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装备5 dd在哪:一个时代的剪影-----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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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又为制约君权提供了超验力量。“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那时的王公贵族，对天具有真正的敬畏。公元前178年发生了日食，汉文帝为此下诏说：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也非常有名。后来，武帝更加明确地向群臣宣告：“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此后，如果遇到天灾日食，皇帝下诏罪己渐成制度，《汉书》里可以称得上“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又有十二次。不仅皇帝要罪己，作为政府最高官员的三公，遇到天灾也要引咎辞职。《汉仪注》中说：“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就是说，此时丞相需要称病辞职甚至自裁。汉成帝时，天灾频频，宰相翟方进收到了皇帝赐给的酒和牛，当日就自杀谢罪。又如元帝永光元年，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同时以灾异告老还乡。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均免冠自劾。这些行为无疑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不管怎样，一有灾异，或罪己，或辞职，客观上使得皇帝和高级官吏保持了一种诚惶诚恐、兢兢业业的心态。董仲舒的学生眭弘曾以灾异上书，请求昭帝“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到哀帝时，又有甘忠及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这种笃信天命而建议皇帝退位的事情，只有汉代人才做得出。
在汉代，国家对于救灾极为认真，救灾方式多种多样，或者减免租赋，或者行假贷或急赈，或转运粮食到灾区，或减百官俸禄，或大量由灾区移民他处，或卖爵以入钱，或令民输粟于国家以除罪或以居之。翻开两汉史书的帝王纪，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对于流民，则要求“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东汉和帝时期，因为连年地震、旱蝗，朝廷两次下令开放“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汉代往往还在灾荒之年在全国或部分地区颁布临时性的禁酒令，以节约粮食。如汉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和帝永元十六年，“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 ，顺帝汉安二年冬十月，“禁沽酒，又贷王、侯国租一岁”，等等。
有代表性的救灾行动是平帝元始二年。当青州一带出现大旱和蝗灾之际，从三公、卿大夫到普通吏民为百姓献其田宅者有二百三十人。人民财产不满二万以及受灾之郡人口不满十万的，免除租税。官府清空邸第，医治生病的灾民。对于有死亡的家庭，赐予安葬费用。迁徙贫民，赐予田宅什器，借给农具和耕牛种食。又在长安城中广建住宅，以居贫民。
汉代还特别重视保护鳏、寡、孤、独之人，即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汉宣帝曾下诏：“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两汉时期，皇帝不时遣使“循行天下，存问鳏、寡”，经常下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每年春季对鳏寡孤独贫穷进行救济，是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对于老人，以孝治天下的汉政权尤其重视。到了七十岁，国家赐给老人鸠杖，“上有鸟，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老人可以自由进入官府，可以走天子专用的驰道，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
汉代赋税、徭役虽重，田租却很轻。战国时孟子曾说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但是汉代的税额只有十五税一，自汉初景帝决定只收田租之半之后，实际上是三十税一。汉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十一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汉代在改良刑罚也迈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汉初一个小女子缇萦上书，要求以身赎父罪，促成汉文帝决心废除肉刑，从此，“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汉景帝时候，又把笞五百的改为三百，笞三百的改为二百。
