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沃辛顿的腿:明朝十讲【作者： 洪钊】

导言
　　大明王朝：帝国的典型样本当历史转了三百六十度1944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他以1644年明朝灭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为蓝本，提出了一些十分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
　　李自成的起义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一个被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尽管现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个问题本身的魅力，思考这个问题所获得的启示，意义已经超过了答案本身。
　　当历史的指针转过了整整三百六十度，1644年也变成了公元2004年，有关李自成、有关明朝灭亡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止。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也是明朝的魅力。
　　明朝还有其他十分具有魅力的话题，比如：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为什么明成祖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之间的家事，会变成一场内战，甚至广大的朝臣都参与进来？为什么在明代，可以出现魏忠贤那样只手遮天的大宦官？为什么崇祯皇帝如此勤政，还是无法避免王朝倾覆的命运？
　　这些问题，永远都不会有定论，当历史的时针转到不同的刻度时，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自会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时针定格在三百六十度之后的两度，公元2006年，我们将明朝的这些问题，当成中国古代帝国的典型性问题，剖析这些典型的案例，希望引起一些思考。
　　典型帝国的典型病症明朝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帝国，其典型性表现在各个方面，诸如皇帝的无限权力，依靠皇权而获取自己职权之外利益的不法大臣，皇帝将国家当成私有财产，士大夫们失去道德理想，成为皇权的附庸，公正和清廉成为空谈，等等。
　　这样的典型帝国，必然具有帝国的典型病。
　　中国古代的帝国，都多多少少具有一些病症，只不过在有些时代，这些病症是典型的、显性的，而在有的时代，这些病症是非典型的、隐性的。在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这些时代，帝国病症处于隐性发展阶段，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在秦二世、汉献帝、宋徽宗执政的时候，帝国病症就完全暴发，呈现出显性状态。
　　不知道是应该惊喜还是应该叹息，明朝从头至尾的二百七十六年之间，帝国病症都处于显性状态。值得高兴的是，明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样本，值得叹息的是，这个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王朝，竟没有一个时刻能够让帝国病症表现得稍微轻微一些。
　　从朱元璋的独裁统治开始，明朝就进入了一个狭长的隧道，在前进的路上，只能沿着朱元璋留下的路蹒跚而进，因为隧道的狭窄，根本无法转身，无法回头。
　　于是，明朝渐渐走入了死胡同，一直到了尽头，依然没有一丝一毫转圜的余地。
　　明朝的皇帝，并不都是恶人，明朝的大臣，也并不都寡廉鲜耻。但是，明朝的君臣们却共同炮制了二百多年的苦酒，这苦酒，皇帝喝了皱眉，大臣喝了憋气，百姓喝了痛苦。
　　明朝灭亡之后，思想深刻的顾炎武就说，历来王朝的灭亡，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亡国”，一种叫做“亡天下”。他把“国”与“天下”区分开来，就是要把明朝的典型病症解剖，抛弃那些满是脓疮的毒瘤，留下那些可以为“天下”造福的鲜活血肉。
　　终结者，还是堕落者明朝的腐败现象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明朝对国家的各项制度设计得十分完善，这也是世人公认的。那么，为什么在制度设计如此完善的时代，各种违反制度、破坏秩序的行为还屡见不鲜？
　　是这种制度走到了尽头，还是这种制度下的人都已经丧尽天良？
　　从这种截然二分的立场去讨论问题，自然会得出偏颇的结论。事实上，明朝的制度虽然完善，但施行的有效程度值得怀疑；而当时的人，虽然普遍的道德水准不算太差，但为了生存或名利而抛弃原则的行为也比比皆是。
　　明代把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发展到了极致，同时也把帝国体制的各种弊端完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事实上，中国帝制的历史发展到了明朝，制度上已经不会有再多的变化，后人所能做的，也只是修修补补而已，然而，明朝所留下的帝国典型病症，却要再过很久才能彻底根治。
　　有一种看法认为，清朝入关后建立的统治，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序列，其实不然。历史到了明朝，帝制的各种制度已经根深蒂固，这并不是政权变更就能打断的，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大体沿用了明朝的制度——所以，清朝在经过前期的上升式发展之后，也迅速走向了衰落，暴露出了帝国的典型病症。
　　明朝完成了帝制时代的制度完善和皇权强化，随之而生的各种恶果，也自然被明朝统治者自己所咽下，而明朝没有消化的苦果，还要清朝继续咽下去。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郭沫若所提出的疑问，并没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明朝作为帝国的典型样本，则永远值得读史的人细细品味，并细细为它的种种病症开出自己的药方。

 

第一讲 父子创业：铁血背后的无奈
　　中国古代的王朝，开国的历程都是很艰难的。而明代是靠着父子之间艰难的接力棒传递，才完成了有些畸形的、以铁腕和血腥知名的王朝奠基工作。
　　乱局中的收官者创业，有时候是白手起家，有时候则在于对周围资源的整合。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业过程，就是成功地整合各种资源、壮大自己并消灭其他竞争者的过程。
　　一穷二白的创业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
　　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嘉山明祖陵县治明光镇北赵府村）一座破旧的二郎庙中。他的父母是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母、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
　　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了，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
　　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
　　朱元璋的悲苦经历在当时社会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元朝末年，政治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正所谓“官逼民反”，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纷纷拿起武器起来斗争，终于在1351年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大起义。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所以称为红巾军，是因为起义者头裹红巾。当时红巾军主要有刘福通、芝麻李、徐寿辉等数支队伍，各自为战。
　　朱元璋不久就投身到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朱元璋云游回到家乡，同乡汤和从濠州起义军中发来相邀信，朱元璋就投奔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队伍。
　　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在红巾军中很快就崭露头角，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不久，又成为郭子兴的亲信。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使他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从一名贫苦的放牛娃、游方和尚变成起义军的将领，这是朱元璋一生中第一次对资源的整合。当然，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以及他与起义军统帅郭子兴的翁婿关系。
　　朱元璋很快就表现出与其他将领的不同之处。他的谋划能力十分强，他率领的军队不但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抢劫妇女、钱财及烧毁民房者杀无赦。凭着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朱元璋以战功先任镇抚，后升总管之职，成为濠州红巾军中统兵一方的大将。
　　1355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袖。朱元璋带领郭氏旧部，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加入了群雄争霸的战团。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攻下南京（元代称集庆），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他踌躇满志地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他就改集庆为应天府。
　　这时的朱元璋，局面小，兵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利。当时反元起义的整体形势也十分严峻。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发展势力；在以“布袋和尚”著称的彭莹玉战死后，徐寿辉、陈友谅先后控制了这支队伍；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尊韩林儿为小明王；方国珍割据温州、台州等处。元朝的势力仍然强大，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
　　朱元璋此时进行了人生的第二次资源整合。他以南京为基地，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要做一统天下的英雄。目标确立之后，他就把当时存在的所有军事、政治力量当成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
　　从乱局中寻生机如何在元朝未灭、群雄并起的时候保存实力、扩大战果？
　　这是与朱元璋同时代的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然而，他们的回答显然都没有朱元璋那样完美。朱元璋选择的办法，就是把他周围的资源整合起来，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都可以利用，换言之，一切与他并存的势力，都可以当做他的挡箭牌，也都可以当做他的桥头堡，只要有利于他壮大自己，他可以想尽办法。
　　他利用元朝军队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进攻，取得胜利。在他率军打下徽州时，采纳了老儒朱升的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命令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兵强粮足。于是朱元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先后占领诸暨、处州。孤立的元军据点也陆续被消灭。
　　朱元璋的根据地稳固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图发展、扩大势力了。
　　当时，他的周围有韩林儿、陈友谅和张士诚政权，冷静分析时局后，他制定出积极的对策：先攻陈友谅，再灭张士诚。
　　陈友谅本来是个渔家子弟，身高体壮，练就一身好武艺，又略通文墨，曾在县衙做贴书。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投奔了徐寿辉后来取代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陈友谅自恃兵多将广，直扑南京而来。大敌当前，有人建议出降，有人提议奔踞钟山，朱元璋怒斥“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军心始安。同时，他派胡大海骚扰陈友谅的后方，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旧识的关系诈降，诱敌深入。陈友谅果然上当，中了朱元璋的埋伏，大败而归，朱元璋乘势夺得了江西的一些地方。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双方于鄱阳湖决战。战斗十分激烈，长达36天，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朱元璋虽然损失惨重，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百官司署，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
　　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张士诚控制着南达绍兴、北抵徐州、西距濠州、颍州等地，这也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只是他庸碌无为，没有更大的野心。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张士诚竟然无动于衷，坐视朱元璋不断壮大，可见朱元璋当年以陈友谅为劲敌而后攻张士诚的决策是正确的。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和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两次派徐达进攻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六月，张士诚被擒，后于南京自缢身亡。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部将朱亮祖攻取台州、温州。十一月，部将汤和下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为廖永忠所败。方国珍走投无路之际投降。次年正月，汤和与廖永忠擒获陈友定，平定福建。同年，廖永忠、朱亮祖、杨璟等人攻取广东、广西。在平定东南之时，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命将北征蒙古，山东、河南随即而下，冯胜也攻克了潼关。
　　事态的发展就如同朱元璋最初制订的计划一样，而且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稳健，逐渐消灭了周围的割据势力。如果说元朝末年的局势是一盘棋局的话，朱元璋就是这盘棋中当之无愧的大国手。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中，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连年的战乱，终于在此刻尘埃落定，历史的聚光灯，照在了朱元璋这个贫苦的放牛娃身上。
　　用国号博取同情分为什么朱元璋建立的王朝要叫“明”？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字？最深入人心的说法是，朱元璋出身明教，因而会如此为国家命名。那么，他为什么非要用明教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国家命名呢？
　　当然不是为了纪念。实际上，这正是朱元璋的高明之处。他用“明”这个国号，赚取了很多的同情分，安抚和争取了明教中人。
　　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694年）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为三际。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
　　明教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要信徒做好准备。在至元四年（1338年），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县）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在坚持斗争。
　　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挖出后，人心不稳。韩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
　　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所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死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朱元璋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后来朱元璋势力强大，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据说这是刘基（刘伯温）的主意。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明朝的神圣。
　　果然，朱元璋确立“明”这个国号，没有引起明教教徒们的反对，这就让他节省了很多应付内乱的时间和精力。随后，朱元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洪武元年五月，他视察开封，部署北伐的进一步军事行动。
　　这一次，他采取了“先取山东，次河南、河北，扼守潼关，直取大都”的稳妥策略，派徐达、常遇春出征。徐达势如破竹，八月占领元朝国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遁，元朝的统治结束，历史进入了朱元璋的大明时代。随即徐达平定山西，次年收复陕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南北夹击四川的夏政权明玉珍，于七月平定四川。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征云南，云南平定后，朱元璋留沐英世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洪武二十年（1387年），他派傅友德、蓝玉击败纳哈出，逐步统一了东北。至此，朱元璋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成败背后的思考从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到他在南京称帝，用了17年的时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先后出现了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诸多政权，然而却是后起的朱元璋完成了一统帝业。是什么因素让朱元璋笑到了最后，实现了巨大飞跃？
　　首先，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毅果决的性格魅力。幼年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坚强刚毅的性格，云游僧的经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他投奔郭子兴没有多久，因为英勇机敏，被郭子兴赏识，由此在义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当彭大、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郭子兴被赵君用囚禁时，郭子兴的部将、甚至儿子都躲匿起来，没有人敢去营救。正是朱元璋从前线赶回，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夜访彭大，陈说利害，劝说彭大出兵，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
　　这种临危不乱、果敢机智的素质，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后来，朱元璋势力的不断壮大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逐渐被排挤，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不久，在外敌的压迫下，郭子兴不得不请朱元璋帮助他谋划统筹。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掌握了这支队伍。短短三年间，朱元璋就从普通一兵摇身一变成为拥兵10万的大元帅。
　　朱元璋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朱元璋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眼界更加开阔，对他最终夺得江山有很大的帮助。
　　朱元璋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这个习惯在立国后也没有改变。他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经史子集，设置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读书，甚至忘记了疲惫。
　　他特别喜欢读史书，尤其留意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常引以为戒。经过多年的自学，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其次，朱元璋善于网罗人才，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夺得江山立下赫赫功勋。李善长、徐达、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等都是他的同乡，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
　　朱元璋注重“文武相资”，认为开创帝业好似构筑大厦，武臣似“斧斤”，剪伐砍削；文臣如“黝垩”，藻绘粉饰，二者偏废则难以有成。因此，他很重视招揽儒士，听取他们的建议。正是在陶安、冯胜的建议下，朱元璋攻取南京，东征西讨，成就帝王之业。攻取徽州后，他亲自拜访朱升，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坚决加以执行，因此能够韬光养晦，保全实力，逐步发展壮大。
　　还有，朱元璋的夫人马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脚马皇后，是他完成帝业的坚强后盾和贤内助。马皇后是郭子兴的义女，郭子兴将她许配给了朱元璋。后来郭子兴听信谗言，猜忌朱元璋，将他关押起来。朱元璋时常挨饿，马氏曾偷偷将滚热的烧饼藏在衣服内给他送去，结果烫伤了皮肉，可谓是患难夫妻见真情。
　　连年激战之时，马氏带领将士的妻子制军鞋战袍，鼓舞士气。当陈友谅率军猛扑而来时，她又将后宫的财物捐献出来，奖赏前方将士。朱元璋后来杀戮渐重，无人敢劝，马皇后时而劝谏，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
　　独裁者的苦衷朱元璋是一个独裁者，而且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这一点是世人所公认的。他为何一再采取残暴的、过火的甚至是灭绝人性的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
　　独裁者也有苦衷，虽然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滥杀和独断的理由。
　　为治国而残暴从一个社会最低层的放牛娃、僧人，经过十六年的征战拼杀，一举迈上了皇帝的宝座，其间的跨度之大可想而知。但纵观其一生，早年在乡村的那段经历带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记，即使贵为天子也不失农民本色。
　　休养生息是一个受到重创的国家必须经历的，朱元璋作为一个贫民出身的帝王，这方面的体会更深一层。针对元末大乱之后大片土地荒芜的现状，他承认战乱期间开垦的无主土地由耕者所有。新开垦的土地，有些地方可以免除赋税三年。
　　他还实行迁移人口的措施，将人口密集地区的无地贫民迁移到有大量抛荒无主土地的地方，后来还将东南富户迁移到南京和临濠，既充实了首都，便于控制，又拔除了他们在原来地方剥削劳动者的基础。同时将在战争中沦为奴婢者释放为自由民，将各级官员拥有的奴婢数缩减到很小的数目，使元朝以来盛行的储奴制度大为衰落，又增加了社会小生产者的数目。
　　如果说，农民皇帝朱元璋对社会底层的农民还有些许温情的话，那么对于士绅和官吏两个阶层来说，只剩下敌视和严酷了。这种农民起义军的一贯作风，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大的改变，似乎对那些豪门富户、贪官污吏有着天生的反感和无情，只一句话：“拉出去砍了！”在朱元璋当政期间，先后六次进行大清洗，约有10万至15万名官吏与富户被屠杀。
　　朱元璋确实殚精竭虑，衣食起居也十分节俭，可崛起的新官僚巧取豪夺、恃权自专，严重伤害了农民利益。朱元璋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说改革官制、建都察院、实行特务统治、加强舆论控制，等等。但这些措施的火候不好掌握，很有可能误伤了好人。
　　朱元璋为了治国，为了保护农民而进行的残暴统治，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偶然发现地方官普遍在使用空印文书，认为一定有舞弊，大发雷霆，引发了空印案。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不能有一丝一厘的差异，而且，这项统计要层层上报，在户部审核通过才算完事。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加盖原衙门官印后，方为合法。
　　当时，各布政使司距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古代交通不便，一来一往，为了盖个府印，就要花上一年半载了。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上京的专员都带着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一但被户部驳回，就可重新填写。这些空印文书，都是骑缝印（即只有半边印），不能做别的用途。全国各机关都明白这个道理，户部也默认了，对此从不干预，习以为常。
　　洪武八年（1375年），朝廷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以为其中有诈，认定系地方官吏借此舞弊贪污，下令严办，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
　　当时，朝廷上竟无一人敢说明真相，只有一位士人叫郑士利的上疏直言，力辩其诬。他说：“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言。”朱元璋读了大怒，把郑士利抓来追查幕后黑手。这位士人笑着说：“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于是，他也成为朱元璋怀疑的对象，被处死了。
　　为什么朱元璋对官场上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此震怒？因为他亲身经历过元末那个时代，当时吏治相当腐败，很多不良的习气也带到了明初。朱元璋有感于此，打算彻底整顿官员的作风。他觉得，如果放任这种官员不遵守规章制度而讨巧的事情，那以后会出现更多更大的问题，因而对这个案子格外重视，处理方法也相当残酷。
　　如果说空印案对官僚系统是一个震动的话，那么九年后的郭桓案，可以说则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大震撼。
　　郭桓是当时的户部侍郎，朱元璋怀疑他与北平二司的官吏们互相勾结舞弊，便进行审问，最后把郭桓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所有官吏一律处死，并且还追赃700万，追到各省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
　　郭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呢？在朱元璋的《大诰》中，总结出了郭桓的几大罪状：第一项，朱元璋曾下令：太平、镇江、广德有几个府减免官田钱粮一半，但是这些地方没有一粒米收到国库里，都被郭桓私分了。
　　第二项，郭桓收了浙西的秋粮，应该是450万担。实际上只交上去60万担，还交了一些钞，两者相加才合粮食200多万担，其他的200多万担又被郭桓私分了。
　　第三项，郭桓等在征收赋税时，一石粮折钞两贯，但两贯钱以外，又跟老百姓要了水脚钱100文，是用船运输的费用；车脚钱300文，是用车运输的费用；口食钱100文，是人马所要吃的粮食的钱；库子钱100文，是给掌管仓库的人的钱；蒲篓钱100文，是粮食打包需要的钱；竹篓钱100文，是用来装粮食的筐的钱；还要交沿江的神佛钱100文，是拜佛保佑运输粮食的船平安抵达所需要的钱。这些巧立名目的费用，全部进入郭桓等人的腰包。
　　第四项，当时官府养马，草料要从民间征收，谁给郭桓贿赂了，草就可以免征，他把这些负担分摊到其他没有给他贿赂的地区。还有在粮食里掺水以增加重量，最后造成仓库的粮食大批腐烂。
　　这起案子引发了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运动，牵连甚广，“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
　　朱元璋想要用恐怖的手段，达到清明的吏治。他的做法，虽然震慑了官场，但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就是让他的继承者东施效颦，用同样残酷的手法虐待官员，让政坛充满恐怖气氛。
　　荒唐的独裁治国术如果说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还算是朱元璋为了治国而进行的努力，那么，他推行的一些为了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的手段，则不免显得草率，甚至荒唐了。
　　他在《大诰》中说：“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
　　这番言论，明显违反了《大明会典》第一一三条的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这里所谓的“引”，乃是指地方官府发给的路引，也就是通行证。朱元璋曾规定，地方军民无路引不得出境百里之外，而他的《大诰》，等于在国法上开了个口子。
　　他觉得光靠自己、靠政府监察系统，还抓不完、杀不光贪官污吏，就要求老百姓帮他扭送京师。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对自己的官僚机器如此不满意，必欲杀灭而后快，朱元璋大概是千古第一人。
　　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者四万人，后两案合计被诛杀七八万人。所杀者从开国元勋到一般行政官吏，包括普通富户或者读书人，几乎摧毁了明朝赖以运行的整个官僚系统。他在位时期，人们都十分害怕做官。
　　郭桓案后，被迫从国子监生中破格提拔千人之多，因为那场大案牵连的人员太多，造成很多国家机构空置，没有合适的人来填补空白。官僚体系如此，民间亦如此。朱元璋当政30多年，几乎把浙江的故家世族扫荡殆尽，其他地方大略相类。
　　中国古代皇权和相权的斗争，到朱元璋一朝画上句号。随着胡惟庸“谋逆”被诛、牵连数万众，太祖顺理成章地废除中书省，宰相的名号就此断绝，而皇帝直辖六部。
　　他本能地仇恨任何官吏，官越大恨越大。明朝初期的宰相，李善长、汪广洋、杨宪、胡惟庸，每一个都不得善终。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第一，不论何时何地，他总要抱着一种二元的眼光去看问题。在他的眼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替己方把一切敌人都消灭光。第二，你不消灭别人，别人就要来消灭你，因此就是生命不息杀戮不止。
　　如果把这种心理带入现实政治当中，特别是带入政治生活的最高层，那就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了。
　　高层政治家，特别是专制时代的皇帝，如果出身太低，恐怕不是国民的福分。这样的人，固然能使大多数平民感到亲近，但自己本身的心理阴暗面太多，特别是早年的种种人生经验，可能造成执政上的偏执，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灾祸。
　　从“空印案”的处理上，就能看出朱元璋的草率和简单化思路。他以为从“空印”的事情上发现了全国性的舞弊，于是一路追查下去，全国的地方计吏都几乎杀光，杀得整个行政系统几乎崩溃，只好提拔国子监的学生充数，官僚体系因此更加效率低下。
　　草根的出身，使得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产生较大误解。他认识不到知识分子是自己统治的同盟军，应该给予礼遇和尊崇，反倒相当程度上把“士”跟“吏”混为一谈，动辄打屁股或者当廷“掼死”。
　　廷杖固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但他却把这种刑罚发挥到极点，以至于后来士大夫人格扭曲到以遭受廷杖为荣——这意味着你具有了挨打的资格。知识分子被抽掉了精神的脊梁骨，整个社会进一步“扁平化”，一盘散沙；政府如聚沙造塔，随时都会崩溃。这个教训，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和吸取。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或者突发灾难的时候，弱点就会完全显露出来。
　　从冤狱到屠杀针对可能威胁其皇位的开国功臣们，从“胡惟庸奸党案”到“蓝玉奸党案”，政治谋杀持续十多年，被卷进杀死的各色官吏约5万人。到朱元璋死时，所封的9个公爵、54个侯爵除了没威胁的两三个，全部消灭了。
　　据说，大屠杀的目的是确保后世子孙能坐稳江山。但是，朱元璋为什么要采取冤狱和屠杀的方式来巩固统治，而不是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和平过渡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考虑到朱元璋个人经历中的两种思维：第一，在元末大乱时期，他备尝世态炎凉，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一起打天下的兄弟难道就不会起来造反吗？
　　第二，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让他形成了惯性思维，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
　　而且，朱元璋也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杀人。他曾经就赵匡胤的政治策略进行过深刻反思。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每一个案件，都是他深思熟虑出来的结果。
　　在对待功臣方面，朱元璋握紧一个“严”字。建国初期，朱元璋主要是惩戒部分不法功臣，以此形成威慑作用，但到了他执政后期，特别是1390年之后，“惩戒”便变成畜意的杀戮。在两大谋反案件（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被牵连而死的人都数以万计，加上其他的诛杀，开国功臣中能够全身而退的只剩下个别的。
　　甩掉丞相搞独裁丞相作为帝王之辅佐，由来久远，基本上可以说，中国自有帝王始，就有辅佐朝政，处理实际事务，掌握次高权力的丞相这一可称“天下第二人”的职务。到了明初，宰相制最终终结于朱元璋。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在他建国为帝后，为了巩固帝权，经过多年的思虑和谋划才决定的。
　　最初，他对设立宰相辅佐国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并无疑虑。早在他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便已经设立了丞相的职位。从吴至明，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是徐达，丞相任所称中书省。
　　明朝出任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时间只有十三年。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因“胡党案”撤销中书省，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以后，权力由六部分摊，军队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一切权力由皇帝直接掌握。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
　　首先要说的应是李善长。在朱元璋为郭子兴的部将时便与朱在军中共事，那时朱元璋才27岁，而李善长则已41岁，但他们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
　　李善长其人，史称“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从指挥作战和组织供应，他都兼管。建国之初，一切有关政治、经济等项的法规和制度，也都是由李参与制定，或者由其牵头的，所以被封为开国六国公之首。
　　然而，建国之后，朱李开始逐步相离了。当时中书省掌管全国军、政大权，对一切庶务都有专决的权力。李善长自作主张的行为并未有所收敛。而对皇帝朱元璋来说，这样的做法简直忍无可忍。他对李的不满，便是由此开始，只不过隐忍不发而已。
　　到洪武四年（1371年），机会恰好到来。李善长因患病在家，多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自觉心有未安，便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一则是略示未能任事心有末安；二则也是借此以为试，看看皇帝对他究竟如何看待，这是历代大臣所惯用的一招。
　　朱元璋得奏之后，并没有如他想的那样下旨慰留，而是顺其所谓，立即钦批准其致仕。当然，朱元璋心里还是有一些歉意的，所以对李善长的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1376年）更将自己幼女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的长子李棋为妻。
　　当时徐达北伐未归，中书省无人，朱元璋就提拔了追随他多年的旧人汪广洋。汪为人谨慎小心，廉明持重，与李的专断截然不同，可以令朱元璋放心。但汪却没有丞相之才，事事请示，又令他日渐失望。所以李善长将胡惟庸荐入了中书省，汪则依照酒例升为左丞相。
　　胡惟庸是淮西定远人，是朱元璋的故旧。他很早便以精明干练受知于李善长，曾多次受其推荐和提拔，后来更成了亲戚。胡惟庸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胡惟庸于洪武三年（1370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后在七年内连升三级，即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他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胡得李的指点和旧部配合，使汪更加相形见绌，终被朱元璋贬到广东。
　　朱元璋对胡惟庸虽基本满意，但并不放心，始终暗地里察访着胡的言行。而胡在挤走汪之后，也不由得无所顾忌，趾高气扬起来了。当了左丞相的胡惟庸，不知自重，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这就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这并未瞒住朱元璋。于是洪武十年（1377年）又将汪广洋再次调回中书省，以钳制胡惟庸。不过这一招失败了，汪本庸才，重任后更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胡惟庸，反使胡更加恣纵起来了。后来刘基（伯温）暴卒，出现了一些不利胡惟庸的说法，朱元璋本想借此利用汪广洋整倒胡惟庸，而汪却回护胡惟庸。朱元璋一怒之下将其再次贬谪，后余怒未息，又下诏遣专使赐死汪于途中。
　　处置了汪广洋，给胡惟庸的震动很大，他本就有很多隐瞒了朱元璋的独断行为，又有贪欲敛财的经济问题，所以也联络亲信，开始有所动作了。同时朱元璋已经怀疑他有异心，当有人上告胡的结党谋反之后，立即就予以审究。洪武十二年（1379年），即胡惟庸当上左丞相仅2年时，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发动了大清洗。
　　他借故逮捕了胡惟庸及一批官员，第二年朱元璋就处死了胡惟庸，连同被处死的还有一大批官员。
　　朱元璋把胡惟庸案当做一个捕人的巨网，并不收绳。在以后的10余年内，他随心所欲地陆续往里装人。他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构不成死罪，必须罗织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铁案，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可以做到心想事成，果然，又给胡惟庸添上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通虏的罪名，说他勾结明朝的死敌蒙古和日本，就是里通外国。
　　从大臣们揭发的材料看，胡惟庸的种种罪状，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胡惟庸案处置的当年，朱元璋借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但是，胡惟庸案并没有完结。此案一直迁延了10余年。
　　这个案子一直牵连到告老还乡的第一任左丞相李善长。他被家中恶奴告发，说他和胡惟庸在一起谈话，只见胡惟庸说话，李善长点头。于是，被朱元璋赞为萧何的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一族男女老少70余口，满门抄斩。胡惟庸案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算告一段落，10余年间共杀了大约3万多人。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立下遗嘱说：“朕罢公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就中国历史来说，胡惟庸是最后一个丞相。
　　明以来，君权越发增重，君主专政至此发展到了顶端。在明代十六帝中，正因为缺乏督促和助力，在朱元璋、朱棣父子以后的明代皇帝没有几个在国事上可以称许的，大多是碌碌无为之辈，或坐视国事日非而治理乏术，或醉心享乐而毫无居安思危意识，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这又是一心增重帝权，使其后人可以稳坐江山的朱元璋所始料不及的。
　　近乎儿戏的虐杀在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开国皇帝像朱元璋这样以滥杀无辜而知名，而他的刀刃所对准的，往往是那些曾经为他奋勇杀敌、出谋划策的功臣。
　　朱元璋时代，有一位始终小心低调的丞相徐达。按野史说法，徐达亦非善终，乃是被朱元璋以一只蒸鹅赐死。根据这种说法，徐达原本生了病，背后发了一颗毒疮。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应该禁止吃能够促进毒疮继续发起来的食物，比如狗肉、海鲜、羊肉、鹅肉等。但是，偏偏朱元璋得到消息之后，就赐给徐达一只蒸鹅，意思很明显，这是要徐达的命。
　　徐达面对着皇帝赐给他的蒸鹅，据说是泪流满面。不过徐达深知朱元璋的脾气，如果他不吃这只鹅，恐怕他的全家老小都会成为朱元璋屠刀下的冤魂。
　　徐达最后是否吃了这只鹅，没有明确的记载，史书上只是说，当天晚上，徐达就去世了。他是用蒸鹅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还是采取其他的自裁方式，在朱元璋看来，已经不重要了。朱元璋所要的，就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功臣统统死掉，对他的子孙统治没有威胁。
　　朱元璋对待官员极其严酷，大臣上朝的时候惹他发了火，就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板子，叫做“廷杖”，有的甚至当场就被打死。这种做法弄得大臣们各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向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平安无事，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地庆幸他又活了一天。
　　大学士宋濂，是明朝开国初期跟刘基一起受朱元璋重用过的，后来，又当过太子的老师。宋濂为人谨慎小心，但是朱元璋对他也并不放心。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备了哪些菜。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你没欺骗我！”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朱元璋已暗暗派人去监视了。
　　后来，朱元璋在朝廷上称赞宋濂说：“宋濂伺候我19年，从没说过一句谎言，也没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啊！”宋濂68岁那年告老回乡，朱元璋还送他一匹锦缎，说：“留着它，再过32年，做件百岁衣吧！”
　　胡惟庸案件发生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是胡党，于是株连到宋濂。朱元璋派锦衣卫把宋濂从金华老家抓到京城，要把他处死。这件事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朱元璋说：“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的老师呢。再说，宋先生一向住在乡下，他孙子的事他怎么会知道？”
　　朱元璋正在火头上，不肯饶恕宋濂。当天，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她呆呆地坐在桌边，不沾酒，也不吃菜。朱元璋感到奇怪，问她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马皇后难过地说：“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难受，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马皇后是跟朱元璋年轻时候共患难过的夫妻，朱元璋平时对她比较尊重，听她这么一说，也有点儿感动，才下令赦免宋濂死罪，改罚充军茂州（今四川茂县）。70多岁的宋濂，禁不起这场惊吓，再加上路上劳累，没到茂州就死了。
　　太子朱标眼见父皇大杀功臣，心实不忍，曾几次进谏相阻，都被拒绝。朱元璋为了让儿子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便在一天带太子到朝外出游的路上，将一根尽是棘刺的木杖扔在路旁，转身对太子朱标道：“你把那根刺杖给我拿过来！”太子不知其意，上前一看，木杖上全是刺，不知从何拿起，面露难色。朱元璋见后，遂令随从上前把木杖上的刺全部去掉，使其变成一根很光滑的木杖，又令太子朱标去拿。这次，朱标上前很容易地拿了起来递给父皇。
　　朱元璋问太子道：“你知道现在这根木杖为什么好拿了吗？”太子道：“因为木杖上的刺都去掉了。”朱元璋听后，微微带笑又语重心长地对太子道：“木杖有刺，你不好去拿。今天的一些功臣，他们自恃有功，日益变得骄横，将来你同样不好控制他们；如今，我把他们一个个杀掉，就是为你刨去那些刺，使你将来稳操权杖。”
　　协同帝王出生入死，建立基业的那些有功之臣，无疑是开国之君的重要手杖。一旦江山已稳，天下太平，这些手杖变成了手杖上的刺了，很是扎手，所以除去这些刺，在君王看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左右权衡，最后选定了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为接班人。朱元璋担心皇太孙势孤力单，便下定决心再进行一次大清洗。他要把功臣宿将收拾殆尽。
　　胡惟庸案朱元璋废丞相、废中书省，加强了君主集权。此后三年，锦衣卫又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得朱元璋的宠爱，封为凉国公。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跋扈。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并仗势侵占民田。北征时，私占珍宝驼马无数。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官吏没有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的不满，朱元璋总想找个机会整治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行为毫不检点。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这番举动更是令朱元璋不快。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皇帝的车驾）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
　　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时常由着性子，管不住嘴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发蓝玉谋反，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便不问青红皂白捉拿蓝玉亲自审问，再由刑部制造谋反卷宗，以假当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音信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谄、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批准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打稻谷，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到家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谁知立即被锦衣卫探知并告密，也难逃被杀的结局。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除花云等少数将领战死沙场，汤和主动交出兵权，请求归乡养老之外，其他都被毒，被杀而亡。
　　吴晗评他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这个评语，用在这位以恐怖统治而慑服群臣的明太祖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次创业：不得不走的新路明代建立的历史背景，是非常特殊的。一方面是改朝换代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是汉族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此外，还有从农民起义到群雄争霸的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太祖朱元璋是最后的胜利者，他推翻了元朝统治，消灭了其他的政治势力，建立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政权。
　　但是，这三重背景并没有随着明朝的建立而结束，而是在明初的很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成为明太祖的继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明太祖的孙子建文帝缺乏政治经验，身边的大臣也缺少核心将领，很难应对这些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权力欲与国家的危机感使朱棣铤而走险，夺取政权，成为后代毁誉参半的封建帝王。
　　异想天开的建文皇帝朱元璋在诸位文臣武将支持下，于元末诸路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洪武三年（1370年），大功告成之际，朱元璋论功行赏，分封诸将谋臣。然而，不过二十年间，朱元璋屡行大狱，诛戮功臣，从前为他血战沙场的武臣谋士不仅自身难保，三宗九族也在阴险毒辣的朱元璋诏示下被杀个精光。这位开国皇帝不过是想让其子孙后代安稳坐江山，一世、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斩除任何威胁到朱家帝系的微小可能因素。
　　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广封朱氏宗室，还璋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当时，他有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在对各级官吏抠门紧缩要求“廉洁奉公”的同时，朱元璋对姓朱的皇族肆其所欲。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等应有尽有，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在群臣推拥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备位东宫。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老皇帝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以诸王皆尊属也”。
　　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救回不少人命，当时还惹得刻薄寡恩的朱元璋很不高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复佐以宽大”。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第二年为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朝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
