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成分 性能影响:吕不韦十讲【作者：周华文】

总序
　　读史先读人 阅人即阅世读史：体验性阅读与都市脱困社会文明程度、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今天，几乎每个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在事业、社交、生活方面不如意。而几乎每个有“不如意感”的人，都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如他人、心态失衡、经受不起挫折、生活没有希望、对周围的人与事极度失望……不过，有这样一句谚语，叫做“上帝在这里关上了门，就会在那里打开窗”。我们看到，现代都市人正在进行一种群体实践，那就是对中国古代的经典与历史进行体验性的阅读，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
　　很多都市人在阅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与历史时，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遇到过的问题，古人也曾经遇到过，而且他们想出了很高明的解决办法。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向古人学习，从历史中求证如何走出“中国人式的困境”呢？
　　的确，古人也曾经遭遇过人生中的惊涛骇浪，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良好的心态渡过难关，让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今人虽然与古人所处的历史时代、具体环境不同，但是古人在渡过危机、扭转局势的情况下的特殊思维方式，却是值得今人去细细品味的。只有理解了古人的思维，才能将古人的智慧融会贯通；而只有了解了古人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才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古人为何会选择那样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案。
　　历史的人性既然读史可以获得摆脱都市困境的良方，那么，历史是什么？
　　厌倦了应试教育的人认为，历史是一长串的年代、人物、事件的名称，是故纸堆里的文化，是和今天距离很远的学术研究对象。
　　其实不然！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人生历程，是过去的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历史永远是生动的、多彩的，而不是枯燥无味的纪年和称号。
　　一言以蔽之，历史就是古人的人生。历史上最深刻的印记，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物。而历史人物最让后人关注的，不是他们的豪言壮语，也不是他们的赫赫功绩，而是他们作为特定时代中的人物所具有的喜怒哀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而每个人的人生都将不可逆转地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经历成为往事，不代表它就此便会失去生命力。相反，后人阅读历史的时候，总能为古人独有的性格、气魄所感动。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人性的魅力。
　　人物是历史的核心，人性是历史的神髓。因此，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阅世先读史，读史先读人”。
　　历史生态与现代社会为什么人性会穿越时空，令现代人感觉到格外温暖？
　　因为，古人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于他们的人性来自于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社会。如果古人所处的时代状况与现代有相似之处，我们在阅读史书时，就会从古人的经历中找出与自己近似的遭遇，从而产生“感同身受”的体会。
　　古人所生活的时代，与现代社会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组成的，它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生活背景，但它却是古人的性格之所以散发光辉的根源。
　　我们将这种时代因素称为“历史生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能够造就曹操和诸葛亮，活力四射的唐代能够诞生唐太宗和李白，阴郁的明清则会走出朱元璋、张居正、康熙、曾国藩。
　　同样，很多现代人抱怨自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下海，也没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炒股，更没有在这个世纪初买房……由此而生的自怨自艾、悔不当初的说法比比皆是。回过头来看，时势造英雄，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时代，就算诸葛亮、曹操重生，恐怕也不能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又何必怨天尤人？
　　人性之所以永恒，就在于造就它的时代独一无二。这是古人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今天的现代人正确认识自己的出发点。事实上，正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人的成败，也大抵如此。
　　读史·阅世·新知历史应该是生动而充满细节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读那些枯燥的历史数据与假大空的历史赞歌，而是应该从个性鲜明的人物入手，看看他们是如何从一个无名的白丁，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或者是如何从万众瞩目的事业顶峰滑落到人生谷底的。
　　充满现实关怀与现代气息的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这才是历史的精髓，古代文化的经典。而读史，就应从读人开始。古人的诗句说得好：“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只有不断地回味往事、品读古人，才能让自己的见识更加广阔，让自己的阅历更加丰富。
　　当然，你大可以在获得人生经验的同时，将对历史人物的感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其实，那又何尝不是体悟了人生之后，对历史的新知呢？
　　你可以嘲笑吕不韦的机关算尽、众叛亲离，也可以讥讽刘邦的小肚鸡肠、两面三刀；你可以感慨诸葛亮的壮志未酬、无力回天，也可以赞叹曹操的慷慨激昂、豪情万丈；你可以向往唐太宗的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也可以认同康熙的事必躬亲、深谋远虑；你还可以批评张居正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读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品评古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做好自己。这就是我们推出“中国历史人物十讲”丛书的初衷。但愿您能在阅读本书系的同时，增加对人生的体悟，陶冶性情、笑面人生。

 

导言
　　君臣斗争的典范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著名的政治谚语，相传是功高震主的汉代大将韩信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这句话说得十分残酷，也十分现实。它点破了一个真相：在中国古代，只要是在君主垄断权力的体制下，君臣之间就只能以互相斗争、互相暗算、互相倾轧的形式共存，而不能出现共荣、互利和相互信任。
　　中国历史上，将这一道理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大商人、大政治家吕不韦。吕不韦的一生，正是一个普通商人与政治合流、共存，最后被皇权淘汰、毁灭的一生。
　　同时，吕不韦的一生，也是中国古代的另一种典型现象：在某一领域获得巨大成功的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成就，便转向另一个领域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吕不韦是一个成功者，他成功地从富有的商人转型，成为号令天下的国家宰相，而且叱咤一时，威赫天下。
　　正是这样一个吕不韦，让后人有了说不尽的话题。
　　身份角色的转换为什么吕不韦要放着好好的商人不做，而要去蹚政治这场浑水？如果吕不韦没有投身政坛，他大可以继续做一个成功的商人，虽然可能比较辛苦，但不会遇到政治场中那么多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更不会处处危机，如履薄冰。
　　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讨论人性的极好话题。我们可以放宽眼界：为什么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人，或者放弃了教授这个受人尊敬而又生活闲适的职位，而要受千夫所指、指点江山？为什么那些专业人士，如律师，非要跻身政坛，面对美国公众的指责，唯唯诺诺？
　　是他们自己利欲熏心吗？当然不是。谁都知道，美国总统这个位子并不能带给人太多的个人利益，总统们更多时间是在和国会斡旋，为公众服务，任期一到，就必须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离开白宫。
　　既然对个人的利益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为什么他们还要趋之若鹜？答案非常简单，这是一种对自我能力的肯定和尝试，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
　　人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不去考虑十分现实的因素，而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和责任义无反顾，甚至赴汤蹈火。
　　吕不韦也是一样。他从一个商人变成一个政治家，其中所经历的凶险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幸运的是，他靠着自己在经商生涯中积累的阅历与经验坚持了下来，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政治权力的私化当然，吕不韦弃商从政，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证明自己、实现自我，而是为了让有限的商业财富转变成政治财富，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实现一步登天的梦想。可以说，吕不韦是用自己的全部家当，购买了开掘政治这座永不枯竭的金矿的开采权和必备工具。
　　问题是，为什么弃商从政，就会获得更多的财富？为什么政治权力就能给吕不韦比经商还要多的财富？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特色了。因为古代的中国处于皇权时代，所以处于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能够驾驭其他一切社会力量，能够把一切可用的社会资源都纳入政治的旗下，随意使用，而且随时可以转为私有。
　　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才让聪明的吕不韦放弃了经商，而开始了在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可以说，他一路上都是一帆风顺的，直到他遇上了真正的对手——他的亲生儿子，秦王嬴政。
　　父与子的较量这位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年轻人，在政治权力的驱使下，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势不两立，而且步步紧逼，把吕不韦推向了悬崖峭壁。可惜的是，吕不韦虽然身经百战，但是在关键时刻却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他在政治斗争中讲起了人性，认为面前的这个青年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和自己有着血缘亲情的儿子！
　　正是这样一个失误，让吕不韦做出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他苦口婆心，甚至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为嬴政编写政治教材，又在嬴政咄咄逼人的气焰面前节节败退，放弃了抵抗与反击，更是在无奈与绝望之中，选择了自杀来平息这场君臣、父子之间的争斗，成了嬴政独揽大权的牺牲品，更成了被“横扫”的绊脚石。
　　吕不韦的一生，充满了此类的矛盾，而他的矛盾行为，也给了后人无数的想象空间。
　　他为什么要将怀孕的姬妾送给秦国公子异人？他为什么要组织手下门客，编纂一部融合各家思想的《吕氏春秋》？他为什么在太后对自己频频示爱的时候，反而退却，向太后推荐了一名恶棍做情人？他为什么没有在嬴政立足不稳的时候谋朝篡位？他为什么在实力尚存的时候选择自杀，而不是外逃或者叛乱？
　　这些问题，是吕不韦一生中最难解的谜，也是最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要解开这些谜，只有从吕不韦的商人性格与政客作风出发，才能寻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这些问题，本书正要从吕不韦的双重身份——政客与商人中进行解析，并揭示出吕不韦在双重身份的困境中无法自拔的悲剧人生。
　　作者

第一讲 商人的政治思维
　　中国古代有很多成功的政治家，也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但既能成为著名商人，又能成为著名政治家的则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商人的思路和政治家的思路往往格格不入。吕不韦是一个例外，他用商人思维“玩转”政治，开创了中国政治的新“玩法”。
　　经商：吕不韦的第一桶金吕不韦能够成为秦朝建立前夕最重要的宰相，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商业成就。如果他不是一个富商，他就不可能有一场政治上的豪赌，而没有这场豪赌，他就没有辅佐秦国君主的机会，没有了这个机会，他就成不了宰相。
　　吕不韦生在乱世，又投身商界，可以称得上身处乱中之乱。
　　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
　　东周各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
　　那是一个狼烟四起、战火连天的时代，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时代，那是一个雄才辈出、各领风骚的时代，那是一个逞才炫智、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是一个安危无时、兴亡有日的时代……七国之中秦最强大。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之基础，在与周边国家的争战中胜多负少，被六国称为“虎狼之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酝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苏秦逞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合纵”——动员六国联合起来共抗秦国；而他的同门师兄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后，则针对苏秦的“合纵”之术开展“连横”——为秦游说列国以破“合纵”。他们纵横捭阖，极尽诡谲之能事。
　　之后，跑到秦国担任相国的范雎提出“远交近攻”，采取对六国各个击破的战略，开辟了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在那个崇尚利益的时代，也有仁人志士试图挽回世道人心。他们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子在游说魏王不被重用之后，与弟子们著书立说，宣传“仁政”；庄子则崇尚自然，独善其身，主张“无为”；被称为先秦“最后的儒者”的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倡导尊士养民，强调既重礼也重法；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则主张实行法治、术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一时多少豪杰！
　　乱世之中，赵国却出了一个奇商巨贾。他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比前面提到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逊色。
　　他就是吕不韦。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
　　在中国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晋商曾经呼风唤雨、独树一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的商业就繁荣一时。晋商称雄，可谓源远流长。
　　晋文公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
　　吕不韦其实并不是赵国人，而是卫国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说他是阳翟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县。但《战国策》却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濮阳即今河南濮阳。《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说司马迁写《史记》多采用《战国策》所载，未免以偏概全。在为吕不韦写传时，太史公偏不采用《战国策》的说法，特意点明吕不韦是阳翟人，可见必有所本。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是不错的。之所以如是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与吕不韦同时代，赵国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如猗顿、郭纵、卓氏，都富可敌国。
　　史载“猗顿居猗氏，用盬盐起”。《孔丛子》说他“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他之所以名叫猗顿，极可能与他在猗氏经商有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之南。现在的山西省临猗县王寮村尚有猗顿之墓。
　　郭纵是赵国邯郸人，主要靠经营冶铁成为巨富。与郭纵一样，卓氏祖祖辈辈都是赵国人，秦国攻破赵国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居于临邛，即今四川邛崃。由于卓氏家族都颇有经济头脑，又有雄厚的资本，所以即使在举家迁蜀之后仍是当地巨富。至西汉时，出了个才子佳人相携私奔的桃色新闻：临邛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与穷小子司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孙就是卓氏后代。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一说邯郸城。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高阳先生在小说《清官册》中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所以各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为最适当。而赵国西部今山西地区与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国派间谍入秦，或者秦国派间谍渗透各国，亦都以邯郸为‘前进基地’，久而久之，邯郸便成了一个情报市场。”
　　在这样一个地方，又造就了个乱世奇商吕不韦，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稀奇事。
　　吕不韦靠经营什么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却语焉不详。
　　《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战国策》只是笼统地说他“贾于邯郸”，也未明说他做的是什么生意。不过，《战国策》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
　　吕不韦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测，吕不韦很可能做的是珠宝生意。
　　其实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并不重要，一句“贩贱卖贵”，也就道出了商贾致富的要诀。
　　“贩贱卖贵”，通俗讲来，就是“买贱卖贵”。“贩”，照《词源》的解释，就是“贱买而贵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投机倒把”。
　　说“贩贱卖贵”，人们可以接受。但“投机倒把”这个词，却令人谈之色变。因为这个词是与奸商联系到一起的。1949年以后，“投机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词。
　　可见，照人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念来看，吕不韦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分子。
　　吕不韦“贩贱卖贵”，百分之百会“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而且他偏偏经营金银珠宝。在经营过程中，也难免会“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否则，他怎么会“家累千金”？
　　而“贩贱卖贵”、“投机倒把”，就真的这样罪大恶极不容于世吗？我看未必。
　　所谓“投机”，就是善于找到机会，善于抓住机遇。作为商人，抓住商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倒把”就是倒手。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
　　“贩贱卖贵”、“投机倒把”，这是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使市场繁荣兴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商人赖以获利的重要途径，无可厚非。
　　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分工出现后必然产生贸易活动，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商业。
　　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
　　到了战国后期，人们已经由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进化为以货币为等价物进行商业活动。大量文物证明，山西是我国使用货币最早的地区。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商代铜贝109枚，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由此亦可见晋国商品经济发达源头之远。
　　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
　　某种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
　　在自由经济时代，只要不出现垄断，货物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的时候，商人们便不得不降价销售；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人们自然会提高价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了，其利润自然会降低，生产者、销售者便无利可图，如此一来，生产者则会转产别的物品，那么，这一物资便会渐渐实现供求平衡。
　　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了，生产者、销售者便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无论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生产、销售这一产品，那么，这一产品便会多起来，多了便会贬值，在市场上也就能渐渐地实现供求平衡。
　　经过市场的调节，物资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居于流通环节的商人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贩贱卖贵，便无法实现供求平衡。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惊世骇俗之作，从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对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重利轻义，但人们口头上却重儒轻商。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举国上下唯一的指导思想，其余一概斥为异端邪说。《史记·货殖列传》由于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责为“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彪的儿子班固学着他爸爸的腔调骂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如今看来，班彪父子的话真可谓腐儒之论！
　　“奇货可居”：商人的政治眼光吕不韦靠着自己过人的商业头脑，成为富甲一方的财阀之后，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商人，而是怀有更大的抱负。而机遇，往往只眷顾有头脑的人，吕不韦正被这样的机遇选择了。
　　话说某一日，在邯郸做生意的吕不韦在街上闲逛，邂逅了一个落魄公子。
　　与那个落魄公子一番闲谈之后，吕不韦以其特有的商业眼光发现，这位落魄公子并非凡人，如果机缘到来，将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位落魄公子何许人也？
　　原来，此人名叫嬴异人（后改名子楚），是秦昭襄王的孙子。
　　秦昭襄王四十年的时候，他立的太子死了。过了两年，秦昭襄王立其次子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异人便是安国君的儿子。
　　作为当时诸侯国中第一强国的秦国公子，异人怎么会流落到了赵国呢？
　　按照当时国与国交往的惯例，两国讲和后，为了互相取得信任，往往要以一个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以保证两国协约的贯彻落实和两国的和平共处。
　　这种特别的“人质”当时叫“质子”。
　　按说，一般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将自己的亲属（一般是儿子或孙子）送到力量强大的一方去做人质。但是，在先秦，力量强大的一方在不能灭掉对方的情况下，也常常将自己的儿孙送到弱小一方做人质，以示绝不相欺。这其实是强国对弱国的一种安抚之计。
　　可以想象，一旦两国交恶，战事一起，首当其冲的是两国的人质。所以，两国的国君一般不愿将太子或自己宠爱的王子、王孙派到敌国去当人质。做人质的，更多的是庶出的子孙或不被国君喜爱的子孙。
　　异人就是“秦诸庶孽孙”。
　　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就是公子柱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
　　倒霉的是，异人的母亲夏姬偏偏不得宠，夏姬的儿子自然也就不讨公子柱喜欢。所以，向赵国送个人质这样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异人的头上。
　　异人到赵国当人质，并没有使秦国对赵国的挑衅有所收敛。秦国反而屡次攻打赵国，根本不为异人的安危着想。
　　赵国君臣也知道异人在秦国的可怜的地位，所以既没有给他应有的礼遇，也没有把他真正当做人质来要挟秦国。他们知道，异人在秦昭襄王和公子柱那里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物，杀了异人，不仅不能削弱秦国的力量，反而给了秦国大举进犯的口实。
　　所以，异人名为秦国在赵国的人质，实际上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秦赵两国都没拿他当回事。“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我们可以想象异人在赵国的尴尬处境。司马迁记载得比较简洁：“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出无车，食无鱼，异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落魄公子。
　　然而，吕不韦“见而怜之”。
　　堂堂秦国王孙，沦落到这般田地，不由使锦衣玉食的富商吕不韦心生怜悯。吕不韦仅仅是可怜异人的贫困处境吗？非也。
　　俗话说：“在商言利。”商人固然有怜悯之心，也固然有扶危济困之力，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扶危济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
　　还有句名言曰：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吕不韦与异人萍水相逢，之所以对异人产生了怜悯之情，之所以对异人那么感兴趣，是因为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看到了异人未来的价值。
　　于是，吕不韦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此奇货可居！”
　　这句简明扼要的话经吕不韦之口说出之后，成了政客、商人烂熟于胸的一条金科玉律，成了汉语史上一句经典的成语。
　　吕不韦所具备的商人特有的敏感和独到的眼光，与他关心政治、关心时事是分不开的。
　　在专制社会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在专制社会中，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得服从于政治。
　　吕不韦见到异人后便发现异人是一件奇珍货物，颇具投资价值，可以囤积居奇。
　　他作出这样的判断，自有其理由。
　　在一般人看来，异人在秦国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个公子。因为秦昭襄王还健在，秦昭襄王立的太子虽然是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公子柱，但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怎么排也排不到异人将来继承王位。
　　而这一切在吕不韦看来只是表象。
　　秦昭襄王虽然健在，但他在位四十多年了，已经垂垂老矣。人都有生老病死，一国之君也不例外。
　　秦昭襄王立的太子不幸短命而亡，秦昭襄王只得立老二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安国君这时年纪也不小了。
　　如果一旦秦昭襄王去世，公子柱必能登上王位，下一步便会选立储君。而未来的储君只能从他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挑选。只要是公子柱的儿子，应该都有机会。相对说来，异人的机会可能是最小的。但对于善于投机的吕不韦来说，哪怕是只有一线希望，也值得一试！
　　事在人为。吕不韦经过细致了解，发现可以使一线希望变为大有希望，因为，安国君公子柱的老婆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华阳夫人是公子柱最宠爱的女人。公子柱做了太子之后，为了讨好华阳夫人，立华阳夫人为“正夫人”。这就意味着，公子柱即位后，华阳夫人便是王后。公子柱若立太子，应先立华阳夫人的儿子。
　　而华阳夫人偏偏没有儿子。
　　公子柱最宠爱的华阳夫人没生儿子，那么，公子柱将来选太子，只能从他并不怎么宠爱的姬妾所生的儿子中挑选。如此说来，异人的机会就大了些。
　　如果加上一些人为的努力，未来秦国的王位由异人继承，是有可能的。吕不韦慧眼独具地发现了异人身上的投资价值。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理念，道出了古今中外投资商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即投资时要先确定此“货”是否是“奇货”，即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只有经过考察论证，被确认具有投资价值的“货”才是“奇货”。也只有“奇货”才“可居”，即可以投资。
　　吕不韦眼中的“奇货”，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废物。也就是说，此货物目前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将来的价值。趁此货物不值钱的时候进行投资，才能指望在将来此货物升值时获得丰厚的回报。
　　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用其特有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当前，商界和股市出现了一个新词：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作为一种资产投资理论，其精髓在于“价值”二字。
　　价值投资者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只投资于市场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的资产。这个理论广泛地被应用到股市、期货及房地产行业。
　　现代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的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在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一书，被尊为基本分析方法的“圣经”。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是成功的价值投资者，其投资原理很简单：只进行传统的长期投资。其道理是：长期而言，股票的价格取决于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并与其保持一致，而短期价格却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大幅度波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始终如一地准确预测。
　　在20世纪新经济里最时髦、最为投资者看重的，就是“未来成长性”。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极富传奇色彩的股市投资奇才巴菲特。巴菲特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对价值投资理论理解得很透彻。20世纪70年代，在几乎每个人都因为新闻业前景不乐观而纷纷抛出股票时，巴菲特却发现了新闻业所特有的优势，接二连三地大量购进媒体股票。
　　巴菲特还在经济困难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企业，然后长期持有。巴菲特持有的许多投资品种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经历了经济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终于迎来了辉煌灿烂的时刻。
　　巴菲特说：评估投资价值，不是看某个行业是否有利可图，而是看具体公司的竞争优势，及看其能保持这个优势有多久，从而带来给投资者足够的回报。
　　2001年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被人们广泛认同。而40多年中，巴菲特为信任他的投资理念的几十万股东创造了上万倍的高额回报，并培育了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据统计，仅在巴菲特长期居住的奥马哈市，就诞生了200名亿万富翁。
　　巴菲特的成功，与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好像没有必然联系。但其投资理念是相通的。吕不韦的投资思想，很值得今人细细体会。
　　追求利益最大化仅仅发现“奇货”但不能把这样的资本运用得当的人，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吕不韦恰恰具备了两个素质：发现“奇货”的独到眼光和用好“奇货”的全局观。
　　吕不韦自认识异人后非常兴奋，他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
　　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一定非常惊讶。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而不得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见于《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不知为何，司马迁为吕不韦写传，没将这段话写进去。
　　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信息。
　　一是吕不韦此时正与其父亲一起在邯郸经商。吕不韦想在异人身上投资，可能还有所犹豫，所以回家问其父亲。
　　二是吕不韦是商人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从吕不韦在拿不定主意之时向其父亲请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吕不韦的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退居二线，其生意由吕不韦来经营，老头子只是起个顾问的作用，已经没有决策权了。所以吕不韦在打定主意之后对其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愿往事之”一语，分明不是向其父亲请示或与其父亲商量的语气。
　　四是吕不韦的父亲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年纪肯定不小了，应当在六十多岁吧。那么，吕不韦此时也当在四十岁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全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啷当岁的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会如此深谋远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吕不韦没有明说，但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恒的追求。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绝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
　　经营珠宝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农民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
　　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
　　在先秦的富商当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绵延百余年，到了西汉时期，仍是巨富。范蠡先从政后经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齐国经商化名鸱夷子皮，在陶地经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众乡亲，常常接济穷亲戚和贫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时，将生意交给子孙经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吕不韦可能认识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贵。若想“贵”，必须从政。范蠡是先经国后经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经商再经国。
　　他以为，那样，他才能做到“泽可以遗世”。
　　“泽可以遗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儒家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发达之后，就应为天下黎民谋福祉。所谓儒商，不仅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负，要有社会责任。
　　吕不韦想留给后世的“泽”，应该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意思。联系到后来吕不韦发达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吕不韦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商人，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商人。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他的抱负再远大，也与其追求的商业利益紧密相连。他所说的“泽可以遗世”，当然包含为其后世子孙铺平富贵之路的意思。后来他潜移秦国国祚，可谓对“泽可以遗世”一语的再通俗不过的诠释。
　　所以，在吕不韦看来，唯有“建国立君”，才能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谁不愿追求最大的利益？
　　在中国，经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做得说不得，有时是说不得也做不得。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大骂司马迁？因为在以“君子言义不言利”为传统道德被朝野一致认同的时代，司马迁敢于言利。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最烦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与其争利。他们极力营造上上下下“耻于言利”的氛围，希望“君子固穷”，希望老百姓都来“无私奉献”。大家都来“无私奉献”，那么谁来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实孔子也是言利的，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贵，就算替人家做车夫他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句大实话，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至理名言。只有虚伪之人，才对一个“利”字讳莫如深，才将大胆言利者视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怕人言利？因为那些虚伪的人将天下人视为傻瓜，以为用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能使天下人都“耻于言利”，都自愿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让天下人耻于言利，只知“无私奉献”，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掠夺、压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山呼万岁。
　　在统治者看来，老百姓都重义轻利，那才是理想的社会。但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存是需要物质条件的，人们不可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有奉献的义务，而没有获利的权利，会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轻则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重则带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暴力革命。
　　正确的态度应是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自己的合法、诚实劳动或资本投入，获得应得的报酬。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义利观。
　　不仅敢于言利、求利是人之常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
　　不仅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军事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兵家经典《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集中阐述了孙子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孙子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将其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商人的理想。其实也不仅仅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在汲汲于利益的最大化，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一条铁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是人人皆有的，但并非人人皆能得到。关键是事情该如何去做、道路该如何去走。否则，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空想而已。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非让人只捡西瓜，不要芝麻。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应有前提，即：对现实状况要有精确的把握，对市场前景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能立竿见影的，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资。这就要求企业不能斤斤计较一两次利润的大小，而应当目光长远，力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企业长久的持续发展。
　　吕不韦作出在异人身上投资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项投资是高风险的，而回报却是个未知数。
　　因为，秦昭襄王何时死是个未知数；秦昭襄王死后公子柱是否能顺利即位是个未知数；公子柱即位后是否能立异人为太子是个未知数；异人即使被立为太子是否能顺利接班是个未知数；异人即使在若干年后顺利坐上王位，是否对吕不韦的付出心怀感恩、是否能让吕不韦飞黄腾达更是个未知数……不过决心已定，就必须一点一点地去做。
　　于是，吕不韦以百倍的信心和执著，开始操作他商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桩大买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震古烁今的一桩大生意。
　　那么，吕不韦的冒险是否能够成功？他所期望的利益又是否真的实现了最大化？他又是如何调节各种因素，让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赢利”的方向发展的？请看第二讲：《外来户的政治豪赌》。
  第二讲外来户的政治豪赌
　　政治场上，每一次抉择就像一场豪赌，而对战国时代的秦国来说更是如此。秦国素来排外，虽然很多外来的能人为秦国崛起献计献策，但他们的下场无不是身败名裂。因而，对吕不韦来说，投资“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无疑是金钱、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的三重豪赌。
　　游说与利诱：风险投资的追加服务发现异人“奇货可居”，对吕不韦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如果不让异人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他就得不到实际回报，顶多博得一个“伯乐”的美名而已。那么，要如何让异人成为自己的筹码呢？
　　显然，不能蛮干，否则吕不韦可能会变成另一个卞和——也就是和氏璧的发现者。虽然卞和知道自己发现的石头肯定是块宝玉，但是他自己不能证明，更不能把石头变成宝玉，所以只能被砍掉双脚。而吕不韦则不同，他有眼光，更有手段，他要做的，首先就是说服异人，让他成为自己的同盟，然后想办法扶植异人上位，成为秦国的合法继承人，这样子，雕琢美玉的工作才算完成，而自己的风险投资才能获得回报。
　　吕不韦没有着急，他像往常一样前去拜访异人，和异人聊天。
　　一见面，吕不韦就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
　　异人以为吕不韦吃错了药，不由大笑，说：“你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异人一听，收敛了笑容，忙拉着吕不韦坐下，表示要与他深谈。
　　由此可见，异人也不是个平庸之人，从吕不韦的两句话中，他立即猜到了吕不韦的用意。
　　当然，落魄公子异人如果是个见解浅陋、面目猥琐、谈吐恶俗的平庸之辈，以吕不韦的眼光，也不会认定异人有投资价值。
　　吕不韦落座后，一板一眼地为异人分析起了秦国的政治局势。他说：“秦王老了，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听说安国君十分宠爱华阳夫人，对华阳夫人言听计从，立谁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华阳夫人应该掌握着决定权。但是，华阳夫人偏偏没生儿子。”
　　异人一面很认真地听着，一面猜测着吕不韦的用意。
　　吕不韦接着不慌不忙地说：“现在您的兄弟们有二十多个，比您大的有十来个，比您小的也有十来个。您在您的兄弟们之中又不怎么讨安国君喜欢，加上长期作为人质住在赵国，您在安国君的眼中就更没有分量了。”
　　异人听着，越听越觉得丧气。吕不韦说得不错，他的母亲夏姬不受他的父亲安国君的宠幸，他在他父亲那里自然也不怎么受宠。而且，他作为人质在外，与父母长年不能相见，父子间的感情自然更加淡漠。
　　况且，安国君儿子众多，异人既非长子，亦非幼子，真可谓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吕不韦紧接着来了一句：“一旦秦王去世，安国君即位，您的兄弟们必定日夜在安国君面前争做太子啊！您这个状况，还有机会吗？”
　　异人叹了口气，黯然道：“是啊，那有什么办法？”
　　吕不韦悠然一笑，说：“公子现在父亲不疼，兄弟不爱，亲戚疏远，宾客不至，是因为没有钱啊！如果公子有了钱，那就不同了。”
　　吕不韦不愧是个商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商人大多重利，认为金钱可以办成任何事情。
　　异人一想，吕不韦的话也有道理。如果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可以摆脱在赵国的贫困处境，而且，对内，可以经常送礼物给秦国的亲戚朋友；在外，可以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养上数千食客，闲来有人陪同他谈天说地，出门办事则扈从如云，那该是何等威风气派！
　　可惜没有金钱！
　　吕不韦察言观色，见异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立即作出一副义薄云天、大公无私的姿态，说：“公子莫愁。不韦虽不富裕，愿拿出千金资产为您到秦国去游说，劝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公子为王位继承人。”
　　异人听罢，急忙叩头拜谢道：“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意思是：如果吕不韦的计划能够实现，秦国就是他们两人的，异人愿意与吕不韦共享秦国的一切。
　　华阳夫人容华绝代，所以，太子柱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虽然她没能为太子柱生出儿子来，但并不妨碍太子柱对她的宠爱。
　　这一天，华阳夫人的姐姐来了，姐妹俩在一起唠起了家常。
　　华阳夫人的姐姐来看妹妹，带没带吕不韦托她转交的厚礼，史无记载。不过，吕不韦教她如何游说华阳夫人的话，她倒是全说了。
　　她如是说：“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年老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太子宠爱你，你却没有儿子，将来年纪大了怎么办？不趁这时早一点儿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太子在世时，你受到尊重；将来太子死后，你立的儿子继位为王，你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等到年老色衰，宠爱失去后，你那时即使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异人贤能，而他自己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所以他想主动依附你。你若真能在此时帮助他成为王位接班人，那么你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尊宠的。”
　　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
　　女人最怕年老色衰。所以，吕不韦教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说的话，可谓批亢捣虚，一下子便点出了华阳夫人心底的隐忧，不愁华阳夫人不对“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一语产生共鸣。
　　可见，吕不韦虽然是个商人，但也是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他以商人的经验，抓住人人都有私心这一点，设身处地地为华阳夫人的将来考虑，几句话便为异人打通了关节，真可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
　　太子柱此时大约也年届知命之年了，华阳夫人应该还不足三十岁。正当盛年的华阳夫人一直没生出儿子来，而太子柱却越来越老了，让华阳夫人生儿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将来，如果不出意外，太子柱会先华阳夫人而死，那么，连个儿子都没有的华阳夫人能依靠谁呢？这是华阳夫人不得不现在就得考虑的问题。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要有长远的眼光、长远的考虑，否则，就难以获得成功。
