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西游刷普通桃子: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上）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上）

·杨清健·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呢？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即GDP。如果发动战争，谁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古今同理，打仗拚的就是金钱和财富。中国的民间也流传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谚语。如果是如此，中国在2010年国家GDP总量（据官方统计）就超过了日本（况且这个数字含“真实”的量有多少是个问题，通常“假”“大”“空”是专制国家的一大特色;或者说，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充满了谎言），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十几年或二十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老大。如果现在爆发战争，是否中国除了美国就能战胜任何一个国家？

        果真是如此吗？

        诚然，GDP是反映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回顾历史上我国GDP之升降变化，即能见到国运之盛衰兴替。GDP的统计是近代以后的事，几百年前的历史上未曾有人统计过当时的GDP，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了衡量世界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力，对很久以前各国的GDP作了大致的估算，由于缺乏详细确凿的数据，自然不能有很精确的数字，但据此也能了解各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最权威的统计数字来自贝罗克《1750—1980国际工业化水平》一书，本文中的数字即来自该书。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进行世纪反思，然后审慎地制定国策，我想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当时中国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封建社会处在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这一年中国GDP占世界份额32％，居世界首位（一直到1830年道光1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10年，清朝国的GDP占世界的29%，仍居首位），其次是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占24％，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共占17％，五国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稍多。
　　当时的世界，是中国、印度、欧洲鼎足三分之势。但应该看到：英国、法国的GDP总量虽少，但两国人口仅三千五百万，人均GDP高于中国。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均衡发展，互相促进，已经突破了封建社会的临界点，处在近代化道路的起跑点上。中国的GDP虽高，但人口多，人均GDP少。它还是封建专制国家，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更没有人权，他们象关在动物园铁笼里的动物；这种情况下，国民不可能聪明，没有发明创造力；清廷很少与外国交往，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形，而且固守旧传统，轻视科技与工商业，不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由于这一点，英国、法国在经济上即将起飞，超过中国。

         众所周知，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败涂地，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陷入深重的民族存亡的危机；成为世界上最贫穷最愚昧的国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可见，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综合总量和均衡发展，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家的良性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的实力，远不是只看经济的总量和财富的多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爆发了朝鲜战争，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那时中国刚刚独立，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当时，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考验的中国人民，毅然决然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人民一道，并肩作战，抗击着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为首的15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最终迫使联合国军在北纬38度线上停火。对一向没有打过败仗的美国来说，没有打赢这场战争就等于是失败。

       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自抗美援朝以后，又陆续爆发了中印战争、西沙海战、珍宝岛之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共和国以后的历次战争，我国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最穷的国家之一，武器装备更是落后陈旧；但凭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玩强的意志和当时中央领导的坚强的决心，有力的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国人民的尊严。让一切外国势力都不敢小觑中国的力量。

        当时中国是很穷，可以说在经济上是“一穷二白”，但国家的实力并不差；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实力还有民心的所向，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政府对民众的公信力和凝聚力等政治因素。

        战争的胜负总是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实力。

        贸易不能缔造和平，财富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却总是带来战争。

        历史并没有远去。1840年，欧洲第一次对中国瓜分；1894年，中国洋务运动也就是第一次改革开放失败，世界对中国进行第二次瓜分。
        在这50年的两次瓜分中，中国失去了中华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台湾；东北大片领土以及蒙古。中国像一个巨大的冰块，被西方敲掉了一大圈。
       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间狗咬狗，中国才从日本和西方两只狗嘴里死里逃生。之后，苏联的崛起，把西方势力顶住，中国加入东方阵营，才守住本土不失。
       但是，现在，苏联倒下了，西方对中国的第三次瓜分又在酝酿了。在以往，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和藏南问题，都是蛰伏着的。现在全都出来了。而且所有这些问题，控制权都不在中国一边。而且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有美国。
       除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领海、领土，美国还在搞中国仅有的两三个能够称得上朋友的小邻国，还在做试图肢解西藏、新疆的文章。
       让我们想想，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以地理大发现的名义，到处进行掠夺，南美洲的黄金、白银，非洲的木材、黑奴；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财富大发现。到19世纪它们发现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
        1840年的时候，中国富甲天下，到1940年的一百年中被世界抢得只剩下一片焦土，成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称得上战争规模的就近百场。这些战争，就是在夺中国的财富。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败中国，让中国赔款，割地。这跟一个强盗到人家里的行为有什么两样？有钱拿钱，没有钱拿东西，拿地，什么都没有就让人家借钱给他－－中国最后不是借欧洲的钱还日本吗？最后还杀人家的男人，强暴人家的女人，烧人家的房子，圆明园遗址不就是这样留下的吗？

        一个国家的实力，固然体现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综合因素；但保证国家各方面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的政治因素之一的政治体制（或曰国家体制）的先进与落后，是关系到这个国家实力长久稳定与否的关键。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一段包含了我国几十年执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沉重历史教训的哲学思考，他30年前说的这段话至今对我们启示良多。
　　要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斯大林、毛泽东的错误所从何来？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斯大林破坏法制、毛泽东发动“文革”，这样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不是个人思想、道德问题，不是个人作风、偏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制度、体制问题，这是邓小平这段话的核心思想。在他看来，我们应当把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寄托在建立一套好的制度上，而不能寄托在个人身上。他总是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所以邓小平的结论是制度、体制比起个人思想、道德、作风、偏好显然“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也就更重要，更靠得住。
　　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要想从根本上避免再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类错误，彻底消除邓小平指出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或家长制作风、领导干部终身制和特权等现象就必须从政治体制层面着手。邓小平告诫大家：“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不但现在的弊端解决不了，而且“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就在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之后几天，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到如何能够避免“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时，回答到：“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可以说，这也是邓小平当年非要推进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理性地说，所谓“社会主义”一词是一种政治包装和政治广告词而已，中国社会从秦始皇封建专制开始到现在，本质上国家体制（或曰政治体制）没有改变，实际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形象地说，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奔驰牌（高级专车）骄车上乘座着封建大臣，国家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