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6 19:27
核心提示：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因此，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学术巨擘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是真正懂历史的大学者。
--黄仁宇
主动的开放与被动的开放
“桃花扇底说前朝”，我们今天重讲大明旧事，这究竟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自然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努力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与500年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民族这最近500年的历史中，当然是有许多好的东西的，但认识到什么是好的东西却并不容易，而只有认识到了才能去实行它、发展光大它，当年孙中山先生所谓的“知难行易”就是这个意思。
500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和仁人志士们要使中国摆脱国家能力衰微的情势，提出了很多重要见解，综合起来，其中就有复井田、兴民兵、办学校，与之相应的，就是要去兼并、限募兵、废科举。王安石、张居正下来，直到康有为、梁启超，都有这样类似的主张。这主张大致上就是说：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家和田，才会组织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军队的实力靠的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保家卫国，这才是强军之本。同样，只有将学问与现实中的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造成有真才实学的一代精英，以彻底替代地方上的“吏”和利益集团，这是造就人才的强国之本，而科举只能造成完全脱离现实的废物，它只能使得国家日益衰弱。
所以，王荆公如此赞美《礼记》中的学校制度说：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和乐、养老恤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
但是500年来，他们改革的理想在封建制度下却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那么，是谁实行了这个儒家富国强兵的理想呢？今天看来，当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实现了这样的理想，这就集中地表现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用五四时代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与“科学”）。中国革命能够实现儒家这种最高的理想，是因为它要从基层出发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制度，它要让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它相信真才实学在人民的实践中，它指出真才实学来自于中国最基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真正是“复三代之制”，我们理应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
其次，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增加我们今天的危机意识，激励我们继续奋斗的精神。中国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取得了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胜利，而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是使我们部分地结束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于世界市场的垄断，任何否定这种成就的观点，都是割断历史。但是，我们今天还面临着更严峻的任务，这个严峻的任务就是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这才是空前困难的、艰巨的任务，但是，不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能实现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因为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经济对外“开放”，一种是建立在“固本”基础上的开放，比如以金融立国的美国，再比如我们建国后理顺混乱的货币体系，建立基层组织，努力搞自己的财政体系、工业体系，--这种对外开放的前提是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有效社会组织，同时，为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心脏，建立起自己牢固的货币信用体系、财政税收体系，如此才能有健全的国内市场和产业结构、才有旺盛的生产能力，而这样的开放总能以我为主，取人之长，我们说这种开放是主动的，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但是，还有一种开放，则是被动的，是由于没有确立起自己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信用体系，甚至内部的货币－税收体制一派混乱，所以只能靠外面力量的刺激来维持内部的经济，这种对外改革开放当然也能带来表面的增长，但这种发展是依赖型的发展，我们说明代中后期的开放就是这后一种对外开放的典型。特别是，由于明代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体系，它的开放即使能够造成经济的一度繁荣，但终究仍然不过是昙花一现。--这就是所谓“桃花扇底说前朝”的另一个意思。
蒋介石最大的败笔：攘外必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说，是由于它丧失了危机意识。皇帝倡导无为，凡事只找容易的对付，道学家们一味空谈扯皮，因为道学的核心也是讲“天道无为”，所以对于一切变革，他们都是要反对的，尤其对于建立农民的基层组织，自然是上下同声都是要拒斥的。而一旦离开了对“危机意识”的警醒，任何对于明亡的讨论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之前，而且是国民党首先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和归结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而展开的。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据说还曾由陶希圣捉笔修订）一书虽然穷尽全力，但是，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在抗战全面胜利还未到来之时，而表现出的胜利者姿态和自居正统意识，即表现为危机意识的荡然无存。特别是，蒋介石仅仅是简单地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寇”和“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他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与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上述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对于明亡经验教训的简单化和通俗总结，而他一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竟然也就是基于保守派学者们所总结出来的所谓“明亡之教训”。例如，1940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就说：“其时对流寇常以抚议而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这明显不过的微言大义，无异于公然主张投降日寇而*共产党。而与其观点相同者，更有傅斯年《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之论。
今天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华民族500年不断走向衰亡的诊断，虽出自仍被时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国学大师”之手笔，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这却是十足的道学见识，它不但没有涉及到500年来“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涉及到不事生产的商人势力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更没有涉及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问题，这种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经得住学术界的驳斥。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亚子先生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
