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砖地面人字形贴法:苏共亡党原因揭秘

2005年《凤凰周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俄罗斯》。文章称：俄罗斯的民主化，苏联的解体，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媒体的“舆论导向”下，全都变成了“灾难”。然而，到过俄罗斯的中国人，却见证了一个与中国媒体宣传中迥然不同的俄罗斯，一个真实的俄罗斯。十几年前的苏联解体，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了生机。

国内的主流认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搞跨苏联、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罪臣，说他们伙同亲西方社会精英，集体背叛了这个国家；说他们抛弃了“华约”兄弟，让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顷刻间土崩瓦解。这种论调无疑是井底观天，是一种谬论。

谁都知道，苏联解体前的种种征兆，表明了控制这个国家的苏共已经衰败无力，完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当时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在政权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挟持下，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军事上穷兵黩武，经济产业严重失调，官僚集团内部腐败成风。当时苏联国内民怨沸腾，人民苦不堪言。这样一种极权统治，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会走向覆亡。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启动民主改革，苏联就只能再冒出一个象列宁那样的人物，聚众反之，这样苏联的解体和转型，将付出更高的历史代价。

官僚集团的腐败和脱离群众，是苏联的直接死因。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进一步强调“中心论”，使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在执政阶层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有人估计，这个官僚集团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官僚集团的子女，凭借父辈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爬上最显贵的权力岗位。

1980年代，苏联全国性“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其中“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官员，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一次就贪污65万卢布，成为当时震惊全国的“驸马案”。而在列宁时代，苏共的干部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负责向群众发放救济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饿得昏倒在现场。

苏共的决策机制，惯于个人专断，压制不同意见；干部任用上“近亲繁殖”、拉帮结派；经济领域里行贿受贿、营私舞弊成风；在政治信仰上孤立自傲、麻木不仁。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移居美国后，写过一本《回忆录》，她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都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跟他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王正泉《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认为苏共已变得外强中干，靠“打针吃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要把苏共抬上“手术台”治疗。他的“改革新思维”就是手术方案。他开始搞权力制衡，搞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开启了长达6年的“民主化”改革。这一改革在当时是势在必行，并得到了地方和基层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叶利钦是这场民主改革的“得力干将”，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留恋苏共政权的话，叶利钦则完全鄙视它，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是他最终把苏联各联邦推向宪政舞台，苏联解体后的各联邦先后完成了民主化。

其实，撬开前苏联的专制铁幕，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了。1953年赫鲁晓夫接过了权力大棒，但手上却没有权力，权力全捏在贝利亚手里。1953车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贝利亚是扶灵人之一。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改革斯大林所遗留下来的庞大帝国，他首先需要的是权力。继任之后，赫鲁晓夫无法以“斯大林的继承人”身份，取得改革所需要的权力，因为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元老”资格比赫鲁晓夫正统得多。

贝利亚对赫鲁晓夫构成的威胁最大，他控制着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他的势力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军队，他是斯大林进行极权统治的头号工具，西方甚至把贝利亚称为“斯大林的另一个我”。

幸亏赫鲁晓夫找了他的临时盟友：布尔加宁、朱可夫、马林科夫。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向贝利亚发动突然袭击，就象我们当时捉拿“四人帮”一样。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庞大的、效忠于贝利亚的武装警卫，赫鲁晓夫从乌拉尔调来两个近卫师，并把扣压贝利亚的任务，交给朱可夫元帅和空军司令莫斯卡连科。在这个反贝利亚的政治联盟里，居然聚集了11个元帅和将军。

贝利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逮捕的。开会了，马林科夫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就坐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听到这话吃了一惊，他抓住赫鲁晓夫的手，以一种受惊的表情问道：“尼基塔，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呀？”赫鲁晓夫说：“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接着赫鲁晓夫发言，谴责贝利亚利用保安机构，企图夺取政权，反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他说：“我建议中央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内政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政府职务。”马林科夫按动了秘密按钮，向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将军们发出了信号。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然后是莫斯卡连科。马林科夫对朱可夫元帅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把贝利亚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的控诉。”朱可夫拔出手枪，贝利亚伸手去拿公文包，被赫鲁晓夫顺手抓住他的手臂，以防他反抗。