　　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黄子澄：“我的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黄子澄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朱允炆听后心中暗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吾获是谋无忧矣”！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故元的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理解得深透，他更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干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众多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朝。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唯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诸王见到旨意，十分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诸位“孝子”进京哭临。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有流言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召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厉兵，很难一下子搞定，“宜先取周，剪去燕王手足，再图燕不迟”。建文帝年轻，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促间就议定大事。
　　建文帝即位当年七月，他下令曹国公李景隆调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下旨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十二月，建文帝又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被人告发“贪虐残暴”罪名的王叔交予蜀王看管。由于事出突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费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两个王爷的“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
　　当时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疏削藩，倒是一位退休的都督府断事高巍上疏劝谏，有理有节，他认为，应该“西北诸王子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分封于西北，小共地，大其城，以分其地。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
　　这一方法非常得当，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诸侯势弱，自然天子势强。“上嘉之，然不能用”。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1399年）五月，岷王因“不法事”被废为庶人。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审查。湘王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而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又诏齐王朱赙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事件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夹缝中自保的燕王“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的看法是，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实际上，以朱元璋的残暴，在他面前怎么会有人敢提出诸如建“百孙院”的建议呢？即使有人敢于上疏，他也定会追根溯源，追问臣下“所安何心”。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薨，朱棣已动窥位之心。在诸王封国时，僧道衍（姚广孝）就去求见燕王朱棣，说“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白”加“王”上为“皇”，与其说这和尚有识皇之眼，不如说朱棣早有不臣之心。
　　建文帝即位，周王首先被逮，素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
　　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戍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派人随时题地观察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因而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1399年）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以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老实人，又是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大庭广众之下，朱棣不仅老奸巨滑，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御史奏劾其“不敬”。四月，燕王朱棣归国。建文帝失去了处治他的最好机会，放虎归山，悔之无及。
　　当然，建文帝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安插忠于自己的武将在燕王封国附近驻扎，还派人秘密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可是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侯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
　　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魏国公徐辉祖入殿密奏，表示说：“我这三个外甥中，唯独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又会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建文帝犹豫，又向徐辉祖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问计，这两人平时和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自然都是说好话，建文帝“乃悉遣归国”。
　　二次创业：从叛乱到治国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加了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就是这位朱高煦。
　　既然已放虎归山，建文君臣就应该观变待时，不要激起朱棣急反之心。可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建文帝又遣人逮捕燕王官校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中狂呼乱走，整天假装不省人事。
　　张芮、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幸亏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并密令张芮、谢贵等人相机行事。同时，又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信，命他亲自逮捕朱棣。
　　张信策马至燕王府邸，对朱棣推心置腹地说明了情况，朱棣不敢再装，连忙从床上滚落向张信下拜，说：“您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随即，两人密语多时，又把和尚道衍召入一起计议起事。
　　与此同时，张芮、谢贵等人手执建文帝所下逮捕燕王府官以及削夺燕王爵号的诏书，率领北平七衙属吏及屯田军士把燕王府包围起来。有张信表示支持，朱棣稍微放心下来，他忙唤卫队长（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壮士八百人入衙府，以待急变。
　　张芮、谢贵等人率兵包围王府后，高声唤王府属官出门就逮，为了虚张声势，又不停往王府内射上几箭。由于燕王府内兵少，朱棣也很惊惧，问左右：“他们的兵士在外面满街都是，怎么办呢？”卫队长朱能出主意：“如果能先擒杀张芮、谢贵，别的兵士就容易对付。”朱棣沉吟半晌，想出一计：“既然诏令是逮捕我府内官属，可以诳骗张、谢二人入王府，告诉他们诏令中要逮捕的众人已经在押，需要他们两人进府验看。”
　　于是，朱棣大开王府大门，在东殿端坐，对外声称自己重疾得愈。事先，他在殿门及端礼门内埋伏壮士，约定以令行事。燕王派人召唤张芮、谢贵两人入王府。起先，两人怕中计，不来。为了诳骗两人，燕王又派人拿着写有诏逮官属的详细名单送给二人观看，表明是请两个军官入内查验“犯人”正身。张、谢两人思虑再三，加上建文帝诏令只说是逮捕燕王官属，和这位皇叔还没完全撕破脸，踌躇片刻，便按剑前行。
　　临入王府大门，张、谢两人身边的众卫士被门卫呵止。由于朱元璋时代皇族高于天的余威，王府确实不能随意进入，本着惯性思维，张、谢两人也没有坚持带护卫入府。进得东殿，朱棣忽然变脸，大骂道：“就是平常编户齐民老百姓，兄弟宗族尚能相保全。我身为天子亲属，朝夕忧恐自身性命。朝廷待我如此，天下又有何事不可为！”言毕，朱棣掷瓜于地，瞋目怒视张芮、谢贵。
　　燕王府内顿时伏兵大起，众卫士拥上前把张、谢两人绑缚起来，斩于王府堂前。
　　张芮、谢贵两人的卫士从属多人在王府门外等了许久，都认为两人和王爷饮宴，便失去了戒心。不久，听说张、谢两人被燕王杀掉，包围王府的明军群龙无首，当时溃散。只有北平都指挥彭二比较沉着，单人匹马于市中大呼“燕王造反”，集兵士千余人，猛攻端礼门。正指挥间，燕王手下两个健卒乘乱进前，把彭二砍落于马下，乱刀杀死，众兵溃散。
　　朱棣又急忙下令，命张玉等人率兵乘夜突击，攻夺北平九门。由于事起仓促，八个门楼被一举攻下，只有西直门兵士顽强，一直死守。燕王派指挥唐云单骑谕降：“你们别自找多事，朝廷现在已经答应燕王自治北方。现在投兵，一概不问，稍有延迟，定斩不饶！”守门官兵一时惶然，不知真假，一哄而散。仅仅两三日内，燕王朱棣已经完全控制整个北平城，朝廷派来的都指挥使余和马宣身边士兵寥寥无几，一个退守居庸关，一个逃往蓟州。明将宋忠率兵三万自开平奔至居庸关，深惧燕兵勇猛，退保怀来。
　　至此，燕王朱棣援引明太祖《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称其军为“靖难之师”，正式举兵反叛。
　　建文君臣闻变，下诏削夺燕王属籍，双方开战。朱棣起兵后，进军非常顺利。大军甫至通州，据守的明将房胜就举城降附。燕将张玉很快攻陷蓟州，杀明将马宣；又破遵化，下密云。不久，又攻陷居庸关，明守将余因援兵不至，弃城奔往在怀来扎营的宋忠。经过几年的苦战，朱棣终于攻陷了首都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自杀了，有人说出逃了，总之，朱棣经过这一场内战，夺取了皇帝的宝座，成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
　　明成祖延续了明太祖的政策。首先，在中央设立了内阁。因为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之后，皇帝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一人难以应付。这样的环境下，就需要一个能够为皇帝提出具体处理意见的官员，但是又不能像以往的宰相一样把持朝政。所以，明成祖设立内阁，内阁成员称为殿阁大学士，他们品级不高，主要是皇帝私人的国事顾问，虽然可以在国家大事上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仍然牢牢抓在皇帝手中。
　　其次，进行高压统治。明成祖靠任用酷吏和宦官来推行高压统治。他任用的纪纲、陈瑛等人，监视臣下，稍有不平者即处以极刑。但是成祖的统治并不完全依靠酷吏，他只是用酷吏来加强对臣下的控制，而不是在整个国家推行酷吏政治。他任用宦官，并成立了东厂，作为监督大臣的特务工具，与锦衣卫相配合，在政治生活中织起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允许一个大臣在他的权力之网中逃逸。
　　再次，进行削藩。建文帝在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不足的条件下进行削藩，最终导致了“靖难之役”的发生。而明成祖在称帝之后，因为自己以藩王夺权的经历，感觉到藩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于是决心削藩。他的削藩政策是缓进式的，在削藩之前，先对诸藩进行安抚与笼络，表面上对他们进行恩宠。但是一旦进行削藩，马上以强力推行，对比较强悍的藩王直接废为庶民。打击了藩王的实力之后，又规定镇守边塞的藩王要移居内地，并削减护卫军队；藩王的军事指挥权要转交给中央任命的武将；藩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就这样，明初一度成为政治中重要力量的藩王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明成祖的政治地位愈发稳固，明代的藩王再也没有发生过“靖难之役”的事情。
　　

第二讲 皇帝性格与帝国命运
　　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过：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的，然而，在我们回顾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时，可以发现，皇帝的性格和帝国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皇帝的享乐与荒唐，使明朝逐渐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谁让明朝一路滑坡如果说，有的王朝走的是历史的上坡路，那么，明朝走的一定是历史的下坡路。虽然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在开国和二次创业阶段称得上兢兢业业，但此后却一代不如一代，所以鲁迅先生把明朝的皇帝统称为“无赖儿郎”。
　　“多动症患者”朱厚照明朝的皇帝血统本来就不好，基因里面有朱元璋和朱棣的残暴性格，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暴君血统发生了突变，造就了正德皇帝这样一个怪胎。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孝宗皇帝朱佑樘的长子，生母张皇后。孝宗一生只宠爱张皇后，而张皇后只为孝宗皇帝生了两个儿子，次子又早夭，因此朱厚照自小被视为掌上明珠，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
　　少年的朱厚照非常聪明，老师教他的东西总是能很快学会，按理说他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皇帝。但因为他周围有群谄媚的太监，这个年轻的孩子混迹其中，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吃喝玩乐。加上他天才的顽童本性，可谓是如鱼得水。
　　东宫的随侍太监以刘瑾为首，刘瑾专门侍奉太子朱厚照，他知道太子是未来的皇上，只要博得太子欢心，自己将来就是功臣，所以他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处处讨好太子，哄着年幼的太子玩尽花样。后来，刘瑾又逐渐积蓄力量，私结党朋，与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人结成死党，号称“八虎”。
　　“八虎”为了巴结日后的新皇帝朱厚照，每天都进一些奇特的玩具，还经常组织各式各样的演出、各种体育活动。当时的东宫被人们戏称为“百戏场”。试想年幼的朱厚照如何能抵御这些新奇事物的诱惑，于是就沉溺于其中，而且终其一生没有自拔，学业和政事当然也就荒废了。
　　知子莫若父。孝宗皇帝临死前对阁臣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后来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何止是“好逸乐”。
　　孝宗皇帝去世后，十五岁的朱厚照即位，第二年，改元为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君临天下的责任并没有把正德皇帝朱厚照从玩乐中拉出来。在刘瑾的引导下，朱厚照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朱厚照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宫女扮做粉头，朱厚照挨家进去听曲、淫乐。
　　“八虎”不仅引诱朱厚照遍游宫中，还经常带朱厚照外出坊间，留宿歌楼妓院。朱厚照自己也不满足一般的玩乐。他自己在京城闹市上扮成小贩卖货，与买主讨价还价，又让人充当中人，促成交易。之后又去酒店，被当垆妇人拉入，享受一个生意人货物出手后歇脚酒店的乐趣。后来，朱厚照命人在西华门附近修建了一处高大宫殿，取名为“豹房”，终日与宫女以及强抢而来的民女在房内厮混。
　　朱厚照即位后挥霍无度，沉湎于声色犬马。别看他年纪小，挥霍起来却气魄极大。在他当皇帝的头九个月里，就花费掉了四百多万库银，而京库每年的收入才不过四十九万金。他的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户部尚书韩文上疏告曰：“天下经费不足。”大臣们纷纷廷谏，劝朱厚照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
　　当时宦官刘瑾专权，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上疏劝谏。但朱厚照反驳说：“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
　　后来刘瑾以谋反罪被处决，然而朱厚照并无悔改之意，又宠信奸佞江彬，继续胡作非为。这时的花样则是“习武”和展示“武略”。他在宫中“操练”军队，又由江彬带领，私出塞外。蒙古兵进攻，他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用朱寿的名字领兵打仗，回来时要百官到郊外迎接，又封赏自己这位“大将军”。
　　朱厚照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已经不满足于在京城玩乐，他希望有更广阔的天空。于是朱厚照置国政于不顾，到处巡花问柳，百姓怨声载道。朱厚照到蓟州汤泉游玩，宫女王氏随行，朱厚照还题诗赐给王氏：“沧海隆冬也异常，冰池何自暖如汤？溶溶一脉流今古，不为人间洗冷肠。”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朱厚照突然“急装微服，出幸昌平。”朝臣得知朱厚照微服出行的消息，惊诧异常。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人急忙马不停蹄地追赶，一直追到沙河，才追上朱厚照，苦苦谏阻，请他回宫。朱厚照不听，非要出居庸关不可。幸好把守居庸关的巡关御史张钦坚持原则，紧闭城门，仗剑坐关门下，号令关中：“有言开关者斩！”硬是不放朱厚照出去。朱厚照大怒，传旨捉拿张钦。但这时京中各官的奏疏像雪片般飞来。朱厚照读都读不过来，躁急得很。江彬见群臣汹汹，连忙上前劝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涵容，以后再作计较。”朱厚照这才悻悻还朝。
　　但朱厚照并没有死心，隔了几天，下旨派张钦出巡白羊口，换了自己的亲信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守居庸关，随即与江彬在夜间混出德胜门，扬鞭出关，到了宣府“镇国将军府第”的行宫。在江彬的引导下，朱厚照在半夜随意闯入宣府高门大户，迫令妇女出陪。
　　后来，这位正德皇帝又上演了下江南的荒唐闹剧。
　　朱厚照行幸江南的故事，即坊间小说艳称的“正德皇帝游江南”；戏曲《梅龙镇》便是此行中一幕皇帝调戏民女的典型丑剧。朱厚照这次“行幸”历时长达一年。江南胜景，醇酒妇人，使他乐不思蜀，流连忘返。
　　在下江南的途中，江彬出了一个主意，让朱厚照在南巡时大规模地强抢民间女子。强夺女子有两个目的。第一，她们可以被收入后宫，供朱厚照淫乐；第二，如果朱厚照不收入后宫，就让她们的亲属用钱来赎回她们。这个计策被采纳之后，江南地区有女儿的家庭十分惶恐，纷纷逃离家乡，以避开这场祸患。
　　正德皇帝在江南肆意玩乐，流连忘返。一天，他在江上打鱼，由于站脚不稳跌入江中。当时已经是九月，江水寒冷，加之他多年荒淫无度，已经被女色掏空了身体，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
　　正德皇帝一行匆匆回到京城，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可还是没有挽回朱厚照的生命，数月之后，朱厚照病死于豹房，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他死前最后的话是：“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联意传达太后（张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
　　这番话不知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是这位皇帝临终前对自己的母后撒的最后一次娇。
　　朱厚照是历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不过他又荒唐得有些“可爱”。用现代医学来分析，他可能是患有“多动症”的毛病；智商也可能有问题，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大概只相当于十来岁的孩子。但是，他身边有刘瑾、江彬之流的大奸臣、佞臣，他在被他们诱导着走上荒唐道路的同时，也靠着皇权这张虎皮驾驭着他们，所以野心家如刘瑾，也没有倾覆这位荒唐天子的江山。
　　嘉靖：只顾自己不顾江山一生荒唐的明武宗正德皇帝驾崩之后，因为没有子嗣，于是他的堂兄弟朱厚熜被抬到了历史的台面上，成为又一位荒唐君主。
　　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与正德皇帝的父亲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按说，朱厚熜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皇室成员，他之所以能够继承皇位，是和首辅杨廷和的力挺有直接关系的。
　　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即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
　　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何况他当时才十五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最终达到了目的。
　　这位朱厚熜亲王，就是让明朝变成一个大笑话的嘉靖皇帝。
　　嘉靖帝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
　　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
　　其次，嘉靖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180余位京官，其中17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45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在北部屡屡进犯，构成严重威胁，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还一度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
　　在漫长的40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狂热，那就是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老。早在即位初期，就有一位叫邵元节的江西道士被他邀入宫中，祈雨禳灾，并“顺便”通过春药之类的办法，为皇帝解决了不育问题。皇帝在即位十多年之后，终于有了孩子，解除了后顾之忧。自此以后，嘉靖帝对道教的魔力更是深信不疑。
　　邵元节死后，陶仲文进宫接班。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指导下，嘉靖帝开始在这方面进行长期的修炼。从嘉靖十九年（1540年）开始，嘉靖帝几乎全力以赴地修炼他的仙丹，并由于长期服用这些含有铅、砷有毒物质的仙丹，而导致了慢性中毒。到后来，嘉靖帝甚至还修炼内丹，大批的幼女被逼入宫内，不知所终。结果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宫廷叛乱，几位宫女差点用绳子勒死了嘉靖皇帝。
　　晚年的嘉靖帝几乎成了一个怪物。由于慢性中毒，他严重失眠，以致常常彻夜不眠，批阅奏章。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记忆力严重衰退。他时时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令人难以捉摸。为了哄他，大臣甚至要用种种可笑的办法，如在他睡觉时把桃子放在他身边，说是仙桃等等。
　　嘉靖帝甚至还用扶乩来决定国家大事。也难怪海瑞要上奏章，大骂他是一位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并要他对帝国的危局负全部责任。
　　就是这样一位君主，整整统治了大明朝45年。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挺了过来。是靠帝国的惯性、文官集团的忠诚？还是靠嘉靖帝自己的统治手段？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嘉靖帝留给儿子隆庆帝（穆宗）和孙子万历帝（神宗）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正如当时民谣所讲的那样，是“嘉靖嘉靖，家家皆净”。
　　帝国“心脏病”：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什么朱元璋和朱棣的时代，没有出现像后来王振、魏忠贤那样恶贯满盈的大宦官？为什么在他们当政的时候，没有出现严嵩那样的巨贪？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明朝会江河日下了。
　　恐怖特务汪太监明宪宗成化年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天，宪宗皇帝与往常一样，带着几个近臣在宫中随意游玩，忽然传来一个醉汉的叫骂声，宪宗眉头一皱，对近臣说：“何人如此大胆，给我拉下去。”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小太监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旁若无人地又骂起来，一个近臣训斥他说：“圣上在此，不得放肆！”小太监仍然照骂不误。近臣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一听，拔腿就跑，边跑边嚷：“现在人们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宪宗听了，心有所感，想起前几天太监尚铭向他密奏汪直结党营私、胡作非为的详细情报，又考虑到自己多年来一直重用汪直，只怕汪直势力不小，万一形成尾大不掉的情况，岂不是养狗反被狗咬？于是，宪宗决定疏远汪直。
　　实际上，如果宪宗不是这么健忘的话，他应该记得，近几年来朝臣不断上疏揭露汪直党同伐异、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罪行，宪宗就是置之不理，就是前几天尚铭的密奏也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于是尚铭就编导了那幕剧，搞了个戏谏。从此，宪宗不再信任汪直，又过了两年，朝臣再次上疏弹劾汪直弄权祸国，乞求宪宗惩治汪直，汪直一伙的势力才灰飞烟灭。汪直虽然倒台了，而他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却难以驱散。
　　汪直，是广西瑶族人，明宪宗成化初年，他家乡人民起义抗暴，明政府派兵镇压，汪直被明军俘获，见他长得机灵，便将他阉割，送入宫中，派他到万贵妃昭德宫中服役。万贵妃是个城府极深、善于玩弄权术的女人，她虽然比宪宗年长近二十岁，但很会迎合宪宗，很得宠爱，还被册封为贵妃。汪直入宫后，一直在万贵妃身边服侍，他事事小心，处处讨好，万贵妃和宪宗对他十分满意。汪直本来就很聪明，加上宫中争权夺势生活的磨炼，万贵妃玩弄心机的耳濡目染，他渐渐地也学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
　　汪直刚被提升为御马监太监不久，宫中发生了一起阴谋刺杀宪宗未遂事件。为了加强防范、及时了解官民的动静，宪宗进一步强化了特务统治，不断派出心腹四处侦探。成化十二年（1476年），汪直接受宪宗密旨，乔装打扮，穿戴成老百姓的模样，开始了一年多的侦探活动。他行动诡秘、侦察细密，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从议论国事，到街谈巷议，全都被他搜入情报，定期直接向宪宗面奏。宪宗对汪直的卖力表现极为赞赏，对他更加宠信。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宪宗设立了嫡系特务机构西厂，命汪直主管。汪直当上西厂特务头子后，为向宪宗表示忠心，以骗取更大的信任，便指挥手下如群狗出动，四处捕捉猎物。
　　正巧，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为非作歹，骚扰州县，殴打典吏，滥杀无辜，激起民愤，汪直得到消息后，想趁机为自己捞取资本，立即下令逮捕覃力朋，拟处斩刑。通过此次事件，汪直名声大振，被视为执法如山，秉公办案的忠良义士，得到宪宗进一步的倚重。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直拉帮结伙，大力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与御史王越、锦衣卫百户韦瑛等人臭味相投、结为心腹，策划阴谋、制造冤狱，滥杀无辜，然后谎报皇上，邀功请赏。
　　成化十三年（1477年），从二月到五月，短短的几个月里，汪直纵容手下特务张口定罪、举手杀人，制造了十多起冤狱。并派爪牙到各地肆无忌惮地抓人、杀人，闹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人人自危。
　　后来，有人上疏告发西厂为害百姓、滥杀无辜，宪宗明知西厂弄虚作假，骗取赏赐，却并不追究，这就更加纵容了汪直一伙。
　　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汪直越来越不可一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排场十足，只要他走在路上，其他行人，不论官民，都要下马回避，主动让路，否则将会大祸临头，轻者遭受皮肉之苦，重者性命难保。即使是朝中命官，对这个无赖也只得忍让三分，倘若与他路遇，大都慌忙改道回避，唯恐惹出是非，蒙受不白之冤。兵部尚书项忠在朝中也是地位较高的重臣，一天早朝，路遇汪直，项忠没有主动让道，从而得罪了汪直，汪直当场破口大骂，并指使爪牙围住项忠百般凌辱。
　　汪直倚势欺人、骄横跋扈，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激起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大学士商辂等大臣联名上疏，参劾汪直，列举了十一条大罪。宪宗仍然执迷不悟，商辂等人又当廷力谏，据理力争，太监怀恩、兵部尚书项忠一齐响应，终于迫使宪宗下诏撤消西厂，将汪直调回御马监，放逐贬谪了汪直的心腹干将。
　　西厂被撤、汪直受挫，但他并不准备有所收敛，反而咬牙切齿暗恨群臣，虎视耽耽伺机报复。他向宪宗进谗言诬告跟他作对的朝臣，矫旨斥逐了黄赐、陈祖生，革除了项忠的官籍。
　　西厂被撤仅一个多月，宪宗下诏又将其恢复，并仍委任汪直掌管。汪直变本加厉地打击异己，明目张胆地报复，并大力安插亲信，似一股卷土重来的阴风，使全国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仅用了几个月时间，汪直就逼走了带头反对他的商辂，罢免了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膝昭、程万里、左都御史李宾等几十名朝臣，并将自己的亲信、私党一一安插在重要职位汪直罗织冤狱、陷害无辜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凡是不与他同流合污的人。他都要残酷迫害、睚眦必报，重掌西厂大权后，他先后制造了无数件冤案。为泄私愤，他伙同陈钺诬陷了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牟俸。又大耍流氓手段，栽赃陷害，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文升案件，大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淫威。
　　皇帝身边的流氓凡是野心家，必定是阴谋家，为了向上爬，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残害无辜，可以出卖灵魂。这是为奸者的共同特征。但他们又有个性上的区别，包括进身发迹、窃取权柄时所选择和使用的手段的不同，有人阴险毒辣、投机钻营，所谓擅长玩“阴”的，有人蛮横无赖、一副流氓嘴脸，所谓惯于动“蛮”的。明代奸佞焦芳，便是后一种类型的代表。
　　焦芳是河南南阳府泌阳县人氏，天顺八年（1464年），他中了进士，多方奔走攀上了同乡、大学士李贤，他紧紧抓住这个关系不放，极力巴结，被引荐为庶吉士，不到一年，又夤缘进了翰林院。翰林院是封建社会高级文人聚集的地方，进入翰林院的人，个个诗文出众，才华横溢，焦芳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竟也能混迹其间，而且还混得不错，被授予翰林编修，当上了经筵讲官，在东宫讲读。
　　成化十年（1465年），焦芳在翰林院已经混满九年了，按照明朝官制中：侍讲“满九年考，当迁学士”的规定，他正好熬够了年头，应该升为学士。但是，由于他水平太差，同事们很瞧不起他，所以在讨论提升候选人名单时，有人直言问大学士万安：“焦芳不学无术，不够提升资格。象这种人，你还打算提升他为学士吗？”
　　这句话传到焦芳的耳朵里，他猜疑这是大学士彭华从中作梗。焦芳凶相毕露，摆出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四处传播危言：“哼！彭华跟我过不去，想让我当不成翰林学士。日后如果我真的当不上学士，我一定饶不了彭华，要把他杀死。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焦芳气焰嚣张，厚颜无耻，每次遇到彭华都怒目而视、眼露凶光。彭华比较了解焦芳这种无赖本性，知道他为人凶狠毒辣，很怕他真的狗急跳墙，于是派人转告万安，替焦芳通融。万安也了解焦芳的为人，为了息事宁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万安只好将焦芳升为侍讲学士。焦芳终于以蛮横威逼的手段达到了伸手要官的目的。
　　在焦芳任侍读学士期间，吏部尚书尹旻权势正盛，他的儿子尹龙也在翰林院当侍讲。为了继续向上爬，焦芳投附于尹氏父子。然而好景不长，只三四年工夫，尹龙犯法，被治罪下狱，尹旻也被革职查办。焦芳因一向与尹氏父子关系近密，也被逐出翰林院，贬降为地方官。焦芳找错了靠山，不成想跌了一跤。
　　但是，焦芳不甘失败，日夜梦想东山再起，施展种种卑劣伎俩谋求提升，想重进翰林院。每遇升迁机会，他都不肯错过，使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弄得上司对他无可奈何，不得已将他提升了事。几年后，焦芳就升为南京通政。
　　焦芳当上南京通政后，权欲犹未满足，一心复入翰林院，千方百计寻机会。正巧原翰林学士、南京祭酒李杰服丧期满，重新出来做官。内阁首辅大学士徐溥想让李杰重进翰林院，而大学士刘健执意不肯，他早看出焦芳虎视翰林院已久，为了不给焦芳借口，堵住他复入翰林的门路，刘健坚决反对李杰的复入，他说：“翰林一向的规制：既出不可复入。如果复入，就要提拔在众人之上，将会引起众怨。”他还告诫徐溥等人说：“焦芳一直窥视翰林院的动静，伺机复入，如果今天让李杰复入；明天焦芳要求复入，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徐溥没有听从刘健的劝告，还是让李杰进入翰林院了。
　　焦芳立即抓住这个良机，日夜兼程赶赴北京，四处营求，援引李杰之例，重新挤入翰林院，被授予太常少卿兼学士。几年后，又被提升为礼部侍郎。
　　焦芳对刘健曾经阻止他复入翰林一事耿耿于怀，时常当众撒泼耍赖，谩骂刘健，以泄私愤。对于焦芳不顾廉耻，大耍流氓无赖手段，翰林院文人只能厌而远之，而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更大长了焦芳的气焰，使他能够事事如愿以偿。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驾崩，十五岁的武宗继位。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昏庸腐败的皇帝之一。他当太子时就骄奢淫逸，耽于玩乐。即位后更是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犬马。大臣们纷纷廷谏，劝皇上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
　　焦芳认准这是向武宗献媚表忠、立功晋升的好机会，因而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他说:“平民百姓尚需用度，何况国家命官？再说，如今官税收缴不严，许多人偷租漏税，这种情况不知查处，为什么单要减少圣上的开销？”
　　这番话正中武宗下怀，武宗极为赏识这位见解“超群”的奴才，当即对左右侍臣说:“焦芳是个人才，可大用也。”不久，吏部尚书马文升离任，焦芳不失时机地以阿谀投好、毁人誉己的卑劣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
　　后来，焦劳投靠了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与他们狼狈为奸，为非作歹，后又被刘瑾一脚踢开，致仕回乡。
　　阴谋专家温体仁一朝天子一朝臣，明思宗崇祯皇帝即位后，便大刀阔斧铲除熹宗时的宠臣，挖掉了以奸宦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连坐者不下百余人，为肃清魏忠贤的余毒，崇祯帝下大决心更换朝廷官员，一时间罢免了大批官员，造成朝官严重缺员。在补充朝官的过程中，有些阴谋家、野心家乘机钻营，争权夺势，抢占高位。结果崇祯朝廷仍旧重蹈覆辙，朝中大权仍被少数奸臣把握，权贵们依旧结党营私，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
　　明朝内阁体制限定六名成员，称做首辅、次辅、群辅。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依照祖宗法规，先由九卿共同提名，选出六名以上候选人，再由崇祯帝亲自抽签决定，前一道程序叫做会推，后一道程序叫做枚卜。阁臣名单刚刚确定，诏命尚未颁布，朝臣中已是议论纷纷了，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朝臣们几乎人人尽知内阁成员选举结果。
　　礼部侍郎温体仁由于资历、名望不够，不在会推名单之上，他又气又妒。温体仁进士出身，为人圆滑，城府深、老谋深算，尤其善于窥测政治风向。所以光宗、熹宗两朝为官，宦海浮沉三十年，一直左右逢源，官运亨通。
　　魏忠贤被除，朝中大权又鹿在中原，温体仁认为时机已到，跃跃欲试，想加紧实现其窃取权柄野心的步伐，不料此次入阁无望。温体仁岂肯善罢甘休，他盘算了一下，就去找礼部尚书周延儒。周延儒也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靠着玩弄权术、大耍两面派手段深得崇祯信任，在皇上面前也算是个红人，但此次会推也未被提名。温、周二人“同病相怜”，一拍即合，私下里共商阴谋，要合谋推翻内阁选举结果，否定会推名单，排斥重臣，从而挤入内阁。
　　他们先做好幕后工作，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不惜重金收买宦官作为内奸。他们选中名列会推名单之首的钱谦益作为突破口，由温体仁首先发难，向崇祯呈交了所谓的“神奸结党”疏。疏中恶语攻击钱谦益，翻出陈年旧账，借题发挥，专拣崇祯帝深恶痛绝的罪名扣在钱谦益头上。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钱谦益受命主试浙江，考试后录取嘉禾才子钱千秋为省试第一名。后来发现钱千秋的作文试卷中引用了一句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天，这句诗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便妄加罪名，取消了钱千秋的会试资格，并遣戍边地。钱谦益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被罚了俸禄，后被削职为民，遣回原籍。
　　这已是六七年前的旧事了，温体仁在奏章中不仅旧案重提，而且诬以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不实之罪。这几种罪名都是崇祯帝平生最憎恨的，看毕奏章，崇祯勃然大怒。
　　第二天朝会时，年轻的皇帝朱由检高高在上，龙颜含威，巡视着朝堂上的每个人。他多看了一眼钱谦益，见他面带春风，眉挑得意，心中一阵厌恶，随即命侍臣传令，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
　　这真如晴空霹雳，击得钱谦益措手不及，原以为此次会推内阁，自己稳操胜券，没料到会遭人暗算。温体仁早就深思熟虑、成竹在胸，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不慌不忙地发问；相形之下，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
　　对于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仁忠心耿耿，对钱谦益更恨一层。
　　崇祯自作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辩，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诏令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
　　通过这次阴谋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窃取权柄打下了基础。
　　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甚至将他奉承魏忠贤的旧事也翻了出来。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以退为攻，主动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
　　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崇祯的同情。他又趁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浑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入内阁，参与机要。
　　玩乐与误国，哪个更可怕明朝的皇帝，从明成祖之后，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玩乐的，比如正德皇帝；一种是误国的，比如万历皇帝。因为他们的这种特征，手下的大臣自然也分为这样两类。而玩乐和误国，哪个更容易让明朝灭亡呢？
　　答案是：半斤八两。
　　促织天子明宣宗蟋蟀，是很多人用来斗蟋蟀赌博取乐的一种小昆虫。历代喜欢斗蟋蟀的人很多，南宋的大奸臣贾似道就痴迷于蟋蟀的玩斗，置国事于不顾，后人戏称他为“蟋蟀宰相”。
　　尽管自贾似道以后，斗蟋蟀之戏成了“玩物丧志”，乃至误国误民的代名词。但昏馈之徒并未从中汲取教训，明代竟然还出了个酷好此道的“蟋蟀皇帝”明宣宗。
　　明宣宗不但喜好斗蟋蟀，而且简直到了迷妄的程度。《万历野获编》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据史料记载，宣宗皇帝的诏书原文是这样写的：“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吉祥儿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
　　身为一国之君，竟然正式下诏书，派专人，到处采办进贡蟋蟀供其玩乐，其昏庸可见一斑。问题还在于这位皇帝是个玩蟋蟀的行家，不但需要量大，而且对质量要求十分严格，不是容易蒙混得了的，这就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既然皇帝下令，况钟等辈当然不敢当作儿戏，只好逐级下达命令，要百姓全员出动。其间出现的悲剧、喜剧、丑剧，不可胜数，宣宗也由此获得了“蟋蟀皇帝”的骂名。
　　吕毖的《明朝小史》中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宣宗派人到江南要蟋蟀，以至于好蟋蟀的价格上升到几十两银子一只，枫桥地区有个粮长受上司委托购买蟋蟀，发现了一只特别好的，就用自己所骑的骏马换来了。他的妻子以为骏马换来的蟋蟀一定不同寻常，就偷偷地打开罐子看，结果蟋蟀跳出来，被旁边的一只鸡吃了。粮长的妻子非常害怕，就上了吊。粮长回家看见妻子死了，很难过，也上了吊。这个故事与蒲松龄所写的《促织》大同小异，估计蒲松龄的小说乃是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
　　《促织》这篇小说利用小题材表现了一个非常严肃重大的主题，就是控诉皇帝和各级官僚对人民的野蛮残害。全文先从最高统治机构皇宫写起，再一层一层往下推。皇宫中喜欢斗蟋蟀，华阴县的县令为了讨好上司，就主动献上一只蟋蟀，上司为了讨好皇帝，命令华阴县每年都提供蟋蟀，这一来地方上就苦了。县令向下级的里正发令，里正借这个机会敲诈百姓，逼迫百姓凑钱买蟋蟀，捉到好蟋蟀的人就无限提高价格。以上是概括地介绍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
　　然后，蒲松龄笔锋一转，集中写主人公成名的遭遇。成名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读书人，别人欺侮他，给他按上了一个里正的差使，他不肯敲诈老百姓，可是自己家里又穷，拿不出钱来买蟋蟀，只好自己去逮，于是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捉蟋蟀本来是小孩子们的一种玩耍，但是在成名所处的特定的条件下，却成了关系到成名的身家性命的一件大事。因此，这个读书人只好丢下书不读，从早到晚提着竹筒到处去捉蟋蟀，费了很大力气捉到两三只，可惜都太小太弱，不合格。官府看他到期了还完不成任务，就把他抓起来打板子，逼着他再去捉。他的两条腿都化了脓，行动很困难，以至于打算自杀。幸亏他的妻子从巫婆那里弄来了一张图，成名按照图上所画的方位，终于捉到了一只大蟋蟀，于是回到家中全家庆贺，把那只大蟋蟀当成了救命的宝贝。
　　一只蟋蟀居然能够支配一家人的喜怒哀乐，这不太奇怪了吗？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反常的现象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成名受到了官府的逼迫。可见封建统治者既残暴又昏馈，他们为了博取上司的欢心，可以不择手段，胡作非为。在他们眼里，老百姓的生命还不如一只蟋蟀宝贵。接下来，小说写成名九岁的儿子出于好奇心，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去看蟋蟀，结果蟋蟀从盆子里跳出来，他赶紧去捉，不小心把蟋蟀扑死了。小孩子的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吓坏了，小孩子自己也感到惹的祸太大，竟然投井而死。死了还不算，小孩的灵魂知道他的父亲和母亲没法向官府交代，于是这个灵魂就变成了一只蟋蟀，回到了他父亲身边。
　　这个灵魂变蟋蟀的情节最令人惊心动魄。灵魂化为蟋蟀，比一般描写地主官僚逼死人命更足以引起读者的深思，它使读者强烈地感觉到，封建统治者不仅给人民造成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损害，而且在精神上给穷苦人民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成名的小儿子即使是死了，灵魂仍然感受到这种压力，仍然在设法满足官府的要求，以便挽救自己的处于绝境的父亲。
　　误国宰辅周延儒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正是阳光明媚、繁花似锦的大好春光，内阁首辅、少师兼太子太师、克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周延儒的私邸里一片繁忙景象：奴仆们出出进进，丫鬟环们忙里忙外，又是张灯结彩，又是杀猪宰羊，真是春光融融,喜气洋洋。原来，周府里正忙着为大老爷周延儒筹办五十大寿。
　　将近入夜时分，忽然有一个周延儒的亲信上门禀报：小保定沦陷，北兵大队南下。周延儒听后大吃一惊，方才想起前几天有人来报清兵大举入关，已破蓟州的情况确实属实，那时他以为这又是戍边将领在耍弄惯用伎俩，以报惊为手段，达到要挟户部多拨粮储的目的，加之正忙于筹办自己的寿庆，所以并没有谋划御敌之策。如今兵临城下，周延儒慌了手脚，他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关闭城门，戒严京城。
　　第二天，崇祯知道军情后勃然大怒，即刻在文华殿上召见众臣，要大家出个主意。可是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官僚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就只会大眼看小眼。周延儒竟想出一个馊主意，请了百十多位僧侣道人、阴阳法士，择了个黄道吉日，在石虎胡同口大摆道场，筑台祭天，念佛诵经，想求天保佑，祈求神灵退敌保平安。
　　做法事、求神灵当然无济于事，清兵步步紧逼，明兵节节败退，崇祯帝心急如焚，只好将周延儒等大臣召入宫中，声言要御驾亲征，同清兵决一死战。周延儒心里清楚，这是皇上的气话，其用意是想“将”他一军，事到如今，周延儒只能硬着头皮跪倒，请求说：“臣愿代往。”崇祯对周延儒颇为不满，这位他视为智囊的老臣，没献过一个退敌的良策，现在听了他的要求，冷笑一声说：“先生既愿前往，请即刻出发，一出朝门，向东而行，慎勿西转。”
　　周延儒的私宅在西城，所以崇祯让他即刻起程，不许回家。周延儒万般无奈，连夜点将召兵，第二天便到了通州。沿途尽是清兵掠夺完山东后载着财物北归的骡马车队，眼看山东一地的官府储备和百姓财产被清兵洗劫一空，明朝兵士都成了缩头乌龟，只顾保命。周延儒日夜躲在通州城里与各营将领轮番宴饮，根本不敢出战，反而害怕清兵顺手牵羊攻打通州，命兵士们在城楼不停地放炮，虚张声势吓唬清兵。
　　过了几天，周延儒不想也不敢出兵，又怕皇上怪罪不好交待，每天上呈两份捷报，弄虚作假谎报战功。整整一个月，清兵肆无忌惮地烧杀掠夺，心满意足后满载而归。俟清兵一撤，周延儒把通州城中的民脂民膏也吃喝得差不多了，便也“凯旋”回京。崇祯皇帝被周延儒骗得严严实实，听说清军“败退”，周延儒“凯旋”的消息，高兴得心花怒放，在文华殿上摆开仪式，亲自欢迎。
　　见到周延儒，崇祯离开金銮宝座，握着周延儒的手慰劳备至，，赞扬他护国有功，还要设御宴庆功。周延儒心怀鬼胎，再三恳请皇上不要铺张，口称为国尽忠理所当然，清军未灭不急于庆功。崇祯这才作罢，但又要论功行赏，赐周延儒银币蟒服，并加太师之职，周延儒愧不敢要，崇祯极为“感动”。
　　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几天，宦官和锦衣卫刺探到了真情，向皇上揭发周延儒谎报军功、蒙骗圣主的罪行。崇祯平生最恨有人欺骗他，这简直是十恶不赦的罪孽，他立即诏谕府部各大臣严究周延儒的罪责。
　　至此，崇祯才看清了自己一向信赖的周延儒奸贪诈伪的真面目。崇祯感到万分痛心，他恨周延儒辜负自己的信任，恨他结党营私，恨他误国误政。周延儒心中十分害怕，他想保命要紧，便以退为守，主动上疏要求待罪求戍。但是，形势却不像他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几位朝臣陆续对他及其亲信党羽的贪迹秽行进行揭发，再次激怒了崇祯帝，于是，皇上下诏逮捕了周延儒的几个亲信党徒，亲自审讯，尽得周延儒奸贪之实，立即将他逮捕归案。
　　这一年的冬季，天格外地冷，周延儒被囚禁在顺城门外的一个破庙里，蓬头垢面，毫无往日作威作福的形态，天将黎明，圣旨下：将周延儒赐死。机关算尽反自误，周延儒终以害己结束了他害人的一生。
  第三讲 谋国与谋家：明帝国276年之怪现象
　　“国”与“家”，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有人为谋国而牺牲个人利益，有人为谋家而牺牲民族大义。
　　家国不分的旧毛病中国古代，国与家在政治场中是很难区分的。尤其对于身处政坛高层的人而言，国就是家，而这个“家”，就是帝王之家。可怜的是，还有很多正直的大臣，为了“家”而奋斗，而他们自己还觉得是为国尽忠。
　　不合时宜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滥杀功臣、制造冤狱，就他自己的看法来说，这是为了巩固统治，为了让国家以后没有叛乱，没有谋反，子孙后代可以平平安安地坐稳江山。但是，国家又不是他自己的，为什么他要用国家大臣的性命，来换取自己子孙的权力？这是典型的“家国不分”。
　　如果说朱元璋的“家国不分”是因为对他而言家和国是统一在一起的，那么，那些尽忠至死的大臣们，则未免令人叹息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悲剧，从他踏入政坛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大臣，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儒家知识分子。
　　可以说，他的思想，成了他最终殉“国”的根源。
　　宋初，方孝孺十五世祖从浙江桐庐迁到宁海，从此定居下来。方孝孺的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炯，在元朝先后担任鄞县县学教谕。父亲方克勤也是当地名儒。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方孝孺出生在这个世代业儒的书香门第。
　　方孝孺在学习儒家经典时，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治国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是：主张行仁政，反对暴政。主张以仁义礼乐治国，反对以庆赏刑罚临民。
　　洪武年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小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这种状况，明王朝只是一味镇压，以为通过严刑峻法，就可以巩固统治地位。针对这一现实，方孝孺指出，欲禁民之无相攘夺盗窃，必先找出其攘夺盗窃的根由，假如他们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而后禁之，则攘夺盗贼可止也。而如果“不能使之安其生、复其性，而责其无为邪僻，禁其无为暴乱，法制愈详，而民心愈离。”“恃其法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在这里，方孝孺已朦胧地认识到人民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表现出他对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
　　方孝孺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底层，耳闻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这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寓言《蚊对》中，借童子之口揭露那些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情况：“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而且无恤之者。”能够看到这一点，难能可贵的。
　　在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君职”的思想。他说：“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极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但是后世的人君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在乎养民，所以求于民者很多，而尽于己者则怠而不修。老百姓如不按时交纳赋税、提供力役，则诛责必加，以致政教不举，礼乐不惰，强弱贫富不得其所。他说：“其也不思其职甚矣!”