汉代物质文明非常发达。汉代的事功精神，使得人们不仅关心天道的哲理、世道的治理和人道的伦理，而且关心各种实用技术。汉代发明了纸，西汉时期就有了麻质纤维纸，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大大加速了文化的传播。汉代完成了农具与兵器的铁器化，把中国推入了铁器时代。汉代用炒钢法冶炼熟铁的技术，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而球墨铸铁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汉于一世纪前发明了舵，为航海技术上的伟大成就，早欧洲千余年。中国古代传统的医、农、天、算四大学科，都在汉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医学方面有《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农学方面有《汜胜之书》，在算学方面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在天文方面，相继有四部历法，即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还有张衡的浑天仪。
有论者指出：“希腊罗马的不足使得汉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技术社会。如果一个汉代人想知道时间，他可以看沙漏或水漏（而希腊人基本上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其漏具少而简单），他用指南车可以知道确切的方向，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不用传统的木柴、草杆烧火，而使用煤、石油、天然气这些近代西方文明的能源，他使用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精美的，他的日常用器是先进的铁器，坚硬而形状精巧。更重要的是，他能使用纸作为书写工具，而世界其他地方都还在使用羊皮纸等原始手段．．．一个汉人如果有病，他可以找官立或私人医生，如果想受教育，有官立或私人学校．．．汉代进行了几次全国性户口普查，并有完善的户口制度，一个人很易了解全社会的结构，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翻开地理志，了解全国的行政建制和地理状况。相比之下，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因而，汉代人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感觉在当时世界的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只有近代欧洲才能产生这种意识，希腊人主要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自负在精神上是有道理的，但他们的社会原始而且没有条理。”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其辞曰：“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 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贤圣并进， 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这不仅成为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也是对那个疆域辽阔、军威远播、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有耻有格的帝国的颂歌。
四、艺术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司马相如
汉代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雄浑”。
司空图在其《诗品》中，列雄浑为第一品。司空图对雄浑如此描述：“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雄浑首先是大。汉代建筑继承了秦代的特点，以体量巨大著称，“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考古调查证实，汉长安城周长达25公里，比当时的罗马城大3倍，比明代的西安城大10倍。未央宫的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前殿有三座大殿，面积分别是2000、5000、3000平方米，最小的一座也超过了现在故宫太和殿一倍左右。汉武帝的建章宫更为高大壮丽。建章宫号称“千门万户”，东有高二十余丈的风阙，西有数十里的虎圈，北有大池名曰泰液，池边有高二十余丈的渐台，池中有蓬莱、方丈、流洲、壶梁等仙山造型，南有玉堂殿，有神明台、井干楼均高五十余丈。上林苑周围广三百里，有离宫七十座，中有数十水池，最大的昆明池周长四十里，烟波浩渺，可训水军。虽然污废已近二千年，昆明池的遗址面积至今仍有十多平方公里。
这是一种包裹天地、囊括古今之美。汉代哲学率先垂范。《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汉代最重要的哲学家董仲舒，以儒学为体，综合道、法、阴阳诸家学说，建构了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天文地理、气象物候、草木鸟兽、政治法令、形体精神等等，都通过阴阳五行相互对应，相感、相生、相胜、相随，形成一派恢弘而严整的宇宙图景。汉代的史学家同样胸怀壮阔。司马迁著《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撰《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亦有“包举一代”的气魄。
