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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5:25:43
西周三器之谜
我国传世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向被誉为西周王朝的三大重器。
出土百余年来，各自有着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
刘铭传马厩识宝
虢季子白盘，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口精心雕制的大浴缸。在它的真面目尚未被揭示
之前，人们不是把它当作马槽，就是当作洗澡盆子。
这只“洗澡盆子”高39．5厘米，盘口长137．2厘米。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只脚处
理为曲尺足形，口沿下的饰纹中，隐含着重重绿锈，整个造型给人以端庄、凝重的淳朴
感。最为稀罕的是盘内底部，刻有111字的长篇铭文，四字一句，句式极工整。
铭文的大致内容是说，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犭严狁（古匈奴族），大获全
胜，斩敌首级五百，俘虏五十，周王非常赞赏虢季子白的大智大勇，于是在宣榭设宴为
他庆功，并赐给他乘马、彤弓、彤矢、斧钅戊，以示嘉勉。虢季子获此殊荣，非常感激，
特铸此盘以志纪念。整篇铭文语言洗炼，富有韵律，不仅是西周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
还是一首优美的英雄史诗。学者们根据铭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记载，断定它的制造年
代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间。
这个体重230公斤的大家伙，相传于道光年间从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西周时，这一
带正是西虢的封地（至今有的老地图上，仍在宝鸡地名的后面标个括弧，括弧里注明
“虢镇”）。这一带属于西周统治时的中心地区，与东面邻近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一起，
史书上称为“周原”，百余年来不知出土了多少珍贵的文物。
虢季子白显然是周宣王的近臣，此盘造型之大，冶铸之精，字体之优美、工整，俨
然一副皇家气派。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从地下挖出来了，或许是因为它太大、太重，
盗墓人无法将它带走，又不具备“鼎足三立”的心理“规范”，反而被扔在野地里，被
当地农民搬去盛水饮马了。
道光年间，此盘为宝鸡虢川司刘燕庭所得，刘云“出眉阝县礼村田间沟岸中”，辗
转又为当时陕西眉阝县的县官、江苏常州人徐傅兼（燮钧）所得，徐氏卸任返乡时就带
回了常州老家（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徐氏得到此盘，起初并不以之为国宝，
只是见其花纹繁缛可喜，兽头狞犭历有趣。不久太平天国军起，天下大乱之中人们自顾
不暇，更无心顾及一只“洗澡盘子”。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打下常州后，此盘就成了护
王府的镇府之宝。
有趣的是过了不久此盘又被拿去饮马了。1864年4月，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攻下了常州城，进驻护王府。一天夜间，刘铭传听到院子传来金属
的撞击声，凭军人对兵戈铁马的警觉，他转身出来查寻，愈发听得那声音铿锵有力，如
兵刃相击，且时断时续。结果循声找到了马厩，发现是马在吃草时，笼头的铁环撞在马
槽壁上发出的声响。他仔细察看此“马槽”，发现是件不同凡响的古物，遂命马夫将
“槽”洗刷干净，那一排排精美而整齐的铭文即刻显露了出来。刘铭传毕竟见多识广，
请文人学士考证后，证明是举世罕见的西周之重器，遂视为珍宝，带回了安徽肥西老家，
并筑一亭台楼阁曰“盘亭”，专门安置此盘。
刘铭传（1836—1895）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62年编为李鸿章的淮军开至上海，
此后长期在苏南、浙江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部号曰“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1884
年督办台湾军务，为抗法名将，并出任台湾省第一任巡抚，1891年病归老家安徽肥西刘
家圩。
“盘亭”成了肥西当地的新鲜事。平时刘家用红绸缎包裹着此盘，不轻易开启，每
逢过年，才在亭内张灯结彩，铺以绒垫，供亲友们欣赏。同治十年（1871年），刘氏聘
请了金石学家吴云，将铭文诠释出来并撰出考订文字，又由英翰、徐子苓及刘铭传本人
相继作序，遂成《盘亭小录》一书。刘氏还将盘底的铭文拓出多份，分赠密友，而能目
睹实物者极少。据说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和也未能见到。翁同和亦嗜古成癖，为此耿耿
于怀，在慈禧太后面前讲刘铭传据国宝为己有，想通过慈禧之口，令刘将盘交出来。刘
铭传祈于李鸿章，李上奏慈禧太后，太后以刘有战功，下了懿旨作为御赐，从此无人再
敢觊觎。
1895年刘氏去世后，此盘由刘氏的子孙继藏，可是渐渐失去了大清王朝的庇护，此
盘就始终处在“性命交关”之中。民国之后，政局动荡，军阀刘镇华曾派人来搜，美国
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都从中插手，企图收买，刘家子孙始终不为所动。抗战时
期，肥西沦陷，日本人又来搜查，刘家后人只好掘地一丈，上面造一间厕所，把此盘再
次埋入地下，举家迁居他乡避祸，刘家圩子里，只剩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一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派人找上门来，武力胁迫刘家交出此盘。
肥西县长隆武功索性把县政府设于刘家大院，为寻此盘曾挠开地板，掘土三尺，费尽心
机。刘家子孙因此而受尽了磨难。
解放后，1949年12月间，安徽皖北区党委接到国家政务院电报，要求在肥西县查找
国宝“虢季子白盘”。于是，乡干部们找到了刘肃曾。刘系一介文弱书生，开始推说已
运上海、天津保存了，后经干部们的说服，终于决定捐献国家。他把乡干部领到一处四
面无门的夹墙外面，洞开夹墙，再往下挖，虢季子白盘终于第二次出土了。
1950年1月，刘肃曾亲自护送此盘到北京，临行前曾在合肥市公开展出，安徽的老百
姓终于也有缘目睹了久已传说中的刘家“大洗澡盆子”。到北京后，文化部举办了特展，
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及许多知名学者都来参观，并表彰了刘肃曾的爱国行为。此
盘历尽百余年沧桑后，终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毛公鼎之波
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长铭文著称于世，号为青
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
大凡世间越是珍稀的东西，在人间麻烦事就越多，兵荒马乱之中尤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
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地正规圆，风格浑厚而凝重，就连饰纹也十分简洁有
力、古雅朴素，标志了西周晚期时尚的变化。人们已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了出来，
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与此同时，铭文增多了，对事件的记录更为具体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郭沫若称其“铭全体气势颇宏大，泱泱然存宗
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为宜”。周宣王为周厉王之子，即位于周室衰敝之时。他
力挽狂澜，孜孜图治，有中兴之主的盛誉。毛公鼎腹内的这篇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
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广音)的任命和勉励。
铭文首先记述了周初文、武二王开国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着指出，眼下
国势不够景气了；进而说明，在这种危急关头，宣王宣布了委以毛公广安国定邦以及管
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
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工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
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
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故铸此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
孙永宝之。
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
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
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
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
也。”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
商苏亿年运到北京，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来。
陈介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