　　方孝孺进一步指出，自公卿大夫乃至百执事，都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不尽职，轻则责备，重则诛杀。人君之职远远重于公卿大夫百执事之职，如果人君怠而不惰职，虽然诛责不能相加，但天将“怒而殛绝之”。这简直是对专制暴君发聋振聩的警告。
　　他认为，人君要更好地尽到君职，不可不学先王。学先王尤其要学一个“诚”字。他说：“圣人之治天下，岂用诈术揣量天下之人情，以为赏罚哉，亦唯用其诚而已。”但是有的人君则不然，“好为聪察”，以为群臣皆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为苛细深刻，导致灭亡，这就是不懂得为君之道。
　　明太祖正是方孝孺所指责的那一类人君。他对臣下猜忌怀疑，屡兴大狱。一起空印案，成千上万的地方官员被诛，方孝孺的父亲一向清廉守法，也被冤杀。胡惟庸一案，株连更多，连开国元勋宋濂亦难幸免。于是恐怖气氛笼罩全国。方孝孺的上述言论正是对洪武严猛政治的批判。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初，明太祖再次召见方孝孺。这对君臣在治国的主张上意见相悖，故明太祖认为“今非(重)用孝孺时”，只任他做陕西汉中府教授。
　　他的思想在当时未免过于激进，而明太祖对他的冷落，也让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得志心理，所以，他一旦遇到一个对他礼遇有加的君主，结果就只能是“士为知己者死”。
　　得君行道，报国忘身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病逝，由于皇太子朱标先已去世，所以年轻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史称惠帝。惠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早在即位之前，明太祖曾命其省决章奏，他就常常佐以宽大。他还遍考礼经，参考历代刑法，改定洪武朝制定的《大明律》天下莫不颂其德。惠帝久闻方孝孺之贤，登位伊始，即派特使赴汉中将方孝孺召回朝廷，先任翰林博士，旋升侍讲学士，预经筵，备顾问，日侍左右，甚为倚重。
　　方孝孺早就有过“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的宿愿，如今侧身朝廷，便可以一展宏图了。入朝后，君臣之间，情投意合。惠帝读书有疑，辄使方孝孺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则命方孝孺就糜前批答。君臣契合，使方孝孺极为兴奋。他曾写诗道：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斧廉临轩几砚问，春风和气满龙颜。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极力辅佐惠帝，推行了—系列新政。
　　第一，行宽政。
　　首先是重德省刑。明太祖即位后推行的是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但是，愈到后来，严刑峻法未尝稍改。然而严法重刑，却犯者滋众。惠帝和方孝孺都认为其原因就是礼教不行。“海内虽已康，民俗犹未宁。鄙夫抱深念，思睹礼乐兴”。这是方孝孺的志向，也得到惠帝的支持。他们一反明太祖的做法，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惠帝曾诏谕地方官，务崇礼教，赦疑狱，以致刑部都察院论囚比往年减少三分之二。同时又选派廷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
　　其次，均免赋役。惠帝即位后下令蠲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民因生活困难而鬻子者，官府代为赎回。朱元璋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因怒苏、松、嘉、湖四府地区曾为张士诚所守，故浙西官民田税极重，亩税有高达二三石者。以后虽有裁减，但仍超过其他地区数倍。而且朱元璋还规定苏松人不得任户部尚书，以为定例，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建文二年（1400年）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准许苏松籍人任户部官，终于革掉了这一弊政。
　　再次，限僧道占田。佛道势力在明初曾有较大发展，到洪武末年，江南僧道，多占腴田，甚至田连阡陌。建文三年（1401年）规定，天下寺庵宫观，其有田者，每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之费，余田尽入官。并严禁私自剃度僧尼，从而抑制了佛道势力的发展，第二，变革制度。
　　惠帝根据方孝孺的建议，更定了官制，内容大体是强调教化、崇尚礼制。方孝孺还建议仿周礼更定晶官阶勋，增损洪武礼制。
　　在更定官制的同时，惠帝和方孝孺又大力精简机构，省并州县，革除冗员。几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建文朝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据《明书》作者傅维麟说：“南京故老言，建文中，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有得钞于尘土中，辄拂之置高台处，以石镇之而去。一时士风朴茂，尚义者多。”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应当说，这一切与方孝孺的辅佐之力是分不开的。正当方孝孺佐惠帝行新政之际，明王朝祸起萧墙，王室内部一场争夺皇权的战争爆发了。
　　殉主，还是殉国方孝孺的悲剧，就从明朝皇室内部的纷争而起。
　　朱元璋曾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室孱弱，所以他称帝后即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为藩王，分布各地以夹辅王室。这些藩王领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九千人。明初，退往塞北的蒙古贵族不时南下，图谋兴复，明太祖为了加强边防，同时希望子孙能够熟悉兵事，就规定分封于边塞的诸王皆参领重兵。而封在太原的晋王朱榈和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尤负重任。他们屡次领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大将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明太祖为了防止将来朝臣篡夺朱家天下，还赋予诸王“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的大权，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惠帝登基后，鉴于北方诸王“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未及期年，削夺五王”，有力地打击了藩王的势力。朝廷正待向燕王开刀时，燕王却先下手了。
　　“燕王之变，削亦反，不削亦反。”这种局面，朝廷是清楚的，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一月，朝廷即调工部侍郎张呙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派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并伺察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命都督宋忠调沿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屯开平，燕府护卫精壮，悉听调选。同时，以都督徐凯练兵于临清、都督耿谳练兵于山海关，准备和张呙谢贵里应外合，约期攻燕。谁知张信至北平后，却暗通燕王，使燕王得以充分准备。
　　燕王一面派道士在街衢散布歌谣：“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为其大造舆论，一面与道衍积极策划举兵。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朝廷下诏逮捕燕府官属，张呙、谢贵率诸卫士包围燕王府第，燕王以计擒杀呙、贵，正式举兵。他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称其师为“靖难军”，挥师南下，一场争夺皇权的内战开始了。消息传来，惠帝立即派遣大军北伐。当北伐失利后惠帝又命方孝孺草诏，赦燕王罪，使其罢兵归藩，并拟宣谕数千言，使人在燕军中秘密散发，企图瓦解燕军。但这一切努力都未奏效，燕王拒不奉诏。
　　在燕王率兵久围大名、并断绝朝廷军队饷道的情况下，方孝孺又代惠帝草书，遣密使送往留守北平的燕王世子，许以封王，争取燕世子归顺朝廷，以此迫使朱棣撤围归燕。谁知燕世子得书竟不启封，遣密使送往燕王军前。此计又告失败。
　　终于，燕王朱棣攻陷了南京。在他进城的当天，就揭榜殿廷，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奸臣”。方孝孺被逮下狱。十七日，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
　　朱棣以藩王称兵夺位，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这是篡逆。他为了收揽人心，要把这次“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很想将即位诏书写得冠冕堂皇，于是朱棣打算启用方孝孺。
　　其所以如此，是有缘由的。当朱棣从北平举兵发难时，道衍送之郊外。临别，跪而密启道：“臣有所托。”燕王问：“有什么事情？”道衍说：“南方有方孝孺，素有学行，我们成功之后，他必不肯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当时朱棣表示同意。朱棣深知，如今天下文章，方孝孺当为第一，如果能利用他来起草诏书，收揽人心，影响将是很大的。于是他屡次召用方孝孺，但均被拒绝。
　　这一天，明成祖又派廖镛、廖铭往召。廖氏兄弟是方孝孺的学生，他们向老师说明来意后，方孝孺大怒说：“你们跟我读书已有几年，还不识义之是非!”在他看来，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决不能破坏。自古以来，君位相传，以嫡以长，改变了就要大乱。朱棣以藩王夺位，就是篡逆行为，自己怎么能为篡逆者所用呢？
　　明成祖无奈，只好又派镇抚伍云将其强执而来。只见方孝孺全身丧服，悲恸之声响彻整个大殿。明成祖从御座上走下来，婉言对他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成王安在？”明成祖回答说：“彼自焚死。”方孝孺厉声问道：“何不立成王之子？”明成祖说：“国赖长君。”方孝孺进一步追问：“何不立成王之弟？”在方孝孺的连连逼问下，明成祖无言可对，只得搪塞说：“此朕家事。”明成祖叫人取来笔札，对方孝孺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愤怒地把笔甩掉，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他早就说过，君子处世，生死贵贱，应当以“义”来衡量。“义宜死也，虽假之以百龄之寿，不苟生也。”今天，为了“义”，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明成祖见他不屈服，立即显露出专制帝王的淫威，恐吓方孝孺：“独不畏九族乎？”方孝孺义无反顾，抗声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明成祖还要他草诏，方孝孺乃取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明成祖大怒，又将他投入监狱。
　　为了迫使方孝孺屈从，明成祖将其亲属全部抓来，如果方孝孺还不投降，就将他们当场杀戮。威逼之际，方孝孺仍然边哭边骂，明成祖令武士用刀抉其吻、剔其舌。顿时鲜血如注，方孝孺仍含血喷明成祖。明成祖怒不可遏，下令将其磔杀。
　　六月二十五日，方孝孺从容走向刑场，并做《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报国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终于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他所效忠的君王。这一年，他仅四十六岁。
　　他为何搅入帝王家事方孝孺以身殉道，取义成仁，虽诛十族而不悔，这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确是大忠、大节。所以到了洪熙年间，仁宗就为他平了反。说“若方孝孺辈皆忠臣”。万历初年还诏许为其褒录建祠。方孝孺的气节愈来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褒扬。
　　然而，如果仔细去思考，方孝孺这种宁死不事明成祖的气节是否就真的无懈可击？
　　当时谁当为君？正如明成祖所说：“此朕家事。”今天，我们自然无须以此定是非。事实表明，明成祖在位二十余年，他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诚如旧史家所说：明初，“高（太祖）、成（祖）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因而明成祖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而当初那些迎附明成祖的所谓“失节之臣”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恰恰在永乐、洪熙、宣德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一代名臣。
　　因此，后人曾十分婉惜地说：“使（方孝孺）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此话不无道理。但方孝孺却囿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皇家叔侄易位之际，作出了以死殉君的抉择，并且“自分一腔热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这不能不是他的悲剧所在。
　　其实，方孝孺是可以不死的，只要他为朱棣起草一个诏文，不但可以生，还可以为朱棣所重用。但是这样活下来，对方孝孺来说，却是一个奇耻大辱。方孝孺他怎么能够为杀侄篡位的贰臣逆子起草诏文，怎么能够奴颜媚骨地苟活在另一个朝廷的群臣之间，怎么能够扭曲自己的文化良知与人格成为一个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面对眼前的屠刀，方孝孺只有一个念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一个义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他只有选择死。舍此，别无选择。
　　方孝孺的所作所为，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仅是自私的，也是愚昧的、残忍的。第一，他自己死不算，还要拉上十族一起死，共873人，全部处死，行刑就达7日之久，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第二，虽然朱棣篡位，但国家还是姓朱，这还不是什么有关天下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皇帝的家事，方先生以死相抗，至于吗？臣从君，只能君负臣，而不能臣负君，说白了，臣就是君的家奴；方孝孺也是这样，是前皇帝所优待的家奴，只认前主，不认新主，虽然刚来的皇帝也姓朱，和前皇帝是一家人。
　　方孝孺介入了皇帝的家庭纠纷，以死捍卫皇权“正统”，反对篡位。另外，方孝孺之所以在明成祖面前表现得如此决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与明成祖的政见不同。
　　明太祖推行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就连刘基这样的开国第一谋臣，也逃不了厄运。洪武十五年（1382年），方孝孺赴京师接受明太祖的召见，明太祖对皇太子说：“此庄士，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足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第二次召见方孝孺，听取其治国的主张，由于孝孺主教化，太祖重刑罚，看法不一致，上曰：“今非用孝孺时。”派他到陕西汉中府任教授。
　　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即位后，方孝孺受到重用。他的见解与明太祖不同，但是和建文帝却十分合拍。因此，方孝孺知恩图报，想要为建文帝设计出一整套的治国方法。可惜，由于明朝皇室的内乱，建文帝政权被推翻，这是方孝孺想不到的，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再也不能实施下去，更加上明成祖朱棣气焰嚣张，方孝孺的满腔怒火就全部喷向了这位“篡位”的皇叔。
　　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自己的忠义名声，方孝孺就选择了死路，这不但让他的政治理想再也无法实现，更是让他成为愚忠的代表。
　　海青天：非典型性君子孟子说过一句话，说有的人是“有恒产而无恒心”，只知道注意自己家里的产业，根本没有什么终极关怀；而有的人，“无恒产而无恒心”，当然，温饱还没有解决，没有终极关怀是可以理解的。孟子认为，只有“士”，才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产业，但是一直在忧国忧民，为了治国安邦而努力。
　　孟子的话说得十分具有号召力，事实上，真的有这样的人，自己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依然想着自己的君主，以及国内的百姓。这样的人，注定是非典型性的君子，而他们只知道谋国，却不知道为自己谋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君主的“家”也当做了自己的家。
　　教导皇帝的呆臣子有这样一道大臣给皇帝的上疏，言辞恳切，入情入理，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去掉其中与“君臣”有关的字眼，简直看不出这是写给皇帝的，倒更像是写给自己做官的亲人的一封信。
　　下面就是这道上疏的内容，其中有关君臣的称呼都已经去掉，有心者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感情色彩：“我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其责任最重大。要名符其实，也只有委托臣工，使臣工尽心陈言而已。所以，我愿意竭诚所见，直所欲言，为您陈说。
　　“从前，汉文帝是贤良君主，贾谊还痛哭流涕而上疏言事。并非是苛刻责备，因汉文帝性格仁慈而近于柔弱，虽有推恩惠到百姓的美德，将不免于怠废，这是贾谊所大为顾虑的。您的天资英明杰出，超过汉文帝很远。然而汉文帝能富有仁义宽恕的性格，节用爱人，使天下钱粮丰富，几乎达到刑具不用的境地。您治国时间不长，就被狂妄想法牵涉过去，反而把刚毅圣明的本质误用了，以至于一心一意学道修行，倾尽民脂民膏，用于滥兴土木工程，二十余年不亲自过问政事，法律纲纪已经废弛了。数年来卖官鬻爵推广开纲事例，毁坏了国家名器。二王不能相见，人们认为薄情于父子。因猜疑诽谤杀戮污辱臣下，人们认为薄情于君臣。享乐在西苑不返回大内，人们认为薄情于夫妇。官吏贪污骄横，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盗贼滋蔓炽烈。请您想想，今日的天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
　　“近来严嵩罢相，严世蕃受极刑，一时较快人心。然而严嵩罢相之后，还像之前一样而已，世道并不十分清明，与汉文帝时相差太远了。因为天下人不用直道侍奉您已经很久了。古代君主有过失，依靠臣工扶正补救。现在竟然前来进贡那些迷信的物品，比如仙桃天药，大家一块奉辞上表祝贺。建筑官室，则由将作官员竭力经营；购买香料珍宝，则由度支派人四出寻求。您的错误举动，大臣们都跟着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肯为您端正言论，阿谀奉承的太过分了。然而心中惭愧胆气空虚，退回去又有议论怨言，欺君之罪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是您的家。人没有不顾自己家的，内外臣工都是使您的家坚如磐石一样的人。一心一意学道修行，是您的心受了迷惑。过分的苛断，是您的情偏。然而说您连家也不顾，合乎人情吗？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职多因欺诈失败，多因不做任何事情败，实在有不能令您满意的人。其实不然，是君主之心和臣下之心偶尔不相遇合造成的，您憎恶卑薄臣工，因此拒谏。因一两个不合意，就怀疑千百个都这样，使您陷于过失之中，安然处之而不知怪，诸臣的罪恶太大了。《礼记》说：‘在上的君主有疑心则百姓易迷惑，若在下的人怀奸诈难知其心则在上君治理劳苦。’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而且，您的失误很多了，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自古圣贤留给后人的训条，修身立命的说法叫‘顺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了，没有听说过所谓长生不老的说法。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中的典范，没有能长久在世，在此后也没有见过真正自汉、唐、来至今仍存在的。授给您道术的陶仲文称为师，陶仲文既已死去了，他没有长生，而您如何能够单独求到？至于仙桃、天药，怪异虚妄最成问题。从前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爽说：‘天如何能说话呢？岂能有书？’桃子一定是采摘后才能得到，药一定是炮制以后才能成。现在无故获得这二个东西，是有脚而能走吗？说‘天赐给的’，是上天用手拿着而交给您的吗？这是左右奸邪的人，制造荒唐离奇的事用来欺骗您，而您却误估了他，以为确实这样，太过分了。
　　“您又要说标明刑罚奖赏用来督责臣下，则分别职掌治理有人，天下没有不可治，而学道修行为无害己吗？太甲说：‘有人以言语违背了你的心，一定要用意义求其意。有人以言语顺从了你的心，一定要非道来考察。’用人而一定要他一句话也不违背，这是您谋划的错误。就说严嵩吧，他主持政务时，有一点儿不顺从您的吗？梁材遵守正道坚守职责，您认为是叛逆的人，然而现在在户部做官的人还在称赞他。然而诸臣宁可学习严嵩的顺从，不敢仿效梁材的抗争，难道真没有窥测您的细微好恶而暗暗作为趋吉避凶的人吗？就是您又从这些人当中得什么好处呢？
　　“您的确知道斋蘸没有好处，一旦翻然改悔，每天临朝听政，和宰相、侍从、言官等人讲论天下利害，雪洗数十年以来的积误，置身在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圣贤君主的行列，使诸臣也得以自己洗净数十年阿谀奉承君主的耻辱，置身于皋陶、夔龙、伊尹、傅说贤明辅臣的行列中，天下有什么忧虑不能治，万事有什么忧虑不能理？这只是在您一振作之间而已。放下这些不做，而急迫于轻身能飞脱离世间，枉费精神，用来追求茫然不可知的领域，我怕您劳苦一辈子，而最终将一无所成。现在大臣为保持禄位而喜欢阿谀奉承，而小臣害怕治罪而不敢说话，只有卑微的我，制止不住自己的愤恨。因此冒着死的危险，愿意竭尽诚挚之情，希望您听取。”
　　这道上疏，可以说是推心置腹，甚至有点循循善诱的意思了。其中，最为有趣的一句，就是说“天下是您的家”。可见，在这位大臣看来，皇帝的家和国是统一的，因而，为臣子的，忧国忧民忧君主，就是为皇帝的家和国分忧。
　　上疏的人，是明朝有名的硬汉海瑞，而被他“教导”的这位皇帝，就是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读了海瑞的上疏，十分愤怒，甚至把上疏扔在地上，对左右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打算上疏时，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棺材和妻子诀别，在朝廷听候治罪，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是不会逃跑的。”
　　嘉靖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并且不停地叹息。嘉靖也知道，海瑞说的是肺腑之言，也是确实为他担忧的人。但是，嘉靖真的需要海瑞这样忧国忧民的忠臣吗？
　　忧国忧民忧君主海瑞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他敢于用那样的语气给嘉靖皇帝上疏？如果简单地回答，只能说，他是一个固执的、缺乏个人情趣的正直大臣。
　　出生在海南琼山的海瑞，童年生活非常贫困，从4岁起就和母亲相依为命，靠着几亩薄田和母亲的针织维持生计。母亲刚毅正直，对儿子的教导非常慎重严格。
　　当时的海南贫穷荒凉，这似乎是海瑞此后生活单调、没有业余爱好的历史原因。他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的经历，但是都没能百年好合，前两次婚姻，都因为妻子和母亲之间产生了矛盾，孝顺的海瑞便用休书解决了问题，而最后一位妻子却意外死亡，海瑞差点儿因此吃了官司。他也曾经有过三个儿子，可惜的是都夭折了。
　　家境的贫困和家庭的不睦让这位不幸的知识分子成了工作狂，似乎只有工作能够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他的勤勉和任劳任怨都是出了名的，据说其受理的案件有时竟达3000多起，在乐于感受文恬武嬉风尚的封建官场，海瑞的古板和认真让他成为当然的另类。在33年的仕途历程中，其清廉是始终如一的，不仅亲自到后花园种植蔬菜，工作餐中也不能有鹅和黄酒，每逢有人有所表示，也都会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他不愿意玷污毕生追求的清白。
　　他用近乎自虐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清廉，在当时的官场中，就被视为异类，他的上司们私下都觉得他是个君子，但是并不觉得他这样子有什么用。
　　确实，在当时，官员们纷纷以中饱私囊、压榨百姓来牟取自己的生活舒适，在这些官员看来，这就是“谋家”，而“谋国”不关他们的事。但是海瑞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谋国就是谋家，为皇帝分忧、天下太平，自己的家才会安定。这个看法，似是而非，但无疑，没有人认为海瑞这个看法正确，也没有人效仿他的行为。
　　他的作风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却遭到诸多官员的极度反感，很少有人愿和他共事。他绝对不讲官场规则，因为他坚守着与官场习惯不同的道德律令和洪武时代的政策法规。他固执地认为，圣人和太祖是绝对不会提倡阿谀奉承和贪污腐化的。
　　他的努力要以极大的勇气作为支撑，摸老虎的屁股，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比如说严嵩的党羽巡视盐务，事前明令“素性俭朴，不喜逢迎”，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让海瑞认真对待，他致书这位大人以简朴的诚意，迫使对方强忍怒气绕道离去。
　　有勇气不等于不必承担代价，海瑞的代价是遭到权臣弹劾。他一度被免职，好在他的老上司朱衡极力推荐，他才又到异地当了七品县令。此后被调往北京做户部主事，因为曾经以微职对抗腐败权臣，这个模范是应该得到表彰的。户部主事大抵也就是个闲官，没必要天天办公，其主要意义在于积累从政的资历。但海瑞等不得，他觉得自己应该对时局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不辜负自身的使命。
　　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转述的那道著名的上疏。他直接指责皇帝不听臣民直言，以使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甚至公然提到了皇帝屠杀臣属、不教亲儿和冷落皇后，难怪百姓觉得“嘉靖嘉靖”也即“家家皆净”，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翻然悔悟，洗数十年之积误”。
　　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也成了全国的名人，连太监宫女都为他的正直所感动。这样的奏章自然让皇帝大怒，但海瑞已经为后事做好准备，嘉靖皇帝只好拿着奏章仔细研读。
　　嘉靖皇帝知道海瑞在忧国忧民，也知道海瑞在为他考虑，但是皇帝就是不觉得海瑞的话好听——忠言逆耳，自古就是这样。无奈之下，嘉靖只得把上疏留在宫中数月。他曾说：“海瑞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当时，嘉靖生病，心情郁闷，就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嘉靖皇帝对心腹说：“海瑞所说的都对。可是朕现在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现在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
　　看来，海瑞的忠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嘉靖皇帝下令逮捕他，追究主使者。不久又把他移交刑部，判处死刑，可判决文书送上后，嘉靖却留中不发。有人觉得皇帝不想杀海瑞，就请求释放海瑞，以证明皇帝的宽厚，结果这个人被嘉靖皇帝关进了监狱。
　　嘉靖皇帝刚死，当时消息还没有公布，外界一般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
　　至死不悟的忠臣海瑞确实太过奇怪。他生活贫苦，但并不利用自己的官职谋取金钱，反而甘于吃苦，并且时刻与那些贪官污吏较量；嘉靖皇帝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反而把他关进监狱，而他不但没有什么怨言，反而在嘉靖皇帝死后号啕大哭。
　　如果不是海瑞，而是别人，也许人们会觉得此人精神不正常。的确，海瑞不同于常人，他的思维，他的操守，都不近人情，而且永不和世俗妥协。
　　在如何安排他的问题上，仍然让人头疼，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束之高阁。但这并不能满足海瑞的渴望，这位以清廉为操守的孤臣是不会尸位素餐的，既然得不到重用，那就罢官退隐，内阁和吏部只好给他个应天巡抚的实缺，远远打发出去，眼不见心不烦。
　　可海瑞觉得机会来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严厉的廉政举措，弹劾的奏章又多起来，他见状慷慨道：“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不愿意与“妇人”为伍的他回到老家，平平淡淡过了16年，同情他的人微乎其微。
　　他的坚持等于远离文官集团，正直而果敢的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他的“过激”或“过当”让时人难以接受。而海瑞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始终不变、不讲究方法地清理吏治。
　　万历十二年（1584年）冬天，张居正已死，吏部拟用海瑞为左通政，皇帝向来器重海瑞，给他以前职。第二年正月，召为南京右金都御史，在道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七十二岁了，上疏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大略说：“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平教化不至的原因，在于对贪官污吏刑罚太轻。诸臣都不能说到其原因，反而借待士有礼的说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礼，而平民百姓则有什么罪呢？”他举明太祖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现在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
　　他的言论被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很多大臣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人上疏弹劾他。一向慵懒的万历皇帝对此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大臣们对海瑞的非议多了，他干脆把弹劾海瑞的大臣罢官了事。
　　万历皇帝屡次要召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暗中阻止，于是他被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陈列戏乐，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纠正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再次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慰留不允许。万历十五年，死于任上。
　　海瑞去世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去帮着料理后事，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帷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他以清廉的正直之臣的形象而名垂青史，尽管这不是他生前最大的期望。他的重振道德风尚的期望需要极其重要的社会和时代条件，可是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没有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可以说，他死不瞑目，但是，他没有想到过，为什么在他坚持理想的同时，那么多的官员还在贪污、受贿，还在明目张胆地欺压百姓。
　　他为了皇帝的“家”而牺牲了自己的家，为了皇帝的国而殚精竭虑，他是一个君子，但因为他几乎完全不顾自己、不顾他人感受地执行自己的理想，因而，在那样的时代，他只能算是一个“非典型性君子”。
　　原则与忠诚的较量：帝国政治的死湾“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石灰吟》，出自一位明朝大臣之手。这位大臣，可以说是为了国家而不计个人名利，最后，他也因为自己的爱国行为，最终被明朝皇帝害死。
　　他就是领导北京保卫战、抵抗瓦剌进攻的于谦。他的一生，为国为民，时刻站在原则的立场上，但对皇帝而言，他干涉了皇帝的家事，因而不算是“忠诚”。
　　特立独行的读书人于谦，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于谦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也许很多的士大夫都有于谦这样的经历，都有过对国家、百姓十分负责任、寻求治国之道的阶段，然而，能够像他把这种精神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
　　在当时，要治国，就必须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学习八股，靠科举出人头地。所以，于谦在思考治国问题的时候，也要练习空洞的八股文。他十六岁入府学，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十三岁的于谦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在考试的政论文章中出现过于激烈的言论，“策语伤时”而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
　　不久，于谦以江西道监察御史的身份，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这位于大人与明朝的其他官员不同，他不但相貌英伟，善于谈吐，声音洪亮，而且他头脑里面充满了治国的道理，每次奏对都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朱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设立巡抚。宣宗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位被称为“三杨”的重臣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造福。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做屯田，以资边用。
　　他任两省巡抚九年，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疏，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疏，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这个怀着治国理想的读书人，不顾官场中的恶劣风气，不但不巴结权贵，反而远远避开。他心里只有对国家如何振兴的思考，而没有对个人地位、权力的图谋。他从未考虑过自身的荣辱，也就难怪很多官员觉得他不大正常了。
　　临危受命辅新君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可能谁都想不到，就在第二年，明朝历史上最滑稽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听信王振的谗言，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郕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皇帝被瓦剌俘虏了，应该如何应变？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倡议南逃，群臣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郕王的支持，他们见于谦如此自信，就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
　　为了稳定军心与民心，于谦和大臣们拥立郕王朱祈钰为皇帝，而尊被俘虏的皇帝朱祈镇为“太上皇”。不过，拥立新皇帝毕竟是出于无奈，所以，于谦建议立英宗皇帝的儿子为太子。可以说，于谦此举，完全是考虑到了皇室内部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是当时十分必需的，能够保持皇室内部稳定的。然而谁能想到，这件功劳，最后会成为他被害的主要“罪状”。
　　当年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为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瓦剌军。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苟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年），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做团营。
　　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年)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
　　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
　　不得善终的忠臣于谦以“爱国”的原则辅佐君王，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从道理上讲，他应该受到尊崇。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的爱国，被皇帝认为是“不忠”，这就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了。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十分看不起那些勋旧贵戚、不学无术、阿谀奉承的大臣，因此遭到这些人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
　　不久，广西有一位土官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因于谦之故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勾结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莫须有罪名，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弘治二年（1489年），明廷“终于”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四讲 明朝式腐败
　　古代有很多的贪官，也有很多惩贪的案例，而明朝的腐败，则不仅是贪官，而是权力的恶性膨胀，除了金钱上的欲望，更有无止境的权力欲存在。
　　铁血惩贪的制度保障要说明朝的腐败，就先要从明朝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治说起，因为，腐败恰恰就是从惩罚和政治制度的漏洞寻找到了机会，慢慢滋生起来的。
　　低薪反贪手段谈到中国历史上惩贪官最厉害的皇帝，恐怕要属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出身贫寒，讨过饭放过牛，当过游方和尚，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做了皇帝，对世间人情世故的了解，比起一般人来要透彻深刻得多。登基执掌天下以后，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
　　也许明朝官吏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根据《明史·职官志》记载，若按照级别来划分，在国家六部里面的官员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大约是12000元左右；六部以下的中级官员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约是4000元左右；县级的七品官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月薪大约1800元左右。
　　也许有人觉得，这工资也不算低了。可是，细心的人曾经给算过一笔账。首先，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苏木，当然也短不了还有银子，可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于是折算率就成了朝廷斗心眼儿、玩猫腻的一招！《典故记闻》中载：明朝的户部曾将市价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至少卖20两银子。倘若以此来折算，完全把布匹当成工资来发，一位县太爷每年才能领3匹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将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块人民币。这么一算，明朝司局级和省部级的高干，月工资也就1100至3000多块钱左右。再者说，那时没有社会福利，也不时兴公费医疗，一旦官员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成化十五年（1479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上加恩，每月才给了2石大米，不过400来元人民币。这还是财政部长的待遇，一般官员还享受不到。
　　史料记载：一次，朱元璋心血来潮，想到属下家中私访。于是，事先没告诉任何人，他微服简出，来到了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的家里。像罗复仁这样的学士，在明朝一般都是官居五品的大员。可朱元璋来到罗家一见，大吃一惊。罗复仁家的房屋又旧又破，室内仅有几件旧家具。罗复仁本人在家中，登梯爬高正忙着粉刷墙壁。一见皇上驾到，罗复仁赶紧从梯子上下来，吩咐夫人给皇上搬椅子。可室内的家具太破，无奈之下，只好让大明皇帝坐了回板凳。朱元璋未曾料到弘文馆学士的官邸如此寒酸，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旋即赏给罗复仁一处豪宅。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为了给母亲做寿，因为生活窘迫，只买了两斤肉，甚至连桌上的蔬菜，也都出自他亲自督率差人在衙门后院自己栽种的。
　　其实，朱元璋对官员工资菲薄心知肚明，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每逢官员上任，他总要召见赴任的官吏教诲一番：“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这番话的大意是：我朱元璋效法古人，任命官员派往各地。这些官员刚刚提拔任用之时，他们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的时间一长，他们便又奸又贪。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严格执法，决不姑息。结果是，能善始善终者少，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者多。
　　为此，朱元璋给部下算了一笔账，晓以利害：“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而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苦，判决之后，再送去服劳役。这时候，你得到的那些赃款在哪呢？也许在千里之外你妻子儿女手中，也许根本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反正不在你手里，而在他人手中。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那些不干净的钱还有什么用呢？”
　　尽管朱元璋苦口婆心地把话讲明了，把账也算清了，可照样有腐败分子。为了遏止腐败，朱元璋一改“刑新国用轻典”的做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惩治贪官污吏作为头等大事，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凡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然后将其剥皮，里面填上稻草，挂在官衙左边，让为官者早晚瞻仰，知有警惕。
　　暴力惩贪手段要说对付贪官的腐败，朱元璋的狠劲儿谁也比不了。据《大诰》记载，明代光是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有族诛、凌迟、极刑、枭令、断手、刖足、阉割、剥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刑法，如“铲头会”、“刷洗”、“抽肠”。所谓“铲头会”，是将五至十名囚犯推入预先挖好的坑中，用土埋至颈项，只把脑袋露出地面。然后，刽子手用特制板斧排将砍去，往往一板斧下去，便有数个人头落地。所谓“刷洗”和“抽肠”更加叫人毛骨悚然。前者是将犯人全身赤裸地绑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往犯人身上浇。顿时，犯人被开水烫得皮开肉绽。接着，行刑的刽子手，手持铁刷，在犯人烫烂的身体上用力刷去皮肉，直至露出白骨，“至尽而死”。后者则是将犯人剥去衣服，高吊在特制的架子上，刽子手用铁钩从肛门处伸进犯人体内，将其肠子钩出，再将肠子的一端系在石头上，旋即松手，此时“尸起肠出”，犯人便被活活地刳肠而死。
　　据野史记载，明朝刑法中曾有一字叫“醢”，即是言朱元璋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永记不忘。此类说法虽不一定可靠，但却反映出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绝。
　　在反腐败问题上，朱元璋绞尽脑汁，除了思想教育和惩治打击这两手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也颇有成效。为了确保封建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防范和抑制官场腐败，同时也为了将各级官吏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开始对中央监察机构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院长官，另设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为副贰。全国共有110名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当一省）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提高了都察院的级别，将左右都御史封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为正五品。
　　第二年，他又进一步将都察院改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朱元璋将都察院都御史职责明确为：“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疏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饬。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黜陟。大狱重囚，无鞠于外朝，偕刑部考察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
　　洪武年间，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各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而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防贪的制度设计除了用恐怖手段让官员们不敢贪污，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
　　弘治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更大了，侵夺了许多监察之外的权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在军事方面“地方战守事宜，巡按得参与谋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现贼盗，巡按要下令征剿”。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六科给事中的设立，是为了监察中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的活动。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都给事中各一人为副贰。都给事中秩正七品，左右都给事中秩从七品。按规定，凡以皇上名义发出的刺敕，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
　　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按类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六科之官虽然为七品，但权力极大。他们侍从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笔记旨”。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若各衙门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销。每逢京官考察自陈政绩时，这些给事中还要会同六部进行审核。
　　朱元璋建立六科给事中，可谓一箭双雕，既钳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其用意在于加强皇权，使最高统治者便于从中操纵。同时，给事中与御史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纠举弹劾的制衡。
　　在制度落实、组织落实之后，朱元璋就琢磨人员落实的问题。对于选拔御史和给事中，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说：“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这就是说，选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则无私；二要认真细心、严谨则无疏漏；三要耿直坚定、介企则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同时，朱元璋还要求这些监察官的年龄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并且有为官的经历，熟悉官场弊病；通晓民俗风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须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合格之后才能上岗。
　　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所设立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督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全都是从封建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进行吏治监察的特殊机制，而监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不法行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清楚，各级官吏对于特权乃至法外特权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导致整个官僚机构贪赃枉法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
　　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
　　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使“朱氏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不得不对官吏的腐败行径加大打击力度。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监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官吏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
　　要说这种监察严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证：据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记载，官员钱宰奉朱元璋之命进行修订《孟子》一书的工作。一日，钱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进展顺利，心情颇为舒畅。于是，他便乘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当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诗。只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到啊，我看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如何？钱宰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磕头谢罪。朱元璋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将钱宰遣送回了老家。
　　严嵩：绝非特例的巨贪说起严嵩，人们想到的就是他的贪污，他身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却非法贪污、纳贿，拥有的财产令人瞠目结舌。但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成为巨贪，又有什么力量促使他不断地贪？这就是一个不容易马上回答的问题了。
　　严嵩的发家之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细细想来，实在很有道理，只要行之有效，这个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
　　了解封建官场历史的人都知道，拍马屁必须无耻，否则拍不起来，便是拍起来也是硬邦邦的，被拍之人也不受用。
　　明代宰相严嵩无疑是拍马屁的高手，他的马屁之道除了具有前人的一般特点之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大奉迎方法，使得他入阁20年，擅权20载，直到87岁高龄才因病死去，虽不能说寿终正寝，好歹也没身首异处，他最后虽遭罢官，但总体上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官场经营者。
　　严嵩生于1480年，25岁时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世宗即位这一机遇，他才倍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是继承了他的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武宗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也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
