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暖公主换装破解版:百年收藏 1

                                    宋路霞

                                   一、收藏

    国宝“发源地”

    上世纪末，清帝国的气数已是奄奄一息，内外交困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乱。八国
联军进京之际，慈禧太后挟持光绪仓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的争吵早已悄无声息，
只等着割地赔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这些重要的发现对人类的文明进程，
客观上有着划时代的认识价值，多少给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些喜气，亦给收藏界和
古玩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或许是天时地利的某种契合，这几项重大的发现多少都带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圆）正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积
沙。当一大堆积沙被清除之后，洞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积沙的支
撑，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墙上出现了裂痕。王道士惊诧之余用手敲敲，里面竟是空的！
这无意中的叩击，竟叩开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
只见里面从地上层层堆码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一直堆到“天花板”。从那时起，
边城敦煌就再也没有清静过。人们从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里，先后搬出了4万多件手
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
    据说当初藏经洞被挖开之后，王道士确也向地方政府作了汇报，还抽出些卷子呈送
到上级衙门。地方政府从敦煌县令开始一级级地向上禀报，直达天子。可是那个末代封
建王朝，刚刚经历一场性命交关的巨变，伤痕累累，元气殆尽，何来那些思古之幽情？
对那些古卷儿根本无兴趣，所有的奏件就只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两个嗅觉灵敏的“老外”那儿，情形就完全颠倒了过来。英籍匈牙利
人斯坦因，无意中从一个叫扎伊德·贝格的乌鲁木齐商人嘴里，得知了藏经洞的消息。
过了一年，法国人伯希和又在闲聊中，从“老朋友”———曾任过清政府北京警察总督
的兰公爵那儿，得知了藏经洞的事情。这个兰公爵据说当年与义和团有旧，庚子之后就
被发配到新疆，终身流入乌鲁木齐。于是，这两个“老外”，便先后发疯似地扑向了敦
煌，以种种手段威逼利诱，终于使得那本来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开了那只足有半斤
重的铁锁……

    接下来的日本“探险队”又来了，俄国“考察队”也来了，美国人也来了，国内大
大小小对此有兴趣的人物都蜂拥而至。藏经洞里4万件千年古物，就一批批地搬出洞外，
捆扎起来，扛上骆驼，然后走兰州，上北京，绝大多数被运到伦敦、巴黎、彼得堡、东
京、汉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计四五十个地方，而留在国内的仅号称“八千经卷”。
    这块风水宝地，直到1965年，还有新的文献发现！
    其次是河南安阳小屯村。
    传说1899年，紫禁城里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
命老仆人去中药铺抓药。这个熟谙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杂处的药罐忽发奇想——
—这“龙骨”上的横竖道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刻画的呢？假如刻画的是一种符号、一
种文字，传递着一些什么消息呢？王大人为自己的联想而激动万分，遂命仆人将那家中
药铺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又跑遍全城，收购“龙骨”，有多少买多少……商人们
自然闻风而动。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就连王大人的子孙后代亦不能完全确认，但是，
王懿荣是揭开“龙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却是史学界所公认的
事实。
    于是，“龙骨”的产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诱人的宝库。河南商贾起初封锁消息，大摆
迷魂阵，说是在汤阴。大学问家、上虞罗振玉加以考证，1915年又亲自赴安阳收集甲骨，
大破迷魂阵，不仅查实了“龙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确定了这儿即是史
书上记载的殷墟———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一向默不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红火了起来，而王大人却在八国联军破城之后，率全
家人投井殉节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惊的发现，使人们在100年间从小屯村及其周
围挖出了多达15万片的甲骨龟片，把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向前推进了上千年，而且
这一“富矿”，不知养活了多少当地农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据说，先是当地农民来刨坑挖土，把甲骨龟片当中药卖，后又有古董商贩雇人坐庄
开挖，而当地军阀、官僚豪绅、外国传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才几分钱一斤的“龙骨”
价格扶摇直上，从论筐卖、论坑卖，一直卖到了几两银子一个字！使那些头脑活络的南
北商贩，美美地发了一笔，也使中国的古文字训诂学家们，忙碌了整整一个世纪。
    从那时至今，河南安阳不断有新的窖藏面世，不仅“盛产龙骨”，还出土了大量的
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这些文物的发现、收集、流传和著录研究，以及出国后的
聚散过程，真不知演绎了多少明里暗里的现代神话。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开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的一段黄
土塬。这片黄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前的统治中心区之一；在
本世纪初，地表已被岁月的风霜“切割”得条条缕缕、沟沟坎坎了。当地百姓说，每经
一场暴雨或是一场洪水，总会有些青铜类的古物遗留在沟边的土崖上，或是滚落到沟底。
有时一座窑洞坍塌，亦会暴露出一座古墓。
    这些洪水过后的遗存物，就成了“这里有宝”的广告牌，养活了一批陕西省内早期
的古董商人。是他们，将从这儿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
何尊、墙盘等在内的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一批批带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转
道欧美，进入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这个地区早在宋代就出土过著名的“穆公
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有著录。近百年
来更成了一座庞大的文物“矿山”，吸引着一批批前来挖宝的队伍。
    这一带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动辄一窖十几器、几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风县
庄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铜器103件。岐山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亦是一坑达
120余件青铜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蝉纹木乏禁，为当时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铜木乏禁，
举世轰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解放后仍不断有稀世珍
宝面世，好像是一座宝山，永远也开采不完似的。
    另外还有河南洛阳北面的邙山，绵延50多公里的山脉，北临滔滔黄河，历来被视为
最标准的葬身之地，偌大个邙山，几十年间竟出土了近万方墓志铭。难怪有墓冢林立，
“几无卧牛之地”之说。京汉铁路穿山而筑时，一路开出去全是古墓！所以著名的盗墓
工具被称为“洛阳铲”，真是意味无穷。

