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芝麻黑花岗岩产地:图文 卢广的《艾滋病村》摄影专题获第47届国际热点类照金奖

卢广的《艾滋病村》

●一个职业摄影师不能够让历史留下空白

●一个摄影师不应是带着镜头上路，主要是带着眼睛，带着自己的心，去观察，去了解和感受。

卢广简历

自由摄影师，1980年开始从事业余摄影，当过工人、职员，后下海创办照相馆和广告公司，1993年8月自费赴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摄影研究生班（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开始为期两年的进修学习。进修期间，边学习，边走南闯北，边创作，成为京城摄影界的一匹“黑马”。　　

尤擅长社会纪实摄影，因其作品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洞察力及其非凡的创作毅力和艺术禀性，受到全国摄影界与新闻界的关注。多部作品获各种奖项。　　

主要作品多是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西部大淘金、吸毒女、小煤窑、艾滋病村、大运河、青藏铁路建设等。　　

●我的镜头不撒谎

有一组不寻常的镜头，曾经以最大限度的近距离接近抢救中的非典患者，病危中的艾滋病人，也深入到西部淘金、吸毒贩毒等特殊人群隐秘的核心。镜头背后的那双眼睛，10年来执著坚持着一件事情：记录历史，以超出他人的勇气和决绝。

对于一个捕捉时代影像的追梦者来说，卢广坚信，真实和真诚同样产生着力量。　　

9月17日，在平遥举行的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颁奖典礼上，卢广凭借摄影作品《艾滋病村》获得了2003年中国当代摄影师银奖，2004年《艾滋病村》获第47届荷赛当代热点类组照金奖

采访卢广的时候，他说3个小时之后又要上路了。这次是去甘肃，开始对土地沙漠化的关注。几天前，他的第一本纪实摄影出版物《64天非典摄影日记》刚刚印出来，对于奔波路上的卢广来说，那早已经是身后的记忆，但那些来自抗非一线的珍贵瞬间，感人细节，却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一段特殊岁月的反思。

那种不撒谎的镜头所呈现的瞬间，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凝固下来，激起的却可能是奔涌的热流。　　　

●凭自由摄影不可能养活自己　

记者：你怎么定义自己目前的状态？

卢广：职业的自由摄影师。　　

记者：目前中国同样身份的人是不是很少？既然是职业摄影师，这会是一条足以谋生甚至发财的道路吗？

卢广：中国有一些以风光、商业等为题材的自由摄影师，搞纪实的确实非常少。以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我这样的纪实题材的自由摄影师很难凭图片本身维持下去。比如，我一年得到的稿费和奖金，能达到10万元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我一年的花销一般要15万元以上。我老家是浙江金华那边的，我好多年前就开始在那边经营影楼和广告公司，主要凭这些收入来补贴拍摄上的资金缺口。应该说作为自由摄影师我还是幸运的，虽然路上还是非常苦，但总不至于因为经费原因影响自己的计划。　　

记者：作为职业摄影师，你觉得自己与摄影记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卢广：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摄影记者往往带着更明确的目的，而且一般都是必须完成任务的，而我的工作更强调深入其中，发现细节、情节。比如很多时候我不急于去抓取瞬间，而是先去观察、熟悉情况，这在摄影记者的工作性质来说是很难实现的。我现在基本不去跟踪一些社会突发性事件的拍摄，我想自己应该去抓取别人较少涉及的题材。　　

记者：我发现你在拍摄的同时，也会配合大量的文字记录，是不是觉得图片本身仍有很大的局限？

卢广：这是肯定的。好的纪实摄影也需要文字提升，毕竟它捕捉到的永远只是瞬间，是侧面，与文字的生动配合，才可以产生强的震撼力。　　

记者：谈到震撼，你拍摄的这些题材，哪段经历带给你最强烈的震撼？　　

卢广：艾滋病人。即使拍摄非典的60多天里，我经受的刺激也比不上在艾滋病村里的刻骨铭心。他们同样是经历病痛和苦难，但贫困中的艾滋病人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救助，即使是死亡，他们也不应该失去应有的尊严。　　

记者：如果有某个机构出于商业或其他目的，要重金收购你的某个专题，你会答应吗？　

卢广：这样的情况曾经不止一次出现。我曾经求得同性恋者的同意，接触并拍摄了他们生活中非常隐秘的部分，他们说最需要的仅仅是理解和宽容。那组照片我最终没有公开发表，也曾有外国图片社提出高价购买，我也没答应。就目前的阶段，我想首先是把它记录下来，至于呈现，可能需要合适的时机。　　

●你们看到的不是“灰镜头”　