　　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一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过，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因为世宗是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是世宗的皇考（皇父），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
　　这时的严嵩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反对者势力强大，世宗未能成功。一年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此议，并逮捕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 严嵩一见风向不对，便立即转向，变为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如果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他还积极主持策划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入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此后，世宗对严嵩青睐有加，不仅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中了他。
　　严嵩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崭露头角，但他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更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地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了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世宗口里读着严嵩的谀颂文章，耳里听着严嵩的媚辞，自然是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同等。
　　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在战争过后，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晋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针砭时弊的宏文，却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远离道教。
　　夏言的做法自然引起世宗的不高兴，慢慢地世宗也就疏远了夏言。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取夏言而代之的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辞。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良久，夏言知道了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真是对自己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着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内臣到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
　　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则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文章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懒惫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卑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世宗不问是非就将夏言罢了官。后来夏言曾又复出，但最后还是遭到严嵩的陷害，在议复河套一案中受了牵连，终于被杀。严嵩补了夏言的缺，从此大权独揽，专擅二十多年。
　　以权力创造财富严嵩执政，面临三个主要的问题。“北虏南倭”的滋扰，此其一；“家家皆净”的窘况，此其二；官僚集团的斗争，此其三。
　　所谓“北虏”，指进居河套地区的鞑靼人。他们长期以来威胁明朝北边，“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明史》卷２０４《曾铣传》）。在北边问题上，严嵩一贯主张防守，他认为边防积弱已久，兵将不足以交锋，粮饷不足以支持，采取攻势是很困难的。（《明世宗实录》卷２６５）应当指出，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意见，有人把边事日坏完全归于严嵩索取边将贿赂，未免失之于偏。但是，防守的方针走到极端，严嵩难辞其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挥师东来，震撼京畿。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严嵩，严嵩告诉他，不要轻易发兵，倘若打败，罪责难当，不如纵其劫掠，“寇饱自扬去”（《明史》卷２０４《丁汝夔传》）。这种纵寇劫掠的做法实在太卑劣了。
　　所谓“南倭”，指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寇，包括中国走私商人建立的武装集团和日本浪人。严嵩认为，倭寇是进行海上贸易的闽浙商人，对他们应进行安抚（严嵩《历官表奏》卷１２）。他的亲信赵文华更提出“往谕日本，禁戢岛夷，招抚王直”（《赵氏家藏集》卷６）的建议。但后来“倭寇”的破坏性越来越大，严嵩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挑选将才，在东南战事中颇有建树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就深得严嵩器重。
　　“家家（嘉）皆净（靖）”是著名清官海瑞骂皇帝的话。“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明史》卷７８《食货二》）边用姑且不论，据说，世宗每一举醮，赤金就要用数千两，（《万历野获编》卷２《嘉靖青词》）耗费之巨可知。严嵩对于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并无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世宗不是一个容得逆耳之言的皇帝；一方面是因为严嵩地位改变，很难再有修人事以回天的政治抱负，更不要说他本人已成为腐败政治的代表人物。
　　在严嵩心目中，官场斗争要比纠正皇帝的过失、解决财政困难、安顿边界海防更重要。
　　首辅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入仕晚于严嵩，因议大礼先有宠，严嵩事之甚谨。但久寄人下，岂能甘心？严嵩曾经秘密交结世宗信任的方士陶仲文，希望去夏言而代之，没有结果。后来，他又联合咸宁侯仇鸾等终于谗杀夏言，实现了位极人臣的愿望。
　　仇鸾和严嵩合作，去掉了严嵩的政敌。事后二人交恶。仇鸾在世宗面前说了严嵩不少坏话，有一段时间，世宗召见阁臣，竟不让首辅面君，严嵩又利用和仇鸾争宠的陆炳揭发仇鸾的阴私，才使世宗改变了态度。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严嵩之子严世藩聪明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严嵩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除此之外，严嵩父子又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的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
　　然而，严嵩对文学之士都是竭力拉拢，《钤山堂集》收入当时大家湛若水、崔铣、王维桢、杨慎、唐顺之等所撰序文，对严嵩的诗文交口称赞。在明代被奉为文坛领袖的首辅，除杨士奇、李东阳外，只有严嵩了。
　　明朝所设职官，无不相互牵制。小臣一道奏疏，或可置内阁、部院大臣于死地；上层官僚的斗争，也常借小臣发难。严嵩深知其中利害。凡说他坏话的官僚，他能辩则辩，不能辩则伺机激怒世宗，加之以罪。因弹劾严嵩而获罪的官僚，前后数十人，有的死于非命，著名者，如杨继盛、沈炼等人。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自有应付之道。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而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他，他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于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
　　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炼被贬到保安，但沈炼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把他杀害。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疏必死，还是毅然而决，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成败全在道士身上严嵩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再任首辅时，年近七十，机敏程度和精力大不如前，朝廷政事一并交给儿子严世蕃去办，自己只在西内（即今中南海）应付皇帝，后来撰写青词也要由他人代笔。严世蕃没有经过科考，由父任入仕，官至工部左侍郎。他颇通国典，晓畅时务，自诩有天下才。
　　严嵩能先揣测世宗心思，而严世蕃则善分析世宗诏书，父子相合，真可谓对这位皇帝了如指掌。但严世蕃倚势骄横，干了许多不合法度的事情，又耽于享乐，甚至把世宗的诏书扔在一边，使严嵩不能及时回奏，严嵩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就很难维持了。
　　更重要的是，严嵩握有权柄，久而必骄；世宗久任一人，不能无疑。严嵩的亲信遍布要津，掌握选官大权的吏部文选郎中，职掌舆图、军制、简练、征讨诸事的兵部职方郎中，由其亲信万寀、方祥分任，时人称他们是严嵩的文武管家；为了让内亲欧阳必进当吏部尚书，严嵩至一请再请；夏言被治罪时曾说：“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钳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这些都必然对世宗发生影响，在君臣间引起猜忌。
　　后来恰好出来一个比严嵩年轻近二十岁，多谋能断，善撰青词，主张“以威福还主上”的徐阶与之争权夺位，严嵩更是在劫难逃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世宗十分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
　　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嵩父子罪状，“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世宗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交大理寺审理，被判戍边。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徐阶必欲除之而后快。指使有司指控严世蕃谋反，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严嵩消籍为民。
　　严世藩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往观的人塞街堵巷，足见民愤之大。家败人亡的严嵩回到江西，老景凄凄，寄食墓舍，87岁的他在隆庆元年（1567年）死去。
　　当皇权成为资本宦官本是皇帝身边的家奴，但宦官们因为和皇帝接近，并且经常为皇帝处理一些秘密事务，所以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权力。久而久之，宦官手中就握有皇权这一资本，并为所欲为，以皇权之名，来行腐败之实了。明武宗时期的宦官刘瑾，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刘瑾：得志便猖狂的家奴刘瑾原来姓谈，后来他靠一个姓刘宦官的引见得以入宫，此后便用刘姓了。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皇帝新承天命，总要恩赐臣子，晋封官员，武宗加封了顾命大臣刘健、谢迁，韩文等人，又任命刘瑾为五千营总监军。
　　诏书一下，满朝文武大臣顿时议论纷纷。晋封刘健等人，群臣心服口服，而对刘瑾的任命，大臣们深感忧虑。刘健马上联合谢迁、韩文等老臣联名上疏，要求收回提拔刘瑾的诏命。奏章送进皇宫，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武宗年轻无知，又喜好嬉戏玩乐，奏章都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处理，武宗根本不闻不问，乐得悠闲。而司礼监的太监们大多与刘瑾相互勾结，他们见到刘健等几位重臣的奏章，当然就偷偷扣押下来，并暗地里密告给刘瑾。
　　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
　　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瞒着皇帝为非作歹。
　　第二年，为国忧虑的大臣们见武宗被宦官们搞得不理朝政，便纷纷劝谏。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武宗这才想有所表示。
　　武宗感到极其为难，一面是父皇临终托孤的辅政大臣及绝大多数朝官，另一面是十几年来寸步不离左右、尽心尽力侍奉他的刘公公，不杀刘瑾，群臣不答应，杀了刘公公，他实在舍不得。武宗左右为难，急得御膳不进，只是哭哭啼啼。后来，身边侍臣给他出主意，采取折衷办法；把刘瑾等人暂时遣送南京，不交刑部法办，这样，既可以稍息满朝文武的怒气，又不会伤害刘瑾。
　　但大臣们则坚决要求杀掉这个祸根。为了让皇帝下决心除掉刘瑾，大臣们联合京城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一起劝谏武宗杀掉刘瑾，吏部尚书焦芳在当晚向刘瑾透漏了消息。此时“八虎”正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计策，听了焦芳的密告，都吓得面无人色，伏案痛哭。还是刘瑾先镇定下来，冷笑一声，阴沉地说：“找皇上去！”
　　刘瑾等八人闯进武宗寝宫，跪在御榻前放声大哭，叩头不止，高喊饶命。武宗见此情景，心早就软了，立即安慰他们。刘瑾见武宗可欺，就说：“都是司礼监王岳等人心怀不轨，见陛下恩宠奴才，心生妒嫉，搬弄是非，想把我们置于死地，他好独揽大权。刘健、韩文等老臣，倚老卖老，欺负皇上年幼，企图挟制陛下，肆意横行，为所欲为。”
　　刘瑾狗急跳墙反咬一口，十分奏效，武宗当即动怒：“朕为一国之君，岂能受制于人？”在刘瑾等人的鼓动下，武宗提笔草拟诏书，撤消王岳等人的司礼监职务，放逐到南京，命令刘瑾独掌司礼监，提督禁军；又命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擢升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掌握内阁实权。
　　第二天早晨，刘健、韩文等文武官员兴致勃勃地进宫早朝，准备圣旨一下，立即将刘瑾等人拿下，当他们走进朝堂，见刘瑾等人面带得意之色，便觉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读圣旨，才知道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刘健等人长叹一声，纷纷上表辞官。武宗顺水推舟降旨应允。朝臣们深感寒心，上疏苦谏，都被武宗固执地一一驳回，有的因此被捕入狱。
　　刘瑾趁机大开杀戒，残害忠良。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薄彦徽等人上疏力谏，写有“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留”等语，被刘瑾派爪牙抓到北京定罪。戴铣被当场打死在大堂之上，蒋钦坚贞不屈，惨死在狱中。
　　通过这次风波，刘瑾不仅除去了异己，而且大权稳操，在朝廷重要机构中都安插了自己的死党，又设立了内厂，由自己亲自督率，侦缉持不同政见之人，大搞特务统治。没过多久，刘瑾便权倾朝野，集朝廷、宫内、军队、特务等大权于一握，开始了白色恐怖。
　　腐败不仅是金钱问题刘瑾的可怕，不仅在于他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更表现在他掌握大权之后，对朝政的胡乱摆布和干涉。
　　对于曾经使他身陷绝境的大臣们，刘瑾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不听话与自己作对的大臣们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经济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致使很多大臣被罚得破产。
　　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去衣廷杖。在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脱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的阴险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十四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二十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削职为民。
　　眼看宦官当道、特务横行，忠臣义士痛心疾首，无私无畏仗义直言。兵部主事王守仁见刘瑾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愤然上疏，痛斥刘瑾误国欺君、为非作歹。刘瑾看后，矫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个半死，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那是一个边远地区，人迹稀少、地势偏僻，王守仁心里清楚刘瑾的用意。果然，他刚一出发，就发现有人跟踪，为防备惨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杆才上路，太阳刚偏西就投宿，使跟踪他的特务无从下手。可是，过了钱塘江，就进入了荒僻崎岖的山区，山高路险、树木蔽日，想逃脱特务的毒手实在困难，王守仁走投无路，便写下一首“绝命诗”，假造了一个投江的现场，逃入武夷山，隐名埋姓，过起野人般的生活，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刘瑾恨不得将朝中反对他的异己一下子赶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圣旨拟定奸党名单，又假借钦命宣读奸党的“罪过”。刘瑾召集群臣入宫，令他们跪在金水桥边，向他们大施淫威，信口胡说，指责朝臣的“过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愤难当，却又敢怒不敢言，很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摧残，过后纷纷递交辞职书。刘瑾更是正中下怀，马上趁机安插自己的党羽、亲信。不久，刘瑾的爪牙几乎遍及全国。
　　多行不义终自毙将异己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
　　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事事仰刘瑾的鼻息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除了内阁，政权机关就是六部了，刘瑾又将自己的手下同党安排到了六部，刘瑾专横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有时，他仅在张纸上写谁做什么官，六部便要照他的意思安排。那些地位很高公侯们见了刘瑾也是跪拜，不敢直视。
　　刘瑾的水平有限，为了批阅奏章，他就将大臣的奏章拿回家里，让在礼部做官的妹夫替他写，再拿到内阁让焦芳修改。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在暗地里叫他“立皇帝”。
　　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刘瑾还建立了另外的特务组织“内行厂”，权力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上。通过特务来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维持自己的专权。
　　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是一个皇帝。
　　作为一个太监，刘瑾的性格和一般的贪官还不一样，如果他向你伸手要钱，你就必须给他，否则太监那种狭窄的心胸，报复起来比一般的贪官更心狠手毒。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言外之意是：没有我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
　　刘瑾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的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于是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二万两银子的。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御史葛浩原来因为触犯了刘瑾，被杖责后贬为平民，刘瑾却收下了葛浩仇人的贿赂，找借口又将葛浩押进京城，处杖三十。有一段时间，刘瑾这个大贪官竟然拒贿了，而且还把行贿的人治罪，这是他听从了亲信的话才这么做的。亲信的话很有道理，大意是说那些给他行贿的人的钱不是盗取的官银，便是剥削百姓所得，假借刘瑾的名义损公肥私，但给刘瑾的钱仅是十分之一，而今后百姓的怨气却都要集中到刘瑾身上。刘瑾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受贿，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掉贪婪的性格。后来一有机会还是照贪不误。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
　　正德五年（1510年）的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当年的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第五讲 党争式生存
　　明朝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内耗”。这种内耗，不但表现在皇帝把治理国家的精力放在个人的享乐和私人情绪上，而且表现在朝臣内部旷日持久的党争方面。可以说，明朝的大臣，保持着一种“党争式生存”的状态。
　　不磊落的“高尚者”
　　历代的党争，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之间因为政见不同或有私人恩怨而展开的，而明代则不同，明代的党争，从一开始就带有意气之争的色彩，而且，到了后来，士大夫越来越不光明磊落，他们往往打着正义的旗号，而私下却上下其手，不是使用阴谋诡计，就是勾结宦官清除异己。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汉族皇朝，明朝士大夫的表现对明朝的历史影响很大。虽然明朝灭亡的原因有腐败的一方面，但窃以为明亡的主因是宦官专权和士大夫的门户党同伐异之争。而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和士大夫有关，可以这么认为：明朝的士风堕落最终葬送了明朝。
　　屡败屡战的士大夫明太祖驱逐蒙古人，建立明朝后，在中央、府、州、县设立学府，教授儒生《四书》《五经》等。这些学校为明朝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士大夫们受的正统忠、孝、礼、智、信的教育使他们自然以国事为己任。明初的士风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个是明太祖因为不满孟子的言论，要把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地位取消，结果大臣们以死相谏，冷血的明太祖也只能让步。不敢取消孟子的配享地位。第二件事就是靖难之役，建文逊国，永乐夺位，方孝孺等文官拒不接受永乐，结果自杀、被杀的人甚多。方孝儒甚至十族被屠。方虽无治国经世之才，但他的忠心可嘉，气节让人佩服。
　　仁宣时期，出现了三杨这样的名臣，虽然三杨都不是以死进谏之人，但辅佐皇帝治国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一时之名臣。宣德年间，宣宗在皇宫内开设内书堂，开始教小宦官读书识字。为以后宦官专权打下了基础。王振在这个时候入宫，因为王是读书人出身，显然要比那些粗通文墨的小宦官强很多。而且王当过学官，官场的那一套也比较吃得开。王受到宣宗的重用，成为皇太子（英宗）的老师。
　　正统元年（1436年），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不久，一天，他对杨士奇和杨荣说：“朝廷事久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这意思就是要杨士奇和杨荣“倦勤”退休。
　　杨士奇说：“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却顺着王振的意思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而已。”王振听了杨荣的话很高兴地走了。杨士奇责怪杨荣失言。杨荣说：“彼厌吾辈矣，一旦内出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
　　杨士奇也同意杨荣的意见，不久就荐曹鼎、陈盾等入阁。杨士奇和杨荣都是四朝元老，是当时的首辅，在朝廷威望极高，刚任司礼太监不久的王振，竟然提出要他们“倦勤”。而杨士奇，杨荣怕拂逆王振的意志而遭罢黜，只好赶紧推荐一些正直官员入阁。
　　等到了太皇太后张太后去世，三杨等老的老，死的死，王振更加为所欲为，实现了他的专权统治。朝臣们甚至见了王都要行跪拜之礼。
　　虽然“土木之变”时王振被杀。英宗也只当了22年皇帝。但宦官专权却并没有结束，而是愈演愈烈。英宗的儿子宪宗即位后又重用汪直，宪宗在锦衣卫和东厂之外，又成立一个特务机构——西厂，由汪直负责。汪直利用西厂，凭个人好恶，兴大狱，制造冤案。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大学士商恪上奏拒理力争，项忠等人也弹劾汪直，明宪宗虽然恼火商的奏章，但最后还是取消了西厂。可是宪宗也并不是真心取消西厂。不久，又重开西厂，商恪因此致仕，一批正直的大臣也去职。汪直得势后，朝臣王越、陈钺依附汪直。二人充当了汪直的爪牙。
　　在正统到成化这段时间，虽然有王振、曹吉祥、汪直的专权，但明朝的士大夫群体对太监们的擅权还是坚决抗争的，除有个别败类投靠宦官，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是耻与宦官搭上关系的。
　　宪宗死，即位的是他的儿子，明朝中兴之主明孝宗。孝宗是明朝最后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任用贤能，礼敬群臣。在他18年皇帝任期内，没有廷仗，没有文字狱（即使在公认的明君仁宣二帝时，也做不到这点），对朝臣们不名而呼之为先生。明代士大夫的地位在孝宗时最高。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都是弘治名臣，而刘、谢更与三杨齐名。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
　　被批掉背梁骨的精英但士大夫的地位随着孝宗的去世而急转直下了。孝宗的独子武宗即位。15岁的正德皇帝生性爱玩，信用原来东宫的旧人刘瑾、谷大用、马永成、张永等八人，这八人实际上是他玩伴。刘、谢、李三人见武宗宠信奸佞，将孝宗时的善政“变易殆尽”。于是多次上表要求武宗停止玩乐，专心朝政。但武宗只是答应而不实行。
　　刘、谢等朝臣于是和司礼太监王岳联合准备让皇帝杀掉刘瑾等人。迫于士大夫们的巨大压力，武宗同意将八党南京安置。但刘、谢等并不满足，准备在第二天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件事被一心想向上爬的焦芳告密刘瑾。刘瑾立即找到武宗，跪着哭诉说王岳等人要制他们于死地。武宗听了他们添油加醋的话，非常愤怒，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又将王岳充军南京，第二天又准刘、谢致仕。后来刘瑾又将刘、谢等53人列为奸党，士大夫在与太监们的斗争彻底失败。
　　这个向刘瑾告密的焦芳后来成为《明史》阉党传第一人。刘瑾专权后，因为有人写匿名信状告刘瑾不法，刘瑾大怒，矫诏让朝臣们跪在奉天门下，其嚣张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刘的失势，还是因为杨一清通过八党另一人张永影响武宗，才将刘法办。是因为太监内部的矛盾才除掉了刘。
　　终明一世，士人和阉人的斗争都是士人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太监们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在正德年间，士大夫中出现了阉党，说明明朝的士风开始堕落了。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羽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
　　荒淫玩乐的武宗死了，因为武宗无子，孝宗又没有别的儿子。给士大夫们出了个大难题。只好让武宗的堂弟，兴献王之子朱厚骢承继大宝。但随着世宗的即位，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后来大礼议，大礼议之争持续了20多年，拉开了明朝党争的序幕。在明世宗之前，小宗继承皇位最后都要入继大宗。所以杨廷和等大臣们要求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考时，在封建伦理上是合理又合法的，但对明世宗来说，确实有些不合人情。况且朱厚骢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世宗刚刚即位，皇位还不稳，只好和杨廷和等达成妥协，称孝宗为考，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杨廷和也因此被世宗批准致仕。
　　嘉靖三年（1524年），礼议派（都是些低级别，想出人头地的官员）桂萼、张璁支持世宗要求将本生父母的本生去掉。这回大臣们不干了。200多位大臣跪在左顺门要求世宗收回成命。世宗两次派太监传旨让大臣们回去。但大臣们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才肯离去。世宗大怒，下令将要君的大臣们下狱。并且对其中的部分官员施以廷杖。
　　廷杖打断了士大夫的脊梁，也使大礼议顺利通过。兴献帝先是被上尊号为皇考恭穆孝皇帝，不复言本生。又尊孝宗为皇伯考。开始兴献帝未入太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又尊为睿宗，祔于太庙。后人说，明季士大夫以受廷杖为光荣，此说如属实，对皇帝和士大夫们来说都是悲哀的，以受廷杖为荣，岂非有沽名之嫌啊。也可以说是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世宗和议礼派取得胜利后，继续打击反对派。一批反对派的官员们都被解职，代之以议礼派的官员。大礼议的影响很大，后来的李福达案，本是铁证如山，但世宗就认为是反对议礼派陷害议礼派的郭勋，命桂萼，张璁重审，桂、张借机打击异己，翻案成功，将处理此案的官员杀的杀，戍边的戍边。
　　本来世宗朝是明中叶以后唯一没有宦官为乱的时期，但世宗的刚愎性格使大臣们吃了不少苦头。世宗最恨言官。有明一代，虐杀大臣最多，其中尤以太祖、成祖、世宗和崇祯最多。世宗朝首辅更迭频繁，阁臣为争夺首辅之位，也互相倾轧，而世宗也有意识地对大臣们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夏言排挤张璁，严嵩逐走夏言，徐阶挤走严嵩，大臣们钩心斗角愈演愈烈，但不管谁当首辅都要媚上，讨得世宗的欢心。明世宗喜欢修道，所以总要士大夫们写些青词（就是祭祀用的）。夏、严、徐三人都是善于写青词，被人戏称为青词宰相。嘉靖的45年皇帝生涯结束了。隆庆一上台，就开始给世宗枉杀的大臣们平反，隆庆时期，实际上还是延续嘉靖朝的首辅之争，隆庆在位6年，徐阶、高拱、李春芳各当了两年首辅。
　　明朝士大夫和宦官的分野在正德年间已经不甚明显，但了天启年间，士人和阉人已成同流合污之势。
　　明朝自正统以后,因为皇帝多为庸碌，长期依靠的是文官集团的积极运转，但经过天启年间的阉党之乱，留给崇祯的是一个无能、贪污、迂愚、空谈、怕死腐败的文官集团，可以说晚明的士大夫阶层的堕落虽非全部，但实属整体性堕落。虽然有个别的为国为民的书生，但也于事无补。
　　李自成进北京后，为明朝殉国而死的大臣只有21人，对比靖难之变那场朱明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尚有800多人为建文帝而死。21对800，相差是何等之大。大多数明臣是先降农民军，再排队去降清，随后南明那几个小朝廷，也因为内部争权夺利,相继被清所灭。
　　东林党：正义的堡垒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此处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东林党与阉党的较量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强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等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毫不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
　　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特务网络。只要说了魏忠贤坏话，就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作为一个宫内的宦官，魏忠贤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并非前朝大臣没有任何功绩，只是凭着自己对皇帝的谄媚才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以要巩固自己的权威，就一定要利用御史，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爪牙。
　　当时，许多朝臣和魏忠贤结交，有的不惜屈膝求荣，甘愿成为他的义子。但当时朝野颇具盛名的东林党人却丝毫不买他的账，还连连上表要求皇帝处治他。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给天启皇帝，指出魏忠贤的不忠不贤。这道上疏长达千余字，全篇挥洒淋漓、字字充满正气，尤其是指斥魏忠贤弄权误国的那句“千人所指，一丁不识”，让所有阅读过这篇奏折的人都深为震撼，连魏忠贤本人见到这句话都大惊失色，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道上疏，标志着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对抗从一般的朝野议论发展到政治上的水火不容。魏忠贤当然不甘示弱，他一面布下爪牙暗中监视东林党人，一面通过自己在宫内的关系向皇帝告状，说大臣们藐视朝廷，借指责他魏忠贤来影射天启皇帝昏庸无道。
　　天启皇帝朱由校本人性格比较懦弱，而且懒散不喜处理朝政，加上他对国家情况的一无所知，所以他很轻易就相信自己身边的亲信，把政务基本都交给他们处理。他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早有勾结，他们合力阻塞皇帝的视听。皇帝对外界的了解，基本都是他们和他们的手下所作的汇报，让皇帝也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尽管如此，天启皇帝听说那么多大臣反对一个宦官，虽然不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觉得很奇怪，也没有马上作出任何处理，只是象征性地将上疏的周宗建罚俸三个月，想以此平息事端。
　　但是东林党人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希望皇帝能够彻底查办魏忠贤。于是，左副都御史（御史机构的副长官）杨涟也上奏章揭发魏忠贤的罪行。他在奏章中陈说厉害，指出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主要罪状，有理有据，不容置疑。在他上奏之后，东林党人纷纷上疏给皇帝要求惩办巨奸魏忠贤，短短数日之中，就有一百多道上疏。
　　魏忠贤得知东林党人上疏的消息，十分恼怒，他收买了刺客去刺杀杨涟，但杨涟临危不惧，令刺客为之感动，毅然放弃了杀害杨涟的任务。于是，魏忠贤只好再次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请求天启皇帝为他做主。
　　被虐杀的正义魏忠贤及其党羽给东林党人安上了一个结党营私藐视朝廷的罪名，而且也言之凿凿。皇帝被他们蒙蔽已久，对魏忠贤也是百般安抚，于是下令将三百余位东林党人或免官，或夺回封号，或禁锢终生，剥夺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将他们就地正法，是因为皇帝觉得杨涟等人还算忠臣，而且也听到过一些杨涟等人的事迹，不想草菅人命，加上天启皇帝天生懦弱，怕真的有阴司地狱的报应，所以对杀头的事情能免则免。
　　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被贬官的东林党人杨涟和左光斗离开京城准备回乡。谁知魏忠贤又设下一道奸计，他借熊廷弼事件，想查处东林党人贪污受贿的证据再制造罪名。可是结果令魏忠贤大为失望，杨、左二人离开京城时，行李物品甚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简直和普通的游人差不多。但魏忠贤岂能善罢甘休，命令手下将已经回乡的左光斗、杨涟、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魏大中等人逮捕，押解到京城审讯。
　　这些东林党人被送到北镇抚司审问。北镇抚司向来以酷刑逼供著称，这次接到了魏忠贤的指令，更是对杨涟等人大刑逼供，要求他们供认出自己贪赃枉法收受巨额贿赂的罪行，并责令他们在限期之内交出赃款赃物。这些人都以清廉为世人所称赞，贪污受贿的事情原本就是捏造，但公堂之上是不容争辩的，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就要严刑拷打，如果承认自己确实贪赃枉法，就要交出一大笔所谓的赃款，也是他们根本交不出的。这几个人就在北镇抚司经受了多日的折磨，审讯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几人被棍棒活活打死。
　　看到奸佞当道、贤良受诬的事实，杨涟悲愤不已，在公堂上对同时被逼供的家人说：“你们回家之后，告诉我的孩子们，不要读书，读书是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但这番气话救不了他们，东林党人要求释放他们的上疏也被魏忠贤扣下，皇帝并不知晓。
　　于是杨涟和左光斗、魏大中私下商量：“照现在的情形，如果我们不承认他们所问的罪状，肯定会被打死，那样我们的冤屈也永远不能昭雪了，我们不如先招供，以此作为权宜之计，等到离开这里，将案子交给法司定罪的时候，我们再行翻供，并在公堂上说出魏忠贤对我们严刑逼供、残害忠良、打死我们同僚的事情，法司有我们的好友，一定不会冤枉我们的。”
　　杨涟的想法，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一定是行得通的，因为按照明朝的律法，审讯得出的结果最后都要交给法司定罪发落。而且，他作为御史机构的副长官，对国家的办事程序严格遵守，相信像他们这样二品大员的案子皇帝不会不过问的。左光斗和魏大中听了杨涟的建议，也觉得可行，然后三个人就分别招供了自己“贪污受贿”的罪行。
　　但是，魏忠贤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机会翻供。他们招认之后，就要求他们马上交出赃款，可是这三个清廉如水的大臣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于是魏忠贤就指使审讯者严刑逼问三人究竟把赃款藏在哪里或者用到何处了。三人越是说不出，动用的大刑就越残酷，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便傲然领死。
　　最终，他们被公堂上的棍棒打死，死状惨不忍睹。杨涟死后，用刑者还怕他装死，又用铁钉贯穿了他的耳朵，用沙袋压在他身上，三天之后才上报说杨涟拒不交赃而受刑死去，当时他的尸体已经溃烂流出脓血了。魏大中则在死后六天才从牢中拖出尸体，遗体已经腐烂，蛆虫遍布全身。
　　魏忠贤用这样残忍的行为向东林党人示威，但东林党并未退缩，而是更猛烈地抨击朝政、揭露他的丑行。他便继续搬弄是非，令天启皇帝相信那些东林党人依旧在攻击皇帝，便拆毁了江南的多处书院，杀害了大批的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的悲剧在于，他们认为士大夫的天职就是惩恶扬善，大臣的天职就是辅助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是丝毫没有想到作为朝中的大臣，他们如果和皇帝所宠信的宦官作对，就难以保全自己的身份，甚至生命。党争，哪怕是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也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是身家性命。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七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尽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丧失警惕，提出了一个“笼络群阉”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显然是没有用处的。
　　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他们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进逼的时候，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袁崇焕被捕治罪，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从表面上来看，明朝的统治者消灭了一群不安分子，保证了当权者的权位，是统治者的胜利，但是这对王朝而言与其说是凯歌不如说是挽歌。像东林党人这样不惜一己安危，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最后却被他们所信任和效忠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靠屠杀忠臣以维持一时的所谓“稳定”时，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谁消磨了明朝的元气很多人认为，明朝的灭亡，在于崇祯杀掉了袁崇焕。不过，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在明末的党争中，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也是大损明代元气的不智之举。
　　边防重臣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后来，他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1621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
　　后金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
　　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
　　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毛文龙军势大增，拥兵十余万，并趁努尔哈赤专注用兵于西线之时，不停地由东线侵袭辽东半岛，先后收复了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满浦、三山等十余座城池，使后金的东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后方无法得到安稳，很多后金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由此可见，东江毛文龙已成为了满金的“腹心之大患”。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按：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天启皇帝在谕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在皇太极继位后与之多次联系，相约和好，以维持边界安定。由于他的这种独特地位与作用，崇祯皇帝即位后，继承先帝对他的优容方针。然而朝廷中也有一些大臣以为毛文龙拥兵跋扈，千方百计对他加以掣肘。毛文龙对于自己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向皇帝表示不满。
　　崇祯皇帝对他劝慰有加：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后来，袁崇焕受到重用，而毛文龙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冤杀。
　　忠臣的良将的党争袁崇焕与毛文龙素有积怨，这是尽人皆知之事，就连后金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清史稿·太宗本纪》中便说道：“崇焕素弗善毛文龙”。自崇祯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帅，毛文龙的处境便日益艰难。
　　明末的党争是空前惨烈的，言官的攻讧更是无处不在，很不幸的是，毛文龙一开始就站错了地方，他与阉党靠得太近了，后来为报王化贞的知遇之恩一再上疏说项，更招清流所忌。那些言官对毛文龙的弹劾更是从没间断过。他们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说毛文龙浪费了很多的军饷。
　　毛文龙真的糜饷无数吗？袁崇焕杀毛之时就说道：“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谁也不相信毛文龙有十多万军队,那些苦寒的海岛哪里会有那么多士卒？包括袁在内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相信，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毛文龙一点也没吹牛，他真的有那么多的士兵。
　　毛文龙的东江军大多数都是从河东难民改编，虽然数量庞大，但真正可战之兵只得四五万，其余的都是些屯田军，说白了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没有半分战斗力可言。这些屯田军主要分布在朝鲜，如义州、安州、黄州等地耕种朝鲜划出的军田。
　　对于收容这十几万难民，毛文龙也是迫不得已之事，这些辽东百姓不愿做后金的奴隶离开故土，又身无长物，若不收留他们，恐怕大部分都得饿死异国。把他们编入军队，他们就能耕种朝鲜人划出来的军田，就能有口饭吃。难道那些宁可流离失所也不愿做奴才的大明百姓不值得救济吗？
　　亲自巡视过东江军力的给事中王梦尹和编修姜曰广，也说东江有兵十六万。可以肯定地说，姜曰广是很清楚这其中的缘故的，毛文龙是不可能有那么多士兵的，但为了那些可怜的难民，十六万是最低的数字了！十六万军队，每年一百二十万两军饷，这已经是很低的了，实际上最后能到毛文龙之手的只得四十万。跟袁崇焕那四百八十万两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没人相信毛真的有那么多军队，再加上朝廷常常拖欠军饷文龙亦常催饷，“朝臣多疑而厌之”。
　　为了彻底查清楚东江有多少兵，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初四，崇祯派内臣黄中色至东江核查兵数，单单皮岛一地，“逐名点查壮实堪战者三万六千余名”，“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旅顺诸地，”“各地精壮兵丁者合计十五万余”。可后来袁崇焕死活不肯相信，坚持按二万八千人的编制发军饷，十多万士卒，二万八千人的军饷，你叫东江怎么活？最为讽刺的是，后来袁杀毛之后自己清点东江士卒，也承认东江兵远不止二万八。
　　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皇上，认为这是把皮岛一地兵员作为他辖境诸岛兵员总数，太昧良心。崇祯皇帝也不同意户部这种做法，在给毛文龙的批复中说，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准得以糜饷为借口。
　　显然，皇帝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口实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何况，毛文龙为了应付皮岛等岛屿以及金州驻军的开支，除了朝廷固定军饷外，还从经商收入中每月拿出白银十万两尽充军饷。因此崇祯皇帝所说“准得以糜饷为借口”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却不如此看问题。
　　袁崇焕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在离京前，他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定辽东事宜时，并不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又是非常冷酷的：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作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首先在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在这种背景下，他中严海禁：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而先前由天津所运的粮料，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必须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
　　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无疑给毛文龙致命一击。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朝廷欠东江军饷达四十四万之多，后来虽有部分粮饷解至，但仍欠军饷二十万两。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军饷转至宁远转发，军粮每年应“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飘没。”军粮只得七成，军饷更没一两解至！士卒“士皆菜色，马匹甲胃器械全无！”
　　《明史记事本末》有这么一句话:“朝廷大臣视东江为赘疣，屡断饷道！”真是闻者惊心，这个大臣到底是谁？再加之登州禁海，交通贸易往来断绝，东江军士悲愤地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拦喉切我一刀”，道出了毛文龙对袁崇焕的看法。崇祯皇帝对此没有表态，他有他的难处。毫无疑问，他是信任毛文龙的，他甚至连毛的天子剑也没有收回。因为他任命袁崇焕为督师时，已经授予他尚方宝剑，可以全权处置蓟辽及登莱天津一切事宜，当然包括东江在内。
　　在崇祯眼中，毛文龙是一只牵制袁崇焕的棋子，二者的矛盾肯定是有的。毛文龙见皇上没有表态，再上一疏，倾诉他孤撑海外的苦衷：责臣虚冒军饷，是朝臣终于未明，而使臣心终于不白。并非臣冒领军饷贪图金钱，只不过力图恢复辽土。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唯命是从，岂敢哓哓取憎？实在是文臣误臣，而非臣误国。毛文龙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祸变，所以对皇上慨乎言之：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愤，操戈矛于同室——这是他对袁崇焕此番督师的总体评价。
　　“将江山而快私愤，操戈矛于同室”，看来并非耸人听闻之词，因为毛文龙讲此话时已经离死期不远。事实就是如此。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受命督师辽东，为何不调动一切力量一致对外，而要同室操戈呢？崇祯皇帝只好充当和事佬，因为他已经承诺只要袁崇焕实现“五年复辽”的大计，一切可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加掣肘，所以他只得淡淡地答复毛文龙：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
　　这位皇帝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时隔不久毛文龙就身首异处，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
　　党争式谋杀：毛文龙之死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在杀毛之后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可见袁崇焕要杀毛文龙早已成为定局。他先前所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前半句不过是一个幌子。“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才是袁崇焕所追求的。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龙工于心计，而且督师的官衔和权力也使他处于主动地位，精心策划了一个圈套，让毛文龙来钻。
　　为了麻痹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对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龙，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
　　袁崇焕为何不在宁远自己的地盘将毛文龙擒杀？那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他决定深入海岛，到穴中擒虎，便与毛文龙约定，在双岛再次会晤，兼带检阅东江官兵。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抵达距旅顺口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的双岛，次日毛文龙从皮岛赶来，双方拜会与回拜，礼尚往来，丝毫看不出有何异常。
　　六月初三日，袁崇焕弃舟登上双岛检阅军队，毛文龙率东江将官列队欢迎。次日，毛文龙设宴为督师大人接风。席间，两人密谈至晚间，袁督师要毛帅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毛帅则反唇相讥，大有此地舍我其谁的意思。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召集毛部将士，犒赏随毛前来的三千五百人。毛文龙进入袁崇焕营帐面谢，袁崇焕要将官们也进来，逐个询问姓名，不料都说姓毛，毛文龙在一旁解释：俱是敝户小孙。
　　袁崇焕说：“你们那里都姓毛，是出于不得已。这样好汉人人可用，我宁远前线将官有许多俸禄，士兵有许多粮饷，仍然不能温饱，你们海外辛苦，俸禄不足以养家糊口，情实酸痛。你们受本部院一拜。为国家出力，自后不愁无饷。”
　　这一席话既有同情又有煽惑，不加掩饰地流露了要收拾毛文龙，整编其军队的意思。眼看时机成熟，袁崇焕便单刀直入向毛文龙兴师问罪：本部院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那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不容毛文龙申辩，袁崇焕立即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一、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二、全无战功，却报首功；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四、侵盗边海钱粮；五、自开马市，私通外夷；六、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七、劫赃无算，躬为盗贼；八、好色诲淫；九、拘锢难民，草菅民命；十、交结近侍；十一、掩败为功；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即使袁崇焕所说全是事实，这十二条中也只有二三条够得上称为罪状，其余各条大多为官场和军队的通病，并非毛文龙所独有，如果以此定“当斩之罪”，那么当斩的官僚、将领多得很，何必非斩毛文龙不可？
　　况且，毛文龙毕竟有牵制后金军队的功劳，这是令毛文龙和旁观者难以心服口服的，然而此时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袁崇焕说完十二条罪状之后，面向京城方向请命：“缚文龙，去冠裳!”