    除了以上几次“天赐”的良机之外，本世纪还有几次大的人为造成的国宝“发源地”。
    首先是东陵盗宝案。1928年军阀孙殿英为筹军火，扩充实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药炸，
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给炸开了。盗出的珍宝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数。慈禧的
尸体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仅珍珠一项就大大小小地堆满了并排的三张八仙
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径有10毫米。后来，这一大宗珍宝就成箱成箱地运到了北京、天津、
上海、青岛，继而流向全国各地。除去军阀们分掉、送掉、卖掉的，还真的向国外换回
了一批军火。
    其次是陕西军阀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斗鸡台在陕西宝鸡，盗宝的具体地方叫戴家
沟。党玉琨为地方一霸，为筹集军费扩充实力，于1927年至1928年间，驱赶了上千名贫
苦百姓到戴家沟为他挖宝。仅仅七八里长、十多丈深的一条山沟，在8个月间被破坏古墓
达50余座，盗得青铜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个好端端的戴家沟挖了个沟底朝天。党玉琨
后来虽被冯玉祥将军派兵击垮了，但这一大批文物，最后仍然未能逃脱民间出土文物的
大致走向———运到北京、上海、天津后，又陆续飞往欧美各国去了。
    影响最大、损失最惨、最令国人顿足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当年从天津张园带去
长春伪宫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遗藏。这一大宗宝藏，仅历代堪称国宝的法书和古画就达
1200余件，即所谓“赏溥杰单”上记录的那批文物。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
降，溥仪出逃，被封存在长春伪宫内小白楼的黄条封箱，就成了留守“国兵”们猎取的
对象。他们监守自盗，先下手为强，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黄条封箱一箱箱挪下，逐个
撬开，偷的偷，抢的抢，分不均匀就撕成几份。著名的《宫中游乐图》竟被撕成5块，现
分藏在国外好几个大型的博物馆中———这就是几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一些老板们谈之色
舞的“东北货”。后来这批“货”的踪迹遍布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馆，小
白楼就成了又一处人为的国宝“发源地”。解放后国家为追踪这批国之镇库，组成了以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和思想说服工
作，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东北货”还时有露面。一位东北老汉推开了赫赫有名
的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大门，声称带来一幅宋代《十咏图》，是宫中藏品，要求估价拍
卖。工作人员将信将疑，结果在全国最高级、最具权威性的“五老”鉴定会上，“五老”
做出了一致认可的鉴定，确属真迹无疑。原来，这老汉的父亲原为溥仪的侍卫官，近水
楼台先得月，传到老汉手上，又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现在他要价800万，声称7个子女，
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万。于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卖会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
800万的天价把“货”揍走。“东北货”在50年间，价格不知翻了多少个跟斗，亦堪称收
藏史上一绝了。