看看那铺张扬厉、汪洋恣肆、气势恢宏的汉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虽写天子游猎一事，却以此为中心，把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一一描绘。且举一段班固的《两都赋》：“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逴荦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橥□，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这就是汉赋作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汉帝国的壮丽景象：江山宏伟，版图辽阔，物产丰饶，土地肥沃，城市繁盛，宫阙巍峨，商通四海，百工并作，衣锦怀玉，载舞载歌。
再看看那画像石。画像石是刻满浮雕的砖石，通常作为建筑装饰，镶嵌在祠堂、陵阙、更多是墓室内。画像石的内容同样包罗万象、铺天盖地，其中有神仙世界，从伏羲、女娲、西王母、嫦娥到雷公、风伯、雨师、牛郎织女；有历史人物，从周公、孔子、管仲、荆轲到项羽、刘邦以及孝子烈女；有飞禽走兽，从神话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玉兔蟾蜍到现实中的虎、熊、牛、马、鸡、鸭；有日常生活，从耕作、狩猎、纺织、战争到庖厨、车行、歌舞、百戏。而且这么多的内容，往往浓缩在一块画像石上分层描绘，天上人间，浑然一体，人神鸟兽，杂然相处，构成一个琳琅满目、热闹非凡、活力四射的世界。
汉代人不仅摹画了本土的山川、神话和风物，对外来的事物也来之不拒。在一个文明的上升期，人们有无穷的好奇心，奉行彻底的拿来主义。看到匈奴的骑兵优势，汉朝人就开始养马，训练骑兵，最后养了几十万匹马，组建了十万铁骑去远征大漠。看到西域新奇的农作物，汉朝人就开始种植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在艺术上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把“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写进了赋里，也把狮子刻在了画像石上。鲁迅有一次看到几面汉代古镜，满刻着西域的葡萄花纹，不仅感叹：“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不像后世的中国人，怀着“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
汉代艺术有一种浑朴之美。明清的瓷器和家具繁琐而俗艳，这是一个文明进入衰亡期、生命力和创造力枯竭之后的雕虫小技，汉代艺术则从来不事雕琢，不求细节。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莫过于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了。这位一生六次出塞、为汉代立下不朽战功的战将英年早逝之后，武帝命令匈奴归降的士兵为其送葬。黑色的军阵从长安排列到茂陵，旌旗蔽日，绵延数十里。陵墓的形状如祁连山，在陵前则安置了十数雕塑，是汉代雕塑的代表作。著名的马踏匈奴，展现的是一匹骏马把一个垂死挣扎的匈奴士兵踏倒在地的姿态。石马骠悍雄壮，形态轩昂，威风凛凛，展现出不可撼动的气势和一个强盛帝国的豪迈与自信。那伏虎看似在伏卧休息，但是前爪粗壮有力，肌肉紧绷，不怒自威，有着决不可以轻侮的力量。还有那蓄势待发的跃马，后腿蜷曲，前腿弓起，马头高昂，英姿勃发。马腿下部并不凿空，而是与大地连为一体，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雄浑与厚重。所有的雕塑，都是在成吨重的整块花岗岩上，删繁求简，一气呵成。
雄浑是一种气势。汉代艺术是典型的气胜于韵，如同枚乘在其《七发》中描绘的曲江之潮：“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凌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
这气势体现于速度。汉代、主要是西汉，是一个快节奏的朝代。那是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速度，那是长安少年“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的速度，那是长驱千里踏平了匈奴王庭的速度。汉代连行政和驿传效率都是惊人的，据学者考证，赵充国率军平羌戎，从金城上书到长安获准，玺书回到军前，前后不过七天，按今日的公路营运里程算，公文日行414公里。
体现这种速度的登峰造极之作是 “马踏飞燕”。汉代人爱马，马是汉代人的图腾，是古代帝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了求得大宛的汗血宝马，汉人曾经远征万里。汉代人对马的熟悉和尊崇，充分体现在这匹甘肃武威出土、后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图形的铜奔马之上。这匹马，躯干粗实，四肢修长，弯尾上扬，昂首长嘶，在四蹄腾空的右后蹄下踏着一只展翅飞翔、回首惊视的燕子。“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匹风驰电掣的骏马，正是一个新兴帝国朝气蓬勃、开拓进取、凌厉无前的气象的最好写照。
也正因为对速度的崇尚，汉代画像石中的动物和人，很少有安静的。龙飞凤舞，鸟翔鱼跃，狮吼虎啸，马驰牛走。而人呢，或稼穑，或搏兽，或歌舞，或出游。后世佛像那样安详凝思的姿态，悲悯众生的神情，在汉代美术中是绝对看不到的。这里描绘的人，有自信，没有自卑；有期待，没有绝望；有行动，没有犹豫；有奋发，没有畏缩，散发出充沛的活力，反映出汉代的事功精神和征服者的宏大气势。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总结道：“汉代艺术散发着一种原始的活力和野性，尽管由于处于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和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反而由之愈显其优越、高明。尽管唐俑也威武雄壮，也有动作姿式，却总是缺少那种狂放的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态的形象，却依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冲涌力量。唐代的三彩马俑尽管如何鲜艳夺目，比起汉代古拙的马，那造型的气势、力量、动感就相去甚远。宋代画像砖尽管如何细微工致，面容姣好，秀色纤纤，可比起汉代来，那生命力和价值距离很大。汉代艺术那蓬勃的生命力，整体性的力量与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汉代工艺品正是那个琳琅满目的世界的具体而微的显现，是在众多、繁杂的对象上展现出来的人间力量和对物质世界的直接征服和巨大胜利。”