　　一向桀骛不逊的毛文龙岂肯在自己的地盘就范。袁崇焕申斥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朝廷一个首将。尔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尔罪岂不应死？接着向在场的毛部将士大声说：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部院不能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愿试尚方(剑)以偿尔命。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
　　其实他早已命随行的参将布置停当，毛部将士已无反抗的可能。众将官相视失色，叩头哀告。毛文龙以为处死他是皇上的旨意，只得求饶：文龙自知死罪，只求恩赦。袁崇焕毫不松口：你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你，东江一块国土非皇上所有。说罢，朝西叩头请旨：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结果，袁崇焕靠着崇祯皇帝所赐的尚方宝剑，把毛文龙“先斩后奏”了。
　　
 第六讲 万历四十八年：闹剧与败局
　　从来没有哪个王朝，能够如明朝万历时代一样，把几十年的时间放在一场滑稽的争论上，也没有哪个王朝能够如万历时代一样，令一个国家在几十年间完全荒废。
　　“罢工”的皇帝，“怠工”的王朝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会像明朝的万历皇帝那样，有意地“罢工”，坚持数十年不上朝，也没有哪个朝代的臣子会像万历朝的大臣一样，为了一个立太子的问题而纠缠不休。大明王朝就在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这场“罢工”与“怠工”的纠缠之下，呈现出了衰亡的迹象。
　　被个人情感羁绊的帝王明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确算不上是一位有所为的帝王。
　　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他实在是拿不出一点儿开疆拓土、威加海内的丰功伟业，就是与他的祖上洪武皇帝相比，也相差甚远。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万历皇帝的文学造诣也乏善可陈，史家也未曾为他留下相关方面的毁誉文字。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文学见长的帝国，一个皇帝，如果不会将他的国家打理得太平无事，但若是在文学或绘画方面有所建树，后世在评价他的功过的时候也许可以为他的失职找到一点儿理由，例如南唐的后主李煜。万历皇帝在这两方面似乎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是，万历皇帝又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无论是野史还是史学家的研究中，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人们记得的只有那几个因为某种功业而名垂千古的。大多数人的命运，乃是异常凄惨和悲壮的，当然除去少数穷奢极欲的例外。他们的悲惨命运在于他们自身的气质和能力根本不适合，同时也不能胜任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皇帝这一职位，挣扎在求有为而不得，求无为而不能之间。
　　翻一翻中国古代历朝帝王的家谱，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位这样的人物。在每一个新朝代走上正轨之后，只要继承制度不受到挑战，总会有一个人相应的被自动送上履行帝王职责的职位，不管他是否准备好能切实履行这一职责。万历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翊钧岁登基，在此之前，他一直接受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教导。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当翊钧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每日要在寅时被太监叫起去听张先生的授课。这个时候大概就是现在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
　　张先生对小皇帝的授课也丝毫不苟，一旦翊钧在背诵经史课本时有错或是瞌睡，张先生一定会拿出严师的身份加以斥责，甚至是罚打手板心。这种经历在翊钧成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对张先生非常敬畏。张居正身居内阁首辅多年，与翊钧皇帝重视他们多年来的师生情谊分不开。然而这种敬畏感也并非自始至终表现为对张先生的爱护，多年以后，张居正被清算，他对小皇帝的铁面无私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翊钧想起幼年与张先生上课时的情景，不能不有一股怨恨。
　　1582年是翊钧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三月，他曾在一天册封过九位嫔妃，其中就有一个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后来的郑贵妃。郑贵妃当时不过14岁，然而翊钧却对她一往情深，并且至死不渝。
　　郑贵妃喜欢读书，同时也不像其他的妃子对翊钧只有敬畏和服从。在某种意义上说，郑贵妃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皇帝，而是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参佛，甚至把他们愿意生死同穴的誓言书写下来放置在锦盒中。
　　爱情让翊钧对郑贵妃许诺将他们的儿子封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这种不违纲常伦理的教育在翊钧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真正履行这一诺言。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竭力维护他与郑贵妃的爱情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识地与群臣对抗。
　　但是，即使到1620年他以57岁的年龄驾崩时，他也始终没有能给予他宠爱的郑贵妃他想给予的一切。他们生死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话，他生前未能好好爱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死后也不能和她葬在一起。陪在翊钧身边的是他一生中从未爱过的孝端皇后王皇后，而他所爱的郑贵妃则在死后孤零零地安葬在另一处皇陵中。
　　“罢工”皇帝的病态人生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认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他个人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儿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
　　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
　　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
　　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罢工”主因：国本问题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也就是立哪个儿子做太子的争论。
　　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
　　本来，臣子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瘐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地上疏。这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
　　从小严母厉师的关于帝王之道的教导，他知道大臣们是对的，但是感情上他一定是万万不能接受。于是同样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样，他只能极不情愿的屈服于群臣，甚至用撒谎和拖延近于无赖的手段，口头上说明年就立，却不讲信用的一拖再拖。
　　本来唯一臣子们和万历能和解的机会在于皇后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万历就可以封郑贵妃为皇后，按立嫡的原则，大臣们就没话说了。偏偏这位多病的皇后硬是正位中宫42年，和万历死在同一年。皇后贤孝，很得太后欢心，废不得。
　　长寿的皇后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的机会，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了长子。也许这就是天意。这场无谓的君臣间的较量是旷日持久的，消耗了万历帝励精图治的决心，所以他消极反抗，既然辛辛苦苦当个明君，百年身后，最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反倒是那个毫无感情，与一段肮脏记忆有关的宫女长伴地下。
　　他不理朝政，他贪财，也许都出于这么一种报复的心理，既然拗不过你们，万年之后我也将永远痛苦。那这江山还好好治理做什么，最好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搜刮来送给小儿子，至于江山被弄得怎么千疮百孔，留一副烂摊子给老大去继承好了。所以他不问朝政，只顾拼命搜刮，重重赏赐福王（即郑贵妃之子）。他隐居深宫，谁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小儿子福王可以。
　　也许这正是变相的传天下给小儿子。至于国家的情况愈来愈坏，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不危及到自己身前就行了。你们不是非要他继位吗？好，正好留副烂摊子给他，这就是对固执的大臣们和上天命运安排的报复。
　　所以，无论大臣们多么沉痛的指出形势多么危急，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他居然仍然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黄仁宇所说的“消极怠工”了，这应该是有一种报复快意的变态心理了。万历帝也许是故意要如此的。
　　世间何须张居正在万历时代，就算是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最终的命运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张居正如此，海瑞如此，李贽如此，戚继光如此，万历王朝，简直变成了吞噬精英的黑洞。
　　本来就是如此，一个腐朽的时代，哪里需要张居正这样不世之才呢？
　　入阁拜相的士大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评价张居正说：“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象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就成了事实上的“真宰相”。有明一代，首辅不下数十，但真有作为，在历史上引人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张居正。
　　《明史》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他是“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不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作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明史·郭朴传》），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衰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生；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云起，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鞑靼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家庭纠纷，率众请求内附，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定收留他们。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写信给王崇古，指授方略，妥善安置把汉那吉，然后要王崇古、方逢时联名上疏，请求朝廷受降。疏稿至朝，朝议大哗，很多人以“敌情叵测”为借口，反对纳降。张居正力排众议，和内阁首辅高拱极力主张受降，终于说动穆宗，对把汉那吉授官赐衣，后来又应俺答的请求，礼送把汉那吉回归故乡。
　　由于对把汉那吉处置得当，终于感动了俺答。俺答不仅把先前背叛明朝、扰乱边疆的叛臣缚送明朝，还请求封贡、互市，愿意和明朝和平相处。这本来是有利双方的好事，可朝廷又是物议纷然，有人甚至攻击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明史·王崇古传》）。张居正认为“封贡”、“互市”是争取边境安宁的“大机大略”，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一方面在朝廷力争，申说贡、市之利，批驳各种谬论；另一方面又致书王崇古，希望他不要顾虑朝廷中的流言浮议。在张居正等人的力争下，隆庆五年（1571年）终于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俺答进行贸易。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数千里边防线上，干戈化为玉帛，炊烟代替硝烟，明朝赢得了二十余年的边境安宁，开创了蒙汉人民和平交往的新局面。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去世，神宗即位。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密谋罢免内阁首辅高拱，他一跃而为首辅，总揽大政。
　　六年的阁臣生涯，锻炼了张居正的政治才干，也加深了他对国家积重之势的认识。但是困难并没有使他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勃勃雄心。这时的万历皇帝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权力和重担实际上都落在张居正一人身上，他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了。为了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理想，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
　　体制性的大变革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因此，他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六部及都察院对于皇帝批准的各项奏章，应立即转发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应先酌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一式三本文簿。一本留底，月终注销；一本送达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半年将文簿上交一次。另一本送交内阁查考。这样，对于要办的事情，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
　　考成法收到了显著成效，原来那种崇尚空谈、不务实事、互相推诿、公文旅行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另外，他针对当时在用人问题上的各种弊端，大声疾呼：要“为国家爱养人才”，并提出了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随才任使”、“信而任之”的用人之道大胆选拔了一些各有专长的人充实到各个部门，使其扬长避短、人尽其才。
　　万历二年（1574年），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着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情况，张居正又推行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能尽心本职工作。他还裁减冗官，罢黜贪官，请皇帝召见各地廉官，以资奖励。
　　张居正认为：“致治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法，莫重于守令。”因此，他对地方官考察很严，规定能够“安静宜民”者列为上考，如果“虚文骄饰”，即使平日浮誉素隆，也列下考。经过这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的情况大为改善。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明朝中期的衰败，当然不仅仅是吏治的腐朽，也有其他弊政的原因。张居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实干家，对于各种弊政，他总是一桩桩地去厘革。
　　如“核驿递”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明朝在全国各地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开支主要由沿途百姓负担。明初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凭据）使用驿站。但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甚至在驿站恣意追逼勒索。凡此种种，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张居正决心对此加以整顿。
　　万历三年（1575年），他对驿递的使用制度，作了详尽严格的规定，并由考成法来监督执行，违者重罪。规定颁布后，凡有以身试法者，均受到严惩。如甘肃巡抚的儿子擅用驿递，被革去官荫。甚至皇亲去武当山祈嗣，也不敢使用驿递。
　　张居正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回乡应考；命令仆人骑驴返里为父祝寿；后来他弟弟病重，回家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张居正立即交还，并致函表示自己身为执政大臣，“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经过这样一番整治，驿递状况一反旧观，“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百姓负担也减轻不少。
　　接着，张居正又开始了对财政的初步整顿。自正德、嘉靖以来，明朝在财政上陷于困境，各地积欠赋税越来越多，国家收入逐年锐减。神宗初年，曾诏许隆庆元年（1567年）以前的积欠，悉行蠲免，隆庆四年（1570年）以前的积欠，免去百分之三十，其余一律在交纳本年赋税时带征。
　　为了切实执行这一诏令，张居正用考成法严加督查，完不成任务的，抚、按官听纠，郡县官听调。结果国家的岁入逐年增多。他还采纳户部尚书的建议，地方收入除必需开支外，一律上缴中央充作军费，这又使军费逐渐充裕。又由于和俺答互市，获得大批马匹，就将原来太仆寺所养的种马卖给民间，从而开辟了财源。
　　在开源的同时，张居正也不忘记节流。作为首辅，他没有迎合神宗的侈靡，而是循循善诱，劝导神宗节俭。在他的坚持下，宫中很多奢侈的开支或罢或减，一些锦上添花的工程也被停止，节省了大量开支。这些措施，终于使明朝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入不敷出的窘况。
　　不善谋身的政治家张居正既有“富国”的理想，也有“强兵”的决心。他在全力整顿内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边防的关注。自从俺答封贡以后，西部北部边境，烽火寂然。但鞑靼的另一首领土蛮却常在东北边境入犯，他们还和名义上归顺明朝的兀良哈部时相联合，构成东北边患。这样，蓟州、辽东二镇又首当其冲。“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加强防御。为了充分发挥戚继光的作用，张居正信任他、支持他、苦心维护他，使继光动无掣肘。
　　为了肃清东南倭寇的骚扰，张居正在沿海分段设寨，加强戒备。同时整修兵船，巡弋近海，一旦倭寇来犯，便歼敌于海上，不使他们登陆。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正当张居正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在封建社会，政府官员父母去世，一定要离职守制三年。除非皇帝特许，才能丧服视事，谓之“夺情”。张居正回顾入阁以来，揽政五年，致力改革，国家刚刚由乱归治，中兴在望，如今一旦撒手，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明朝的中兴，在皇帝诏许下，他置封建孝道于不顾，决定“夺情”视事。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交章弹劾，攻击张居正“忘亲贪位”。张居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后来在神宗的干涉下，才制止了这场风波。
　　张居正在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国事中来。为了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奏请“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明初全国纳税土地共有八百五十万顷，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官僚地主乡绅巧取豪夺，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又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以致出现“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摊派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状况，到了弘治年间，全国纳税土地竟只有四百二十万顷，使国家财源面临枯竭的危险。
　　为此，张居正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无畏气概，冒着得罪豪强巨室的危险，重新清丈土地，经过三年的大清查，查得天下土田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超出三百万顷。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在查清了田亩数字以后，为了均平赋役，张居正又改革了赋役制度，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把部分丁役摊到土地上征收，赋役一概征银。一条鞭法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史载：“自正、嘉虚耗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多年紧张、繁重的国务，终于使张居正心力交瘁。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终年５８岁。
　　在他去世前9天，他成了明朝历史上唯一的太师，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凭借这个职位做更多的工作了。未到长寿之年便辞世的他一定是抱恨终天的，却并不妨碍很多人额手称庆。
　　张居正入阁以来，十年揆度，治绩炳然。他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是值得肯定的。
　　张居正为国家赢得了富强，却为自己带来了祸殃。他身死未几，尸骨未寒，便遭到一些人的肆意攻击。来自多方面的检举揭发使他获得了欺君害民、卖官鬻爵、结党营私、居心叵测、企图篡位等罪名，而神宗也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于是下诏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夺以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差点儿剖棺戮尸。张居正家乡荆州地方官也抄其家、封其门，他的家属饿死者竟达十余人，他的弟弟、儿子也被流放。
　　在遭到抄家的同时，其长子因为遭到“追赃”而自杀，他的其余两个儿子也被充军，张居正身后的劫难，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同情。
　　海瑞曾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事实正是这样。唯其如此，他才是值得肯定的大政治家。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了矛盾。必然会招来不测之祸。这一切都决定了张居正改革最终必将陷于失败。这是张居正的悲剧所在，也是封建社会后期一切改革家的悲剧所在。
　　万历病灶：积重难返的衰败定局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明朝虽然在崇祯时代亡国，但亡国的病灶实际是在万历时期。万历皇帝自暴自弃的“罢工”行为，万历朝臣浑浑噩噩的无能举动，万历时代对精英和真正读书人的排斥，都为明朝的破败打下了伏笔。
　　不成器的宰臣万历时代，已经容不下张居正那样的大人物，因此，继任者自然应该是不成器的老成者，而不是锐意进取的改革家。
　　申时行的发迹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仰慕的标本，他是明朝殿试的状元，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大概是海瑞、张居正等人的认真态度所致，他的处事也一丝不苟，比如说要求君臣保持早朝的传统。尽管有很多人抱怨说，早朝实在是某种折磨。白色脸孔的冻成大红；红色脸孔的冻成漆黑，但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锻炼大有好处，还能促进政治清明，何乐而不为呢？
　　申时行成为首辅，似是意料之外的机缘促成的，张居正的继任者张四维因父亲去世而离职丁忧，在即将回朝的时候又一病不起，当时的资深重臣马自强和吕调阳都已病死，担子就落在申时行身上。
　　申时行的从政态度较为温和，既没有高拱的飞扬跋扈，也没有张居正的“自由”，他的谦和是很有名的。因为他看到张居正的失败在于忽略了政策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实施，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屡遭艰难，就要考虑调整的问题，否则再完美也只是空中楼阁。
　　在其就任首辅的岁月，全国官吏达两万余人，官吏的团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速度。不损害自己利益之时，能够帮帮忙说说话的场合总有他的身影，这也为他的正义感的张扬提供了舞台。当死后的张居正遭到“万人唾骂”时，他没有加入“唾骂”的队伍，而是提议实事求是地对张居正的功过加以评价。这个建议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提升百姓对于朝廷的信心，也尽可能放松官僚之间的紧张空气，可在当时提出来是要有几分勇敢的，尽管此举也有报恩于当年栽培的含义。
　　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看到了人性的“阴”“阳”两面，也即私人的谋算和公认的追求。将“阴”完全剔除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很多士人都不能摆脱做官而赢利的打算，而当务之急并不是改变士人的追求目标，而在于竭力地帮助年轻的神宗创建出一番大业。与其严厉地甚至不近人情地揭露、批判、处理人们的“阴”，不如更多地让他们展露自己的美好的“阳”，这样还会造成阳盛阴衰的感觉，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名垂青史的机会，应该能够得到所有官吏的欢迎。
　　事情却并非如此，他的这种很有诚意的处事方式竟然被指责为“首鼠两端”和“左顾右盼”，甚至干脆不抬眼皮地说他的办法跟张居正如出一辙。更有人说他曾经营私舞弊，理由是张居正的4个儿子中有3人入了翰林院，而申时行是当时的会试主考官之一。进而还弹劾他的近臣，礼部尚书徐学谟就是因为和他是亲家而被迫去职。
　　或者是海瑞、张居正等营造的罢官风尚所致，感到疲惫的申时行也曾经有过11次罢官的经历，万历皇帝的态度也非常明确，首辅对于时政有重要的意义，参劾者全部遭到审查。这时的申时行又表现出自己的首辅风度，他建议不要过于追究提出批评意见的官吏，还曾建议将其中的能臣晋级。此举再次稳定了时局，官吏各安其位，也都交口称赞首辅的老成持重。
　　稳定和波折永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始终存在于封建官场。尽管他尽力在官吏之间以及官吏与皇帝之间作出必要的调和，而且还有客观的成绩，但是诚意并不是攻讦结束的理由。而神宗经由张居正，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不会给申时行过大的自由度，他在等待时机的好转，以真正让所谓的“万历之治”在历史的河流中光照后世，但漫长的等待并没有告慰他。
　　在万历立储的问题上，申时行让很多渴望动荡的士人找到了极好的口实，他真的感到安度晚年的必要了。事实上，他已经没有能力影响当时的舆论，直至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也没对他产生某种同情，长江后浪推前浪，似乎没有哪位官吏愿意把推荐太子的功劳放在他这个老臣身上，他的威信已经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成过眼烟云。
　　“可怜无补费精神”，在分寸的把握上，申时行要超过张居正，这跟他所处的时代和际遇有关，但也恰恰是这个机遇和时代，构成了他的以“回籍调养”为结束的从政经历的深层原因。
　　“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这是他关于自己无能的谦虚表达，也是他的痛哭无奈的失意流露。只是他还有深深的困惑：“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他对万历年代及其后的国家发展不放心啊！他多么渴望时局能够“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民众欢呼而趋事”，但世事偏偏不遂其愿，“寿终正寝”的他结局并不孤独，但无疑也不无遗憾，那时的明朝几乎无药可救了。
　　每况愈下的辽东防线万历皇帝驾崩之前，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公布了“七大恨”，向明朝正式宣战。为什么努尔哈赤能够在明朝的辽东防卫下崛起，并且成为一支能够和明朝对抗的力量？说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明朝的辽东防线，更不能不提万历年间主要负责辽东防卫的大将李成梁。
　　万历前期，明朝在北部和辽东的边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北部的安定主要得益于俺答封贡和戚继光镇蓟，北部边陲在数十年里基本上没有战事发生。而辽东则几乎年年有战事，岁岁动刀兵。虽然战事频仍，但明朝在辽东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取得这些胜利的最大功臣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
　　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22年，第二次8年，一共30年时间。《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李成梁镇辽期间，特别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前，屡获战功，“师出必捷，威振绝域”。
　　自隆庆四年（1570年）任辽东总兵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于御史弹劾而解任，前后共22年时间。在这22年中，李成梁率领明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从李成梁的历次大捷来看，当时明军在辽东的主要敌人是鞑靼、土蛮各部和部分女真部落。虽有多次土蛮联军号称数万，甚至有时号称十万，但每次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大都为歼敌一千以内。
　　歼敌一千以上的基本都是“捣巢”行动，即攻破城堡、山寨后取得的战果。这样就容易令人生疑，因为攻破对方大本营后，斩首的数目未必都是对方的兵将，也许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另外，土蛮部和早期的女真部落实际上由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构成，这些部落组成的联军，有时人数虽众，但战力却并不强。与后来的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关于李成梁的战绩，《明史》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这就是说，他取得的一些战绩中可能有所欺瞒，胜仗有可能有所夸大，败绩则有时会“掩败为功”，甚至杀平民以冒充军功。
　　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后，李成梁在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胜利，而且还屡遭败绩。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女真部落进犯义州，攻入太平堡，自把总硃永寿以下全军尽没。同年九月，鞑靼东西二部侵犯辽东，李成梁率兵抵御，明军大败，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被歼八百人。
　　万历十九年（1591年）二月，鞑靼五万余骑再次入侵辽东，李成梁派兵出塞，遇伏死者千人。后来李成梁虚报军功，称斩首二百八十，获得了朝廷的赏赐。再后来土蛮十万骑深入海州。李成梁不敢出击，土蛮军掳掠数日而去。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派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大军回师时遇敌，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一月，在御史的弹劾下，李成梁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从所谓的百战百胜到渐尝败绩，李成梁这个辽东大帅是有责任的。李成梁在前期为了“封拜”之功，奋扬蹈厉，锐意进取。而在“位望日隆”后，耽于富贵，就“贵极而骄”了。“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如若督抚、监司都官员不合他的意，就会被排挤调走。此时，李成梁已经完全从一代名将转变为称霸辽东的“军阀”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李成梁老树开花，以75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一职，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此时，李成梁已经不复当年“英毅骁健”之勇，又治军乏术，已无力重振军威。
　　这一期间，李成梁在边事上以安抚为主，尽量避免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生冲突，所以，边事一直较为“平稳”。而这一个时期，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正一步步蚕食海西女真，力量不断壮大起来。所以，李成梁的抚绥策略也被称为“养寇”。
　　由于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李成梁决定放弃毗邻建州女真的宽甸六堡所辖区域，使得六堡成为孤城。早在万历元年（1573年），由于建州女真不断侵犯，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并采纳李成梁、汪道昆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
　　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放弃六堡区域是一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明朝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废于一旦。李成梁的这个错误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努尔哈赤逐渐聚集力量，等待着可以揭竿而起的那一天。
　　三大案：华丽登场的闹剧在万历时代，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能够让“罢工”的皇帝和“怠工”的朝廷都兴奋起来，那么这件事一定就是立谁为太子的事情了。一个倔犟的皇帝，一群偏执的大臣，联袂上演了这场闹剧，而这场闹剧的最后，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滑稽的一页：三大案。
　　坐不稳的太子位万历皇帝由于宠信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储，不愿意册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一事件，在外廷大臣看来是不合祖宗法度的，因此屡屡向皇帝谏诤，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称为“争国本”。
　　皇帝却寻找种种借口拖延，借口之一，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当外廷对此事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
　　儿子回答：“他是都人（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
　　太后听了心中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进封为贵妃。万历自知理亏，如果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不已。太后训示的压力超过了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才出阁讲学（太子的豫教），已经13岁了，因为是“庶出”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皇帝的一拖再拖，廷臣的一再谏诤，从批准出阁讲学，到4年后举行冠礼，再过3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
　　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易储”（更换太子）的局面。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
　　自导自演的闹剧：梃击案政治场上的规则，就是谜底总是要保存完好，等到公布的那一天再展现出来。然而，怀疑这个谜底对自己不利的人，则千方百计想要提前知道结果，或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当权者的决策，让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要知道，如果一个本来不被支持的人，突然被袭击了，而袭击他的人，又是一个十分有希望成为下一任的当权者，那么，民众的心情会怎么样。人民都喜欢同情弱者，而且是一个处于劣势的弱者。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的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这个陌生男子打伤了一个守门的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太子内侍韩本用率七八名太监赶来，将凶犯擒获，押送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处。
　　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立即对案犯进行初审，案犯供称：本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此人言语颠三倒四，好像疯子。再三严刑审讯，他的供词仍语无伦次，只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消息很快传到宫外，北京城人情汹汹，纷纷揣测郑贵妃在背后捣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奉旨审理此案。张差供称：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蓟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胡、岳二人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拟将张差判处死刑。这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仅仅以“疯癫闯宫”论处，不追究是否有幕后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员对此抱怀疑态度，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经过突击审讯，张差才招供。他供出了内中的隐情：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带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对他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然后就跟随老太监来到京城，住在一个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太监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
　　从张差的供词可知，他并非“疯癫闯宫”，而是被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的。这是重大线索。审讯官员立即报告皇上：“太子之势，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癫不疯”，“中多疑似情节，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谓“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宫中太监策划的阴谋。
　　只要把这些太监逮捕审讯，幕后主使人即可现形。万历皇帝考虑得更为复杂，既然牵连到太监，追查下去，便是他们的主子。这无论如何是宫闱丑闻，必须淡化处理。但是，审讯的情况早已流传出去，举朝官员顿时议论纷纷。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郑贵妃及其兄弟郑国泰身上。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不敢直犯其锋。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他说：“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恰恰就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想把案情向郑贵妃方向发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日，迫于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表明态度，一方面说“梃击案”不仅“震惊皇太子”，而且“吓朕恐惧，身心不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给张差定性为“疯癫奸徒，蓄谋叵测”。言外之意，这是一桩疯子闯宫的偶然事件，再三强调“毋得株连无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
　　五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接见太子，并且有意向大臣们表明对皇太子的爱护之情。然后，举起皇太子的手，对下面的群臣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
　　最后，万历皇帝当众宣布：“疯癫奸徒张差闯入东宫，打伤内官，庞保、刘成俱系主使。”为“梃击案”定下调子：凶犯张差是个疯子，主使人只追究到庞保、刘成为止。
　　明眼人一看便知，关于“梃击案”的处理，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皇帝在二十八日召见群臣时，明确宣布：将案犯张差与太监庞保、刘成一并处死。回宫后，突然变卦，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事实上，即便不抓住幕后的主谋，太子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些：舆论的重视、群臣的关注、百姓的同情。有了这些，万历皇帝也不得不表示太子是自己所喜爱的，通过这种方式，太子的地位稳固了下来，而且已经成了万历皇帝的合法继承人，郑贵妃和她的儿子福王，则成为众矢之的。
　　釜底抽薪：毒杀与垂帘的连环计皇太子利用梃击案为自己赚取了大笔的政治支持，于是，在万历皇帝去世之后，他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他用梃击的悲情秀，换取了皇位，这种谋略确非常人所能做到。
　　然而平静中潜伏着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面对既成事实，改变策略，向朱常洛进献绝色美女，继而指使亲信太监向身体亏损的朱常洛进奉泻药，致使其病危，然后又有李可灼进奉红色丸药，终于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郑贵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宝座，没有成功；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为朱常洵谋求机会。这一个月，宫廷内部的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集中体现在“红丸案”中。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到八月一日明光宗朱常洛即位的这几天中，朱常洛已经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例如发内帑（宫内财政）犒劳前线军队，以解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停止矿税太滥的活动；起用因谏言而遭罢免的大臣；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要破格提拔才能卓异者。凡此种种，无不显示朱常洛即位伊始，力图有所作为，当一个称职的皇帝。然而这样一个平常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朱常洛有他自身的弱点，好不容易册封为太子，又郁郁不得志，便日渐沉迷于女色，以求解脱。
　　在他即位以后，郑贵妃投其所好，一次就送给他八名绝色美女。他原本是颇有政治头脑的青年，即位后一反父皇怠于临朝的作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地处理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繁忙的朝政已经难以胜任，何况郑贵妃又送来了八名绝色美女，内外夹攻，身体立时垮了。
　　八月十日，也就是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次日还坚持处理朝政，大臣们见到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三天后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促使他病情加剧的事件。
　　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
　　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大黄，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之间，顿时趋于衰竭状态，根本无法起床，更遑论处理朝政了。
　　大臣们急忙赶到宫门问安。朱常洛要太监传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眠，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头眩目晕，身体疲软，不能行动。
　　皇上服用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进奉的药而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外廷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阴谋。由此暴露出郑贵妃从送美女到进药，是预先策划的阴谋。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
　　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好像要临危托孤。过了一会儿，朱常洛突然提到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消息，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臣等不敢相信。朱常洛不甘心等死，对“仙丹”抱有一线希望，直接命太监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
　　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说了病源及治法。朱常洛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宫内医官商量后再定。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敢明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
　　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了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的御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进来，看着他服用李可灼的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
　　看得出来，他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毕竟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对李可灼的红丸寄予厚望，丝毫没有怀疑会出什么意外。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出来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欢呼雀跃地退出便殿。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来到内阁，对方从哲说：“皇上恐怕药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都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再给皇上服用一丸。”
　　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用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情况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一日凌晨，形势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
　　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结果。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感到惊愕，联系到皇上登基一个月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舆论顿时哗然。皇上虽然身体羸弱，但并非病入膏肓，假如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绝色美女，假如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假如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断然不至于短短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显然有人对于他登上皇帝宝座有所不满，采取这种方法，把他拉下来。而时间只有一个月，短暂得不同寻常。
　　一切的怀疑又再次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部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病。
　　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策划之人时，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庇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
　　郑贵妃进献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
　　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她无关，其实不然。
　　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基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
　　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
　　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命李选侍抚养这位长孙。
　　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便驾崩，册封企图落空。
　　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为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
　　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说每日奏章，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
　　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
　　这些事情为理解“红丸案”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第七讲 蓝色海疆与白银资本
　　提起明代的海疆与对外贸易，人们马上就会想起下面几个词：倭寇、郑和、海禁、戚继光。
　　真实的历史远比这些词汇更为生动。在蓝色的海岸线上，这个王朝的所有特点都真实地展现了出来，无论是优势还是弊端。
　　突破海禁的郑和船队明朝初年，就曾经公布过严格的禁令，禁止出海，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交往活动。然而，一位叫做郑和的宦官，打破了这道禁令，让自己的船队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焦点。
　　七下西洋，征途万里郑和，原姓马，云南昆阳州人氏，出身于世代穆斯林家庭。其远祖名叫所菲尔，是“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布哈拉）国王”。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因被邻国侵略，所菲尔舍国适宋，神宗封他为宁彝侯，后又加封为宁彝庆国公。
　　郑和的曾祖伯颜，是所菲尔的八世孙。伯颜的长子名叫察尔·米的纳，元末被授滇阳侯，察尔·米的纳之子，即郑和之父，名叫米里金，生于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马为姓，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娶妻温氏，生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子和。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去麦加朝觐，故有“哈只”的荣誉称号。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兵征讨云南。年仅十二三岁的郑和被掳获，编入傅友德军中，随明军抵京师（南京），后又进燕王朱棣的府邸当了太监。
　　郑和“丰躯伟貌，博辨机敏，有智略，习兵法”，深得燕王朱棣的信任和喜爱。在“靖难之役”中，特别是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燕王军队与曹国公李景隆的部队战于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东），郑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朱棣当了皇帝的第二年（1404年）元旦，赐和以郑姓，并选他为内官监太监，以示酬劳。
　　《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据此可知，促使明成祖朱棣决心派其亲信郑和率队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怀疑被赶下台的建文帝逃亡海外，为寻找其下落，消除这一政治隐患；第二，耀兵异域，以示中国之富强，进而壮大明成祖朱棣本人之声威。
　　此外还应有第三个原因，即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郑和下西洋可以发展海外贸易，换取海外珍宝，满足封建王公贵族和勋爵们的奢侈享用。这一点可以从郑和的船队名为“宝船”、“西洋取宝船”及回国时“所取宝物不可胜计”等事实中得到证明。无论明成祖的主观动机如何，有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郑和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创造力，充当了这部轰轰烈烈的下西洋活剧中的主角，成为中外航海史上的一代伟人，他所创造的航海伟绩将永垂青史。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第一次，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已卯，“宦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第二次，永乐五年（1407年）回家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回国。接着又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已，“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