记者：你好像这一段对时间抓得特别紧，拍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　　

卢广：确实，我觉得现在是自己的黄金阶段，我必须抓紧，必须珍惜。一个摄影师，也许从30岁到50岁都是很好的年纪，30多岁的人也可以出好作品，但终究还不稳定，而年纪太大肯定要影响到思维活力。从技巧、经验和思想敏锐度的最佳结合点来看，40多岁是很值得珍惜的。　　

记者：你在某个地方追踪拍摄最长的一次是多少天？　　

卢广：在河南拍摄艾滋病专题，最长的那次在村里跟了半个月。　　

记者：那么前往拍摄次数最多的是哪个？　　

卢广：也是艾滋病，从我2001年1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艾滋病村，其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只要那边有什么新变化我就过去，有时一个月还要去好几次。到现在为止，去那边至少有30次了。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某些题材对于你来说是短期的，另有一些则是需要长线关注的，比如艾滋病？

卢广：这也很难说。可能关注艾滋病相对多一些，这与题材本身的受关注程度没关系，主要看它是否不断有新的变化。我从1995年开始拍吸毒，现在也一直在关注，拍摄非典前刚刚从云南瑞丽那边回来。　　

记者：摄影到了一定境界，是不是技巧要退到次要地位了？　

卢广：应该是这样。先是对器材的迷信消失，其次是技术和经验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摄影师的优劣，到最后可能成为思想的竞争。　　

记者：你怎么在自己的作品里体现自己的思想？　

卢广：镜头也是有感情有生命的，我想首先你要在自己与拍摄对象之间建立真正的爱，其次，思想性很多时候也表现在后期的图像选择与剪裁上。比如我那张比较受关注的艾滋病人双手的特写（见上图），最初拍摄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构图，后期剪裁的时候，觉得这样处理后它好像来自沉落前最后的呼救与挣扎，是画面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对于这样的处理，我觉得不是来自技巧本身。　　

●带着眼睛上路

记者：深入到专题的核心是不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卢广：我认为一个摄影师不应是带着镜头上路，主要是带着眼睛，带着自己的心，去观察，去了解和感受。一个摄影师的拍摄实践，我觉得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接触、熟悉，也许接触的是一些表象，但肯定是个必然过程；第二阶段是选择重点，进行深度挖掘；最后是情感沟通，它会让你的图片里面更有情节、有情感。

记者：你所说的沟通是如何体现的？　　

卢广：比如最早去拍摄艾滋病村，村里人都对我充满敌意，甚至要砸我的相机。时间长了，村里人知道我是真心做事，真心帮他们解决问题，就对我非常支持，也非常友善。有的经常与我打电话联系，前些天就有村民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政府要来派发药品了，于是我就赶过去拍摄。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云南拍吸毒，一个23岁的女孩子，吸毒历史已经10年了，只能靠出卖肉体维持生计。她开始对我不仅是戒备，为了弄些买毒品的钱她还在打我的主意。后来发现我确实对拍摄倾注着情感，她和另外几个姐妹不仅很自然地面对镜头，而且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给我讲述了很多吸毒者如何落入深渊的故事。　　

记者：除了用画面让外界了解这些民众的生活处境，你在拍摄中会对他们实施其他方式的帮助吗？　　

卢广：会的。比如采访艾滋病人尤其是那些孩子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去资助他们，少则三五百，多则一两千。个人的能力自然非常有限，我也曾联系一些企业对病人进行医药等方面的无偿援助，更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政府方面给予了他们越来越多的救助。　　

记者：你的拍摄题材，给人的印象反映的大多是民众的苦难，会不会有人说，卢广的镜头是“灰镜头”？　　

卢广：那肯定是误解了。你知道，我创办的图片网叫做“阳光聚焦”，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的爱与关怀有信心。我拍摄艾滋病专题之所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它也是分阶段的。最初是唤起更多的注目与同情，接下来我的工作就转为记录，记录那些帮助艾滋病人的组织和个人，比如前几天我去拍摄政府送药，还有前些时候拍摄民间机构捐建的艾滋孤儿院。在那些拍摄抗击非典的图片中，其中有一张社会反响很大的，就是抓取的急救人员紧急出发的瞬间（见附图），它体现出的责任感、效率和信心，对于公众和医务人员都是一种鼓舞。　　

●为了拍摄“吸毒”　

记者：怎么会想到去长期追踪非典专题，而且是以那么深入的方式？

卢广：我希望自己的镜头里是中国的一些大的题材，焦点或热点，作为非典这个题材无疑足够重要，我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不能够让历史留下空白。我从云南跟踪吸毒者的最新进展刚回来，本来准备去新疆的，这时候SARS来了，我决定留下来做更重要的事情。得以进入手术室的影像记录者应该还有别人，但作为自由摄影师，我绝对是惟一一个。　　