　　一日，趁太子柱闲来无事，华阳夫人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提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公子异人。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能，也很贤明，从赵国来的人都称赞他。
　　见太子柱无动于衷，华阳夫人便使出了女人的常用武器——哭。她抽抽搭搭地流着眼泪说：“我有幸能充后宫，但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异人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
　　一见心爱的人伤心落泪，男人的心立刻软了。太子柱不假思索地答应立异人为继承人。
　　华阳夫人止住眼泪，觉得太子柱虽然答应了，但口说无凭，要求太子柱立字为据。太子柱无奈，就和华阳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异人为继承人。
　　华阳夫人的目的达到，忙通知了她的姐姐。她的姐姐又通知了吕不韦，并引吕不韦来见太子柱和华阳夫人。
　　得知异人在赵国生活困难，太子柱和华阳夫人便让吕不韦带了好多礼物送给异人，而且请吕不韦当异人的老师。
　　看来太子柱和华阳夫人对异人的这个富商朋友很有好感。
　　吕不韦秦国之行收获颇丰，不仅圆满地实现了他的初步计划，而且还带回了太子柱赐给异人的大量财物——短短时间内，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便产生了效益。
　　有了太子柱的支持，并且成了太子柱的接班人，异人无论在秦国还是在赵国的地位，都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再加上吕不韦源源不断地后续投资，异人财大气粗，开始交结四方豪俊，收揽宾客，名气越来越大。
　　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华阳夫人，一下子便抓住了华阳夫人的弱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一个打动别人的诀窍，即：投其所好。
　　华阳夫人的弱点在于她没生儿子，年老色衰之后，难免陷入尴尬无助之境地。
　　吕不韦劝华阳夫人未雨绸缪，留好后路，这也应该是他多年经商的宝贵经验。
　　天有不测风云，生意场上更是波谲云诡。精明的生意人，在决策之前，都必须思前想后，周密计划，并且为自己留好后路，以策万全。
　　所以，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劝华阳夫人为自己留条后路，与华阳夫人一拍即合。
　　无论经商还是做别的事情，为自己留好后路，以便将来能全身而退，是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多多少少要考虑的事。不留退路，一意孤行，这不是一个精明商人要遵循的原则。
　　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很注意为自己预留后路。
　　太平天国覆灭前夕，胡雪岩开的钱庄开始大量吸收太平天国逃亡兵将的私人存款。他的合作伙伴张胖子不敢这样做，因为私自吸收“逆贼”的钱款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一旦将来太平天国败亡，清廷肯定要追缴太平军将领们的“逆产”，万一查到胡雪岩开的钱庄那里，那就有“助逆”的嫌疑。
　　但是，吸纳太平军逃亡官兵的款项，对胡雪岩的诱惑太大了。因为接收这些钱财，将使钱庄财源茂盛，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买官的各地候补官员放贷，收取稳定的利息。更诱人的是，对这些太平军兵将的存款不必支付利息。而且，如果有些在钱庄存款的太平军官兵死于战乱或被清军捕杀，那么，他们的存款便再也不会有人前来提取，便成了胡雪岩的存款了。这是多么合算的事情！
　　随着太平军的节节失利，太平军逃亡兵将不绝于途。他们于乱世之中，不敢随身携带大量金钱，必须找可靠的钱庄存下，等局势稳定之后再来提取以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到胡雪岩那里存款，根本不求什么利息。
　　马克思曾说：只要有300%的利润，就有人甘冒绞首的风险。在胡雪岩看来，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不能不做。虽然要冒被清政府追究“助逆”罪名的危险，但只要为自己留好退路，就值得冒险。
　　于是，胡雪岩让太平军官兵存款时使用化名，不用其真名。这样，将来朝廷追查时，钱庄可以说，他们不知道来存款的人是“逆贼”。既然不知道，钱庄就没有责任，大不了将“逆产”上缴。
　　胡雪岩还重金收买当地的清廷官员，同他们联络感情。一旦将来出了事，还能请官员们为之出面说情。
　　留好了退路，胡雪岩便大量吸纳太平军逃亡兵将的存款，使自己钱庄的实力大增。
　　可见，做生意时时处处存在着风险。但只要未雨绸缪，就可以将风险度化到最小。
　　联系到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以及他给华阳夫人上的风险课，可知精明的商人既敢于冒险，也善于规避风险。
　　在吕不韦的影响下，华阳夫人提高了风险意识，开始笼络异人，送给异人财物，立之为太子柱的接班人。她做的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对异人的亲情，只是为了给自己晚年的荣华富贵留条后路。
　　需要说明的是，可能由于年代久远，传说不一，关于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一事，《史记》与《战国策》所记有所不同。
　　《史记》说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说服了华阳夫人，但《战国策》认为吕不韦是通过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去做的工作。原文不长，兹引如下：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聊城。（吕不韦）故往说之曰：“子傒有承国之业，又有母在中。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秦，必来请子。”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太山四维，必无危亡之患矣。”阳泉君避席，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得归。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
　　上述记载中，说明太子柱有意立子傒为自己的接班人。这无疑加大了吕不韦实现其投资计划的风险。
　　吕不韦对异人说：“你的异母兄弟子傒有继承王位的条件，在朝中又有他母亲的帮助。而公子您在朝廷中既没有母亲相助，在国外又寄身于吉凶莫测的赵国。一旦秦、赵背约，您会丧生无疑。如果您能听从我的主意，要求返回本国，就可以掌握秦国的大权。我为您去秦国活动一下，秦国必然会派人来迎接您。”
　　在《战国策》的记载中，吕不韦到秦国后，走的并不是女人路线，他首先游说的是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
　　吕不韦一见阳泉君，便危言耸听：“您将遭到杀身之祸，知道吗？”
　　阳泉君吓了一跳，赶紧洗耳恭听。
　　吕不韦接着说：“您手下的人都身居高官显位，太子手下却无显贵的人；您的府库收藏有珍珠宝玉，马房里蓄满千里马，后庭尽是佳丽美女。秦王年事已高，一旦百年之后，太子执政，您的处境就会危如累卵，命在旦夕。现在有一计策，可以使您永保富贵，安如泰山，避免危亡之患。”
　　阳泉君听罢，慌忙离开座位，向吕不韦恭恭敬敬地说：“愿听听您的高见。”
　　吕不韦说：“秦王年迈，华阳夫人无子，子傒有继承君位的条件，又有大臣士仓辅佐他。秦王一旦驾崩，子傒做了国君，士仓执政，那么，王后的门庭必然冷落得长满蓬蒿野草。公子异人既贤且能，作为人质被遗弃在赵国，在朝中，他的母亲又帮不了他，他引颈西望想回秦国。华阳夫人如果能请求安国君立他为太子，那么，公子异人虽然不在国内，但很快将会成为一国之君；华阳夫人本来没有儿子，立公子异人为后，就相当于有儿子了。”
　　一席话说得阳泉君连连点头。为了他自己的荣华富贵，也为了他姐姐日后的地位，他急忙进宫去见华阳夫人，说服华阳夫人召异人回国。接下来的一切，便都在吕不韦的意料之中了。
　　需要说明的是，《战国策》的记载有些混乱。前面说阳泉君是“秦王后弟”，即秦昭襄王王后的弟弟，因为那时安国君尚未即位，秦王应指秦昭襄王。而后面又暗示阳泉君是华阳夫人的弟弟，前后矛盾。看来还是司马迁所记更接近史实。
　　商鞅：吕不韦的反面教材吕不韦到秦国游说华阳夫人，为异人取得了继承权，看似全靠他出手阔绰、巧舌如簧。其实不然。吕不韦深知，秦国这个崛起于西部的大国，非常保守，对外来的人向来缺乏信任。而外来者却懵然不知，一边为秦国的壮大费尽心思，一边因为得罪了秦国的保守派而性命不保。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帮助秦孝公进行变法的商鞅。
　　商鞅本来的名字叫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代。他青年时代就喜欢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认为只有靠严格的法令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使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充满朝气。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卫国的当权者格格不入。郁郁不得志之际，他听说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想要向东扩张、恢复秦穆公的霸业，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国境内求贤，便跃跃欲试，想到秦国去大展鸿图。
　　他到秦国之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与秦孝公谈论治国之道。他陈说了成霸业之道与强国之术，秦孝公非常动心，决定任用他治理秦国。
　　在商鞅与孝公讨论政事时，秦孝公虽然被商鞅提出的霸业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无疑虑，因为通过和商鞅的交谈，孝公知道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成就霸业，必须要先移风易俗、变革法纪。而秦国虽然是一个西部大国，民风却极为淳朴，国内的许多制度、习俗都是沿袭建国之时的部落遗风，所以秦国虽然因此拥有勇武之气，却同时因为这种旧俗而使贵族与领兵大将权力过大，君主在国家大政方面的意愿往往不能顺利实现。商鞅的霸业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经过这些贵族与大将们的同意，可是商鞅准备实行的政策又多处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所以秦孝公很担心变法革新能否成功，就让商鞅与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各抒己见，借此探听大臣们对变法的反应。
　　就在上朝时，商鞅和秦国的保守派大臣展开了一场大论战，秦孝公所担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们陈说出来，而商鞅在这场论战中一枝独秀，凭着他敏捷的思维和缜密的考虑，一一驳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论点。
　　商鞅说：“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我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智慧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辉煌的成就。谈论至德的人往往与世俗难以相容共处，成就大功业者不会和众人商议计谋。所以能够使国家强大的圣人，是不会拘泥于固有的成法的；能够为国民造福的圣人，是不会因循旧礼的。”
　　商鞅这一番长篇大论，让秦孝公非常激动，他马上表示：“说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龙见孝公明确支持商鞅，十分着急，上前进谏说：“商鞅说得不对。那些圣人，不必改变那些民众的本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变原有的法纪，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现在我们这些执政者，想要教化民众，一定就要针对民众的特点，不必过分费自己的精神，也不必过分使民众劳累，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循规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纲纪去治理国家，才能让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让民众安定而不受惊扰。”
　　秦孝公并非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君主，他听到甘龙的话，有些心动。商鞅见状，急忙上前说道：“甘龙所说的道理，不过是世俗中平庸的见解而已。普通人当然愿意安于现状，服从于旧有的习俗，学者则往往被他们所听到的和所学到的东西所蒙蔽，渐渐这些他们所学的和所听到的东西成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这两种人，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守法官员，但是不可以和他们讨论旧有的法纪之外的东西，因为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而不懂得思考，因此头脑僵化，不思进取。请大王想一想，当年夏、商、周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拥戴的君主，但是他们的礼仪制度却完全不同。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是因为使用不同的法纪而成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纪，而愚钝者只能被法纪所约束；贤者可以改变礼仪移风易俗，而不肖者却只能拘于既有的礼仪风俗。请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国都是些畏缩不前、因循守旧的庸人，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穆公时的霸业，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不世功业呢？”
　　另一位保守派大臣杜挚说：“常言说得好，‘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请大王好好想想这句话，如果没有一百倍的利益，变法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乱子而已。而且，师法古代作为执政的标准是没有过错的，遵循旧礼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啊。”
　　杜挚的话虽然没什么力度，但是也增加了孝公的担忧，因为他就是怕一旦变革旧法，却不能达到使秦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目标，那不是空忙一场吗？正在此时，商鞅不慌不忙，进奏道：“治理天下不必用一个方法，管理国家也不必师法古人。想当初，商朝的大王成汤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没有因循守旧而成就王业的，这一点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皇帝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王，都是因为不知道在新的时代应该更改礼仪制度而导致亡国的。与古人的礼法相反，并不是错误的，而遵循旧有礼法的行为也不值得赞扬。”
　　商鞅对杜挚的语气比较客气，使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下来。满朝文武见秦孝公明显倾向于商鞅，而且见到了商鞅巧舌如簧的表现，都不敢继续上前与之辩驳了。其中一些顽固派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暂时不表态，准备日后再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威望来说服秦孝公。
　　孝公见商鞅已经在言辞上压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说的都在理，便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马上封商鞅为左庶长，然后又指派他制定变法的方案。
　　这次朝堂上的议论，虽然以商鞅驳倒群臣而告终，但是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他即使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控制局势。所以，商鞅和保守派因这次争论而将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保守派虽然屈服于秦孝公，但他们对商鞅的仇恨却因此而隐藏下来。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连坐之法，令基层百姓互相监督，而且编为基层的军事单位；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而私下斗殴则从重处罚；勤于耕田织布的，国家进行奖励，从事私人工商业的，要捉拿为国家做苦役；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级秩序，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的标准。
　　这些变法内容，其中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标准的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皇室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战、奋勇杀敌，还有失去这个尊贵出身的危险。所以，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变法措施颁布一年多之后，秦国境内有一千余人说新的法令实行起来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执法。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
　　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们想知道商鞅要如何处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向秦孝公进言说：“我制定的新法不能顺利实行，关键在于上面的人不遵从。现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惩处，以后大王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万难实现了。可是太子是您的亲生儿子，也是秦国未来的君主，是不能加以重责的，所以，我们最好用权宜之计。”
　　秦孝公见商鞅如此说，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对他进行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的惩罚，于是对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将太子少师公孙贾刺面，让他们替太子受刑。
　　满朝大臣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觉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惩罚，便人人惕厉，再也不敢多生事端。
　　商鞅处治太子的师傅，虽然打击了保守派的气焰，但保守派的实力仍然存在，没有被连根拔起。这次事件也让保守派和商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子受到这样的处罚，也是心中有气。
　　这消息传遍了全国之后，国人无不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大大增强了，经过几次战争，占领了邻国魏国的大片土地，并将首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势力已经指向中原，时时都有向东进兵、进攻六国的可能。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的宰相，宗亲皇室贵族们对他多有怨恨，因为他制定的新等级制度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劝告他，希望他为自己寻找退路。但商鞅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觉得自己制定的法令严明如山，谅那些贵族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因为这种致命的自负，继续对贵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压政策，导致他们联合在一起，等待时机报复商鞅。
　　终于，在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贵族们趁机以谋反的罪名状告商鞅。商鞅无路可逃，最终被擒，身受车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杀掉。他死之后，因为他的法令确实对秦国的强盛有巨大的作用，所以法令得以保留下来，被历代秦国君主所沿用。
　　商鞅的个人悲剧，是和他推行法令不计后果有关的。秦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也有盘根错节的贵族势力，他明知他们是阻碍革新的有害力量，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处理，先是在朝堂之上凭着自己的口才压服他们，并依靠君主的意志强制推行了新法，而后又只是一味压制他们、打击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改造成对秦国有利的新阶层。而且，他依靠的也只是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和当时的君主秦孝公，等到孝公去世，他失去了靠山，他制定的法令也无法保护他，最终使他被五马分尸。不过，这些贵族只是对他个人怀有仇恨，他们也知道商鞅的法令有益于秦国，在秦国国力强大之后他们的利益也会随之恢复，甚至获益更大。他们认为这些法令还是可以继续实行的，只不过由商鞅这个偏狭的人推行，所以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之故，保守派贵族在杀了他之后，他制定的法令并没有被随之废除。
　　有了商鞅这个前车之鉴，吕不韦就打定算盘，自己对异人的政治投资，不能建立在得罪秦国贵族的基础上，而是相反，要联合他们、讨好他们、为他们着想，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一幕，吕不韦尽心竭力地为华阳夫人着想，最终推出异人这个解决华阳夫人心头大患的救命稻草。
　　吕不韦的成功，正是以商鞅的失败为镜子，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一点来看，吕不韦的智慧高过商鞅，而商鞅的惨剧也警醒了吕不韦。
　　张仪：吕不韦的“精神教父”
　　如果吕不韦只是从商鞅那里吸取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借鉴，那么他根本不能顺利地说服华阳夫人，把异人作为秦国将来的继承人。所以，吕不韦的成功，还得益于另一位秦国的“外来户”，他就是张仪。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用智谋、战略让秦国蒸蒸日上的，基本都是东方各国的移民。当然，这些移民最终都被秦国当权者猜忌、仇恨而不得善终，但他们的精神财富则给了秦国无穷的力量。
　　吕不韦所借鉴的，就是张仪的“连横”战术。
　　战国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遂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
　　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
　　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有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
　　张仪，魏国人，其生年不明。秦惠文王即位以后，继续坚持孝公时代“任人唯贤”的方针，许多外国的“士”纷纷投向秦国。公元前329年，张仪来到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直接参与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这时公孙衍担任秦国的大良造。公元前328年，张仪与公子华带兵攻打魏国，一举拿下魏国的蒲阳城。张仪乘机推自己的连横政策出笼，建议秦王把蒲阳归还魏国，并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做人质，而他将利用护送公子繇入魏的机会与魏王接近，游说魏王投靠秦国。
　　入魏后，张仪对魏王说：“秦国对待魏国可是真心实意的好啊！得到城邑不要不说，反而又送人质来到魏国，魏国怎么说也不应对秦国失去礼节呀，应该想办法来报答一下吧？”
　　“怎样来报答呢？”魏王问道，“秦国只喜欢土地，魏国如果能送一些地方给秦国，秦国一定会把魏国视为兄弟之国。如果秦魏结成联盟，合兵讨伐其他诸侯国，魏国将来从别的国家取得的土地肯定会比送给秦国的土地多很多倍。”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心，于是把上郡十五县和河西重镇少梁献给了秦国，从此秦魏和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至此，黄河以西地区全部归秦所有。
　　张仪回到秦国，立即被秦王提拔为相，代替了公孙衍的大良造职位。公孙衍因得不到重用遂离秦奔魏。公元前326年，惠文王任命张仪为将，率兵攻取魏国的陕，并将魏人赶走，同时在上郡筑关塞。这一事件引起魏国的极大惶恐，于是在当年和下一年接连两次与齐威王相会，企图依靠齐国对抗秦国。
　　由于张仪从中挑拨离间，又极力为秦国拉拢齐国和楚国，齐国不仅不帮助魏国，反而与楚国共同打击魏国。由秦归魏的公孙衍趁机发动“五国相王”，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尊重，同时称王，结成联盟，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楚国却迎头给魏国浇了一头冷水，就在“五国相王”的当年，发兵攻魏，在襄陵大败魏军，占领了八个城邑。由于齐、楚的破坏。五国相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而魏惠王更加憎恨齐、楚二国。张仪代表秦国却又采取了更为狡猾的手段：公元前323年，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挈桑相会，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在此后果然放弃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入秦朝见，张仪也被魏王任命为相。
　　为了使魏国进一步臣服于秦国，张仪于公元前322年辞掉秦国相位，前往魏国。魏王因其大名，立即用他为相。张仪当上魏相国以后，便寻机为秦国拉拢魏王。他对魏王说：“魏国土地纵横不到千里，士兵不超过三十万。四周地势平坦，各国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攻，没有大山大河的阻隔。从新郑到大梁只有两百余里，战车驰骋，士兵奔走，不费多大力气就到。魏国南边跟楚国接境，西边跟韩国接境，北边跟赵国接境，东边跟齐国接境，士兵驻守四面，守卫边防堡垒的不少于十万人。魏国的地势，原本就是战场。如果魏国向南亲附楚国而不亲附齐国，那么齐国就会来攻打它的东面；向东亲附齐国而不亲附赵国，那么赵国就会来攻打它的北面；不和韩国合作，那么韩国就会来攻打它的西面；不和楚国亲近，那么楚国就会攻打它的南面；这就是所谓四分五裂的地理位置……“大王如果归附秦国，秦国出兵攻打黄河以南，占据卷地、衍地、燕地、酸枣，胁迫卫国，夺取阳晋，那么赵国不能向南支援魏国，魏国也不能向北联系赵国。魏国不能向北联系赵国，合纵联盟的通路就断了，合纵联盟的通路一断绝。那么大王的国家要不危险就不可能了。如果秦国说服韩国攻打魏国，韩国害怕秦国，秦、韩两国一致对付魏国，魏国的灭亡就快了。这是我替大王担忧的问题。
　　“我替大王着想，不如归顺秦国。归顺了秦国，楚国、韩国一定不敢乱动；没有楚国、韩国的威胁，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一定没有忧患了。秦国所想要削弱的莫过于楚国，而能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魏国。楚国虽有富足强大的名声，但实际空虚；它的士兵虽多，但是容易败逃溃散，不能坚持战斗。如果全部出动魏国的军队，向南攻打楚国，胜利是肯定的。割裂楚国而加强魏国，亏损楚国而满足秦国，转嫁灾祸，安定国家，这是大好事。大王如果不听取我的意见，秦国将派精兵向东进攻，那时即使想归顺秦国，也不可能了。”
　　魏王思量再三，最后同意了张仪的观点。不久，魏王派太子入秦朝见，向秦表示归顺。张仪在魏国担任了四年相国，于公元前318年又回到秦国，秦惠文王仍然用他为相。公元前316年，张仪与司马错带兵入蜀，灭蜀为郡，接着又攻灭苴国和巴国。
　　修鱼之战后，齐国出兵打败了赵和魏，并与楚国结成联盟。齐是东方的强国，楚则虎踞南方。因此，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为秦向东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一着。公元前313年；张仪再次辞掉秦国相位，向南去拜见楚王。到楚之后，他首先派人买通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利用其取得怀王信任，然后着手离间齐楚关系。他对怀王说：“我们秦王所敬重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大王您，即使我张仪愿意为臣下的也首推大王您；我们秦王所憎恶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齐王，就是我张仪也最憎恨齐王。齐国虽然和秦国曾经是婚姻之国，然而齐国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太多了。现在我们秦国想讨伐齐国，所以我们秦王就不能侍奉大王了，我张仪也没法做大王您的臣子。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断绝关系，臣下将请求秦王把商於六百里地方献给楚国。这样，齐国就一定会被削弱，齐国被削弱了，大王就可以使役齐国。这是向北削弱齐国、向西施德于秦而自己占有商於之地一计三利可得的事情啊。”楚王十分高兴地应允了他。大臣们都向楚王庆贺，楚国上下皆大欢喜。
　　张仪虽然说动楚怀王，但楚国不乏有识之士。原来在秦国用事的陈轸，张仪为相后来到楚国，对张仪的意图非常清楚。他劝怀王不要听张仪之言，以防被欺而又和齐国断绝关系。但楚怀王早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利欲熏心，根本听不进陈轸的意见，而且把楚国相印交给张仪，接着一面派人去齐宣布断交，一面派人跟随张仪去接收土地。
　　回秦后，张仪称病三月不上朝，楚怀王得不到土地，以为秦嫌楚与齐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因此特派勇士前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一面与楚彻底断交，一面派人入秦与秦王商议共同伐楚。目的达到，张仪出见楚国使者，告诉他“从某至某，广袤六里”送给楚王。楚使回报怀王。怀王暴跳如雷，大骂张仪是出尔反尔的小人，气冲冲地要兴兵伐秦。陈轸此时又建议怀王联秦抗齐，怀王盛怒之下，一心只想报复张仪，又一次拒绝了陈轸的正确意见，派大将军屈匄与裨将军逢侯丑等率兵进攻秦国。
　　公元前312年，楚国与秦齐大战于丹阳，结果楚军大败，屈匄、逢侯丑和受封有爵位的将领共七十余人被俘，八万楚军被消灭，汉中郡也被秦夺走。战败消息传来，楚怀王简直气得发昏。在狂热的复仇情绪的支配下，他调动楚国全部军队进攻秦国。由于孤军深入，楚继败于蓝田。这次韩魏两国也乘机向南进攻楚国，一直打到邓邑。楚腹背受敌，急忙撤军，只好割了两个城邑向秦国求和。
　　秦国大败楚国之后，与其能够抗衡的国家就只剩下了齐国。公元前311年秦国派人与楚国谈判：愿分汉中之半与楚，以同楚结盟。然而，怀王对张仪耿耿于怀，宁可不要汉中之地，而要张仪以泄忿。张仪闻讯，欣然赴楚。张仪一到楚国，就被怀王囚禁起来，准备杀掉张仪。但张仪使用种种手段，通过楚国大夫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郑袖请求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受夫人蛊惑，又害怕得罪秦国，加上仍贪图土地，权衡再三，最后下令把张仪释放，并且还客客气气地招待他。
　　张仪又趁机游说怀王：“当今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两个大国交战，当势不两立。大王如果不亲附秦国，秦国将出兵占领宜阳，韩国的上地就会被割断。秦国攻下河东，夺取成皋，韩国一定会投降，魏国就会闻风而动。秦国攻打楚国的西面，韩魏攻打楚国的北面，国家怎么会不危险？……秦国现在据有巴蜀，大战船顺江而下，一日能行三百余里，用不了十天就可以到达扞关，扞关受到威胁，楚国的东部地区就很难保住，西部地区的黔中、巫郡就不再属于楚国了。秦军如果出武关，楚国北部地区也会断送。楚国遭到秦国的进攻只在三个月以内，而楚国要想得到诸侯的援救却至少得半年，所以，楚国不与秦国亲善是不行的。再说，坐等弱国的援救而忽视秦国的威胁，这正是下臣为大王所担心的事情。
　　“秦国出兵攻打卫阳晋，一定会堵塞天下的胸膛。大王出动全部军队去进攻宋国，不要几个月宋国就可以拿下来，拿下了宋国，然后一直向东，那么泗水边的众多小国就全归大王所有了。
　　“现在秦国和楚国接境连界，本来是地缘亲近的邻国。大王如果能听取我的意见。我将让秦国太子到楚国做人质，楚国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献秦国女子做大王的姬妾，进献居民万户的都邑作为汤沐邑，长久作为兄弟邻邦，永世互不攻伐。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一席话说得楚怀王连连点头称是，马上同意与秦和好，并送走了张仪。不久屈平出使归来，问及怀王为什么不杀张仪时，怀王又后悔了，派人去追却为时已晚。
　　张仪离开楚国，接着就前往韩国，游说韩王道：“韩国土地不到九百里，储粮不够吃两年，大王的士兵全部动员也不足三十万。秦国有武装士兵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勇猛的士兵飞奔前进，不戴头盔，拿起武器，愤怒冲入敌阵的，不可胜数。山东各国的士兵披着铁甲，戴着头盔去参加决战，秦国人丢下甲衣，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冲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捉住俘虏。秦国的士兵跟山东各国士兵相比，正像大力士孟贲跟胆小鬼一样；用巨大的威力压下去，正像大力士乌获对婴儿一样。在战斗中，让孟贲、乌获式的勇士去攻打不服从的弱国，无异于把千钧的重量压在鸟蛋上，一定没有幸存的了。
　　“大王如果不归顺秦国，秦国将出兵占据宜阳，隔断韩国的上地，东进夺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的宫殿、桑林的苑囿都将不属大王所有了。秦军阻塞成皋，隔断上地，大王的国土就被分割了。先归顺秦国就安全，不归顺秦国就危险。
　　“所以我替大王策划，韩国应该帮助秦国。秦国所希望的莫过于削弱楚国，而能够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韩国。这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而是它的地势是这样。如果大王向西归顺秦国，攻打楚国，秦王一定高兴。攻打楚国，利用它的土地，转嫁祸害而使秦国高兴，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韩王听信了张仪的计策，表示与秦通好。张仪这才回到了秦国，向秦惠文王禀报了情况，秦惠文王念其功劳卓著，遂封其为“武信君”，并赐封给他五座城邑。其后不久，秦惠文王死亡，其子荡继位，称武王。武王自幼讨厌张仪，群臣忌妒张仪的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也害怕大祸迟早降临，因而用计辞掉相位，奔魏。
　　公元前310年，张仪病死。至此，一代纵横家张仪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从张仪的一生来看，他所奉行的“投靠强者，孤立弱者，吃掉落单者”的战略构想十分高明，但可惜的是，张仪只把这一思路运用在外交方面，而没有用它来谋划自己的处境。如果张仪能够用连横的思想来摆平他和秦国当权者的关系，那么他也许会享尽荣华富贵，颐养天年。
　　张仪所没有做到的，吕不韦做到了。与借鉴商鞅一样，吕不韦也借鉴了张仪的人生经验。他不但从张仪的连横战略中悟出了团结强者（太子柱和华阳夫人）的成功要诀，更从张仪的人生失败中悟出了将外交战略运用到人际关系方面的道理。
　　作为秦国众多的外来户之一，吕不韦通过一次豪赌，奠定了他日后在秦国的政治地位。而他从前辈外来户的失败中吸取的经验，则让他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逐渐走向了他人生的顶峰。
　　吕不韦通过活动，替异人谋得了一个“期货”，那就是日后的秦国继承权。那么，为什么吕不韦这样一个大商人，会赔上自己的全部家当，努力要成为一个政治家呢？请看第三讲《商人伦理与官僚帝国精神》。
  第三讲商人伦理与官僚帝国精神
　　马克斯·韦伯有一本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是基督教新教徒的教义与早期资本主义自强、奋进精神之间的互动。如果真的要追究吕不韦为何要从政，而且初出茅庐就获得胜利，恐怕答案就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人伦理与中国特有的“官僚帝国”精神之中。
　　儒商：吕不韦的理论导师中国的商人，从其精神层面可以分几种，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又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儒商”。
　　说到儒商，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贡。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书上称他富比陶朱公。孔子虽然口头上“罪子贡善居积”，但内心还是偏爱他的。
　　那是一个久远的年代，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浩若烟海的史籍中找寻到有关子贡的记载。而且幸运的是，子贡是司马迁的宠儿。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几乎占了1／3的篇幅，司马迁毫不惜墨地告诉人们：子贡是孔子最富有的弟子。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写道：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
　　孔子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和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孔子的成就离不开子贡的贡献。
　　相传孔子要到楚国去，困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弟子皆有饥色。孔子叫子路到一家餐馆去请求帮助，子路对老板说：“我是孔子的弟子，我们师徒一行生活暂时有困难，请先生给予援助……”老板答曰：“孔子的弟子？不行！如果是‘孔方’（钱）的弟子还可以商量。”于是子路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孔子。这时，子贡挺身而出，拿出他珍藏的珠宝、美玉去换回了食物，孔子师徒才得以渡过了此难关。从此，孔子对子贡刮目相看，不再歧视。
　　毫无疑问，子贡是聪明的。凭着这一点，子贡不但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成功地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另一面——成为一代富商大贾，并因此被后世称为儒商鼻祖。
　　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贡一直伴随在身边。这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不但是他追求真知、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他积累财富的过程。
　　这正是子贡值得尊敬又高人一筹的地方。他成功地将政商结合为一体，借孔子宣传自己学说的政治出游，大搞商业活动，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来他成功出使救鲁国，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00多年后的今天，政商互动显得同样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治家的重要出访，总是在为商人开路。2003年下半年，美国财长、总统为了美国制造业频频到中国、日本来干预汇率。日本政治家为了石油更是流水般地轮番做客俄罗斯。与这些商业目的明确但外表含蓄的出访相比，有些政治家甚至直接就带上了一个较访问本身更引人注目的商业团组。与其遮遮掩掩，不如更为直接一些，反而会因此吸引到更多的眼球，收到更佳的效果。
　　应该说，子贡是一位天才商人。孔子因此称他“亿则屡中”，非常赞赏他独到的经营思想。如今看来，子贡的经商之道在于遵循朴素的经济价值规律，掌握好市场的供求关系，贱买贵卖。他的许多商业思想，至今仍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正是这种天才的商业头脑，使子贡成为了一代富商大贾。而更为可贵的是，子贡经商不是“不义而富且贵”，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思想超前而且知识渊博、品行端正的商人来说，“儒商之祖”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计然是春秋时期天下闻名的经济学家，对治理国家的策略极有研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治国方略，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截然不同。
　　如果一个国家要打仗，就要首先做好后勤战略防备工作，时刻准备好待用之物。如果能知晓国库物资的多少，相互对照各种物资的供需状况，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计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富国强兵、称雄于天下，只有首先将经济基础打好，国家物质富足了，才可能有条件训练军队，使自己的国家兵力强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计然的许多见解，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还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辟和实用的“经商良策”。
　　比如计然说：“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计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按照五行的说法，岁星处于金位，是丰年；处于水位，是荒年；处于木位，有饥荒；处于火位，是旱年。旱年则预造船只，水年则预造车辆，这是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经营法则。每六年一个丰年，每六年一个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荒年。粮食的价格，每担低于二十钱就会损害农民，高于九十钱又会损害商人。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商品就会减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土地就会荒芜。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就能使农民和商人都得利。买卖公平、价格合理，使税收和商品都不匮乏，这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
　　在这里，计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阐述市场运行的规律，而且又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谈论了应当如何去具体操作。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
　　除此之外，计然还认为，要在商业领域里保持长盛不败，关键要善于“用智”。他曾经这样说：“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经营商业的基本法则是，货物必须完好，不积压商品，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容易腐烂的货物和食品不要长期贮存，不要囤积货物企图抬价。考察某种商品是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预知它的贵贱。价格上扬到了极限就会下跌，下跌到极限又会上扬。因此，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应该使资金货物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通。
　　很显然，计然的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越王勾践就是运用这些“经营理论”来治理国家的，十年之后，越国终于富强起来，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吴国，报仇雪耻，之后又进军中原，成为春秋时期的五大霸主之一。
　　政商：权谋中悟得失儒商具有理论深度，但商场还是感性的现象比较多，因而，人生阅历是商场胜负的重要因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恰恰有一批身为官员，或者有过做官经历的商人，他们从政治斗争与人情世故中悟出了得失的道理，从而在商业活动中游刃有余。
　　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一作敬仲，齐国颍上人。他少时家贫，青年时从事商业，后辅佐齐桓公施政，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多方予以改革，尤以搞活经济、开发商业以及对利害观的透彻分析纵横于春秋，成为先秦时期著名的商人改革家。
　　管仲身处诸侯四起、争霸称雄、社会激烈动荡与深刻变革的时代，他以商人的胆识、思想家的睿智，洞察到诸国分立、兼并逐步走向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势，胸怀创造霸业的宏伟政治抱负，从政辅佐齐桓公达十余载，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落后的齐国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将趋利避害的商业策略贯之于政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管仲出身寒微，从小就诵读《诗》、《书》，学习礼仪，练习驾车、射箭的武艺。但因为生活贫困，他在年轻时不得不中途辍学，去从事被人看不起的商业，以经商来养家糊口。由于善于把握商机，他总能出其不意地大赚一笔，同时这些经历也促进了他对社会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与经验，对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弊病有了深刻认识。面对社会动乱、国家贫弱、人民困苦的生活现实，他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管子·禁藏》篇揭示出了商业经营的一个基本谋略：趋利避害。
　　天下这么多事情，大家都是为一些利益所驱使，为利益而奔忙。人之常情是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可能不干，见到祸害则不可能不躲避。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
　　渔人们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
　　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在经商过程中，“利”与“害”的矛盾更是斗争的焦点。商业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经营目的的，投资是期望财富不断地增长，实力不断地扩展，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企业是经济组织而不是慈善机构，因此经商必须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利益。
　　商业的利润来自市场运营，来自顾客一方，如何趋利避害获取利润呢？作为经商者要有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利与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为了获取利益必然首先“给予”顾客，这其中包括调查顾客的需求、购买动机，从而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通过广告宣传把产品信息传递给顾客，同时，还要加强售前、售中、售后各项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
　　在这一阶段，商人进行的是一系列“利他”的行为，这是否有悖于“趋利避害”的原则呢？当然不，如果把商业在市场中的投入也看做“害”的话，那恐怕这位商人就要另投他业了。事实上，只有经过一系列不懈的利他行为，经商才有可能实现“利己”的目的，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在经商运作中，“利害”关系亦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商业内部利益的分配直接触及商业内部员工的利益。我们要正视“皆为利驱，皆以利往”的利益观，这是经商的根本。
　　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经商者在能判清“利害”的情况下应有足够的能力化不利为有利，这是现代经营中至高的谋略之一。因为在商场竞争中有些问题是无法闪避的，这时候就需要商人能够“智者之虑，杂于利害”，考虑问题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在有利情况下看到不利，采取措施避免不利情况出现。而在不利情况下也要能够看到有利，创造条件使不利转化为有利，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创造条件的思想前提是学会全面地考虑问题，而在具体关系上就是因势而变地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孙子曰：“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这就是说，要使诸侯屈服，就要用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要役使诸侯，就要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要使诸侯归附，就要用利益去引诱它。只要使诸侯害怕、困扰和引诱的条件具备，就能使之屈服、被役使和归附。
　　商业的成败往往在于利害的转化上，运作得好，商业经营就会蒸蒸日上，运作不好，商业就会不断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而几千年前的管子倾其一生的实践将趋利避害的原则完整地展现在了现代商人的面前。
　　管仲的商业哲学乃至治国之道均是以“利”为中心的，他在商海中之所以能纵横捭阖，关键在于能够明辨利、害，趋之以利，避之以害，则莫不富也。虽然他后来弃商为官，但他一生没有忘记从商海中学来的这一经世韬略。
　　管仲看似唯利是图的小人，实则不然。他以利观人，得鲍叔牙这一人生知己。后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毅然决定返齐为相。在任期间，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使齐由弱变强。在春秋天子权威日见削弱之机，管子反其道而行之，以尊王攘夷赢得天下大利，终使齐九合诸侯。齐国的辉煌正是管仲商业谋略贯之于政治的最经典的范例。
　　管子治国为经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如不可图小利而致大害，相反可以舍小利而赢取更多利益。利害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商业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它应当能够应对时变，在关键时刻创造条件规避风险，获取利润。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人。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圣祖，人称陶朱公。
　　范蠡看到越王勾践运用计然的理论治理国家，使越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十分感慨地说：“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动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取得了如此满意的效果，我打算也用这些策略来发家致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范蠡改换姓名，到了齐国就化名为鸱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为朱公，乘坐扁舟往来于江湖之中，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范蠡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有各样的用途，发生战争需要军备，日常生活需要各种货物。透彻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规律。作为生意人，要懂得储备各种货物——干旱时期要生产舟船，洪水时期要备好车骑。农业生产变化无常，丰收时要多留储备粮，以备灾荒时用。粮食价格要保持合理标准。粮价低，农民受害，失去种田积极性，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粮价高，商人没有收购能力，粮食卖不出去。只有让农民和商人都得利，粮食交易市场才能兴旺。这既是商经，也是治好国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质量要完善无疵，手中的资金要不停地周转。买卖货物，要注意其特点，易腐败的食品不要久留，尽快脱手。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供求情况，知道哪种商品过剩，哪种商品短缺，才能对其价格贵贱了如指掌。凡商品贵到极点必反贱，贱到极点必反贵。掌握住这一规律，对于贵的商品也可以像对待粪土似的尽快出手，对于贱的商品则可视如珠玉一样收取过来。经商者手中的资金不要闲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
　　范蠡提出六个经商思想：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春秋末期，自由经营的私商兴起，他们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要获利赚钱，就必须重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范蠡是那时善于预测行情、敏于掌握时机、在经营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代表。