五、风尚
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嘳息激昂。气若浮云，志若秋霜。
――傅毅《舞赋》
汉代的中国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舞随兴而起，歌脱口而出。汉高祖回到故乡，酒酣击筑自唱大风歌，“令儿皆知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武帝见到黄河决堤，伤心而歌：“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李陵降匈奴后，置酒贺苏武归汉，最后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百姓的歌则“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史籍中记载了许多讽喻时事的民间歌谣，在乡闾之间广为传唱。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的乐府，采集民间歌曲，汉乐府歌曲的那一份天真率直，后世是难以企及的。日常生活则自舞成风，舞蹈形式多种多样。有礼仪性的交谊舞，叫“以舞相属”，主人先舞，再嘱咐另一人舞，如此循环。有摆动衣袖的长袖舞、对舞、七盘舞，还有手持兵器的干舞、戚舞、剑舞，充满了刚猛之气。
更有皇室盛大的集体歌舞，象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所描绘的：“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大致来说，一个爱好歌舞的民族，一个随兴载歌载舞的民族，性格外向率真，少虚伪之心，阴鸷之气。汉代的中国人正是如此。
汉代的中国人喜怒形于色，性格粗率冲动。学者彭卫曾总结道：“从国事到家事，痛苦、思念、恐惧、怨恨、愤怒、欢乐．．．，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几乎所有的情感，都能让汉代人泪流不止：来自洛阳的年轻政治家贾谊对国势维艰“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人过中年处事干练的韩安国流泪告诫梁孝王刘武遵守法度，骄横的王爷也随之泪如雨下；宦官赵谈被大臣袁盎赶下御车，赵谈脸上挂满了羞辱的眼泪；身处异域的李陵目睹苏武的坚贞不屈，泪珠打湿了衣襟；曾得成帝宠信的张放，在听到成帝死讯后，思念哭泣而死；东汉人蔡顺的母亲生时最怕雷声，她亡故后，每当天上隆隆雷起，蔡顺便绕墓呼唤母亲，哭泣不止。”“在汉代，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容易发生转换，笑与泣仅是一线之隔。《后汉书·周举列传》载：安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三月上巳日，大将军梁商在洛水边大宴宾朋，酒阑之际，忽然有人奏起哀乐。没有斥责和不满，听悲声，望流水，坐中宾客无不落泪。”
汉代的中国人性格刚烈率直。爱就爱得惊天动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恨就恨得咬牙切齿：“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身不荣，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骂也骂得痛快淋漓。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汉代的骂詈语言，发现汉代人要么直呼“豚”、“犬”、“鼠”，要么直斥“儿”、“凶逆”，不像后世那样含沙射影，而是率直、质朴、有力。
所以，那时推行礼教，却没有象宋代以后那样以礼教彻底束缚人，甚至以礼教杀人。以男女关系为例，在汉代，女子可以单独会见男宾，与男子一起出行，一起饮酒。妇女还有多人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女子改嫁，在当时根本不以为耻。汉武帝之母立为皇后前，不但有前夫，而且有过一个女儿。而汉武帝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何不蚤言！”亲自驾车迎接。丈夫无才、无德、贫困、有疾，妻子都可以主动提出改嫁。史籍中记载改嫁次数最多的，是一个阳武女子张氏，她改嫁了五次，最后一任丈夫是汉初名相陈平。此风一直延续到三国，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一般来说，一个文明到烂熟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天上地下没有鬼神，死后并无报应，政治只是厚黑学，社会伦理只是遮羞布，只有生存和利益是真实的。这正是中国文明进入明清以后出现的情况。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因为去古未远，人民性格质朴耿直，中国人是一个认真严肃的民族，对天命、尊严、忠义、职责等等有着真正的信念，真正的敬畏。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君子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汉代人承先秦余绪，义不受辱者比比皆是。