据说贝利亚是立即被处决的，而处决消息半年之后才予公布，就象林彪当初摔死了，中国老百姓一直蒙在鼓里。贝利亚的罪行是：“祖国的叛徒”和“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没有辩护，也未经审判，贝利亚和他的6个同党被秘密处死。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诛伐政治异己，他自己却以同样的手段，开始了他的改革生涯。

或许我们难以责备赫鲁晓夫，因为当时的法制本来就荡然无存，而且贝利亚这个人确实该杀。苏联人把他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相提并论，这两个人都阴险毒辣、残酷冷血，鹰钩鼻上夹着一幅眼镜，连相貌都极其相似。斯大林的女儿在回忆录中说：“贝利亚是巧言令色的侍臣中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在他的身上随处可见东方式的背信弃义、谄媚逢迎和弄虚作假。”

她说：在她父亲临终告别时，她看到房间里有许多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人人都被将要发生的事吓坏了，这时她看到了贝利亚走过来了。当时贝利亚非常激动，他那张即使在最好时刻也使人厌恶的脸，此时被强烈的情欲——野心、残暴、狡猾、对权力无止境的贪婪扭曲了。他走向病榻，久久注视着垂死者的脸。我父亲时时睁开眼睛，到了这种时候，他还在急于使我父亲相信，他是所有人中最忠心耿耿的。（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除掉贝利亚，赫鲁晓夫和他的盟友暂时舒了一口气。他们达成了集体领导的协议，希望用集体智慧，代替个人迷信，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

接下来，赫鲁晓夫要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挑战了。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选出了135名中央委员，闭幕式结束之后，代表们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可临近午夜，所有中央委员和代表接到通知，赶到克里姆林宫开会。代表们异常紧张，预感到将有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他们等来了一个身围肥宽的人，此人跨着无节奏的步子走上讲台。他两腿粗短，双肩壮实，显得臃肿笨拙。但他有一双和列宁一详细小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人。此人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做报告之前，赫鲁晓夫诡秘而胆怯地告诫与会者：这份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到报刊上去发表，不应当向敌人提供弹药，不要向敌人宣扬我们的家丑。开场白之后，赫鲁晓夫开始了长达7个小时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谴责被他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苏共代表们惊呆了。因为10天前，“二十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和来宾还肃立默哀，悼念他们的“父亲和导师”。赫鲁晓夫用一双小手，掀开了历史铁幕，让代表们看清楚了幕后的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统领着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国家，原来是一个靠个人独裁和政治恐怖来维持其统治的，斯大林利用秘密警察，犯下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相形见绌的罪行。

赫鲁晓夫公布了一系列血腥的数字。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70%的人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17大共有1,996名代表，其中有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遭逮捕枪决。这场大清洗中，5个元帅中被处决了3个；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

被镇压的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政治局中幸免于难的，只有斯大林的亲信加里宁和莫洛托夫。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而幸免的6人中，除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体人民委员。

大清洗仅针对斯大林的政敌吗？不，政治恐怖从来是针对全体被统治者。在1930年代，斯大林为了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竟有150万农民被枪毙，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为了使农民屈服，接连两个春季不给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发放种子。农民无法播种，被迫流入城市，沿路乞讨，饿死街头。

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人民发动的战争。被斯大林直接戕害的共产党员高达70万，这个数字，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这份秘密报告，首先摧毁的不是苏联自己，而是它旁边的其它共产党国家。在那里，开始酝酿一场灾难性的风暴。

当各国共产党在秘密会议上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共产党人被其中许多惊人的情节惊呆了。苏联人民在极权统治下生活了20年多年，这一切是真的吗？难道斯大林是一个暴力狂、迫害狂、偏执狂？难道社会主义也存在独裁者？

现在一切都动摇了，人们变得恍恍惚惚。他们低着头，躲避着资产阶级政客们咄咄逼人的攻击。东欧共产党人的处境更加尴尬。波兰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了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我们波兰人民曾经多么崇拜斯大林啊！”但稳定压倒一切，东欧共产党想竭力挡住这股冲击波，他们不准公开刊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改换了几个以“斯大林”命名的街道。（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但人们还是走上了街头。他们听到了西方广播和声情并茂的蛊惑，受欺骗的人们，愤怒地推倒了斯大林的巨型塑像，吐上唾沫，砸个粉碎。有群众集会，公开声讨斯大林的专制和独裁，控诉斯大林扼杀党内民主，把国家政权变成了国家的恐怖机关。赫鲁晓夫披露出来的这种专制独裁和恐怖政治，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他们开始对这个制度产生极度的厌恶感。