　　二是贵贱复反，贱买贵卖。范蠡认为，货物的时贱时贵是会有一定规律的，五谷贱贵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物极必反，物之多少，价之贵贱，会向其反面转化。他运用计然“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观点经商，看到市场上某种货物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反之亦然。货物价格的贵贱与货物的“有余”和“不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他认为具体从事经商的人应该在某种货物价格昂贵时，就要像对待粪土那样，赶快卖出去，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利。
　　三是完物上种，质高货真。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的。商品的质量是指商品效用的好坏，即使用价值的高低。效用好，使用价值高的，质量就佳，反之就是劣。商品的质量关系到生产者、商人本身的信誉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当时当私营个体手工业者大量兴起以后，范蠡就用计然之策，提出“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货真，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提出“腐败而食之货勿留”，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四是薄利多销，不敢居贵。“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是商人的目的。范蠡主张“不敢居贵”，仅“逐什一之利”。他与投机奸商不同之处是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他提出的“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转次数，使得同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做更多的生意，从而在扩大购销中去增加利润的总额。范蠡是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型的古代经商者之典范。
　　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蠡经商之术广泛地利用了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之策，大获其利。天旱预先进船只，天涝预先进车辆。大水年预做车子的生意，因为这时用船，车子没人买，价贱，水灾过后，车子将成为市场上特别需要的抢手货而涨价，可以赚钱。在天旱时预做舟船的生意，其理相同。
　　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范蠡主张在增加储备的同时，应力求加速周转，要求“无息币”。他信奉计然“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在市场经营中应该像流水似的畅顺，快速周转。所以，他主张“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快销，加速商品、货币在流通领域的周转。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做到快销、快购，加速商品流通中货币——商品——货币的进程，切勿保守惜售，观望吝购而阻碍“货币——商品——货币”在流通中的周转。
　　贤商：得财有道的清醒者除了儒商、政商之外，还有一批“单纯”的商人。他们并没有深厚的学识与文化背景，也没有从政的经验，但是他们的经商业绩却与前两种商人不相上下。究其原因，正因为他们是纯粹的商人，所以更懂得不能搞短期行为，而是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临猗王寮村的西面路侧，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大坟冢，这就是战国时期百万富翁猗顿的古墓。猗顿只是其号，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他是我国战国初年著名的大手工业者和商人。
　　猗顿并不是河东地方人，《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他是“鲁之穷士”。起初，他穷到“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程度，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将另一谋巨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遂辗转至当时“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与时逐”，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
　　猗顿羡慕不已，就向陶朱公范蠡问发财致富之道。
　　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
　　“五牸”是什么？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就是牛马猪羊驴的母牲畜。
　　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渐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
　　猗顿听了陶朱公的话，就离开老家，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20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积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场所。在水草茂盛的峨嵋岭下，畜牧“五牸”，大量繁殖。
　　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不到十年的工夫，他的牛羊多得无法计数。史称“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他由一个“鲁之穷士”，变成了百万富翁，名传天下，富比王公，俨然和陶朱公齐名了。因为他发迹于猗氏，所以人们称他猗顿，他的真名字反倒失传了。
　　猗顿来到河东以后，就在猗氏县城南二十里的王寮村安家落户，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一直到死。王寮村有猗顿宅，不过如今年深月久，遗址已无从考究。他死后，尸骨就埋在王寮村的西边，并没有搬回老家去安葬。
　　猗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他为当时晋南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以牛羊而致富的过程，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东盐法志》卷一说：河东池盐为“池水浇晒之盐，可直（接）食用。不须涑治，自成颗粒。”即将池水浇在地上，风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不需要煮炼。因此，《左传·成公六年》中称其为“国之宝”。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物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池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
　　关于猗顿开凿运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资料的佐证，我们只好存疑。这里仅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从客观需要方面讲，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此后永丰渠的开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从地形上看，这—线地势平坦，无山石阻隔，工程难度不大。从生产力水平考虑，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大大增强了人们开发水利的能力，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期魏国邱地开凿的12条引漳水渠、魏惠王时开凿的鸿沟等足以证明猗顿时已有能力开凿那条运河。从财力上讲，猗顿当时已成巨富，有力量兴修运渠。当然，历史事实需要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至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论。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贩卖珠宝，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等同陶朱公，并可与王室并提。
　　提到埋葬猗顿这件事，在猗氏人民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饶有趣味的佳话。
　　其一是猗顿对运城池盐的帮助。那时节，运城盛产池盐，但由于运输条件很差，盐的销路不广，附近人民的生活也自然很窘困。猗顿利用自己雄厚的畜力，大搞池盐运输，畅销秦、豫、鲁各处。这样一来，大大活跃了池盐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猗顿不只搞运输，也做采盐、贩盐的大生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猗顿用盬盐起。”
　　其二是猗顿对当地水利的兴修。横贯猗氏城南的涑水河，那时本是一条“害河”：天旱时它干涸，雨涝时它横溢，不能灌溉田地，反使庄稼遭灾。猗顿雇用劳力，疏通河道，加宽河岸。于是，“害河”变成了“利河”，人民得了好处。
　　其三是猗顿对穷苦人民的周济。猗顿后来成了百万富翁，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早年的穷困，也常常做一些修桥补路的善事。
　　由于以上原因，到现在，两千多年了，其间沧海桑田，多少古墓都已相继泯没，作为外乡人的猗顿，他的墓不仅没有泯没，反而一直保护得很完整。
　　《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了许多富商大贾，其中专门写到了善于“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
　　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
　　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够不上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战国时周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他从商主要经营的是农副产品的贸易，其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却与贪贾奸商们投机倒把、走歪门邪道的生意经不同，白圭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
　　其实说起来，白圭的经商之道并不复杂，用八个字就能概括，那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又怎么解释呢？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
　　比如，在丰收的年份以及粮食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民总要把剩下来的多余粮食脱手卖出去，一时间市场上就会出现粮价下跌的现象，而白圭就在这时大量把粮食收购到自己的粮仓之中，这就是“人弃我取”。
　　在粮食歉收的年份或者是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就急需购买粮食以维持生活，这样粮价就会暴涨，而这时白圭就把存粮再拿到市场上出售就可以获取暴利，这就是“人取我与”之道。
　　不仅如此，在歉收年份粮价上涨的同时，往往手工业产品和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就会下跌，而白圭也就及时大量收购这类物品，这还是“人弃我取”，总之这套商业理论给白圭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白圭也将此做法自我标榜为“仁术”。
　　此法的经营特点是，在某些商品还尚未形成社会的迫切需要时，会一时的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商品的价格从而也会降低不少。这时就要预先大量购买囤积，等到社会迫切需要此商品而使价格上涨时再行出售，这就是白圭“待乏”的原则。
　　他这样掌握时机进行买卖，所出的收购价格即使比当时的市场价高一些，但相对于歉收年的“人取”之价而言，还是很便宜的。而销售时价格即使比当时的市场价低一些，但是和购进时的价格相比还是很有赚头的，这就叫做“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
　　白圭这样做虽然不能取得最大程度上的利润，但是由于他长远的目光，有计划地大量购销，因此还是能够从中获取大量的收益。而且此做法客观上还对市场起到了调剂供求关系的作用，对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好处。从商业道德角度来看，白圭可以算得上是位诚贾良商的。
　　与热衷于经营高级商品和一味在抬高价格上打主意的商人不同，白圭还有一个自己的经营原则，那就是薄利多销。
　　他主要经营的是谷物粮食，丝绵蚕茧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不高，但是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仍可获厚利。而且他主张选择品种优良的种子，提供给农民以增加谷物的收获量，作为一名当时的商人，白圭能够从观念上把商业的发展放到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来运做，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白圭实不愧商业理论家之称。
　　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经济基本规律，而且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应也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
　　白圭对自己的这套经商之术也很是引以为自豪，他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智，即是机敏灵活，能够随时以应付各种变化的形势；勇即判断果决、当机立断，决不可坐失良机；仁就是取予适当，不要一味与人争利；强则是说要意志坚定，时机不成熟决不能轻举妄动。他表示缺乏上述条件的人是无法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中立足取胜的。由于白圭经商之术高明，受到了历代商贾们的推崇，白圭已成为了天下富贾大商所效法之楷模。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歉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
　　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生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安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
　　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做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恐怕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白圭的“待乏”原则，是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遇到的事作为自己赚钱之道。可见，机会、生意、财富并非难觅，而是无处不在。它就在你的身边或者正与你擦肩而过，甚至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可以推断，既然“天下言治生祖白圭”，那么，吕不韦肯定也学习借鉴了白圭的经营思想。吕不韦“贩贱卖贵”，就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思想的翻版。
　　商与战：中国商业文化的精髓前面三种商人，都是经商的高手，但是如何能够让自己成为高手中的高手？中国古代商人就提出了一个命题：商战。商场如战场，所以进行商场实战，从商战中获得经验，则成为吕不韦乃至整个商人阶层共有的智慧来源。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商战”也并非全无章法，而是有着非常独特的理论，后人将其归结为商战的“十大要诀”。
　　商战的第一要诀，就是“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汶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巨富。这种不唯任时，且唯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商战的第二要诀，是“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子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坚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巨万。
　　“见端知末，预测生财”是商战的第三要诀。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民食不果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做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池鱼，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薄利多销，无敢居贵”是商战之中第四重要的诀窍。
　　先秦商业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的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第五大商战要诀是“雕红刻翠，流连顾客”。
　　《燕京杂记》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做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流连忘返、百顾不厌。
　　第六要诀是“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时，商人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出，以此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戒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吕不韦比较擅长的，是商战中的第七要诀：“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宋代的沈括举例说：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如果贸而流通，加快周转，则利百万矣。
　　商战第八要诀，是最接近于兵法的“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粱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将库存高粱大量出手。结果高粱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粱歉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第九个商战要诀，也是很多人都容易忘记的，“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导致吕不韦最后失败的，正是他没有重视的商战第十要诀：“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头脑灵活的人做事，唯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儒商、政商、贤商这三种类型，基本可以概括中国古代商人伦理，那就是态度务实、善于总结、眼光长远。而商人的这些基本伦理，恰恰和中国古代“官僚帝国”的精神不谋而合。所以，吕不韦才能成功转型，从一个纯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政治家。
　　吕不韦从儒商那里学到了善于总结经验、深思熟虑的长处，因而有条不紊地制订计划，实行他的“奇货可居”投资；他从政商那里学到了政治与经商可以互相参证、考校得失的道理，于是从商业的风险投资行为中获得灵感，并且从商鞅和张仪的人生中悟出了得失之道；他从贤商那里学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便不急于求成，而是努力经营自己的政治投资事业；他在商战中领悟了战场与商场之间的联系，更是举一反三，从中感受到了政坛活动也与自己的商业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处。
　　可以说，没有商人伦理，就没有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大政治家吕不韦。而吕不韦却没有想到，自己想要为政治投资进行“双保险”的一招险棋，会成为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千古之谜。请看第四讲《偷龙转凤：追加投资的内幕》。
 第四讲偷龙转凤：追加投资的内幕
　　一般来说，当某人在某个集团内部取得重要地位，他就要有更加出色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的确配得上自己的地位，同时赢得集团内其他人的信任。而对吕不韦和异人这个同盟来说，异人靠吕不韦的扶植才获得了继承权，已经别无所求。而吕不韦偏偏进行追加投资，将一个美貌姬妾送给异人，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箭双雕：巩固地位的“献宝”
　　吕不韦是个精明的商人，其次才是一个冷静的政治家。所以，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有着各种能够利于他的理由的。为刚刚获得继承权的异人寻找姬妾，自然也不仅仅是笼络“君心”这么简单。
　　事实上，吕不韦正在筹划一招险棋，如果这一手成功，异人的一切，就会巧妙地变成吕不韦的。这就是历史上疑云重重的“秦始皇身世之谜”。
　　吕不韦西行游说取得成功后，与异人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聊天，等待回秦国的时机。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使吕不韦的风险投资前景更加美妙。
　　正常的男人有个通病：好色。尤其是成功的男人、有钱的男人，更是难过美人关。俗语云：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嘛！
　　富商吕不韦当然也不例外。他在邯郸经商，少不了声色犬马。邯郸的勾栏瓦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夜总会、歌舞厅之类场所，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他在这些娱乐场所发现了一个美人，这个美人正当妙龄，能歌善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真可谓天生尤物。
　　于是，吕不韦便与这个美人同居了，或者说包她做了“二奶”。大概富商只要看上了谁，是非要搞到手不可的。在金钱的攻势下，有几个女人能抵抗得了？何况是用身体谋生的女人呢！
　　一个图色，一个图钱，两人自然一拍即合。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处处可以看出司马公对这个天生尤物的厌恶之情，以至于连她的芳名也懒得记下来，于是，后人只好用赵姬来称呼这位不该在历史上佚失姓名的女人。
　　两人同居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赵姬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一天，异人来吕不韦家做客。两人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吕不韦令赵姬出来给异人敬酒，大概也想借此向异人炫耀一下自己的情妇是多么漂亮！
　　异人此时已不是当初那个穷困潦倒的落魄公子了，也已经步入了饱暖思淫欲之列。此时异人一见赵姬，顿时两眼发直，七魂六魄全让赵姬勾走了。
　　酒壮色胆，异人抓起酒杯站起来，在赵姬面前动手动脚，非要为赵姬敬酒。
　　吕不韦见异人失态，心中不快，正想令赵姬回内室去，谁想异人冲他说了一句话，差点儿将吕不韦气晕过去。
　　异人竟请求吕不韦将赵美人转让给他。
　　吕不韦不禁大怒。“朋友妻不可欺”。谁知到了异人这里，成了“朋友妻不客气”。
　　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出让给别人，唯独自己心爱的女人不可以。
　　但吕不韦并非一般的男人。在他的眼中，只要能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益，一切都可以用来交易。
　　他一气之下，想将异人赶出去。但转念一想，自己不惜倾家荡产为异人投了巨资，一切正按其计划进行，非常顺利。现在如果拒绝异人的无理要求，必然会得罪他。而一旦得罪了异人，他的付出就真成了肉包子打狗了。
　　为了一个女人，岂能得罪他将来的主子呢？
　　不过是转瞬之间，吕不韦的脑子飞快地权衡利弊。他忽然心念一动：赵姬现在有了身孕，异人娶了赵姬，过几个月，一定误以为赵姬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骨肉。八九个月后，赵姬如果生的是儿子，那么，将来就能做异人的继承人。如此一来，等异人做了秦国国王，赵姬肚子里的孩子便是太子，未来的秦国就被偷天换日改姓吕了……主意一定，吕不韦马上作出无所谓的样子，慷慨地答应将赵姬赠给异人。
　　异人没想到吕不韦如此够“朋友”，于是千恩万谢，喜滋滋地回府，准备过两天来迎娶新娘。
　　晚上，吕不韦与赵姬一番温存之后，向赵姬道出了他偷天换日的计划，并再三叮嘱赵姬：千万别向别人透露已经怀孕的事，待与异人同房两个月后，再告诉异人，就说孩子是异人的。
　　赵姬本是一个风尘女子，只看重金钱与性欲，岂管什么仁义廉耻！她想，跟着吕不韦，终生不过是个商人的情妇；而嫁给异人，将来异人如果顺利继承君位，她就成了王后，何乐而不为！
　　想到此，她怎么能拒绝这等天大的好事呢？
　　赵姬，这个帮助吕不韦完成了古今中外最著名的一笔风险投资生意，又因为生了秦始皇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不仅连名字也没留下来，而且其身世也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先是说：“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下一段却这么写道：“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照前一个说法，赵姬既然是一个舞姬，那么肯定不是出自豪门。一般豪门小姐不会去做舞姬的。而照后一个说法，那么，赵姬大概不会侧身于“邯郸诸姬”之中。
　　为此事，后人猜测：赵姬可能原本出身豪门，后来家族败落，才沦落为邯郸的一个风尘女子。
　　笔者以为，此处极可能是司马公的误记。如果赵姬真的是出身豪门，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赵姬的家族虽然是邯郸豪门，但她的父母属于豪门中比较远的一支，或者说是豪家庶出的女儿。就如异人一样，赵姬的母亲只是豪门贵人的一个不受宠的小妾，她的女儿自然也不受宠爱，所以赵姬沦落为邯郸舞女。而赵姬自从嫁给秦国公子为妻之后，政治地位自然上升了，于是该“豪门”也就接纳了她……司马迁还说，正因为赵姬是“赵豪家女也”，所以才在异人与吕不韦逃跑后，赵国君臣要捕杀异人的家小时，“得匿”，即成功地躲藏起来。
　　即使赵姬的娘家是赵国的豪门贵族，但无论怎么“豪”，也“豪”不过赵国的国君。在国仇面前，赵王不会容许任何豪门放纵朝廷要犯。所以说，赵姬母子并非因为藏在“豪门”，而是因为藏在民间才幸免于难的。
　　赵姬与儿子嬴政（当时叫赵政。异人之所以没让儿子跟自己姓，大概早就有一旦自己遇到危险便让赵姬带着儿子隐藏到民间的考虑）在赵国隐姓埋名六年，嬴政长到八岁时才回到秦国。可以想象，赵姬与儿子这六年来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
　　后来秦国灭赵国后，嬴政亲自到邯郸视察，一方面是为了享受一下衣锦还乡的快感，一方面是为了报仇。他到邯郸后，将“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资治通鉴·卷第六》）。这一行动说明秦始皇的童年是在贫寒与屈辱中度过的，否则他哪来那么大的仇怨？如果他的“母家”真的是赵国的豪门，谁又敢欺负他们母子？嬴政又哪来这么大的委屈？
　　长期受过压抑、屈辱的人，一旦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往往会非常残暴。这是一种报复，也是一种发泄。从秦始皇残暴的性格中，我们也可推断出，他小时候一定受过极为痛苦的折磨，才使其性格变态。
　　《史记》写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异人，以后偷天换日潜移秦国国祚，特意说明这并非吕不韦刻意为之，实乃无心插柳。赵姬与吕不韦的儿子成了秦王，秦王统一六国后成了秦始皇，可谓吕不韦风险投资的意外收获。
　　但也有史家认为，吕不韦深谋远虑，先故意让赵姬怀孕，然后请异人来吕府饮宴，让赵姬出来挑逗异人，从而实现了吕不韦偷天换日的绝妙计划。
　　被清朝文学批评家蔡元放誉为“全要作正史看”的《东周列国志》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吕不韦的阴谋。书中写道：再说不韦向取下邯郸美女，为号赵姬，善于歌舞，知其怀娠两月，心生一计，想道：“王孙异人回国，必有继立之分。若以此姬献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为王，嬴氏的天下，便是吕氏接代，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这注生意。”遂请异人和公孙乾来家饮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两行，自不必说。酒至半酣，不韦开言：“卑人新纳一小姬，颇能歌舞，欲令奉劝一杯，勿嫌唐突。”即命二青衣丫环，唤赵姬出来。不韦曰：“汝可拜见二位贵人。”赵姬轻移莲步，在氍毹上叩了两个头。异人与公孙乾慌忙作揖还礼。不韦令赵姬手捧金卮，向前为寿。杯到异人，异人抬头看时，果然标致。怎见得？云鬓轻挑蝉翠，蛾眉淡扫春山，朱唇点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白玉。微开笑靥，似褒姒欲媚幽王；缓动金莲，拟西施堪迷吴主。万种娇容看不尽，一团妖冶画难工。
　　赵姬敬酒已毕，舒开长袖，即在氍毹上舞一个大垂手小垂手。体若游龙，袖如素蝉，宛转似羽毛之从风，轻盈与尘雾相乱。喜得公孙乾和异人目乱心迷，神摇魂荡，口中赞叹不已。赵姬舞毕，不韦命再斟大觥奉劝，二人一饮而尽。赵姬劝酒完了，入内去讫。宾主复互相酬劝，尽量极欢。公孙乾不觉大醉，卧于坐席之上。异人心念赵姬，借酒装面，请于不韦曰：“念某孤身质此，客馆寂寥，欲与公求得此姬为妻，足满平生之愿。未知身价几何？容当奉纳。”不韦佯怒曰：“我好意相请，出妻献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夺吾所爱，是何道理？”异人惭愧无地，即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爱，实乃醉后狂言，幸勿见罪！”不韦慌忙扶起曰：“吾为殿下谋归，千金家产尚且破尽，全无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从，彼若情愿，即当奉送，备铺床拂席之役。”异人再拜称谢，候公孙乾酒醒，一同登车而去。
　　其夜，不韦向赵姬言曰：“秦王孙十分爱你，求你为妻，你意若何？”赵姬曰：“妾既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弃之，使事他姓乎？”不韦密告曰：“汝随我终身，不过一贾人妇耳。王孙将来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宠，必为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即为太子，我与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贵俱无穷矣。汝可念夫妇之情，曲从吾计，不可泄漏！”赵姬曰：“君之所谋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妻恩爱，何忍割绝？”言讫泪下。不韦抚之曰：“汝若不忘此情，异日得了秦家天下，仍为夫妇，永不相离，岂不美哉。”二人遂对天设誓。当夜同寝，恩情倍常，不必细述。
　　次日，不韦到公孙乾处，谢夜来简慢之罪。公孙乾曰：“正欲与王孙一同造府，拜谢高情，何反劳枉驾？”少顷，异人亦到，彼此交谢。不韦曰：“蒙殿下不嫌小妾丑陋，取侍巾栉，某与小妾再三言之，已勉从尊命矣。今日良辰，即当送至寓所陪伴。”异人曰：“先生高义，粉骨难报！”公孙乾曰：“既有此良姻，某当为媒。”遂命左右备下喜筵。不韦辞去，至晚，以温车载赵姬与异人成亲。髯翁有诗云：新欢旧爱一朝移，花烛穷途得意时。尽道王孙能夺国，谁知暗赠吕家儿！
　　异人得了赵姬，如鱼得水，爱眷非常。约过一月有余，赵姬遂向异人曰：“妾获侍殿下，天幸已怀胎矣。”异人不知来历，只道自己下种，愈加欢喜。那赵姬先有了两月身孕，方嫁与异人，嫁过八个月，便是十月满足，当产之期，腹中全然不动。因怀着个混一天下的真命帝主，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个月周年，方才产下一儿。产时红光满室，百鸟飞翔。看那婴儿，生得丰准长目，方额重瞳；口中含有数齿；背项有龙鳞一搭。啼声洪大，街市皆闻。其日，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异人大喜曰：“吾闻应运之王，必有异征，是儿骨相非凡，又且生于正月，异日必为政于天下。”遂用赵姬之姓，名曰赵政。后来政嗣为秦王，兼并六国，即秦始皇也。
　　秦昭襄王（后人也称之为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初一（公元前259年12月17日），赵姬生下了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儿子嬴政。
　　因为嬴政生于正月初一，古时“正”与“政”音义相通，所以异人给“儿子”取名为“政”。
　　按说，“儿子”应该跟他姓嬴，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让“儿子”姓赵。
　　《东周列国志》的说法是，异人让“儿子”随赵姬姓。而唐朝的司马贞撰《史记索隐》，认为异人觉得嬴政出生在赵国，而秦赵在历史上同宗，所以才让嬴政姓赵。
　　也有人认为，异人之所以让“儿子”姓赵，实际上是一种韬晦之计。异人身在敌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儿子”跟他姓嬴，一听姓氏便知道是秦国人，说不定会给“儿子”带来杀身之祸。而让“儿子”姓赵，一但自己有了危险，赵姬和儿子可以隐姓埋名藏于民间。如果异人真的是出于此等考虑，亦可见异人深谋远虑，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也难怪吕不韦一见之下，便认定他是个“奇货”。
　　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司马迁言之凿凿，毫不含糊。但是，也有史家认为，吕不韦与赵姬同居，使赵姬怀孕，再设阴谋将赵姬献给异人之事，实是后人的猜测臆度，司马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清人洪亮吉、纪晓岚等人所编著的《历朝史案》就认为，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乃“好事者为之也”。理由是《战国策》未记此事。而此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史记》所记许多史事，均不见于《战国策》，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难道司马公所记都是假的？
　　其实，洪亮吉、纪晓岚这些御用文人都是些老古董，认为司马迁揭露了“千古一帝”的不光彩的身世是伤风败俗，有损秦始皇的光辉形象，所以才百般为吕不韦献姬一事进行掩饰。宋朝大名鼎鼎的道学先生朱熹，就是那个宣扬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朱文公，在《朱子纲目》中就没有记录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历朝史案》赞扬朱熹是个好心人，说他“诚不忍以莫须有败人名节也”。
　　但是，司马迁号为“良史”，《史记》被公认为“信史”，一向严谨的司马公记载此事时，并没有用含糊字眼，而是言之凿凿地写道：“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
　　如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司马迁又怎么能用如此肯定的语气？可知司马公必有所本。
　　《史记》这段话中有个词值得注意，即“大期”。何谓大期？《史记索隐》引用谯周的解释说：“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盖当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逾常期也。”《史记集解》也引用徐广的解释说：“期，十二月也。”
　　按谯周的解释，“大期”的意思是大于正常的日期。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谯周认为赵姬是怀胎十二个月，比正常怀孕期多了两个月，所以司马迁用了“大期”一词。这样一来，由于嬴政晚出生两个月，在异人看来，恰恰是十月怀胎，这样正好将吕不韦瞒天过海的阴谋遮掩起来。
　　而笔者以为，谯周的解释略显牵强。因为，司马迁说的是“至大期时”。若按谯周的解释，“至大期时”的意思是“到了超过正常怀孕期的时候”，未免有点文理不通。司马迁应该写作“生时大期”，即“生嬴政的时候超过了正常日期”，这才文从字顺。
　　“大期”的意思就一定是“一年”吗？那也不一定。《老子》有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为限。”这里的大期，指的是“大限”。
　　清人梁玉绳为《左传·僖公十七年》“孕过期”一词作注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这里的大期，又变成了十个月。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大期”解释为“重要日期”的意思。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日子莫过于生日和亡日，所以老子才将人从出生之日到死亡之时叫做“大期”。女人分娩，自然也是个最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即是孩子的“大期”，也是做母亲的“大期”。如此说来，“至大期时”就迎刃而解了，即“到了分娩的时候”。
　　如果说赵姬分娩时比正常怀孕期晚了两个月，那倒是老天相助瞒过了异人。但这也太巧了，殊不可信。再说，司马迁怎么知道人家赵姬的怀孕期向后拖了两个月呢？
　　倒是赵姬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可信度大一些，所以司马迁说赵姬“至大期时，生子政”。即赵姬到了分娩的时候便生下了儿子嬴政。
　　也就是说，异人娶了赵姬后，赵姬还没到分娩期便生下了嬴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司马迁记述吕不韦得知赵姬怀孕在先，然后娓娓道来，说赵姬到了该分娩的时候便生下了嬴政。这分明就在暗示，赵姬嫁与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便分娩了。
　　或许正是由于赵姬归异人之后不到十个月便生下了孩子，当时社会上才流言纷纷，大家推断这个孩子一定不是异人的，而是吕不韦的。所以，司马公才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记下了这段奇闻。
　　不到十个月，赵姬便生下了孩子，难道异人就没生疑心？
　　赵姬告诉吕不韦她已有了身孕之时，说明那时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等异人将赵姬弄到手，赵姬极可能已怀有两个月以上的身孕。民间有“七活八不活”之说，意思是怀孕七个月早产的，婴儿易于成活；而怀孕八个月早产的却不易成活。看来，赵姬与异人同房后七个月便生下了异人，异人很可能认为赵姬是早产，而误以为嬴政是自己的骨肉。
　　如果异人再粗心一点儿的话，根本不会怀疑这件奇事。
　　再说，在异人眼里，吕不韦如此够朋友、讲义气，为他千金散尽，为他两肋插刀，又岂能在这种事上欺骗他！
　　失败的教训：秘密任务拒绝合作者吕不韦敢于出险招，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或者想要孤注一掷，事实上，他手上的筹码很多，并不一定要急着亮出最后的底牌。在他的计划中，献出赵姬只是顺理成章的一步棋，当然，让赵姬带着身孕侍奉异人，是另外的一步了。
　　这样的秘密计划，从头到尾，吕不韦都是自己筹划，不肯假手他人。也许，赵姬自己在一开始也没有完全理解吕不韦的用意。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因为，那些不懂得保密、依靠合作者执行秘密任务的人，最终都是要以失败而告终的。
　　在战国后期，各国的贵族都开始招揽有才能的人做自己的门客，为自己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当时门下养士最有名的有四个人，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
　　其中，春申君黄歇在楚国的势力很大，而且功劳卓著，曾以辩才出使秦国，并向秦王上书建议秦楚两国应该保持友好关系共同发展。当时楚太子在秦国做人质，春申君以命相抵设计将太子送回，随后自己也设计逃脱，因此，做了楚国的相。他还曾率兵救赵，又率六国诸侯军攻秦，可以说是楚国的栋梁。
　　不过，春申君黄歇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富贵”。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富贵，显示富贵。他招纳了三千门客，只不过是显示自己的富贵程度可以养活这么多人；他在楚国所做的事，也都是为了给自己谋求富贵的长久。正是这个弱点，让他在晚年时被李园兄妹所利用，不但失去了他的富贵，而且还引来了杀身之祸。
　　同样都是为了给自己谋得富贵，采用的手段也比较接近，吕不韦和春申君却是两种不同的下场，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春申君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这就要从春申君一件自作聪明的举动说起。
　　在春申君做楚国相的时候，楚考烈王没有儿子可以继位，春申君很为这件事发愁。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个新皇帝即位，也许就会有新的重臣；也许他春申君就不会被继续重用而失去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他想争取主动，扶植一个和自己交好的皇子即位。于是，他便费尽心思地去寻找宜于生育儿子的妇女进献给楚王，虽然进献了不少，却始终没生儿子。
　　赵国有个人名叫李园，此人不学无术，心地极为奸阴，时刻都梦想做上高官，享受厚禄。他先后投靠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都因德才俱无，没有受到重用。李园见自己没有本事，就在他妹妹身上打起了主意。他妹妹年方二八，凤眼龙鼻，樱桃小嘴，逢人一笑，令人销魂。李园的妹妹人虽美丽，人品却同哥哥一样，只认得权势与金钱。她哥哥与她一商量，两人便一拍即合。
　　李园本来打算把他的妹妹进献给楚王，又听说楚王不生育儿子，恐怕时间长了不能得到宠幸。李园便寻找机会做了春申君的侍从，不久，他请假回家，又故意延误了返回的时间。回来后，他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回答说：“齐王派使臣来求娶我的妹妹，由于我跟那个使臣饮酒，所以延误了返回的时间。”春申君问道：“订婚礼物送来了吗？”李园回答说：“没有。”春申君又问道：“可以让我看看你妹妹吗？”李园说：“可以。”于是李园就把他的妹妹献给春申君，黄歇一见李女风姿绰约，又见陪嫁满箱，十分高兴地将李女娶进家中，李园的妹妹立即得到春申君的宠幸，李园也由此从一个普通的侍从成为春申君的上等门客，备受青睐。
　　李女自嫁给春申君后，大受其宠爱，但春申君原配夫人尚在，所以她只能做个小妾罢了。不到三个月，李女怀孕了，便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她的哥哥。李园知道了妹妹怀了身孕，就同她商量进一步的打算。
　　李园问：“在夫人与小妾之间，你愿当什么？”他妹妹说：“自然是夫人！”李园又问道：“那夫人与王后呢？”他的妹妹不假思索地回答：“自然是做王后的好！”
　　李园的妹妹找了个机会劝说春申君道：“楚王尊重您、宠信您，即使是他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如今您任楚相已经二十多年，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如果楚王寿终之后将要改立兄弟做楚国的国君，那么楚国改立国君以后，也就会各自使原来所亲信的人显贵起来，您又怎么能长久地得到宠信呢？不仅如此，您身处尊位执掌政事多年，对楚王的兄弟们难免有许多失礼的地方，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殃祸将落在您的身上，还怎么能保住相印和江东封地呢？现在我自己知道怀上身孕了，可是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得到您的宠幸时间不长，如果凭您的尊贵地位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宠幸我；我仰赖上天的保佑生个儿子，这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就是您的天下了，这不比把命运交给他人强得多吗？这与您身遭意想不到的殃祸相比，哪样好呢？”
　　春申君正巧在为楚王没有儿子而继承人难以确立的问题所苦恼，听到李园的妹妹看似好心的“建议”，一时间利令智昏，认为这番话说得对极了，就把李园的妹妹秘密地安排在一个住所，随后向楚王称说要进献李园的妹妹。楚王把李园的妹妹召进宫之后，因为她是春申君进献的人，加上她天生美貌，很是宠幸她。
　　李园的妹妹入宫才八个月，就生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婴，楚王高兴自己晚年得子，竟然听信了李女的“这是一个健壮的早产儿”的谎言。于是，把李园的妹妹生下的儿子立为太子，又把李园的妹妹封为王后。
　　这时，李园也变成了国舅的身份，他的妹妹多次在楚王面前要求封他的官职，加上他还有春申君的亲信这个特殊地位，楚王自然十分器重他，于是李园开始参与朝政，逐渐把持了大权，培植起了自己的势力。
　　春申君在这场阴谋中，虽然他是孩子的生身之父，而且也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李园的妹妹和她所生的孩子身上，可惜，这件事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知情人，那就是李园。更糟糕的是，李园也要利用这件事扩大自己的实力，击败春申君。
　　如果说吕不韦和春申君在同样的行为中有什么细微的不同，那就是吕不韦严格控制知情人的数量，除了自己和怀孕的姬妾之外，并无第三人知情；另外，打算利用此事谋求个人利益的，也只有吕不韦一人，没有其他的竞争者。
　　春申君是这个阴谋的全过程的见证人。李园担心春申君说漏秘密，就暗中豢养了刺客，打算杀死春申君以灭口。这件事在楚国的都城已经不是秘密，有一些人已经知道了李园的用心。
　　当然，春申君不会说破这个秘密，因为李园的妹妹所生的“太子”就是他的亲生骨肉，一旦事情败露，春申君也难免因为欺君之罪而被处罚。更何况，春申君最爱惜自己的富贵，很想在自己的亲生儿子即位之后巩固自己的地位，做楚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李园见春申君没有什么举动，便暂时没有动他。
　　春申君为相的第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门客朱英就对春申君说：“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如今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侍奉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可以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
　　春申君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福？”朱英回答说：“您任楚相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相，实际上就是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年幼的国君，因而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后再把大权交给他，不就是您南面称王而据有楚国吗？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福。”
　　春申君又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道：“李园执掌国政便是您的仇人，他不管兵事却豢养刺客为时已久了，楚王一去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要杀掉您灭口。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
　　春申君接着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人？”朱英回答说：“您安排我入宫做郎中，负责宫内的军事。楚王一去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人。”
　　春申君此时还认为李园兄妹不会背叛自己，觉得朱英是在夸大其词，不紧不慢地说：“您要放弃这种打算。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友好，又怎么能到这种地步！”
　　朱英知道自己的进言不被采用，恐怕到时候李园剿灭春申君之后祸患殃及自身，就不辞而别逃往他乡了。
　　此后又过了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棘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得到消息，以为自己的儿子做了国王，自己的好运再次到来，就毫无防备地进入棘门，李园豢养的刺客从两侧冲上，刺杀了春申君。同时，派官吏把春申君家满门抄斩。而李园的妹妹原先受春申君宠幸怀了孕又入宫得宠于楚考烈王后所生的那个儿子便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春申君因为贪图富贵，所以被李园兄妹所利用。李园抓住了春申君不肯放弃相位的弱点，主动把妹妹献给春申君，让春申君把她献给楚王，利用了春申君的权势和地位，迅速使自己和楚王攀上关系，然后培养起了自己的势力，再趁春申君在楚王死后以为自己得意的时候将他铲除，自己取代春申君成为楚国的主宰。
　　春申君的败亡，可以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成语来概括。他以为将怀有自己孩子的女子送给楚王，进而扶植自己的儿子坐上皇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王位，但是却忽略了野心家李园。而李园则抓住了春申君的贪心这个弱点，让春申君一步步落入自己的圈套，替自己扫清了把持政权的障碍。
　　春申君的惨剧证明了一个道理：如果要搞偷龙转凤的事情，不能找什么合作者，更不能轻易相信所谓的合作者。因而，吕不韦吸取了教训，在进行自己的计划时，一手包办，自己寻找美女，然后使其怀孕，接着就将这位美女献给异人，不让别人知道这个天大的秘密，免除了后顾之忧，也不给人留下任何把柄。所以，秦始皇的身世就变成天知地知，吕不韦知赵姬知，天下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只能猜疑了。
　　狸猫与太子：真假难分的传说与事实无独有偶，在元朝和明朝更替之际，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皇帝身世之谜”，那就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和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的身世之谜。而这两位皇帝的身世，又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1276年正月，蒙古大军挥师包围宋都临安，南宋政府无力抵抗，年甫6岁的恭帝（元朝给其上的谥号，取对元朝“恭顺”之意。）赵显出降，随后同其母全太后被元军带到元大都，受封瀛国公，开始了他长达47年的俘虏生涯。三年后，陆秀夫负瀛国公之弟幼帝赵昺投海，南宋灭亡。
　　瀛国公一天天长大，随时都有可能被南宋遗民中的反元势力利用，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为此，元世祖忽必烈先是将其送往元上都居住，1288年又将其遣至吐蕃，习学佛法。入雪域后，赵显长住于萨迦大寺，取法名合尊法宝，整日研习藏文，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有《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法论》等传世。在混合着青稞酒的甘洌和酥油茶的馨香的土石寺院中，在星月流逝晨钟暮鼓的诵经日子里，故国之思是否会偶尔袭上合尊法宝的心头？是否一如当年李后主凭栏小楼“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怅然？是否一如先辈宋徽宗在五国城独吟“踏花归去马蹄香”之黯然追忆？当年幽禁李后主的宋太宗可曾料到他的子孙竟也有此归宿？莫不是冥冥之中李后主的刻意之为？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赵显因无意间吟诗：“寄语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林逋），梅花几度开？黄金台（燕昭王所筑，故址在北京，用来广延天下名士）下客，应是不归来”，被怀疑有借故国之思来讽动江南人心之意，遂被赐死。10年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帝位。因他的父亲元明宗暴卒后，他的叔父图帖睦尔篡夺帝位，是为元文宗。文宗为了使自己登基有充足的理由，便下诏说时年8岁的妥懽帖睦尔并非明宗亲生之子，并以此为借口，将妥懽帖睦尔先后徙往高丽、广西。文宗死后，13岁的妥懽帖睦尔才被迎回大都即帝位。因文宗出于政治意图的宣传，民间好事者就附会元顺帝是汉人宋恭帝的儿子，并不是蒙古人。
　　开其滥觞的是元末隐士权衡的《庚申外史》，该书说：“国初收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今甘肃张掖）山寺。有赵王者，嬉游至其寺，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1320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顺帝之父）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
　　明初的余应在《政和县志》里对此事作长诗进一步发挥道：“皇宋第十六飞龙（恭帝为宋朝第16帝），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驰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
　　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发（壬癸为水，丙丁为火，古人以五行附会元朝为水德，宋朝为火德，水克火，故元当灭宋），西江月下生涯终（相传明军攻占大都，元顺帝仓促北返草原，作《西江月》词一首而终）。至今儿孙主沙漠（指与明朝对峙的蒙古北元政权），吁嗟赵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禅，仁厚绰有三代风（指宋太祖夺取后周柴氏江山后，厚待柴氏子孙）。虽因浪子失中国，此为君长传无穷。”