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
考释。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借奔母丧回归乡里，从此不再为官，专心致力于古物的
收藏与考证。他的两句诗：“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很能说明其乡居不
仕的真实心理。他的多的考证著作如《吉金文释》、《(竹甫皿)斋吉金录》、《传古别
录》、《十钟山房印举》等，都是依据他的收藏而为。后人又据其与时人讨论古物的书
信，辑成《陈(竹甫皿)斋尺牍》，更是具体说明了他乡居后的学问所在。他的“万印楼”
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
时正式开放，被公推为上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
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到
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
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
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
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
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
论哗然。民国间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
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
说叶氏想在内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
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矩园，清朝末年曾任职邮
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
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
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氏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
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战中叶避之香港，香港沦
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谁知
时间一长，关节疏松，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
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
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
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
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
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
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
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
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
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
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
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
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代国宝毛公鼎问世以来历来为学界所重，不断有人对其铭文考释研究，《捃古录
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作了著录和研究。
散氏盘“失”而复得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均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
书法著称于世。散氏盘的铭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认外，
实能认出者为357字。内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发生的一
场公案，十分有意思。
铭文上说，关中畿内的、散二国，边界相连，人屡次侵犯散国的边界，掠夺土地和
财物。散人向周王告状，后来在周王的调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园二区作为对散人
的赔偿，并且发誓将田交付散人后，永不毁约，否则就照田价付罚金，并通知其他各国
与人断绝交往。这场官司中还具体规定了这两块赔田的区域、疆界，并由两国共同派官
吏勘定后交接。周王还派一个叫仲农的史正（官名）到场作证，仲农完成使命后，遂将
新界地图交与人，并留下左券。在这种情况下，散人鉴于人平素的行为，仍是不放心，
怕他们毁约，于是就把这场官司的全过程及人的誓约铸在铜盘上，作为永久的证据，以
防不测。
这场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后人践约了没有，重要的是被后人看出了历史的破绽——
—你周王室不是实行井田制吗？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
那么为什么现在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转让了呢？这说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动摇及其王室
权力的削弱，是整个社会制度开始动摇的重要信号。这就是今天看散氏盘的历史价值所
在，十分难能可贵。
据后来的学者们考证，散氏盘为周厉王时物。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又进一步考证，
国疆界相当于现在陕西及武功一带，散国的疆界相当于大散关、大散岭以东陈仓一带，
散氏盘的出土地点当在散国地界之内。
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为江南一位收藏家购得，长期存放在扬州。著名学者阮元
考证后，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遂名扬天下。当时的拓本价格已十分高昂，
官府中达官贵人及外国人一直垂涎不止。后来藏家又将其翻砂复制两件，其中一件卖给
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扬州。
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当时的两江总督阿毓宝从一个盐商手里购得此盘，作为
嘉庆皇帝50生辰的礼品，入贡紫禁城。散氏盘入驻皇宫之后，一直被闲置于深宫，历经
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因宫中贡品实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后来竟
无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于传出此盘已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遂宣告“失踪”。直到
1924年3月，逊清内务府为核查养心殿的陈设，才意外地发现了它！起初还以为是赝品，
后以旧拓本相对照，方知确属真品无疑。溥仪知道此事后，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赠臣
属。后来溥仪被赶出皇宫，此盘与其他文物一起归故宫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
被国民党政府携往台湾。
总督轶事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故事早被历史的烟云淹没了，只
留下慈禧太后葬礼上的那一幕———他跑去东陵为慈禧送葬的队伍拍照片，触怒了监国
摄政王载沣，认为不合章法，遂落了个免职的下场。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渐起，他在这
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镇压已经如
火如荼的保路风潮，在资州（今资中）被起义新军所杀。
现在真正使人们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满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斋。1882年壬午科举人，
捐员外郎，迁郎中，历官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
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乱时，他拱卫周围，鞍前马后，奔忙不迭，遂深得宠信，出入左
右，不久就升为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继而又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通
商事务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一员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厂的老人们传说他原先并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们聚会的场合，