而在世界另一边，赫鲁晓夫却成了英雄。是他给了社会主义当头一棒，是他揭开了这个体制的“伤疤”。在他们看来，揭露了斯大林，就等于揭露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制度，其实充满了禁锢和愚昧，尽管许多人为此痛苦不堪，但赫鲁晓夫却是唯一的胜利者。因为他从此获得了权力，推动改革所必须拥有的权力。

苏联人们还没来得及冷静思考，就匆匆忙忙地开始了改革。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罪行到底是个人犯下的，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天生“痼疾”？如果是后者，意味着苏联足有两代人陷入了一场历史大骗局。然后，幼稚的苏联人们最终相信了前者。他们要求赫鲁晓夫彻底清除个人崇拜，重建社会主义。

在克里姆林宫厚厚的专制墙壁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在上面戳开了一个窟窿，开始有一些新鲜空气灌进来，苏联人们的精神为之一爽。

苏共“二十大”以后，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在苏联启动，几乎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数百万囚徒重返家园。20年后，中国也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反运动，其手法跟1956年的苏联如出一辙。

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1名检察院代表、1名中央委员会代表、1个获得释放的党员。这些委员会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走访了每一个集中营、每一座监狱，重新审查各个案件：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直接宣布释放。到1956年8月，全苏联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赫鲁晓夫在苏共历史上，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富有争议的人物。他举止粗鲁，目中无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脱掉皮鞋敲打联合国的演讲台，他还敢把斯大林的水晶棺抬出列宁墓。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同时粗中有细，敢爱敢狠。他第一个挑开了苏联政体上的专制“脓包”，并发誓要医治独裁者给这个国家留下的创伤。仅这一点，在历史盖棺论定的时候，就无法否定他的勇气和对苏联做出的历史贡献。

但他还是在同一个“专制屋檐”下出没，在这样的环境中推行新政，注定了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注定他将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正如我们所料，赫鲁晓夫并没有彻底清除所有的历史罪恶，除了否定斯大林、处决贝利亚之外，他没有从制度本身去寻找造成这种政治恐怖的根源，并没有废除特权集团的特权，也没有废除戕害过无数生灵的秘密警察制度。

几十年来，苏联的秘密警察无处不在，象一个幽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最高领导人的家庭生活，都摆脱不了秘密警察的盯梢。按照斯大林的规定，领导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国家公安部的雇员。斯大林的女儿说：这些工作人员给他们家造成一种“准军事”的气氛，她的家庭生话完全处在秘密警察的命令和支配之下。这种情况在政治局成员、政府主要官员的家庭里都存在。

这些“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监视着他们的主人，这些警察在各个领导人的周围，形成了另外一个“宫廷”，成为一种凌驾于他们主人之上的主宰力量。一位曾经跟随斯大林30多年的警卫员，叫尼可拉·符拉西克，他目不识丁，粗鲁无耻，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具有幕后操纵大权的人物。没有他的批准，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进行不下去；文艺界推出一部电影、歌剧或小说，需要得到他的准许；甚至在建的一些建筑物造型，他都可以发出“忠告”或指令。（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这似乎跟中国古代宫廷里的“宦官干政”没有多大区别。当一个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一走出宫廷，就足以向所有人发号司令，天下为之震慑。这是帝王权力的一种外延和泛滥。

斯大林死后，苏联也有“右派”和“左派”之争。赫鲁晓夫被斯大林的追随者骂作“右派”，维护斯大林的“左派”和主张改革开放的“右派”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而且愈演愈烈。

“匈牙利事件”差点葬送了赫鲁晓夫的政治前途。斯大林的名誉被搞臭，赫鲁晓夫是急先锋。人们对斯大林的厌恶的情绪，很快蔓延到东欧共产党国家。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20万名大学生和群众要求亲斯大林的“格罗政权”下台，局势很快失去控制。布达佩斯市委书记被杀，各地发生多起残杀共产党人的恶性事件。11月1日，匈牙利宣布退出华约组织。同一天，苏军开进布达佩斯，造成2,000多人死亡，几万人受伤。

匈牙利事件，给苏联“左派”找到了攻击赫鲁晓夫的借口。他们把东欧动乱的责任，全部推到了苏联“右派”头上。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半年的时间内，他保持沉默，甚至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一再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才打破沉默，从防御转入进攻。