　　这一故事还有新的发展，明初的黄溥在《闲中今古录》里记载：“尝闻先大父南山先生曰：‘永乐间，一日谒尚宝袁公（名忠彻，官尚宝司少卿），公曰：昨日同太监二人侍上（永乐皇帝）为看历代帝王像，看到宋太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宋）真宗而下，诸像清癯，如今时太医一般。看到元世祖，上曰：北人南相。看（元）顺帝像，又曰：此又如太医样，何也？不能对而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晓此耶？昔宋幼主显之妻有娠，元明宗见貌美悦之，乃生顺帝也。’”
　　这桩公案叙述得越来越玄，清代的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现代的王国维等人先后卷入其中，撰文表达自己的看法。事实到底怎样呢，王尧、周清澍诸先生考证后认为这纯粹是捕风捉影。首先是时间不对，元明宗出巡西北是延祐三年（1316年），元顺帝生于1320年，岂有夺人妻子（假定真有其事）过了4年之后才生出“遗腹子”的道理？从地理位置来看，元明宗出巡的是察哈台汗国地面，在今新疆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赵显在今天日喀则以西的萨迦寺修行，俩人不可能跑数千里之外的甘州去谋面。这些极富传奇色彩的记述，只是宋室灭亡以后，怀有故国之思不满异族统治的汉族士大夫利用瀛国公出家后远离中原事迹不显这一段空白，编出离奇的故事聊以自慰的结果。国人最善此法，这可以从盛传秦始皇为吕不韦的儿子那里找到最初的根源。
　　无独有偶，在因元顺帝的荒淫失去大都后，痛定思痛之余，在蒙古人中间也流传着一个和此类似的关于紫禁城的缔造者明成祖朱棣身世的传闻。
　　成书于明末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明军攻克大都时说：“当彼之帝位被夺之际，乌哈噶图可汗（元顺帝）的弘吉剌（蒙古部落名）哈屯（蒙古语夫人之意）已怀孕三月，那哈屯以匿于瓮中而落下了。汉人呼瓮为‘缸’，蒙古则名之为‘博通’。彼哈屯为汉人朱洪武皇帝所收纳，哈屯心想：‘如分娩于七月之后，当视做己子而免于难，愿天父怜悯，再添三个月，凑足十个月吧！’如此祈祷度日，上苍垂恩，于十三个月上，生下一子。洪武皇帝的汉后也诞育了一个儿子。
　　此时，洪武皇帝曾梦见二龙搏斗而西龙乃为东龙所胜，敕令筮者卜其吉凶。筮者说：‘此非二龙，而为君之二子。居西者，属汉后之子；其东者，则蒙古哈屯之子，将继君之宝座而享天命。’对筮者的话，洪武皇帝不加辨别，以为‘虽系后嗣，但母为敌人之后妃，此人生下的孩子，如即我位，显然不好’。于是驱逐出宫，在长城外面替他修造了库克和坦（蒙古语青色的城池，当指朱棣受封燕王驻扎长城附近的北京）住了下来。
　　洪武皇帝在位三十一年而殂。汉地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蒙古人不大清楚太子朱标之事，以为建文帝为洪武之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后，弘吉剌哈屯之子永乐皇帝统率自己少数护卫与山阳之六千兀者人（指蒙古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时，明成祖曾向兀良哈借过骑兵）、水滨之三万女真人以及黑城的汉人整兵来伐，擒获汉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银印于颈而废逐之。
　　于是，乌哈噶图可汗之子永乐皇帝为君，而汉家却认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号曰永乐大明。”
　　在汉文史籍里也不乏关于朱棣身世传闻的类似记载，清初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里说：“明成祖非马皇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这是北方燕都故老的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南京也传出了同样而更具体的故事。王謇的《瓠庐杂辍》记载：“往余幼从关梦辄、师恩同游，师告余曰：冯景亭宫詹桂芬，曾告以克金陵时，官军得明成祖御制碣于报恩塔（明成祖为纪念其母所修，太平天国时毁于战火）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月许耳。明制：宫人入宫，七月内生子者，须受极刑。马后仁慈，遂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太子朱标）之生仅十月稍强也。”
　　当时朱元璋梦到东西二龙相斗，西龙被东龙打败。解梦的巫师告诉他这代表他的两个儿子争位。西龙是汉后的子孙，而东龙是翁妃的子孙。朱元璋听后认为翁妃来自蒙古，本属自己的敌人，让她的儿子继承大统不好，于是就把朱棣贬去边疆镇守。
　　朱元璋死后，朱棣发动叛乱，率领自己的亲兵和山阳的六千兀者人，水滨的三万女真人（按：六千兀者，三万女真都是虚指。一如卫拉特一贯称四万卫拉特，蒙古本部一贯称四十万蒙古。）以及黑城的汉人讨伐建文帝。照这部史书的记载，建文帝被朱棣擒获。朱棣在他的脖子上用银印烙上记号后将其放逐。朱棣自立为大明皇帝，汉人都认为他是朱元璋的儿子。为了酬谢兀者人和女真人的功劳，朱棣遂割让土地给他们。
　　下面对这个记载作一分析：《明史》上的说法，朱棣是朱元璋的正妻马氏所生，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但是朱棣是蒙古妃所出的说法见于各类汉人的野史如《南京太常寺志》，《南京奉先殿序》，在明朝司礼监宦官中也流传甚广。
　　明初朱家皇室纳蒙古人为妃者多有。例如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秦王朱樉取扩廓铁木尔的女儿为妻。可能朱棣的母亲早死，遂为马氏抚养成人。至于这个蒙古皇妃是否以前属于顺帝则大可存疑。不过，怀孕十三个月而生出皇帝并非蒙古人的专利。不用说汉族的那些上古帝王了。《史记》里面一方面说吕不韦把自己怀孕的老婆献给嬴异人，一方面又说秦始皇“孕期年而生”也就是怀了至少十二月才生下来。
　　朱元璋梦到二龙相斗的故事在汉文野史中也是有广泛记载的。例如《随志》就记载“高皇梦二龙绕于庭，—奋而张，—倪而顿；既觉，实懿文、燕邸同游，而文皇厌飞龙焉。”
　　而朱棣向北元和女真借兵一事则是千真万确。明成祖虽然有守边之责，但是他起兵时根本没有多少兵力也是事实。只好向北元和女真借兵。事后明成祖割让大宁卫给冗良哈三卫。此事正史当然不写。但是私家多有著述。如《皇明四夷考》，《三卫志》，《建文朝野汇编》等等。而《国榷》则说成祖“义旗初建，首下大宁，简兀良哈三千骑为奇兵，立三千营，不忘其德，尽指大宁地与之，割雄镇以资伏莽”。
　　又据《朝鲜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二年壬午（公元1402年）三月己丑纪事：贺圣节便参赞议政府事崔有庆回自京师（南京）启曰：“燕兵势强，乘胜远斗，帝兵虽多，势弱，战则必败。又有鞑靼兵乘间侵掠燕、辽之间，中国骚然。”又四年中申（公元1404年）十二月庚午纪事，称帝为燕王时纳於虚出女，及即位，除建州卫参政，欲使招谈野人。
　　这位於虚出就是建州女真的首领阿哈出。朱棣取了他的女儿当王妃。而《明实录》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八月乙卯纪事条则说：升释家奴官，“释家奴者，指挥阿哈出之子，皆以从征有功也”这位释家奴的御赐汉名叫李显忠。
　　朱棣既是篡位，对汉人来说当然要把自己的出身说成是朱元璋的嫡系。在宗法制度下，朱棣如果承认自己的母亲是蒙古人，则他就不是朱元璋嫡出而是旁系中的旁系。以朱元璋嫡系身份夺了自己侄子的帝位在一般人眼里还算是可以。但是以旁系夺权则很可能遭到其他握有兵权的嫡系的打击。
　　而对于蒙古和女真方面来说，朱棣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半个蒙古人的身份来搞好和他们的关系。朱棣负责镇守北疆，一旦起兵，他必须考虑是否会两面受敌的问题。所以要造反成功，他必须安定自己的后方。所以他很有可能自己添油加醋，把自己说成是黄金家族的后裔。对北方各少数民族来说，作为黄金家族的后裔朱棣当然不但有权成为汉人的皇帝，也有权成为蒙古和女真人的大汗。元朝的大汗多不由继承而来。所以朱棣起兵争夺皇位对兀良哈诸部和女真诸部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后来朱棣五次扫荡漠北，军中更有单独编制的蒙古骑兵（即达军）供其驱使。而其中的三千营还是皇帝的近卫军（京营）。这些蒙古骑兵甘于为他卖命，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应该是原因之一。
　　元朝在退回北方的时候，留守在各地的蒙古人并没有一起退出。蒙古史籍上对蒙古人一般称为“四十万蒙古”。这里指的不是只有四十万人，而是指在元朝统治全国时共有四十个万户。在元顺帝撤退时，只有六万户逃了出来，而剩下的三十四万户都留在了明朝统治地区。（否则一般人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四十万户的蒙古本部却斗不过只有四万户的卫拉特）这些留在了明朝统治地区的蒙古人有些被杀，有些则被编入了明朝的户籍和军队。如何稳定这些降人，一直是明朝初期的一个重大课题。朱棣是黄金家族后裔的传说不但对他自己获得这些蒙古降人的效忠有利，甚至对他的后代获得这些蒙古降人的效忠也有利。终有明一代，蒙古军对朱皇帝们忠心耿耿。从下级军官到一品的五军都督府都督到皇帝的秘密警察兼贴身保镖锦衣卫指挥使都可以看到蒙古人的身影。
　　事实上，《明成祖实录》和《国榷》等书记载明成祖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而明军攻克大都是1368年8月的事，元顺帝在城馅的几天前就携后妃子女出居庸关北遁，此时明成祖已经虚龄9岁。蒙古人的这种独特视角，与汉人说元顺帝为宋恭帝之子一样，也可以视为蒙古人丢失大都重返草原后的一种精神慰藉。
　　吕不韦煞费苦心，将自己的未来与异人的政治前途捆绑在了一起。为了获得额外的利润，他更是将怀孕的姬妾送给异人。那么，他所获得的回报又如何呢？请看第五讲《高额回报：从商人到宰相的转型》。
 第五讲高额回报：从商人到宰相的转型
　　商人信奉“投资—回报”的赢利模式，他们认为只要对有价值的领域进行投资，而且发展前景良好，总会获得超出投资成本的回报。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使他获得了巨额回报。但是，得到回报之后，他如何顺利进行转型，从一个投资商变成一个管理者？
　　优化管理，只为长期利润吕不韦和目光短浅的商人不同，更和市井赌徒的心态不同。他所要做的，并不是一个攀龙附凤的短期投资，而是要让自己成为秦国的主宰者，进而从秦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与权力。因而，他要进行长线投资，要通过进入秦国管理高层来行使自己的意志。
　　在吕不韦的努力下，异人虽然在秦国取得了再传接班人的地位，却仍在赵国做人质，一直没有机会回国。好在异人现在有富商吕不韦的接济，不愁吃不愁穿，又有美女赵姬陪伴，赵姬又为他生了个“儿子”，小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一转眼就是两年，异人在赵国过着平静的生活，乐不思秦。然而异人毕竟是秦国王孙，并非一个普通百姓。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永远过平安稳定的平民生活。
　　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率兵猛攻邯郸，大有不灭赵国决不罢休之势。这一事件差点儿要了异人的命，也差点让吕不韦的投资付之东流。
　　有人猜测，说秦昭襄王令秦军攻打赵国，是受了太子柱的长子的游说，太子柱的长子一直想谋求接班，可惜不得要领，败给了异人。所以，有人认为此次秦军攻赵是他的阴谋，意在借刀杀人。
　　但此说是立不住脚的，原因有三：一是攻打赵国这样的大事，只有秦昭襄王有决定权，连太子柱都不能参与决策，何况太子柱的儿子呢？二是秦昭襄王的孙子不计其数，仅二儿子太子柱就为他生了二十多个孙子，所以他可能早忘了还有个孙子异人在赵国做人质一事了。三是在异人被太子柱立为接班人之前，秦国就曾多次攻打赵国，根本不在乎异人的生死。赵国也知道异人在秦昭襄王的眼中可有可无，也懒得将异人作为人质要挟秦国。如此次攻赵的前一年，即秦昭襄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就曾派大将王陵攻打邯郸。这一事件里面，绝非皇室内部继承权斗争所引发的假手赵国杀掉异人的阴谋。
　　秦昭襄王不拿异人当回事，而赵国却将异人当做人质了。因为异人现在成了秦国太子的太子，地位提高了，赵国君臣自然也注意到，他们手中还有个人质呢！在赵国君臣准备用一用异人这个人质之前，吕不韦以其敏锐的嗅觉，感到了异人面临的险境。万一异人被赵国杀死，他三年来的投资岂不一无所获了吗？所以，最不希望异人死的人，是吕不韦。在吕不韦看来，异人简直就是一个金人！所以，他要竭尽全力保护异人的安全。
　　吕不韦与异人一合计，决定立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吕不韦先安排赵姬回娘家躲起来，然后与异人变装易服，带上家中所有的金钱，乘上马车急往秦国而来。
　　在邯郸城门，吕不韦用六百金贿赂守门军官，顺利混出城去。异人和吕不韦前脚刚走，赵国派来抓捕异人的士兵就来到了异人的家中。抓捕异人不得，赵国君臣又想抓捕赵姬和她的儿子赵政，但由于赵姬早已躲藏起来，去抓捕的官兵也扑了空。
　　都说商人爱财如命，但在生死关头，吕不韦一下子将六百金送给守门官吏，在关键时刻破财免灾，说明吕不韦并非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
　　吕不韦与异人来到秦国，首先去拜见太子柱和华阳夫人。
　　吕不韦之所以是个成功的商人，不仅因为他有着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头脑，即使在一些细节上，他也是个有心人。看来，吕不韦仔细研究过华阳夫人的履历，知道她是楚国人。人在外地，都有怀乡恋土的情结。所以，吕不韦在与异人晋见华阳夫人之前，特意弄了一套楚国人的衣服让异人穿上。
　　太子柱与华阳夫人见异人平安归来，都很高兴。特别是华阳夫人，见异人穿着一身楚国的衣服，感动得不得了。她说：“我就是楚国人啊！”并给异人重新起了个名字——子楚。于是，异人从此改名子楚。司马公在《史记》中，便一直以“子楚”名之。
　　过了五年，即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长寿的秦昭襄王去世——这位长寿的国君，让太子柱、公子楚、吕不韦等得好苦！苦等王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安国君太子柱继位成了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封为王后。
　　昭王去世，吕不韦极为高兴，因为他所追求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另一个欢欣鼓舞的人是异人，他因父亲孝文王继位而成为太子，离登王位只有一步之遥。
　　秦国与赵国这几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太子柱一即位，吕不韦便与赵国联络，要求赵国放回赵姬母子。听说子楚成了秦国的太子，赵国君臣赶紧根据吕不韦提供的线索找到赵姬和嬴政，准备将他们送回秦国。这一年，嬴政已经八岁了。
　　秦王柱苦熬了多年才登上君位，却是个短命鬼，可惜这位待位多年的王储，在宫中长期沉醉于声色，迷恋华阳夫人的女色而身体虚空，无力应付繁杂的政务。坐上王位三天之后，他便猝然死去，成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君主之一。随后异人继位，是为庄襄王，吕不韦随即进入秦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展示他的个人才华。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而《史记·秦本纪》则说秦孝文王即位三日卒。其实这也不矛盾。战国时期，一国之君去世，即位的太子要守丧一年，将父王的丧事办完，才算正式即位。秦孝文王是在秦昭襄王去世一年后的第三天死的，所以司马迁又认为，秦孝文王实际正式做秦王只有三天的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秦孝文王是秦王子楚给其父亲上的一个谥号。秦庄襄王是子楚死后的谥号。他在位时称秦王，不叫秦庄襄王。有个电视剧叫《康熙王朝》，里面的孝庄太皇太后一口一个“我孝庄”，这一个小细节就足以说明该剧创作人员的疏忽。“孝庄”是康熙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死后的庙号，后人可以这样称呼她，她怎么知道自己死后庙号“孝庄”、怎么能自己称呼自己呢？
　　子楚做了秦王，倒也不忘旧恩，没有食言，庄襄王即位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为吕不韦而发：立即拜吕不韦为丞相，封之为文信侯，并将河南洛阳作为吕不韦的封地。洛阳十万户成了吕不韦的食邑。华阳夫人也得到了回报，被尊为华阳太后。子楚的“患难之妻”赵姬顺理成章地成了王后，儿子嬴政做了太子。
　　不到十年时间，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一下子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
　　《战国策》所载与《史记》稍有不同的是，吕不韦的食邑为“蓝田十二县”。
　　无论如何，吕不韦的投资已经产生了巨大效益。封侯拜相，成了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要，要钱有钱，要势有势，这是他埋头经商干一辈子也挣不来的家业！更令吕不韦窃喜不已的是，他的亲生儿子成了秦国的太子。这么说来，不久的将来，秦国将是他吕家的天下了——他当初的投资已经实现了“无限增值”！
　　诏令一出，满朝文武惊呆了，因为当朝百官无一人能如此集官、爵、食邑最高等级于一身。吕不韦本人心里十分清楚，这不过是十几年前在邯郸投资所收回的利益而已。秦国大政实际是完全控制在丞相、文信侯吕不韦手上，国王只是丞相意志的传声筒。秦国由此开始了吕不韦擅权的时代。
　　吕不韦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奖赏先王功臣以及对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这使得吕不韦在秦国臣民中影响深远。他收买人心，泽及罪人、功臣和民众。
　　就在此时，又传来一个喜讯，与庄襄王分别六年、留居邯郸的娇姬和稚子从赵国回到了咸阳。这无疑也是吕不韦安排的结果。
　　回到秦国的赵姬仍美艳、妖冶，风韵不减当年。庄襄王见美姬回到身边，自然是怜爱有加，从此沉溺于锦被绣帐之中，无心过问政事。吕不韦独断秦国朝政更是畅行无阻。工于算计的商贾从政，处处都显露出他善于把握时机、取得最大效益的才能。消灭东周就是他执政后立起的第一块丰碑。
　　公元前249年，苟延残喘的东周竟在巩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本来消灭周天子在道义上会受到谴责，此时恰好时机到了，东周君竟图谋攻秦，正给了吕不韦建立功业的机会。吕不韦轻而易举就征服了东周，将其领土并入秦的版图，彻底消灭了统一中国过程中最后的障碍。而吕不韦灭东周，却迁东周君往阳人，不绝其祀，又为自己赢得了崇奉礼义、“兴灭”“继绝”的名声，从而赢得士人的好感，也减少了一些姜、姬姓诸侯国的仇恨和反对情绪，为大批士人投奔秦国和顺利完成统一创造了条件。
　　吕不韦掌权的头一年，秦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显得生气勃勃，秦国的国界已逼近魏国的国都大梁，魏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后魏国请回自窃符救赵后留居赵国的信陵君，信陵君凭着自己的声望，组织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五国联军抗秦，把秦军打得大败，给了春风得意的吕不韦当头一棒。这是吕不韦当政后军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从此他用兵更加谨慎。从失败中，吕不韦知道，不除掉信陵君，秦国的军事征服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吕不韦经过多日谋划，精心安排，到处散布谣言，利用挑拨离间计使魏安釐王解除信陵君的军权，致使信陵君含冤四年后身亡。
　　有意思的是，子楚也是个短命鬼。他即位才三年，便一命呜呼了。太子嬴政即位，这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秦孝文王死时才五十多岁，子楚死时，也只有三十多岁。三十多岁，正值壮年，子楚怎么就早早驾崩了呢？
　　子楚早死一事，令后人产生了许多联想。有人认为，是吕不韦害死了他。因为，子楚只有早一点儿死掉，吕不韦与赵姬生的儿子嬴政才能早一点儿继承王位。再说，吕不韦与老情人赵姬一直藕断丝连，也只有让子楚死掉，这对老鸳鸯才能破镜重圆。
　　《东周列国志》在写到子楚之死时就采用了闪烁其词的笔法：“再说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吕不韦问疾。因使内侍以缄书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旧情未断，遂召不韦，与之私通。不韦以医药进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韦扶太子政即位，时年仅一十三岁。尊庄襄后为太后。封其母弟成峤为长安君，国事皆决于不韦，比于太公，号为尚父。”
　　一句“不韦以医药进王，王病一月而薨”，虽未明说吕不韦将庄襄王毒死，但用意昭然，如此春秋笔法，怎么不令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当然，吕不韦将庄襄王药死之说，只是后人的猜测，于史无据。
　　也有人认为，子楚是纵欲而亡。电视剧《乱世英雄吕不韦》就采纳了这个说法。笔者认为，这个推论还是有道理的。赵姬性欲旺盛，这从后来吕不韦也难以令她满足，不得不为她找了一个特别强壮而且十分放荡的男人嫪毐一事中可以推断。
　　秦王嬴政即位时才十三岁，少不更事，乃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之为“仲父”。朝政遂落入吕不韦之手。吕不韦发迹了，也摆起了谱，门下食客三千人，家童万人，养尊处优，扈从如云，比秦王还威风八面。
　　有吕不韦把持大局，嬴政即位自然是铁定的事情，应该比较顺利。但史家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空白点，即嬴政是何时被立为太子的。
　　嬴政之被立为太子，可能遇到过其兄弟的挑战。子楚回到秦国后，有六年时间没见到赵姬。这六年间，作为秦国太子的公子，他不可能没有别的女人。虽说史上并没有记载子楚在秦国有没有娶妻纳妾，却明文记载他还有个儿子长安君成峤。
　　关于秦始皇的这个弟弟，《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简短的记载：“八年（即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王弟长安君成峤击赵，反，死留屯，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秦王政八年，嬴政二十一岁，而长安君已经能带兵出征赵国了，说明长安君也已经快二十岁了。嬴政被立为太子之时，长安君大概快十岁了，也具备与嬴政争夺王位的条件。但古时一般“立嫡以长”，所以，太子自然与长安君无缘。但这并不能说明长安君对继承王位就没有任何想法。秦王政八年时，长安君突然率兵反叛，说明他与嬴政的关系并不好，不仅不好，而且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如果不是因为王位的诱惑，长安君大概不会铤而走险；如果不是为了保住王位，秦王政也不会采用血腥手段进行镇压。据《史记正义》，长安君是兵败自杀的。嬴政不仅将弟弟“戮尸”，还下令将长安君麾下的将士们全部杀死。由于长安君是在留屯造反的，嬴政又下令将留屯的居民全部迁移到临洮。
　　嬴政八年后清除弟弟长安君的行动，根本没有一点儿兄弟亲情。由此可知，嬴政一定与长安君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就是对王位的争夺。当然，嬴政即位之时，应当是波澜不惊的。朝中有吕不韦，宫中有赵姬，嬴政顺顺利利地成了秦王。
　　雪中送炭：长线投资的特色吕不韦先投机商业转而投机政治的经历，成了后来的效尤者的好榜样。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不务正业，经常被其父亲批评，劝他向他二哥学习，好好务农，置点家业。等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在未央宫大宴群臣，还将他父亲也叫去，当着群臣的面羞辱刘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意思是：“当年你常常说我是市井无赖，在谋生置产业方面不如老二。你看看我如今挣下的产业，和老二相比，谁挣得多？”于是“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在群臣的哄笑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刘邦父亲的尴尬状。
　　当然，刘邦的所作所为与吕不韦的投机截然不同。刘邦之言，只是说明投机政治所带来的回报与投机商业的收益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吕不韦对政治人物进行风险投资取得辉煌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说他是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风险投资家，似不为过。
　　吕不韦的实践，给了后世的精明商人以丰富的启迪。在封建专制时代，历来都是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当官发财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
　　有个贪官说出了一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发了财想做官，做了官想发财，其实都是为了发更大的财。做了官，不仅有了社会地位和护身符，而且更有了发大财、发横财的基础和条件，可以得到单纯经商所得不到的收益。
　　吕不韦由商而官的投机行为，为的是发横财。其实，横财与横祸是紧密相连的。当然，成了一国之相，有了花不完的钱，吕不韦便开始考虑做点能流芳百世的事业了。于是，他由经商转入他的经国生涯。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令古今中外的商人们自叹弗如。后世的商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都在向这位经国巨贾学习，但很少有人能遇到吕不韦所把握的绝好机会，也很少有人能有吕不韦这样的野心。
　　在专制社会里，商人们学吕不韦，在政界人物身上投资，多是为了结交一些政界的朋友，以便让他们给自己撑起保护伞，帮助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
　　结交政界人物，以财物进行贿赂固然必不可少，但最佳方法还是像吕不韦那样，寻找目前还比较失意，但将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人进行长线投资。这种投资是一种雪中送炭般的感情投资，一旦此人将来发迹，那么，收益将是巨大的。这是一种投资少收益大的风险投资。
　　《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给别人衣服穿要在人家挨冻的时候，给别人东西吃要在人家挨饿的时候。饥寒，对于人来说是大祸患，在这时候救助人，才是仁义之举。人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比挨饿受冻还要严重，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要怜惜穷困之人，给他们以出路。如果这样做，那么，君主才能得到爱才之名，也才能得到国家的栋梁之材。
　　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跟后来的《资治通鉴》一样，主要是写给国君看的，意在教育国君如何治理国家。其实这段话，不仅对国君是至理名言，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教益。
　　《吕氏春秋》中的这段话一言以蔽之：要雪中送炭。
　　在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这才称得上是“义”。
　　从商人的角度来讲，“雪中送炭”，是对暂时处于穷困之中的人才的一种投资，既帮助别人摆脱眼前的困境，也为将来得到别人的回报埋下了伏笔。这是一种投入小收益大的投资。
　　用股市上的一个常用词来说，这叫“逢低吸纳”。
　　逢低吸纳，指在股价相对较低的时候吃进，待将来股价走高后抛出以赢利。这是操盘高手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只有在低价位购进，股价升高后，才有望赚取较高的差价，得到较高的收益。
　　“逢低吸纳”，是进行风险投资的最基本的一种方式。
　　观吕不韦及胡雪岩之风险投资事迹，可谓对“逢低吸纳”最形象的诠释。
　　当初异人在赵国穷困潦倒、百无聊赖之时，正处于他的人生谷底。吕不韦在其门可罗雀之时表示愿意资助他，实乃雪中送炭。胡雪岩在王有龄囊中羞涩之际慷慨赠金，更是雪中送炭。
　　一般人都爱锦上添花，很难做到雪中送炭。所以，我们常常见到某人发达之后，身边立即围来不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而某人一旦倒台或财尽，他身边的宵小之徒立即作鸟兽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做齐国相国之时，在薛地有万户食邑，家中收留食客三千人。而当他被齐王罢相之后，“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只有一个冯煖没抛弃孟尝君。
　　这个冯煖也是个善于“逢低吸纳”的有心人。他一定认为，孟尝君作为一个名震诸侯的人物，一定会东山再起。在孟尝君仕途失意之时弃之而去，是最不明智的行为。所以，他在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各奔前程之时留在了孟尝君的身边，为孟尝君官复原职而四处奔走。
　　在冯煖的游说下，齐王同意孟尝君官复原职，再任齐国的相国。冯煖受命前去迎接孟尝君回朝，路上，他亲自为孟尝君驾车。
　　在回齐国都城临淄的路上，孟尝君感慨万千，对冯煖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冯煖一听，赶紧拉住马缰绳，下车冲孟尝君纳头便拜。孟尝君吓了一跳，也赶忙下车扶起这位忠心耿耿的门客，问：“先生为客谢乎？”意思是：冯先生是在为那些无信无义的门客谢罪吗？
　　冯煖说：“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尝君说：“愚不知所谓也。”
　　冯煖道：“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生就有死，这是生物的必然结局。富贵者朋友多，贫贱者朋友少，事情本来就是如此。这就如同人们早晨去赶集，天刚亮，人们早早地去了，侧着肩膀争相进入集市；但日落之后，人们甩着手臂路过集市，却连看一眼也不看。并非人们喜欢早晨、厌恶傍晚，而是由于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只有早去才有可能买到，去晚了，市中便没有了。如今您失去了官位，宾客都离您而去，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您这里已经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您不能因此怨恨宾客而断绝他们重新投靠您的道路，希望您像过去一样对待宾客。
　　孟尝君于是再拜道：“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冯煖的话，道出了人之常情。由此也可见，具有长远政治眼光和投资眼光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无论经商还是从政，历来都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功。
　　所以说，善于“逢低吸纳”，在具有长线投资价值的人物身上花点本钱，是许多投机商人和投机政客做梦都想寻求、把握的机会。
　　胡雪岩：吕不韦的“门徒”
　　要做长线投资，获得高额的回报和附加的利润，那就需要决心和耐心，另外还要有独到的眼光。可以说，吕不韦已经是这种投资者中的翘楚，而一千多年以后，有一位与吕不韦出身、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再次做出了惊人的投资之举，扭转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
　　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史，便是吕不韦风险投资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因为他的资金、势力都不如吕不韦，所以他所付出的耐心、决心，都比吕不韦要多得多。
　　胡雪岩名胡光墉，号雪岩，1823年生，徽州绩溪人。清末有两大著名的商帮，一是晋商，一是徽商。胡雪岩从小就生活在商业气氛浓厚的徽州。
　　胡雪岩早年丧父，他十二岁那年，迫于生计，便告别母亲，来到杭州信和钱庄做伙计。三年后，胡雪岩已经历练得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而且善于察言观色，聪明绝顶，深得钱庄东家的赏识。
　　某一天，胡雪岩外出为钱庄老板讨账回来，在一家茶楼里认识了一个叫王有龄的落魄文人。胡雪岩在钱庄与各种人打过交道，识人颇有眼光。他见这个王有龄虽然衣衫不整，穷困潦倒，却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便断定此人不是等闲之辈。经攀谈，胡雪岩得知，王有龄花钱捐了“候补盐大使”，想北上“投供”，就是到吏部报到，等候补缺。可惜此时的他已经没钱北上了，被困在杭州无计可施。
　　所谓捐官，就是花钱买官，这在封建专制社会是由来已久、司空见惯的事。做官为了发财，但也有些发了财的土财主，认为自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便想弄个官做做，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朝廷若遇到战乱或大灾之年，财政紧张，便允许富商财主花钱买个官做，这样，既充实了国库，又满足了土财主们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于是，“捐官”便大行其道。
　　早在秦朝，嬴政刚统一六国，关中一带便遭遇蝗灾，饥民遍地。李斯认为，现在虽然粮食歉收，民不聊生，各地的土财主一定在往年囤积了大量粮食，让他们将粮食拿出来，可以帮助朝廷赈灾。
　　如何让土财主们自愿捐献粮食呢？考虑到土财主们汲汲以求想得到社会地位的现实，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凡百姓缴粟千石者，拜爵一级。此令一出，各地土财主们欢欣鼓舞，纷纷把自己的余粮拿出来买爵位，朝廷正好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使这个新生王朝渡过了难关。
　　需要说明的是，秦王朝只是允许土财主们捐个爵位，是个虚职，并非实实在在的官职。但李斯此举，遂开两千多年华夏卖官鬻爵之滥觞。到后来，不仅朝廷的爵位可以卖钱，连官职也可以卖。
　　王有龄捐的便是个实职，不过是个候补的，得等这个官职出现空缺，才能由他补上。王有龄捐了个候补官职，只是取得了任官资格，还必须先到吏部报到，然后根据这一官职的空缺情况和吏部的安排，才有可能得到这一职位。这就意味着，王有龄必须到吏部疏通关系，才可补缺。否则，只在家里傻等，他花的钱就白花了，等到死也不会递补上。
　　胡雪岩了解了王有龄的这些情况，心中暗自盘算：从其相貌、谈吐来判断，王有龄不是等闲之辈。他现在沦落在杭州，只不过缺少金钱。如果他有一笔北上投供的经费，便可以做官，日后定会飞黄腾达。
　　胡雪岩再联系到自己，想自己只是个钱庄的小伙计，即使再干十年二十年，也还是个打工仔，只不过由钱庄的“小伙计”变为“老伙计”，难有出头之日。而如果现在找个靠山，将来有贵人相助，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且，助人当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滴水之恩，往往会换来涌泉相报，又何乐而不为！何况当时的胡雪岩年方弱冠，血气方刚，对古时豪杰侠士扶危济困的事迹极为仰慕，觉得自己将来即使得不到王有龄的回报，能救人于困厄之中，也是一桩义举。
　　事也凑巧，胡雪岩为钱庄老板讨账，讨回了一张500两的银票。于是，胡雪岩毅然决然拿出了银票，对王有龄说：“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收。”
　　王有龄见这位萍水相逢的小兄弟竟慨然以五百金相赠，不由既惊讶又感动，担心胡雪岩回到钱庄不好交待，所以执意不收。
　　胡雪岩说：“子毋然，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着，彼必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
　　为了帮助王有龄，胡雪岩横下一条心：回到钱庄，老板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胡雪岩作为钱庄的一个小伙计，竟然私自将"公款"借给素昧平生的王有龄，可谓是胆大包天的豪赌。这种做法，和吕不韦倾尽万贯家财，帮助子楚成为秦国王位继承人的行为简直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胡雪岩的行为，风险性更大。他只有这一张银票，没有更多的周转资金，万一王有龄捐官之后，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生计、买通上司以升官，胡雪岩怎么办？如果王有龄捐官之后，受到官场的排挤，被罢官甚至杀头，胡雪岩怎么办？就算王有龄能够按照胡雪岩的愿望而仕途顺利，胡雪岩违反了钱庄的行规，出路必将困难，他自己要靠什么为生，又能否等到王有龄发迹来报答的那一天？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而胡雪岩在面对如此多的未知时，毅然下定决心，帮助王有龄，可以说，他的勇气比吕不韦要大，因为他所冒的风险比吕不韦大得多，同样，因为风险高，一旦获得回报，将是惊人的。
　　胡雪岩认为，钱庄老板必不会因为五百两银子而真的要了他的小命。将来王有龄顺利做上官，再将钱还上，就没事了。所以他嘱咐王有龄：“做了官、发了财之后赶快将钱还给我，不要忘了我！”
　　王有龄真需要这笔钱！没有这笔钱相助，他以前花的钱便毫无收益。所以，感动之下，他收下了胡雪岩的银票。胡雪岩还惺惺相惜地对王有龄说：“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听了胡雪岩的话，纵是铁人，也会感激涕零。
　　王有龄感动得热泪滚滚，当场便要与胡雪岩结拜成把兄弟。胡雪岩当然愿意，两个人遂互换帖子，成了八拜之交。第二天，王有龄便北上求官去了。
　　胡雪岩为他的“义举”付出了惨痛代价。钱庄老板得知胡雪岩将五百金“借”给了一个陌生人，不禁勃然大怒。不过，此时即使将胡雪岩打死也无济于事，钱庄老板只得将胡雪岩扫地出门。
　　胡雪岩做出了这等“傻事”，被杭州的金融界传为笑柄。私自将钱庄的钱赠人，这个小伙计的胆子也真够大的，谁还敢用这样的人啊？胡雪岩在杭州呆不下去了，只得去了上海，经别人介绍，在一家妓院里干扫地挑水的粗活。
　　对此，胡雪岩无怨无悔。他后来说：“襄助王公进京投供，事后连累我丢了饭碗，当时一点儿顾虑都没有，更没有半点儿后悔的意思。不过为此遭受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受人歧视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英雄如果不经受挫折，怎么能功成名就呢？生活安逸的人，志向不会宏大，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经受得起磨难，眼光要放长远，在目前留些交情，将来才有见面的余地。”
　　应该说，胡雪岩赠金王有龄也是一笔风险投资，而且，这笔投资算是投对了。没有这笔投资，便没有未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在胡雪岩忍辱负重在妓院做苦役的时候，也算是上天有眼，让他在妓院里巧遇王有龄。
　　此时的王有龄已经成了浙江海运局的坐办，掌管海运事宜。这可是一个肥缺，王有龄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闲来无事，便常去妓院玩玩。这一日，不期然遇到了他的大恩人胡雪岩。他乡遇故知，王有龄与胡雪岩自然都欣喜异常。
　　原来，王有龄北上谋官，得知昔日一起读私塾的同学何桂清官居户部侍郎，最近刚刚被任命为江苏学政，遂前去拜访。何桂清颇念旧情，当即赠给老同学白银一千两，并给吏部侍郎和浙江巡抚各写了一封信，推荐王有龄“才堪大用”。王有龄也四处活动，先花钱捐了个浙江候补州官来到浙江，等候何桂清的好消息。
　　何桂清之所以给浙江巡抚写信推荐王有龄，是因为浙江巡抚黄宗汉与何桂清是好朋友，而且黄宗汉又有一件事情要何桂清帮忙。所以，接到何桂清的举荐信后，立即任命王有龄为浙江海运局坐办。由于何桂清已与吏部侍郎通了气，所以，吏部这边一路绿灯，王有龄不几日便走马上任了。
　　王有龄也算是个有良心的人。发达之后，他便派人来到杭州信和钱庄找胡雪岩，但当地无人知道胡雪岩的下落。王有龄四处派人寻找，都不见胡雪岩的踪影。不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是王有龄与胡雪岩有缘，也幸亏王有龄有嫖妓的爱好，两人竟在妓院重逢了。自此之后，胡雪岩便在王有龄的帮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商生涯。难怪后来胡雪岩多次表示对当年因资助王有龄而丢掉工作、流落妓院打杂之事无怨无悔。他这一笔风险投资投对了！
　　错失良机：不懂投资的“近视眼”
　　对“有前途”的人物进行“逢低吸纳”，并非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贫困潦倒者，都有仕途失意者，都有经商失败者，都有默默无闻者。如何发现这些人中哪个是虎落平阳、哪个是龙困浅池，却并不容易。不能慧眼识人，是成不了“吕不韦”和“胡雪岩”的。
　　孟尝君就不是一个慧眼识人的人，他仗着财大气粗，采取来者不拒的办法，不管是不是人才，一概收留。虽然在三千人中，也网罗到了一个冯煖，但成功率是三千分之一，未免太低了！这种投资巨大收益极低的行为，恐为吕不韦们所耻笑。
　　也有人有选择地对某些可能有发展前途的人进行投资，他们的这种投资数目不大，即使打了水漂，对自己损失也不大。而一旦他们资助的某个人物发迹，如果此人尚有良心，一定会对其滴水之恩予以涌泉相报。
　　也有许多人，出于对失意、落难之人的怜悯，或出钱或出力帮助失意、落难者，虽然当初并没有指望得到回报，但日后被帮助之人发达了，会主动前来报恩。如韩信落魄时受漂母一饭之恩，功成名就后找到那个老太太，以千金相报。像这种事例也是史不绝书。旧戏中，“公子落难，小姐养汉，状元一点，百事消散”。更成了戏中故事的俗套。
　　“小姐”在“公子”落难时对“公子”进行资助，就是看准了“公子”的投资价值，并将自己的“归宿”寄托到了“公子”的身上。这样的“小姐”必须要有一双善于识才的慧眼。吕不韦只是倾其家业对异人进行投资，而“小姐”们则是将自己的一生都“投”给了“公子”。这里面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刚死了丈夫，刘秀想为姐姐再找个老公。得知湖阳公主对宣平侯、大司空宋弘情有独钟后，刘秀遂将宋弘召进宫，让湖阳公主躲到屏风后面，他亲自与宋弘闲聊，打探宋弘的意思。
　　闲谈中，刘秀没头没脑地对宋弘说：“俗话说，富易交，贵易妻。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不知宋弘是否猜到了刘秀的用意，宋弘只是说了一句千古传诵的名言：“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刘秀闻言，转头冲着在屏风后等着好消息的湖阳公主喊道：“事情不好办了！”
　　看来，宋弘的老婆在宋弘贫贱之时便用自己的未来进行了风险投资。宋弘发达了，自然不忘在自己贫贱之时以身相许的“糟糠之妻”。
　　唐朝的名相房玄龄不敢接受唐太宗赐与的两个美女，人们都认为房玄龄惧内，其实不然。房玄龄娶妻子卢氏时，还是临淄一个落魄书生。有一年，房玄龄生了一场大病，卢氏为房玄龄喂药喂饭，日夜在他身边伺候。房玄龄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对卢氏说，他死后，希望卢氏再嫁，不要为他守寡。卢氏很感动，为了表示自己从一而终，竟将自己的左眼剜出以明志。因此，房玄龄一生不敢做出对不起夫人之事。
　　当然，男人中也不乏陈世美那样的忘恩负义者。不过，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更令人感念。
　　吕不韦通过长线投资，获得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回报，也获得了权力与地位。那么，在他如愿以偿地获得这一切之后，他又该何去何从？他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保证长远的利益？请看第六讲《以“权”“财”求才：养士的政治功用》。
　　
 第六讲以“权”“财”求才：养士的政治功用
　　中国古代，身处高位的当权者要保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不旁落，会采取几个主要手段：成立同盟，通过联姻巩固联盟；网罗党羽，使当朝大臣尽为己用；虚心养士，靠四方人才为自己出谋划策。而吕不韦采取的巩固权位之法，就是养士。
　　眼光放长远：养士就是养家异人去世之后，吕不韦大权独揽，以丞相的身份主宰秦国朝政。作为一个敏锐的商人兼政治家，吕不韦意识到，现在的小国王终究会长大，所以只有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门客，让他们为自己尽心尽力，才能保证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吕不韦眼中，养士固然要花费钱财，但比起一朝失势人财两空，不如将自己的利润拿出一部分，用来长期供养自己的幕僚和死士。
　　从这一点看来，吕不韦的思路，和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十分接近。
　　嬴政即位之时才十三岁，秦国大权遂落入丞相吕不韦之手。吕不韦尽情地收获着自己的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在秦国，吕不韦可谓呼风唤雨，一言九鼎。
　　秉秦之强，吕不韦继续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一点一点地扩大秦国的实力，一步一步地蚕食周边国家的领土，为秦王政最后统一六国进行奠基。
　　就在秦王政即位的第一年，吕不韦派大将蒙骜进攻赵国，攻取赵国的榆次（即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新城（今山西朔州）等三十七座城市。复派大将讨伐韩国，攻占上党，在那里设太原郡。不久，秦军又攻取晋阳。
　　秦王政三年，吕不韦派蒙骜伐魏，攻取魏国十几个城市。秦王政五年，蒙骜再度大举伐魏，一气攻取魏国二十多座城市，建东郡。从此，秦国的国土大大东扩，竟与齐国接壤。
　　秦王政六年，在秦国咄咄逼人的兵锋之下，赵、魏、韩、楚、燕五国惶惶不可终日。赵国认为只有六国联合，才能抵御秦国。在赵国的努力下，赵、魏、韩、楚、燕乃相互联合，组织了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合纵”抗秦的行动。只有齐国，自以为是东方大国，且离秦国尚远，一直与秦国“和睦相处”，没有参加这次“合纵”行动。
　　五国各出精兵，多者四五万，少者二三万，推举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上将，分兵五路，直攻秦国的渭水南部地区。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此时想向朝野上下显示一下，他不仅会经商，也有不凡的军事才能。他先令将军蒙骜、王翦、李信、内史腾各率五万兵马分迎五国之兵，他自己则亲任大将，统帅王将军之部队，战前，王翦向吕不韦献计说：“赵、魏、韩三国多次与秦交战，有些经验，而楚国在南方，远道而来，自从张仪死后，已经多年不与秦国交战了。若选五营之精锐全力攻楚，楚军必定力不能支。楚军一败，其余四国则会望风而溃。”
　　在五国之中，楚国力量最强，所以楚军统帅黄歇才被推举为五国“合纵”部队的总指挥。王翦此计，实是主张“擒贼先擒王”。主帅所在的军队一垮，其余各军则不战自溃。吕不韦采纳了王翦的建议。不料此计谋为黄歇所探知，黄歇大惊，不用秦军来攻，自己便率楚军连夜奔逃五十余里。赵国的将领得知楚军不战而退，叹道：“合纵之事，今后休矣！”
　　既然作为纵约长的楚国已经退兵，其余四国也都作鸟兽散。列国最后一次“合纵”行动，至此草草收场。吕不韦瓦解五国“合纵”之后，秦国在列国中已经成为一强独大，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有效制约秦国的攻伐扩张，秦国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各国的权贵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凭借封地，大兴“养士”之风，实际是纷纷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战国四公子”便以养士名闻天下。《史记》载：齐国孟尝君“食客数千人”，赵国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国信陵君“食客三千人”，楚国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于是乎，后人便认为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模范，被传为千古美谈。
　　四公子的初衷是不错的，通过“养士”收罗天下人才，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可惜的是，他们对于投奔自己的人，无论贤愚尊卑有才无才，一律来者不拒。如此看来，与其说他们是在收罗人才，不如说他们是在开设慈善机构。事实也说明，他们收罗的“人才”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就连孟尝君手下的冯煖、平原君手下的毛遂，也并无多大建树。当然，这两人在四公子的万余门客当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孟尝君失势后，其门客包括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纷纷弃之而去，孟尝君不由长叹道：“文（孟尝君名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可见当时孟尝君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其他三公子的“客”也好不到哪里去，最惨的是春申君，竟被其门客李园所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王安石有篇不足一百字的短文《读孟尝君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你若视宵小之辈为“人才”，那么真正的人才是不会为你所用的。这就是东汉文学家赵壹所说的“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邪夫显进之日，即直士幽藏之时，概莫能外。可见，光有爱才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慧眼识才。
　　眼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名闻诸侯，出尽了风头，作为超级强国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也眼红了。反正他现在有的是钱，光家里的童仆就上万人，养几千个“士”，是毫无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吕不韦想通过“养士”，培植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吕不韦认识到，无论贤与不肖，来者不拒是不行的，只有识才，才能爱才。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既注重他的“人才库”的量，也注重“质”。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不仅在养士的数量上不让“战国四公子”，吕不韦收揽的门客的质量也是不错的，总体质量也在“战国四公子”的门客之上。在吕不韦的门客中，出了个李斯。此人后来担任秦国丞相，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功不可没。
　　吕不韦还组织门客撰写了一部巨著，“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洋洋二十余万言，这在当时是一部大书了。书成后，吕不韦令在咸阳市门公布，“悬千金其上”，声明若有哪一个人能增加或减少一个字，当场奖励千金。
　　此举一方面说明，吕不韦与他的门客们对这部书都非常自信，一方面也说明参与著书的吕不韦的门客们也都具备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
　　秦王政十年，吕不韦被罢免后，“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杀后，他的门客竟有一千多人前来吊丧，并偷偷地将吕不韦埋葬于洛阳北芒山下。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门客，无论才与德，比孟尝君之流的门客强多了。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对于从政也好，对于经商也好，无疑都有巨大的益处。
　　吕不韦和“战国四公子”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招揽人才的做法，给了后世的政治家和富商巨贾以深刻的启发。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将这个做法总结为八个字：“以财买才，以财揽才。”
　　当年冯煖投奔孟尝君田文之时，见孟尝君供给他的饭很简单，连鱼都没有，便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孟尝君得知后，令厨房每餐供给冯煖鱼吃。过了几天，孟尝君问别人：那个姓冯的满意了吗？那人报告说：冯先生还是弹着剑唱歌，只是歌词变了，唱的是“长铗归来兮，出无舆！”
　　“长铗归来兮，出无舆”的意思是：长长的宝剑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在这里，出门连车都没有！
　　孟尝君听了，觉得此人比只图一口饭吃的门客的要求高，一定有过人之处，便干脆好人做到底，下令给冯煖配备了专车。又过了几天，孟尝君听说，这个姓冯的还弹着长剑唱歌，歌词变成了“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
　　要鱼给鱼，要车给车，不想冯煖仍不满足，又想要自己的住房。由此可知孟尝君的门客们一般都住在集体宿舍。孟尝君便很不高兴了，认为冯煖贪得无厌，便不再答理他。冯煖见孟尝君生气了，知道自己索要住房不会得逞，也就不再发牢骚了。
　　这个小故事说明，越是有才能的人，在为别人打工时，要价越高。
　　胡雪岩曾说：人才像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话虽然糙了点，理却不糙。想找聪明能干之人，在金钱上和人家斤斤计较怎么能行？须要舍得银子，多给工钱，一下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可得到真正的干才。我的秘诀就是：以财买才，以财揽才。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用人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胡雪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经营阜康银号业务时，每当雇佣号友时，“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陈代卿《慎节斋文存》）也就是说，胡雪岩在招聘员工时，先了解其家庭情况，然后一次先支付一年的工钱，让员工在家庭生活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一来，员工自然对老板感恩戴德，工作起来则会尽心尽力。由于不用为家庭生活犯愁，员工自然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此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对于有突出贡献者，胡雪岩还特设“功劳股”，即从赢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励给有功员工。
　　胡雪岩在筹办阜康钱庄之时，急需得力助手。他经过考查，看中了原大源钱庄的一个伙计刘庆生。在钱庄尚未开张赢利的情况下，胡雪岩决定给刘庆生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不包括年终的“花红”），并且先预付了一年的薪水。
　　在当时的杭州，按一户八口之家上等生活水准来计算，一年的吃穿住行也不过二十多两银子。胡雪岩一下子就给刘庆生二百两的年薪，连刘庆生本人都感到意外。
　　高薪使刘庆生对胡雪岩感激涕零。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
　　刘庆生将家人都接来杭州，家里有了钱，生活不成问题，刘庆生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阜康钱庄的经营上了。“心思可以安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阜康钱庄有了刘庆生，胡雪岩既放手又放心。刘庆生也不辜负胡雪岩的厚望，将阜康钱庄经营得红红火火。
　　商人的目的是赢利，其实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为了一个“利”字！