记者：我们看到你留下了很多近距离反映非典重症患者治疗、手术的场景，那么最初医院是怎么同意你进病房拍照的呢？

卢广：我最早是开了某新闻单位的介绍信并征得卫生管理部门同意后去医院采访的，当然，也还没有进入病房的“特权”。院长说进去是绝对不行的。后来我就和他们说，你们医务人员在一线都不怕死，作为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应该记录一线工作的场景。后来我和这个医院的领导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这院长终于同意，就让我穿上了他们说的“猴服”，跟着他们去拍。　　

记者：好像你的孩子在你拍照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几次发烧的情况。　　

卢广：对。我每天拍摄完都是正常回家的，我爱人有一天和我说，孩子发烧了，39度6，后来又几次出现反复。我当时在拍摄一些患上SARS的孩子的时候，正赶上爱人打电话说儿子又出现高烧，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后来送到儿童医院，大夫说是感冒了，不是什么SARS，我的心才放下来。　　

记者：那么多危险的经历，包括非典这样的拍摄，能一直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吗？　　

卢广：我的妻子说过，卢广是个胆大心细的人，虽然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亡命徒，但一定会比较好地保护自自己，也间接保护了周围爱他的人。　

记者：你拍摄过西部大淘金、吸毒贩毒人群、血吸虫病人、艾滋病人，里面一定有着各自不同的危险和艰辛，但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得出，会危险到什么程度，艰难到什么程度。　　

卢广：拍摄西部大淘金的时候，我被带到矿上去，与淘金人一起吃大馒头，喝柴油机里的冷却水，当时觉得就像人生重新来过。后来的艰险经历多了，那时的苦真是微不足道。　　在云南瑞丽，为了拍摄吸毒和贩毒人员的生存状态，我只能装扮成一个吸毒的旅游者，混到他们中间，为了获得信任，不仅需要参与他们的赌博，还得“表演”吸毒。我就躺在那些吸毒者当中，假装吸进去，再偷偷吐出来。还得趁人不备，利用藏在口袋里的傻瓜相机进行抓拍。那确实是噩梦般的日子，后来我听说，一个稽毒警也是为了工作混进他们当中，“表演”吸毒，不幸真的染上了毒瘾，不得不接受治疗。　　

●最难的时刻还未到来　

记者：有没有粗略统计过，你现在用于在外拍摄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卢广：应该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外面。回到北京就总要面对各种各样杂事的纠缠，虽然我尽量推开那些应酬，提醒自己不参与琐事，但很多事情是躲不开的。所以，虽然在外面很艰苦甚至很危险，但我喜欢那种状态，它会让我更单纯。　

记者：支撑你在纪实摄影这条道路上坚持近十年的动力，是社会责任感还是自我价值的追逐，或者兼而有之？　　

卢广：我想是后者。做一个好的摄影师，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当你从事的真正是一项事业的时候，你对社会的责任感自然也就体现在其中了，它不是我刻意要去追求的。　　

记者：你在几年前就得到了中国摄影艺术的最高奖“金像奖”，还获得了“德艺双馨摄影家”等称号，你前面的目标是什么？　　

卢广：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摄影师，留下一些足以记录这个时代的影像，就像我最推崇的纪实摄影大师萨尔加多那样。　　

记者：在当下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应该存在很多好的题材，但同时艺术家也要面对更多的诱惑和挑战，你会不会某一天在名与利的诱惑下放弃理想？　　

卢广：我19岁就在丝绸厂做工人，后来开影楼办公司，可以说人生的各种况味都体验过，所以现在也更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记者：对于苦难，经历得多了，见证得多了，会不会导致自己精神的疲惫甚至麻木，进而影响到创作的激情？　　

卢广：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比如在拍摄了那么多艾滋病人的苦难后，总会发现在其他一些题材里，找到自己的激情和震撼要困难一些。　　

记者：卢广是不是一个始终为了梦想决绝前行的人？　　

卢广：当然不是，动摇甚至放弃的念头时常会出现。　　

记者：最容易让你产生动摇的通常是什么，是危险还是苦难？　

卢广：都不是。是某些时候当事人的误解。比如在艾滋病村，你时常会见到贫病中的人们令人心寒的人情冷漠，他们当然也要怀疑我拍摄的动机，当你要帮助一群人，而他们却以为自己被利用的时候，这份难过是很容易让人想到放弃的。　

记者：现在你的付出基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是否可以认为，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卢广：恰恰相反，最难的阶段肯定还没到，而且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对于我来说，危险随时都是存在的。还有，当一个人接近成功的时候，一些外在的阻力，一些人为的干扰，也都会带来麻烦。这都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　　

记者：你是否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已经成为一个“亡命天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