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被人讥为“你懂什么！”奇耻大辱，不雪不足以为人生，
于是他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
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聪颖，悟性极高，加上有权、有势、有钱，又处在陕西，这个号称“一镢头下
去，准能刨出件文物来”的地方，天时地利占尽，藏品很快蔚为大观。他收藏的面很广，
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
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
《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其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
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后来也有人考证，其并非全属一组）。
这19件宝贝经考证确定为：父甲觯，父乙（有盖），鼎卣（有盖），青铜禁，妣巳觯，
祖癸角，铜勺（6柄，每柄近尺长，勺头为橄榄形，柄上有精美图案），妣巳觚，觯，子
执拂，鼎尊，鼎卣（有盖，高2尺许，方底圆身，有提梁，纹饰极精），父巳尊和牺形爵
（有立柱，纹饰极精美）。其中最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长的长方形青铜禁。禁，
形制和作用极似一张长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铜酒器。这套酒器中
的青铜禁出土，为有史以来首次发现之禁，举世为之轰动，被端方捷足先登，收为己有，
著录于其《斋吉金录》首卷。出土地点为宝鸡县的三十里斗鸡台。斗鸡台这个地方，历
朝历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华夏祖先曾经集中居住过的一方宝地。
可惜这组宝贝在端方死后流入美国，入藏纽约中央博物馆，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
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19
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
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
约中央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斋吉金录》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
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犹不免有遗憾……”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
件逐一摹拓打印，据器之大小而定纸之长短，一套15幅图，辑成《斋旧藏古禁全器》，
郑孝胥题签，影印出版。于是国内大家能见到的，仅此影印纸本而已。后来有人传出，
此套古禁器物，卖了20余万美元，无论在当时或是当今，都不能不算一笔巨额。
端方藏石达643件之巨。年代自汉至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
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等，并且逐一请人录其碑文、
刻记，他本人亲撰考释文字，编为《斋藏石记》16册。帮他从事这一工程的，是当时知
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摹拟”，“良宵雅
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
走亻平授简，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当事人龚锡龄如实道出
了当时的合作情景。
据其考证，古之著录金石者，始于欧阳修，继而有洪适，“爰及近代作者益众矣，
然据原石者，仅志郡邑，限于方隅，私家收藏，则皆仅据通行拓本，人间习见，复出盖
多，其以一人藏石，都录成书者，实自公是编始”。于是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
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
重大。当时端方曾感叹前人所著录之古碑石刻，今已不为多见，而现时审视端方所集石
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几何，百年风云，是可惧也。
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
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可见其
意气奋发，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栏如天监井、
涌金井，墓志如皇甫粼、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洒洒，如
山海巨观。
还有《斋藏印》，集历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隶，阴阳交错，
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两卷藏砖记，收入的皆为汉代罪人墓地的砖铭。端氏据此考证，墓志铭在
汉代就有了，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之说，批驳了顾亭林源于南朝之说。
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况无罪之人乎？
这批汉代罪人墓志，均刻于砖上，如“汉萧延死砖，章和二年”。端氏著录了该砖
的高、宽、厚度，字体大小；又如“汉左章死砖，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长安左
章钳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计117砖。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端氏还从砖文的刻写法，
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其用功之深。
古鼎沉浮记
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区天平路40号一幢小院里异常热闹。这儿原是著名收藏家张
叔驯的住宅，解放前张氏去美国了，上海市文管会最初就租用了这套房子（现在为文艺
医院）。这一天对文管会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后
代，向国家捐献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献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气的脸庞，一身洁净略带古意的装
束。就是这薄薄的身板，将一个历史使命担在了肩头———她18岁嫁到苏州名门潘祖荫
家族，几十年间，孤儿寡母为了守住潘家百余年来的收藏品，机智地闯过了乱世灾年，
最后终于将这批国宝完好地交给国家！
她叫潘达于，原姓丁，家藏旧物都是潘家祖传的，她在捐献仪式上说：“我是代表
潘家捐献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献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随之
消失了。
捐献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唐主持，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
师徐森玉先生报告了潘氏捐献经过。接着由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表扬词，并颁发了
中央文化部的褒奖状，上面写着：
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
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
特予褒扬，此状。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潘达于的同族堂弟潘景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现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代表潘达
于在会上发言，表示将古鼎捐献国家的心愿。从此，潘达于的名字就与大克鼎、大盂鼎
联在了一起。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两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会想起她的名字。
这两尊古鼎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说：“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
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
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兽蹄，宽宽的口沿下饰以变形的兽面纹，兽面纹中间又饰以小
兽面，还有凸起的觚棱，显得十分端庄、凝重。鼎的腹内壁上铸有290字的长篇铭文，铭
文行间又有线条相隔，使得铭文十分整齐、华美，这在西周青铜器中是很罕见的。铭文
的内容是说，克的祖父名叫师华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辅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谦逊