　　对企业来说，要求企业员工“无私奉献”，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当然，并不是说，“无私奉献”过时了、不适用了。适当地倡导奉献精神，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但这必须是在保护每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普遍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是按劳取酬原则。个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否则，只是一味地强调“无私奉献”，将劳动者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最终不仅不能使人“无私奉献”，反而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休戚与共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才会像胡雪岩那样求才若渴，才能视才为宝，才能使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在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之后，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势必使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一个失去优秀人才的企业，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企业。
　　客与士：鱼龙混杂的群体吕不韦养士，不但是自己巩固权位的需要，更是在战国时期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可以说，吕不韦参考了一些叱诧一时的养士名人成功的案例，才采取了养士，而不是联姻与网罗党羽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那么，战国时代的养士，究竟又有何特色？那些名人门下的门客与侠士，个人素质和临阵表现又如何呢？
　　战国的养士之风已和春秋时期有极大的区别。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明的“公”“私”观念。
　　所谓“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集起来。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孟尝君的封地是拥有万户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供养门客。
　　秦昭襄王称赞孟尝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孟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平原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门客甚至可以潜伏在赵王的身边，他所得到的信息甚至比他的国君魏安釐王还快、还准确。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威慑力也大致相同。
　　司马迁一语中的，道出了“四公子”的真实意图。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四公子并非富可敌国，甚至还有孟尝君那样“邑入不足以奉客”的紧张局面，把门客养得肥头大耳就为了博取几句廉价的赞誉吗？显然不是。他们无法摆脱权力的漩涡，争来赌去，还是为了“持权”，甚至是篡国。
　　春申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将刚刚宠幸并怀有身孕的姬妾李氏送到楚王床上。信陵君想要调动军队，不得不把后门走到魏王的小老婆如姬身上……这种不择手段的冒险，莫如说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史记》中常有以某公子故、邻国相倾、不敢加兵的说法，还用问？翻云覆雨的角色正是那些公子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成为主宰战争、垄断特权的政坛大鳄。
　　春申君的门客朱英讲得更露骨：“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这就足够令有头脑的君主感到寝食不安了：国家安危还要看几位公子的脸色，干脆把朝廷解散让公子及其门客们取代算了。其实，从这些公子用心良苦、网罗门客那天起，就等于向天下昭告了自己的政治企图。公子们的实力越强大，他们个人的悲剧命运就来得越迅速、越深刻。大祸临头，即使再狡猾的韬养之术也挽救不了，那种把戏至多是贪生怕死的“马后炮”。
　　蓄养门客号称招贤纳士，惜乎不能算做“政府行为”，而只属于个人行为，这与后世的朋党之争一脉相承。孔子崇尚“不周不比”，而政治却不遵循常规的道德标准，这种东西本来就有谋于密室、工于心计的阴暗特征。倘若真的“不周不比”，你依靠谁、利用谁？虽说“养士”勉强算半官半私，但是这个被雇佣的阶层仍然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是一个以物质待遇为前提、以雇主利益为目的、以个人崇拜为约束的“临时智囊”和“私家敢死队”，这支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属于“半个江湖”，具有某种阴森的力量。更多时候，这支阴森的力量是为了“窝里斗”。
　　养士，太平年代比战乱时期更值得警惕。
　　的确，政治上的礼贤下士多少都有作秀的成分；襁褓里的君王如何“仁、义、礼、智、信”，总归不能剔除表演的性质。《隋书》记载隋炀帝当藩王的时候，“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直至糊弄得皆大欢喜。“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结果，杨广即位之后，还不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暴君？
　　当然，共患难不易；而同富贵较之更难千百倍。兵临城下与马放南山时，君主决不可能是相同的表情。周文王访姜尚也好，刘备摔孩子也好，还不是一己之私闹的？孟尝君“邑入不足以奉客”，凭什么咬牙还愣充“大肚汉”？他犯得着像孝敬亲爹一样奉养那群大呼小叫的门客吗？政治家的高明就在于掌握火候，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你擅长什么，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把脑袋扎进裤腰带里替他去卖命。
　　身为“大梁夷门监者”的隐士侯嬴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头子了，他对信陵君的“仁而下士”挂着大大的问号，他态度冷漠地考验着对方的耐心，又坐公子驾御的车，又参加宾客满堂的宴会，观察了半天，信陵君始终是“颜色愈和”、“色终不变”，最终，侯嬴相信了自己那双老眼，死心塌地地替这位人生知己谋划，直到“北乡自刭”，自愿送了老命。
　　“养士”看似周瑜打黄盖，实则起哄群殴打太平拳的多。俗谓：“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难何曾见一人？”趋炎附势、攀龙附凤就这么残酷，现世现报，概不赊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句话，百试不爽。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讲得更赤裸，廉颇倒霉的时候，一窝蜂来的门客转眼就一窝蜂地跑了。后来，廉颇东山再起，这帮家伙又来投奔，主人毫不客气地往外轰，门客咂着舌头说：“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说得不错，这是“主与客”都不能无视的前提。你一没权势，二无钱财，门客还陪着殉葬不成吗？
　　那么，四公子号称超过三千的门客究竟是什么货色，公子们比谁都清楚，这些人是他们棋盘上的车、马、炮，可以冲锋陷阵，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树倒猢狲散。孟尝君的升沉给了门下那些势力小人提供了充足的表演空间：“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孟尝君太息叹曰：‘客见文（孟尝君）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话虽如此，孟尝君还是乐于走回头路。门客们恶毒地撂过挑子，也巧妙地救过他的命，这种好处，临时抱佛脚绝对收买不来。司马迁创造了许多条成语，“鸡鸣狗盗”便是其中之一，这则典故在生死关头帮过孟尝君的大忙，王安石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汉书·游侠传》也点名说春秋四公子的风凉话：“（四公子）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所不宾。”难怪被人瞧不起，公子的门客们的确采取了偷偷摸摸、贼眉鼠眼的行为方式，《史记》的记载近乎滑稽剧：“（秦昭襄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襄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
　　两次都是“下流”的门客出手搭救，看来，客无主次，各有专攻，雕虫小技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在历史上标名挂号的“门客”很多，如孟尝君门下的冯煖、信陵君门下的侯嬴、平原君门下的毛遂、春申君门下的朱英……细想起来，他们同鸡鸣狗盗之徒并无本质区别。太平时期，这群构成复杂的“死士”不管本领如何，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非常难伺候，以至于东家不得不曲意逢迎、忍疼割爱。身负贤名的公子们不可轻易犯错误，他们比常人更小心翼翼、更扭扭捏捏、更深藏不露。
　　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这一点史书上虽无专门的记载，但也可寻见其端倪。秦围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集了不少侠士。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集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以“四公子”为代表的战国权贵为人才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所迫，在网罗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行为准则。
　　一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
　　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煖、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信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嬴，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嬴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
　　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名士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入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
　　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只有在战国时代，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睬；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当然，作为进入这种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圈的前提，门客自身必须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武艺，因此游侠对于自己的学识武艺都砥砺求精。《史记》说荆轲“好读书击剑”，曾特地去榆次与著名剑客盖聂论剑。然而，荆柯刺秦王不成被杀后，与荆轲交过手的另一游侠鲁句践还批评荆轲不精于“刺剑之术”。这种对胆识和武艺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练武的习气，后来作为传统一直被中国历代的武侠所继承。
　　三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权贵，在各方面，包括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才能招徕人才，平原君的一个美人在楼上见有个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头。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杀美人，门客离去者过半。手下有人告诉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爱色贱士”而失去人心。
　　于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个美人的头颅，亲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渐渐返回。由于激烈的人才竞争，需要权势者养士时有相当的肚量。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夫人相爱。盂尝君知道后，认为“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不但没杀门客，反而委以重任。后来那位门客出使卫国，冒死阻止了卫君约天下之兵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人因此称赞孟尝君能“转祸为功”。用人者如此宽容的态度，为游士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游侠便是在这样的“小环境”中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知人善任：吕不韦的人才观吕不韦广招门客，并不是来者不拒、壮大门面，而是有他的取舍标准。正是因为他招纳了很多的贤才，才为秦国储备了一批能够出将入相的人才，为秦国最终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人才基础。他为相12年，提出和推行了一整套有利于富国强兵的理论和政策，为实现秦并六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用人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不仅为秦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尚贤：高度重视人才吕不韦的人才理论，集中体现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吕不韦深谙“尚贤为政之本”（《墨子》）的道理，作为一国之相，更深知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求人》）。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吕氏春秋·先识览》）。
　　这两段话是吕不韦对人才重要性的高度概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人才，并把人才看成治国之根本。吕不韦时代，群雄兼并，武力争强，在残酷的竞争中，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凸现出来。
　　吕不韦以政治家的眼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得贤人与得天下直接联系起来，从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尚贤的重要性，认为：“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吕氏春秋·赞能》）并要求国家的统治者，要把尚贤作为基本国策，始终把重视人才放在治国为政的首位，而且在治国中推行了一整套尚贤的政策，吕不韦的这些观点和做法，显然要比以前和同时代的政治家高明得多。
　　察贤：正确识别人才正确识别和考察人才，是重视和任用人才的基础。《吕氏春秋·正名》讲了这样一件事：尹文拜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寡人非常喜欢士，齐国却没有士，怎么办？”尹文听后问：“什么是士？”齐王却没有答上来。尹文说：“有一个人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守信，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德可以叫士吗？”齐王答：“对，这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士。”尹文又说：“假如这人在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反抗，你还用他为臣吗？”齐王说：“不！士受辱不争斗，这是耻辱，这样的人怎么能做臣子！”尹文接着说：“即使受辱不争，但他并没有丧失那四种品德，也就是没有丧失士的根据，而你一会说用他为臣，一会又说不用，这是何道理？”齐王无话可答。在这里，吕不韦是要说明识别和考察人才是有客观标准的。
　　正确识别和考察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吕氏春秋》从不同角度作了阐述：首先，使用了许多类似的概念，如圣、贤、士、能等，从这些概念看，这些“贤人”都是治国需要的品德高尚的能人，也就是德才兼备的人。
　　其次，《吕氏春秋·遇合》指出：“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吕不韦将志向、做事、功劳三者作为举人之本，这个标准把德才兼备具体化了，延伸到做事的能力和政绩等。
　　再次，《吕氏春秋·论人》明确地提出了“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的内观和外观标准。所谓“八观六验”，就是“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他又说：“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吕氏春秋·论人》）。
　　综观这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个是综合的理性标准，核心即德才兼备。第二个是理性标准的具体化，侧重于标准的具体操作。第三个是从内、外不同方面识别考察人才，侧重于方法论。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提出按照这一标准体系识别考察人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举贤：公正地选拔人才在正确识别的基础上，如何选拔人才？吕不韦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公正”二字。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吕氏春秋·贵公》）。吕不韦认为，没有公正的胸怀，真正的人才是举不出来的。
　　他讲了齐桓公的例子：齐桓公想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对他说：“我不如管仲，你如果想成就霸业，就请把管仲救出来，任他为相。”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齐桓公说：“管仲是杀我的凶手，我恨不得杀了他，怎么能用他！”鲍叔牙说：“管仲是为自己的君主射杀人，你如果任他为臣，他也会为你射杀别人。”齐桓公不答应，鲍叔牙坚辞不受。最后，齐桓公还是从大局出发，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把管仲救了出来，并任为相国，结果，齐国大治，很快成为春秋霸主。应该说，鲍叔牙与管仲可谓至交，管仲为囚时，鲍叔牙舍身相救并荐为相，但当管仲病重，齐桓公让他推荐相时，管仲没有因私情推荐鲍叔牙，而向齐桓公推荐了隰朋。齐桓公行公道而不记私怨，起用管仲，使自己成了五霸之首，但在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坚持公正用人的原则，而是徇私情任用了阿谀之人竖刁，最后以致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的经历是发人深省的。为此，他主张举贤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吕不韦还引用晋国的一段人才佳话为例：晋平公要选拔县令，问祁黄羊：“谁可以做南阳县令？”祁黄羊答：“解狐可以”。晋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答：“你问的是谁能做县令，不是问我的仇人。”平公又问：“国家没有尉官，谁可担当？”祁黄羊答：“午可以。”平公说：“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你问的是谁可担当尉官，没问我的儿子。”孔子听到此事后，感慨地说：“祁黄羊可谓公矣！”（《吕氏春秋·去私》）吕不韦赞赏祁黄羊，倡导要公正无私地选拔人才，把那些选拔人的人比做“庖人”，指出选拔人的人以权谋私，如同“庖人”做饭时偷嘴一样，这样的“庖人”是不能为“庖”的。
　　任贤：量才任用人才如何任用人才？吕不韦主张量才任用，用其所长。
　　《吕氏春秋》认为：“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即便是尧舜禹汤这样的人物也概莫能外，吕不韦在赞同孔子主张的“无求备于一人”（《论语》）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夺之事。”只要有一点长处，就可以为我所用。“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
　　《吕氏春秋》还讲了宁戚的故事，宁戚想向齐王谋取官职，因处境艰难，只好给商人赶着车子到了齐国，当他看到齐王时，敲着牛角唱起商歌，齐王见他不俗，就召见了他，宁戚就发表了治理国家的建议，齐王听后很高兴，准备任用他，结果，大臣反对，认为宁戚不是本国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不如了解后再用。齐王坚定地说：“你们不就是担心他有小毛病吗？因为小毛病忘了大优点，这是君主失掉天下人才的原因啊！”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吕不韦认为用人应当“假人之长补其短”，他还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一个人让一只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去执行猫的任务，捕鼠，还用夹子夹住这条狗的后腿，这就使狗抑其长而用其短，结果自然是无所适从，很难有所作为的。他认为只要用人所长，众人才能为其用，才能把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用众》）。
　　礼贤：尊重爱护人才任用人才，人尽其才，还必须“礼贤下士”，必须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吕氏春秋》就此作了许多论述。
　　首先要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吕氏春秋·报更》），为此，吕不韦专门写了《下贤》一章，他认为，君主应该对人才礼贤下士，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才就会敬而远之。
　　“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因此，贤明的君主应该“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吕氏春秋·下贤》），这些是说统治者要有尊重人才的胸襟，并且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吕不韦强调：“君子犹鸟也，骇则举”。没有良好的环境，人才就留不住。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就必须创造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
　　其次要认真对待贤人的意见。“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吕氏春秋·求人》）。“昔者禹一沐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吕氏春秋·谨听》），这是说统治者要虚心听取贤人的意见，善于发挥人才的作用。同时，还要知道贤人的心情，“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国君要与贤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及时了解贤人的心声，还要注意多学习有关知识，拉近与贤人的距离。
　　再次要关心爱护人才，保护人才的利益。“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吕氏春秋·爱士》，吕不韦要求统治者要给贤者提供“食”、“车”、“财”等条件也就是注意解决人才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聚贤：用高尚的品德凝聚人才以高尚的品德聚人，这是《吕氏春秋》的基本观点。吕不韦认为，“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吕氏春秋·知士》），用人才者和人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凡贤人，都愿意与贤人在一起。他打了一个比方：“譬如登山，已经登得很高了，向左右看，巍峨的高山还在上边，贤人同人相处，情况与此相同，所以周公旦说，不及我的人，我不跟他相处，这是拖累我的人；同我相同的人，我不跟他相处，这是对我没什么裨益的人，我只跟贤明超过我的人相处。”
　　自古以来，凤凰择枝而栖，人才择主而事。领导没有聚才的品德，人才就不会趋之。吕不韦认为，欲聚贤者必贤也，国君必须首先勤政为民，“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也就是大政方针必须正确，必须合乎民心，这是聚人的根本。同时，要有高尚的人格品德，“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后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吕氏春秋·功名》）。
　　吕不韦专门写了《上德》篇，论述君王必须以德聚人。“上德”就是崇尚道德，君王自身道德修养高尚，讲诚信，“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他还说了宋国人的例子，宋国有个赶车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他就把马杀死，重新换马赶路，他的马还是不肯前进，他又把马杀死了，这样反复几次，结果，还是不能前进。吕不韦认为，宋国人只学到了用惩罚的办法树立自己的威严，不懂驾车的真正本领，只知惩罚不尚道德的国君，和这宋国人没什么两样。他认为国君高尚的人格品德，就如同在黑夜里举起明亮的火把，火光越明亮，天下的贤士就会像蝉奔赴火光一样归附。
　　“八观六验”与“六戚四隐”
　　《吕氏春秋》中《论人》一篇介绍如何辨认一个人“情伪、贪鄙、美恶”的方法：“外则用八观六验”、“内则用六戚四隐”。
　　八观：根据人所处位置来识别人。
　　通则观其所礼：显贵之时看其所行的宾礼。即有地位时看是否趾高气扬，蛮横无礼。
　　贵则观其所进：任要职之时看其推荐什么样的人。
　　富则观其所养：富裕之时看其所养的门客宾客。即富足之后他结交什么样的人。
　　听则观其所行：即听他所言之后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止则观其所好：即看他业余时间追求崇尚什么。
　　习则观其所言：习是“亲信”的意思。当他身处领导身边，有一定的发言权时看他出好主意还是坏主意。
　　穷则观其所不受：即穷困之时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财。
　　贱则观其所不为：贫贱时看其是否不为非义之事，尽管地位低下，决不做有损国格人格之事，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六验：依据人的情感来认识人。
　　喜之以验其守：使之“得意”看其是否“忘形”。
　　乐之以验其僻：使之高兴看其是否不变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验其节：使之发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约束；惧之以验其持：使之恐惧，看其是否意志坚定，不变信念。
　　哀之以验其人：使之失败，看其是否自制、自强；苦之以验其志：使其处于艰苦环境，看其是否有大志。
　　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他们代表了人的家庭关系。观察他的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人也难以处理好社会关系。
　　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这些代表了人的社会联系。观察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和邻里关系相处得怎样。
　　吕不韦招纳天下人才为门客，让他们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力之外，还组织他们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编书。那么，为什么如日中天的吕不韦会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做一件看似面子工程的修书工作呢？他的真实用意又在哪里？请看第七讲《吕氏春秋，著书为谁》。
　　
 第七讲《吕氏春秋》，著书为谁
　　如何让自己长期保有影响力？这是成功者都要面对的问题。也许，更大规模地开拓事业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但往往也是这种无尽的贪欲，让他们最终功败垂成。清醒者选择了著书立说，将自己的事业心得传给后人，或者将自己感兴趣的文字写给特定的读者。
　　形象工程，还是实用手册正当吕不韦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刻，他做了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让手下的门客编纂一部书籍，而且是汇集天下各家各派思想的书籍。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吕氏春秋》。
　　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本《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想要教给自己的儿子——登基不久的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的治国、安民、求贤的百科全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因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虽然那时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但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国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比较淡漠的，许多仁人志士考虑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他并不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为鲁国出力，而是周游列国，哪个国家愿用他，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
　　就连“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和孟尝君田文，虽然分别是魏国和齐国国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别的国家做官。孟尝君还曾在秦国和魏国做相，并联合燕赵等国攻伐齐国，好像没有人因此而骂他们“卖国”、“叛国”。
　　“兵圣”孙武，其祖父与父亲本是齐国贵族，因见齐国政事紊乱，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矛盾重重，已到了随时发生火并的危险边缘。当时，他的父祖不想涉足政治，更不想陷入国内政治斗争。于是，为了避祸，携家小千里南下，到吴国的乡下躲了起来。后来，孙武便在吴国建功立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战国史，像孙武这样的到异国他乡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不胜枚举。就说吕不韦，本是卫国人，在赵国经商，到秦国从政。可见当时人们出国是比较容易的。
　　像屈原那样“不事二君”的“爱国者”比较罕见。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说和政见，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可谓“百家争鸣”。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可惜的是，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文明停滞期，“百家争鸣”竟成了绝响。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水平，再也没能超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们。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才智之士有机会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才使得当时大家辈出，人才济济。吕不韦见荀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点儿眼红了，也想著书立说以博个青史留名。
　　而这时的吕不韦养尊处优，哪有闲工夫亲自著书立说？他想到了他的食客们。
　　前面说过，吕不韦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闻名诸侯，心中颇不服气。以秦国之强，以吕氏之富，岂能在养士方面输给什么“四公子”！于是，吕不韦也广招天下之士，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食客，顾名思义，就是白吃饭的人。吕不韦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他养士也不会白养，不仅要计算成本，而且还要见到效益。就算养士不能直接给他带来利润，也得给他带来社会效益。
　　吕不韦突发奇想：让食客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政治见解写下来，综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吗？他吕不韦不用点灯熬油地亲自写，让别人代劳，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不是“一言而万世之利”的好事吗？而且，通过让门客们著书，谁有什么样的见解，谁有什么样的才能，谁有没有学问，谁有没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于是，吕不韦一声令下，他的门客们便开始“人人著所闻”。吕不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的综合性巨著的主编。按司马迁的说法，吕不韦让门客们著书，书成后取名为《吕氏春秋》，是气不过荀子等人“著书布天下”。可知吕不韦只是想借著书图“万世之名”。清代的学者毕沅也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说：“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
　　吕不韦组织门客撰写《吕氏春秋》，仅仅是为了与荀子等人争名吗？仅仅是为了自己名垂千古吗？笔者以为，其实也不尽然。
　　除了“图名”这一点之外，吕不韦主编此书还有什么目的？
　　《吕氏春秋》虽然被史学家刘知几誉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一部“杂家”著作，但主要内容却是一些如何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书中动不动就是“先王”如何如何，“贤主”如何如何，分明是一部为君主写的教科书。
　　而且，书中还有大量的有关地理和自然的“基础知识”，就如同给学生上课用的教材。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介绍什么是九野、九州、九塞、九薮、八风、六川：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巂、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崤、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巨鹿，燕之大昭。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联系到书中苦口婆心地教导做君主的如何做一个“贤主”，如何治国安邦、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勤政爱民、如何修身养性……笔者认为，此书实是吕不韦写给儿子嬴政看的，是吕不韦组织人给儿子编写的教科书。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失败的帝王教科书如果嬴政将《吕氏春秋》当做自己的必修课，按吕不韦教导的去做，那么，秦始皇必为一代“圣主”、“贤主”。可惜的是，嬴政将《吕氏春秋》里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视做粪土。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之后，便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搞得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于二世而亡，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天下笑。
　　现存《吕氏春秋》共160篇，20多万字，写到竹简上，可谓汗牛充栋了。这在以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先秦，当然是一部鸿篇巨制。
　　《吕氏春秋》虽然并非吕不韦亲笔所撰，但从行文风格、主要思想来看，肯定是经过某一个人编辑加工了的。书成后，吕不韦令将书稿在咸阳城门公布，“悬千金其上”，扬言谁若改动其中一个字，便给予千金奖励。
　　可见，吕不韦对此书是极为满意的，否则就不会这样张扬了。吕不韦公开征求意见之举，也是空前绝后的。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吕不韦对著书者绝对信任，二是吕不韦亲自参与了此书的编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满意了，才有勇气作出谁若增损一字奖励千金的承诺。
　　到底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成为吕不韦的“一字师”呢？有没有人获得千金奖赏呢？司马公没有记载。我想，很可能不会有人为吕大丞相的《吕氏春秋》“增损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删改一字的文章和书籍？没有人站出来为《吕氏春秋》“增损一字”，并非说明《吕氏春秋》“既尽善矣，又尽美矣”，也并非说明秦国及诸侯没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慑于吕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而吕不韦恐怕也并非真的想使《吕氏春秋》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这样做，与其说他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不如说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
　　商人，作秀与炒作是其看家本领。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可以视为一次广告宣传活动。这一炒，立即使《吕氏春秋》变得家喻户晓，连惜墨如金的司马公也在《史记》中记下了吕不韦的这一创举。
　　既然书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当然要为自己负责。如果他任由门客们乱写一气，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会如此重视、如此满意、如此自信的。这么说来，《吕氏春秋》虽非他亲自撰写，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见解。起码，书中的思想见解与吕不韦的思想见解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讲的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从中，也能隐约发现，其中的许多道理，对经商也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的乾隆皇帝组织一大批学者编纂《四库全书》，《吕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
　　有人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号称“良史”，但也有马虎的时候。理由是《史记》记事，有时前后矛盾。譬如，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组织人著《吕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联系到文中的意思，“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分明是说，吕不韦被罢官流放到蜀地后，才“发愤”而作《吕览》。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作于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吕氏春秋·有始览》之前有篇《序意》，开头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蒴之日……”其中，“维”是语助词，“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岁纪年，“岁在滩”和秦王政八年并不符合，而同时，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来推算，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
　　对此，清人孙星衍解释说：“考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吕不韦指谓是年。”
　　这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两年后，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才被罢相。又过了一年，嬴政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从《序意》标明的时间可知，《吕氏春秋》应该完成于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令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之时，肯定还居于相位。否则，他被罢相流放之后，是没有机会下令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门的，更不可能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诺。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司马迁所写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八个字，并非“不韦迁蜀，乃著《吕览》”，而是用了“世传”两个字。也就是说，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的主编工作之后，便遭到罢官流放的厄运。他虽然被流放了，但他的《吕氏春秋》却流传后世。
　　《吕氏春秋》完成后才过了一年，吕不韦便被罢免了。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什么？是不是说，吕不韦决定招集门客著书之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可能来临的危险？是不是说，秦王嬴政已经长大了，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虎狼之性，才想起写一本书来劝导他？是不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感到危机来临之时的“发愤”之作？
　　当然，这些问题都只是吕不韦可能想到的情况，并不一定真的会发生，也就是说，吕不韦也许并不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父子矛盾而让门客编写《吕氏春秋》的，当然，出于这种原因而编写此书的可能性也相当大。那么，到底真实情况如何呢？
　　要弄清楚为什么吕不韦要大张旗鼓地派人编书，然后又采取夸张的方式进行宣传，就得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写来究竟给谁看。如果只是门客们为吕不韦一个人所写的闲书，那自然就没有父子矛盾的问题，如果书里面有明显的针对秦王嬴政、对他进行教育和规劝的内容，那么吕不韦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孝行览》一章就是专门论述“孝”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的。其开篇即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
　　再如：“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又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文中还大量引用曾子关于孝道的论述，说：“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怎么做才算是尽了孝道呢？文中点了五个方面：“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可以说，反复地强调“孝”，而且将这种个人亲情、伦理方面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孝”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品德问题，而是变成了统治者的治国修养、全面素质的问题。
　　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反复论述“孝”是一国之君的“本务”，尽了孝道，就会达到“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的奇效。吕不韦想让嬴政孝顺谁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吕不韦煞费苦心，想要让嬴政这位精力充沛的“初生牛犊”能够按照他的意愿执政。他给嬴政准备的第一个“紧箍咒”就是“孝”，可惜，他似乎没有直接地表示，自己就是嬴政的生身之父，就是嬴政应该服从和敬重的长者。
　　也许，吕不韦很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向嬴政说明其身世之谜，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做着诸如此类的舆论准备工作。
　　然而，这些道德说教对于虎狼之性的嬴政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反独裁：先知者的警告吕不韦对嬴政的教育，集中在《吕氏春秋》之中，而这部成书于众人之手的著作，真的能够保证对嬴政起到教育的作用吗？吕不韦会不会最后对稿件进行审定，做一个称职的“主编”呢？
　　这就要看看这本书编纂的具体流程工作了。对于《吕氏春秋》成书的具体过程，《史记》有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不过这一说法很值得推敲一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吕不韦之所以要编撰《吕氏春秋》，纯粹是虚荣心作祟，要把当世名闻天下的四公子比下去，于是大肆招揽门客舍人，作文论道，于是才成《吕氏春秋》。如果真是这样，余以为，也未免太小看吕不韦了，虽然不能否认吕不韦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借此书炫耀自己或者借此书流传自己的个人功利思想在内。
　　但是要看到，《吕氏春秋》表现更多的是吕不韦治国、治家、治天下的大政方针政策，包括吕不韦对一些前朝政治和思想的评价等等，是春秋战国以来，各流派思想由各自为主到实现思想统一趋势的体现。
　　吕不韦是非常希望该书能够成为秦朝统治者秦王政治国的指导思想的，可惜的是，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存在诸多政见的不和，消除吕不韦主政期间以及遗留下来的影响，是秦王政主政后要做的事情之一。自然，对于以吕不韦姓氏命名的《吕氏春秋》是非常反感的，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甚至会对该书进行排斥，对外舆论上否定该书的。
　　当然，这是秦王政为了树立自己权威所必须采取的手段之一。至于秦王政，我以为他至少在私下里还是阅读过《吕氏春秋》的，要不然，他不会对吕不韦有那么重的敌意，两人政见的不和，吕不韦是借《吕氏春秋》反映其政见的，除了吕不韦在秦王主政前在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上与秦王政不同，更多的是秦王政的思想与《吕氏春秋》提出的观点格格不入，关于秦王政与《吕氏春秋》观点的不同，是本文的重点，容后再论。
　　另外，《史记》上所说的四公子当红与吕不韦当红时期也相差颇远，当时的四公子并不在同一个时期，特别是他们死期相差甚远。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园杀春申君。孟尝君当在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后而卒。信陵将五国兵攻秦国外，正当在庄襄王时，不韦已为相。又春申与不韦并时，不得言死之久矣。从这可以看出，只有信陵君和春申君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成书时间比较接近，但是成书时间已经是秦始皇八年，此时，除春申君外，其余都相继死去，而春申君在楚国日子也不好过，吕不韦大可不必与之进行攀比，以吕不韦的势力大大超过他了。
　　《吕氏春秋》说的是治国之道，当然，其中也有八卦、五行、乐理以及养生之说，但并不妨碍该书成为一本体现吕不韦的治国、人文思想的书，正是如此，这本书就是描述了按照吕不韦思想建立起来的秦国的样子。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在书中的《十二纪》的《季冬纪》的“序意”篇中写得非常清楚：“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蒴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意思是秦始皇八年的时候，或者是说秦朝取代周朝拥有天下八年的时候，太岁在申宿的方位，秋天，甲子月的初一，初一那天，君子问《十二纪》的情况。
　　成书于八年，那么吕不韦开始写《吕氏春秋》又是什么时候呢？不妨看一下当时秦国国内的态势是什么样的。秦始皇即位之初，“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资治通鉴》）这段时期，吕不韦是没有心思著书立说的。真正想著书立说应该是在势力兴起、秦始皇逐渐长大的时候，大约是在秦始皇五、六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秦始皇虽未主政，但已经有大独裁者的征兆，吕不韦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秦王政在思想方面存在的对立性，不想与秦王政发生正面的冲突，想通过少参与政事，通过写书避开矛盾的冲突，以免惹祸上身。另外，著书立说也是表达自己思想的一个方面，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书把自己的思想传达出去，或者是希望秦始皇采用自己的思想，虽然人不能统治秦国，但是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统一秦国，这样无疑是另外一条显姓扬名之路。
　　当然，秦始皇在未主政前，就有些事不与吕不韦商量，大独裁者的征兆就已经略有显现，吕不韦作为丞相，当知这于国于家都不利，《吕氏春秋》在秦王主政前出台，无非就是希望通过此书来向秦始皇说教，谁知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深了秦王政与吕不韦的矛盾，坚定了秦王政除掉吕不韦的决心。
　　《吕氏春秋》按照《史记》的说法是《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经过多年流传，现在已经是《十二纪》、《八览》、《六论》。内容包括“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实际上是综合百家之言，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大概是指其内容庞杂，融汇各家思想。“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不贯”。
　　按照现在的说法，《吕氏春秋》的出现是顺应天下一统的时势出现的，当并不为过。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群雄争霸，思想上也是百家争鸣，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东、西周的灭亡，天下一统的思想已经不可避免，墨家的创始人之一墨子也是崇尚一统，“一同天下之义”（尚同）“天下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至于儒家更是提倡大一统，并且表现得更为强烈。儒家的这个思想到了汉朝汉武帝时终于被奉为主导思想，也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法家自然也是讲究定于一，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吕氏春秋》将各流派之思想统于一书，自然是要一统天下之意。当是时，秦国统一六国并非可望不可及，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吕氏春秋》的思想有治国思想，还有历史范例，有些堪称治国的良训，可惜的是秦始皇不买吕不韦的账，一心以法家治天下，焚书坑儒。虽然想要万代流传自己的秦氏王朝，却只持续了短短的十余年，不知道是秦始皇的可悲，还是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可悲。
　　难怪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就写道：“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他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用正确了。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不管怎么说秦始皇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无疑都是其功劳。今天来说吕不韦，只是来探讨《吕氏春秋》中涉及的一些于国于家的思想。
