959年，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仍允许美国军事基地留在日本，自民党政权派出500名警察强制众议院投票通过条约，日本民众爆发了持续一个月、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工会和市民团体号召总罢工。最终，虽然自民党岸信介首相辞职，安保条约还是得以生效。在裕仁晚年以80岁的高龄还坚持修订回忆录，重新解释历史，到1989年1月生命结束时，他与官方共同维护了这个谎言：天皇裕仁是爱好和平的忠实的立宪君主，他对战争的爆发无能为力，结束战争是他的功劳。

三

从裕仁发动侵略战争及其丝毫没有反省的一生来看，裕仁已自觉把个人的全部人生价值界定于固守皇位上。赫伯特·比克斯教授认为本书至关重要的是揭露了天皇做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则的事实。这种“缺德”正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与人性升华、人类进步方向相违背的反动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是其阶级利益和意识的概括。在这套道德观中，只有被压迫、被剥削者服从剥削与压迫的义务，而统治者只须对形成其统治权利的依据——并不存在的神、上帝、天命以及“客观规律”负责。从日本法西斯势力以“皇道”思想对其侵略战争所做的“圣战”阐释中，可以以充分领略上述道德观：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也是公正的，永远不是侵略性的。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乐土”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自然，对于那些抵抗的人，要积极运用武力，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在中国的战争拖得越久，就越是坚持使用“圣战”这个名义。我们从中只看到两个词：欺骗与恫吓。道理很简单，垄断资本势力所支持的裕仁统领的军事独裁者，人少心贪，只能施以“仁善”骗术愚昧之，对带头敢于反抗者，必杀一儆百，并通过收买几个汉奸实施殖民统治，榨取中国人民的劳动果实。如此“圣战”，如此道德，是与其赤裸裸的利益相统一的。在近代日本封建领主势力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在中国表现为典型的集权官僚制这一必要历史环节，它在日本表现为天皇专制。故在“皇道”思想中集合了三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封建专制君主的野蛮和贪欲——以杀人如麻者为英雄；集权官僚制的官文化——“德刑兼配”，以骗术精湛者为圣贤；日本暴发户的精明与小气——以财富、资源的占有为价值标准，叫嚣“生存危机”扩张资本。而由于其历史的野蛮性未消，以第一种表现为突出。

为此，必须把现有对以裕仁为首的战争罪犯的个人道德谴责上升到对其代表的阶级意识展开文化批判的高度，抓住日本垄断资本财团的军国主义这条主线，才能看清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美国保护了发动战争的裕仁和大资本财阀，军国主义的要基得以存留，保留下来的天皇制同它在过去的任何时期一样，在战后继续充当抑制日本民主运动深化的角色。赫伯特·比克斯教授认为，由于裕仁的战争责任没有受到追究，缩短了日本民众对军国主义反思的进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得到美国大量军事采购订单，在美国大规模经济援助下，日本开始所谓“经济起飞”；到七、八十年代，由于曾遭受日本侵略、殖民的亚洲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使日本以其资本和资本化了的技术优势，获得大规模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赢取了超额利润。但其历任首相都声称：正是由于战殁者的牺牲，才带来了战后的经济繁荣。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武士对封建领主的忠诚曾在明治后转变为“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而在如今这个以大垄断资本股份制公司为核心的社会里，则转变成雇员对公司的忠诚。天皇制曾在明治时期对日本国家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在大正和昭和前期用来阻抑民主变革，而在如今以等级制度和差别待遇构成的现代资本企业社会，天皇居于社会等级顶点的天皇制本身就起到认证这些社会原则的作用。从60年代以来，历届自民党政府都利用天皇向国家文艺和科学界杰出人物授勋的制度，来赢取民众对自民党执政的支持，授勋的评价标准就是优秀和政治顺从，这是一种文化统治，是对以天皇为顶点的社会等级的强化。

正是对民主运动和劳动群众自由、自觉意识的压抑，阻碍了日本民众对军国主义的深入认识，保留了根基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控制日本政府，正在发起新一轮的侵略挑衅，抑制这股由大垄断资本财团扶植的反动势力，只能依靠民主的力量。在依旧是大垄断资本统治居主导的当今世界，没有建立在各国权利切实平等基础上的国际法，不可能真正制裁那些侵略战犯。为此，更需要突破对侵略战争罪犯个人人品、良心、罪行的笼统指责，将对战争责任人的道德谴责建立于切实的文化批判上，通过历史的理论分析认清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阶级本质，聚合更多的劳动群众自觉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壮大力量，最终将之彻底根除。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和新一代日本有良知学者已经为此付出大量努力，他们的辛勤劳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