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帮助王室把国家管理得非常好。鉴于他的功绩，明
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孙子克为近臣，担任了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重要职务，并且赐
给礼服、土地和奴隶。这些官职爵禄将世代袭承，单传嫡长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
得之于祖父的余荫，所以造了这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篇铭文反映了周天子
赏赐大臣的情况，是对当时的赏赐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反映，所以历来被
作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的一个窖藏点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
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钟、克须和仲父等120余件青铜器。大克鼎被带到北京、天津后，
被清廷工部尚书、苏州人潘祖荫重金购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时人曾记叙说：“文勤
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应接不暇，多以翻
本报之。”足见其对大克鼎的珍视。
关于大盂鼎，来历就更复杂一些。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
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
凝重，威仪万端。
与大克鼎一样，大盂鼎腹内亦有精美的长篇铭文。大意是说，周康王对贵族盂讲述
了西周开国的经验，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灭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为办事和祭祀的
时候都不敢酗酒，始终恭教而认真；殷商之所以灭国，在于他们饮酒太多的缘故。所以
他自己愿以文王为榜样，同时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命令盂帮助他掌
管国家的军政大事，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26个奴隶，并叮嘱盂，要恭
敬效力，不违王命。铭文最后指出，盂制作这尊宝鼎，是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这
篇有趣的铭文，除了告知人们当时的朝廷的赏赐制度、世袭制度以外，还介绍了周初开
国的经验，尤其是把商朝的灭亡归为饮酒过度，这就对研究商代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
的信息，非常难得。与此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传，今人未能获见。
大盂鼎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的。出土后，为当地豪绅
宋金鉴所有，后来又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赴京赶考，
得点翰林，时值大盂鼎又从周家流出，在琉璃厂善价而沽，宋金鉴又出银3000两，把此
鼎再次买来，运回岐山。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其后代将鼎运到西安，以700两银子
转让他人，后来又归镇守西陲的一代名将左宗棠所有。数年后，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
清廷信以为真，要召左进京问罪，幸亏工部尚书潘祖荫从旁说合疏救，才得幸免。左宗
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赠，以示感激之情。于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进京
的机会。
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处所号称“攀古楼”。“攀古楼”历年所储，除大克鼎、大盂
鼎之外，林林总总凡数百器，据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记载，尚有著名的史颂鼎、吕
阝钟四、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至鼎、齐、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
敦、季良父等等，可谓壮观。抗战之前，潘达于为留下藏器资料，曾请可靠的摄影师，
对全部家藏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380块玻璃底片。从中可知，潘家在抗战前青铜留存尚
有380器。
关于潘氏所藏的史颂鼎，亦是一尊具有相当历史研究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宝鼎。鼎
的腹内有15行、115字的铭文，是记录西周册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时代的
叫颂的史官制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宫的太室即位，受命者
颂在宰的引导下入门立于中廷，尹氏将周王的册命书授予史虢生宣读，内容是命令颂掌
管成周市廛20家，监管新造，积贮货税用于宫御，为此，又赐颂命服、马具攸勤等。颂
拜叩受命，带着有王命的简册退出中廷。最后，颂宣扬周王的册命，并为先祖作此宝鼎，
表示自己将对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长命，永远效忠于天子。这样完整地记叙周天子
册命仪礼的文件，在西周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对于研究西周时代
的册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当初潘氏每得一器，就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
莱阳周孟伯、南皮张之洞、福山王懿荣、吴县吴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
潘祖荫于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书、大理寺卿、军机大臣。身后无子，所遗
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运回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旧宅中，仅青铜器就
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和字画卷轴。潘祖荫的藏书楼称“滂喜斋”，
亦为江南一大书藏。
潘达于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镜，本是乾隆年间宰相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
代，世称“老三房”的后代，后来因为潘祖荫无后，而潘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给祖荫后
均早夭，剩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吴江同里徐氏，二女儿潘静淑嫁给著名画家吴湖帆，
家中仍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就将“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
祖年两家的孙子，兼祧两家香火，而潘达于就是两位大人的孙媳妇。
潘达于何其不幸，结婚刚刚三个月，丈夫就故世了，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家氏族
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荫的命中就没有后代，过继过来一个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
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认为这是家中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果然，潘
承镜过继给潘祖荫、祖年当孙子，亦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场。
孩子是可以过继的，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将女儿家华过继给了她，在
此之前，还过继了一个儿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护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责任，是无法过
继的。结婚后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上有老祖母，下
有一双儿女，而中间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达于。
潘祖年去世后，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宝无数，盗贼就常来光临。又有各种人
士前来打探，劝其出让宝鼎。有个外国人愿出600两黄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换，而潘达于
坚不为动。她懂的道理很简单，然而却非常坚定，此鼎是几百年、几千年前世世代代传