    收藏家的黄金岁月

    大约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抗战爆发之前，这30来年的时间，可推为本世纪收藏家们
的黄金岁月。
    这个时期，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其“余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
散和流转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考古的几次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以及国际文物市场
上中国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们便占尽天时地利，传统的收藏家的
队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先，衣食依附于清廷皇室的满族皇亲国戚，以及近臣太监，他们平素就聚敛了大
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或是皇帝赏赐，
或是得来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厦一朝倾覆，后台垮了，在经济告急的时候，家传
的古董就不再那么神圣，逐步散了出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厂的好主顾，辛
亥革命后倒了过来，反求玻璃厂老板们帮他们卖宝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载润、载沣、
宝熙、溥儒、溥杰等都是这样。宝熙后来不仅自己卖文物度日，还帮人家卖。他本是清
廷宗室后裔，当过学部侍郎，有学问，又跟玻璃厂的掌柜、伙计个个都熟，那些怕失脸
面的贵族就请他代卖。末代皇帝溥仪的兄弟溥杰家中的一个商代古铜尊，就是经他的手
卖出的。后来宝熙在东北去世，子女仍继续出卖他的藏品。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
了巴结张作霖，把家藏的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和一对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
去。末代王孙溥儒是摄政王奕讠斤的孙子，民国后一二十年，不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
出去，就连为母亲办丧事的钱也拿不出，传世的第一法书名迹《平复帖》就这样散了出
来。后来，连逊帝溥仪也嫌民国政府给的钱不够花销，编造了“赏溥杰单”，偷偷地将
一千多件文物带出紫禁城，运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银行里。其他旧僚百官，其状况
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批所谓朝廷命官，从政治舞台退出之后，有的进入北洋政府继续
当官，也有一部分不愿食民国“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
里当了寓公，或者回家养老，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靠变卖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学家、藏
书家、原甘肃省学政叶昌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收藏家、原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王行，
原两广总督陈夔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罗振玉则跑到日本，卖掉了不少文物。还有一些
晚清老资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家，本人过世之后，后人多不能守业，也开始靠变卖祖传
文物度日。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际上能传三代的藏家已寥若晨星，多数家
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后，藏品就很快地散诸市肆。受知于李鸿章而官至邮传部大臣的盛
宣怀，素以收藏闻名，1916年去世后，藏品陆续散出，尤其号称数十万之巨的“愚斋藏
书”，绝大部分在民国年间由其后人“三家分晋”，分成三份，分别赠予上海交通大学、
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则由中国书店整批购下，然后散售而尽。
原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苏州人潘祖荫，在政事余暇广事收罗，金石书画无所不收，堪
称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后，其“攀古楼”
藏青铜器除大型器件外，几为童仆盗窃一空，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曾购去不少。潘氏著
名的“滂喜斋”藏书亦逐渐散尽。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补辑文澜阁四库全书而闻名的丁丙、
丁申兄弟，有“八千卷楼”藏书，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后
人经商失败，亏空巨万，只好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赔偿，以75000元的价钱，将“八千卷
楼”售与江南图书馆。道光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大收藏家陈介祺，以最早
收藏毛公鼎和上万方古印闻名，一生收藏涉猎古铜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当、
石刻、古钱，大凡古人遗存之物，无所不收，身后藏品于本世纪初亦星散殆尽。还有大
名鼎鼎的两江总督端方，一生聚敛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军刺死后，不数年，
藏品就陆续散出，连当时最负盛名的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
过海，被美国人福开森转卖到了美国……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门贵族是一
人得势，鸡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台柱倾覆，整个家族连同所有藏品的败落星散
之速，有时外人竟难以想象。
    皇室庆亲王1917年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依仗家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孙子
溥钧、溥铭手里，房产、地产、金银古玩全部卖光，溥铭最后沦为拣破烂的了。当时的
报纸上常有“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新闻。解放以后有资料证
明，清朝第一代王爷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中铨，在1924年因借钱不还，被法院查封了
“一百多间房的古玩陈设动产”，最后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试想这许多古玩陈设，
该给古玩市场带来多大的“振兴”！
