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明：我为怎么参加北海案件律师团？
(2011-12-09 18:24:55) 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晨光时评 徐天明：我为怎么参加北海案件律师团？2011-12-9
【陈光武按】日前，本网转发了台建林先生的《律师行业发展面临三大瓶颈》博文。我在按语中说：“台建林先生的论述值得一读，但影响律师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并不在此，而是律师定位、权力配置及司法环境。根本问题是制度设计的失衡”。徐天明的博文则从这一角度进行了更深刻更具体的发掘。
徐天明律师：我为什么参加北海案件律师团？！
（原标题： 律师行业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徐天明
在北海裴日红等人故意伤害案开庭期间，我的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从美国纽约打来电话，说是在纽约的电视上看到了有关我在北海法院门前被打的报道，并问我现在做这样的案件，难道是为了出名吗？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否决了出名说。因为我参与北海案，确确实实不是为了出名。在深圳的律师生涯中，我常说自己是以慢三的节奏，从事着律师工作。投入的精力不多，因而收获也少。这大概与我思想中的谦让、不喜渲染等有关。所以当初杨金柱律师发来短信邀请参与北海案时，我并没有立即回复，而是考虑了半天之后，才回复参与。之所以参与，是想着能与各地的律师有一个同台交流的机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多次为李庄案鼓与呼后，面对日益恶劣的执业环境，不应总是坐而论道，总该起而行动，做些什么。
面对近年律师行业萎缩的现状，有的人从自身的性格、定位、法律专业知识、社会交际等方面，寻找原因。这些，对于一个律师个体，确是应当自我反省之处。但是，整个行业的滑坡，却是与社会的整体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江平老校长去年曾发出了中国法治环境严重倒退的呼喊。律师行业的停滞，正是因为整体法律环境恶化所致。
当你代理了一单民事案件，对方违约了，但法院为了所谓的调解率考核达标，逼迫你让步和解时，你的当事人对法律、对律师，一定会闪烁出狐疑的眼光；
当你为一名嫌疑人辩护，面对刑讯逼供出的伤痕，法院依然不管不顾地判处有罪，你的被告人和委托人，都会在内心深处，留下对法院、对律师的深深失望；
当你代理一单行政诉讼起诉政府，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由政府决定人事任命的法院，会判政府败诉吗？
于是，弃法律和律师，寻清官和信访，就成了整个社会盛行的解决问题和纠纷的正常逻辑与途径。
所以，律师行业的发展瓶颈，真的不在自身，而在社会，在政府。可以说，律师行业的地位和欣衰，是整个国家法制环境好坏的晴雨表。
一个国家的法制环境良好，法律就能发挥它应有的定纷止纠的裁判功能；就能保护好守法守约者的合法权利，惩治违约违法者；就能向全社会起到正确的行为示范效应。法律有了合符人们正常心理预期和社会伦理的效果，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就会发自内心。有了对法律的信任，在发生纠纷，或权利遭受侵害时，就会自觉地选择法律、选择律师，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和方式，解决问题。因此，选择法律和律师，它的前提和内在，却是民众对法律是否信任，以及法律是否值得信任。
不可否认，近些年在社会矛盾加剧、利益纷争频发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我们走了一条事与愿违的弯路。在矛盾和纠纷发生时，不是去解决问题本身，而是以维稳的名义，去压制维权、遮掩问题。这种致稳定的价值高于权利价值的逻辑，是“眼不见心安”的短视，是背弃最基本的执政伦理的荒唐，是无视民众利益、只求表面繁荣的反动。在这种以压制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下，民众的权利无疑会雪上加霜，社会的秩序只会越维越不稳。这种以压制为手段的治理方式，也完全背离了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被丢弃一边，律师遭受冷落，就变得极其正常。
法治并不是律师私人的诉求和独有的利益所在。它已被世界各国证明，唯有法治，才是实现公平正义、建设现代国家的唯一路径。
因此，只有当执政者认识到了法律的应有作用，愿意依法治国，并且根据法治原则设计出合理的法律制度，律师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和对法治的渴望，就能融入依法治国的洪流，在建设中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律师行业的欣欣向荣，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正是为了这个看似很小其实极大的目标，我才去了北海，经历了这场创记录的历时二十一天的庭审。也许多年后再回首，我会为当初的决定和参与，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转自徐天明律师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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