赫鲁晓夫抛出“杀手锏”，将国家的经济管理权力下放，这也是赫鲁晓夫经济改革计划中的最核心内容。这项改革措施，是对上层官僚集团的一次毫无情面的宣战，因为经济权力一旦下放，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以布尔加宁、马林科夫、莫格托夫为代表的“左派”，立即展开反扑。这场斗争，现在回忆起来，同样极富戏剧性。

1957年6月17日中午，布尔加宁往赫鲁晓夫家里打电话，说要紧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说应该与往常一样，预定主席团会议时间，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现在就召开这个会议。两人在电话里争执起来。布尔加宁说：“我们要求召开。”赫鲁晓夫问：“您说的‘我们’是谁？”布尔加宁说：“在这里吃午饭的一些人。”赫鲁晓夫反驳：“根据党章和主席团惯例，不存在任何中央委员可以加入‘午餐集团’！”

赫鲁晓夫拗不过布尔加宁，还是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赫鲁晓夫看到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米高扬，都正襟危坐，表情严肃。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刚才在电话里的态度。冲突立即尖锐起来。赫鲁晓夫说：这天不能开会，是因为他要接见一个匈牙利记者代表团，然后接见一名日本记者，这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

几乎所有人都质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一个人接见匈牙利人，要去大家都去。”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主席团这么决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只是整个主席团接见一个记者代表团，是不正常的，从来没这个先例。”（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结果，匈牙利的记者们被这种超规格的接见，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在这次接见的背后，刚刚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

 （7）

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改革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利益又象一根敏感、硕大的神经，延伸到政治局、主席团。主席团11人的每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利益的争夺。

1957年6月18日，在3人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8个成员继续召开，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谴责赫鲁晓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插手对外政策；指责他发起“赶超美国”的运动，说这是搞冒进，是为了他个人在国内外出风头。会议甚至提议：赫鲁晓夫应该辞职，由莫洛托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由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只有米高扬一个人支持赫鲁晓夫，处于2对6的劣势。赫鲁晓夫当时的策略是，竭力干扰主席团作出决议，以便争取时间，动员中央委员会成员前来开会。

赫鲁晓夫的几个支持者来了，有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等，尽管他们没有表决权，却有发言权。后来担任文化部长的福尔采娃，在赫鲁晓夫的暗示下，在会议上作了一篇长达6个小时的发言，目的很清楚，就是拖延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赫鲁晓夫调来了以科涅夫元帅为首的20名中央委员列席主席团会议。这种做法，遭到了“左派”成员的强烈反对，伏罗希洛夫咆哮道：“你们是不是要把坦克也调进来？”赫鲁晓夫轻描淡写地反驳：“按照布尔什维克早期的传统，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你们为什么害怕中央委员？”

朱可夫元帅始终站在赫鲁晓夫这边，他说：“坦克是听我朱可夫的命令调动的，可现在在门外的是中央委员，而不是坦克！”朱可夫确实没有调动坦克，可他调动了国防部的喷气式飞机，将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了莫斯科，来加强赫鲁晓夫的势力。这位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又一次充当了苏联的救星，一直以来，他死死地控制着军队。

会议上又增加了30名中央委员，马林科夫等人仍坚决反对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赫鲁晓夫说：“中央委员会是唯一有资格做出重大决定的机构，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以后继续进行的4天会议中，主席团收到了83名中央委员发出的一项书面要求，他们要求的不再是主席团接见他们，而是要求主席团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左派”联盟只好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并准备在全会上为争取多数而斗争。

这次全会一直开到了6月29日。会上有60人发言，150人送条子要求发言，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中央全会，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这次中央全会的气氛和结果，完全被逆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被宣布为“反党集团”。这一天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意味着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已经一去不复返。党章第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30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党中央主席团。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的政治斗争中，直接向中央委员会求援，强化了这一组织的权威性。这一事件，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这就是著名的“六月事件”。4个月后，朱可夫元帅被解除职务，理由是在“六月事件”中，他曾对一些人说：“必要时，我朱可夫要号召军队和人民，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算账！”他可以利用军队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就同样可以利用军队反对赫鲁晓夫。这是赫鲁晓夫谋求党、政、军三权于一身，面临的潜在障碍。他必须找一条理由，让朱可夫元帅提前退休。