    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还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吴兴陆氏百百宋楼的整批藏
书的东去。陆心源官至福建盐运使，生平嗜书如命，曾东并“宜稼堂”，南逮周星贻，
远抄近访，十年中得书15万卷，其中仅宋版书即达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楼”之称。
不想陆氏殁后，其子孙不能守业，未几，即以118000元的价钱，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
文库”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云流水，踪迹莫辨。此事亦如敦煌卷子的外流一样，
曾大大刺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舆论上很是激愤了一阵。
    自然，藏品的流转，有散出者就有收进者。抗战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南北
两大文物聚散中心。随着一批老收藏家相继成为历史陈迹，一批新的官僚、买办、工商
业巨头、银行家、传教士和少数文人学士，他们及时地抓住了清末民初这个政治大动荡、
经济大改组、文物大聚散的历史时机，以雄厚的实力和独特的眼力，一时占尽了收藏的
风光。再加上当时几个“文物发源地”的出现、国内文物市场的成熟、外国传教士和外
国文物商贾的介入、国际文物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中国专做“洋庄”
生意的文物巨贾的出现等因素，都使得这个时期的收藏活动日趋活跃起来。
    这个时期收藏内容最广泛、成就最显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庐江人刘体智和广东番禺
人叶恭绰两位。
    刘体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户部银行任职，民国后出任中国
实业银行总经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遗余力，曾将其藏品印行过10种目录，其中
《善斋吉金录》28册和《小校经阁金石文字》18册最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铜
器达400余件，其中最著名者为洛阳出土的一套氏编钟。藏书在解放后捐入公库者近7万
册，另有古墨、古砚、古印、古画，均成巨观，还有那两具自唐代宫中流出后在民间
“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叹为奇迹。解放后他手头尚存的全部文
物或卖或捐，输入公库。
    叶恭绰，清末曾任职清廷邮传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一生收
藏遍涉青铜、古画、法书、碑刻、藏书各类，20年间收集明代宣德炉即达300余器，著名
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家逗留10余年。传世法书如《曹娥碑》、《鸭头丸帖》等均在其
柜中多年。他居沪时还曾设法宝馆一处，陈放佛家遗物，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其藏书、
碑版一部分毁于广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战中捐入上海叶景葵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
佛家故物则捐入上海玉佛寺。叶氏所藏，虽未留下完整的目录，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园
余墨》，多谈其藏品，于其书画类的收藏说明尤详，故亦可作其收藏著录观。
    这个时期在收藏品的多个门类中，涌现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
世凯的红人郭世五，南方则有梁培和仇炎之。邮票有“集邮大王”周今觉，是为两江总
督周馥的孙子，曾任中华集邮协会会长多年。钱币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
罗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药雨）。藏画方面以上海和苏州为重镇，有虚斋主人庞莱
臣，过云楼主人顾鹤逸，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还有广东人谭敬。尤其是过云楼顾氏，
四代递传，精心藏护，直至解放后捐献，实属不易。藏书方面大家就更多，南方有宁波
范氏天一阁，吴兴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北方有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天津
傅增湘的藏园、李盛铎的木斋等。碑版方面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缪荃孙，一
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万著称。甲骨龟片的收藏以罗振玉、刘晦之
和传教士、加拿大人明义士为三大宗。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
文，自称“皇二子”。此人于其父在世时，日斥万金在所不惜，各类收藏于他是匆匆过
眼，来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云鹤影，杳无踪迹。唯其藏书差不多算是归诸一
处，即广东人潘宗周的宝礼堂。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后落得个登报
卖字，了其一生。
    另外，还有两个对中国古玩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外国人，在这个时期也极为活跃。
一个是美国人福开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个是日本人山中。福开森旅居中国近60年，
是个中国通，经手并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物，编有《历代吉金目》和《历代藏画目》，不
知有多少珍贵藏品经他手卖到了美国，其中有天下闻名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卷
（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个走“国际路线”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纽约、北京
均设有商行，名山中商会。该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把中国的历代收藏品远销欧美。这
两个人尤其是福开森，与各地古玩商贩及朝野上下、文人学士颇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
亦能高人一等。抗战时福开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现存南京大学。
    在收藏活动日趋红火的时候，古玩商中做“洋庄”生意的也发达起来。其中最大的
一家是上海卢芹斋和吴启周的“卢吴公司”。卢本人坐镇巴黎销货，吴启周在国内“搂
货”，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作“空中飞人”，来回送货、联络接应，还曾坐镇北京收购
文物，分工颇具现代化，个中秘闻故实，少有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