据学者彭卫统计，两汉史籍记载了200多起自杀事件，自尊和尽忠型的自杀者的数量最多，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从皇亲贵族到文武百官，从士人宾客到普通百姓。李广耻对刀笔吏，引刀自刭；田延年不愿“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自刎死；萧望之不愿“老人牢狱，苟求生活”，饮鸩自杀；宣帝要将盖宽饶下狱，后者即引刀自刭北阙下；池阳狱椽王立不知家人受贿，被调查，即杀身以自明；蔡伦耻受辱，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仅汉武帝一朝，名臣自杀者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如赵绾、王臧、李广、李蔡、张汤、王卿、暴胜之、商丘成等。而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概要算汉初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了。刘邦即位后，田横不愿受辱称臣于汉而自杀，手下五百人闻讯皆自杀从死，徐悲鸿曾作画以颂之。
鲁迅先生曾经慨叹中国自古就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在汉代，这样的吊客却层出不穷。汉高祖杀了彭越，下令任何人不许收尸，栾布却公开将之收葬，并痛哭一场。陈蕃被满门抄斩，朱震弃官而哭，冒死掩埋了陈蕃的尸首，并将其子陈逸藏匿。后被发觉入狱，朱震誓死不言，陈逸得以生还。孔融被曹操所杀后，脂习抚尸痛哭：“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此外，还有孔车收葬主父偃，云敞棺敛吴章，廉范独敛薛汉，赵戬弃官葬王允，桓典弃官敛王吉并服丧三年，乐恢为被诛故太守奔丧行服，郭亮收李固尸，杨匡收杜乔尸等等，史不绝书。
与报恩、尽忠相对应，汉代人复仇起来也毫不留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均以复仇为尚。汉武帝欲一举消灭匈奴，打的旗号就是国恨家仇：“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 最有名的复仇者要算酒泉女子赵娥。在其父被仇人杀死、而自己三个兄弟均病亡的情况下，赵娥一直等候了十余年，才等到良机刺死仇人，然后坦然到县衙自首：“父仇已报，请就刑戮”。县令当即决定“解印绶欲与俱亡”，宁可罢官也要释放她。对两汉复仇风气之烈，东汉的桓谭曾感叹：“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 汉代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复仇的宽容和肯定，使懦者勇，弱者强，客观上激励了悍勇刚烈的民风。
这样的社会氛围，自然是游侠生长的良好土壤。尤其是汉初，华夏大地是一个游侠纵横的世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汉代行侠之人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剧孟那样的闾巷布衣之侠，他们扶危济贫，声誉远播；有像灌夫、郭解这样富比王侯、役使千家的豪族之侠，他们多横行乡里，是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也有像栾布、汲黯、朱云这样亦官亦侠的卿相之侠，他们将侠义之道带入官场，形成了一种“以意气相尚”的慷慨之风。但是所有的人，共同的特点是信守一种超脱于利害生死关系的原则，这与后世中国人的圆滑世故、但求苟活的普遍风尚是大不相同的。
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社会、学术都还没有定型，是一个为后世建章立制的时代，一个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华夏边疆还有许多没有探索过、征服过的区域和文明，广阔的东亚大陆和中亚草原向中国的军队、商人和有志之士敞开。在那个时候，皇帝求贤若渴，用人不拘一格。刘邦一开国就下诏：“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武帝的求贤诏就更为著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在这个以开拓和征服为主旋律、充满机会和自信的时代，中国人有的是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三国时候周郎曾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道出的是汉代男儿共同的心声。他们雄心勃勃，喜欢用“大丈夫”、“丈夫”称呼自己。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豪华排场，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汉武帝时候的名臣主父偃曾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赵温做京兆丞时感慨：“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弃官而去。班超当抄书小吏时听说匈奴为患，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于是投笔从戎。梁竦自负其才，登高而叹：“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陈蕃十五岁就立下大志：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因为渴望建功立业，汉代人常常毛遂自荐。汉武帝刚即位，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东方朔的自荐书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汉武帝计划遣使说服南越王归降，年方二十的终军即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老将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宣帝时，羌族侵犯边塞，宣帝派使者问七十多岁的赵充国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当仁不让：“无逾于老臣者矣。” 光武帝时武陵五溪叛乱，汉军战事不利，六十二岁的马援请求自己将兵征讨，总算说动了光武帝。离别前，马援对友人杜愔说：“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