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所最鲜明地表现出的，就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也是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所激赏的原因。尽管郭氏的文章也没有从世界经济史的背景，结合白银引进的问题，触及明国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郭沫若立论高远，毕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难以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循环，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双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和社会团结能力反而持续下降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去不断思考打破这种循环的办法。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不足之处
从世界史的视野，结合近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经验，探讨明亡教训的是黄仁宇先生。他提出了货币理论的视野，从财政国家建设的失败来探索明代国家能力持续衰弱的原因，并以此追究明亡的教训，这种看法，当然是突破了历史上既有的关于明亡的讨论。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黄先生的着作被大批介绍到国内，这其实不是偶然的，他的研究促使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打破西方资本集团垄断世界金融的艰难课题。
黄仁宇教授是当代明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他尤其擅长于明代税制的研究，其作品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学术性最强、用力最深的则是《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后者值得专业人士一读。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着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http://hi.baidu.com/%CA%A4%C0%FB%CA%AF%D3%CD%B9%A4%C8%CB/blog/item/ce1cc6d5945f232307088bac.html 链接：概述 黄仁宇（1918——2000），黄震白之子，祖籍中国湖南长沙，后入美国国籍，著名历史学家。
[编辑本段]生平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官校毕业后(一九四零)，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
万年黄仁宇
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后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学位（一九五四），硕士学位（一九五七），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编辑本段]学术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1.《缅北之战》，上海：大东书局，1946；台北：联经，2006.4，195页，ISBN 957-08-3001-8
《缅北之战》
2.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sis （Ph.D.）--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4）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3 张皓、张升译，《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2005.4，270页，ISBN 7-80148-767-2；台北：联经，2006 3. 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4.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74. 385 pp. ISBN 0-521-20283-3 阿风、许文继、倪玉平、徐卫东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台北：联经，2001.1，410 页，ISBN 957-08-2192-2
《放宽历史的视界》
5.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81. 278 pp. ISBN 0-300-02518-1
《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5，250页；台北：食货，1985.6（食货出版，联经总经销，1994），289 页，ISBN 957-8876-01-7 6.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7. 274 pp. ISBN 0-7656-0348-95 《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1988.7，294 页，ISBN 957-0329-01-7；"新世纪增订版"，台北：允晨，1999.10，380 页，ISBN 957-0329-01-7 7.《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1989.10，324 页，ISBN 957-13-0046-2 8. 宋碧云译，《长沙白茉莉》（White Jasmin of Changsha）(小说，以笔名李尉昂发表)，台北：时报，1 9 9 0，3 9 2 页，ISBN: 9 5 7-1 3-0 0 9 7-7；台北：商务，1998，308 页，ISBN 957-05-1501-5
《长沙白茉莉》
《天北地南叙古今》
9.《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1991，316 页，ISBN 957-13-0352-6 10.《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北：联经，1991.11，529 页，ISBN 957-08-0713-X, 957-08-0714-8 11.《现代中国的历程》（与劳思光、金耀基、戴国辉、高希均等合著），台北：华视，1 9 9 2，2 2 2页，ISBN 957-572-030-X 12. China: A Macro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8. 277 pp. ISBN 0-87332-452-8 《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1993，368 页，ISBN 957-08-1068-8 13.《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1993，447 页，ISBN 957-13-0962-1 14.《近代中国的出路》，台北：联经，1995.4，167 页，ISBN 957-08-1355-5
《汴京残梦》
15.《汴京残梦》(小说，以笔名李尉昂发表)，台北：联经，1997，239 页，ISBN 957-08-1749-6 16.《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台北：商务，1998，100 页，ISBN 957-05-1434-5 17.《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1998，284 页，ISBN 957-13-2751-4
《关系千万重》
18. 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台北：联经，2001.1，615 页，ISBN 957-08-2193-0 19.《大历史不会萎缩》，台北：联经，2004.9，474 页，ISBN 957-08-2763-7 20.《黄仁宇书信集》，北京：新星，2006 21. China is not a Mystery 《中国并不神秘》，1974(没有出版) 22. 《长沙白茉莉》，九州出版社，2009
[编辑本段]评价