下来的国宝，不能出卖，只能保护好继续传下去。
竹露荷风整理
我国传世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向被誉为西周王朝的三大重器。
出土百余年来，各自有着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
刘铭传马厩识宝
虢季子白盘，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口精心雕制的大浴缸。在它的真面目尚未被揭示
之前，人们不是把它当作马槽，就是当作洗澡盆子。
这只“洗澡盆子”高39．5厘米，盘口长137．2厘米。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只脚处
理为曲尺足形，口沿下的饰纹中，隐含着重重绿锈，整个造型给人以端庄、凝重的淳朴
感。最为稀罕的是盘内底部，刻有111字的长篇铭文，四字一句，句式极工整。
铭文的大致内容是说，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犭严狁（古匈奴族），大获全
胜，斩敌首级五百，俘虏五十，周王非常赞赏虢季子白的大智大勇，于是在宣榭设宴为
他庆功，并赐给他乘马、彤弓、彤矢、斧钅戊，以示嘉勉。虢季子获此殊荣，非常感激，
特铸此盘以志纪念。整篇铭文语言洗炼，富有韵律，不仅是西周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
还是一首优美的英雄史诗。学者们根据铭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记载，断定它的制造年
代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间。
这个体重230公斤的大家伙，相传于道光年间从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西周时，这一
带正是西虢的封地（至今有的老地图上，仍在宝鸡地名的后面标个括弧，括弧里注明
“虢镇”）。这一带属于西周统治时的中心地区，与东面邻近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一起，
史书上称为“周原”，百余年来不知出土了多少珍贵的文物。
虢季子白显然是周宣王的近臣，此盘造型之大，冶铸之精，字体之优美、工整，俨
然一副皇家气派。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从地下挖出来了，或许是因为它太大、太重，
盗墓人无法将它带走，又不具备“鼎足三立”的心理“规范”，反而被扔在野地里，被
当地农民搬去盛水饮马了。
道光年间，此盘为宝鸡虢川司刘燕庭所得，刘云“出眉阝县礼村田间沟岸中”，辗
转又为当时陕西眉阝县的县官、江苏常州人徐傅兼（燮钧）所得，徐氏卸任返乡时就带
回了常州老家（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徐氏得到此盘，起初并不以之为国宝，
只是见其花纹繁缛可喜，兽头狞犭历有趣。不久太平天国军起，天下大乱之中人们自顾
不暇，更无心顾及一只“洗澡盘子”。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打下常州后，此盘就成了护
王府的镇府之宝。
有趣的是过了不久此盘又被拿去饮马了。1864年4月，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攻下了常州城，进驻护王府。一天夜间，刘铭传听到院子传来金属
的撞击声，凭军人对兵戈铁马的警觉，他转身出来查寻，愈发听得那声音铿锵有力，如
兵刃相击，且时断时续。结果循声找到了马厩，发现是马在吃草时，笼头的铁环撞在马
槽壁上发出的声响。他仔细察看此“马槽”，发现是件不同凡响的古物，遂命马夫将
“槽”洗刷干净，那一排排精美而整齐的铭文即刻显露了出来。刘铭传毕竟见多识广，
请文人学士考证后，证明是举世罕见的西周之重器，遂视为珍宝，带回了安徽肥西老家，
并筑一亭台楼阁曰“盘亭”，专门安置此盘。
刘铭传（1836—1895）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62年编为李鸿章的淮军开至上海，
此后长期在苏南、浙江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部号曰“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1884
年督办台湾军务，为抗法名将，并出任台湾省第一任巡抚，1891年病归老家安徽肥西刘
家圩。
“盘亭”成了肥西当地的新鲜事。平时刘家用红绸缎包裹着此盘，不轻易开启，每
逢过年，才在亭内张灯结彩，铺以绒垫，供亲友们欣赏。同治十年（1871年），刘氏聘
请了金石学家吴云，将铭文诠释出来并撰出考订文字，又由英翰、徐子苓及刘铭传本人
相继作序，遂成《盘亭小录》一书。刘氏还将盘底的铭文拓出多份，分赠密友，而能目
睹实物者极少。据说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和也未能见到。翁同和亦嗜古成癖，为此耿耿
于怀，在慈禧太后面前讲刘铭传据国宝为己有，想通过慈禧之口，令刘将盘交出来。刘
铭传祈于李鸿章，李上奏慈禧太后，太后以刘有战功，下了懿旨作为御赐，从此无人再
敢觊觎。
1895年刘氏去世后，此盘由刘氏的子孙继藏，可是渐渐失去了大清王朝的庇护，此
盘就始终处在“性命交关”之中。民国之后，政局动荡，军阀刘镇华曾派人来搜，美国
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都从中插手，企图收买，刘家子孙始终不为所动。抗战时
期，肥西沦陷，日本人又来搜查，刘家后人只好掘地一丈，上面造一间厕所，把此盘再
次埋入地下，举家迁居他乡避祸，刘家圩子里，只剩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一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派人找上门来，武力胁迫刘家交出此盘。
肥西县长隆武功索性把县政府设于刘家大院，为寻此盘曾挠开地板，掘土三尺，费尽心
机。刘家子孙因此而受尽了磨难。
解放后，1949年12月间，安徽皖北区党委接到国家政务院电报，要求在肥西县查找
国宝“虢季子白盘”。于是，乡干部们找到了刘肃曾。刘系一介文弱书生，开始推说已
运上海、天津保存了，后经干部们的说服，终于决定捐献国家。他把乡干部领到一处四
面无门的夹墙外面，洞开夹墙，再往下挖，虢季子白盘终于第二次出土了。
1950年1月，刘肃曾亲自护送此盘到北京，临行前曾在合肥市公开展出，安徽的老百
姓终于也有缘目睹了久已传说中的刘家“大洗澡盆子”。到北京后，文化部举办了特展，
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及许多知名学者都来参观，并表彰了刘肃曾的爱国行为。此
盘历尽百余年沧桑后，终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毛公鼎之波
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长铭文著称于世，号为青
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
大凡世间越是珍稀的东西，在人间麻烦事就越多，兵荒马乱之中尤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
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地正规圆，风格浑厚而凝重，就连饰纹也十分简洁有
力、古雅朴素，标志了西周晚期时尚的变化。人们已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了出来，
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与此同时，铭文增多了，对事件的记录更为具体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郭沫若称其“铭全体气势颇宏大，泱泱然存宗
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为宜”。周宣王为周厉王之子，即位于周室衰敝之时。他
力挽狂澜，孜孜图治，有中兴之主的盛誉。毛公鼎腹内的这篇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
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广音)的任命和勉励。
铭文首先记述了周初文、武二王开国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着指出，眼下
国势不够景气了；进而说明，在这种危急关头，宣王宣布了委以毛公广安国定邦以及管
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
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工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
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
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故铸此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
孙永宝之。
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
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
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
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
也。”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
商苏亿年运到北京，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来。
陈介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
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