对于汉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黄留珠先生曾总结道：“总观秦汉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其喜歌嗜舞，富于积极的进取精神；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自尊心；西京尚任侠，东都祟名节；时俗重让敬贤，少节烈观，惠怨必雠，评品成风。它给人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是可以用“生气勃勃”四个字来加以概括的。”贺昌群先生则在其所著《汉唐精神》一文中指出：“汉唐两代，民族生命力极强，凡生命力强健之民族，乃能明礼法，重服从，守纪律，勇敢活泼，尚礼制而富感情，耻为狡诈虚伪之事，此所谓“野蛮的文明”。今日中国正需此种“野蛮的文明”。
俱往矣。先民们龙腾虎跃、如火烈烈的身影，已经模糊、消失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显得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
然而，他们却是我们的祖先。
六、结局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菩萨蛮
公元220年，当了31年傀儡的汉献帝被废，汉朝正式灭亡。
对汉代的灭亡，有各种解释。汉代不禁止土地兼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佃农，给地主缴纳十分之五的田租，国家租税虽轻亦无济于事，因此到朝代后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汉武设立内朝，削弱丞相之权，为外戚和宦官之权势大张埋下了祸根，到东汉后期遂不可遏制，朝政一团黑暗。汉代的地方行政长官本来权限就很大，赖有中央派出的刺史监督，但东汉光武帝为节省来回费用，竟下令刺史不必进京报告，坐镇地方即可，离心势力从此恶性滋长。当然还有偶然的因素。东汉从和帝到灵帝，没有一个皇帝活过三十六岁，连续九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年，在位不足十二年，没有一个王朝经得起这样折腾的。
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汉末桓、灵帝时，王纲解纽，宦官专权。《后汉书》写道：“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野的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为了维护儒家理想中的君主政治，联手奋起反击。太学生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中下级正直官吏则在此鼓舞下打击宦官及其亲朋。虽然这些人（时称党人）一次又一次遭到打击、驱逐和杀害，却前赴后继，社会舆论则向他们一边倒，党人的领袖张俭被官府追杀外逃途中，许多人冒死掩护，成百人受牵累而破家灭族。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为汉代人励志敦行的品格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
而汉的武力依然不可轻视。东汉末年，羌族为患，护羌校尉段颎率领轻骑穷追猛打，出塞二千余里，大小战一百八十次，斩杀三万八千余人，彻底平定了东西羌的叛乱，汉军仅战死四百余人。公元170年，在黄巾军横行中原、帝国风雨飘零之际，西域的疏勒国反叛中央，凉州刺史孟佗立即发兵征讨，据《曹全碑》记载，这次远征疏勒王“面缚归死”。有史学家感叹：“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汉的雄强，其流风余绪一直延续到三国。汉家三分后，周边的民族依然不能与之对抗：曹操北征乌桓，观沧海而还；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孙权派甲士万人浮于海，东渡台湾。三国时期，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其慷慨激昂之气，千载之下，仍然令人神往。
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到公元220年献帝被废，除去中间王莽的短暂篡权，汉统治中国超过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统一王朝。即使把后期董卓入洛阳、汉朝皇帝名存实亡的年份都去掉，汉代在历代统一王朝中还是享有最长的国祚。历史上每当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汉总是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旗号。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称王，都以汉为国号，以汉高祖后嗣自居。最后一个汉政权出现在1360年，四年以后被朱元璋所灭，这时，离汉朝灭亡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汉的灭亡，不是简单的一个朝代的更迭，而是一种精神的远去。在董卓焚烧洛阳的冲天大火中，在五胡乱中华的遍地狼烟中，在魏晋名士纵情背俗的清谈中，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蒙蒙烟雨中，中国的原生文明结束了。