黄仁宇（1918年——2000年）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难怪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而黄仁宇的死，也同样具有传奇色彩——2000年1月8日他在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而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话的主题就是身后事。黄仁宇含笑对夫人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众所周知，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在此，编者将海峡两岸学界内外评论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言论整理出来，让读者能多侧面、多层次地去了解他。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朱学勤 那部被人很称赞，至今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还列为普通读者评定为"五星级"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其实英文名字就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思是"1587年，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年头"，尽管我对这部书另有看法，但是这个名称中寄寓的一种历史观念，我却很赞成。 ——葛兆光《续思想史的写法》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刘志琴《黄仁宇现象》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庄周《齐人物论》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 ——卫建民 《读〈关系千万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 ——邝海炎 《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方舟子 《悼念黄仁宇先生》 （黄仁宇的）书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一种“历史切身感”。这该是史书独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历史将变成可疑的概念和符号，而人们之所以读史，可不是为了听一堆教条。 ——贺兆田（社科院文学所）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吴思、甘琦《 “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 《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 ——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黄仁宇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 ——高王凌《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 ——李方《给普通话写作点穴》 李敖、汪荣祖合作出了一本评价蒋介石的书，书中有一句关于黄先生的书的介绍，大意是前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写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为蒋介石辩护。淡淡一句话，就将黄先生的公正至于不可信的境地。这种绍兴师爷的笔法虽然很毒，不值得提倡，但却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刘伟《历史需要蒋介石吗？》 年轻的黄仁宇在抗日前线恐怕还没有想过将来要研究历史，但他作为史家的潜质在这些战地通讯中已流露出来，他的业余写作当时被第一流的大报《大公报》看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仅有细致的观察力，而且有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在万分紧张当中也能宕开一笔、从容着墨。 ——傅国涌《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 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黄仁宇对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却有失一个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力求客观、以事实说话的基本立场。……本文无意在此声讨蒋介石的罪过，旨在说明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黄仁宇的确失之偏颇，有失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风格。 历史进退，黄仁宇自有心得；黄仁宇的得失，也自有后人评说。 ——王春瑜《琐忆黄仁宇》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略嫌浮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呼唤着一种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饱学之气又能迎合读者、以足够“好看”的供给创造读者需要的人。读者们期待新奇、新知和新颖的知识的各项要求，往往不是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的——他们的创新有时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流通在则不适合广大的散漫读友。于是，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中下层、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黄仁宇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免不去“不伦不类”的印象，黄仁宇依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物。 ——笔公 《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胡文辉（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 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 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 David Lattimore 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 John Updike 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 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 ——（台湾）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史观派史学，在八○年代后半期的台湾史学界投下一块巨石，激荡出阵阵回响。 或许，称呼先生为创作家，要允当得多。他不在乎理论体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词用字是否为同侪所认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与想法的普及传布。在生命经验的参佐下，允许读者以最浅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资本主义最精淬的内涵，然后回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中，证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集体记忆。谁说先生不是一名严谨的史学家﹖对先生来说，走出象牙塔，进入人群，将半生的思考与同他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终心愿。他何必在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在世纪末的台湾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象之外。 ——（台湾）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灼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台湾）邱澎生 《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台湾）张惠菁《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 黄仁宇的故事讲得越精采，历史的讽刺味就越浓。反之，传统组织越是致命，黄仁宇就获得越多的空间，越能精细刻画这些人物的特质与长处；而读者也越能领略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剧经验。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运，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吃人的不是鲁迅所说的礼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 ——（台湾）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 ——（台湾）王泛森 “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台湾）龚鹏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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