　　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谕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福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四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犒赏。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癸已，“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壬寅，“宦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年）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年），这位63岁的老人“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约在宣德十年（1435年），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袭，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分布看，郑和率领船队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湾、波斯湾、马尔代夫群岛、阿拉伯海、亚丁湾等地。郑和先后四次横渡印度洋，“雷波岳涛，奔樟踔楫，掣掣泄泄，浮历数万里，往复几十年”（黄少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最远达到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确实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不为人知的出航细节郑和下西洋已为世人熟知，但郑和下东洋却鲜为人知了。近两年来，海内外许多郑和研究学者开始注意郑和航海对全球的影响，而且对七下西洋的航海领域提出了补充与扩展。因此，又出现一个郑和“下东洋”的问题。
　　明成祖即位后，准备派郑和下西洋，就在郑和积极筹备下西洋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事件。为了巩固边防和自己的统治，明成祖决定立即派人去日本进行政治交涉。这一任务就落到郑和身上。郑和在朱棣夺权过程中跟随朱棣多建奇功，深得朱棣赏识。郑和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马东渡扶桑。
　　当时东渡日本也是很艰难的，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应严格按照会谈内容办事，不得违背。国王源道义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郑和胜利完成使命，向明成祖禀报，明成祖很高兴，致书国王源道义，表示满意。
　　郑和下东洋一事，经过海内外学者研究，不论是《明史》或者是其他关于明朝的有关记载，还有日本史书的记载，都证明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确实出使过日本。郑和这次下东洋，发生在下西洋之前的一年，即1404年。这为他下西洋奠定了基础，也稳定和促进了当时中日关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海洋平静，中日双方使臣友好往来不断，给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安定的条件，也为他后面的七下西洋提供了丰富的航海知识，积累了外交经验。
　　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除郑和之外，还有一些穆斯林，他们也都在这空前的航海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欢，字宗道，别号汝钦，自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人，回族。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三次远航。马欢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的同时，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样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该书共计18篇，记述了占城、爪哇、祖法儿等19国的疆域道里、风俗物产及历史沿革，为这几次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郭崇礼，杭州仁和人，回族。与马欢一样，因“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在《瀛涯胜览》的编写中，郭崇礼出力不小，特别是刻版印刷、找人作序，大都得力于他。明监察御使古朴曾称赞他和马欢“皆西域天方教，实奇万之士也”。
　　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回族，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字。先后四次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职。费信笃志好学，每到一地，即伏案运笔，叙缀篇章，将那里的山关、人物、物候、风俗及光怪奇诡之事记录下来，以备采纳。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一部名曰《星槎胜览》的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眼目睹之事，后集是采辑传译之闻。这部书可称是《瀛涯胜览》的姊妹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哈三，西安人，回族，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郑和第四次奉敕差往西域阿拉伯各国，道经陕西，请哈三为之当翻译、做顾问。出访期间，哈三“揄扬威德，西夷震砻。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孕得济。”为此，郑和归国后给哈三很大资助，重修了西安清净寺。出这位掌教当时发挥了自己“通国语”、“佐信使”及安定人心于危险之中的作用。
　　蒲日和，字贵甫，泉州人，回族。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庭后裔。虔心信奉伊斯兰教，曾在元末与金阿里同修泉州清净寺。蒲氏家庭为东南地区航海世家，熟知海外事务，故蒲日和被郑和起用，参加了永乐十五年的第五次出访，先后访问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和地区。行前，郑和曾到泉州灵山圣墓前行香游坟，蒲日和为之记立碑文，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归国后，蒲日和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
　　除以上举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蒲日和五人外，在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中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姓的穆斯林。他们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据《瀛涯胜览》载，宣德五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选差懂阿拉伯语的七个通事，赍带麝香、瓷器等物到麦加，往返一年，“买得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待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这七位通事，事实上是组成了一支古代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他们携带回京的《天堂图》真本，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克尔白画图了。
　　一支船队背后的强大科技造船与航海是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涉及到流体力学、材料力学、运动学、天文学、数学、磁学、地理学、气象学及制造工艺技术等广泛的领域。因此，造船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从殷商时期的帆船，到元代伊本·白图泰盛赞的大舟宗，都表明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到了明代，郑和的七次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造船与航海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同时，发达的造船术与航海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发达的科技文明。
　　明代先进的造船技术，突出表现在航海船舶体积的增大上。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
　　郑和下西洋的船舶分为五类：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其中宝船最大，九桅，长四十四点四丈，宽十八丈。明代一尺约合今日零点三一米，依此推算，下西洋宝船船长约一百三十八米，宽约五十六米。这种巨型海船，莫说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它是中世纪中国造船业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明证。
　　首先，要建造这样的巨船，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造船设备、巨大规模的造船厂和海港。这在郑和时代是实现了。南京龙江宝船厂，就是当时大规模的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迄今这里还留有“上四坞”、“下四坞”等氵作塘和水道。氵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氵作塘很大，以“七氵作”而论，经现代实测，长约五百余米，宽约四十米。
　　福建长乐太平港，是当时下西洋的基地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船队，每次都在这里驻泊，短则二三个月，长则十个月以上，在这里修造船舶，选招随员，候风出渡。这样的造船基地和大港，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西洋番国志》载，宝船所至西洋诸国，“皆于海中驻泊”，因“大舡难进”，常“易小舡入港”。
　　其次，建造这种巨型海船，必须成功地解决抗沉性、稳定性等问题。宝船的设计者按前人的传统经验，将船体宽度加至56米，使船体的长宽比值为2.45左右，从而避免了因船身过于狭长而经不起印度洋惊涛骇浪的冲击发生断裂的危险。
　　这样的船体结构设计，是相当合理的。为了保证56米船宽那样大幅度的横向强度，从而增强船的抗沉性和稳定性，增强了纵摇的承压力。
　　再次，这种巨型航海船一定成功地解决了板材及纵向构造的连接问题。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宝船的尺度，从船体强度理论研究，推算出为承受纵向总弯曲力距，船底板和甲板的厚度分别约为340和380毫米。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然而却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它告诉人们，只有用这样厚的板材建造长138米、宽56米的巨船，船体强度才能得到保证。
　　最后，要实现上述这一切，造出下西洋的宝船，必须有统一的管理，多种行业的人才，细致地分工，高度的合作，必须有强大的财力、物力作后盾。所有这一切，在郑和时代都统统实现了。
　　郑和七次下西洋宝船的诞生，是明代造船业继唐宋以来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明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需要，明代造船家们突破了前代的造船传统，成功地建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最宽最大的宝船，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七下西洋的非凡组织者郑和，在当时发达的的造船事业中理所当然地要占首功。
　　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从中国到印度洋、红海及东非的航道，开辟了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技术，扩大了人们的航海知识。
　　显赫一时的“白银时代”
　　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代，也就是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白银资本”的海外贸易时代，而当时的赢家，绝对是中国的明朝。
　　对外：白银资本的流入明代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航线起点是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马尼拉为中转口岸，终点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澳门则扮演了中欧贸易枢纽的角色。
　　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 ）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遥领。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甚至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
　　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素负盛誉。菲律宾殖民当局欲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一途，甚至日用消费品也不得不就近仰仗中国供给。在菲律宾立足甫定，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也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优待措施。
　　自嘉靖二年（1523年）以来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廷重开中断四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1565年，“圣巴勃罗号”从菲律宾返航美洲，从而开辟了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往返航线。1574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
　　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
　　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量，这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本质变化，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一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一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
　　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银币购买中国商品，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期（1865年以前）。
　　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开始，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400万比索。1571—1821年间，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又转输中国。
　　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
　　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1593年1月、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和美洲贸易扩大有关。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对内：银本位币制的确立早在周代，中央财政“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已经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的唐、宋以后，各朝仍以实物为正赋，货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依然只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对外贸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货币收入。在明初朝贡贸易中，明政府对外国贡船夹带的私货一律免税，加之回赐一般大大超过贡品价值，朝贡贸易对明朝财政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其后，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明政府对民间贸易进口货物实行“抽分”制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货物作为进口税。至迟到万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后对入口番货改征货币。尽管走私猖獗，入口货物“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税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仅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一个港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舶税收入就达2.9万余两。
　　在某些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对外贸易市舶收入甚至成为当地财政的支柱。自正德以来，广东文武官员俸禄已多以市舶收入代支。嘉靖初年废广东市舶司后，自两广巡抚以下当地各级官员屡屡上疏请求重开，所持论点即是粤中公私诸费多取自市舶商税。
　　更为重要的是，明代巨额对外贸易顺差消弭了困扰中国数百年之久的“钱荒”，从而间接推动了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唐代税收兼用钱币和谷帛，而穆宗长庆年间户部尚书杨於陵针对钱荒提出的对策之一就是“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实质上是企图以财税制度的倒退来减少对钱币的需求，从而缓解钱荒。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统一以钱征税。由于钱币本已不足，实行两税法又增加了对钱币的需求，致使钱重物轻现象日趋严重。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40年间，米一斗由200文跌至50文，绢一匹由400文跌至80文，纳税人实际负担成倍增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唐廷最终不得不于长庆元年废除两税法。
　　元代课征赋税已广泛使用纸币，明太祖鉴于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倒退为实行实物财政制度，田赋以征收米、麦为主，附征丝、麻、棉等土产及货币，前者称本色，后者称折色，百姓还要承担徭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实物财政制度弊端的日益暴露，从明朝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陆续扩大征收折色，减征本色。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允许南京、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将原征米麦400万担折纳“金花银”100余万两。正德元年（1506年），官方又正式承认“银差”，允许部分徭役折征银两。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进行历史性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行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等人所创的一条鞭法，一切赋税、徭役统一折银缴纳，标志着中国货币财政制度最终确立。一条鞭法为清朝所承袭，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条鞭法没有像两税法一样引起物价暴跌而失败，原因就在于白银不断内流，尽管实行一条鞭法加大了对白银的需求，白银供给依然较为充裕。而一条鞭法发端于对外贸易发达的浙江、广东、赣南等地，也绝非偶然。
　　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货币财政制度本身是建立在已相当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一切税课、力役折银缴纳，又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多的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从事工商业，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凡此种种，都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
　　郑和下西洋期间，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是通过朝贡贸易、国际贸易和民间互等方式进行的。所谓“朝贡贸易”，实际上就是被政治面纱遮盖起来的官方贸易。海外各国派遣使臣来中国以“贡”的形式，向中国皇帝进献“方物”（土特产）；中国皇帝派遣使臣以“赐”的形式，赏给海外各国所需的丝绸、瓷器、铁器等物件，这本身就是一种物与物的交换，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官方贸易。只不过，明朝政府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往往“赐”大于“贡”，实行着“厚往薄来”的方针。
　　郑和下西洋时期，海外各国除了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外，主要还是通过郑和船队往返于中国与海外各国之间，开展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民间互市活动。对于海外各国所喜爱的中国产品，各国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朝贡贸易”获得，而广大民众只有依赖郑和船队来访时开展买卖活动，才能稍微得到一点儿满足。
　　明朝国际贸易是由官方垄断的对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之前采取的是消极的守株待兔，有来无往的被动贸易。直到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之后，才采取“派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积极向海外进取，主动扩大海外贸易。
　　所谓“派出去”就是派遣众多的外交贸易使团，组成规模不等的船队，随郑和船队遍历东西洋各国，进行贸易活动。所谓“请进来”，就是当船队结束对所在国访问之后，邀请各国派遣使臣来中国访问，同时进行贸易活动。有些外商乘机混迹于使团行列之中，附船来华贸易，这样就大大地扩展了航海贸易的规模。
　　民间互市就是直接与当地商人或民众进行的自由买卖活动，或是民间私自下海所进行的贸易活动。这在明洪武时期是严厉禁止的，到了永乐、宣德时期，虽仍禁止民间私自下海，交通外国，但已允许来华贡使在朝贡领赏之后，在会同馆开市三至五天，进行交易。也允许郑和船队官兵携带中国货物去外国进行买卖，郑和船队官兵中很多人因此而获利。如占城国民众，对中国青花瓷盘、碗及丝绫绢、烧珠（玻璃制品）等物非常喜爱，都拿七成淡金来购买；锡兰国民众对中国麝香、丝、色绢、青瓷器皿、铜钱、樟脑等十分喜爱，则用宝石、珍珠来交换。至于民间海外贸易，更是禁而不止，愈禁愈烈。如真腊国，都是妇女主持贸易活动，所以中国商人去后，先娶一当地妇女为妻，以便进行贸易。那里每天都有集市（当地称“墟”），自卯时（5—7时）交易到午时（11—13时），没有商店，仅以篷席铺地，交纳租地钱。小买卖，用米谷来交换，大买卖，用金银交换。
　　又如在鸡笼（今台湾省基隆市），当地民众有个习惯，每次交易以后，第二天必来说价格不对头，要再给他一些货物作为补偿，才会满意而去。还如猫里务国（今菲律宾甘马磷省），邻近吕宋国（今菲律宾马尼拉一带），商船往来较多，国民都较富裕，而且买卖非常公平，所以中国商人有句谚语：“若要富，须往猫里务。”
　　海疆守卫者戚继光明代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有与海外进行贸易的丰厚收入，但也有曾经灰暗的一面，那就是被倭寇侵扰的几十年。然而，抗倭名将戚继光给这个王朝带来了希望，经过他的努力，倭寇这一边患终于被解决。
　　出身不光彩的名将戚继光是明朝的抗倭名将，他结束了危害了明朝多年的倭患。在人们日常的知识领域中，戚继光是一个一身正气的武将，不过事实上，为了实现抗击倭寇的愿望，戚继光也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心愿，他做了一个行贿者。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中期。明朝中期是一个政治上最为腐败而且没有生气的时代，所有的制度性腐败都体现无遗。奸臣严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独裁弄权。卖官鬻爵是严嵩的拿手好戏。
　　戚继光能被重用，委以抗倭重任，行贿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一直深得朝廷器重，授以重任，固然在于他不同凡响的军事才干和“卓著”的战功，但给严嵩行贿也确实助了他一臂之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戚继光不行贿，他就得不到重用，就没有机会在抗倭战争中建功立业，也就不可能有现在所称道的民族英雄戚继光。
　　不过，不能因为戚继光参与了买卖官职的行动，就对他整体的评价发生彻底的改变，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当买官卖官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成为一种“上之所好”的时候，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章程的时候，特别是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体制的时候，就很难有人“出淤泥而不染”了。像“不食周粟”的叔齐、伯夷当然也有，洁身自好的人当然也有，但毕竟是凤毛麟角，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
　　问题是，一旦买卖官职的弄权者倒台之后，这些卖官买官的丑闻自然也被揭发出来，卖官者自然受到严惩，对于那些买官者有人也主张严办，至少不能再让其当官。这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买官不但有失官格，连人格也失掉了。
　　一个有失官格、有失人格的人又怎么能让其继续当官呢！然而，公平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那些买官者。“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当那些掌握官权、官命的人把官位当做商品出卖的时候，要下级官员不用行贿的办法买官，简直不可能。也可能有那么几个官员鄙视卖官而不为所动，守住为官、为人的道德底线，但大部分官员是抵制不了这种诱惑的。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也并非甘愿如此，而是万不得已而为之。除非他不想当那“劳什子”的官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戚继光选择买官，并不能说他的个人道德品质有很大的问题，而是要看到在那个时代，他不得不如此的一种惯性力量。
　　当一种情况成为多数人的行为和举动的时候，即便这行为和举动再不好，也不能简单地指责这些人和事。如果这样，那就太幼稚了。行贿买官说到底也只是流，而不是源；只是果，而不是因。只有从源头上截断，从原因上杜绝，这流才流不出，这果才不会发生。但这源和因，有卖官者个人的因素，更有体制的因素。严惩作为源、作为因的卖官者是绝对必要的，但更要在作为源和因的体制上下工夫，动手术。
　　在政治腐败的明朝中期，根本不可能做到整肃政治风气、消除卖官恶习，就算是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实际上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为国靖海的卫士戚继光买官，不是为了去盘剥百姓，也不是为了去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做实际的事情，这就是抵御为祸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
　　从明世宗的时候开始，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1553年，在汉奸王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
　　倭寇侵略越来越严重，使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叫大奸臣严嵩想办法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
　　后来，朝廷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而这个时候，在严嵩那里买到官职的戚继光开始了他抗击倭寇的生涯。戚继光赴浙江就任时，东南沿海正值倭寇蹂躏猖獗，把悲观和惶惑带给明朝市民，南京12万驻军竟对几千名倭寇毫无对策。这种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情况让戚继光焦虑。
　　他到了浙江，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就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4000人。他有条不紊地实施建军方案，明确官兵的职责，统一武器的规格，尤其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以此端正军队的作风。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在远近传开了。
　　戚继光为了改变装备的劣势，开始重新采用“包钢”技术，他仿制日本长刀锻造“戚家刀”。这种刀的刀身类似日本刀，不过长度要比日本长刀短小，有八十到九十厘米左右，而且为了适合明军的使用习惯，刀柄有一个向下的弧度，这使得明军在兵器上拥有了对抗能力。
　　为了对付日本武士的灵活散攻战术，戚继光创造了“鸳鸯阵”。“鸳鸯阵”是一种七个人或九个人，甚至是十一个人一组的阵法。其中七人阵法是中间一个拿狼筅（砍下来的大竹子），中间这个人身高马大，拿一个茅竹，两边两个人是长枪手，长枪手的两边是两个盾牌手，拿盾牌，拿腰刀，这看来是一种攻防兼备的阵法。
　　《纪效新书》中明确记载了以十一人为一队的阵法，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两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人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以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今浙江临海）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几次，戚家军每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无法立足，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进攻桃渚、圻头，戚继光紧急率兵至宁海，扼守桃渚，大败倭寇于龙山，并追敌至雁门岭。后来倭寇乘虚分兵突袭台州，当时在台州聚集之倭尚有万余，船只五百多艘，而戚继光却在台州先后九战皆捷，四月破敌于花街，五月取得“白水洋大捷”，取得如此功绩，台州军民曾刻碑以纪之，而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倭寇于宁波、温州，自此浙江东部的倭寇被平定。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当时的宁德城已经屡次被倭寇攻破，在距城十里有一横屿岛，四面皆为水路险隘，倭寇以其作为大营。附近明军官军不敢出击，双方对峙达一年多。新到的倭寇又一路在牛田（今福清东南）扎营，另一路在兴化（今莆田）扎营，东南互为声援。闽中各地连告急，胡宗宪复檄戚继光率军前往剿之。
　　戚继光决定先进攻横屿，乘潮落水浅，“戚家军”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大破横屿的倭寇巢穴，斩首二千六百。后戚继光引军至福清，击破牛田倭寇，并乘胜追敌直致兴化，连克倭寇六十营，斩首千余人。直到平明大胜入城，兴化的军民才知道“戚家军”的到来，当地百姓牛酒劳师不绝。
　　大胜之后，戚继光回师浙江，在到达福清时，正遇倭寇自东营澳登陆，“戚家军”于此又斩敌二百余人。此时广东总兵刘显亦屡破倭寇，闽中倭寇已被肃清。同年，从福建败走的倭寇，进犯台湾鸡笼一带，也被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
　　在戚继光回到浙江之后，毛海峰率倭寇攻下平海卫，此时俞大猷已经被朝廷解禁复出，被任命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副之。
　　在平海城陷后，总兵刘显所率军少，不敢进攻，而此时俞大猷军也不想进攻，认为需等待大军合围平海方可发起进攻。终于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至平海，大军汇集之后，巡抚谭纶将中军，刘显在左，俞大猷居右，合力进攻平海。戚继光为先锋先行，左右军随后而进，此战斩寇首二千二百级，解救被掠者三千人。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二月，倭寇余党重新纠集新倭万余人，连续围困仙游数日。戚继光率军出击，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又乘胜追寇而败之于王仓坪，斩寇首数百级，其余大多坠崖而死，剩下的数千倭寇逃到漳浦蔡丕岭，此时戚继光兵分五哨，率士卒身持短兵攀至崖上，俘斩倭寇数百人。
　　同年十月，潮州倭寇二万人与大盗吴平军相互成掎角之势以对抗明军，俞大猷率军大破敌于海丰，残余倭寇夺渔船逃入海中，俞大猷和部将汤克宽又连破吴平数次，迫使吴平归降。未几，吴平又重新造反，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秋入犯福建，俞、戚二将“双剑合壁”，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率领陆军，再次击败吴平海寇于南澳，自此大股海寇皆并击破，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
　　外敌还是黑帮：不得不说的倭寇“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是戚继光将军说的。诗句中的“但愿海波平”，所指的就是希望平定倭寇之患。
　　真假难辨的外敌与黑帮元末时天下大乱，就有一些日本武士来到中国沿海地区活动，而明代的倭患也早在明初便已开始。明政府曾在辽东到浙江、福建再直达广东的漫长沿海筑建海防来进行防御。由于明初的国力“较为强盛”，太祖皇帝对外的态度也比较强硬。自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明廷曾数次向日本派出使节质问当时的日本政府，足利良怀当时还是承认了错误,但由于日本内乱，无法彻底解决海寇问题。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双方协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舟止二艘，不得携兵器，违者以寇论。”并命令日本政府禁止入寇。永乐初年，室町幕府曾几次向明朝进贡和帮助剿灭海寇。但好景不长，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双方在辽东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此役中明军都督刘荣率军取得斩敌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人的战绩。在宣德年间以后，双方又重新恢复了邦交关系。日本恢复对明朝的朝贡，但日本的一些贡使和随员在贡船中夹带私货进行贩卖，从中牟利，还不断的与沿海居民发生冲突。而另一方面，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稠绢、丝绵出外境活卖以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沿海地区的居民和商人下海几乎都是犯法，别说和国外通商互利了，终于在嘉靖年间，矛盾被不断激化，由于此时明朝国力衰退，朝廷的奸臣当道，而日本国内也战乱不断，明朝的海患达到了顶点。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事实上，明朝时中国具有很强的航海能力，但由于明朝政府的规定，海防后来却出奇的弱。
　　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对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也有利可图，但因为明朝的“禁海令”，和国外通商是被严令禁止的。中国出产的茶、瓷器和丝绸都能在海外卖个好价钱，据说丝绸运到南洋价格可以提高十倍。这样一来，一些中国的商人或海盗，如王直、徐海等人为了经商发财，开始与倭寇互相勾结，形成海上走私集团，使得倭患愈演愈烈，那些商人也就成为了倭寇的一部分，才有了《明史·日本志》所说的：“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的说法。
　　王直，《明史》亦做汪直，这个人扮演的角色很关键，他的一生也和当时的“海患”联系在一起。王直是徽州府人，由于同乡关系，他成为“徽商”代表人物许栋的得力干将，一起从事海上的私自贸易，舟山的双屿成为了他们海上贸易据点，而且由于有一些在南洋的外国商人支持，他们拥有一定海上作战实力。由于和沿海当地的富商之间的债务冲突引发了一些流血事件，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总督朱纨率军突然袭击扫平双屿，朱纨的强硬做法，引发了当地从中取利的商人的不满，他们勾结朝廷官员攻击朱纨，最后导致朱纨忧愤自杀。
　　在“双屿之战”后，由于徽商首领许栋逃逸并再也没有出现，王直收集残兵，北上屯居烈表山（又名烈港）。烈表山位于定海县偏北约五十里的海中，和东南面的金塘山只一港之隔，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在《筹海图编》中曾提到：“王直，少落魄，有任侠之气。及壮，多智谋，善施与”。可见他还是有些能力和魅力的，在这期间王直的部队在烈表山还只是从事私自海外贸易活动，但不让手下抢掠，因此意见的不和使王直和徐海、陈思盼等人分裂，而且王直还总是设法与当地明朝官员接近，甚至帮助政府剿除某些海盗性质的海商，以换取当地官员的好感和支持，从而达到政府同意开市交易的目的。
　　在先后剿灭卢七、沈九、陈思盼、邓文俊、王丹等海商集团的战斗中，王直和他的私人部队表现出色，也使得他的海上垄断地位逐渐确立。其实，当时王直和沿海一些百姓的关系相当不错，后来的巡抚王抒就曾经写道：“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
　　明朝是个没有“创造力”的朝代，貌似强大，却过度重文轻武，演出过一些如“土木堡之变”之类的闹剧。当时奸臣和宦官一起祸乱朝政，朝廷自己却还做着“天朝上国”的清秋大梦。“禁海”就有些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当时的赋税很重，而明国的物产丰富，沿海百姓可以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就造成了当地百姓和王直的互助关系。不过王直和当地官员的亲密关系并没有起到什么好的效果，朝廷还是执意反对海外贸易。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七月，朝廷委派山东巡抚王忬为浙江巡抚兼提督，专门处理此事。此外，朝廷还调来了武举出身、驻守广东琼州的右参将俞大猷。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明军将领俞大猷和汤克宽分兵夹击烈表山，但在王直率众的坚守之下屡攻不破，最后明军两个士卒近乎于玩命似的潜入了烈表山，并点燃了寨中的火药库，俞大猷趁势进攻，王直率部在乱军之中突围，在收集残部以后，他已无处可去，只好流亡他乡。
　　海盗、殖民者、民族败类王直率领残部在日本的平户定居，并和当地的日本人搞好关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在《大曲记》里曾记载“有个名叫五峰的大唐人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国式房屋。”其中“五峰”所指的就是王直。
　　另外要说的是，一般的说法是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书还把他们称为“海寇”，而在那之后，王直的部队中编入很多日本武士，在作战时也用日本妆束进行伪装，从此，“倭寇”一词就屡屡出现在明朝朝廷的奏折中，这也算是今天这个“常用词”的起源，王直也自然成为了倭寇的带头大哥。
　　这一点很难想象，明政府所指的倭寇的头头竟然是一个中国商人，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流亡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渔民。
　　王直在日本训练军队学习日本刀法，并把日本武士作为作战的主要力量之一，如果说烈表山之战以前他还算是商人的话，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海盗了，朝廷官员的背信也使他开始报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直的部队开始对浙江等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日本当地的一些流浪武士也加入进来，同行的还有散居的各种海盗组织。
　　由于当时明朝的海防极弱，他们像蝗虫一样陆续扫平了当地的官署和海卫等一些海防设施。不仅如此，他们还陆续攻击县城和乡镇，对当地的百姓进行烧杀抢掠，给当地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也彻底改变了他们和当地百姓原有的亲密关系，各地的民众和乡绅也开始自发抵抗倭寇的进攻。
　　《明史》中记载：“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可见当时倭寇声势之浩大。
　　不过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在明总督张经率领之下，由各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还是还是于王江泾（今浙江为了实现自己“合法”海外贸易的梦想，决定赌一次。他率军来到定海港口，让部下都留在岸边，他上岸准备和胡宗宪等人进行谈判，但是刚进衙门就被抓了起来，并被软禁到了杭州。
　　胡欲通过生擒王直达到使倭寇解散的目的，但最后也没有取得预定效果，而王直这位“倭寇”的带头大哥，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后，终于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处决。
　　王直的想法和西方国家一些早期殖民者很相似，他是个商人，他想对外贸易，只是西方国家的商人很多人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而他却被自己的国家遗弃。不过要说明的是，烈表山之战后他组织军队对沿海进行侵略并屠杀自己的同胞，这却是很不应该的，他所走的路和他的结局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
　　在王直死后，他的养子毛海峰继承了倭寇老大的位置，而且对沿海地区进行了更疯狂的进攻和掠夺。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俞大猷被诬免职，倭寇数百人流劫诏安，先后数次对附近烧杀抢掠，从海澄月港进入石码、长泰，又由漳州天宝进入南靖，沿途“焚劫杀掠不计”。后又劫掠平和和漳浦等地，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毛海峰统帅舰队突袭金门，在该地建立补给基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毛海峰拿下了明军平海卫军营（今莆田县平海），倭寇以此为基地对周边陆地进行扩张和抢掠。
　　在沿海的军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时，倭寇的“天敌”们也已经到来了。
　　《明史》中对年少时的戚继光的评价是“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其实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天，戚继光就从山东调到浙江御倭前线，任浙江都司金书。次年被推荐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这些地区是倭患最严重的地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九月在龙山他就曾击退倭寇的进攻。
　　抗倭初期，明军不敌倭寇的原因有很多：其一是明军的战斗力很差。
　　到嘉靖的时候，各海卫的哨船“十不存一”，士兵数也不及明初的一半，明军的一些将领也很差，如赵文华等人。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明朝的那种官场风气令人很难对他们有所指望。当地的不行，政府也曾调过外兵，不过他们的军纪并不怎么样，虽然一般战斗力蛮强，但要是军饷不足就很容易纪律涣散，有寇的时候还好，无寇的时候他们就自行为寇，戚继光最早对付的往往就是他们。
　　后期明政府重用了像戚继光这样的将领，部分解决了将领问题，而在战斗力方面，戚继光到任后，上疏请求招募新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农民和矿工共三千余人，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这支军队要英勇善战的多，被称为“戚家军”。而一些少数民族的武装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如瓦夫人领导的壮族人民武装和另一支来自湘西土家族的民兵。
　　第二个原因是兵器装备问题。
　　倭寇一般用的主要是日本刀和弓，其次是鸟铳等火器，其实弓和鸟铳应该不打紧，明军和抗倭军队也应该有这种装备，而且也不会落后。但是日本长刀就危险了，刀长约一米四左右，有长柄，其长度与重量大约是明军常用配刀的两倍左右，而且可以双手进行劈砍，而明军装备的就只能单手使用。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当时战斗都是小规模的，对武器的要求也就很高，造成许多日本武士对刀十分重视，日本当时的制刀技术也变得非常发达，他们在制刀的时候采用“包钢”技术，这样的刀刀身整体十分坚固。
　　倒不是说明朝的制刀技术落后，其实日本的制刀技术大部分继承的是唐代的制刀技术，明朝时中国也掌握了“包钢”技术，不过由于这种方法造价很高，大规模的军队装备不起，所以只有一些将官配有这种好刀，而一般明军配备的是一种短单手刀，这种刀只有刀刃部分才是钢制，可以想象到两种刀对劈的惨痛结局。
　　
 第八讲 一个帝国的形象代言人
　　一个时代，总会有些人让人难忘，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正直、睿智，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尖刻、狠毒。明朝的形象代言人，则都有些悲剧色彩，这大抵是这个朝代的特色决定的。
　　袁崇焕：一个人的脆弱长城金庸先生曾经如此形容一位明朝将领：“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这位让武侠小说大家如此钦佩的将领，就是明代后期的边防大将袁崇焕。
　　战火中成长的良将袁崇焕（1584—1630），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后金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后金军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后金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
　　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后金军后面猛攻，致使后金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
　　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后金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各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大明最后的长城袁崇焕之悲剧，不在于他最后的被冤杀，而在于他的努力，虽然伟大，但却注定着最后的失败。然而，他自己还想着总有一天自己的努力会扭转乾坤。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
　　因此，在东北边境，后金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
　　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后金军队后方，有力地牵制了后金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不听袁崇焕的指挥。
　　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后金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得知后金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后金军交锋，一场恶战，后金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
　　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后金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后金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后金国主议和，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后金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后金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长城被毁的思索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时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击后金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后金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后金也不无可能。
　　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难。明军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聩糊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
　　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后金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战，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后金，后金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后金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后金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
　　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用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
　　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后金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量扩充，此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进犯，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池，更主要的是，朝廷长期拖欠军饷，不得已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后金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后金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盟约具有极大诚意。
　　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士兵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情愿地拿出钱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
　　《天聪实录稿》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唯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后金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后金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后金兵终于不支，败退十余里。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后金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后金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后金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后金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
　　后金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后金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又听到北京城外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军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袁崇焕手下大将满桂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和后金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后金兵后路，逼迫后金兵退回辽东。
　　当时各地来加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凌迟处死。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处死，以为无论谁投降后金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魏忠贤：忠奴，还是权阉在古代政治中，有几种人是最被看不起的：阿谀奉承者、栽赃陷害者、昏庸无能者、不知廉耻者。这几类，实际上都是按照政治中的表现进行的归类，看不起这样的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缺乏了基本的道德，即便是普通人，也会被看不起，何况是做官的。
　　不过，除了这些按照政治表现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因为身份而被看不起的人：宦官。
　　做宦官者，大多是出身低微的人，所以，在等级制度下，这些人本身就是被看不起的，加上做了宦官，就更加被歧视。可是奇怪的是，在历史上，宦官却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东汉时代的十常侍、唐代的高力士、明朝的王振、魏忠贤，清朝的李莲英，都是名动一时的大宦官。而这些人里，在历史上最为著名也最为世人所知的，非魏忠贤莫属。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魏忠贤把持朝政，造成了明朝的政治腐败，迫害了大量有治国才能的贤能之士，对明朝灭亡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因为魏忠贤的暴戾、残忍，造成了明代后期严酷的特务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期。
　　这些，只是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多数只是泛泛而论，可是，一个被世人轻视的宦官，真的能撑起大明帝国的局面吗？
　　充满意外的遭遇魏忠贤的一生似乎充满了矛盾与意外。作为一个宦官，他实在太特殊：一般的宦官都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２２岁，自阉入宫。他出身于贫寒之家，进宫前他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排行第四，所以人们称他魏四。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
　　魏忠贤的自阉入宫，后人看来是个十分荒谬的事情。一次赌博输光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儿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四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支撑这一时冲动的，是他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籍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受罪。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经过重重的困难，他终于找到了门路，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赶上了万历十七年最后一次挑选。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成了唯一一个入选者。进了宫，魏四被换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偶然。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因为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对太子身边的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王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时，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刀如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他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流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变成了天子。