此后，赫鲁晓夫成为继斯大林之后，第一个握有对党和国家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新的独裁阴影，似乎又将笼罩苏联。早在1904年，托洛茨基就预言了这一状况：“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这在斯大林时代已成为事实，他的继任者还会在这个专制泥潭里继续打滚吗？

“六月事件”之后，斗败了的“左派”集团成员卡冈诺维奇，曾打电话给赫鲁晓夫，他哭着对赫鲁晓夫说：“希望您大力谴责过的清洗、镇压、蹲监狱、枪毙，再不会重演。”赫鲁晓夫回答说：“之所以要把你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赫鲁晓夫最终把马林科夫等“左派”集团成员留在了党内，他说：“马林科夫曾经帮助过我，对党的上层民主改革做出过一点贡献。”

政治承诺，象是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签订的一份合同：人民给予政治家支持，政治家给予人民幸福。但如果政治家不能在短期内履约，迅速交货，这份合同书，极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

1956年，苏联人民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因为他掀开了历史的铁幕。1957年，人民对赫鲁晓夫的敬意变成了希望，希望他能用已经获得的权力，给他们搭建一个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集中营、没有消费品匮乏的理想社会。为了兑现这些愿望，人们并不在意赫鲁晓夫把“集体领导”还原为“个人统治”，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改革需要权力。

面对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非常感动，发誓不让他的人民失望。他开始给苏联人民描绘一幅蓝图。这幅蓝图看起来，唯美唯涣，叫人激动不已。那个曾经远去的共产主义“世外桃园”，似乎将再度降临人间。在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中央领导下，苏联人民重新燃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希望。当时的苏联，重新开始亢奋。

赫鲁晓夫当着2亿人民的面高调宣布：要在7年时间里，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他的规划是这样的：1）在即将来临的这个社会里，分工将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发展个人才能，并根据个人爱好选择职业；2）按需分配原则将实现，从1975年起免费供应午餐，从1980年起一日三餐免费吃饭，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衣服；3）那时将实行社会自治，国家从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4）最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将得到解决，人们将住进“公社宫”。

赫鲁晓夫描绘的“公社宫”等同于人间天堂。每座“公社宫”面积4万平方米，居住2,000到2,500人。它的底层是各种服务行业，那时已不需要货币，供求双方不再存在买卖关系。人们将一切物品堆放在一楼，供楼上的居民任意取用。二楼的一部分是儿童室，一部分居住老人，三楼是已婚者住宅，四楼是青年和独身者的单身宿舍。

届时，共产主义社会将改变一切，唯独家庭将得到持久性的稳固，一夫一妻制将永恒不变。那时候，将不再有离婚，不再有私通，不再有朝三暮四的邪念。总之，那时的苏联社会消除了落后和贫困，消除了愚昧无知和自私自利，更不会有暴力和犯罪。一切都是美好的。一个“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主义”已经历历在目。

1960年初，一位印度政治家问赫鲁晓夫：“苏联何时才可以进入这种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回答：“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在1975年和1980年达到我们的目标。”（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时间已经证明：赫鲁晓夫当时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成为了一个历史笑柄。他不过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放出的一颗政治烟雾弹。即使是50年后，把前苏联所有联邦国家的GDP加起来，也不过1万亿美元，而美国是13万亿，连一个“零头”都没赶上。2005年俄罗斯的GDP是6,718亿美元，还不及韩国和墨西哥。

是革命害了苏联，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害了苏联人民。从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现在已经整整90年，如果一心搞建设，现在的苏联将是多么令人自豪。

赫鲁晓夫要完成他与苏联人民签订的“共产主义契约”，必须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斯大林采取强制手段，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就象当年我们被赶进“人民公社”一样，使得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苏联农民用消极怠工，报复了斯大林的鲁莽行为。

这是一场几十年的灾难。1953年，苏联人口比1913年的沙俄时代，增加了20％，可粮食总产量和牲畜存栏数却不及沙俄。1950年代的苏联人，比1913年的俄国人吃到的面包和肉要少20％。赫鲁晓夫说：“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赫鲁晓夫的农村改革，动作极其威猛，他发动了一个“开荒种地”的群众运动，动员了100多万人，增加了几十万台拖拉机，使播种面积扩大了3,500万公顷。在此基础上，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包括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允许发展私人畜牧业；降低农民所得税；将大型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民使用等。当时的西方媒体高呼：“赫鲁晓夫正在与他的农民共度蜜月。”

