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老版聊斋梅女图解:“胡锦涛命题”与好的市场经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06:00:01
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檀香山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胡锦涛的演讲直指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一命题，虽已成社会共识，但推进效果却不理想，甚至有倒退之忧。正如吴敬琏教授在财新传媒年会上坦言的：“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的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改革的目标是清楚的，但后来发生了放慢，甚至有部分回潮。”
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奇迹。成就这一奇迹的正是“改革、开放”四个字。“改革”之成绩，集中体现为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放”之关键一跃，则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个事件，构成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内生原动力和外部压力，互相促进，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关键。那些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论调，实为大谬。
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除了领导人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之外，也和当时巨大的改革压力有关（例如大量国企濒临破产、银行体系坏账超过30％等）。然而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和政府财力的增强，出现了利益固化的现象，改革步伐明显放慢。究其原因，则在于改革步入“深水区”，政府部门成为了重要的利益集团，改革陷入了政府“自己改自己”的悖论。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而偏废了公共服务职能，这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因素，而且日益成为阻挡经济发展的路障。
在笔者看来，好的市场经济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原则：其一，机会公平原则。各市场参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企业只有靠创新而非寻租获得超额利润。其二，契约精神或法治原则。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必须遵守契约。在政府机构成为纠纷当事人时（如强制拆迁），法治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政府频频介入经济建设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将成为常态。其三，以价格机制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方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引起价格变化，价格变化又会反作用于供给和需求，从而在新的价格水平达致均衡。任何对价格进行限制的做法，都会导致扭曲和低效率。不仅限价令、限购令不可取，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势在必行。
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指出，对国家权力的恰当运用，乃经济繁荣之本。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这正是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增长源泉。
过去十年，之所以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国进民退”等现象，主要是因为改革深入敏感区域，而又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加之既得利益的日渐强大，改革遂陷入困局。
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回答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更清楚地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笔者以为，顶层设计必须明确三点：第一，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发改委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约谈企业？第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反垄断，特别是央企垄断，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第三，谁来监管监管者？公权力必须受法治的规制，法院应具有超越政府干预的独立性，其裁决应成为终极的争端解决机制。
政府究竟如何正确地“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当前改革的命门。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改革命题，虽是共识，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它要求政府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把权力交换给市场。对习惯于支配权力的官员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深刻的思想转变，更意味着利益格局的深刻重构，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但是这一命题，关系到能否建设“好的市场经济”，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型，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和谐。我们无从回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