　　理想世界：吕不韦的乌托邦如果说《吕氏春秋》汇集了各家思想，从而失去了一定的事实针对性，不能对嬴政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那么同时，这种脱离秦国现实的思想，正可以看做是吕不韦个人理想中的秦国，或者说是他理想中的世界。
　　不妨来看一下《吕氏春秋》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姑且当做吕不韦的治国的依据吧。
　　首先，吕不韦反对独裁。而正是这一点，秦王政对吕不韦最为不满。吕不韦反对独裁，主张君主天下制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这句话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不足为奇，在那个时侯，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天下为一姓之天下，君临天下。特别是在秦始皇这样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眼里，你敢著书立说来说不是一人之天下，这不就是让我秦王政将江山分与天下人吗？这显然对于秦王政这么一个专权的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实，这也只是吕不韦蛊惑人心的一个方面，原来儒家不也是鼓吹“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吗？最后还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那些尊奉儒家的人可曾让一个外姓人来接管江山，让天下人来做主天下事，不过是把这些当做粉饰天下，愚弄百姓的胭脂罢了。
　　就算吕不韦真当上皇帝了，也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罢了。尽管这样，也不能抹杀吕不韦提出的这种思想的先进性，至少他看到了，一个朝代要想久远，就不能太独裁，不能太让百姓受制裁，必须为他们也找一些精神安慰。就算天下是你秦王政的，但你要对外宣称，天下也是所有秦国子民的，如此一来，老百姓自然就不会造反。
　　应该说，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就自尝了苦果。秦朝以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正是在秦朝，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也使得秦氏江山改姓刘了。估计秦始皇要是知道的话，可能会重新信任吕不韦的，倍加推崇《吕氏春秋》。
　　当然，表现吕不韦这种政治观点的，在《吕氏春秋》中有多处描写。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费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恃君》）“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长利》）“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去私》）这些表达的意思都是说，君主不应该把天下看成自己一家人的，而是应该体恤臣民，应该让天下有贤德的人来做官，治理国家等等。其实不过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让老百姓觉得心里舒服，心甘情愿受你统治罢了。
　　其次，吕不韦其实是赞成广纳贤才的，这个不仅在《吕氏春秋》上有体现，在吕不韦当丞相的时间内，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吕不韦后的秦国丞相李斯，他的门客中有甘罗、张唐，还有司空马等等，都是比较出名的从外地到秦国来的。
　　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朝代。于是他招贤纳士，于是才有了《吕氏春秋》。其实从秦国的发展来看，基本上也是外来人才当权，如吕不韦之前的秦国丞相蔡泽等等。
　　不过秦始皇显然不喜欢外来人才。于是才有了大下逐客令，也许这与秦王政恼怒吕不韦把持朝政、架空自己的权力有关，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也有了李斯的《谏逐客书》一文。对于要广纳贤才，《吕氏春秋》中写道：“德行招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论人》）意思是德行昭彰美好，可以与日月媲美。不能熄灭。这样的国家和君王才能使豪士应时而来，远方的人民也会宾服，没有办法挡住。
　　“桀既奔走，于是大行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简选》）吕不韦也主张要尊重民意，不要激起民愤。
　　“先王先顺民心。”（《顺民》）“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顺民》）“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用众》）“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为故。”（《行论》）吕不韦的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安天下就要先安民心，守天下要先顺民心，不要太过于逆民意。其实，这与儒家倡导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同一个道理。纵观秦朝的灭亡，与秦二世置黎民于水火，残酷剥削镇压不无关系。以至于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一呼百应。
　　吕不韦提出的要顺民意其实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思想，我国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更替，都是统治者不顺民意所致。唐朝李世民就是深谙“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方有贞观之治。秦始皇倘若明白吕不韦的一片苦心，当能更有所作为。
　　吕不韦不是出身儒家，但是吕不韦也应该是饱览群书，或许他在骨子里根本就是尊奉儒家的，他虽没有提出“仁”、“爱”，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吸取儒家里一些更为实用的思想。于是，他赞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执一》）“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尊师》）“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先己》）“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先己》）刚看到这段文字，就觉着有点儿眼熟，翻开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一看。《大学》的开篇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活脱脱就是这些语言的翻版，看来吕不韦是对儒家颇为感兴趣的，也许这也是遭到秦始皇反对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独奉法家，到后面还“焚书坑儒”，与吕不韦的矛盾所在，也许这也是其中之一。中国封建社会至汉朝以后，基本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见儒家思想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方面还是很有裨益的，吕不韦在那个时代提出来，自然还是很有远见的，可惜的是秦始皇并不是那么一个爱听话的人。
　　吕不韦还提出了要尊师。在《尊师》中，整篇从古代一些有名的皇帝尊师说起，说到只有尊师才能有所作为。“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夫，帝喾师伯招……”在《诬徒》中，他又用大量篇幅说了一些人不尊师的后果。
　　吕不韦似乎刻意想把春秋战国以来各派的思想在他的手里汇集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这只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思来办理），但是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就会对各流派的思想有所取舍。虽然，他把儒家作为该书的一种主流思想，如尊师，顺民意、修齐治平的政治等。但是在一部《吕氏春秋》中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怕是不能被称之为“杂家”的。
　　吕不韦也主张君主无为。无为思想是属于道家思想，无为而治是道家追求的一种境界。
　　“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分职》）“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知度》）如果说，这些尚不足以让秦始皇恼羞成怒的话，吕不韦在书中讴歌禅让就真的让秦始皇忍无可忍。当然，禅让制在当时提出来是不是一种进步尚没有定论，毕竟夏朝过后，君主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此时提出来，不仅统治阶级会反对，就连老百姓也会笑其幼稚。
　　禅让制，按照理想的方式当然要比世袭制先进得多，但在当时存在阶级差别的情况下，说禅让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战国中叶，燕国的国君曾经受到这种思想的麻醉，贸然地就实行了禅让，结果所托非人，受到了当时其他各国政治家们的嘲讽和唾弃。据说，著名的“邯郸学步”的寓言，就是讽刺这位迷信禅让学说的燕王的。因此，吕不韦就此一点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吕氏春秋》除了倡导这些主张外，还有倡导重农思想，还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色彩：“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大乐》）另外，书中还有一些五行之说，由于本文只是从一些政治主张方面来探讨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对其他的不再赘述。
　　《吕氏春秋》里许多主张是儒家主张的尊师重教等等，是在一个渐趋统一的时代里推出儒家。儒家的主张在于“仁”、“爱”，在于用安抚的手段对待老百姓，用立言、立德、立行来让老百姓忘记阶级差别。
　　吕不韦看到了一个经过长期纷争的时代将要结束，应该从思想上安抚，达到思想上的统一的时候了，而这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吕氏春秋》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归于一统的结果，或者说是产物。
　　但是吕不韦却有些异想天开，他想把各流派中好的东西收归己用，于是，他说要天下为公，要搞禅让制，要搞无为而治，要节约，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毫无疑问，这个愿望是好的，这本书也的确有这个意图。但是也加重了不可操作性，如果他写这本书真的是给秦始皇看的话，秦始皇后来的所作所为就证实了对这本书的反感。他独尊法家，焚书坑儒，摆明了就是不领吕不韦的情。
　　不过，把吕不韦的这些思想综合起来，依稀有点儿西汉初期的模样，休养生息，反对赋税、反对严刑酷法，给百姓以田地生产，然后可以读书。总的来说，凡是秦朝失人心的地方，刘邦及后来的统治者都着力改正，并且自刘邦到“文景之治”都给道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汉惠帝时任用曹参为丞相，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标榜清静无为思想，也就是“黄老政治”，而正是这个时候，佛教传入我国，道教也土生土长起来。
　　说这些，不是刘邦读了《吕氏春秋》，按照上面的照办照抄，不过，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应该有西汉初期的影子。其实，秦始皇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几乎与《吕氏春秋》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西汉建立之初，吸取亡秦之教训，采取政策、措施与秦始皇也是针锋相对，说《吕氏春秋》的观点与西汉初期实施的政策有类似的地方，也应在情理之中。
　　应该看到，吕不韦的一些柔和措施，如重农，恢复生产等是比较适合长久统治，而汉朝之所以统治那么久，也正是吸取了亡秦的经验。《吕氏春秋》里的秦国依稀是西汉初期的影子。
　　《吕氏春秋》既然是一本写给嬴政的教科书，也是吕不韦个人的政治理想，那么，这个失败的教科书和政治理想，为何在中国历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请看第八讲《〈吕氏春秋〉中的“商道”与“才论”》。
　　
 第八讲《吕氏春秋》中的“商道”与“才论”
　　作为融合了各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吕氏春秋》在思想方面的贡献很大，但这本书之所以被后代所推崇，则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吕不韦个人的成功经验，那是两个非常现实的理论：经商之道与用人之论。
　　经商之道，信义为先经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
　　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不过即使如此，《史记·货殖列传》竟也遭到了历代一些所谓“正人君子”的责难，如明清的一些腐儒便指责司马迁为商人作传、公开言利，是伤风败俗之举。甚至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商业也是很不受重视的行业，“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大凡越是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商业也越不受重视。
　　在中国古代，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名声也不太好。一提起商人，“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词，好像是专门为商人准备的。所以，中国人自古不仅耻于言利，还耻于言商。
　　汉初的贾谊、晁错等人，只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晁错在《贵粟疏》中进一步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都可以从晁错的文章中找到根据。
　　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他通过风险投资发迹之后，也耻于言商。他做了秦国丞相，一心想着经国，早已忘了经商。他组织人编写的《吕氏春秋》中，大谈如何治国安邦，甚至谈到了如何养生，却绝口不言商。所以，总结吕不韦的商业思想，我们只能从其所作所为中寻觅一些蛛丝马迹了。
　　不过，在号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中，即使里面没有一点儿涉及商业的内容，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寻觅到许多放到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的道理。换言之，这本书中也蕴含了许多可贵的商业思想。
　　《吕氏春秋》在开篇“孟春纪”中，便指出：“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不妨简单地理解为“道理”，这“道理”包括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富贵，却不懂“道”，那么，富贵对他来说恰恰是祸患，还不如让他贫贱呢！
　　人没钱不一定幸福，有了钱也不一定幸福。许多人有了钱之后，反而弄得父子失和、夫妻离心、朋友反目、兄弟阋于墙……这就是“贵富而不知道”。
　　“当务篇”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这个故事说明：就连强盗也有“道”，何况其他行业！盗跖总结的“大盗”应该具备“圣、勇、义、智、仁”，否则是成不了大盗的。这“圣、勇、义、智、仁”，即是大盗的“道”。
　　俗话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各行各业都有其“道”，即都有其业内人士应该遵循的规则。不知“道”、不遵守“道”，是无法在某一行业混下去的。经商亦是如此。商亦有道。商道即商经。虽然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但中国商人一直在顽强地生存着，并留下了大量关于经商的名句箴言。如：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商是通财路，市是聚宝盆。
　　七十二行，商是桥梁。
　　要经商，走四方。
　　开门七件事，件件连着商。
　　民安物阜，商安货通。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有万贯，不如开店。
　　士农工商，买卖为纲。
　　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
　　不懂生意经，买卖做不通。
　　……在《吕氏春秋》通篇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中，有许多道理也适用于商界。下面笔者略举数例——人们认为“无商不奸”，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人们的一种偏见。
　　真正的“鸿商大贾”，最讲诚信。不讲诚信的奸商，最终是成不了大器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
　　如今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诚信经济。经济活动离开了诚信，是不发达的经济，是病症缠身的经济。
　　《吕氏春秋·离俗览》中有篇题为“贵信”的文字，专门论述诚信的重要性。文中说：“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
　　意思是，作为君主，必讲信用。如果做到言必信，哪个人不能亲近呢？《周书》曰：“伟大啊，伟大啊！”说的就是人无诚信，百事不成。所以说，信用的作用是很大的。
　　文中还说：“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
　　意思是，天如果不守信用，一年的岁序就会乱套；地如果不守信用，草木就不会长大。春天的旺气在于春风，如果不刮春风，则花开不盛；花不盛，则不长果实。夏天的旺气在于炎热，如果夏天不热，（各种有机质不腐烂）土壤就不肥沃；土不肥，植物生长就不茁壮。秋天的旺气在于雨水，不下雨，则谷物不成熟，谷不熟，则五谷不丰。冬天的旺气在于寒冷，寒冷不至，则大地不会封冻。
　　天地之大，四时变化，尚且可能因为不守信而不能生长万物，又何况人呢？君臣之间不讲信用，则会导致百姓的批评和政局不稳。做官不守信用，则会导致年轻人不敬畏长者、尊贵者与低贱者互相蔑视。赏罚不讲诚信，老百姓则容易犯法，难以统治。交朋友不讲诚信，朋友间则会互相诋毁、离心离德，不能友好相处。各行各业的人不讲诚信，则假货充斥，连器物上的漆色都不正。无论开始还是结束、无论尊贵还是贫贱，最重要的只有诚信了。讲不讲诚信，是上通于天、下关乎自身利益的大事。
　　“言而有信，信而有恒。”这是商界中人耳熟能详的箴言。巨商胡雪岩曾说：“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不能翻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胡雪岩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
　　正因为胡雪岩很讲信用，所以商界人士都信任他，他做起生意来才如鱼得水。
　　据说，美国有家超级市场的老板，某日当众宣布将大量牛奶倒进水沟，原因是这批牛奶过了保质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卫生检疫部门对这些倒掉的牛奶进行化验，发现牛奶并没有变质，只是过了保质期，但仍可饮用。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人们对超市老板的认真和负责精神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老板很有诚信。结果，大家放心购买这个超市的牛奶，使牛奶以及其他商品的销售量直线上升。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消费者对讲诚信的商人的厚报。
　　信誉是商业道德之本，竞争取胜之道，提高经济效益之宝，“千金买名，万金买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大企业家小池说过：“做生意成功的第一要诀就是诚实。诚实就像树木的根，如果没有根，树木就别想有生命了。”
　　这是小池先生的经验之谈。小池出身贫寒，20岁时为一家机器公司当推销员。有一段时间，他推销机器非常顺利，半个月内就跟33位顾客做成了生意。但是，不久之后，他发现他所在的公司卖的机器比别的公司同样性能的机器，在价格上高一些。小池想，如果这个价格之比让同他签约成交的客户知道了，客户们一定会对他的信用产生怀疑。
　　于是，小池立即带着合同和订金，花了三天的时间，逐家逐户去找客户，老老实实向他们说明，他所卖的机器比别家的机器贵，为此请他们废弃契约。
　　小池的这种诚实的做法使他的客户都深受感动。结果，33人中没有一个跟小池废约，反而对小池更加信赖和敬佩。
　　小池主动向客户退款退货之事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商界美谈。此后，人们纷纷向小池订货。可以说，小池此举，为他日后成为日本著名企业家铺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无论经国还是经商抑或做人，诚信都是必须大力提倡的优秀品格。古之仁人志士关于诚信的名言是非常多的，如：“诚信者，天下之结（“结”，意为关键）也。”（《管子·枢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小信成则大信立。”（《韩非子·外储》）“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武则天《臣轨》）“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王安石《商鞅》）“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林逋《省心录》）……专门针对商人的关于诚信的警句格言也不少，如：“千金买名，万金买誉”
　　“一货不说两样话，一巷不卖两个价。”
　　“占了顾客便宜，坑了整个生意。”
　　“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兴。”
　　“一客失了信，百客不登门。”
　　“店誉贵似金，一誉重千斤。”
　　“人凭信用物凭秤，一纸合同重九鼎。”
　　“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
　　……古往今来关于诚信的论述实在太多了，人们也都知道诚信的重要，但是，“诚信”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之所以人们以偏概全地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是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在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尽管他们也口口声声标榜“诚信”。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问题严重，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同时，社会整体缺乏信用风险防范手段，特别是信用传递、披露机制不健全，使得假冒伪劣现象猖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
　　所以，对于商人和政客，我们还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切莫轻信上当。
　　把握机遇，获利之本虽然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反复强调经商要以诚信为本，但对于商人而言，诚信是一个行事准则，却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利、发财。现实一点来说，如果一本有关商业的书不教人如何赚钱，那么没有人会看它。
　　吕不韦自然知道，所以，他提纲挈领地将致富之道概括成为三个主要的因素：个人素质、客观机遇、把握机遇的能力与火候。
　　《吕氏春秋·慎大览》：“智者之举事必因时。”又说：“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所谓因时，就是逐时而动，抓住机遇。
　　对于经商来说，善抓商机，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是成功企业家必不可少的素质。
　　胡雪岩就是一个善抓机遇的商界奇才，他曾说：“一个人如果要有所成就，要发达，一半靠本事，一半靠机会。有本事还要有机会，机会就是运气。”
　　胡雪岩做的第一笔军火生意，可以说适逢其时。如果当时没有太平天国占领东南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上海小刀会乘机起事，如果清廷没有下令各地筹办团练、保卫家乡，胡雪岩是不可能做成军火生意的。
　　《吕氏春秋·孝行览》有名言云：“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吕氏春秋·恃君览》还举寒来暑往的例子说：“譬之若寒暑之序，时至而事生之。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对此，胡雪岩有很深的感受。他说：“什么事都要讲机会，明明一定办得到的事，阴错阳差，叫你不能如愿。”他还说：“有许多事情该办而没有办成，其实并不是不想去办或没有想好如何去办，而只是因为没有让你去办这件事的机会。想到了但可惜不是时候不对，就是地点不对，终于没法去办。”
　　所以，胡雪岩十分重视对商机的把握，他知道，商机有时稍纵即逝，而且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必须抓住。抓住了，就能带来滚滚财富；抓不住，财富就会从你身边悄悄溜走。
　　正如哲人所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有人曾撰文总结说，善抓机遇的人一般都具备以下素质：一是知识的积累。没有广博而精深的知识，要发现和捕捉机遇是不可能的；二是思维方法的准备，只具备知识，而没有必要的思维方法，机遇便会默默地从你身边溜走。
　　1981年，英国王子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要在伦敦举行耗资10亿英镑、轰动全世界的婚礼。消息传开，伦敦城内及英国各地很多工商企业都绞尽脑汁想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财机遇。有的在糖盒上印上王子和王妃的照片，有的在各式服装上染印上王子和王妃结婚时的图案。但在诸多的经营者中，一个经营“望远镜”的商人赚的钱最多。
　　这位老板认为，人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最赚钱的东西。那么，观看婚礼时，人们最需要什么呢？
　　盛典之时，要有百万以上的人观看，将有一多半人由于距离远，而无法一睹王妃的玉容和典礼盛况。这些人那时最需要的不是购买一枚纪念章、买一盒印有王子和王妃照片的糖，而是一副能使他看清典礼盛况的望远镜。于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了几十万副用马粪纸和放大镜片制成的简易望远镜。
　　那一天，正当成千上万的人由于距离太远看不清王妃的丽容和典礼盛况，急得抓耳挠腮之际，千百个卖望远镜的儿童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高声喊道：“卖望远镜了，一英镑一个！请用一英镑看婚礼盛典！”
　　顷刻间，几十万副望远镜被抢购一空。这位老板就因为抓住了王室婚典的商机发了笔大财。
　　而晚清时代“办洋务”的著名官员、商人盛宣怀，更是一个能够体现出吕不韦所讲的把握机遇、发挥个人能力的例子。
　　盛宣怀为人十分聪明，但八股学问不行。1866年，他回籍应童试。此后，又于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盛宣怀“绝意科举”。从此便把发展的希望转向经世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
　　1870年，盛宣怀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求才心切，遂将盛宣怀推荐给他，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因此颇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获其信任。
　　李鸿章对手下人办事要求严格。盛宣怀明白这一点，于是事事勤快，处处尽力，在跟随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期间，在晋、陕的山川之地，不顾“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里”，草拟文稿，“万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劳、干练不怠的作风，同官皆“敛手推服”。李鸿章对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此时，起义的烽火未熄，天津教案发生，清廷速命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前线赶回直隶，以防沿海不测之变。李鸿章领旨动身，盛宣怀紧随赴津。
　　在入津途中，盛宣怀涉函关，历太行，尽览山川形胜，还与李鸿章的部将郭松林、周盛传结成了朋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盛宣怀见了大世面，开阔了眼界，当然也得到了磨炼，这无疑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871年，河北大水。在上海的赈务活动中，盛宣怀得以结识了沪上各色实力人物，这为他日后的众多投资活动作了铺垫。像盛宣怀这样的官宦子弟，为官容易树业难。但是，不同的是，盛宣怀具有迫切的时代使命感和极强的务实精神。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呼唤着近代民用商业的诞生和一批精于此道的经济开拓人才的出现。盛宣怀强烈地意识到：大利不可不兴。他选择了一条常人视为畏途的路途——投身洋务，创立中国民用商业。
　　历史同样也选择了盛宣怀，李鸿章早就看出他“机智敏达”，觉得他是一个能领会其外交路线的不可多得的人物，而更让李赏识的是他在经办洋务中的特殊才干。在整个洋务运动中，盛宣怀直接参与控制商业之多，几乎无出其右者。
　　盛宣怀办洋务30余年，电报、轮船、矿产、银行皆归其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资产过千万，真可谓长袖善舞。他除控制全国电报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多大权，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当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商业十分不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
　　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他亦官亦商，官亦为商，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变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
　　在与洋人关系问题上，盛宣怀对外商敢于、善于较量，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斗争，从而使其大部分商业在外商的倾轧下生存发展起来。
　　说盛宣怀有“坐务博不务精之弊”似乎有欠公允，驱使他马不停蹄各处奔忙创业的不仅仅是利润。在当时中国这个工业经济的沙漠地带，要夺洋人之利，经商、交通运输、通讯设施、铁路、煤矿以及银行等，事事需要举措，有的“非急起图不可”：于办厂，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惟有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才能期于必成。
　　这就是盛宣怀的办厂心迹，而其“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期于必成”，正是其于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这些正是他游刃有余于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业。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句话：“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意思是，将树上的鸟巢破坏掉，将鸟巢里的鸟蛋摔碎，这样做，怎么能让凤凰飞来？将野兽杀死剖腹，吃掉野兽肚子里的胎儿，这样做，又怎么能让麒麟放心前来？将湖泊里的水抽干，将鱼全部逮尽，这样做，又如何能让灵异的龟和龙敢于前来呢？
　　这段话，用商业眼光来看，实际上道出了“招商引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筑巢引凤还是杀鸡取卵？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要想发展经济，少不了要招商引资。尤其是在当前，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招商引资，竞争颇为激烈。可笑的是，有的地方奉行的是“敞开门来招商，关起门来打狗”。招商时讲得天花乱坠，等将商招进来，各权力部门便迫不及待地要从“外商”身上揩油，以至于做出了种种“覆巢毁卵”、“刳兽食胎”、“干泽涸渔”之类的蠢事。
　　从《吕氏春秋》里的这段话联想到招商引资，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在乱联系。笔者不这样认为。吕不韦在当时是个“跨国”商人，他一定从其经商的际遇中认识到了筑巢引凤的重要作用，所以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春秋时期，一些明智的政治家在发展国力时就认识到了招商引资的重要性。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的齐相管仲，就是招商引资的高手。读《管子今诠》，管仲有一段话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他是在回答齐桓公询问治国之策时说这段话的，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其意思是，管仲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为什么要根据商人带到齐国的马车数量来确定优惠条件呢？这大概因为，当时还没产生纸币，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一般用金银财宝，车辆越多，说明这个商人带的财富就越多，因此条件就越优惠。
　　管仲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而所有这一切，是以国力雄厚为基础的。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引资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家，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中国，群雄割据，管仲在齐国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还有优惠措施：“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即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商人们营业额的2%，这几乎是免税的。乍一想，政府不仅为招商赔了钱，还减少了税收收入，其实不然。别的诸侯国的富商们都跑到齐国去做买卖，自然将大量财富带到了齐国。这种不通过战争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夺取敌国财富的做法，实在高明之极！
　　管仲招商的做法至少能带给我们四点启示：第一，在经济国际化的今天，各国的资本流向哪里，就能为哪里带来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不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就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商贾们来到一个地方经营创业，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到个人及家人的消费，有很多钱要花在该地，这无疑会带动当地有关产业的繁荣。
　　第三，四方商贾云集一地，会带来各地的新鲜经验和成功做法，从而也带动当地各行各业在产品开发、经营理念、管理方法诸方面取长补短、更上层楼。
　　第四，商贾们到一个地方经商办企业，必然要从本地招收劳动力，这无疑可以部分解决当地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至于外商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之后为当地增加财税收入所作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区间经济的竞争，又是发展环境的竞争。哪里政策优惠、环境宽松，哪里发展就快。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的某些做法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与管仲相比，如今的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人，对外来经商者迫不及待要挖一勺、宰一刀、吃喝拿卡要，此类杀鸡取卵的做法，又是何等的短视与愚蠢！
　　用人须先重人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力资源，正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江绍伦博士说：“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中国拥有大量的人才，这是中国赢得未来竞争的优势所在。”
　　在新的世纪，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企业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唯一的途径是充分开发管理人力资源，这样才能引导企业不断走向成功，中国企业必须充分利用我国拥有人力资源数量优势，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才能使企业蒸蒸日上。
　　作好人力资源开发，除了应具有现代化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之外，还可积极借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待人、处事、治国、用兵的智慧，《吕氏春秋》是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它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人”是《吕氏春秋》人才思想的重要方面。如《吕氏春秋》之《先识览》曰“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国家将亡时，有才之人必定先离去，所以一个国家只要得人才，就能得到人民，从而就能得到土地。对现代企业来讲，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越来越重视无形的知识，而知识的载体只能是人，公司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人力资源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企业的创立、发展过程中，人才是兴衰的关键。
　　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大企业之所以长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注重人才，韩国“三星”集团前董事长李秉吉的信条是“人才比资金和技术更重要”，著名企业家艾尔弗雷德·斯隆曾说：“把我的资产拿走吧——但是请把我公司的人才留给我，五年后，我将使拿走的一切失而复得。”得人才者兴盛，失人才者衰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亦如此。
　　企业发展需要有才能的人，同时也需要普通员工、消费者及供应商的支持，企业的领导还必须善于吸取众人的长处，使自己成为一个战略管理者，从而使企业不断扩大。
　　《吕氏春秋》之《孟夏纪·用众》指出“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所以立功名也。”“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
　　众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这种力量凝聚了所有个体的智慧与长处，企业家必须懂得依靠众人的智慧，吸取其他企业的经验与教训，这样就能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不依靠众人智慧企业将成为无根之木，企业的稳定与发展就会产生困难，正如《用众》所指出“君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
　　《吕氏春秋》认为最关键的是人才及必须依靠众人的论断，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建立和发展的中心是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成就事业，企业应该大开人才之门，让新观念和新的人才不断地流入。
　　人才问题关系到企业的兴衰，产品开发、技术进步都离不开人才，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入，对企业而言，人才可分为生产、技术、营销、公关、财会等方面人才，一个企业缺少任何一方面的人才都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同时对于企业而言，不但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还需要高、中、低不同层次的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源泉，人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胜的法宝。
　　人才难选难识，自古以来就有人把美玉当成顽石，将沙石当成黄金，良莠不分，忠奸不辨。对企业来说选拔人才总希望能淘汰劣才，抛弃佞才，远离奴才，发现人才。举才思想是《吕氏春秋》的又一闪光点，积极应用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有利于企业发现、选拔人才。
　　认识人才举才、用才的关键是知才，如何知才在《吕氏春秋》之中多有论述，现代企业领导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同样也应知人晓事，这样才有利于“善任”。
　　知人不易中国有句古话“眼见为实，耳听是虚”，然而亲眼所见并非可信，《吕氏春秋》记载孔子有一次见到自己弟子伸手抓锅里的饭粒吃，以为是弟子偷吃，孔子于是抱怨，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弟子将粘了烟灰的饭粒挑出来，舍不得扔掉而吃了。孔子不禁感叹：“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可见知人难，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在识人知人过程中也必须有这样的意识，真正认识一个人不能凭一事件、一个印象而下结论，这样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选拔人才《吕氏春秋》之《仲秋纪·简选》记载商汤占领了夏的天下后，“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周武王打败商纣后，“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故立为天子。”商汤与周武王都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举人唯亲，方才成就其帝业。然而，与之相反如项羽之所以败，不善用人、举人、任人，不能容人，如：活埋秦军20万，将韩信大材小用，不听谋士良言，所以不能王天下。人才有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企业需要各类人才，要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只要能为企业发展出谋献策，积极贡献力量者，都在选拔之列，所以企业可以从自己潜在对手、破产对手、现实对手中选拔对本企业有用之人才，只要能向商汤、周武王那样，及刘邦选韩信、陈平，唐太宗选魏徵等，何愁企业业绩上不去。
　　举才应实事求是《吕氏春秋》之《孝行览·慎人》讲述一秦国大臣公孙枝用五张羊皮换得百里奚后很喜欢他，于是推荐给秦王并主动要求秦王委任他官职，秦王认为用五张羊皮换来却要委任百里奚官职，怕天下人笑话。公孙枝回答：“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这故事表现公孙枝有一颗爱国报国之心，更有一种敢于正确对待自己的勇气，有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吕氏春秋》之《不苟论·赞能》又以孙叔敖和沈尹茎为例，孙与沈两人是好朋友，沈懂得顺应社会，善于迎合君王的心意，而孙叔敖具有能使国王称王天下，使将军称霸诸侯的本事，但名气没有沈大，当楚国的国王想任用沈为令尹时，沈说：“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最后楚国任用孙叔敖为令尹，终于成就霸业。沈尹茎的伟大之处也在于能实事求是举荐人才。然而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娃儿是自己的乖”。一旦涉及到个人的利益，人们心中那台天平便向自己方向倾斜，不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对待人才。现代国家、社会、企业选拔引进人才更要实事求是，举才者当实事求是，用才者不因人才出身而取舍，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企业才能不断发展。
　　培训比挖掘更重要现代企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从外面请人才来合作更好，还是在内部发展、培养人才更好？说得直白一些，这就是“外来的和尚”和“本地的和尚”的选择问题。
　　当然，二者孰优孰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中包含了一个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基本命题：培训与挖掘，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哪个更加节省成本，而且更能提高收益？
　　针对这个命题，很多的人力资源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的结论各不相同，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具体的引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就曾经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的基本看法是：在人才的问题上，培养比引进更加重要。
　　培养人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是无价之宝的观念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是知识的竞争，知识的竞争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对企业而言，使自己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从而获得真正持久的优势至关重要，诚如美国《财富》杂志预言，未来最成功的公司，将是那些学习型的公司，而学习型的企业特点是员工不断学习，企业奖励进步，大家共同分享所学知识并用所学知识创造新的商业机会使每个人受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如：IBM、摩托罗拉、三星等都是不断增加对员工的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吕氏春秋》中的育才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开发有重要意义。
　　一定要学习古人云：“学然后知道。”知识不是生来就有的，知识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得，当今不断学习知识显得更为重要。《吕氏春秋》之《孟夏纪》列举了子张原是小人，颜涿聚本是大盗，后来学于孔子，段干木本是大商人，后来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本是凶恶之人，后求学于墨子等后来均成为天下有名之士的例子。学习能使无用之才变为有用之才。现代社会不管是下岗工人或是原无一技之长的人，均可通过学习对社会作贡献。目前，很多企业都非常重视教育培训，并愿意投资培训，有些企业甚至规定每一个员工每年必须参加多少天培训，这都是一种很好的倾向。
　　善于学习《吕氏春秋》之《孟夏纪·尊师》指出“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善于学习关键在于融会贯通，只有理解后才能创新，创新是源泉是动力，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可以借鉴这个道理，企业员工必须真正融会贯通所学知识。
　　尊师中国自古有“事师之犹事父也”之传统，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学习，就必须有老师，老师从某种程度上是人生的路标，是社会前进的加速器。尊师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来说同样是重要的，企业的教育与培训需要讲师，只有尊重讲师才能使老师尽心相教。《吕氏春秋》之《孟夏纪·劝学》举例“颜回之于孔子，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留住人才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除了认识、选拔、培养人才外，必须创造一个能使人才留得住、有作为的环境。在这方面，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可借鉴《吕氏春秋》。
　　尊重职员《吕氏春秋》强调民本思想，这主要是吸收了儒家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吕氏春秋》之《务本》指出：“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此话体现了儒家获得民心重要性的思想。现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尊重职员，职工都有一种被尊重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样有利于留住人才。
　　正确用才员工在追求为企业作贡献的同时，追求实现自身价值，员工在一个企业之中才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对留住员工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发挥员工的才能，《吕氏春秋》值得借鉴。
　　正名审分所谓正名审分就是指国王要设立百官，使职、权相符，同时要求百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吕氏春秋》之《审分》曰：“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若“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而官职烦乱悖逆矣。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首席执行官同样必须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建立完善的企业组织机构，根据企业人才素质与能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审分》这一论述，反应出一种“能”“位”思想，每个人的才能都有质的区别，不同性质的人才不能相比，同一性质的人才，能力也有大小之分，所以现代社会必须根据不同的岗位对人才性质，能级的不同需要，选用具有相应能质能级的人才，并且保持能质、能级有机、动态的协调。只有这样企业管理就能有条不紊，领导就不必忧劳勤苦。
　　领导不必事必躬亲领导事必躬亲不利于下属发挥聪明才智，《吕氏春秋》强调“无为而治”，实质上讲的就是人主不要越俎代庖，侵夺臣权，要自知其能与不能，自己不能亲自办到的事，要善于指使百官“尽其巧，毕其能”。
　　《吕氏春秋·勿躬》指出：“非狗则不得兔，兔化而为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臣，有似于此。”领导者不必“事必躬亲”，而要知人善任，该文中还以管仲为例，管仲相齐桓公，“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国霸业，功在管仲，而管仲治理齐国，并非每事躬亲，在于“不任己之不能，而尽五子之能”，企业领导者也不必凡事躬亲，由于每个人的才能、专长有限，这样做不但累了自己，还不一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的领导者，要使用强过自己的人，员工某方面的能力强过自己，领导者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如果使用方方面面都比自己差的人，那什么都甭谈了。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吕氏春秋·贵信》指出“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名臣吴起在治理西河之时，因小人在魏武侯面前诋毁他，魏王召回他，吴起哭泣，其随从问他为什么，吴起说：“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吕氏春秋·仲冬纪》）后西河之地果然被秦国吞并。
　　国家如此，企业亦如此。松下幸之助曾说：“任何人只有被公司信任，被公司大胆地委任工作，才能乐于施展自己的才干，才能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果。如果用怀疑的目光，去死盯盯地监视他们，无论谁都不会主动地发挥其创造性。”所以企业任人亦须“用人不疑”。韩国三星集团前董事长李秉吉说：“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如果采用有素养的人，并能加以教育、指导和信赖，就把一切都交给他。相反，如果不能交付工作的人就绝对不要用。我认为，这就是能有今天的三星集团的原因。”