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最终没有获得成功。是官僚主义吞噬了本应美好的一切。1960年是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农业产量竟低于计划的25％，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竟比1953年还要少。1962年因粮食减产，饲料不足而大量宰杀生猪，结果使生猪存栏数降到了1957年的水平。赫鲁晓夫只好急剧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肉价上涨，又引发连锁反应，黄油、牛奶、蔬菜等副食品价格一路高涨。没有什么比物质匮乏、物价上涨更能激起民愤，赫鲁晓夫再次成为社会指责的目标。（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曾经放松国家对农庄的控制，给农庄以更大的自主权。然而，下放的权力并没有交到生产者手里，而被农庄主截留。农庄主成为农村改革的特权新贵。1958年，一些农庄主席的收入，比农民的收入高出五六倍之多。当时农场主高高在上，贪污腐败、弄虚作假，无恶不作，就象我们现在的乡长和书记。

1961年，赫鲁晓夫召开农业会议，对下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为了虚报成绩，大量屠杀小牛和奶牛，来完成肉类生产计划。在吉尔吉斯，州委会第一书记居然号召各区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从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此表明完成了生产计划。这位第一书记，后来被提升为苏联内政部长。直至事情败露后，赫鲁晓夫才撤消了他的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从许多事情上，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对官僚主义疾恶如仇，发现一个，惩办一个，毫不手软。但他把官僚主义盛行的原因，归结于某些领导人的堕落和犯罪，并没有从源头上改革滋长官僚主义的政治体制。赫鲁晓夫不停地处分人、撤换人，当政6年，竟撤换了4位农业部长，最后实在没人了，只好让一个农场场长，来当他的最后一任农业部长。

赫鲁晓夫的失败，似乎是必然的。

农业不是赫鲁晓夫改革的唯一部门。赫鲁晓夫也曾磨刀霍霍，直指官僚主义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集中管理，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央集权要求企业和社会无条件地服从中央，计划性和指令性主宰了一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完全被禁锢。每个人的职业、单位和薪酬，都由上级有关部门规定好了，甚至一个人小时候上哪一所幼稚园，老死后进哪一个火葬场，都有统一的计划安排。

赫鲁晓夫一向主张扩大企业的自治和独立。但中央各部委不愿意放弃对企业的控制，这样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权力，失去权力所带来的诸多利益。名义上，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分离，主人翁丝毫没有体会到“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反而党群和干群关系恶化，党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人民替党服务。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赫鲁晓夫更无建树。他执政6年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改革上。他以为消除了政治恐怖，加上面包和黄油，人民便可以幸福。他不理解，除了这些，每个人还需要自由和尊严。吃得再饱的奴隶，始终还是奴隶，何况苏联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2亿人的“温饱”问题。

在赫鲁晓夫的改革词汇中，找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在他的政治承诺中，也找不到任何民主条款。他从来没有，也不打算用民主和法制，来改造苏联的官僚体制。1962年，赫鲁晓夫曾在政治改革上玩过一把，将苏联共产党分成两个组织：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目的是想把苏共由“政治党”改造成为“技术党”。但这种做法，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政治官僚”披上了“技术官僚”的外衣，但本质上还是官僚。这是赫鲁晓夫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收效甚微，最后夭折的根本原因。

赫鲁晓夫精力充沛，总是不断地四处巡游，寻找下级的毛病；他生性活跃，总想进行新的改革，什么都想变个样。官僚阶级对他切齿痛恨，自“收拾”了朱可夫元帅之后，他与军方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他还裁减军队，减少军官的薪金待遇，并让将军们去当农场的场长。有一次他竟然对他的军队说：“一辆坦克花钱太多，砰砰两声，坦克就毁了，一大把钱和那些好样的小伙子们也全都报销了！”将军们听了这话，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赫鲁晓夫对看不惯的东西，都希望彻底改变，但他周围的人并不这么想。无论党的、政府的、军队的领导人，希望保持稳定，稳定必须压倒一切。他们说，这个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斯大林时代，历尽磨难，大家革命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安稳，何必要来回折腾呢？