　　皇权光环的受益者因为意外而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实在是没有做好处理朝政的准备，不但因为他年纪尚小，而且这个孩子对政治还十分厌恶，在他看来，那些繁文缛节远不如在后宫玩耍有趣。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桎梏。
　　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的身上。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替皇帝批复奏折，自此，魏进忠一手掌控了明朝的皇权。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赐魏进忠名为“忠贤”，更是表示出对魏忠贤无以复加的信任和宠爱。
　　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译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
　　可惜，对于大权在握的魏忠贤来说，他的经历太过苍白。而且，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处理政务难题时常常别出心裁，甚至错误百出。
　　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魏忠贤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前看见的，都是谄媚的笑脸。一步登天的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每次出行，随从多达万人，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客观地说，魏忠贤并没有僭越之意，只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的“高贵”。
　　然而，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魏忠贤掌权与否，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所以，即便魏忠贤的才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子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踏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治国大任。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魏忠贤见了奏折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由于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谪外调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这一上疏实际上成了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魏忠贤心中惶惶无主。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代以来都是大忌。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天启皇帝坚定地站在了魏忠贤一边，维护魏忠贤的权威。皇帝的庇护就像护身符，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惊喜不已。
　　可笑的干政春秋掌权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靠拢。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
　　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大认干儿义孙，这样他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除殆尽。对那些曾经指责他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
　　魏氏干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多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条升官捷径。从天启五年（1625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地对其加以封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无法忘记自己出身的卑微，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无刻不是忐忑不安。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冷笑：“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魏忠贤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是何等的色厉内荏。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信，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听取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
　　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魏忠贤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越来越离谱了，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建造的生祠之壮观，远胜过岳庙、关庙。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的，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朝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地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都短命。一旦皇帝驾崩，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像自己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悖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２３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全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
　　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与天启帝情同父子，皇帝的突然驾崩，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降临。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在天启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一心一意要挽救大明于危难之中，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崇祯帝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宣告魏氏为大恶之人，本应凌迟处死，但因为先皇丧期未满，所以从轻发落，让魏忠贤去凤阳守明朝祖陵。失去了一切权势的魏忠贤在流放的途中，得知皇帝要杀他，便自行了断，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大起大落，看上去是一个荒唐的传奇。实际上，在君主政治下，这些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而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却对此束手无策，不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抗拒这一现象，就是用自己的无耻来逢迎这一现实。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想过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只能守住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宦官不能干政的制度，殊不知，那既然是皇帝定下的，皇帝就有权力违反。
　　明朝是一个士大夫和忠臣最多的朝代，也是一个宦官专权最鼎盛的时代。魏忠贤被选为这个朝代的“形象大使”。其实，是和明朝士大夫在其中的“贡献”分不开的。
　　崇祯皇帝：无面目见祖宗的收盘者作为明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崇祯是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但是，许多人又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相反，他十分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且也非常勤勉，但是亡国的命运无法逆转。那么，究竟是时势难违，无力回天，还是个人无能无所作为呢？从崇祯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最后的时期里各种因素的作用。
　　没有亡国相的亡国君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深受同情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耻；隋炀帝杨广，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北宋的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
　　但崇祯不一样。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都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有一个像真正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塌糊涂到了极致。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瓦剌、女真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接手这样的国家，已无机会可言。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不同于先人之处。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丁巳，崇祯帝即位。17岁登基的崇祯，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
　　崇祯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他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终于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虽然是明王朝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却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崇祯皇帝是如此说的：“……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国呢？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17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果断加多疑，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让所有的满洲人心惊胆寒的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同样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重的一个。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崇祯年间所杀的官员，人数几乎是明朝历代皇帝当政期间最多的。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己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起义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应该在情理之中。
　　然而，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这么多钱，若真是用来放库赈灾，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己诏》，“减膳、撤乐”要实惠得多。老百姓也会买一点儿账。
　　自设圈套的治国行为崇祯是比较有治国抱负的，他的决策思路是从大处着眼，具体的问题还是交给文武百官去处理。作为一个皇帝，这样做似乎也没什么不对。但是，他的“大处着眼”，并不是根据详尽的调查作出的判断。相反，臆想和情绪化的东西过多，最后的效果往往难以恭维。
　　比如练饷问题。这是明末一项令许多农民破产的税收项目，许多农民因此而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本来为了练兵御敌而征收的税收，最后将明朝的大部分百姓变成了“敌”。
　　明代的军队到了末期战斗力非常差，这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抗击倭寇的戚继光，他的军队也并非明代正规的官军，而是他在沿海一带招募的百姓，然后自己加以训练。同样，镇守宁远与后金政权周旋的袁崇焕的军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招募后加以训练才能和后金军队相抗衡的。
　　到了崇祯即位的时候，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国家的军队是个大问题，应该进行整顿。但是，他想到的解决军队战斗力不强的方法就是练兵，而练兵就需要征收专项的费用，所以加征练饷。征收练饷的结果是农民的负担越发沉重，在明末已经非常严重的赋税负担基础上，又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至此，农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是暴动，要么是卖儿女妻子最后还是饿死。
　　可以说，崇祯的加派练饷是导致明朝农村条件最后恶化并促使大多数农民起来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的出发点——练兵，也绝对是没有错误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他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就把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原因归结于财政问题。
　　明代军队的战斗力差军心涣散，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根本，否则一切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每年朝廷拨给军队的饷银是多少，都做什么用？这个基本的资金流向问题，崇祯都忽视掉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军队贪污腐化成风，军饷不按时发放给士兵，势必会影响到士兵的情绪；将官本人的素质不高，不会练兵，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初建立军队的目的只是维持日常治安而非对抗性极强的战争，所以许多军队从来没有国高强度的训练。
　　崇祯只看到了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无法上阵杀敌这个现象，但这个现象产生的种种原因他却没有仔细分析。于是，他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战斗力不高是因为缺乏训练，缺乏训练的原因是军备和钱物不足，要解决军备和钱物不足的方法就是派饷。
　　他这个计划得到了许多大臣们的支持，崇祯的大臣们大多也没有过军旅生活，对军队中的种种弊端也不了解，但是看到崇祯提出的简明而清晰的论证，他们都觉得计划可行。
　　于是，一项关于练兵的决策就这样形成了。没有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只靠皇帝所知的一点点现象，作出了一个事关全国农民的决定，无论说是草率还是不负责任，都不为过。
　　练饷摊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的满洲军队不时对明王朝的边境地区进行骚扰，有时还直接攻打到山海关内掳掠一番，对明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明王朝而言，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派兵剿灭。
　　崇祯的思路就是这样的，他对东北边境问题，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寻找优秀的将领，委派优秀的官员，到前线督师，要彻底消灭犯边的满洲人，一劳永逸。但是，崇祯忘记了，在历史上，满洲部落只是明朝边境的一个民族而已，而且他们多年来都是被明朝统治的。后来，因为明朝的边境政策发生了改变，对边疆各族由羁縻改为预防，限制满洲人的活动范围，并对他们进行严重的剥削，最后逼得他们起兵抗明。
　　崇祯即位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统一女真各部，满洲正迅速发展壮大，对明朝也采取骚扰和掠夺为主，攻打为辅的策略。也就是说，当时后金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明朝正面交锋，战场只限于东北地区。
　　崇祯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也想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建立一番功业。但是，他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就决定要和满洲作战，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和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
　　当时，明朝有多少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些部队都驻守在哪里？哪些是可以自由抽调到东北前线的？满洲人有多少军队？战斗力如何？这些都不是崇祯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就是能否找到一个赤心为国的将领带兵杀敌。没有这些战前筹划，就贸然决定开始战争，才会令明朝一直被这段战事拖着走，最终国家各个部分都出了问题而导致崩溃。
　　他也没有想过，是否可以选择战争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辽东问题？
　　由于不堪重负，许多农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对此，崇祯的态度比较暧昧，比之派饷和对满洲用兵，他对农民起义比较轻视，认为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祖训，一旦地方有变，地方官一定要如实、及时地报告，隐瞒不报者处死。如果属于紧急灾情，地方官可以不经过报告就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就可以了。但是，这条非常符合人性的、对地方有安抚力的祖训没有被真正的贯彻执行。
　　在陕西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兵部郎中李继贞上疏给崇祯，说明了延安一带饥荒严重，请求国库发放十万两银子用来赈济灾民。但是崇祯皇帝对这个建议没有同意，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练兵的派饷还不够，现在用国库的钱来救灾，练兵的计划就要搁置了。
　　作为皇帝，崇祯认为只有属于国家级的大问题才能从国库拨发银两来出来，至于其他问题，就应该找专门的官员去处理。而且他觉得一时的饥荒还不足以激起民变，但军队在北部边疆的处境却非常吃紧，如果没有专款去练兵，敌军打进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以说，如果当时陕西的仓库还有粮食的话，也许还可以缓解一下事态。但是，崇祯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当地的仓库究竟是什么情况，是否能够担负起救济灾民的任务，他一无所知。
　　给予明王朝最后的，最沉重打击的李自成起义，就是在崇祯皇帝未应允开仓救济的历史背景下揭竿而起，然后慢慢发展到一支无往不利的强大军队的。
　　李自成的军队大部分由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组成，他们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但是比崇祯加派练饷训练出来的军队的战斗力要强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嘲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与救济的灾民，与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王朝与皇帝之间的战争，结果是占有资源最多的一方失败。
　　得知农民起义之后，崇祯采取的应对策略和对待满洲人的策略大抵相同：以剿灭为主，诱降为辅，最后的目的还是全部剿灭。基于这个思路，他又派军队到西部去镇压农民的起义，而军队战斗所需的费用，还是要继续加派新税，由没有起义的农民负担。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农民是因为负担过重而起义，但朝廷和皇帝没有给他们减轻赋税，相反，却以暴力镇压的方式逼他们与朝廷作鱼死网破的斗争；另一方面，不堪重负的农民起义了，而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或不愿起义的农民，则因为朝廷要镇压起义者而加派新饷而变得负担更重。
　　久而久之，这个恶性循环将把所有的农民都推到起义军中去，因为自己想要的得不到，想免除的苛捐杂税反而更多，自己的生活不时在死亡线上挣扎……也只有起义以夺取最后的出路了。
　　停滞的帝国：亡国背后的余音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同一时期，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率先拉开了宪政共和或者说准宪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将迎来彼得大帝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时代，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而此时的崇祯皇帝忙于铲除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为巩固政权扫平障碍。
　　与欧洲的封建集权制不断削弱相比，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反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试图用制度设计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衡，但是这种制衡理念还仅仅停留于用宰相和内阁六部来制约皇帝权力的初级设计之上，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实上，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如火如荼的党争之势非但没能削弱帝王的权力，反而从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
　　与崇祯同期的欧洲诸国也同样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和巨变的关口。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个关口，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欧洲诸封建王朝已开始受制于基于跨国贸易之上而产生的新兴的财富阶层，各个海洋国家要想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站稳脚跟，不得不一步步地依赖和鼓励这种阶层的存在和壮大。
　　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班牙国王会支持意大利人哥伦布去寻找新大陆，并且屈尊与他签订了关于掠夺来的财宝按比例分成的契约，而明王朝却会劳民伤财地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炫耀国威，终因耗费过大而不得不终止。从民间自发产生的、比西方先进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由于帝王惧怕“外通蛮夷”而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就在西方不知不觉为制度变迁进行铺垫地时候，中国的君主们包括勤勉的崇祯皇帝却殚精竭虑地巩固王权，其他能对王权构成威胁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诸如宗教、地方势力、工商阶层、海外贸易都牢牢掌控于王权之下。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还设有宰相之职，内阁六部以及宰相对皇权还有一些制约，而自朱元璋开始，罢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甚至设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和江南士绅阶层，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祖宗之法面前，勤勉有加的崇祯皇帝从其先辈那里所能继承的治国智慧也只能局限于宫廷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至于其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便乏善可陈了。
　　他本想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是，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的官僚体制的耗费无度，都使任何“慈悲”的政策转眼之间变为“苛政”，面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崇祯虽然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理想主义道德境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
　　任何制度变迁首先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英明”到让臣民都富裕和强大到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谓的“仁政”终究都是花架子。
　　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而且要充分地尊重民意。
　　
  第九讲 市井文化中的明朝
　　明朝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城市生活也十分繁荣，戏曲、话本等文艺形式十分兴盛。在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背后，明朝的社会现实也被折射出来，并作为文学的底片，永远留在历史之中。
　　市民阶层的万花筒：“三言”与“二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生理本能的欲求和对荣华富贵的艳羡也迅速膨胀起来。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中，“三言”和“二拍”的创作倾向才有了非说教不可的明确意识和迫切的需要。
　　“三言”、“二拍”诞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新思想新观念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岁月中。勇于进取和冒险精神，正是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精神状态的反映。“三言”、“二拍”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市井小民的琐碎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主题。
　　比如，在歌颂进取冒险精神，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对荣华富贵的渴望方面，其作品就有《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市民意识的率真和一定程度的解放。
　　当一个社会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模式，就会使人们不知所措，社会结构与个人品行相抵触，这就是所谓社会“失范”。而当一个社会系统处于失范状态时，便会有许多人抵触社会原有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意向。新兴阶级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异端。但又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羁绊，中世纪与新时期之交，时代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吹响了反封建的战斗号角；同时，也留下了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
　　教化作用是儒家所提倡的，冯梦龙无法脱离窠臼，他在《警世通言叙》中表白：自己的创作意图就是“以前因后果为劝惩”，内容则“如儒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三言”的书名从“喻世”、“警世”到“醒世”反映了作者对世事积极参与的态度，标榜的正是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宣扬天命有定、因果报应等思想。
　　任何社会都要进行规范整合、意见整合和功能整合，即协调好社会公认的规范与个人动机过程间的关系。通过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民众的信仰、习惯和思维移动的定式与社会相吻合，话本、拟话本的出现正是整合的结果。
　　两位作家在具体角度上不尽相同，其原则都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尺度净化人的道德观念，维护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即所谓要维系世道人心。只是在贬抑个人的封建礼教，和日益膨胀的人欲之间进行一些折中、调和。进行劝诫，便成为话本、拟话本艺术构思的一大特点。劝善惩恶以什么为标准呢？主要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
　　劝善惩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启示，趋善避恶。原来是要给市民被利欲冲昏的头脑泼一瓢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反省逾规逆行之举，重拾理念的准则。寓教于乐是最有效的教化，客观上消弭了社会的动荡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便是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仁和亲孝，不情之情儒家关于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是儒家重要的内容。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类似的说教在“三言”、“二拍”中大量存在，尤以“二拍”为甚。如《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第三十二卷《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就是集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
　　前者表彰“孝子节妇”，写一个孝子的父亲被人打死，他为了不简父尸，不经官而自己复仇。复仇后又宁愿自己受刑身死；而他的妻子则矢志从夫，早就对他表明心迹：“君能为孝子，妾亦能为节妇。”果然，丈夫死后她不肯先行埋葬，直待三年后把孩子哺成，自己才以身殉夫，和丈夫双双出柩。后者“夫妇有别”，写张福娘被一公子先娶为妾，后公子要娶正妻，但丈人必先要遣妾，然后才同意成亲。这时张福娘也逆来顺受，对丈夫只是说：“妾乃是贱辈，唯君家张主。君家既要遣去，岂可强住，以阻大娘之来？”她被遣后不久就生下一个儿子，接着丈夫又病死，但她“甘贫守节，誓不嫁人。随你父母乡里，百般说谕，并不改心。”最后终于教子成名，母以子贵。这两篇作品都渗透了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
　　“主为奴纲”也是他们宣扬的观点。《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叙述唐代萧颖士的仆人杜亮，宁肯被性子暴躁的主人打死，亦不肯离开主人。作者赞扬他“恋才爱主，千古奇人”。
　　冯梦龙创作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又是一例。老秀才鲜于同在乡试前的预考、乡试和会试中，都是青年进士蒯遇时无意将他取中。鲜于同后来明明知道蒯遇时不是有意提拔他，而是对他采取嘲谑的态度，但仍然是一再竭诚报恩。
　　《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写范式因忙于商贾，忘记了友人张劭的鸡黍之约，至期始觉，乃自刎，以使鬼魂如期赶到张家。张劭得知范式已死后，星夜到范式家乡吊祭，亦自刎而死，求葬于范式之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是不合情理的。此种不情之情的实质，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所采取的一种行动，而不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必然产生的真实感情。
　　烈女殉夫，生死不弃“三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在爱情观、婚姻观上有许多呼唤民主平等的新意识。但是在呼唤民主的同时，小说家又担心妇女解放得太出格了。不时地要跳出来，为妇德张目。
　　这些故事表达男女之情时，大都把主动权交到女子的手上。
　　《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金，因生重病被撑船的岳父母抛弃在江边的荒山上。妻子宜春得知后，一把扯住母亲，哭天哭地叫道：“还我宋郎来！”并斥责爹爹“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父母劝其改嫁，宜春以死自誓。亲自登上荒山寻找丈夫，逼父母书写招帖，遍处张贴。三月之后，推测丈夫已死，宜春便穿起重孝，“朝哭五更，夜哭黄昏”，一直过了三年，直到宋金寻到船上时，还看到宜春身着重孝。而宋金富贵之后，不忘旧妻，千方百计找到岳父母的船，很有情义。
　　《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是表现男女之情的重要作品。该作叙述王景隆与北京名妓玉堂春（苏三）私订终身。王生万金散尽被鸨母赶出家门，苏三受尽鞭笞之苦拒不接客。后来，苏三被卖给山西商人沈洪，带到山西，亦誓不受辱。沈洪妻子欲毒死沈洪、苏三，不想单单毒死了沈洪，苏三被沈妻诬陷，下在洪洞狱中。王景隆中了进士，做了官，到京寻访苏三消息，又乘到山西做官的机会，微服私访，救出了苏三，夫妻终于团圆。
　　作者刻意塑造的烈女贤妇，品行太完美了，难免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如《醒世恒言》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写朱家女儿多福与陈家儿子多寿九岁订亲，陈多寿十五岁时，遍身生癞，不人不鬼。他多次主动提出退婚，而多福竟以悬梁自尽表示不愿改字他人。多福嫁到陈家后，多寿为不连累妻子，饮毒酒自杀，多福发现后亦饮毒酒。作者赞扬说：“相爱相怜相殉死，千金难买两同心。”
　　无论是“三言”还是“二拍”，实际上都是一个矛盾体。同样的冯梦龙、凌濛初，既发表抨击男女不平等的激烈言论，又自相矛盾地要求妇女就范。其中既有着新的、进步的东西，同时又存在着旧的、落后的成分。这一切正反映了它们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必不可免地要烙上新旧思想交杂的时代印记。
　　劝人为善，劝人惩恶《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写穷秀才莫稽入赘到团头（乞丐头儿）家里，靠妻子金玉奴的帮助，会试及第。莫稽做官之后，却怕这门亲事“被人传作话柄”，居然把妻子推到河里。淮西转运使将金玉奴救起，认作女儿，并有意配给他的下属莫稽为妻。志得意满的莫稽跨进新房的时候，被一顿棒打，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篇小说伸张着一种下层人民的道德：即使妻子出身微贱的团头之家，也不能鄙薄她，负情于她。
　　《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常恨》叙述周廷章追求王娇鸾的时候，指天发誓，“口中咒愿如流而出”，但一旦分别，就乖乖地听从父亲的意志，“慕财贪色，遂忘前盟”，和魏氏女结了婚，“如鱼似水，竟不知王娇鸾为何人矣”。二十一岁的王娇鸾在绝望之余，悬梁自尽。吴江大尹得知此事后，痛骂周廷章的负情，给予一顿乱棒，说：“用乱棒打死你，以为薄幸男子之戒”，“顷刻之间，化为肉酱，满城人无人不称快”。这一情节结局表现了作者对负情者的憎恶和鞭笞。
　　作者所教导人们的是什么？《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结尾说：“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宣扬不要做亏心事。《警世通言》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结尾也说：“从来天道岂痴聋，好丑难逃久照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德积阴功。”翻来覆去都是一句话：好人坏人，日久自见。泾渭分明地规劝人们修德行、做善事、积阴功等等。
　　轮回报应，不亏行止因果报应是佛教教义的支架之一，与道教也有密切关系。如何诠释因果报应？因就是因缘。因缘生万法，是佛法中的重要义理。因是原因，即事物产生的内部规律；缘指事物变化的外部条件；果报就是变化的结局。
　　《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叙述南宋时期江州秀才潘遇到临安会试，本来其父潘朗梦见潘遇中了状元，店主人也梦见土地公公告知今科状元姓潘，明日午间到此。但因潘遇见店主人女儿美貌无比，私自勾引，亏了行止，状元遂被别人得去，一生郁郁而终。
　　“不亏行止”的主张有着合理的因素，但在冯梦龙“不亏行止”的前提下绝不是否定个人私欲。同一篇“正话”叙述长沙通判吴度升任扬州府尹，携子吴彦上任，船泊瓜州，遇新任荆州司户贺章，两船相傍而泊。吴彦与贺章之女秀娥一见倾心，秀娥遂约吴彦深夜到她船舱私会。天未明，两船俱发，吴不得归，白天匿于小姐床下。后来其母听见床下鼾声，事乃败露。贺章夫妇到了武昌时，便差一仆人将吴衙内送走，并寄书吴父使遣媒求婚。吴彦、秀娥私通，按照传统观念，乃伤风败俗之事，但作者赞扬他们“少男少女，情色相当”，肯定了少男少女情欲的合理性。
　　在《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月明和尚回答柳翠时就有这样一段话：“前为因，后为果；作者为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
　　什么是因果？小说中通常概括为如下的偈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或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印证善报的作品《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拾银不昧，还与失主朱恩。后来施复与村人乘舟过湖买桑叶，不意次日风雨大作，同舟人皆遇难丧生，施复却偶遇朱恩留住而得救，后来施复家业日旺。
　　慎言慎行，屈辱为上市民阶层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他们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也受官府的盘剥，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以求在封建统治重压的缝隙中，维持自己的生计，并求得些微发展。他们听说书，不仅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从别人的命运中，吸取人生经验、人生哲学。
　　《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宋元话本《错斩崔宁》结尾说：“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言酿成殃危。劝君出言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
　　故事讲小市民刘贵向丈人借了十五贯钱，因酒醉骗小妾陈二姐说把她卖了。就在小妾逃走的夜晚刘贵被贼所杀害。恰巧陈二姐逃跑时与伙计崔宁同行，崔宁身上恰又带了十五贯生意本钱。于是崔宁与陈二姐均受累被冤判。
　　刘贵的一句戏言导致了自己被杀、连累二人致死，把“口舌从来是祸基”的人生经验表现得鲜明、突出。“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这就是本文所要标榜的劝诫主题，借刘贵的故事所宣扬的正是市民慎言慎行的人生经验和处世之道。
　　市民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安分守己，屈辱退让。本篇表现出来的对达官贵人的迷信、仰视、艳美、趋奉，显然并不是作者个人的人生态度，而是市民阶层普遍的情趣和思想。
　　不贪财色，修身远祸《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叙述了一个妖的爱情故事。生药铺主管许宣到保淑塔寺追荐祖宗，雇船归来，遇白娘子中途搭乘。她“把秋波频转，瞧着许宣”，显示了对爱情的渴望。分别时，她制造同许宣来往、结合的机会，托言没带船钱，要许宣垫上，又要许宣跟她共伞。
　　许宣没有别的心思，只是说：“娘子还小人的伞吧，不必多扰”。白娘子便直接点明：“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不枉天生一对，却不是好。”她把偷来的钱送给许宣。邵太尉库内凭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把许宣捉到临安府。缉捕使臣带人到白娘子家里去，果然找到明晃晃一堆银子，许宣被连累发配苏州……这一情节完全不符合白娘子的性格逻辑，但作者要表现的是妖怪害人的故事，是宣传“奉劝世人休爱色”的人生经验，表现爱色害人的主题，所以才写了法海砌成七层宝塔，把白娘子压住。
　　作者表现的劝世内容就是最后法海的八句诗：“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我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
　　《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讲给一个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结尾作者告诫人们：“有诗赞曰：‘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借张胜与小夫人的故事，宣扬不贪财色、修身远祸的人生哲学。
　　信义任侠，一诺千金如前所述，“三言”有不少作品写了朋友之间的友情。如《喻世明言》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警世通言》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喻世明言》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叙羊角哀、左伯桃一起投奔楚元王，途中冻馁交袭，左伯桃遂并衣粮于羊角哀，自己冻死于树洞之中。羊角哀受到楚王重用后，厚葬伯桃，又夜梦伯桃告以荆轲侵凌事，遂自刎而死，至阴间助伯桃大战荆轲。这些作品教化人们从伦理学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伦理念规范化了的情。
　　“三言”、“二拍”更突出的是宣扬市民阶层的那种侠义。《醒世恒言》第三卷《卖郎独占花魁》在卖油郎秦重和妓女辛瑶琴的爱情故事中，引一首《西江月》云：“年少争夸风月，场中波浪颇多……就是有钱有貌，还须着意揣摩。”又解释说：这首词“是风月机关中最要之论。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邓通般钱，自然上下和睦，做得烟花寨内的大王，鸳鸯会上的盟主。然虽如此，还有两字经儿叫做‘帮衬’。……风月场中，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无貌而有貌，无钱而有钱。”
　　作者虽然点染了秦重性格的忠厚老实，但着眼点在于秦重的“善于帮衬”，小说赞颂的就是小市民的“帮衬”本事，或者说是借卖油郎的实例来传授一种“帮衬经”。秦重只有三两银子的本钱，却靠“帮衬”人获得了情欲的占有，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不淫人妻，安分守己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中，陈商诱奸了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最后自己的妻子倒归了蒋兴哥。王三巧虽然最终和蒋兴哥破镜重圆，但由于被休弃了一番，只能由正房改做偏房。困此，作者总结道：“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不难看出，全篇是从理念出发，又以故事演绎理念的结构框架。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也不时地站出来进行理性评判。
　　《初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的故事写同里两个大家子弟，一个铁生，一个胡生，各有一个娇丽的妻子。但两人都不以此为满足，各又羡慕对方的妻子，思量要一网打尽，两美俱全。他俩先是商量把妻子“彼此更换一用，交收其美，心下何如？”不久胡生先自勾引了对方的妻子，继而胡生病重，铁生又自搭上了胡生之妻；后来胡生病死，其妻归于铁生名下。这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一报还一报的故事。
　　神话鬼话中的社会现实：《封神榜》与《西游记》中国古人写到现实，写到政治，总是喜欢用影射的办法，用神话和鬼话来描述真实的历史，更是中国人的强项。《封神榜》与《西游记》这两部最著名的神魔小说，都出现在明朝，其实，它们反映的也正是明朝的历史。然而，既然作者故意要把真实的历史隐去，我们也不妨就故事说故事，与古人心领神会。
　　势力分布中国传统神话小说两大巨擘便是《封神榜》和《西游记》。从成书时间看，《西游记》早于《封神榜》，但从故事发展来看，《封神榜》则早于西游记。二者的人物组成并不相同，但有相通之处。
　　《封神榜》这个时期，主要势力是阐教和截教，此外还有妖和西方教。阐教和截教同属于鸿钧老祖的门下，所以说，阐教和截教是同属一门的。从阐教门下的称呼看，阐教和截教在《封神榜》之前，都是属于仙这一族群的。
　　当时还没有神，《封神榜》的目的就是将阐教和截教下的门徒以及妖里面的杰出者任命为神这一族群。所以说，神相对于仙是低一等级的。
　　再说妖，从书中可以看出，妖是单独存在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主要是那些由各类生物及非生物通过吸收日月精华，自行修炼成的。从法力方面看，妖和其他仙差距并不大，但由于不被阐教和截教接纳，而只能游离在外，成为妖。倘若被阐教或截教招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称为仙。
　　还有个西方教，听名字就知道是佛教的前身。当时的西方教还是很弱小的，从其门下弟子来看，应当是属于开创期，西方教除了接引准提外，几乎没有什么强人。
　　这是《封神榜》时期的势力分布。再看看《西游记》中的势力分布。这一时期，已经存在的势力有神、仙、佛、魔、妖、鬼六族群。
　　其中的神，就是《封神榜》时期所创立的那些榜上人物。仙则较《封神榜》时期人数大减，而且这个时候的仙都已经分散成一个个独立群体，可见仙已经不再如同《封神榜》时期那样有组织了。
　　佛在《西游记》时期，可以看出实力最强大，旗下人才济济。
　　妖和《封神榜》时期还是一样的，都是由吸收日月精华的生物和非生物组成。魔是一个《封神榜》时期没有的新族群，这个族群主要都是由修炼的人、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组成。
　　鬼在《封神榜》中也被提到，但是这时候的鬼应该还处于无序状态，而且法力、实力都还是很弱的。而到了西游记时，鬼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组织的族群。
　　神仙的演化神在《封神榜》以前，是没有的。《封神榜》的目的与其说是封神，不如说是创神。
　　我们先看看作为神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对于出身是没有限定的，就是说，不论人、仙、妖，只要获得仙或者神的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就可以成为神。这一点，在孙悟空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孙悟空学得法术后，只是属于妖这一族群。但通过玉帝的认可，就一跃为神了。
　　其次，对于神的法力并没有数值化的标准和要求，高强如哪吒、杨戬，低俗如马氏，都可入为神族。
　　最后，神的数量并没有限制，虽然有“岗位定额”，但没有“编制限额”。仍以孙悟空为例。孙悟空担任弼马温时，有弼马温的岗位，但没有“定员”。通过书中描写，可知弼马温是有前任的，但不知何许原因，导致该岗位长期空置。后孙悟空成神后，才被“聘”到该岗位。
　　正因为这几点，从《封神榜》到《西游记》时期来看，神的数量在《封神榜》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增加，但质量上却相对有所退步。比如，巨灵神在《封神榜》时期是没有的，但《西游记》时期却成为重要战神之一，但巨灵神的战斗力参考孙悟空，与杨戬和哪吒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可见此时的神总体战斗力是比较差的。
　　神的组织结构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封神榜》时期，不过是八部正神而已。而到《西游记》时期，已经演化成一个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族群了。《封神榜》后的神处于一个类似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部落阶段，其后经过某种不知具体情况的演变，成为一个类似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社会阶段。
　　《西游记》时期的神，主要分为中央供职系统和自治系统。中央供职系统就是类似于中国历代朝廷的组织，比如哪吒就属于这个系统。自治系统则是类似于中国古代分封在外的王侯，比如二郎神杨戬。中央供职系统直接受玉皇大帝的领导和指挥，可见此时的玉帝是类似于中国古代帝王的角色。而自治系统，有自己的管理辖区、自己的管理人员、自己的财政收入，这一点，《西游记》中描述二郎神时，有详细的介绍。中央系统和自治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如同中国古代的朝廷和地方王侯之间的关系，这点参看西汉初期和西晋，就能更加明白。玉帝在和孙悟空斗争的时候，需要二郎神协助，也只能是听由二郎神的主体意志，而不能靠行政手段来强加。
　　通过这些，可以看到一个发展变化的神。
　　我们再看看仙。
　　仙在《封神榜》之前，可以说势力最大。《封神榜》以前，天下只有仙、受仙控制的妖和正在创业的西方教接引准提二人。此时的仙绝对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但《封神榜》后，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到《西游记》时期，仙已经没落到极为分散的状况，人员数量急速下降，有相当大一部分都被“分流”或者说是“跳槽”到了其他族群，这个“跳槽”的目的地主要有神、佛、鬼族群。
　　《封神榜》之前，仙的首领有截教的通天教主和阐教的元始天尊。但到了《西游记》时期，仙已经没有名义上的首领了，从行为上看，已经屈从于玉帝了。
　　而原来的仙派首领通天教主和元始天尊也隐退了，这二者的师兄太上老君反而成为受神领导但却超然于神的一个特殊人物。这个变化是很奇怪的。
　　《封神榜》从结果来看，是仙派肢解截教的过程，通过肢解截教，架空通天教主，达到阐教独掌大权的目的。此时创立的神不过是一个等级低于仙的族群，不论实力，还是势力，都远逊于仙。但发展到《西游记》时期，二者正好调位，神反而成为高于仙的族群，仙成为受神保护的族群。
　　通过这个表象，我们可以合理猜测连接这两端点的连线情况。在《封神榜》之后，曾经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变动，这个变动导致了阐教解散，使元始天尊丧失了仙族的指挥权而沦为光杆儿司令。在这次变动中，神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有可能实现了从部落组织到中央集权组织的转变。而这里，还有一个极其隐秘的人物，就是太上老君。
　　在这次变动中，太上老君起到了破坏阐教兴立神的作用。在《封神榜》时，太上老君还无权无势，但到了《西游记》时期，就一跃而为虽受命于神的首领——玉帝，但地位远高于任何神的一个特殊境界。太上老君获得这种特殊待遇，绝对不可能是无功而受的。况且，按照神最初的实力，是不可能让阐教解体的。这只有一种解释：太上老君协助神肢解了阐教。
　　佛的发展在《封神榜》时期，佛还是被称做西方教的，这个教很有趣，只有两个高人：接引和准提。而到了《西游记》时期，则改西方教为佛教了，并一跃成为与神并肩的强大势力。从《西游记》描写中看，此时的佛人员数量并不比神多，也不比仙多，但综合实力却绝非神仙可以比的。
　　佛从组织上来说，也是存在等级的，但这个组织结构不同于神。神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估计其等级如中国古代有的九品一样。而佛只有佛祖、菩萨、罗汉和其他人员这简单的几层。这一方面是佛受人数限制，不能采取多层次组织；另一方面，是佛直接采用的现代管理中推崇的扁平型管理模式。从现代管理学来看，佛的管理模式明显要高于神的管理模式。从实际效果看，也确实如此。
　　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从违法乱纪到被追捕，整个过程手续繁复，层层传递，层层分兵，最后玉帝还是以失败告终。而佛方面，比如观音菩萨寻找西天取经人物的过程，从最高领导如来佛祖发出命令给观音菩萨，然后观音菩萨根据自己的判断，直接就将任务顺利完成了，避免了很多手续，也避免了信息传递的错误。
　　当然了，这种组织结构的优缺点大家可以看看管理学，自然就明了了。从人才方面看，佛采用的手段主要是两种，一种是通过严格的考验，从妖、魔中遴选；一种是将佛族群中的优秀分子，通过严格的培训，获得提升。前一个例子，在《西游记》中有孙悟空、红孩儿等为证，后一个例子就是唐三藏了。
　　从《西游记》中，并没有看到佛直接从神中挖掘的事例，所以可以判定，佛在《西游记》时期是不能直接从神中遴选的。但佛在看中神中的某一人物时，还是会采用种种手段，使神自己将此人物踢出神这一族群，使之成为妖或者魔，甚至是最初等的人和生物，佛然后再按照前面说的第一种手段来将其引导佛。
　　所以说，正是因为佛采用了严格的“人才机制”，才能确保佛在人数少的情况下保持强大的实力。佛在《封神榜》时期是没有遴选人才的权力的，只能从仙和神都不要的人物中挑选。这一点，看看《封神榜》里接引和准提收服门人便可知道。他们所收的都是既不能成仙，也不能封神的人物。当时截教处于解体前夕，截教人员的出路只有仙位“下岗”和神职“上岗”。那些没有上《封神榜》的全部属于“下岗内定人员”，接引和准提也都是从这些“下岗人员”中遴选出自己满意的人才，来充实自己门下的。可见此时的佛是依托仙这个超级“垄断”势力逐步发展起来的。
　　从佛的人员组成来看，《西游记》时期的佛很大一部分都是《封神榜》时期的仙，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既受职于神，也隶属于佛。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根据前面讲述神的转化过程中有一个隐藏历史，正是因为那个巨大的变动，使仙的组织阐教在倒闭解体后，一部分依附于神，一部分投靠了佛。在那个变动时期，阐教的解体绝对和神有某种协议，就是仙受神保护，而且保留仙这个头衔。阐教中有很大一部分则没有投到神的保护伞下，而是改换门庭，成了佛的一员。佛有部分人员从事神的职务，而且神遇到巨大问题时，会向佛求救，这也可以看出神与佛是同盟关系。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认定，在那次隐藏的变化中，其结果肯定是肢解了阐教，攻击方就是以神为主体、佛为同盟者、太上老君为内应的同盟组织，其结果就是神与阐教达成协议，阐教中不愿接受协议的就投靠为佛，神与佛瓜分了阐教。
　　魔的产生和妖的发展魔这个族群在《封神榜》时期是没有的。虽然有魔氏四兄弟，但不是魔。魔的来源从《西游记》中看，是很复杂的，有从妖修炼而成的，有从神贬为魔的，也有从佛贬为魔的。但有一个共同点，魔都是叛逆者。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魔这一族群，是一个叛逆了自身原本族群的自建组织。对于这个族群的产生，我们几乎看不到。只能猜测是在某个时期，因故产生了魔。
　　在《西游记》时期，魔这个组织，并没有领导者，也没有相互的紧密联系，就算有，也是极其松散的交往关系，并不具备任何效力。而且，魔对于叛逃这个组织的一员也没有什么谴责或批评类的意图。所以说，魔是一个很自由的组织，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组织，当然说成是俱乐部更准确。
　　所以说，我们看《西游记》时，经常看到魔各占一个山头或山洞，相互间纵然有往来，也是“各扫门前雪”的状态，对方死活，自己高兴了管管，不高兴了当没看见。这也是《西游记》中，唐僧一行沿途虽然遇到许多魔，却没有被这些魔集中起来围攻的原因。
　　再说说妖。
　　妖这个族群在《封神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受女娲领导。到《西游记》时期，妖已经没有领导者了，反而成了和魔类似的组织群体。
　　妖的成员，主要是各种非人类的生物或非生物。比如，妲己是狐妖，王贵人则是玉石琵琶精。所以说，只要能够吸收日月精华，修炼出法术，就算是妖。
　　在《封神榜》时期，截教很多门徒可以说都是和妖一样的出身，但二者不同的是，妖没有师傅，全靠自己修行，而截教的仙则是在通天教主的指引下修行。
　　而到《西游记》时期，妖则成为神、佛、魔争取的对象，这三个组织都有从妖中选择优秀“人才”作为自己势力的做法。
　　结合这两点，可以说，妖就是非人类生物和非生物修炼的一种初始状态，是成为其他族群的基础。
　　对于人来说，和妖同级的就是那些修炼的道士或和尚尼姑等，我们称之为玄士，这些玄士也是成为神、仙、佛、魔的人选。这些事例在民间广为流传。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仙在《西游记》时期已经不从妖中选择人员了，而不是像《封神榜》时期通过截教来从妖中选择人才。由此可见，封神榜这一事件的重大影响。
　　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妖与魔在《西游记》时期是很类似的，这也是人们经常说妖魔的缘故。
　　但认真分析其来源，则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魔的整体实力要强过妖的原因。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妖一直处于整个神仙体系的最低级，和人差不多，都是其他等级的基础。虽然很悲惨，但从《封神榜》时期的被女娲领导发展到《西游记》时期的独立自由，终究还是有所进步的。