考释。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借奔母丧回归乡里，从此不再为官，专心致力于古物的
收藏与考证。他的两句诗：“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很能说明其乡居不
仕的真实心理。他的多的考证著作如《吉金文释》、《(竹甫皿)斋吉金录》、《传古别
录》、《十钟山房印举》等，都是依据他的收藏而为。后人又据其与时人讨论古物的书
信，辑成《陈(竹甫皿)斋尺牍》，更是具体说明了他乡居后的学问所在。他的“万印楼”
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
时正式开放，被公推为上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
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到
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
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
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
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
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
论哗然。民国间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
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
说叶氏想在内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
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矩园，清朝末年曾任职邮
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
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
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氏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
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战中叶避之香港，香港沦
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谁知
时间一长，关节疏松，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
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
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
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
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
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
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
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
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
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
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
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
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代国宝毛公鼎问世以来历来为学界所重，不断有人对其铭文考释研究，《捃古录
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作了著录和研究。
散氏盘“失”而复得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均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
书法著称于世。散氏盘的铭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认外，
实能认出者为357字。内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发生的一
场公案，十分有意思。
铭文上说，关中畿内的、散二国，边界相连，人屡次侵犯散国的边界，掠夺土地和
财物。散人向周王告状，后来在周王的调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园二区作为对散人
的赔偿，并且发誓将田交付散人后，永不毁约，否则就照田价付罚金，并通知其他各国
与人断绝交往。这场官司中还具体规定了这两块赔田的区域、疆界，并由两国共同派官
吏勘定后交接。周王还派一个叫仲农的史正（官名）到场作证，仲农完成使命后，遂将
新界地图交与人，并留下左券。在这种情况下，散人鉴于人平素的行为，仍是不放心，
怕他们毁约，于是就把这场官司的全过程及人的誓约铸在铜盘上，作为永久的证据，以
防不测。
这场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后人践约了没有，重要的是被后人看出了历史的破绽——
—你周王室不是实行井田制吗？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
那么为什么现在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转让了呢？这说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动摇及其王室
权力的削弱，是整个社会制度开始动摇的重要信号。这就是今天看散氏盘的历史价值所
在，十分难能可贵。
据后来的学者们考证，散氏盘为周厉王时物。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又进一步考证，
国疆界相当于现在陕西及武功一带，散国的疆界相当于大散关、大散岭以东陈仓一带，
散氏盘的出土地点当在散国地界之内。
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为江南一位收藏家购得，长期存放在扬州。著名学者阮元
考证后，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遂名扬天下。当时的拓本价格已十分高昂，
官府中达官贵人及外国人一直垂涎不止。后来藏家又将其翻砂复制两件，其中一件卖给
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扬州。
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当时的两江总督阿毓宝从一个盐商手里购得此盘，作为
嘉庆皇帝50生辰的礼品，入贡紫禁城。散氏盘入驻皇宫之后，一直被闲置于深宫，历经
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因宫中贡品实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后来竟
无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于传出此盘已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遂宣告“失踪”。直到
1924年3月，逊清内务府为核查养心殿的陈设，才意外地发现了它！起初还以为是赝品，
后以旧拓本相对照，方知确属真品无疑。溥仪知道此事后，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赠臣
属。后来溥仪被赶出皇宫，此盘与其他文物一起归故宫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
被国民党政府携往台湾。
总督轶事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故事早被历史的烟云淹没了，只
留下慈禧太后葬礼上的那一幕———他跑去东陵为慈禧送葬的队伍拍照片，触怒了监国
摄政王载沣，认为不合章法，遂落了个免职的下场。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渐起，他在这
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镇压已经如
火如荼的保路风潮，在资州（今资中）被起义新军所杀。
现在真正使人们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满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斋。1882年壬午科举人，
捐员外郎，迁郎中，历官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
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乱时，他拱卫周围，鞍前马后，奔忙不迭，遂深得宠信，出入左
右，不久就升为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继而又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通
商事务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一员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厂的老人们传说他原先并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们聚会的场合，