赫鲁晓夫面对利益集团的消极态度，愤怒过、反击过，他几乎跟所有人都闹翻了。他跟党的最高领导成员闹翻了，因为他分掉了他们的权力；他跟经济、技术官员闹翻了，因为他不断地改组机构，使他们失去了地位；他跟将军们闹翻了，因为缩减了他们的部队和薪金；他跟基层官僚闹翻了，因为他老是窜来窜去，去视察、去挑剔、去批评、去发火、去骂人。（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就没有“到处乱跑”的习惯，呆在克林姆林宫，利用遍布全国的、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系统，不停地制造清洗和屠杀。官僚们只要能躲过他的清洗和流放，便可平平安安的欺骗国家、稳稳当当地享受革命果实。因此，当许多官僚面对赫鲁晓夫无休无止的改革时，悄悄地萌生了对斯大林时代的依恋和怀念。

1961年，已执政4年的赫鲁晓夫，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但他并不打算退却，极力遏制斯大林主义的复活，想做最后的挣扎。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赫鲁晓夫再次搞突然袭击，闪电般地亮出“杀手锏”，重提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而且揭露规模更大，不仅是斯大林，连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也遭到公开批判。

赫鲁晓夫的发言临时转向，在大会上引起震动。几乎所有要发言的代表，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响应中央号召，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业和乌克兰代表团联合提议：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搬出列宁墓，因为把它放在那里，是对列宁的亵渎、对革命的亵渎。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

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结束时，列宁墓里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斯大林的水晶棺被运到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坑，水晶棺放进去后，又浇灌了几大卡车水泥浆，把它完全覆盖。幕碑上只有区区几个字：“J·V·斯大林1879—1953”。移走斯大林水晶棺，对于当时世界的“两大阵营”来说，无疑是一声惊雷，其震撼力度丝毫不亚于“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谁都知道，这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复活苗头的严重警告，从此苏联人可以放心地、公开地诅咒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罪行。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苏联的“伤痕文学”空前繁荣，数以千计的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自己在专制统治下的悲惨经历，“集中营主题”成为当时苏联文坛的主流作品题材。

选择这个时刻，赫鲁晓夫再次拿斯大林开涮，这是他最后可以抓到的“救命稻草”。撬开斯大林的坟墓，这一骇人举动，确实缓解了赫鲁晓夫当时的政治颓势，但“非斯大林化”最终没有让他的改革起死回生。（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

若干年后，西方学者在分析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改革的反对者进行打击和镇压。尽管赫鲁晓夫让许多人丢掉了官衔，但没有让一个人丢掉脑袋。这个观点出自西方，多少让我们感到惊讶和不安。

许多人在思考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有人天真地把失败原因归咎于他的性格，说他喜怒无常、反反复复，改革措施还没设计好，就仓促出台并付诸实施。但事实上，任何一项改革，从来就不存在一张预先描好的路线图。比如，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边摸石头、边过河，谁也不清楚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几次偏离轨道，几次被邓小平扳回。

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的认识深度。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一个腐败的政权，要比一个残暴的统治者更有危害。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打倒了贝利亚，打倒了马林科夫，但他打不倒这个曾经包容罪犯的制度。从这个角度看，赫鲁晓夫并没有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决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说：“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体系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上消除了这个恶魔，但他从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按照我的理解，赫鲁晓夫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却未能覆灭斯大林时代所形成的官僚体制。

对此，俄罗斯诗人叶甫图申科，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写过一首诗，诗名叫《斯大林的继承者们》，面对当时“斯大林主义”的复苏，他向苏联人民发出了警告：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红黑/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出/棺材慢慢地擦过哨兵的刺刀/……/棺材里的人，也不会说话/他沉默长眠/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他只不过装死/实际却在里面注视着/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还在筹划/也许在他棺材里，还有一部电话/他还和各式各样的人用电话交谈/……/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派二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不要让他东山再起/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搬出了陵墓/但我们又怎么才能/从他继承者的心里把他搬走？

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二十二大”后不过两三年时间，斯大林一步步从无人看守的坟墓里走出来，给赫鲁晓夫的改革敲响了丧钟。到1964年，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不论好坏，全都废止了。

1964年10月1日，苏联宇宙飞船“上升号”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赫鲁晓夫还跟3名宇航员通了电话，祝他们凯旋归来。然而，7天后，当宇航员返回地球时，却再也见不到赫鲁晓夫肥胖短小的身影，他已经不再是苏共的最高领导人。（赵启强 《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