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花岗岩玄武岩易被侵蚀:信力建：爱国贼和卖国贼 究竟谁“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01:18:06
据说，现在在网上跋扈的是这么两拨人，一拨叫“卖国贼”，他们所以被称为卖国贼是因为他们一心一意找中国毛病，夫中国原来就重疾缠身朝不保夕了，你还不停地指出它这不好那不好，重疾之人本来就忌病讳医，你还在旁边不停地说它这不好，那该医，非卖国贼而何？还有一拨当然就是“爱国贼”了，这拨人专说中国好话，而对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出口成“脏”，没有任何好话。总之，这些“爱国贼”往往举着爱国的旗帜，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以压制政敌，以“爱国”为名行沽名钓誉之私的“贼”。
其实，这种“爱国贼”古代就有，南宋时期，元嘉北伐主事者韩佗胄就是这样的典型。公元1204年即宁宗嘉泰四年，韩侂胄主政后，高调爱国，不仅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同时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真是义正词严。不特此也，韩侂胄主政后还极力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挑起边境争端，结果——用辛弃疾的话来说，就是“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不仅北伐未成，反而引来金兵大举反击。秋高马肥之际，金兵铁骑不仅尽夺河南，还大举南进，直抵长江北岸。十二月，金王亲自到达建康对面的爪步山上，军鼓之声震天盖地，宋军各线溃退，南宋因此灭亡。爱国贼韩侂胄也因此被诏杀。
这种爱国贼现代也不乏其人——不过，跟他们前辈比，他们手笔小多了：顶多也就在爱国的名誉下收获一点蝇头微利。周作人在其《吃烈士》一文中对那些利用“五卅爱国”运动行一己之利的“爱国贼”有如此描写：“那些小吃者多不过时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者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干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现在那些“五毛党”就是这些爱国贼最典型的代表。
总而言之，所谓“爱国贼”，就是指那些“爱国”得像“贼”，把国家与利益结合在了一起的英雄豪杰。对这样的爱国贼，西方思想家有很形象的刻画——安卜罗斯·皮尔斯说：“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而乔治·肖伯纳则断言：“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说：“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倒是很多所谓“卖国贼”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关爱，不忍其在病痛中寿终正寝而对其病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譬如，在鲁迅笔下，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不过是一个“吃人”的场所在《灯下漫笔》中提更是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席的厨房。”鲁迅将将中国文明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在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民“至多不过是奴隶”，甚至还“下于奴隶”，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肥的封建专制暴君们，“‘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如此这般，可谓“骂”尽了中国。然而，鲁迅对国家的关怀就是以这种“骂”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为当他所关心的国家当时已病入膏肓，对这样一个“病人”，真正的爱不是无休止地对这病人唱赞歌，甚至连病态也称颂不已，所谓“红肿之处，艳如桃李；溃烂之时，美若乳酪”；而是反之，毫不客气地“指出病症，引起疗效”痛下针砭，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个连自己民族的苦难都不敢正视的人，遑论爱国？！也因此，虽然他一生都在骂中国的人和事，但死后，一张写有“民族魂”的大旗才会名正言顺地覆盖在他遗体上。
在中国“名”与“实”常常乖离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推背”才能得到真实——“爱国贼”和“卖国贼”就是一例。
本主题由 青烛 于 2011-12-9 10:49 审核通过
其实，这种“爱国贼”古代就有，南宋时期，元嘉北伐主事者韩佗胄就是这样的典型。公元1204年即宁宗嘉泰四年，韩侂胄主政后，高调爱国，不仅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同时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真是义正词严。不特此也，韩侂胄主政后还极力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挑起边境争端，结果——用辛弃疾的话来说，就是“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不仅北伐未成，反而引来金兵大举反击。秋高马肥之际，金兵铁骑不仅尽夺河南，还大举南进，直抵长江北岸。十二月，金王亲自到达建康对面的爪步山上，军鼓之声震天盖地，宋军各线溃退，南宋因此灭亡。爱国贼韩侂胄也因此被诏杀。
这种爱国贼现代也不乏其人——不过，跟他们前辈比，他们手笔小多了：顶多也就在爱国的名誉下收获一点蝇头微利。周作人在其《吃烈士》一文中对那些利用“五卅爱国”运动行一己之利的“爱国贼”有如此描写：“那些小吃者多不过时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者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干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现在那些“五毛党”就是这些爱国贼最典型的代表。
总而言之，所谓“爱国贼”，就是指那些“爱国”得像“贼”，把国家与利益结合在了一起的英雄豪杰。对这样的爱国贼，西方思想家有很形象的刻画——安卜罗斯·皮尔斯说：“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而乔治·肖伯纳则断言：“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说：“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倒是很多所谓“卖国贼”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关爱，不忍其在病痛中寿终正寝而对其病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譬如，在鲁迅笔下，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不过是一个“吃人”的场所在《灯下漫笔》中提更是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席的厨房。”鲁迅将将中国文明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在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民“至多不过是奴隶”，甚至还“下于奴隶”，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肥的封建专制暴君们，“‘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如此这般，可谓“骂”尽了中国。然而，鲁迅对国家的关怀就是以这种“骂”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为当他所关心的国家当时已病入膏肓，对这样一个“病人”，真正的爱不是无休止地对这病人唱赞歌，甚至连病态也称颂不已，所谓“红肿之处，艳如桃李；溃烂之时，美若乳酪”；而是反之，毫不客气地“指出病症，引起疗效”痛下针砭，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个连自己民族的苦难都不敢正视的人，遑论爱国？！也因此，虽然他一生都在骂中国的人和事，但死后，一张写有“民族魂”的大旗才会名正言顺地覆盖在他遗体上。
在中国“名”与“实”常常乖离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推背”才能得到真实——“爱国贼”和“卖国贼”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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