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被人讥为“你懂什么！”奇耻大辱，不雪不足以为人生，
于是他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
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聪颖，悟性极高，加上有权、有势、有钱，又处在陕西，这个号称“一镢头下
去，准能刨出件文物来”的地方，天时地利占尽，藏品很快蔚为大观。他收藏的面很广，
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
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
《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其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
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后来也有人考证，其并非全属一组）。
这19件宝贝经考证确定为：父甲觯，父乙（有盖），鼎卣（有盖），青铜禁，妣巳觯，
祖癸角，铜勺（6柄，每柄近尺长，勺头为橄榄形，柄上有精美图案），妣巳觚，觯，子
执拂，鼎尊，鼎卣（有盖，高2尺许，方底圆身，有提梁，纹饰极精），父巳尊和牺形爵
（有立柱，纹饰极精美）。其中最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长的长方形青铜禁。禁，
形制和作用极似一张长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铜酒器。这套酒器中
的青铜禁出土，为有史以来首次发现之禁，举世为之轰动，被端方捷足先登，收为己有，
著录于其《斋吉金录》首卷。出土地点为宝鸡县的三十里斗鸡台。斗鸡台这个地方，历
朝历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华夏祖先曾经集中居住过的一方宝地。
可惜这组宝贝在端方死后流入美国，入藏纽约中央博物馆，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
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19
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
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
约中央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斋吉金录》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
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犹不免有遗憾……”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
件逐一摹拓打印，据器之大小而定纸之长短，一套15幅图，辑成《斋旧藏古禁全器》，
郑孝胥题签，影印出版。于是国内大家能见到的，仅此影印纸本而已。后来有人传出，
此套古禁器物，卖了20余万美元，无论在当时或是当今，都不能不算一笔巨额。
端方藏石达643件之巨。年代自汉至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
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等，并且逐一请人录其碑文、
刻记，他本人亲撰考释文字，编为《斋藏石记》16册。帮他从事这一工程的，是当时知
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摹拟”，“良宵雅
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
走亻平授简，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当事人龚锡龄如实道出
了当时的合作情景。
据其考证，古之著录金石者，始于欧阳修，继而有洪适，“爰及近代作者益众矣，
然据原石者，仅志郡邑，限于方隅，私家收藏，则皆仅据通行拓本，人间习见，复出盖
多，其以一人藏石，都录成书者，实自公是编始”。于是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
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
重大。当时端方曾感叹前人所著录之古碑石刻，今已不为多见，而现时审视端方所集石
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几何，百年风云，是可惧也。
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
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可见其
意气奋发，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栏如天监井、
涌金井，墓志如皇甫粼、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洒洒，如
山海巨观。
还有《斋藏印》，集历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隶，阴阳交错，
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两卷藏砖记，收入的皆为汉代罪人墓地的砖铭。端氏据此考证，墓志铭在
汉代就有了，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之说，批驳了顾亭林源于南朝之说。
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况无罪之人乎？
这批汉代罪人墓志，均刻于砖上，如“汉萧延死砖，章和二年”。端氏著录了该砖
的高、宽、厚度，字体大小；又如“汉左章死砖，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长安左
章钳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计117砖。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端氏还从砖文的刻写法，
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其用功之深。
古鼎沉浮记
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区天平路40号一幢小院里异常热闹。这儿原是著名收藏家张
叔驯的住宅，解放前张氏去美国了，上海市文管会最初就租用了这套房子（现在为文艺
医院）。这一天对文管会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后
代，向国家捐献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献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气的脸庞，一身洁净略带古意的装
束。就是这薄薄的身板，将一个历史使命担在了肩头———她18岁嫁到苏州名门潘祖荫
家族，几十年间，孤儿寡母为了守住潘家百余年来的收藏品，机智地闯过了乱世灾年，
最后终于将这批国宝完好地交给国家！
她叫潘达于，原姓丁，家藏旧物都是潘家祖传的，她在捐献仪式上说：“我是代表
潘家捐献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献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随之
消失了。
捐献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唐主持，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
师徐森玉先生报告了潘氏捐献经过。接着由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表扬词，并颁发了
中央文化部的褒奖状，上面写着：
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
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
特予褒扬，此状。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潘达于的同族堂弟潘景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现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代表潘达
于在会上发言，表示将古鼎捐献国家的心愿。从此，潘达于的名字就与大克鼎、大盂鼎
联在了一起。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两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会想起她的名字。
这两尊古鼎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说：“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
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
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兽蹄，宽宽的口沿下饰以变形的兽面纹，兽面纹中间又饰以小
兽面，还有凸起的觚棱，显得十分端庄、凝重。鼎的腹内壁上铸有290字的长篇铭文，铭
文行间又有线条相隔，使得铭文十分整齐、华美，这在西周青铜器中是很罕见的。铭文
的内容是说，克的祖父名叫师华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辅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谦逊
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帮助王室把国家管理得非常好。鉴于他的功绩，明