中国原生文明的结束，也是华夏民族少年时代的结束。汉代灭亡之后，经过短暂的魏晋统治，五胡十六国随后而来，中原汉族十不存二，长安人口曾减少到不足百户，汉族在北方一度成为少数民族。与此同时，中国文明对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明进行了深度吸收，佛法大兴。到了隋唐，由于胡汉血统的混杂和中外文明的嫁接，华夏民族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原古音却已不可觅。宋代“郁郁乎文哉”，思想界颇有创造，工商和技术异峰突起，但是已经没有了汉唐的气魄、事功精神和社会组织力，文明精致而内敛，趋于虚伪、畏缩和病态。至于明清，君主专制登峰造极，整个民族的思想装入牢笼，士大夫廉耻丧尽，人民苟且偷生，社会一盘散沙，世事糜烂以至不可收拾。可以说，汉代灭亡以后，中国充满生命力的原生文明即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的原生文明是深沉厚重的。如黄土高原之广阔，如九曲黄河之绵长，如黄钟大吕之铿锵。大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会稽”。周的早期艰苦卓绝，一直在戎狄环伺之中战斗、迁徙、生存。各个主要诸侯国的创业也备极艰辛。姜子牙封于齐国，四方不定，只好“夜衣而行，犁明至国”，总算从莱人手中保住了封地。楚国在南方的湿热瘴疠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秦人则是被迫离开故土，在西部的荒原上与戎狄殊死搏斗才站稳了脚跟，几代先王战死疆场。这种艰苦的创业史，无疑在华夏先民的精神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天命靡常，惟德是依”，作为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眼见着多少诸侯方国的兴衰存亡，更使人诚惶诚恐。周灭商以后，没有丝毫胜利者的洋洋自得，反而充满了敬畏和诫惧。翻开一部《尚书》，到处是自省、自责和告诫。《周书·召诰》中，召公向周成王讲：“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周书·康诰》是周公封康叔时的诰词，全文中有六段以“王曰呜呼”为发端之词，最后告诫“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周公的深忧远虑，可见一斑。汉朝是在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殷鉴不远，天日昭昭，所以汉代皇帝的诏书多惧词，深怕无德不明，唯恐下情不上达，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整个汉代，有庸主而无暴君，皇帝小心谨畏，多能蒙业而安。汉武帝更化改制，劳师远征，在有人看来纯粹出于好大喜功，但是他自己的解释似乎更为合情合理：“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他对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这种无时不在的忧患意识，使整个民族不崇尚浮华，不流于逸乐，有一种极为深远的眼光，极为质朴的性格和极为坚韧的力量。
中国的原生文明又是刚健进取的。中国的远古神话充满着强烈的英雄气息，有人这样写道：“伏羲、神农、黄帝、炎帝，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民黎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宿命的不驯。”商代，商汤在沐浴之盘上刻铭自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于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灭商之后，即用分封方式，一路沿黄河下游东进，一路沿汉水南下，积极进行军事殖民，国势继续扩张。各个主要诸侯国也有这种精神。楚国从荆山上的小国起步，发扬蹈厉，愈挫愈奋，先是席卷江汉平原，继而囊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到达波涛荡漾的东海。秦国自开国以来，历代君主朝乾夕惕，前赴后继，各级官吏兢兢业业，累日积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连续几个世纪不断向外开拓。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平六国、一统四海之后，也丝毫没有懈怠，而是筑长城，修驰道，北逐匈奴，南平百越。到了西汉，中央政权继续保持攻击态势，定都于西北前线，通西域，克朝鲜，伐交趾，征西南夷，在秦的基础上，又将疆域扩大了一倍多。
中国原生文明还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凝聚力的文明。在中华远古时期，在严酷的大自然和你死我活的部落战争面前，一个氏族集团必须团结一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辱”，非此不足以自保，不足以图存。周行封建，各诸侯尚处于小国寡民、华戎杂处的阶段，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到春秋战国，列国争雄，四夷交侵，各国君臣民众各安其位，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以保宗庙社稷，争生死存亡。《诗经·秦风》中这首诗反映的心态是很典型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到汉代，封建制度衰微，封建遗意尚存。吕思勉曾举一例。汉景帝时，其子临江王刘荣获罪到长安受审，出发时轴折车废。刘荣年少无功，封于临江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这种朴素的君民一体的感情，后世无有。汉代的太守作为地方长官，有权自己任用属下，权力相当于不世袭的诸侯，上下臣属“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而就整个国家而言，天子有保民安邦之责，群臣有不辱使命之义，百姓有忠君报国之心，民族向心力极强。汉代政府抚恤鳏寡，人民尽忠尽责，全民共御外侮，颇有天下一家的气象。对匈奴开战之前，汉廷内部虽然有激烈的争议，但是一旦作出决策，所有人即不计前嫌，全力以赴。