　　重号令《吕氏春秋》在《仲秋季·论威》指出“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年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对于正义军队，人民视号令比天下、比天子重要。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于企业来讲，应该厂有厂规，企业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力，制度让员工感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可以规范自己的行为。著名化妆品企业家玛丽·凯·阿什说：“要想管理一家规模宏大的公司，制定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往往是必要的，但制度必须具备公平性，人们是会遵守公平的制度。”《论威》指出“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所以企业若能有一套严明的制度且使用过程之中赏罚分明、执法如一，则为企业在同行业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之，《吕氏春秋》内容是十分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的，通过挖掘和整理，把其中优秀的、有用的部分运用到现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中，既可以充实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也可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者、领导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在《吕氏春秋》中，吕不韦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经商方面的机智和治国用人方面的才能，都成为后人的精神财富。但是，这样一位智者、能人，又怎么会晚节不保，在凄凉的流放途中自杀呢？他的失败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疏忽大意还是棋差一着儿？请看第九讲《后宫引发的政治地震》。
  第九讲后宫引发的政治地震
　　吕不韦是个懂得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商人，也是一个懂得自保的政治家。因此，在一些他认为敏感的问题上，他选择了自保、退却。殊不知，正是这种立场，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因而，吕不韦的败亡，不是在政治上爆发，而是在后宫私情上爆炸。
　　后宫得宠，小人得势吕不韦是聪明的，他深深知道：自己就算是一手遮天，也不能在一些敏感的私生活问题上出纰漏，不然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认为，虽然自己和太后赵姬曾经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能长久维持，不然早晚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对一个政治家而言是十分危险的，他的政敌很可能由此发难，对他进行清算。
　　因此，他避祸自保，失去了太后赵姬这个有力的外援，而且让一个无耻的小人借机发迹。他也没想到，这件事还是被政敌利用了，只不过他的政敌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年轻的秦王嬴政。
　　这就是秦国历史上的一桩闹剧：太后与嫪毐私通。
　　秦庄襄王子楚去世之时，赵姬也就三十来岁。赵姬情欲旺盛，偏偏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
　　她如果是嫁与贫困人家，丈夫一死，整天为生计忙碌，倒也不会感到无聊。偏偏她成了一国王太后，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因此，寂寞的日子肯定不怎么好过。这时，她自然想起了老情人吕不韦。
　　丈夫已死，儿子尚小，秦国大权又掌握在老情人吕不韦的手中，因此，赵姬与吕不韦破镜重圆，自是谁也阻拦不了的事情。从此，吕不韦与赵姬不是夫妻，胜似夫妻。司马迁记此事只用了两句话：“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私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
　　清朝有几个“正人君子”如洪亮吉、纪晓岚，认为司马迁记载的吕不韦与赵姬偷情之事是司马迁“以莫须有败人名节”，其实他们是想“为尊者讳”。中华民族的“千古一帝”秦始皇怎么能是私生子呢？威严的王宫怎么是男女偷情私通的场所呢？这也太不给皇家留面子了！也可能有人会问：人家秦国王宫里的秘事，司马迁是如何知道的？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有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譬如宫闱秘事，皇亲国戚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其实天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就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愚蠢的皇帝，自己一丝不挂地展示在老百姓面前，却以为自己的身上穿有华丽的衣裳，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摆出“伟人”的样子龙行虎步呢！
　　吕不韦与赵姬私通之初，一定认为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时间一长，能瞒得住谁呢？让吕不韦感到恐慌的是，嬴政一天一天长大了，早晚有一天，嬴政会发现这桩宫闱秘事。吕不韦不得不未雨绸缪，苦思摆脱赵姬的良策。
　　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公没说明白。此时的吕不韦大概有五十多岁了，这个年纪正是男人每况愈下的时候。而赵姬才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时候。显然，吕不韦在满足赵姬情欲方面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而且，吕不韦贵为一国之相，仅家童就养了一万人，美女也肯定少不了。赵姬年纪大了，比赵姬年轻漂亮的大有人在。吕不韦一定对赵姬厌倦了，所以才有了抽身而退的强烈愿望。
　　吕不韦明白，如果这样长期下去，绝对是不行的，迟早会败露。而一旦此事让嬴政知道，为了维护秦国的脸面，那个虎狼之子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吕不韦知道届时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如果让赵姬看出他对她已经厌倦，那么对他同样不利。毕竟，赵姬是秦王的母亲，是秦国的太后。最好的办法是让赵姬移情别恋，这样可以在不与赵姬反目成仇的前提下抽身而退。
　　应该说，吕不韦的想法是不错的，可惜他仍然在这上头栽了跟头。
　　吕不韦思来想去，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男人替代自己。而找这样一个人物也不容易。不仅得让赵姬一见倾心，而且要年轻貌美、“勇猛善战”。
　　一天，吕不韦打听到，咸阳城内有个叫嫪毐的人，据说行为不端，好色无忌，是个远近闻名的大淫棍。周围的放荡女人都与他有一腿，而且为他争风吃醋。由于他行为不端，伤风败俗，人们便叫他嫪毐。毐字是秦国人的土语，指人的品行不端。
　　吕不韦得到这个信息后，如获至宝，立即以“淫罪”逮捕了嫪毐，将此人押回府中，留为“舍人”，即让嫪毐做了他的门客。关于吕不韦发现嫪毐之事，司马迁如是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
　　其中“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一句颇令人费解。有人解释为，吕不韦命嫪毐用其生殖器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有人解释为，吕不韦使嫪毐以其生殖器穿于桐木车轮之中，车轮转而其阳具不受伤；也有人解释为，吕不韦让嫪毐将其生殖器插到正在转动的车轮中，其生殖器竟将车轮止住而不受伤……无论怎么解释，都说明这个“大阴人”有着特殊的性能力。
　　吕不韦导演或者说编造这一出丑剧，为的是让赵姬知道，“以啖太后”，即以此来引诱赵姬。果然，赵姬很快听说了嫪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之事，便问吕不韦是否真有此事，言下颇有欣羡之色。吕不韦见鱼儿已经上钩，便说：“此人正在我的府中。太后想见见此人吗？臣请将这个人献给太后。”
　　赵姬闻言，笑而不答。分明是默许了。过了片刻，赵姬道：“君戏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内！”看来，赵姬十分想见这个“大阴人”，已经考虑到如何将这个人召进宫内了。
　　吕不韦当然将这些细节都想到了。他向赵姬讲了自己的计划：“臣有一计在此。使人发其旧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赂于行刑者，诈为阉割，然后以宦者给事宫中，乃可长久。”
　　意思是，吕不韦派人调查嫪毐过去犯下的罪状，然后判其“腐刑”（即将罪犯阉割）。赵姬可以花点儿钱打点行刑的官吏，让他们伪装给嫪毐动了“腐刑”，这样嫪毐就成了“宦者”（当时还不叫太监）。然后，让嫪毐以“宦者”身份到宫中服役，伺候赵姬，这样，赵姬就可以长久地和嫪毐在一起了。
　　赵姬闻言大喜，令吕不韦速去办理。并厚赐主管阉割的官吏，让他们佯装已经将嫪毐阉割，其实只是将嫪毐的胡子眉毛拔去，充做宦官送进宫中。赵姬一试，这个嫪毐果然名不虚传，比吕不韦强之十倍。一下子得到这么一个可意的人儿，赵姬喜欢得不得了，满意极了。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绝爱之”。
　　《东周列国志》更是将这个故事演绎得绘声绘色：却说吕不韦以阳伟善战，得宠于庄襄后，出入宫闱，素无忌惮；及见秦王年长，英明过人，始有惧意。奈太后淫心愈炽，不时宣召入甘泉宫。不韦怕一旦事发，祸及于己，欲进一人以自代，想可以称太后之意者，而难其人。闻市人嫪大，其阳具有名，里中淫妇人争事之。秦语呼人之无士行者曰毐，因称为嫪毐。偶犯淫罪，不韦曲赦之，留为府中舍人。秦俗：农事毕，国中纵倡乐三日，以节其劳。凡百戏任人陈设，有一长一艺，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吕不韦以桐木为车轮，使嫪毐以其阳具穿于桐轮之中，轮转而具不伤，市人皆掩口大笑。太后闻其事，私问于不韦，似有欣羡之意。不韦曰：“太后欲见其人乎？臣请进之。”太后笑而不答，良久曰：“君戏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内？”不韦曰：“臣有一计在此。使人发其旧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赂于行刑者，诈为阉割，然后以宦者给事宫中，乃可长久。”太后大悦曰：“此计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韦，不韦密召嫪毐，告之以故。嫪毐性淫，欣然自以为奇遇矣。不韦果使人发其他淫罪，论以腐刑。因以百金分赂主刑官吏，取驴阳具及他血，诈作阉割，拔其须眉。行刑者故意将驴阳传示左右，尽以为嫪毐之具。传闻者莫不骇异。嫪毐既诈腐如宦者状，遂杂于内侍之中以进。太后留侍宫中。夜令侍寝，试之，大畅所欲，以为胜不韦十倍也。明日，厚赐不韦，以酬其功。不韦乃幸得自脱。太后与嫪毐相处如夫妇。
　　赵姬自从得到嫪毐之后，便将老情人吕不韦忘到爪哇国去了。这可正中了吕不韦的下怀。就在吕不韦暗自庆幸比较圆满地处理了与赵姬的关系之时，殊不知，他根本不能从这场麻烦中脱身。而且，事情因为有了嫪毐而变得更加糟糕。
　　可能因为吕不韦年纪大了，所以与赵姬私通数年，也没使赵姬怀孕。而嫪毐一出马，不久就让赵姬有了身孕。眼见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赵姬明白，这事迟早会让嬴政以及群臣知晓。怎么办呢？
　　也不知是吕不韦的点子，还是赵姬的主意，赵姬骗嬴政说，她请人算了一卦，卦算得不太好，说她最近有灾，应该到雍县的宫中避一下。嬴政当然说不出别的，只好派人将母亲送到了雍县。雍县在今陕西省凤翔县以南，三百年前曾是秦国的都城。此处有一座大郑宫，正好可以供赵姬居住。赵姬居于深宫之中，如何知道这个大郑宫？如何想到要搬到这个地方生孩子？可见十之八九又是吕不韦的鬼主意。
　　作为太后宫中的宦官，嫪毐自然跟随赵姬搬到了这里。这里虽然离咸阳城不算太远，但毕竟不在一个地方，嬴政轻易到不了这里，于是，赵姬与嫪毐便在这里过起了夫妻生活。赵姬在大郑宫中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不久，她又怀孕了。
　　赵姬跑到外面生儿子，这事太大，不会隐瞒多久。而且，嬴政不会长年不去探望一下母亲，如果嬴政在赵姬快分娩的时候前去探望，赵姬该如何掩饰呢？有趣的是，赵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母亲连生两个儿子，作为儿子的嬴政居然会不知道，这可真是咄咄怪事！笔者认为，此事肯定瞒不过嬴政。包括吕不韦之事，天下之人都知道，难道就唯独嬴政不知道？
　　赵姬与嫪毐在大郑宫中至少住了三年。由于雍县距咸阳不太远，赵姬虽然不会回咸阳，嫪毐可没少回去。令人不解的是，嫪毐竟成了秦王嬴政的红人！由于与赵姬的特殊关系，嫪毐一夜之间成了政治暴发户。不仅“家僮数千人”，而且“事皆决于嫪毐”。（《史记·吕不韦列传》）也就是说，嫪毐不仅在与赵姬的性关系上取代了吕不韦，在朝廷中也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吕不韦广招门客，形成了自己的“智囊团”。嫪毐也不甘落后，竟也学吕不韦的样子养起了门客，“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司马迁这一句，点明跑到嫪毐府中做舍人的，都是去求官跑官的狗苟蝇营之徒。也可见，只要在嫪毐府中做了舍人，不久就可以成为朝廷命官。
　　是谁给了嫪毐这么大的权力？当然是嬴政！须知，嫪毐对外是以一个阉人的面目出现的，嬴政为什么要将权力交给一个阉人？是赵姬给嬴政施加的影响？还是嬴政别有所图？
　　城门失火，太后失势事实证明，秦王嬴政虽然没有采纳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的治国主张，却学会了吕不韦审时度势、欲擒故纵的政治手腕和商业伎俩。
　　他在嫪毐风头正劲时进行安抚、麻痹，等待嫪毐“多行不义”之时，对其进行了致命一击。在此之前，嬴政已经隐忍了很久。
　　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吕不韦派秦国军队大举伐魏，著名学者孔丛子此时正在魏国。魏王便去请教他。孔丛子说的一段话，透露出了司马迁没有记载的若干很重要的情况。
　　孔丛子在为魏王分析当前秦国局势时说：“秦国上下，从朝廷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在议论一件事：我们是为了嫪毐而做事呢？还是为了吕不韦而做事？街谈巷议，几乎全是这个话题。”
　　孔丛子接着说：“大王您若割地给秦国，就说是屈服于嫪毐的强大力量，以魏国的名义赞美嫪毐，对嫪毐表示敬意，那么，秦国的太后一定会感激您。用这个方法交好秦国，是最好的方法了。秦国对于魏国，有时友好，有时欺骗。如果此时魏国去结交嫪毐，天下人就会背弃吕不韦，而都去结交嫪毐。其实目前对魏国威胁最大的是吕不韦。您如果能让天下人背弃吕不韦而去结交嫪毐，不就可以报仇了吗？”
　　孔丛子的这番话语，透露出以下信息：首先，嫪毐与秦国太后赵姬的关系已是尽人皆知，连孔丛子这样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人都很清楚了。连国外的人都知道了太后的风流韵事，难道只有秦王嬴政还被蒙在鼓里？更有可能的是，嬴政也知道了母亲与嫪毐之事，只不过他认为此事很隐秘，做儿子的睁一眼闭一眼罢了。
　　其次，嫪毐的确在秦国权势熏天，甚至与吕不韦不相上下。嫪毐本是吕不韦的一个门客，在成了赵姬的情夫之后，竟与吕不韦的权力相当，以至于秦国上上下下都不知道到底是吕不韦说了算，还是嫪毐说了算。这也印证了司马迁所记载的“事皆决于嫪毐”。
　　第三，吕不韦此时一定有苦难言。他本想只让嫪毐成为赵姬的性伴侣以解脱自己，没想到嫪毐一跃而成了他的主要政敌。看来，只要时间允许，嫪毐早晚要在朝廷中取代吕不韦。
　　第四，虽然嫪毐不可一世，但秦国的实权依然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孔丛子说得很明白：对魏国威胁最大的是吕不韦！可见嫪毐弄权，只是限于内政方面。军权，还是掌握在吕不韦的手中。孔丛子异想天开地想让魏国使用离间之计，促使吕不韦与嫪毐的权力斗争激烈化，从而缓解秦国四处扩张的步伐。
　　秦王政五年，嬴政应当十八岁了。十八岁，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嬴政为什么要重用嫪毐呢？难道此时嬴政就已经厌烦了吕不韦？难道嬴政想通过重用嫪毐的方式，削弱吕不韦手中的权力？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代暴君的嬴政，绝对不希望自己成人之后还有个“仲父”管着，绝对不希望朝中有个大权在握的丞相对自己说三道四，绝对不希望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人的挑战。
　　据《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小说家言，嫪毐与赵姬在大郑宫中连生了两个儿子，秦王嬴政是不知道的。笔者猜测，赵姬与嫪毐私通生子之事，嬴政可能是知道的。不过母亲做出此等事情，做儿子的又能怎样呢？
　　到底为什么嬴政要重用嫪毐呢？《东周列国志》说是赵姬起了作用。书中说，赵姬向嬴政夸奖嫪毐对她伺候得非常好，要求嬴政赏赐嫪毐。于是，嬴政封嫪毐为长信侯，将山阳一带的土地封给他。“毐骤贵，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赏赐无算，宫室舆马，田猎游戏，任其所欲。事无大小，皆决于毐。毐蓄家僮数千人，宾客求宦达，愿为舍人者，复千余人。又贿结朝贵为己党，趋权者争附之，声势反过于文信侯矣。”
　　仅仅靠服侍太后，就能得到嬴政如此恩宠，可谓咄咄怪事！须知，嫪毐只是一个宦官，反而压过了吕不韦，俨然成了秦国的首相，吕不韦倒成了副相，这的确是个反常现象。也许秦王嬴政觉得吕不韦权势太大，担心其尾大不掉，于是扶持嫪毐与吕不韦争权。
　　嬴政很可能认为，不管怎么说，以嫪毐与母亲的特殊关系，借助他削弱一下吕不韦的权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眼见一个市井淫棍在朝中飞扬跋扈，吕不韦只有忍气吞声，打碎了牙齿往自己肚子里咽。
　　嫪毐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凭借床上功夫大富大贵，未免有些得意忘形。没过多久，这个市井无赖便惹下了塌天大祸。
　　古人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仪式，由父母主持，将一个帽子戴到头上，称为“冠礼”，说明已经成人。所以，男人二十岁便可称“弱冠”之年。嬴政二十二岁的时候，尚未行冠礼。赵姬便令人在大郑宫附近的德公之庙为嬴政行冠礼。
　　仪式举行完，要搞五天的盛大酒会来庆祝秦王成人。朝中百官天天有酒喝，倒也其乐融融。喝到了第四天，嫪毐与中大夫颜泄饮酒，嫪毐连续赌输，喝了个酩酊大醉。颜泄也喝多了，便想罢席。不料嫪毐非要再与颜泄一决高下，颜泄不从，嫪毐大怒，上去就给了颜泄一个大耳光。颜泄借着酒劲，岂能受此大辱，遂扑上去将嫪毐的冠缨拔了下来。嫪毐怒不可遏，瞪着眼睛大吼道：“我是当今大王的后爹，你算什么东西，敢和我作对！”
　　一句话，让颜泄酒醒了许多。他这才知道自己得罪了太后的情夫，不觉有些害怕，慌忙退了出来。恰巧，颜泄刚出来便遇到了嬴政。为了免祸，颜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口中连说“死罪”。嬴政感到奇怪，便令人将颜泄扶到祈年宫，询问颜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颜泄遂将得罪嫪毐之事说了一遍，并奏道：“嫪毐实非宦者，诈为腐刑，私侍太后。现今产下二子，在于宫中，不久谋篡秦国。”
　　嬴政闻言，吃惊非小。考虑到他现在身在雍县，此乃太后与嫪毐的地盘。一旦嫪毐先下手为强，后果不堪设想。为策万全，嬴政立即派人招大将桓齮率兵前来保驾。令嬴政感到恐慌的，倒不是太后与嫪毐同居生子之事，而是颜泄所说的“不久谋篡秦国”这几个字。
　　大凡专制君主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篡位。颜泄的这句话，可谓点中了嬴政的软肋。嬴政毕竟还年轻，还做不到处变不惊。调兵之事，立即被嫪毐的亲信探知。嫪毐得到密报，知道是自己酒后失言，料定嬴政调兵遣将是冲他来的，遂急忙跑进宫中与赵姬商议对策。
　　赵姬不过一介女子，只解风情，岂关大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能有什么主意！嫪毐道：“今日之计，除非乘桓齮未到，尽发宫中卫卒及宾客舍人，攻祈年宫，杀了秦王，我夫妻尚可相保。”
　　赵姬此时已经六神无主，说：“宫中卫兵能听我们的命令吗？”
　　嫪毐道：“愿借太后的玉玺，冒充秦王的御宝，就说祈年宫有贼，秦王有令，召宫中卫士前往救驾，应该没人不敢听从。”
　　赵姬此时的心里一定是矛盾重重。毕竟，嬴政也是她的亲生儿子，而且与她在赵国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不会没有感情。在这种生死抉择面前，赵姬早已方寸大乱。
　　如果赵姬在生死关头站到嬴政一边，作为嬴政的生身母亲，倒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不过，那样的话，她不仅将要失去好不容易得到的让她在床上欲仙欲死的“大阴人”嫪毐，而且，她与嫪毐的两个儿子也必定性命不保。四十岁的女人生了两个小儿子，一定视若心肝宝贝。在已经成人的嬴政与这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儿子之间选择，她宁愿要这两个小儿子！无奈之下，赵姬也只好让嫪毐铤而走险了。
　　嫪毐伪造了秦王的御书，盖上了太后的玉玺，然后召集宫中卫士以及他府中的宾客舍人，乱哄哄地一直忙到第二天中午才发兵前往嬴政所住的祈年宫。这群乌合之众将祈年宫围住后，毫无准备的嬴政急忙来到祈年宫的大台上，问士兵们为何犯驾。士兵们嚷嚷着，说奉秦王之命，前来捉拿盗贼。
　　嬴政大声说：“长信侯嫪毐便是贼，宫中哪来的贼？”宫中的卫士大多认得秦王嬴政，听嬴政如此一说，便知上了嫪毐的当，有一半人顿作鸟兽散，还有一些胆子大的，反戈一击，与忠于嫪毐的门客打了起来。
　　嬴政见状，向士兵们喊道：“有生擒嫪毐者，赐钱百万；杀之而以其首献者，赐钱五十万；得逆党一首者，赐爵一级。”并且申明：无论是谁，赏格一样！这一来，祈年宫中的将士纷纷出战，连宦官和养马赶车的人也拿起武器参加了平叛战斗。附近百姓早就对嫪毐恨之入骨，听说嫪毐犯上作乱，也一呼百应地前来帮助秦王。没多久，嫪毐的门客已战死了数百人。嫪毐见大势已去，忙夺路而逃。也该他倒霉，没逃多远，正好遇到赶来救驾的桓齮的大军，嫪毐只好束手就擒。
　　嬴政平定嫪毐之乱，立即来到大郑宫，将嫪毐与赵姬的两个私生子搜了出来，“使左右置于布囊中扑杀之”。赵姬此时心痛欲绝，只能躲在宫中暗自吞声，没有脸出来见儿子嬴政。嬴政下令，将嫪毐车裂于东门之外，并夷其三族。其死党皆枭首示众。车裂，是先秦酷刑之一，就是把受刑人的头与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商鞅在秦国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而死。
　　处死了嫪毐及其二子，嬴政仍觉得不解气，又将凡是与嫪毐有关系的人，包括其未参与叛乱的门客，全部迁到蜀地，共迁了四千余家。当时的蜀地还不是“天府之地”，属于未开发的洪荒之地。将这些罪犯流放到这里，也是一种惩罚。
　　嬴政对于赵姬，念在是他的生母的分上，倒没将她处死。不过，发生了这样的事，让嬴政丢尽了脸面，如何处置赵姬，成了嬴政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说在此之前嬴政对母亲的所作所为睁一眼闭一眼，还相信朝野上下无人知道赵姬的丑事的话，嫪毐叛乱，无疑将这个粪坑盖子揭了起来，堂堂太后，有何脸面再做一国之母！堂堂秦国国王，竟有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母亲，又让嬴政的脸面往哪儿搁？而更令嬴政难以原谅他母亲的是，赵姬竟要伙同嫪毐杀死他！
　　嬴政可以对母亲的丑行睁一眼闭一眼，可以容忍母亲的面首嫪毐在朝中飞扬跋扈，但绝不能容忍嫪毐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更不能容忍母亲伙同他人要杀死自己。恼怒之下，嬴政下令：太后用玉玺帮助嫪毐反叛，不可为国母，减其禄奉，迁居棫阳宫。棫阳宫是雍县离宫中最小的一处，为秦昭襄王时所建，已闲置多年。嬴政将赵姬迁到此处，以示对其母的薄惩。嬴政还不放心，又派兵三百守于此处，凡有人出入，必加盘问。这实际上是将赵姬囚禁起来了。
　　吕不韦倒台前的局势嫪毐事件发生时，史家没有记录吕不韦身在何处、态度如何。可以推测，吕不韦对此事应该是喜忧参半。
　　吕不韦喜的是，小人得志的嫪毐自作孽不可活，在嫪毐的权势已大有压过他吕大相国的时候，在嫪毐铤而走险欲谋害嬴政的时候，终于被嬴政一举铲除。因为，嬴政毕竟是他吕不韦的儿子啊。吕不韦忧的是，嫪毐是他引荐给赵姬的，嫪毐“伪腐”冒充宦官也是他的主意。一但嬴政追查起来，他必定逃脱不了干系。
　　听说嬴政收拾了嫪毐之后，竟敢软禁了母亲赵姬，吕不韦更加焦虑了。嬴政连亲生母亲都不原谅，还肯放这他这个“仲父”？嬴政若知道嫪毐这一恶果是他吕不韦一手种下的，恐怕就不是软禁的问题了。虽然赵姬是吕不韦的老情人，赵姬被打入冷宫成为囚犯，吕不韦肯定为此而难过，但此时的吕不韦考虑的最多的还是自己。
　　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亲情和爱情。俗话说：生意场上无父子！利益场上岂有爱情！
　　如果吕不韦真的爱赵姬，是绝不会如此慷慨地让给异人的；如果吕不韦真的爱赵姬，更不会费尽心机找一个嫪毐来替代自己。所以，赵姬被嬴政软禁，吕不韦是不会去为老情人讲情的。他也知道，为了保全自己，最好与赵姬划清界线。再说，即使吕不韦有心为赵姬求情，恐怕不仅不起作用，反而会引火烧身。
　　当秦王嬴政的车驾返回咸阳的时候，吕不韦担心嬴政向自己查问嫪毐之事，竟吓得不敢上朝晋见。但是，令吕不韦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可能是朝中有知情的大臣告密，嬴政此时已经对嫪毐“伪腐乱秦宫”一事了解了个一清二楚，所以一回咸阳，便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处置吕不韦。
　　毕竟吕不韦已经担任了多年的秦国丞相，朝中许多大臣都是他提拔起来的。所以，当嬴政怒气冲冲地表示要判处吕不韦死刑的时候，立即有些朝臣站出来为吕不韦求情，说“不韦扶立先王，有大功于社稷；况嫪毐未尝面质，虚实无凭，不宜从坐”。
　　其实嬴政心里清清楚楚。没有吕不韦，哪有他父王的王位？没有吕不韦，哪有他嬴政的今天？而且，很可能嬴政已经知道吕不韦是他的生父。不管是生父也好，仲父也罢，朝中有个手握重权的长辈管着，毕竟不太爽。有了嫪毐谋反这一借口，正好可以将这两大权臣一举清除。
　　此时嬴政的内心或许有些矛盾：杀了吕不韦吧，又有些下不了手，毕竟吕不韦“有大功于社稷”；不杀吕不韦吧，嬴政担心此等惊天内幕一旦被吕不韦泄露，将危及自己的王位。思来想去，嬴政还是下不了处死吕不韦的决心。最后，嬴政决定免吕不韦一死。但是，吕不韦的丞相宝座是坐不成了。嬴政下令免去其丞相之职，收其印绶，令其回洛阳封地养老。
　　此时，吕不韦大约有六十岁了。他为了“获利无数”而进行气魄惊人的风险投资，并为此奋斗了二十年。在他功成名就之时，在他进入晚年之时，却一下子跌入了失意之谷。而这其中的隐衷，他又能向谁言说？
　　在他接到嬴政免其丞相之职的命令之时，他一定百感交集。他一定会想到应该向儿子坦陈一切，但嬴政却不一定给他这个机会；即使给他机会表白，嬴政会相信吗？也许，不向嬴政披露这个惊天内幕，或许还可以苟全性命；若将这一见不得人的隐情透露出去，反而会促使嬴政杀人灭口。他一定会想起了老情人赵姬。赵姬此时自身难保，又如何能保得了他？
　　吕不韦只得自己喝下自己酿成的这杯苦酒。
　　嬴政软禁母亲赵姬的这一年初夏，用今天天气预报的话说，忽然来了一股寒流，有些地方居然降了霜雪，出现了冻死人的情况。这种反常的天气，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于是有人便瞎猜说，这是由于秦王对自己的母亲不孝，所以老天爷才突降霜雪，冻死秦国的百姓，以示对秦王不孝的惩罚。
　　秦王“不孝”，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即使“老天爷”要惩罚，也应该惩罚秦王一人，为什么将账算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不过在当时，这种国王有病让老百姓吃药的逻辑，还是很有市场的。民间就有这样的议论：“秦王迁谪太后，子不认母，天发大寒，故有此异。”
　　有些“忧国忧民”者沉不住气了，便跑到秦廷向秦王进谏，要求嬴政将母亲接回咸阳，以尽“孝道”。大夫陈忠的进谏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天下无无母之子，宜迎归咸阳，以尽孝道，庶几天变可回。”此时秦王嬴政正在气头上，再说他也绝不会接受因为他不孝而导致“天变”之说，故而勃然大怒，令将陈忠剥去衣服，置其身于蒺藜之上，活活地将他打死。
　　说嬴政不孝而招致天怨人怒，这不是去找死吗？
　　嬴政杀死陈忠后，余怒未息，将陈忠的尸体扔到宫殿大门的台阶下，在其尸体前竖一牌子，上面书曰：“有以太后事来谏者视此！”偏偏就有人不接受陈忠的教训，仍绕过陈忠的尸体跑进宫殿去“死谏”。秦王此时暴露出他残忍好杀的性格，凡是去进谏的，一律杀死，“陈尸阙下”。前后居然杀了二十七个大臣。这时，齐王田建和赵悼襄王前来朝见秦王，意在与秦国商谈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他们应秦王之邀到咸阳宫饮酒时，发现了摆在台阶下面的二十七具尸体，问明原因后，皆摇头叹息，私下都认为秦王太残暴。
　　时人提到秦国，都习惯性地在秦前面加上一个“暴”字，称之为“暴秦”。这全是嬴政之残暴为秦国赢得的“荣誉”。秦王拒谏，竟因此杀死了二十七个大臣，秦国百姓对此事当然议论纷纷。在咸阳城一个小客店里，几个旅客说起此事，引起了旁边一个外地人的注意。此人是齐国人，名叫茅焦，客游至秦。他了解到秦王囚母拒谏、虐杀大臣之事后，愤然道：“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当即让店主人准备洗澡水，说：“吾将沐浴，明早叩阍入谏秦王。”
　　别的旅客以为他在开玩笑，皆笑道：“彼二十七人者，皆秦王平日亲信之臣，尚且言而不听，死不旋踵，岂少汝一布衣耶？”意思是说，那被杀死的二十七个人，都是秦王平时的亲信大臣。他们的话秦王都不听。他们一去进谏，立即被杀，难道还在乎你一个平头百姓？再死你一个也不多。
　　茅焦说：“谏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则秦王遂不听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听不听未可知也。”意思是，进谏的人死了二十七个就不再有人进谏了，所以，秦王没听进谏人的话；但是，如果死了二十七个人还没吓住前去进谏的人，秦王那时听与不听，还说不准呢！店中的旅客们见他真要去进谏，都笑其愚不可及。
　　第二天一早，茅焦向店主点了饭，饱饱地吃了一顿。然后毅然决然要出门。店主倒是个好心人，极力劝他不要去送死，并拉住他的衣服苦苦相劝。怎奈茅焦主意已定，竟“绝衣而去”。店中的旅客们见茅焦真的去了，都认为他不会活着回来，所以当即就打开茅焦的行李，大家分抢一空。
　　再说茅焦来到阙下，大呼道：“臣齐客茅焦，愿上谏大王。”秦王听到宫殿外有人大喊，便令内侍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又有人来为太后之事“死谏”。
　　内侍问明情况后回去报告说：“那人果然是为太后之事而来进谏的。”
　　秦王一听，懒得见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便对内侍说：“汝可指阙下积尸告之。”
　　内侍跑出去对茅焦说：“客不见阙下死人累累耶？何不畏死若是？”
　　茅焦道：“臣闻天有二十八宿，降生于地，则为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尚缺其一，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古圣贤谁人不死？臣又何畏哉？”所谓二十八宿，是古人观察天象，将天上的恒星分成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共二十八个星座，俗称“二十八宿”。茅焦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对应地上的人，则天下一定有二十八个正人君子。如今因为进谏秦王，已经死了二十七个正人君子，还差一个，就正好与天上的二十八宿相对应了，所以他来凑个数。
　　内侍回殿禀报后，嬴政大怒道：“狂夫故犯吾禁！”向左右下令：“炊镬汤于庭，当生煮之。彼安得全尸阙下为二十七人满数乎？”嬴政也够毒的。你茅焦不是想以一死凑够“二十八宿”这个数吗？我既要让你死，又不让你如愿！于是，嬴政令人在宫殿中架起一口大锅，烧上一锅热水，准备将这个不知好歹的人煮成烂泥，那样一来，他不得全尸，怎么与已被杀死的二十七人一起凑成二十八之数呢？
　　左右不敢不从，忙找来大锅，盛上水，在宫殿中烧了起来。然后，嬴政“按剑而坐，龙眉倒竖，口中沫出，怒气勃勃不可遏”，连呼：“把那个疯子叫进来煮了！”
　　内侍去召茅焦进殿的时候，茅焦故意迈的步子很小，走得很慢。内侍催他快点儿走，茅焦说：“我见秦王后就得死，我拖延一下时间又有何妨？”内侍见他一会儿后便要被活活煮死，不禁心生怜悯，乃扶着他进殿。
　　茅焦进殿后跪倒叩头，说：“臣闻之：‘有生者不讳其死，有国者不讳其亡；讳亡者不可以得存，讳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计，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审大王欲闻之否？”意思是说，他听说活着的人不讳言死亡，拥有一个国家的人不讳言亡国。对亡国讳莫如深一定不会得以生存，忌讳说“死亡”一词，其生命力一定不强。生死存亡之计，这是一国之明主都很关心的，不知秦王愿不愿听一听他的观点。
　　秦王见茅焦没提赵姬之事，怒火消了一些，脸色也好看了点儿，便问：“你有什么话，可以说一说。”
　　茅焦对答道：“夫忠臣不进阿顺之言，明主不蹈狂悖之行。主有悖行而臣不言，是臣负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听，是君负其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王又不欲闻，臣恐秦国从此危矣。”
　　茅焦仍没提太后之事，也没提“天变”之事，而是提醒嬴政：忠臣不说让君王听着顺耳的话，明君不做疯狂悖逆之事。如果国君做了错事而大臣们不为国君指出来，是做臣子的对不起国君；如果臣有忠言进谏而国君不听，则是做国君的对不起臣子。茅焦进而指出：如果大王有违背天理的错误，大王自己不知道；而他茅焦有逆耳之忠言，秦王又不想听，那么，秦国以后恐怕就很危险了。
　　嬴政闻言吓了一跳，“悚然良久”，脸色变得也不那么愤怒了，不禁问茅焦：“你想说什么事？寡人愿意听听。”
　　茅焦说：“大王今日难道不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吗？”
　　一说统一天下，正中嬴政的下怀，嬴政脱口而说：“是啊！”秦国经过东征北伐，已成为天下七国中秦国一强独大的局面。实力强了，嬴政当然梦寐以求要灭掉六国、统一天下。
　　茅焦继续说：“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独威力使然；亦以大王为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毕集秦廷故也。今大王车裂假父，有不仁之心；囊扑两弟，有不友之名；迁母于棫阳宫，有不孝之行；诛戮谏士，陈尸阙下，有桀纣之治。夫以天下为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母尽道，升庸为帝；桀杀龙逢，纣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后，更无有继二十八人之后，而复以言进者。怨谤日腾，忠谋结舌，中外离心，诸侯将叛，惜哉，秦之帝业垂成，而败之自大王也。臣言已毕，请就烹！”
　　看来茅焦是个出色的辩士，其进谏之言颇动了一番心思。他在批评嬴政之前，先吹捧了嬴政几句：如今天下尊秦，并不仅仅因为秦国实力强大，也因为秦王是天下英雄之主，忠臣义士都因为秦王的领袖魅力而来到秦国。这几句捧得秦王颇为受用。就在秦王如沐春风之时，茅焦话锋一转，开始严厉批评秦王，说他车裂嫪毐，这是不仁。不管怎么说，嫪毐与他的母亲赵姬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是他的后爹（假父）。茅焦又说嬴政杀死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这是没有友爱的表现；将母亲迁到冷宫之中，这是不孝；诛杀直言进谏之臣，将这些直言敢谏之士的尸体扔在阙下，这是桀纣之类的暴君的行为。
　　茅焦接着说：秦王目前正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而所作所为这个样，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呢？茅焦还举了舜因为尽了孝道而当上帝王、桀纣这两个暴君因为杀了龙逢和比干等忠臣而招致天下叛乱的例子，说明秦王若学桀、纣这样的暴君，国将不国。
　　其实说到这里，秦王嬴政已经开始检点自己的错误了。茅焦做出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我知道我一定会被大王处死，我们这二十八个忠直的人死了之后，再也不会有人直言进谏了。虽然不会有人再来进谏，但天下一定怨声载道，中外离心，依附秦国的诸侯将背叛秦国，真是可惜啊！说罢，便解开衣带要进大锅受烹。
　　嬴政虽然暴虐，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明智的。否则，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也不会横扫天下、统一六国。茅焦的话，句句撞击在他的心上，已经深深打动了他。见茅焦要进大锅受刑，嬴政忙急走下殿，左手扶住茅焦，右手指示左右将大锅抬走。不料茅焦却不依不饶，非要跳到锅里不可。他说：“大王已悬榜拒谏，不烹臣，无以立信。”
　　嬴政连忙令人收起榜文，又命内侍给茅焦穿好衣服，赐他坐下，说：“前谏者，但数寡人之罪，未尝明悉存亡之计。天使先生开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恭听！”
　　秦王此时想通了。先前那二十七个进谏者只是一味地指责他的罪过，而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分析利害得失。只有茅焦，句句话都讲到了正地方，令他茅塞顿开。茅焦，可谓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
　　茅焦见秦王已经诚心诚意地采纳他的意见，便再拜道：“大王既俯听臣言，请速备驾，往迎太后。阙下死尸，皆忠臣骨血，乞赐收葬。”嬴政闻言，立即命有关部门收取二十七人之尸，各备棺材，一同葬之于咸阳城附近的龙首山，名之为“会忠墓”。就在这一天，嬴政为了显示自己知错即改、从善如流，令茅焦为自己驾车，亲自前去迎接母亲回咸阳。
　　秦王的车驾来到棫阳宫外，嬴政先令使者进去报信，然后跪在地上，膝行而前。见了母亲赵姬，叩头大哭。赵姬百感交集，也垂泪不止。——好一出煽情戏！
　　嬴政表演完自己的孝行后，便引茅焦竭见赵姬，说：“这是我的颍考叔啊！”此处，嬴政用了一个典故。颍考叔是春秋时期郑国人。郑庄公寤生二十二年，庄公的母亲姜氏因为更疼爱庄公之弟共叔段，便欲夺庄公之位给共叔段。在太后的支持下，共叔段悍然发动兵变，结果被早有准备的郑庄公镇压。郑庄公气愤于母亲支持弟弟，乃将母亲囚禁起来，立誓与其母“不及黄泉无相见”，意思是他只要活着就决不见母亲一面。颍考叔觉得郑庄公这样做不妥，便前往进谏，给郑庄公出了个“掘地及泉、隧而相见”的主意，使郑庄公与其母恢复了母子关系，被传为美谈。
　　姜氏与赵姬之事，倒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更巧的是，劝导郑庄公的有个颍考叔，劝导嬴政的有个茅焦，历史有时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为了答谢茅焦，嬴政拜茅焦为太傅，封上卿爵位。
　　嬴政与母亲的过节，就这么解决了。《资治通鉴》说嬴政与赵姬从此之后“复为母子如初”。应该说，经过这次变故，赵姬也无颜为一国之母后了。她爱得如痴如狂的“大阴人”嫪毐死了，老情人吕不韦被免职了，她今后也只好收敛起旺盛的情欲，在冷宫之中默默度过余生了。
　　自此之后，赵姬便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姬死了。如果推算一下的话，赵姬死时也不过五十岁左右。赵姬死后，嬴政将她与秦庄襄王子楚葬在了一起。就在赵姬去世的这一年，嬴政灭掉了赵国。
　　鸟尽弓藏：权相的悲惨结局有人说过一句话，要看一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两个标准：一是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他选择什么样的死法。
　　在死法的选择上，吕不韦有点儿缺乏大家风范，他是到了山穷水尽之时才无奈自尽的，在此之前，他还一直幻想着亲生儿子嬴政能够对自己网开一面。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就在赵姬回到咸阳的同时，吕不韦却被勒令搬到洛阳居住。赵姬刚被儿子原谅，还有些惊魂未定，这时自然不便于替吕不韦讲情。对于吕不韦来说，他忙活了二十多年，结果却落得一个被免职的下场，自然心有不甘。不过，看到亲生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已经牢牢控制了秦国国柄，他倒也颇感欣慰。
　　其实，吕不韦在子楚身上搞风险投资，固然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没成想竟能偷天换日，使秦国实际上姓了吕，这一额外收获，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了。
　　为了让儿子早日乾纲独断，担负起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他组织门客撰写了《吕氏春秋》，苦口婆心地教儿子如何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他大权在握之时，从未产生取嬴政而代之的念头，而是一心一意辅佐儿子。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竟在处理赵姬一事上栽了跟头。好在嬴政念其有立主定国之大功，只是免其相职，让他到洛阳的封地做富家翁。这一处罚，并不算太重。
　　如果吕不韦从此杜门不出，尽量低调过普通百姓的生活，大概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也许，秦国人以及诸侯们都清楚，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嬴政处罚赵姬和吕不韦，只不过是做样子给秦国的老百姓看的。哪有儿子真的想惩办自己父母的？
　　赵姬就是个例子。当初，嬴政将赵姬囚禁起来，因为不愿原谅母亲，竟一气杀了二十七个求情者。结果呢，还是将赵姬迎接回朝，母子又和好如初了。于是，吕不韦的门客们以及诸侯们都认为，吕不韦被免职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嬴政便会亲自到洛阳迎接父亲回咸阳主持国政。所以，吕不韦这棵大树虽然倒了，但树倒猢狲未散。他的门客们大多仍聚集在他的府第，等待他官复原职。毕竟，在主子暂时倒霉的时候向主子表忠心，是最容易赢得主子的好感的。
　　最可笑的是别的国家的国君们。他们也都想当然地认为嬴政不会为难自己的父亲，吕不韦不久即会重掌秦国权柄。因此，竟有好几个诸侯国派使者到洛阳慰问吕不韦，并给吕不韦封官晋爵，想趁此机会讨好吕不韦，以便在吕不韦官复原职之后，与秦国搞好关系。然而，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们大错特错了。他们派使者讨好吕不韦，反而成了吕不韦的催命符。
　　嬴政听说此事后，非常害怕。他既怕吕不韦真的被别的国家请去，将来成为秦国的对手，又怕吕不韦做不到三缄其口，将他与赵姬的秘密公之于世。届时，嬴政继承秦国王位的合法性便大成问题了。
　　此时的嬴政，早已不是那个刚到秦国之时的八岁的孩童了。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受尽欺侮、备受压抑的环境中度过的，少年时代又在宫廷中对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耳濡目染，形成了他嗜权如命、残忍暴虐的性格。为了保住王位，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决定进一步处罚吕不韦——将吕不韦迁到偏辟荒凉的蜀地去。
　　如果吕不韦识相呢，最好自杀，这样一了百了。
　　他不愿亲自下命令处死吕不韦，而是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吕不韦送了去。信是这样写的：“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接到嬴政的书信，方知儿子不会轻易放过他了。嬴政是要杀之灭口。
　　嬴政这封短信，却流露出必欲杀之而后快的意思。
　　“君何功于秦？”
　　“君何亲于秦？”
　　这冷冰冰的质问，如同重锤，狠狠地击在吕不韦的头上。秦国上下，包括诸侯之间，谁不知道，吕不韦为了子楚能继承王位而倾家相助！谁不知道，嬴政的母亲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小老婆！谁不知道，若没有吕不韦，又哪来嬴政的今天！可见嬴政这么说，是故意抹杀吕不韦对子楚和嬴政得到秦国王位的贡献。
　　吕不韦不由恨恨地说：“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与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亲孰与我？王何相负之甚也！”
　　然而，此时再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难道他面见嬴政、向嬴政讲明这一切，嬴政就能认他做父亲？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嬴政在信上故意这么写，明摆着是不想认他这个父亲。不仅不认，而且也不会仅仅将他流放到蜀地就善罢干休。
　　他吕不韦一日不死，嬴政就一日不得安心。明白了这些，吕不韦不禁叹道：“吾以贾人子阴谋人国，淫人之妻，杀人之君，灭人之祀，皇天岂容我哉！今日死矣！”
　　吕不韦此语，不见于正史，是《东周列国志》的作者替他说的。后人揣摩吕不韦当时的心态，倒也合情合理。
　　吕不韦此时，或许有所忏悔。也许，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罪当一死；也许，他觉得以六十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到偏远荒凉的蜀地去，已是他难以承受的酷刑。恐怕还到不了蜀地，他这把老骨头就已经填了沟壑了……司马迁写吕不韦收到嬴政书信后的思想活动，只用了六个字：“自度稍侵，恐诛。”也就是说，吕不韦已经看出嬴政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迫他。他断定，嬴政早晚会将他处死。
　　他无法接受来自亲生儿子的羞辱，更无法接受亲生儿子挥来的屠刀。他宁愿一死。
　　当天，吕不韦将鸩毒放进酒中，饮之而死。
　　可怜一代巨商，战国枭雄，竟落得如此下场！
　　吕不韦死了。
　　此时吕不韦的结发妻已经去世，葬于洛阳的北邙山下。除了嬴政外，他有没有别的子女，史无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吕不韦死时十分凄凉，没有亲属为他送葬。多亏跟随他的门客，偷偷地将他的尸体运到北邙山下，与他的妻子合葬于此。今洛阳市东约二十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有个大冢头村，这里有个吕母冢，据传即是吕不韦之墓。
　　嬴政听说吕不韦自杀了，有些不相信，非得见一见吕不韦的尸首不可。由于吕不韦的尸体已被门客们秘密埋葬，嬴政求尸不得，大怒。这时，有些土生土长的秦国大臣趁机劝嬴政下令，在全秦国范围内驱逐吕不韦的门客，这就是著名的“逐客令”。
　　可笑的是，嬴政逐的，不仅仅是吕不韦的门客，别的国家跑到秦国的宦游之士也在被逐之列。“逐客令”规定，他国之人，凡在秦国做官的，一律免职，限三日内驱逐出境；有胆敢收留者，一体治罪。秦国的大臣们之所以为嬴政出了这个主意，为的是使秦国的贵族子弟有更多的升官机会。
　　由于秦国在六国中是个比较开放的国度，从春秋时期秦穆公之时起，秦国就善于招徕别的国家的人才为己所用，这使得秦国虽然偏在西戎，却日益强大。也正由于外来人才占据了朝中的许多枢纽职位，使得秦国的贵族颇感压抑，土著派与外来派的矛盾也日渐突出。
　　及见嬴政因吕不韦之事迁怒于吕氏门客，“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史记·李斯列传》）“逐客令”一出，秦国顿时朝野大哗。有一个人，曾是吕不韦府中舍人，被秦王拜为客卿，此时也在被逐之列。此人即是李斯。
　　李斯是个颇有才能的人，他正雄心勃勃准备在秦国建功立业，忽闻秦王将下“逐客令”，自己因是楚国人，自然在被逐之列。眼见自己的多年奋斗成果将付之流水，不由横下一条心，给秦王写了一封义正词严、气势磅礴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不仅改变了秦王的愚蠢决定，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篇不朽的名作。
　　《谏逐客书》全文如下：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这篇文章极富说服力。他先举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等五名外来人才致使秦国称霸西方、秦孝公重用卫国的商鞅变法致使秦国富强、秦惠王重用魏国的张仪破坏六国合纵、秦昭襄王得到魏国的范雎确立对六国的远交近攻战略等事例，说明外来人才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外国的人才来帮助秦国，秦国就不是今天的秦国。
　　继而，李斯又列举了许多来自他国而深受秦王喜爱的声色宝物，说明“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这种做法不是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有为之君的“制诸侯之术”。
　　李斯在文章中还总结出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如果将各国来到秦国的卓越人才都赶跑了，这些人便会到别的国家去建功立业。这等于自毁长城，将秦国的栋梁之材资助给敌国，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敌人强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贤，这是老生常谈。而这四个字，切实做到却极不容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都是必须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对于商界来说，能否做到任人唯贤，更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盛衰的标尺。
　　李斯的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叹服。
　　嬴政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此后，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谋士，官至丞相，为嬴政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使吕不韦的门客们免于被驱逐的厄运，也使秦王嬴政从此不再追究吕不韦自杀一案。
　　对于吕不韦之死，司马公在写完吕不韦的传记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最后，司马公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
　　“孔子之所谓‘闻’者”，指的是《论语》中的一句段话：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什么样的士才能称得上是“达”呢？
　　孔子反问子张：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
　　子张说：就是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很有名气。
　　孔子说：这叫“闻”，不叫“达”。你所说的只是徒有虚名的人，并非通达之士。什么样的人才是通达之士？品格正直，为人好义，察人言语，观人脸色，常怀谦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达，在野亦通达，所以是通达之士。而所谓“闻”，即“名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仁人志士，其行为表里不一，还自以为是通达之士。这类人善于结党营私，由于其党徒互相吹捧，所以他无论在野还是在朝，都很有名气，算得上是“名人”。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充其量算是个“闻人”，不是通达之士。在《史记集解》中，马融一语道破司马公的含蓄评论：“此言佞人也。”原来，司公迁认为，吕不韦只不过是个奸佞小人罢了，绝不是通达之士。
　　“闻人”，原来指的是“佞人”。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称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等人为“上海闻人”，这些“闻人”不学无术，还以为这是媒体对他们的誉词，欣欣然接受之而无惭色。
　　吕不韦机关算尽、拼搏一生，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而且是败在自己的儿子嬴政手中，败在强大的君权面前。那么，吕不韦的失败，是否具有一种普遍意义？他的失败，是不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必然性？请看第十讲《功臣宿命：吕不韦必死》。
　　
 第十讲功臣宿命：吕不韦必死
　　在中国古代，君臣之间永远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更缺乏长久共荣的基础。中国古代权力的垄断性和寡头特征，是君臣冲突的病灶，而吕不韦的失败，则是中国古代功臣的唯一宿命。
　　君臣斗争：皇权时代永远的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吕不韦的悲剧是必然的。在专制体制下，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际，专制暴君必须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势安定之后，功臣“功高震主”，极易遭到专制暴君的敌视，双方互相猜忌，往往闹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贼。”这句总结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的古语，可谓经典！翻开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一部伴君驭臣史。历史上固然有刘备与诸葛亮、李世民与魏徵等君臣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毕竟太少。
　　一般来说，君臣关系之难处，不在创业之时，而在守成之日。由于专制暴君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所以，“功成不居”、“功成身退”成了功臣们得以善终的唯一出路。史上倒也有些成功的例子，如范蠡、孙武的飘然引退，张良、韩世忠的与世无争，萧何、郭子仪的谨小慎微……而更多的情况是帮助汉高祖打下天下的淮阴侯韩信被杀前讲的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有的甚至于敌国未破，而功臣先亡……功臣命丧暴君、昏君、甚至“明君”之手的例子太多了，这此不妨随手拈来一批，如伍子胥、文种、商鞅、白起、李牧、韩信、晁错、周亚夫、灌夫、窦婴、李广、桑弘羊、赵广汉、韩延寿、杨恽、萧望之、杨震、邓骘、杨修、崔浩、尔朱荣、斛律光、高熲、贺若弼、长孙无忌、郭崇韬、岳飞、赵鼎、李善长、刘基、朱文正、傅友德、朱亮祖、蓝玉、解缙、于谦、夏言、曾铣、张经、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焕……可谓不胜枚举！
　　即使是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也并不那么十全十美，他们之间也有所猜忌。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政治、军事前景顿时豁然开朗。对刘备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但“如鱼得水”并不意味着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起码有两件事，刘备便没有采纳诸葛亮的意见。
　　一是建安十五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一事。当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刘备想乘机要求孙权将荆州让给他。诸葛亮认为此行极为危险，绝不能去。但刘备不听。果然，周瑜等人都劝孙权留住刘备，不可放虎归山，幸好孙权鉴于两家目前是盟友，没有答应，才使刘备得以脱身。
　　事后，刘备曾问庞统：我到东吴时，听说周瑜曾劝孙权把我留住不放，有此事吗？庞统答：实有其事。刘备叹息道：当时孔明也劝我不要去。看来实在是太冒险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羽被孙权所杀后，刘备急于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当时“群臣多谏”，刘备执意不听。据《三国志·法正传》载，刘备东征大败后逃至白帝城。诸葛亮叹道：“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诸葛亮的叹息声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一，当时诸葛亮的态度，肯定是反对刘备东征孙吴的，否则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叹息了。而且，与孙吴开战，是与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曹战略背道而驰的，诸葛亮决不会赞同刘备这种不顾全大局的任性之为。