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孙子克为近臣，担任了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重要职务，并且赐
给礼服、土地和奴隶。这些官职爵禄将世代袭承，单传嫡长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
得之于祖父的余荫，所以造了这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篇铭文反映了周天子
赏赐大臣的情况，是对当时的赏赐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反映，所以历来被
作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的一个窖藏点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
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钟、克须和仲父等120余件青铜器。大克鼎被带到北京、天津后，
被清廷工部尚书、苏州人潘祖荫重金购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时人曾记叙说：“文勤
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应接不暇，多以翻
本报之。”足见其对大克鼎的珍视。
关于大盂鼎，来历就更复杂一些。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
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
凝重，威仪万端。
与大克鼎一样，大盂鼎腹内亦有精美的长篇铭文。大意是说，周康王对贵族盂讲述
了西周开国的经验，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灭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为办事和祭祀的
时候都不敢酗酒，始终恭教而认真；殷商之所以灭国，在于他们饮酒太多的缘故。所以
他自己愿以文王为榜样，同时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命令盂帮助他掌
管国家的军政大事，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26个奴隶，并叮嘱盂，要恭
敬效力，不违王命。铭文最后指出，盂制作这尊宝鼎，是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这
篇有趣的铭文，除了告知人们当时的朝廷的赏赐制度、世袭制度以外，还介绍了周初开
国的经验，尤其是把商朝的灭亡归为饮酒过度，这就对研究商代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
的信息，非常难得。与此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传，今人未能获见。
大盂鼎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的。出土后，为当地豪绅
宋金鉴所有，后来又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赴京赶考，
得点翰林，时值大盂鼎又从周家流出，在琉璃厂善价而沽，宋金鉴又出银3000两，把此
鼎再次买来，运回岐山。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其后代将鼎运到西安，以700两银子
转让他人，后来又归镇守西陲的一代名将左宗棠所有。数年后，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
清廷信以为真，要召左进京问罪，幸亏工部尚书潘祖荫从旁说合疏救，才得幸免。左宗
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赠，以示感激之情。于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进京
的机会。
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处所号称“攀古楼”。“攀古楼”历年所储，除大克鼎、大盂
鼎之外，林林总总凡数百器，据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记载，尚有著名的史颂鼎、吕
阝钟四、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至鼎、齐、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
敦、季良父等等，可谓壮观。抗战之前，潘达于为留下藏器资料，曾请可靠的摄影师，
对全部家藏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380块玻璃底片。从中可知，潘家在抗战前青铜留存尚
有380器。
关于潘氏所藏的史颂鼎，亦是一尊具有相当历史研究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宝鼎。鼎
的腹内有15行、115字的铭文，是记录西周册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时代的
叫颂的史官制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宫的太室即位，受命者
颂在宰的引导下入门立于中廷，尹氏将周王的册命书授予史虢生宣读，内容是命令颂掌
管成周市廛20家，监管新造，积贮货税用于宫御，为此，又赐颂命服、马具攸勤等。颂
拜叩受命，带着有王命的简册退出中廷。最后，颂宣扬周王的册命，并为先祖作此宝鼎，
表示自己将对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长命，永远效忠于天子。这样完整地记叙周天子
册命仪礼的文件，在西周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对于研究西周时代
的册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当初潘氏每得一器，就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
莱阳周孟伯、南皮张之洞、福山王懿荣、吴县吴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
潘祖荫于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书、大理寺卿、军机大臣。身后无子，所遗
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运回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旧宅中，仅青铜器就
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和字画卷轴。潘祖荫的藏书楼称“滂喜斋”，
亦为江南一大书藏。
潘达于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镜，本是乾隆年间宰相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
代，世称“老三房”的后代，后来因为潘祖荫无后，而潘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给祖荫后
均早夭，剩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吴江同里徐氏，二女儿潘静淑嫁给著名画家吴湖帆，
家中仍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就将“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
祖年两家的孙子，兼祧两家香火，而潘达于就是两位大人的孙媳妇。
潘达于何其不幸，结婚刚刚三个月，丈夫就故世了，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家氏族
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荫的命中就没有后代，过继过来一个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
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认为这是家中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果然，潘
承镜过继给潘祖荫、祖年当孙子，亦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场。
孩子是可以过继的，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将女儿家华过继给了她，在
此之前，还过继了一个儿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护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责任，是无法过
继的。结婚后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上有老祖母，下
有一双儿女，而中间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达于。
潘祖年去世后，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宝无数，盗贼就常来光临。又有各种人
士前来打探，劝其出让宝鼎。有个外国人愿出600两黄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换，而潘达于
坚不为动。她懂的道理很简单，然而却非常坚定，此鼎是几百年、几千年前世世代代传
下来的国宝，不能出卖，只能保护好继续传下去。
竹露荷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