谈起中国文明，后世中国人每每神往的是唐朝。历来强汉盛唐并称，两个朝代均定都长安，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声威远播。但是细究起来，两者的精神气质有着本质的不同。
唐代是一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不仅唐的皇室有胡人血统，更重要的是，唐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其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如果说，汉代人对外来事物的吸收多限于实用领域（马匹、农作物等），其余的只是出于好奇和用于点缀的话，那么，唐代人则是兼收并蓄，完全沉迷于其中了。元稹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印度的佛学、医学、历法、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纷至沓来，中华世界从此面目全非。唐代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之外，全为外来乐曲。唐人大规模地穿戴异族服饰，蔚为时尚，以至于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     正是这种空前的胡汉文化的杂交，唐初的中国重新恢复了活力，大唐文化显得大气磅礴，异彩纷呈，灿烂夺目，甚至有点光怪陆离。在诗书乐舞全面成熟的背后，在长安酒肆的欢快嬉闹声里，在一片浮华和喧嚣之中，生活的幸福和文化的创造似乎都到达了定点。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深厚的内在力量，失去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失去了雄强凝重的品格，失去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野性。待到“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代国势即急转直下。盛唐之音，迅速转变为颓丧、伤感和孤高的晚唐之调，开宋代精神之先声。     所以，汉人武功远胜唐人。汉代全民皆兵，唐代主要是府兵。汉的远征军基本上是华夏子弟，唐则多用胡兵番将。汉前有匈奴、后有西羌之乱，均渐次荡平。唐最辉煌的军事成就是大破突厥，但是突厥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其政治组织力与匈奴相去甚远，到吐蕃、回纥兴起，唐军便束手无策，只能坐等敌人内乱。终两汉之世，汉帝国的都城从来没有被异族攻陷过，这种情况在中国统一王朝的历史上，除了短命的秦隋以外是绝无仅有的。而唐朝中后期有“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之苦，为了平息安史之乱，甚至允诺回纥兵在长安洛阳纵兵抢掠作为报答。后来住在长安的回纥人以三百骑攻宫门，驱逐长安令，掠人子女，唐政府均忍气吞声。
汉强，唐盛。汉质胜于文，唐文质彬彬。汉雄浑凝重，唐辉煌壮丽。汉如质朴刚健的壮夫，唐如雍容华丽的贵妇。汉是初升的红日，朝气蓬勃；唐是正午的太阳，灿烂炫目。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汉代进入全面开拓时期，气势恢弘。唐代借助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再一次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阔大的气象。可惜，这已经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在今天西安市西北的咸阳原上，有九座西汉的帝陵。它们东自高陵县，西至兴平市，一线排开，绵延百余里。最东端是景帝阳陵，从东到西依次是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哀帝义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昭帝平陵。最西端是汉武帝的茂陵，这是汉陵中最大的一座。陵上密布苍松翠柏，四周有功臣贵戚墓27座，那是一连串流传至今的名字：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公孙弘、李延年、李夫人。。。。现在，他们都长眠于地下，连同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梦想、血性和荣光。
斯人已逝，那盛大的功业、绝代的风华和宏伟的宫殿也随之湮灭。公元237年，魏明帝下令宫官把残存在汉长安城的铜器拆走，移到洛阳，其中包括汉武帝铸造的高二十丈的捧露盘仙人。传说宫官拆盘之后，金铜仙人潸然泪下。唐代诗人李贺为此写下了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逝去的时代。
⊙当你把脚印留在我家园,你就走进了我的心田里，我会用感激的目光注视你，紧追寻着你离去的足迹，把幸福与快乐给你带去。五象之鹰图书馆祝你开心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