　　第二，诸葛亮大概劝谏过刘备，但刘备没有听从。所以诸葛亮说，如果法正活着，一定会劝阻刘备，刘备可能会听法正的劝说。
　　第三，刘备虽然声称得到诸葛亮后“如鱼得水”，但关键时刻，诸葛亮说的话还不如法正的意见。由此可见，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如鱼得水”。
　　刘备临终时向诸葛亮托孤，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托孤，又说若其子不才，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后人认为，刘备临终之语，透出了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的弦外之音。所以诸葛丞相急忙哭着表白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固然好，但终究比不上与关羽、张飞的关系。荆州地处魏、吴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占有荆州后，守卫荆州的最佳人选无疑是诸葛亮，但刘备却令关羽留守荆州，个中玄机真是耐人寻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复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赵云）与飞（张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余，非凡不必武侯也……然则先主岂不能将羽（关羽）哉？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
　　孙刘之盟是诸葛亮订的，而且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诸葛亮与东吴关系比较好尽人皆知。刘备可能觉得如果诸葛亮留守荆州，以诸葛亮与东吴的关系，说不定会做出有损蜀汉的事来。所以，刘备宁愿用关羽留守荆州，也不愿用诸葛亮。
　　刘备东征孙权时，尽起倾国之军，却没带诸葛亮，这也令人有所不解。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虽然历来被称为君臣关系的典范，但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满和谐。
　　再者说，刘备创业未半便死了，如果他统一了天下，他与诸葛亮到底还能不能和谐相处，更是难说。
　　有的功臣则在君王的猜忌下度日如年，不得不铤而走险，举兵反叛，结果被“王师”名正言顺地消灭，如彭越、英布；也有些权臣，生前虽然独掌大权，但死后遭到皇帝的清算，如霍光、张居正；也有的则干脆或明或暗地进行改朝换代，如王莽、曹操……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废掉汉献帝改朝换代，但他说得很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虽然未灭掉殷纣王建立周王朝，但他已经为弟弟周武王灭殷奠定了基础。曹操说他要做周文王，即说他在世时不会废掉汉献帝，而是将这一历史使命留给自己的儿子。
　　说到曹操，笔者倒想多说几句。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成败标准”，一是“忠奸标准”。成则英雄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
　　如果曹操果敢地取代汉献帝即皇帝位，然后扫平刘备、孙权，统一天下，将帝位传个一二百年，那么，曹操理所当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与“黄袍加身”的“宋祖”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要远远高于宋太祖。果真如此的话，谁还说曹操是“汉贼”、“奸雄”？
　　可惜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够头。他既没有代汉称帝成为“篡贼”，也没有一心一意辅佐汉献帝成为“忠臣”；既没有一统天下成为一个绝对的成功者，也没有被人消灭成为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所以，曹操在历史上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用传统的“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曹操，似乎都不合适。
　　伟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曹操当然也不例外。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曹操是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运而生的人物，其本性还是个欲扶大厦于倾危、拯百姓于水火的仁人志士。
　　建安十五年，因为人们盛传曹操将“有不逊之志”，曹操特意写了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剖心迹，说明自己并无代汉的野心，只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曹操当时的心愿。
　　考其投身行伍后的言行，与其志向是一致的。讨黄巾军时，曹操身先士卒，屡立军功。平定黄巾后，曹操见朝中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遂辞官归隐，“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视官职如敝屣。董卓进京后，欲篡汉自立，诸侯或拥兵自重，或兴兵讨伐，刚刚趋于安定的汉朝江山又将分崩离析。曹操为了维护汉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讨伐董卓的阵营之中。在诸侯之中，袁绍、袁术等各怀异志，首鼠两端，只有曹操与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作战最为勇敢。对此，王夫之评价道：“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颇有点好心有好报的意思。
　　而刘备呢？小时候与小朋友们在村头玩游戏，便说自己是皇帝，村头的大桑树是其“羽葆盖车”。他的两个儿子，一叫刘封，一叫刘禅。封禅是古时皇帝祭奠天地的礼仪，可见刘备一直想着要做皇帝。如果按封建道德来评价他的话，刘备早就有“不臣之心”。
　　袁绍虽然才疏，但是志大，讨董卓之时即生异志，得到玉玺后爱不释手，丑态毕露，因此为曹操所看不起。袁绍之弟袁术更是称帝心切，早就在寿春称帝，结果不久便被曹操所灭。与曹操比起来，袁绍、袁术可谓“乱臣贼子”。
　　孙权如何？且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不听招呼、公然与朝廷的军队展开赤壁大战，于汉献帝尚在位之时，他竟居心叵测地公然写信劝曹操称帝，压根就没把汉献帝放在眼里。
　　与袁绍、袁术、刘备、孙权这些人相比，曹操是最没有野心的，也是对汉室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并非夸张之言。不仅曹操至死没有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如果不是曹操在汉献帝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之，汉献帝根本不会再做上二十五年的皇帝。如此说来，说曹操“名托汉相，实为汉贼”，实在是冤枉了他。
　　曹操做的最失策的一件事，便是将如同丧家狗一样的汉献帝接到许昌，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自迎汉献帝到许都后，真的可以号令诸侯了吗？恰恰相反。曹操将汉献帝接到身边后，天下共知，曹操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皆骂曹操为“汉贼”，纷纷拥军自重，无人听从曹操的号令。
　　建安元年（196年），即曹操迎汉献帝的那一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又让献帝封袁绍为太尉、邺侯。谁知袁绍对此并不领情，骂道：“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竟拒而不受。曹操只好将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
　　次年，董卓的部将张绣便率部袭击曹操，袁绍的弟弟袁术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
　　第三年，盘据荆州的“名士”刘表公开支持张绣，与曹操开战；吕布也与曹操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初步奠定了东吴的基业。
　　第四年，刘备叛曹操，归袁绍。袁绍因战胜公孙瓒，实力大增，遂亲率大军进攻许都。
　　第五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大战，曹操获胜。此役后，曹操又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东征西杀，才大体平定北方。
　　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想趁热打铁统一全国，但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乘机占领西川和荆州，三国鼎立之局遂告形成。
　　有意思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十四年间，无论是张绣、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公孙瓒、高干，还是刘备、孙策、孙权，没有一个诸侯肯听从曹操的号令。由此可见，曹操空有挟天子之名，而无号令天下之实。
　　袁绍进攻曹操时，曾令陈琳代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说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连曹操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头疼病竟减轻了许多。可见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受到了诸侯的强烈抵制。曹操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还背上了“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骂名。而且，不仅当时的人都这么骂他，后世近两千年间，曹操也一直是以“奸贼”或者说是“奸雄”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的。
　　曹操想拿汉献帝号令天下，怎奈诸侯不听；想将汉献帝抛弃，则担心自己“匡扶汉室”的招牌毁于一旦，从而招来万世骂名；想取而代之，又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对，成为天下公敌……所以，汉献帝成了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根鸡肋。曹丞相骑虎难下，此中难言之隐真是不可告人。
　　相对于曹操来说，刘备和孙权要幸运得多。曹操做丞相、封魏王，起码在名义上是经过了汉献帝的正式册封。而刘备平定西蜀之后，没经汉献帝的批准，便在成都自称“汉中王”，怎么就没有人说刘备是“僭越”呢？后来，刘备和孙权都登基做了小王朝的皇帝，有谁说过他们是“国贼”、“奸雄”、“叛逆”？甚至从未想过要匡扶汉室的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人，也没有被加上“汉贼”的恶名。
　　有句俗语：“瞒之智正瞒之愚。”曹丞相耍的这点儿小聪明，让他一生“骑虎难下”，真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史家及后人皆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深谋远虑之举，不亦惑乎？
　　有人可能要举袁绍不迎汉献帝而败、曹操迎汉献帝而胜的例子来说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功。其实，曹操之胜，袁绍之败，与迎不迎汉献帝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曹操所分析的那样：“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如果说曹操战胜袁绍是因为曹操挟持着汉献帝、拥有政治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曹操与孙、刘赤壁大战之时，不也有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吗？刘备、孙权并不买那个有名无实的汉献帝的账，该打就打，结果使赤壁之战成为曹操一生中最为惨重的败绩。也正因为此次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
　　曹操挟持汉献帝达24年之久，废之易如反掌，曹操却始终不敢。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只好将代汉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儿子曹丕。
　　骑虎难下：权臣命运的悖论吕不韦也骑上了老虎。只是当他发现之时，也已经骑虎难下了。
　　其实，自从吕不韦得意洋洋地收获其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当初吕不韦提出要帮助子楚时，子楚的许诺是“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而当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顺利继承秦国的王位之后，子楚虽然封吕不韦为丞相、文信侯，但并没有将秦国一半的土地封给吕不韦，只是给了吕不韦河南洛阳十万户的封地。恐怕此时，子楚与吕不韦的蜜月期也该结束了。
　　子楚一即位便封赏吕不韦，其实是在兑现自己的诺言。然而，他的诺言是无法兑现的。在秦国还不是他的私有财产的时候，他可以慷别人之慨，许下分秦国一半给吕不韦的诺言。而一旦秦国真的成了他的天下，他真的能兑现这样的诺言、将秦国一分为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虽然在吕不韦看来，这样的收益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了。但已成为秦王的子楚，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大言懊悔不已。君无戏言啊！
　　子楚此时，说不定对吕不韦已经产生了猜忌之心：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吕不韦会不会心生怨望？俗话说：“功高不赏。”当做臣子的功高震主、使君王赏无可赏之时，那个做臣子的就很危险了。这时，君王最为渴望的，便是功臣突然死掉。这样，就不需要封赏功臣了，从而了却君王的一桩心事。
　　再说，吕不韦和赵姬还有一桩惊天秘密瞒着子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保子楚会永远蒙在鼓里。幸好子楚与吕不韦的矛盾尚未暴露，子楚便短命而死了。
　　按说，吕不韦的亲生儿子即位后，他应该会得以保全的。岂不知，嬴政的即位，反而使吕不韦的命运变得更为凶险。
　　如果嬴政不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作为罕见的独裁暴君的嬴政，自然不会容许一个立有大功的前朝元老手握重权。嬴政需要的是乾纲独断，而不是一个“仲父”在自己面前指指点点。吕不韦如果明智，最好是像应侯范雎那样称病退休。如若不然，吕不韦极有可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甚至被处死。
　　如果嬴政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嬴政继承秦国君位的合法性便大成问题。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嬴政极有可能会被秦国的宗室子弟赶下王位。即便不会这样，也会蒙上一个非法即位、偷天换日的恶名。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最好的结局是被永远幽禁。如果嬴政想办得利索点儿，就会杀之灭口。
　　如果嬴政是个性格温和、生性孝顺的人，或许吕不韦还能避免厄运。可惜，嬴政偏偏是个残暴成性的人。即使是对他的生身母亲、将他辛辛苦苦养育到8岁的赵姬，嬴政也曾毫不留情地予以囚禁，并且将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装到布袋里活活打死，又何况从小没有给嬴政一点儿父爱的吕不韦呢！
　　嬴政逼死吕不韦之后不久，一个魏国大梁的著名军事家来到了秦国，后人叫他尉缭。相传著名兵书《尉缭子》就是他的著作。尉缭与李斯、韩非等人一样，来到秦国，本来是想借助秦国之强以图建功立业的。但尉缭与嬴政晤谈之后，却决定离开秦国。
　　为什么呢？这倒并非嬴政不重视尉缭这个人才。事实上，嬴政会见尉缭时相当客气，“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即说嬴政会见尉缭时，是以平等的身份与之会谈的。
　　而且，尉缭的谈话也颇对嬴政的心思。尉缭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意思是，对于强大的秦国来说，诸侯就像是秦国的郡县。但是，如果诸侯们联合起来，对秦国就很不利了。晋国的智伯、吴王夫差、齐湣王就是因为对手们联合起来才被消灭的。希望秦王不要爱惜财物，要舍得送财物给六国的权臣们，以打乱他们的计划。不过破费三十万金，就可以将诸侯们一一收拾掉。
　　尉缭出了个对六国实行离间之计的主意，嬴政非常满意。以后在灭掉六国的战争中，嬴政就曾多次使用离间计。
　　如在灭赵国时，为了除掉赵国的名将李牧，秦将王翦先贿赂赵国的权臣郭开，将郭开收买之后，再扬言李牧私下与秦国讲和，欲与秦国共同灭赵，秦国答应事成之后封李牧为代王。郭开遂将此事禀报赵王迁，赵王迁信以为真，乃遣使持兵符召李牧回朝问罪，并拜正在李牧军中的赵葱为将，以代李牧之职。李牧得知是郭开陷害，自忖回朝后凶多吉少，乃欲奔逃至魏，结果被赵葱派兵捕获斩首。赵王迁自毁长城后，王翦立即率秦军大举进攻，一举击溃赵军，包围赵都邯郸。赵王迁一筹莫展，只好投降，赵国遂亡。
　　据说赵国亡后，郭开因助秦灭赵有功，被嬴政封为上卿。赵迁这才如梦初醒，叹道：“使李牧在此，秦人岂得食吾邯郸之粟耶？”然而悔之晚矣。好在此时秦王为了鼓励别的国家向赵王的投降行动学习，饶了赵迁一命，将他迁到房陵的石室中软禁起来。赵迁在这里作了一首字字血泪的《山水之讴》：房山为宫兮，沮水为浆；不为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于汉江；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夫谁使余及此兮，乃谗言之孔张；良臣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敢怨秦王？
　　当然，此诗只不过是小说家言，未必真的就是赵迁所作。
　　秦王对于尉缭献的离间六国君臣之计是非常赞赏的，对尉缭也很赏识，准备重用尉缭。谁知尉缭却对秦王嬴政很失望，以至于想立即离开秦国。尉缭大概会相面。嬴政给尉缭的印象很不好。
　　在与嬴政会谈后，尉缭回到住所，对人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尉缭之言，可能是有史可稽的唯一对秦始皇长相的细致描述。所谓“蜂准”，据《史记正义》的解释，就是高鼻梁；“长目”，即长长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长长的眼睛——单就嬴政的鼻子和眼睛来看，嬴政应该算是个美男子了。
　　嬴政五官中，尉缭只描述了眼睛和鼻子，然后说嬴政长着“挚鸟膺”。“挚鸟”指鹰鹫之类的鸟，“膺”即胸，所谓“挚鸟膺”，即说嬴政的胸像鹰的胸。鸟禽类的胸都是凸起的。用今天的话说，嬴政长着一副“鸡胸脯”。接下来，尉缭形容嬴政说话的声音是很恐怖的：“豺声。”即说嬴政说话的声音像豺狼嚎叫。
　　由嬴政的长相和发声，尉缭进一步分析出嬴政的性格是“少恩而虎狼心”。“少恩”，即刻薄寡恩、忘恩负义。尉缭认为，嬴政的性格是虎狼之性，是个凶狠残暴的人。这种人，在不得志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得平易近人，甚至可能甘心屈居人下；而一旦得志，“亦轻食人”，即随便杀人，就如虎狼食人那样视为理所当然。
　　与这样的人共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尉缭说：“我现在只是个老百姓，他会见我时却肯平等地对待我，还时时表现得很谦逊；而一旦他统一天下的志向实现后，他会把天下之人都视做他的俘虏和奴隶。对这种虎狼之人，不可与之长期相处。”
　　于是，尉缭便想离开秦国。嬴政得知尉缭想走，极力劝阻，封尉缭为秦国尉，希望尉缭留在秦国帮助他统一天下。尉缭此时走已走不成，逃也逃不掉，只好留了下来。不过，尉缭虽然留在了秦国，却从此不知所终。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便结束了对尉缭的叙述：“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也就是说，尉缭计策虽然被采纳，但尉缭其人并没有被嬴政重用，嬴政重用的是李斯。也许，由于尉缭深知嬴政的为人，所以才韬光养晦，以图苟全性命。
　　可惜吕不韦没有像尉缭那样由表及里地看透嬴政的为人，还一直做着辅佐儿子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殊不知，敌国尚存，他自己便先被消灭了。
　　如果当初吕不韦不思经国安心经商的话，以其聪明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手段，他完全可以成为富可敌国的巨贾，完全可以像战国末期的卓氏、孔氏以及被秦始皇封赏过的乌氏倮和被秦始皇表彰过的巴寡妇清那样，过着奢华富裕的生活，更不至于落得个饮鸩而死的可悲下场。
　　由吕不韦的悲剧，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风险投资实现赢利之后成功地“退出”。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有句话：“不是因为冒风险而赚钱，而是成功规避了风险而赚钱。风险投资界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剩者为王’。”
　　剩者为王，就是说，经过商场上大浪淘沙般的淘汰，剩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尤其是在股市，经过政策的反反复复、企业的盛盛衰衰、股价的涨涨跌跌、人气的高高低低……低迷过后，百战之余，剩下的股民，他们除了股本之后还有“剩”，乃是胜利者。
　　有句话说得好：谁能笑到最后，谁会笑得最好！
　　在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硅谷，流传着这样一个投资法则：在所有的风险投资项目中，必然有50%完全失败、40%刚刚打平，只有10%赢利。
　　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回报虽然巨大，但风险也大。在风险投资成功之后，应该见好就收，全身而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的时候，是风险投资者把握不好“退出”的最佳时机；有的时候，是身陷泥淖不能自拔，想退退不出。
　　把握好风险投资的“度”，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
　　在专制时代，商人们若想通过经商得以暴富，都喜欢走条捷径：勾结官府、亦官亦商。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他像吕不韦那样，在政界人物王有龄身上进行风险投资，后来凭借王有龄的支持和协助，开始发迹。他结识了左宗棠之后，便走上了亦官亦商的路。
　　商战无情，政治斗争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胡雪岩身为商人，却官居正二品，被时人视为左宗棠的亲信。
　　左宗棠与李鸿章互不服气，暗中斗法，胡雪岩便成了官场争斗的牺牲品。
　　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盛宣怀，本是李鸿章的亲信，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干将。他与胡雪岩一样，都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作出过贡献的人，可惜的是，盛宣怀的后台老板是李鸿章，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官场上的对手，于是，盛宣怀与胡雪岩也成了商场上的对手。最终，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胡雪岩自从靠上了左宗棠，在商场、官场、洋场中呼风唤雨，成为巨富，也成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一直对左宗棠不怎么服气的李鸿章自然也将胡雪岩视做眼中钉。
　　而盛宣怀，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所以一直对胡雪岩耿耿于怀。1878年，盛宣怀在湖北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胡雪岩又参了他一本，致使盛宣怀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唯独在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了左宗棠的拒绝。
　　左宗棠之所以拒绝盛宣怀，是听了胡雪岩的建议，想自己搞起来。胡雪岩曾力劝左宗棠架设电报线，他说：“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左宗棠命胡雪岩操办此事。胡雪岩从未搞过电报局，于是，他派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出了几套密码。
　　之后，左宗棠上奏朝廷，准备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闻讯，立即与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就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胡雪岩也不示弱，他派人与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代表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
　　不想盛宣怀做事极为老辣，他让大北公司将一批劣质器材卖给了胡雪岩。结果，工程刚开始，就因器材质量问题而停工了。盛宣怀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之事告诉李鸿章，李鸿章立即上疏弹劾胡雪岩，说胡雪岩办差不力，请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不久，朝廷便下令将长江电线交由盛宣怀负责架设。由此事，导致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更大，胡雪岩和盛宣怀成了死对头。
　　丁离《击败胡雪岩》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细致描述了盛宣怀击败胡雪岩的惊心动魄的过程：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左宗棠调任军机处军机大臣，指挥对法作战。左宗棠一走，李鸿章和盛宣怀便准备趁此机会除掉给左宗棠财力支持的胡雪岩。
　　为了支持左宗棠到新疆督办军务，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作为军饷，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上一年，胡雪岩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为担保。而此时，胡雪岩往年为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所筹集军饷的还款到期，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由于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盛宣怀便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
　　外国银行突然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他的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救急。不料盛宣怀通过他掌握的电报局，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一清二楚。他在胡雪岩从阜康银行提出银子之后，随即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即将倒闭。
　　此消息传播开来，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到阜康银行提取存款。盛宣怀在上海坐镇，挤兑先在上海开始。胡雪岩赶到上海，一边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协饷，一边发电报将此事告诉左宗棠。去找邵友濂的人吃了闭门羹，而盛宣怀则令人将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电报扣下了。
　　情急之下，胡雪岩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想渡过难关。不想仍是杯水车薪，到阜康银行挤兑的人越来越多。胡雪岩明白，是盛宣怀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知道此次来者不善，顿时口喷鲜血，昏了过去。
　　挤兑风一发而不可收拾，胡雪岩在杭州的泰来钱庄首先倒闭。1883年2月5日，大名鼎鼎的阜康银行终于被挤兑得关门大吉。
　　朝中大臣此时也纷纷上疏指责胡雪岩，朝廷乃令左宗棠严厉查办胡雪岩亏欠公款一案。事已至此，左宗棠也徒唤奈何，只得给各省发出公文，将胡雪岩在各省的商铺一一查没。
　　重重打击之下，胡雪岩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
　　他娶的十二房姨太太也养不起了，只好将她们遣散。
　　不久，胡雪岩即在贫病忧愤中死去了。一代巨贾，最终输了个干干净净。
　　在专制时代，胡雪岩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官商勾结的道路。其成于官商勾结，也败于官商勾结。像他那样的商人，与吕不韦一样，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只不过是官僚政治的依附品，是专制政治产下的怪胎。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甄士隐自从丢了女儿、家业破败之后，正感到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一个怪怪的跛足道人。跛足道人向甄士隐唱了一首《好了歌》，文辞虽浅，寓意却深，寥寥数语，写尽世态人情。歌曰：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历经磨难的甄士隐听后大彻大悟，当即吟诗一首，为《好了歌》作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这几句真是沉痛至极！吕不韦当初若能听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不知当作何感想。
　　吕不韦看不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有可能读到。当胡雪岩贫病交加奄奄待毙之时，默吟《好了歌注》，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商言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商人来说无可厚非。但追逐利益，也要有个度。如果像《好了歌》中所写的“终朝只恨聚无多”，结果必然是“及到多时眼闭了”。
　　“及到多时眼闭了”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很多时候，“终朝只恨聚无多”的结果往往是像吕不韦那样，因嫌财富少，致使锁枷扛。及到多时命没了。
　　吕不韦富而求贵，由商而官，结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可悲可叹！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一笔生意，他的富有创意的计划、传奇般的作为，倒也使他暂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是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必自焚！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是好玩的吗？
　　命悬君手：功臣与商人的悲剧不仅专制政治不好玩，专制政治之下的经济文化各种活动也不好玩。专制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以万物为刍狗”。除了最高统治者，王公大臣以下乃至平民百姓动辄得咎，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规范、制约当权者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种体制之下，每一个人都可能“转眼乞丐人皆谤”，都可能“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明太祖朱元璋大戮功臣，视群臣如草芥，想杀就杀，动辄屠杀上万人。以至于大臣上朝前，必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家，则与家人弹冠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就算不玩政治，只是安心经商，也难保不会飞来横祸。
　　明初周庄富商沈万三可谓“良民”。他虽然不像吕不韦一样想要成为国家重臣，但是因为生活在专制君主朱元璋的强权之下，所以根本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最终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沈万三赶紧出来献媚表忠心，慷慨出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城墙，他自己就修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应该算是“爱国商人”了。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沈万三拿出自己的财富拍朱元璋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脚上。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裕，眼红了，心想：你算什么东西！难道你比皇家还富？嘴上却说：“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若不是马皇后替沈万三讲情，沈万三就死定了。最后，朱皇帝看在皇后讲情的分上，下令将沈万三流放到了云南。沈万三“拥军”的结果，是被流放到当时还非常偏僻荒凉的云南地区，最终死在那里。
　　为什么朱元璋一定要沈万三死？沈万三哪里得罪了朱元璋？换句话说，朱元璋为什么一定要沈万三家破人亡？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雄资巨族闻于海内”的大富豪，人将其与昆山顾阿瑛﹑武进倪云林相提并论，无论是古籍文献还是民间传说，都肯定了这一点。至于他究竟因什么而致富？摒除诸如“聚宝盆”﹑“点金术”等等虚妄的传说，那么只能是两条途径：务农和经商。说是靠打鱼发家（秦淮渔户），似乎经不起推敲。
　　沈万三的父亲沈佑是一位农业专家。他之所以带领家族从吴兴南浔迁到长洲周庄定居，是因为“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那时的周庄似乎是人少地多，所以当地人“以汙莱归之”，将那些水资源丰富长满了杂草的肥沃土地以低价向沈佑出售。
　　沈佑带领家族子弟勤劳耕作，如何合理施肥，如何有效灌溉，他都很有研究，渐渐地家境开始富有起来。《沈汉杰墓志铭》还说沈佑的“二子（指万三﹑万四）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都是勤俭朴实的庄稼人。
　　那么沈万三承担了家族责任以后又是如何？他“嗣业弗替，尝身率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发家致富了，他依然勤勤恳恳地务农，并且乐于助人，接济弱者，得到周庄乡亲们的好评。
　　沈万三以农业为基础，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力田致富”，“田产遍吴下”，接下来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商界，进一步拓展他的事业。当然，这也同周边环境有关，附近的苏州、嘉兴等地都是繁华的商埠，太仓的刘家港又是南北海道上的大港。这样优越的环境对经商是非常有利的。
　　《康熙吴江县志》中说“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所得”，看来比较符合事实，然而他涉足商界一开始并不是做外贸生意，他是一个农民，处事比较小心，他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据《盛湖志》所载，沈万三先是就近投资，他在吴江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这似乎相当于如今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综合性市场，吸引东西南北各路商家到此地做生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万三非常关注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他“植红梨万树于湖滨”，让经营者消费者都能够置身于秀丽的风景之中。这不仅仅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助于构建买卖双方的和谐，于是就会积聚更多的“人气”，在当时应该说是全新的理念。我们今天创建绿化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沈万三还关心独自在外的商贾们的业余生活，“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闾”。“闾”，泛指老百姓，这里是“歌舞伎”的意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商业环境中，这不但是允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业余时间总得提供点儿娱乐生活，这样才留得住客商，也算是完善投资环境的一种措施。
　　而沈万三真正成为巨富，则和天时、地利、人和密不可分。
　　天时，是元、明时代开创的海外贸易的基础，这给了沈万三迅速致富的机遇。
　　当历史的一页翻到元朝的中后期时，华夏民族与海外的商贸活动早已频频展开，商贾的交流活动也是活跃异常。随着欧洲人马可·波罗横跨地中海打开欧亚大门来到中国后，我国商人的对外贸易较前更是有了飞跃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的商贾们随着时代的前进，海外的商贸业务越做越大，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长期接受吴越文化熏陶的江南巨商沈万三为了更好地展开海外商贸活动，他不仅仅像一般海外经商的江南商贾那样，船埠上装的是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华夏民族的特产货品，更从海外市场的需求出发。据传，一次出海，沈万三装了几大船乌梅药材，同行的苏州商人均十分不解，认为沈万三此行必是赔多赚少甚至要赔尽老本。岂知到了海外一地，沈万三的几船乌梅药材被一抢而空，大大赚了一把。同行们事后才知，沈万三对海外各地早已一一作了市场需求调查。
　　此外，为了海外贸易的需要，沈万三对气象特别有研究，从小就在老父的指导下观察天际，观察风云变化，练就一双能识气象能识风云之变化的双眼，故其他商贾很愿意与沈万三的商船结伴出海，据传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在海上遇到特大风浪的风险。又据传言，说沈万三在各地开展商务活动时，无论多忙，晚上临睡前必将当地的山脉、大道小路、江湖河港、物货特产一一登记，以备后用。
　　地利，是江南地区水运的发达，给了沈万三便捷的运输网络，可以保障他的商业越做越大。
　　自古以来，中国商贾的经商活动，无论是采货集货，买卖运输，主要依靠的是河道运送，特别是大宗货物的集散、买卖离开江河离开船只简直寸步难行。船是商人运载大宗货品的主要交通工具，各地的江河湖海是商人出入的主要通道，商贾经商，离不开河江，离不开船。
　　范蠡所以被人称为商圣，他确是在战国后期的商贸活动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作出了同时代其他商人所不及的社会贡献。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范蠡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像后人沈万三、顾阿瑛那样做出更大业绩，做出超时代、超历史的业绩。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中国制船工业的不断进步，给地处江南的苏州、杭州等地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苏杭商贾逐渐步出小打小闹经商的模式，经商规模越来越大，商人们渐渐走向全国，走向东亚、南亚、西亚。
　　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江南各地的水埠异常活跃，通过这条水道将江南的各类商货运往全国各地，同时又将各地的物品经这条京杭大运河运至江南各个城市，通过这条京杭大运河，南北各地的商贾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商品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扩大。
　　在元朝末期，战争的烽烟多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江南虽也有一些战祸，但与中原、北方地区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江南地区相对北方而言较为安宁。其时，江南的商贸活动较前已有很大的发展，商市繁荣，腰缠万贯的商贾在江南苏州等地已是屡见不鲜，沈万三、顾阿瑛等就是这段历史时期中涌现出的杰出的商人代表。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使江南商贾犹如猛虎添上双翼，一时间，坐落于大运河畔的苏州阊门水埠，从全国各地而来的货品以及准备运出的江南货物堆积如山，京杭大运河里船只穿梭往来热闹非凡。很快，同样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畔的苏州胥门水埠，也渐渐变得热闹兴旺起来。
　　江南商贾，较之徽商、粤商、川商等全国各地的商人，占有此得天独厚的水道，占尽天时、地利之便，焉能不发？焉能不富？
　　人和，是张士诚对商人的重视和保护，给了沈万三发展的空间。
　　张士诚、苏北泰州人，私盐贩出身，因不堪官僚地主的欺压，与官府闹翻，率领十八壮士在苏北举旗起事。张士诚为人厚道，江湖上颇有声名，刚打出义旗，四方志士闻风纷纷来投，没有多久，起义军便打下扬州，高邮等地，接着，张士诚弟兄四人率军渡江南下，几年后，江南几乎都成了他的天下，于是在苏州自立大周王朝自封为王。
　　过惯了清贫生活的张士诚与他的几位同胞手足以及一同起事的十几位壮士，没有过高的追求，“食有肉、居有楼”的生活使他们已十分满足，此外，也因为张士诚从小生活在苦难的社会底层，深知百姓生活之艰辛。统治江南后，张士诚对他臣民的赋税收取，可说是自有史以来，江南地区最低的一段时期，由于这样，张士诚深得江南民众和商贾的拥护、爱戴。
　　张士诚从小没有读书，没有多少文化，可说是一个粗人，但他却喜好与文人墨客，具有文化素养的商贾交往，陈基、饶介、王逄、高启、杨基、张羽、杨维桢等一些名扬天下的儒雅之士都曾与他有着长期的来往。
　　沈万三本是一介儒商，从小随父习商，由于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练就一套观云识天的本领，也就是对天文、气候颇有研究。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诸国经商，对各地的山脉、河川、物产特产一一熟记于心。顾阿瑛亦是一介儒商，不但商道烂熟于心，而且对诗文、字画、音律无一不通。因而沈万三、顾阿瑛自然成了张士诚的上宾。他俩的主要从商时期，出海贸易的发迹时期，皆在张士诚统治江南的这段历史时期。
　　据闻，沈万三、顾阿瑛等一批江南儒商与张士诚交往甚密，每每出海经商回来首先就是拜见张士诚，赠送一些海外带回的珍品，张士诚每次都要设宴招待这些儒商。不仅这样，张士诚还多次诚邀顾阿瑛等入朝为官，可惜均被顾阿瑛等婉言谢绝，顾阿瑛老母归天，张士诚特遣胞弟前往吊唁，其时还欲劝说顾阿瑛入朝为官，由此可见张士诚与江南众商的关系确是非同一般。
　　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接着便挥师东进，准备一口吞掉觑觎已久的大周王朝，其时，朱元璋的西吴大军气势很盛，攻城拔寨可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攻打大周王朝的苏州，却用了数十万大军，费时整整九个月，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苏州商贾与江南百姓全力支持张士诚死守苏州。
　　夺下苏州城后，朱元璋生俘张士诚，百般劝说，张士诚宁死不屈拒不投降，被朱元璋命人将其乱棍打死。闻知张士诚的死讯，苏州全城百姓失声恸哭不止，大摆灵堂祭奠，后被朱元璋朝廷察知后，严加禁止，无奈之下，苏州的商贾、百姓即将悼念张士诚的活动转入地下，以后每逢七月三十张士诚生日那天，江南江北百姓都要烧一种名曰“狗屎”的香，对张士诚表示哀悼寄托哀思。张士诚小名九四，吴语九四与狗屎为谐音，故此香取名为狗屎。此种活动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渐渐消隐。由此可见，张士诚与江南江北的百姓、商贾有着何等的亲密关系。
　　我们不知作为统治江南的张士诚，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对江南商贾有多大的倾斜，也无从查考张士诚是如何支持扶持这些江南商贾的，但从张士诚与沈万三、顾阿瑛等江南巨商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上可以悟出，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江南商贾得益于张士诚的这种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支持。政权的支持，当权者的支持才使沈万三、顾阿瑛这些江南商贾如鱼得水，在他们的从商道路上，海外贸易中可以尽情发挥出他们的才智，沈万三、顾阿瑛也自然而然从众多的江南富商中脱颖而出，成为富甲天下，富可敌国的巨商巨富。
　　沈万三从江南巨富到家破人亡，都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这就要从朱元璋攻苏州城说起了。当时，张士诚所以能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是因为得到苏州富民在财力上的支持。作为富民之首的沈万三，当然出力非凡了。
　　城破之后，朱元璋对苏州富民甚至老百姓恨之入骨，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当然看到了形势的严峻，只能大拍皇帝的马屁以求得太平。先是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后来索性想趁热打铁，请求出资犒赏三军，这一下拍马屁拍到马脚上。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好在马皇后还算清醒，觉得有点儿过分，劝道：“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沈万三才保住小命，发配云南，最后客死他乡。这是洪武六年的事。
　　很多传说都描述沈万三致富以后生活十分糜烂，“衣服器具拟于王者”，妻妾满堂，住宅的围墙有几华里长，屋内陈设豪华之极，还有什么“秉烛轩”（白天玩不够，夜深了还不肯休息），“春宵洞”（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义）之类，后来终于招致朱元璋的忌恨，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这样的传说充斥于坊间，似乎已成定论，然细细推敲，总让人疑窦丛生。前述沈万三“乡人以长者呼之”，应是一个明事理懂道德的忠厚之人。他并不是一个暴发户，他“农而优则商”，是吃尽千辛万苦尝遍甜酸苦辣的，“世遵先训益大厥家”的他应该不至于蜕变到如此程度。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险恶，越是富有就越是朝廷榨取的对象，能战战兢兢地保全身家性命已属不易，沈万三不会不清楚这一点，沈万三主动出资犒军出资修建南京城墙等等都是委曲求全之举。
　　而且经商之道很不简单，须勤于打理，试问一个花天酒地荒淫无耻之徒还会有什么发展？还会受到什么尊重？且以他当时在商界的地位身份，必须重视名誉和形象，否则如何会被人称道“甚见信用”？杨循吉《苏谈》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看来沈万三并不是一个有了钱就张扬的人，他在生活上是保持低调的。
　　俗语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沈万三家族财产损失大半，当家人又发配云南，但家族仍然人丁兴旺，生活照样过得潇洒。就是因为太潇洒了，引出了灭门之灾。
　　事情发生在洪武末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因和一个女子偷情，莫名其妙地牵扯到蓝玉案中，致使沈家几乎满门抄斩。这件事在清嘉庆《同里志》中有详尽记载，情节的离奇曲折足可以拍一部《沈万三后传》。
　　现简述如下：洪武时，同里镇有陈某者，生有一子，是个弱智。这弱智儿娶妻梁氏，倒是个知书善吟的美貌女子。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声名在外。这时，周庄沈万三的招赘女婿顾学文，听说后就十分倾慕，常借故雇船往来周庄同里之间。船到同里，就停泊于梁氏居室的窗下。
　　一来二往，顾与梁氏几次照面。顾慕梁之美色，梁羡顾之英俊，只是缺少机会了。顾学文就买通当地恶少，引诱梁夫弱智儿，出门饮酒赌博；又指使梁的邻居——一个老妪，带了新奇的首饰送给梁氏，并用言语挑逗。梁氏本已对顾有好感，于是一拍即合。从此两人频频书信来往。
　　弱智儿懵然不知。其父因在外当差，难得回家，也被蒙在鼓里。只有陈某的兄长，也就是弱智儿的伯父，绰号陈缩头的，隐约听到一些风声，但也苦于没有证据。也是合该事发：梁氏疏于谨慎，竟把顾学文的书信裁开后卷成纸煤放在灯罩下。陈缩头就买通梁氏身边的童仆，把纸煤偷出，补缀成幅后，寄给在外当差的陈某。
　　陈某看后，明白真相；况且顾学文的信末都盖有松月图章，更是铁证如山了。陈某寻思，仅凭这样一封书信，告到官府，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弄不好反而败坏了陈家的声誉。这时正好蓝玉大案案发。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封为凉国公。江山坐定，蓝玉就恃功骄傲，广蓄庄奴，欺凌百姓。朱元璋怕尾大不掉，狠狠地定了他个谋叛大罪。陈某正愁怎样为傻儿子报仇，见此案发，牵连日广，就趁机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一牵涉蓝玉案，就不再是什么私情事，立时变成要案。
　　结果，不但顾学文，连同他的父亲和兄弟被杀，连他的妻族，包括沈万三的儿子沈旺在内的一大批人，都杀掉了。梁氏亦被其父逼令自缢。这件事从洪武二十六年起到洪武三十一年才平息。
　　从此，沈万三家族彻底败落了。这两件事，一件发生在洪武初，一件发生在洪武末，看来都像是冤案。只是因为朱元璋要向苏州富民报复，巨富沈万三，首当其冲了。
　　在专制时代，商品经济是注定发达不起来的。其实不仅商品经济发达不起来，科技、文化各种事业也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举国听命于一人，以一人之是为是，以一人之非为非，社会必然是万马齐喑、死水一潭。全国之人必须忠于皇帝，各地之人则必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任命的封疆大吏……一级一级地管束下来，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铁筒般的封闭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容许有异议，不容许有言论自由，不容许有法治精神，不容许有社会监督……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便代表了国家、代表了法律，甚至代表了“百姓”。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命财产根本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野蛮剥夺。就如沈万三那样，即便作出热烈拥护新政权的姿态，也难免飞来横祸。
　　所以，在专制社会里，商人经商，大多要与官僚勾结。这样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凭借权力致富，一是可以得到官府的庇护。而官与商相勾结的经济，是暴利经济，是腐败经济，是畸形经济，是难以使社会得到全面发展的经济。
　　吕不韦也好，胡雪岩也罢，他们都是适合于在专制社会生存的商界怪才。他们虽然也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应了甄士隐的话：“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堪称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家的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索、值得借鉴、需要扬弃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
  后记
　　吕不韦是个失败者，但也是个成功者。他的失败，并不狼狈；他的成功，却显得游刃有余，潇洒自如。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成功者，会甘心接受失败的命运？
　　如果只是从政治中寻找答案，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满意的结论。而吕不韦的失败，恰恰可以看成是他人生投资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他甘心将自己所得的财富和资产，拱手送给自己的儿子。
　　这样来思考，一切就顺理成章了，父子之间，在商业上是一脉相承的，将遗产留给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吕不韦和嬴政这对父子在政治上势不两立，但从家族资产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这才是吕不韦的大智慧，才是吕不韦懂得舍弃与保护的人生感悟。
　　笔者曾经读过很多有关人生励志、从商心得、从政经验乃至炒股技巧的书，但是收获却一直很少。经过反思，笔者终于明白，这些书缺乏底蕴，缺乏全盘的考虑，缺乏人性化的思考，所以只能帮你一时，却不能助你一世。
　　而历史，则可以作为你读不尽、体会一生的财富，读懂了历史，所谓的人生励志、企业管理、素质养成、商业诀窍、政治规则，都不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神乎其神的秘密，它们就蕴藏在历史之中，等待你去感悟。
　　吕不韦，就是这样一个需要细读、细品的历史人物，也是笔者想要写给读者的一本充满着中国智慧的历史书。
　　战国时的秦朝以及秦相吕不韦是史学家多为关注的朝代、人物之一，关于他们的文章、书籍是数不胜数，新的观点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尽自己所能，最大限度的吸收学术界发表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但因个人力量毕竟有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失。不过，希望以上提出的十个话题能引起你我他的思考与共鸣，与广大的读者朋友一起反观吕不韦，在品味中有所收获，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