　　至于在《封神榜》时期领导妖的女娲，在《西游记》时代已经不见了。至于何时不见，因何不见，去往何处，我们都无从考证，这就要靠诸位挖掘了。
　　鬼的发展鬼和魔一样，都是在《封神榜》时期没有的，而在《西游记》时期已经等级化的组织群体。
　　鬼的来源，就是人的魂灵，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的另一种状态。
　　鬼采用的是类似神的组织结构，由阎罗领导。但奇怪的是，佛也具有鬼的领导权，如地藏王菩萨。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对鬼的双重领导机构。阎罗王直接隶属于神，是神委派下来管理鬼的，阎罗王的手下并没有归属到哪一族群，但从其外貌应该是妖一类。
　　也就是说，神通过委派人员，利用妖做工作人员，对鬼进行管理。而佛所派出的地藏王菩萨等，则不负责具体行政工作，而只是负责监查鬼的管理情况。
　　前面介绍妖的时候说了，妖是和玄士同一级的修炼阶段。而人和各种生物非生物则是低于妖和玄士的一个阶层。鬼作为另一种状态，也是低于妖和玄士的阶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妖能够在神的手下工作并管理鬼。这样，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组织图。
　　《封神榜》前：仙高高在上，妖受仙领导控制，玄士则跟从仙学习，人则在人间生活。此外，在西方出现了西方教这个组织。《封神榜》后：仙高高在上，妖依然受仙领导，而神也创造出来，但地位等级均低于仙，是受仙册封的。玄士依然跟从仙学习。人依然在人间生活。西方教通过封神行动获得了一定的壮大。
　　《西游记》时期：神高高在上，仙受神的保护。妖脱离了仙的领导。佛人数虽少，但实力强大。神与佛共同管理鬼。魔独立于各种族群。玄士跟从神、仙、佛修行。人依旧在人间生活，但另一状态则归属于鬼的管理体系。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各种族群里，都没有神佛共同管理的现象，独鬼这个族群存在这种现象。而且，鬼和魔都是从无到有的，为什么鬼有这种森严的管理，而魔却没有？
　　结合前面的分析，答案呼之欲出。这还是那次肢解阐教的隐藏历史的结果。在那次行动中，由于佛和神的共同努力，建造了鬼这个族群，由于神起到了主导作用，或者因为神有强大的人员基数，佛才和神采用这种模式，共同管理这个新族群。
　　隐藏的历史通过从《封神榜》到《西游记》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在这二者之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而对这段历史，我们也有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我们综合各种线索，结合中国历史，合理推测，就可以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
　　鸿钧老祖开创了仙，其弟子元始天尊建立了阐教，通天教主建立了截教，而太上老君则没有建立教派。 这个阐教，有些像中国古代的贵族阶层，对人员要求极高。而截教则很像墨家，不分出身高贱，都有成仙机会。也正因此，双方发生了分歧，这也导致了封神。此时，是没有神的。那个后来成为神的首领的玉帝，此时也是仙，并且负责对仙的投诉管理工作，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司法部门。
　　封神的结果就是在神仙体系里出现了神这个族群，这个族群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武士这一阶层。而另一结果就是，截教彻底灭亡，将非人类出身的仙全部推到了神这一新族群，还有一部分则推到了西方教这个组织。从此以后，非人类修行者只能先从妖开始，然后再成为神或佛，但更多的则沦落为神、仙、佛的侍从和坐骑。
　　从封神后的局势看，通天教主彻底失败了，阐教获得了表面的胜利，神获得了最大的实利，佛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太上老君没有任何收获。
　　随着一段稳定期后，太上老君私下与神的领袖玉帝商量，打算通过借助神的力量，来取代元始天尊——仙的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同时，佛也参与了这次阴谋。但为了掩人耳目，效法封神行动，称这次为创鬼行动，表面看，就是要建立健全对鬼的管理。
　　仙可能自恃强大，并没有反对神的行动。在行动中，神在太上老君的内应下，在佛的鼎力帮助下，击败了元始天尊，同时消灭了女娲。击败元始天尊后，神虽然取得了战略胜利，但却无法将仙彻底击败，只能和元始天尊达成协议，保留仙的地位，但仙必须处于神的保护下。
　　于是，仙中有一部分转到神那里供职，也在此时，神改变过去的八部管理模式为中央政府管理模式。而佛也趁此机会，大肆扩张，将仙中相当一部分不愿意在神供职或在神庇护的人员招募到门下。在此后，神选择了管理鬼的人员，这个人就是关羽。而佛也由于在创鬼行动中的巨大贡献，得以派出人员监管鬼。
　　创鬼行动后，太上老君被神彻底耍了，不仅没有获得仙的领导权，反而不能和神坐同一条船。正因这种无奈，太上老君在《西游记》中只是象征性地对付一下孙悟空，其后用丹炉炼孙悟空可以说反倒成了暗中相助了。创鬼行动的另一结果就是解放了妖。这就像中国战国时期，将奴隶解放成农民。虽然依然是最底层，但终究比从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在创鬼行动中，神、仙、佛中都有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或被清除，或自行叛逃，然后组织了一个松散联盟——魔。
　　由于魔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力量极其分散。但由于实力很强，神、佛对魔一直很警惕。
　　此后，由于孙悟空的出现，造成了一次大的变动。
　　孙悟空是佛的另一创始人培养的。如果从体系来说，孙悟空直接担任神或佛都不成问题，但却偏偏不能。这种反常，蕴含着另一次阴谋。这就是《西游记》的故事。
　　通过孙悟空对神的挑战，佛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而且也看出了神的腐朽没落。再通过培养唐三藏的过程，成功地将神、妖中的杰出人物收拢到佛的门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游记》之后，将会有一次佛与神的大会战，而这场战争，将决定谁是真正的霸主。
　　争斗为哪般从封神，到创鬼，再到西游，我们看到的是仙的没落和神的强大以及佛的壮大。但在这一场场斗争中，我们只看到那些神、仙、佛的英雄形象，却不知他们这般争斗为了什么？
　　在前面分析中，我们一再提到两个族群——鬼、妖。在《封神榜》时期，妖受仙统治，而鬼无统治者。而到了《西游记》时期，鬼受神佛统治，而妖无统治者。
　　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论是否有显性统治，鬼和妖都一直处在神、仙、佛的统治下。看看中国历史，就可以明白了，封神创鬼西游，只是统治阶级的游戏，而这种战争游戏的背景就是对妖和鬼的残酷统治。透过这些表面，我们也看到了妖和鬼对统治者的反抗。妲己与貂婵是何等相像，但一个是祸水，一个是女杰。孙悟空，一个坚定的反抗者，最终也不过是另一个宋江。
　　有人说，神仙是为了信仰。信仰什么？信仰也不过是一种统治手段，就如同现实中的宗教。看孙悟空，不就是受了信仰的影响，成为了斗战胜佛？也许，对他个人来说，就和招安的宋江一样，光宗耀祖了。但从整个妖，整个鬼来说，他只是一个投降者。但是，妖鬼难道就真的没有出路了吗？不是，还有魔。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能解放妖鬼的，就是魔！而要想取得对神佛联盟的胜利，则必须立足于妖鬼，建立妖鬼联盟，对抗神佛统治。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神佛之战，就是妖鬼崛起之时。可惜《西游记》之后，便无记载。也不知那妖鬼是否实现了独立。
　　“人”的堕落与解放：《金瓶梅词话》明朝是一个人的时代。一方面，在儒家学说方面，王阳明的心学成了主流，靠个人悟性而不是经典文字来领悟真理成了时人的共同爱好；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发展，让普通人能够真正地体会人生的快乐，尽管这种快乐可能是不道德的。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作品，在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中，作者从多方面展现了那个欲望横流的世界。
　　人应如何生活人，一来到世界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在诸种人生欲望中，最为人们所渴求的是什么？
　　《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五回，写吴月娘识破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奸情，薛嫂想趁机卖掉庞春梅时，有这样一节描写：春梅见妇人闷闷不乐，说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筛上酒来，递一盅与妇人，说：“娘且吃一杯儿暖酒，解闷解闷。”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我们抛开文字的粗俗不论，“人反不如畜生”的潜台词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的“人”，有着生理的和心理的欲望要求，它应该很好地享受人生的各种快乐，而且应当比禽兽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来满足和享受属于个体的欲望渴求。
　　诚然，作者的这种对人生欲望追求的感慨，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性、动物性的生理基础之上的。我们也不妨把它看做是对人生欲望追求的肯定，这样才不致于亵渎作者的良心。
　　“依翠偎红”的生活，是当时一般士人和市民所追求的生活情趣。《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的开场诗说：“日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似飘蓬。点头才慕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发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
　　这是一种典型的崇尚现世享乐的人生观。这种“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的艺术描写，在全书俯拾皆是。李瓶儿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对欲望追求非常强烈的艺术形象。
　　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有追求“情欲”的天性，而且这种追求“情欲”的渴望表现得十分强烈。只有当它感到满足时，人才会感到畅快和幸福。否则，心灵甚为压抑和痛苦。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人，本来就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是自我的主宰者和幸福的崇拜者。
　　除了兰陵笑笑生等人，晚明的世情作家还有：徐渭、汤显祖、冯梦龙、凌■初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大批阙名、化名的作家。《牡丹亭》叙杜丽娘读“关关雎鸩”后，“讲动心肠”，丫头春香转述她的感慨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汤显祖在其作品《题记》里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乎！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
　　在汤显祖看来，“情”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整个世界的主宰。它能克服“理”，战胜“理”。但是，汤显祖强调的仅仅是“情”吗？不尽然。汤显祖真正强调的是“欲”，是人的自然的、正常的欲望。汤氏所说的“欲望”，在《牡丹亭》全本中有多次出现，如花神说：“宴则是混阳丞，看他似虫儿般春动把风情煽。”柳梦梅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恨不得肉儿般和你团成片”。
　　凡此等等，都强调了人对欲望的追求。
　　“二拍”中也有不少篇章是对“人欲”艺术描写。其中甚至对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也采取了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凌■初《二刻拍案惊奇》三十四回《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的“入话”有一节议论：“岂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怎能够满得他（她）们的意？尽得他（她）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她）们的身，禁不得他（她）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他把对人的欲望的尊崇视为是天经地义的，强调了人的欲望的普遍性。他认为无论男女，都有追求欲望的需要，尤其是女性的欲望追求，诚是可贵。这种欲望防不胜防，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能够加以抑制。
　　如何面对私利《金瓶梅词话》序云：“富与贵，人之所慕之”，“富贵善良，人皆恶之，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軃，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等等，都意在说明：追求和安享现世的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人情小说的世界中，钱财有着无穷的妙用。它“乃是众生脑髓”，“能动人意”。有了它，一切皆能畅通无阻。
　　再举《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写常二“得钞傲妻”的场面更是将市井细民贪财的心态描摹得惟妙惟肖：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死要骂汉子，见了银子就来亲近哩！……”
　　真是一幅绝妙的市井生活图。难怪张竹坡读到此，禁不住评说：“此又写财的利害。”懂得“财的利害”的西门庆舍弃了有钱人“读诗书，登仕途”的生活道路，从事经商敛财之事，短短几年，成为独霸一方、腰缠巨万的富商。在他奇迹般的暴发生涯中，集中体现出钱财的强大力量。
　　西门庆霸占孟玉楼、李瓶儿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谋财”。小说第七回写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是一位颇有钱财的富孀时，他“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和薛嫂于第二天“就买礼往北边他姑娘家去”探亲。其贪财之状跃然纸上。
　　第十七回还描写西门庆吞没陈经济因避难而带来的“许多箱笼”，说明在这位封建商人的眼里，追求财欲比亲情更为重要。透过凸现在我们眼前的“镜头”，不是可以十分清晰地折射出人情小说乃是在集中表现私利人生欲望的思想基调吗？
　　从我国文化的发展来看，肯定“人欲”的描写是在封建社会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代表着启蒙主义的曙光。任何亚文化都是前置的，它所展现的欲念横流的景象揭开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特殊的一页。
　　首先，肯定“人欲”的思想，在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对立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表现了近代思想的萌芽。
　　我国的传统道德向以“仁、义、礼、信”和“忠、孝、节、义”等一系列封建教条为其规范，其基本内容是抑制人的各种欲望，将个体作为奴化的工具。
　　例如，以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它倡导“义夫”和“节妇”。究其实质，就是要让那虚幻的“义”和“节”的精神枷锁来剥夺人们自然的、正常的、合理的欲望追求。
　　在这种道德观念的支配下，个人何来快乐和幸福？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把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推向了极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诫，就是一个显例。
　　其次，从本质上说，对“人欲”的追求是和人的物质利益的获得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人情小说在实际上是肯定了人要求能获得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权利。也正因此，人情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本身蕴含着要独立自主地主宰“自我”命运的因素。如潘金莲挑逗武松、李瓶儿招赘蒋竹山，向来被道学家们视其为是“好淫”的例证。倘若我们丢弃固有的偏见，难道会不理解她们力图摆脱命运“赐予”的种种苦难以重新安排新生活的奢望吗？
　　当然，人情小说，乃至艳情小说、爱欲小说毕竟是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它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关系无比密切。从根本上来说，肯定“人欲”的思想，仍然是以“利己”为鲜明特色的。作者力图要表现的“欲望”，仅是一种人的物质上的利益与自然性、动物性的混合体，还缺乏与人的社会要求紧密结合。所以，人情小说虽然反映了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冲突，但始终未能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的追求。
　　换言之，在人情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社会要满足人的“好货”、“好色”等自然欲望的要求和呼喊，但看不到作为主体的“我”如何去改变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亚文化毕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它没有强烈的崇高理想和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
　　公允地说，相对于中国正统的“经典文化”，中国古代爱欲小说所呈现出的亚文化形态，较少虚饰成分，更切近民族历史、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实际。我们不应该以肤浅的眼光来评判它。
　　爱欲小说不仅长于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也很广。这一流派的小说资料庞杂，社会生活、生理方面应有尽有，它传递出的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从思想意义上说，它有强烈的训诲倾向，以写男女私情来弘扬自由恋爱，具有反封建桎梏的积极意义。它还能教育世人，暴露世情的缺憾，惊醒人们的情梦。其性爱描写虽直露浅白，溺于展示，但“意不在事，不避鄙秽”。当代社会，人类正迈向更开明的时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探索往昔的文化典籍，认识古往今来的迥异，以便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和精神面貌的实际。
　　
 第十讲 亡国之后的众生相
　　1644年，明朝灭亡，然而，一切并未就此结束，相反，随着亡国，贰臣、遗民、降将、叛徒、败类等众生相浮现出来，这形形色色的人们，成为大明帝国最后的风景。
　　贰臣：失守的人生策略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明朝大臣们，大体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而死，二是逃命而生，三是出降而荣。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曾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
　　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凝视着西山风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终于没有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后被人救起。
　　贪生怕死,一朝为贰臣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他还因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文坛巨擘，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德高望重。在众人眼里，只要明朝一亡，钱谦益不是抵抗而死，就是毅然殉国。
　　可是大伙儿把他看错了，他竟然连个昔日倚门卖笑的歌妓都不如，人家柳如是还真跳到水里。退一步说，人各有志，你不愿意殉国而死，别人也不能强迫你，但不要先说大话，否则覆水难收，一旦食言，是很尴尬的。
　　即便原来你确实是准备死的，临时突然变卦，也可以找点能略略站得住脚的借口。
　　不肯殉国也就罢了，那就当个隐士，也算是保住了晚节，可他却不甘寂寞，不仅主动出城投降，给朋友写信劝降，还带头剃头示众，“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他就这样拼命讨好，清廷也没把他当回事，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小官做。时人讥讽他是“两朝领袖”，乾隆更看不起他，专门写了一首五律羞辱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钱谦益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只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看，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黄宗羲说他“四海宗盟五十年”。郑方坤说“本朝（清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一个从明朝遗落下来的钱谦益，就把清朝诗坛文坛风光占尽。
　　如果从性情、为人方面来说，钱谦益其实挺可爱的。为了大张旗鼓地迎娶柳如是，他忍痛把自己珍如拱璧的宋刻《汉书》出售，不仅置办了婚礼，还修建了江南藏书最丰富的绛云楼，和柳如是在里面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他和柳如是还乐于成人之美，一起努力帮助冒辟疆与董小宛结合，留下了许多佳话。这样的钱谦益，绝非那些一本正经面目可憎的腐儒卫道士所能比。
　　也许钱谦益性格中确实缺少刚烈的一面，所以在清军南下时他做出了率先迎降的丑剧，留下了千古骂名。但钱谦益仅任伪职半年，就以老病为借口回乡了。
　　屈指数来，明末的几个著名降臣，都够窝囊的，名声不好，下场更惨。吴三桂反复无常，兵败身亡，还落了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秋骂名；洪承畴尽管为清兵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列入“贰臣录”，妻子出家为尼，老母、弟弟一家老小均因他投敌而与他断绝关系；钱谦益更是身败名裂，也没换来高官厚禄。
　　真正开始咒骂钱谦益，是钱氏死后多年的乾隆朝。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怒不可遏，不顾身份破口大骂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于是钱谦益的著作遭到销毁，名字被列入《贰臣传》乙编。天下骂钱谦益之风蔚然而起。关于钱氏如何降清，如何剃发的丑态传闻应运而起。数百年来，钱谦益的汉奸形象几与小丑无异。
　　其实，当时的许多明遗民并不是这样看钱谦益的。黄宗羲、归庄、屈大均、吕留良等都与钱谦益往来唱和。如果钱谦益真的那么不堪，他们会在明亡后结交他吗？
　　迷途知返,贰臣变义士钱谦益回乡后，其实一直在进行秘密的抗清活动。他大力资助和支持江阴志士黄毓祺、姚志卓抗清。事情败露后，清军冲进钱宅把钱谦益用铁链系走，押往南京。当时柳如是正卧病在床，惊起后冒死从行。钱谦益被关进监狱，柳如是“誓上疏代死，否则从死”。后来经过多方营救，钱谦益终于获救。经过这次生死考验，柳如是不再被看做妾，而直接被他称为贤妻。有人说，清军南下时，柳如是要求钱谦益和她一起跳水自杀，钱谦益借口水冷不跳，柳如是干吗不离开他？这就是答案。
　　钱谦益从鬼门关上逃回来后，反清复明的念头依然没有断绝。他的学生瞿式耜拥南明桂王辗转南疆。钱谦益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带去密信，为之策划。瞿式耜《报中兴机会疏》中也有记载。后来桂林城破，瞿式耜慷慨赴死。钱谦益闻信后痛哭不已，不顾危险写下了长诗《哭稼轩（瞿式耜的号）留守相公一百十韵》，字字泪，句句血，是清诗中的“绝可传”者。
　　最能反映钱谦益抗清意志的莫过于他多次往返浙江一带，游说清将马进宝反清了。在清廷天下已定的雍正时期，湖南文人曾静等跑到四川游说岳钟琪反清，事泄后这些勇敢地与虎谋皮的文人们最终一个都没有幸免。在钱谦益的时代，正是满汉矛盾最尖锐的时期，钱谦益竟然要游说清将谋反，而且前后去了几次，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不是没有犹豫，不是没有胆怯，但钱谦益还是去了。只是马进宝首鼠两端，不能倚重，面对钱谦益，他装聋作哑，虚与委蛇。长年的世事练达也使钱谦益老奸巨滑，他察言观色，循循善诱，虽然未能策反成功，但毕竟全身而退。
　　郑成功入长江进攻南京，钱谦益积极为之策划接应。前期形势大好时，他写了振奋人心的“金陵秋兴”，大喊“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然而最后功败垂成，钱谦益又写下了悲凉伤心的“后秋兴”组诗，“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这期间柳如是捐尽了自己的钗珥珠玉，钱谦益甚至想随郑成功入海抗清，此时他白发皤然，年已八旬了！这一对老夫少妻，这一对患难夫妻，为何三百年来所得到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呢？钱谦益性格中诚然有很多懦弱、圆滑的成分，但他后来也确实为民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什么依然骂名不断，依然恶评如潮，依然有那么多人跟着乾隆皇帝咒骂他？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他的悲哀，他的挣扎：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在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的处境甚为尴尬。人们指责他，因为他先仕明，后仕清，是个大节有亏的“贰臣”。人们又不能不赞誉他，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说他“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顾炎武也推其为一代“宗主”。细细体味，将他置于这进退两难境地的，不过是一个“仕”字而已。
　　才华横溢的钱谦益坦言：“我本爱官人”。还算顺利，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授编修。可是在这之后，命运好像总在捉弄他，一次次地把他抛到政治的圈外。从他首次入仕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更不必谈会有什么政绩了。
　　其实，他虽有才华，却天真浪漫没有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穷于应付，文人的头脑又没有能力抵御猛力的政治浪潮。如果当时他能激流勇退，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定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但他在政治上太热衷、太好胜逞强，不甘心就此作罢，反而在“仕”的旋涡中愈陷愈深，终日栖栖惶惶，营营役役，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似乎给他带来了曙光。为了入朝执政，在正义与邪恶进行激烈较量的关键时刻，作为东林领袖的钱谦益竟然表现出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疏，称颂大奸臣马士英的拥立之功，为阮大铖鸣冤。他就是这样轻易地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逢迎谄事，成为一个“进退失据”、匪夷所思的人物。
　　更为士人所不齿且难于理解的是，在短促的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很快又投降仕清。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自由的有着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士子”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的根本在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住对统治阶级和一切统治文化思想的有距离批判。
　　单凭才华的知识分子是管不了天下之事的，他们往往会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子。清乾隆帝就曾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投降派，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厚颜无耻的变节者。按理说，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显进显退，遭受了如此之多的磨难、非议，他自应幡然省悟。但“学而优则仕”这一士大夫阶层的人生理想依然如影随形、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的灵魂深处。虽然他失节之后忍辱偷生，惶恐不安；虽然他内心深处对身仕二朝感到屈辱，他最终仍寄希望于儿子：“还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因为读书做官，博取功名，光耀门楣，实为那个时代文人们的唯一晋身之阶。钱谦益始终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可悲可叹。他因“学优”而热衷入仕，终其一生，为仕途所累竟至死不悟，最后，在仕途上并未留下什么显赫的政绩，反倒自贻伊戚，徒招耻笑和讥讽，由“文坛领袖”变成“贰臣之首”。
　　在他去世那一年（康熙三年）的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已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梨洲（宗羲）代笔。黄宗羲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才将黄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
　　黄宗羲《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写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现在不是太晚了吗？”
　　因怯懦和一时的动摇（水太冷）而变成千夫所指的贰臣，这可能是他当初进入官场时所始料不及的。
　　遗民：最强势的弱势群体在明朝灭亡之后，有一个词变得响亮起来，那就是“遗民”。
　　什么叫遗民？说得简单一些，遗民，就是那些在旧王朝灭亡之后，不肯和新王朝合作的人。
　　表面上看来，遗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武装，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更没有权力。然而，他们却是一个强势的群体，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一生为之奔走。
　　明末有一批著名的遗民，比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遗民，顾炎武的同乡归庄身上，最能体现遗民这种“最强势的弱势群体”特色。
　　改朝换代：遗民的节义观归庄（1613—1673），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入清后更名祚明。江苏昆山人，归有光曾孙。性嗜酒，长于草书，更精墨竹，工诗文。为人豪迈尚气节，世目为狂生，曾有“归奇顾怪”之称。早年读书求仕，清军南下后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佯狂终生”。
　　归庄于明亡后选择了“佯狂终生”，即一种入世与出世的奇特组合，一个似出实入的生存状态。他的出世，是不仕，不与朝廷建立官方联系，政治上不谋立功。顺治二年，归庄“始不应试，不为诗文”。四十几岁时，归被提学给事中请旌给扁，他婉言拒绝了。这表明他已断绝了入仕之念。
　　他更主要的方面在于入。早年积极谋立功名，参加科举应试，加入复社，为乡民募建桥款。国难时毅然投入抗清活动，昆山被围时极其英勇。清兵南下后，归家三世七人亡故，其友人中亦多人罹难，国祸家难深重。而归庄并未一死了之，而是在痛苦的反思后将立德立言作为己任。他南渡钱塘江，北涉江淮，筹印太仆文集，筑屋先人墓旁，潜心向学。其佯狂的背后实为一颗积极入世之心。
　　谈到易代士人的生存方式，节义必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范畴。在最极端的选择，即生与死上，当时士人的普遍观点是否如“不能死节，靦颜苟活”、“恨其不能死”般的严苛，我以为值得商榷。
　　在《徐克勤先生七十寿序》中，对于曾发誓以死报国，后贬居乡里的徐先生，归庄以为“先生以微官里居，义可以不死，至今敛迹海滨……即全其天年，以无愧于亡友也”，他对徐的不死并无咎言。而这位徐先生，当初只是因为其赴任地“地方之艰危，前令之受祸”、“丑地危时，不可测也”，所以才会有“誓不反顾，以死报国”之语；而当其被免官隐居，即脱离了不得不死的具体环境后，遂于家乡“全其天年”。
　　归庄自己也多次谈到生死的问题。在《断发三首》中，他说“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高堂两白头，三男今独子，我复不反顾，残年安所倚？”如果说家难后因奉老尽孝而不能死的话；在安葬父母后，归庄又当何以自处呢？
　　他在《闻诅》中写道，“顾自二十年来，家祸惨痛宜得死，穷恶宜得死，举动鲁莽宜得死，文笔不慎宜得死，”“夫以数宜死而幸不死，何以得此哉？盖祖宗庇之，天赦之。”说的慷慨气壮，非但不讳言死，而且坦然言不死，时人对殉节与否的生死观由此也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对于普通群体而言，生死的选择更多的是取决于具体环境而非来自上层话语的死节标准。他们更看重的也许是生的现实努力而非死节的象征意义。事实上选择死的也确是少数，除去那些为势所迫不得不死的，多数人选择了生。既生存，便要有其价值证明生存依据。
　　当时的普遍观念，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主流意识仍偏向于生，甚至可以说时论对于生死的舆论还较为温和。
　　易代之际，相对来说，士人的处境较为艰难，生存空间也极狭窄。但也恰因如此，他们反而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生存方式，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士人的生存选择。
　　他们如何看待投降者变节、仕清一向被认为是极敏感的话题，因其关乎知识分子的气节，民族精神的高尚性问题。此种有意无意的顾虑，某些时候可能有碍于历史真相的读解。
　　钱谦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归庄如何看他呢？照常理，以归之性格、气节，当不屑与钱来往，更别说深交了。
　　但事实上，在归的生活中，顾是执友，钱是良师，两人对其影响极大。归自始至终对钱尊敬备至，感激有加。在无钱安葬家人时求助于钱，在顾炎武入狱时想到的亦是钱，可见顾在其心目中之地位。一向以气节著称的归庄何以“委身”拜于变节者门下，且与之交好终生不渝？这在今人看来极反常之事在当时会不会是极自然普通之事？
　　归庄在《某先生八十寿序》（某先生即钱谦益）中，对钱之中道委蛇表示理解，“贼之名不必讳，”更是说得坦荡直率，毫无心虚或有意宽慰之意；况以归如此梗直之人，必不会假言以媚权贵。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归悲的是钱“遇之穷，以见嫉，不逢，丧志终”，而非其变节仕清，坏了名节大义，为士人不耻。
　　归庄与当朝官员的交往也似乎较为平常，在《送叶子吉太守北上序》、《博士张先生升任送行诗序》、《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天长司论张先生六十寿序》（张为一人）中，归对他们的政绩往往有赞许之言并提出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在《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中，归庄说“今日江南州县之官，皆不可为，唯儒官可为。”下文又说，“先生诚引而进之，崇奖其学，振作其气，鼓舞其才。”（此张先生一直为学官）可见，他认为故明之人，尤其是为官者，应以学术传承为己任。而此种思想与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又颇为接近。在归的《吴梅村先生六十寿序》中，归庄的祝寿词也是以吴的“推扬先道，下交晚进者”为中心的。此又可为一例。
　　另外，归庄晚年曾因印刻自己曾祖父文集之事四处奔走，在吴梅村的荐引下求助御史季沧华。季“以富贵骄人，自矜于圣，乃至戏虐，”归遂“拂衣径出”。归开始并未因季的仕清而不愿求助于他，后来与季的冲突也只是因为季“以富贵骄人，自矜于圣，乃至戏虐，”而并非他的气节有什么问题。
　　种种事实表明，当时的遗民对仕清者并无明显不满之言、责备之意。一贯的道德准则似乎比变节与否重要的多。
　　此外，当时遗民后代仕清已极为普遍，甚至还获得赞许。遗民中不乏仕清者，再算上接受清政府给予的褒奖、称号者，如果以纯粹的变节标准衡量的话，恐怕清白者寥寥无几。而且，遗民对朝廷的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归庄在《天长司论张先生六十寿序》时说，“今国家方留意人才，下至吏员杂流，亦得量才擢用，况科贡正遵，坐难于破格之举乎？”可见他对清的官员选拔政策较为肯定，夷蛮等字眼已不复出现。
　　诸多方面都表明，当时仕清者的处境并不如今人想象或者他们中某些人所言的艰难。
　　多元生存环境下的遗民明清易代的复杂环境下，士人行为极其复杂。尤其是久被关注的名遗民们，他们或与新朝故国有密切之关系，或曾涉入仕途，或为某学派领袖。其言行的纯洁性，反映士真实生存状态的准确性都值得斟酌，一些简单问题可能被复杂化，真实的状态可能被异化。加上那些别有用心，欲借题发挥的人和以抵御世风流弊为己任，出自善心的人，当时的士人气节和道德标准遂被越抬越高。其实，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也不足为奇。
　　如果承认了当时士人生存选择的多样化，就必然要涉及到遗民对当时人们为生存而采取的不同方式，比如投降、自杀、出家、隐居等方式的看法。当时的遗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苛刻，事实上，他们非常的宽容。
　　当时大儒黄宗羲说“亡国之戚，何代无之……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士之分止于不仕，士之责在于保天下，时人的责任观、价值观于此可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易代也可看成是士人价值观的消解与重建的过程。对当时的士人而言，国亡、家亡、民族危亡，明清之际一系列的震荡，冲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目标——行道、立功，士大夫阶层基本道德要求忠、义、仁、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从国破家亡的伤痛、愤恨，到期待复明，投入复明的积极行动，最后到大局已定，众多的士大夫将何去何从？痛定思痛，当冲动的感情渐渐淡去，理智浮出的时候，士以道自任的责任感突显了。大多数的士并没有一死了之，或仅在痛与恨中了却此生，而是选择了积极的生存。他们努力走出价值困境，重构价值体系，为自己的生存作出合理诠释。于是，逃禅，仕清，隐居，游历……各种新旧形象应运而生，士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一类人走向了虚无，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的价值目标，将儒家的立功、载道看成空。他们虽不真心向佛，但却彻底遁入空门，不问人间事。这些人的价值目标没有了，遂不追求任何价值。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就丧失了自我的价值。
　　另一类人或因无法承受现实的打击，或因深陷于旧的价值体系，于之坍塌时不愿或无力重构新的，终于绝望，以至殉明。他们选择了软弱与逃避。
　　于是，历史将使命交予了第三类人——价值体系的建构者。承担当世之务是他们的共识。他们将义愤转为责任，勇于探索新的体系，在这点上，无论是安居乡野者、托身佛门者、于外漂泊者，还是变节者，都有其宝贵的价值。在建构与创造中，第三种人扩大了士的生存空间、选择可能，增大了士群体的多样性和生命力。
　　而这第三种人，就是生活在弱势群体中的遗民，他们虽然不与新王朝合作，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地改变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而改变着这个社会。
　　降将：走投无路的选择人们常说投降清朝的吴三桂是千古汉奸，但人们很少知道吴三桂的舅舅——袁崇焕手下的大将祖大寿也投降了清朝；人们往往只知道他们投降清朝是“卖身求荣”，却很少知道他们投降之前的生活如何艰难；人们也许只知道清朝用高官厚禄引诱这些将领，却很少知道祖大寿曾经有过“假投降”的经历，而且在他后来真正归降的时候，皇太极还原谅了他当初的耍诈。
　　诈降的名将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领八旗军第一次入关，围困北京，用反间计让袁崇焕受冤而死，但袁崇焕制定的“守坚城，用大炮”一策，却被继承下来。崇祯年（1631年），明朝丢失沈阳后，便在大凌河修筑围城，并在此城中集中了明朝的精锐部队，皇太极立即带兵围住大凌河城，蒙古各部落也率兵来会。城内明兵三万多人，由祖大寿率领，皇太极吸取宁远战败的教训，决定只围不攻，迫使其粮尽援绝而投降。
　　兵力布置如下：正黄旗在城北面之西侧，镶黄旗在北面之东侧，正蓝旗在正南，镶蓝旗在南面之西侧，一蒙古旗在南面之东侧，正白旗在东面之北侧，镶白旗在正东，正红旗在西面之北侧，另一蒙古旗在正西，镶红旗在西面之南侧。蒙古各部贝勒率本部兵马填堵各个旗之间的缝隙。
　　大凌河城顿时成了铁桶一般，水泄不通，风雨不透。八旗军城外连挖四圈壕沟，深七尺，壕沟之间建起垛墙，高一丈有余，营盘45座，方圆50华里。皇太极高卧城南山冈，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朝援军。
　　祖大寿惊呆了，叹曰：“逆奴围凌，连挖四壕，弯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
　　起初，祖大寿还派出小股部队试探突围，都给打了回去，后来皇太极把后金兵伪装成明朝援兵，引祖大寿出城，祖大寿不知是计，中了埋伏，连吃几次大亏，于是城门紧闭，再也不敢出来，开始时，明朝还派了不少援兵，都让皇太极给击败，损失了三十多员战将，此后再也不敢派兵增援。
　　围困了两个月，城内粮食告罄，马无草料，大批倒毙，兵士杀战马充饥，百姓更惨，成百上千的饿死，食死尸，拿人骨当柴火，“炊骨析骸，古所没有”。最后杀工役而食，后又杀兵丁而食。军粮已尽，唯大官还剩米一两升。
　　皇太极让明朝的降将们给祖大寿写信，劝其投降，并保证决不屠城，一律加以收养，于是祖大寿决定投降，先派自己的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做人质，然后劝说身边诸将投降，只有副将何可纲坚决反对，于是祖大寿将其逮捕，让两名士兵架出城外，当着金兵将领的面斩首，何可纲面不改色，含笑而死。
　　当晚，祖大寿亲自到达皇太极大帐，行抱见礼，接受了一大堆赏赐，二人盟誓。祖大寿假意请求回去，助皇太极智取锦州，得到同意后，却一去不返，其子侄均留质于后金也在所不顾了，但皇太极未予加害。
　　随后，后金兵班师，八旗将士满载战利品和俘虏，将大凌河城完全摧毁，仅剩城基，化为一片废墟，此役消灭了明朝的精锐，得到了张存仁等大批明将，祖可法、张存仁后来还被任命为清朝的都察院参政。
　　心悦诚服：从诈降到归顺祖大寿逃去十余年后，仍坚守锦州。崇祯十四（1641年），清太宗皇太极决定夺取锦州。此前，在天启七年，他也曾发兵攻打锦州和宁远，为努尔哈赤宁远之败雪耻，但被袁崇焕粉碎。此次再攻，皇太极采取新的措施，先将城东、北、西三面的粮食全部抢割完毕，扫荡锦州外围的明军台哨，彻底孤立锦州守军，断绝明军一切出入，在锦州城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圈深壕，再挖长壕，将四面各营贯通。
　　祖大寿手下的明军，一半是辽人，另一半是蒙古人，城内粮食充足，锦州城墙高大。但蒙古将士首先动摇，他们驻守在外城，看到清军阵营严整，都很吃惊，有的在城墙上向下面的清军巡逻哨兵喊话：“你们围困有何用处？我城中积粮可支二三年，即使围困，岂可得锦州？”清军士兵回答：“不管二三年，你们即使有四年之粮，到第五年，还吃什么？”
　　蒙古士兵听了此话，知清军志在必得，十分惊恐。于是蒙古将领诺木齐、吴巴什等密谋降清，他们偷偷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取得联系，约定夜里行动。此事被祖大寿侦知，准备逮捕吴巴什等，还没动手，已被吴巴什等发觉，蒙古兵迅速行动，在城内对祖大寿发动攻击，激战声震城外。
　　济尔哈朗、多铎闻听，立即赶到城下接应，蒙古兵从城上放下绳子，两白旗清军迅速攀城而上，外城很快被占领，祖大寿退守内城，蒙古将士自都司、守备以下官员八十六人，男女家小六千二百一十一人全部投降清军，撤离到义州安置。
　　这个好消息飞报盛京，清太宗大喜，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所部汉军增援锦州外围，明朝则派镇压李自成有功的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兵马来救锦州，皇太极立刻亲赴前线，率三千精锐昼夜不停的赶奔锦州，路上行军太急，鼻子流血不止，他就用一个碗接着，连续奔行六天，抵达松山，掘壕沟，断明军粮道，派武英郡王阿齐格攻塔山，夺得明朝储备的粮食十二堆。
　　洪承畴的大军被围困，奋力突围，各将帅纷纷逃跑，马步兵大乱，自相蹂践，弓甲遍野。清军四面掩杀，明军大部逃往杏山、宁远二城，只剩洪承畴和辽东巡抚丘民仰及两个总兵孤守松山。
　　清军攻杏山，吴三桂率军向宁远逃去，被清军截杀，仅以身免，明军被歼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数以万计，海中浮尸飘荡，多如雁鹜。”
　　清太宗对松山还是围而不攻的办法，静待城内粮尽，后因宸妃病逝，太宗回到沈阳，后松山守将夏成德降清为内应，清军夜里登城，擒获洪承畴，其余将官被杀，松山城被夷为平地。锦州军心瓦解，祖大寿也献城投降，锦州经过一年的围困，不战而克。
　　当初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如今很多人都要求处死他，但太宗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了他十余年，还重用了他的儿子，此时仍劝他归顺。祖大寿深为感动，于是诚心诚意的投降了清朝，洪承畴后经劝说，也投降了清朝。
　　此时，明朝精兵已尽，仅剩山海关和宁远两城，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萨尔浒大战，明军错在分兵四路，结果被各个击破，此次松山大败，还是13万兵马，却因合兵松山，被来了个瓮中捉鳖全军覆没。明朝太监监军，将领之间钩心斗角，朝廷朋党攻伐，皇帝昏庸无能。而清朝以少胜多，在蒙古、汉军的大力支持下，爱惜重用人才，君臣齐心，取得了一次次骄人战绩，形成鲜明对比。
　　败类现象：叛徒与遗民之外的视野从一般的角度来猜测，越是在危难时刻，越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无论这个人是忠诚、摇摆、叛变还是彻底堕落，这些潜在的本质都会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被激发出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朝末年的败类，名气之大，祸害之深，几乎是中国历代所不及的。
　　权奸的发迹史明朝末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膜藏革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之鞠。
　　这首民谣讽刺的正是明末祸国殃民的权奸马士英。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8岁的马士英中进士被授南京户部主事，其后他一直官运亨通，升迁到了右佥都御史要职。马土英自幼家境贫寒，备受富家子弟歧视凌辱。因此，年轻时他发奋读书，立誓要当大官，挣大钱，改变自己的穷酸地位。现在虽然达到了目的，但马士英仍嫌官小权轻，在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多次挪用府库公款贿赂朝贵。结果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丢官削职后，他只好狼狈地逃回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阮大铖。阮大铖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才子。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盛为流行，深受时人赏识。只可惜他心术不正，整日碌碌忙于拍马溜须，投机钻营。他先是倚重同乡，时为御史的东林党人左光斗，后来依附大宦官魏忠贤，成为阉党的一员。
　　阉党当权时，阮大铖积极参与制造了“封疆案”、“六君子案”等一系列冤案，所以在魏忠贤被诛杀后，感觉到自己有灭顶之灾，于是立即赶写了两封上疏，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阮大铖名挂逆案，难脱干系，终被削去了官职，诏令“终身不得录用”。他流寓到南京后，恰遇官场失意的马士英。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于是整日推杯把盏，互诉苦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明朝覆亡消息传到南京，居守陪都的六部官员一片恐慌。为继承明统，他们决定拥立新君，重建中央政权。但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南京各派官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有人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有入主张拥立潞王朱常芳，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混乱局面对于马士英来说犹如一针强心剂，他预感到自己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士英毫不犹豫地卷入这场政治争斗。
　　这场争斗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为主导，一派以马士英为核心。马士英暗中联络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实力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了南京，声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称帝，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此即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
　　此后通过排挤史可法，马士英获得了南明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马士英独掌大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极力举荐其死党阮大铖。马士英心里十分明白，阮大铖作为阉党成员，名声很臭，要想保举他，就得师出有名。幸好阮大铖肚里还有点货色。他自幼读过一些兵书，对兵法略知一二。马士英便抓住这一点大肆吹捧阮大铖知兵善战，提出要让他出任兵部侍郎。
　　马士英指使阮大铖四出游说，大造舆论，积极地进行配合。阮大铖在当年结识的达官贵人中大放厥词。那些一直处于舆论谴责压力下而难以出人头地的宫廷太监，见有人为自己说话，一下子把阮大铖奉若神明，交口称赞他才德兼备，当委以重任。这帮人成天萦绕皇帝左右，对皇帝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马士英还以皇帝的名义，召阮大铖进宫。阮大铖于是得以亲自面见皇帝，抛出一套早已炮制好的所谓“守江策”，提出联络、控扼、进攻、接应等一整套攻防策略，这对于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来说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一开始，便引起了弘光帝的浓厚兴趣。接着阮大铖鼓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陈三要、两合、十四隙”，虽为书生之见，但其口若悬河，宏论滔滔，颇合皇帝胃口。弘光帝高兴得连连击掌叫好，于是当即命人起草诏书，授阮大铖江防兵部尚书，后又很快擢升其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出任兵部侍郎，犹如一石击起千重浪，举朝为之哗然。许多官员纷纷告退。吕大器、姜日广先后辞官罢归。马士英则乘机安插心腹，填补空缺。他听从阮大铖计谋，全部起用了逆案官员，甚至对死者也给予赠恤。这样阉党势力再度得势，使得朝政更为腐败黑暗。
　　祸国终害己:败类的结局马士英像历史上所有的奸佞一样，不但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还有强烈的金钱欲。他通过种种卑劣手段聚敛钱财，中饱私囊。
　　江南的水陆交通很发达。马士英就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江南的水上航运业。他在长江各处遍设关卡，并由太监亲自坐镇，对过往船只课以重税，每只船所征税额高达200至300两银子。
　　当时，江南人民盼望朝廷能够厉兵秣马，重振旗鼓，收复京师。马士英便利用人们的这种普遍心情，打着“兴复”、“助饷”旗号，到各地去搜刮钱财。他不但巧立名目进行搜刮，还大幅度提高盐、酒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税额，以致卖一斤老酒就得征一文钱。这些钱财丝毫未用做军饷，反而源源不断流入马士英私囊。
　　上梁不正下梁歪，其部属搜刮之能与马士英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御史彭遇飕来说吧，他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避乱南渡，阿附于马士英。他受马士英委派，刚到杭州上任，便带着打手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市民钱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在当时是江南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彭遇飕的强盗行为使得杭州市民关门闭户，不敢轻易进行贸易，市场呈现萧条景象。
　　马士英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生财绝招。他上疏给皇帝，说现在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为筹措经费，请求免除府州县的童生应试，改为以交纳银钱多少确定童生名次。
　　皇帝听说国库空虚，感到很紧张，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玩乐享受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因此当即糊里糊涂地同意了马士英的主意。马士英遂作出详细规定：交纳银钱多的，可以不经过考试，便可稳稳当当地获得生员资格。并同时规定，上等户人家必须交纳六两银子，中等户四两，下等户三两，直接送到学院查收。一时间，各地一哄而起，生员人数剧增。
　　这种纳钱代考的风气很快蔓延开来，使得卖官鬻爵的勾当愈演愈烈，甚至连朝官也可用钱买。马士英规定了许多官职的价格。比如，武英殿中书纳银900两，文华中书纳银1500两，内阁中书纳银2000两，待诏纳银3000两。于是，许多豪强缙绅趋之若鹜，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朝政极为腐败黑暗。
　　马士英只知道压榨百姓，聚敛财富，打击政敌，但谈到如何抗击南下的清军，他就一筹莫展了。最后，还是要忠臣史可法去应战。然而，史可法兵败，扬州被清军占领后屠城十日。
　　扬州一破，南京危在旦夕。五月十九日，清军攻入南京。仅存一年零四天的弘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被永远地抹掉了。
　　早在南京行将陷落之前，豪门富室、达官贵人纷纷卷起金银细软仓皇出逃。五月十一日黎明，钱谦益乘轿来到马士英家，准备商讨守城大计。但见马家，一派忙碌慌乱景象。不久，马士英便从屋里出来了。只见他小帽快鞋，一身便装。“想逃跑，胆小鬼！”钱谦益在心里暗骂一声，正要搭话，只见马士英向钱谦益一拱手，说：“惭愧，惭愧。我家有老母，看来不能随你一起殉国了。”随后，他带着他的老母和十几车金银财物，在四百多名家丁亲兵的簇拥下仓皇逃走。
　　由于马士英平日作恶多端，因此他不论走到哪里都遭到人们的唾骂和白眼。路人见了他都像躲瘟神一样纷纷回避。逃至乡下，家家户户都赶紧关上大门，闭门不出。马士英连水都难讨到一杯，更别说吃饭问题了。他逃至广德府(今属安徽)，知府赵景如坚决拒绝马士英入城。马士英苦苦哀求，但无济于事，只好指挥护卫攻破城门，才得以入城。
　　在处处遭受冷遇后，马士英又想投奔鲁王朱以海，遭到鲁王手下大臣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又转而投向盘踞在福建的另一个南明小朝廷隆武政权，但同样遭到拒绝。
　　马士英处处碰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马士英的一生，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评价的那样，是“庸琐鄙夫，饕残恣恶”。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首先要归因于明末朝政委靡，纲纪败坏的混乱政治局面给他提供了发迹的机遇。阮大铖因名挂逆案而备受唾骂和冷落，但他的落魄却成为马士英步入官场的跳板，使得马士英如一枝花而意外地受到青睐。
　　然而深藏在内心的恶劣本质决定了马士英不是一个能给南明政权带来福音的救星，相反，正是他加速了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马士英自从掌握了弘光朝大权后，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自己押在了弘光政权上。他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搜刮民财，以满足他的权力欲和金钱欲，耗尽了弘光朝仅存的一点儿精气。弘光政权覆亡了，历史也宣判了他的死刑，马士英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后记
　　历史就像大海一般辽阔而深邃，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惊涛骇浪，令人难以捉摸。面对历史，个人总是显得渺小而又无助，也只有阅读历史，才能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充实。
　　明朝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三百六十二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已经过时。明朝历史中所产生的种种话题，现在还被人们讨论着，比如“黄宗羲定律”。
　　明朝的开国，是靠在乱世的丛林法则之中搏杀出来的，这种搏杀，充满了诡诈与血腥，而这种诡诈与血腥，自然而然地被带入了明朝的政坛之中。
　　也许，在帝国时代的末期，已经不需要用所谓的“文治”来掩饰独裁与暴力。
　　阅读明代的历史，需要胆量，因为那里处处充满着阴谋与杀戮；品味明朝的历史，则需要一种温和的态度。因为，只有抱着温和和宽容的心态，才能不让自己被情绪所左右，而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与众不同的时代。
　　写下这样一段，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