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狐和vs合金装备:一个时代的剪影-----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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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国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三国演义篇终诗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
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
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二、武功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塞下曲
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
但是汉武帝决不善罢甘休。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步兵三十万殿后。卫青出定襄一千余里，与伊稚斜单于的匈奴主力军团展开决战。汉军在漫天风沙中队形不乱，纪律严明，匈奴骑兵大败，伊稚斜单于只带少数人向北突围逃走。霍去病则率领“敢力战深入之士”出代郡，长驱两千余里，杀虏七万余人，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登临翰海，祭告天地，庆祝胜利。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到东汉初年，匈奴已经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中国，北匈奴则依然为患。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朔方，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深入瀚海沙漠三千余里，到稽落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崩溃，北匈奴单于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封燕然山铭》：“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两年后（91年），汉军再接再厉，企图一举消灭已经极度衰弱的北匈奴汗国。征西将军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带领精骑穷追五千余里，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大破匈奴军，俘获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尽获其珍宝财畜。单于仓皇逃走，不知去向。北疆和西域的北匈奴势力被彻底拔除。
汉朝对匈奴的全胜，有其国大民富、兵器尖利的因素。其实，这些优势，历代中原王朝无不拥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就是一例，但宋却先败于辽，再败于金，最后亡于蒙古，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宋所缺少的，是一种强悍的精神力量。
汉匈战争中汉军发起的所有关键性战役，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大规模的骑兵兵团为核心，劳师远征，长途奔袭，直捣龙庭，除恶务尽。两千年前的北方大漠，没有道路，没有地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沿线补给，有的只是饥渴、严寒和漫天的黄沙。“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在严酷的自然和嗜血的强敌面前，汉军格斗而死的，疾病而死的，饥寒而死的，数以万计。但是汉军依然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出塞千里，一扫胡尘，所依托者，是全民族的尚武风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战国时代的总体战遗风犹存，兵民不分，有事则人尽可兵，事毕则兵尽还民。《汉仪注》中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战阵。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贵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良家子）则可以加入期门羽林，担任皇室警卫。上至封君列侯，均有从军义务，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边之调。当时，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伏波将军马援有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穷困潦倒的贫民依然拥有一把利剑，“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平民拥有兵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洒削”（磨剑、修剑削）也能成巨富，司马迁曾为之慨叹：“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今天属于温柔之乡的江南一带，当时的民风却比北中国还要强悍，“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儒者，一样习武知兵。景帝时期的经学名家辕固得罪了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扔进了野猪圈，辕固手持利刃，“下圈刺豕，正中其心。”司马相如自幼练习击剑，东方朔则以剑术自负。皇室贵胄也决没有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文弱，狩猎、比武甚至搏兽是他们共同的喜好。以搏兽而论，汉武帝“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昌邑王刘贺登基后，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广陵王刘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斗野熊，能空手搏之，熊“莫不绝脰”。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话对比了魏晋人与秦汉人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面对未知的、广阔的、无限的世界，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或麻木，或逃避，或沉溺于奢靡之中。汉人则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如蒯通所言：“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听说海上有仙人，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有财富，有其他的文明，汉朝的使节、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
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在既无经验，又无补给，强敌拦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娶了匈奴妻子，但是一旦逃出，还是继续向西，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在汉代，象张骞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史书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那个时候，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今印度）和西域，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灭且兰，降滇国，定七郡，拓地千里。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
于是有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有气敢往”。公元前 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带兵出征，即“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捕虏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生擒单于叔父，出奇制胜，勇冠全军。后来，匈奴浑邪王谋降汉，霍去病前往迎接，浑邪王部将看到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许多人不想投降了，纷纷逃遁。霍去病再次显出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的剽悍勇猛，当机立断，一马当先，驰入匈奴军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浑邪王遂降。霍去病一生中的许多战斗，都是不带辎重，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寻找、追击、毁灭，这是农耕民族的游牧军队，是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李白称颂道：“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长驱直入，摧枯拉朽，是之谓也。
于是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征大宛。听说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有汉血宝马，汉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大宛欺汉朝遥远，不但不给宝马，反而诛杀汉使。太初元年（公元前103年），大将李广利率汉军出征讨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远的远征，据《剑桥中国秦汉史》测算，目的地距离长安在5000公里以上。远征军开始出师不利，溃退回玉门关。汉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第二年，经过增援的汉军再次咬牙越过茫茫大漠，沿途屠轮台，灭郁成，大宛杀王献马出降。这次胜利，武帝顿全国之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换来几千匹宝马。汉帝国从此声威大震，西域诸国望风披靡。
于是有了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故事。孤悬万里之外，身处敌国之中，汉朝的使节依然能够以单车轻骑，斩名王，定属国，布国威于四方。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斩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国。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西域，听说莎车国发生政变，汉使被杀，当机立断，不待奏闻朝廷即调集各国兵马，一举攻克莎车都城，重立莎车王。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兴师，越过葱岭，诛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元延二年（前11年），段会宗以轻兵深入乌孙，诛乌孙太子蕃丘。至于定远侯班超，在投笔从戎以后，率三十六人号令诸国，横行西域三十一年，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其人其功，更是震古烁今。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汉军虽然不是职业军队，但是战斗力是惊人的。晁错就指出，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陈汤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武帝时期，将巴蜀罪人伐越国，募天下死罪击朝鲜，赦京师亡命攻昆明，发天下谪民和恶少年征大宛，这些都不是正规部队，但征骑一出，无不如志。李陵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亲自带领的八万铁骑，硬是挺了八天之久，击杀匈奴骑兵上万人。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东汉将军耿恭的故事。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到建元初年（公元77年），他带领不到百名士卒，在北匈奴数万骑的围攻下坚守疏勒城(今新疆喀什)达两年之久，杀敌数千百计，凿山为井，煮弩为粮，终无异志。后来酒泉和敦煌的汉朝援军越过深丈余的积雪，历尽艰辛抵达疏勒城下，汉守军见援军相与痛哭，此时城中仅余二十六人。
除了大规模的野战，汉代也修长城，而且修了两万里，是有史以来最长、最远的长城。与历代长城不同，汉代长城不仅是防御的屏障，更是前进的基地。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汉人把长城从酒泉修到了玉门关，再修到盐泽（罗布泊），甚至计划一直修到天山和塔里木盆地。在万里边防线上，汉军步步为营，“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构筑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大要塞体系。后来，汉政府又在轮台和渠犁实行军事屯田，继而又深入到莎车、车师前王国乃至乌孙境内。在离家乡数千里的哨卡和屯田区里，汉代戍卒或者几十人一队，面对着大漠冷月，忠实地守望着帝国的安宁，或者一手持剑，一手扶犁，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出击。
已经很难复原汉代出塞远征士兵的日常生活了，尽管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传奇。至于汉代边塞的戍卒，随着二十世纪现代考古学的兴起，随着居延汉简等一批古代文献的出土，这些士兵的面貌开始慢慢清晰起来。据史学家考证，他们官兵地位相对平等，后勤保障充分。他们纪律严明，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所有的衣物、马匹、武械、日常活动均造册登记，学习、训练、考核极为严格。他们保持着昂扬的战斗意志，“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
自然，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其中有对建功立业的憧憬，“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有征服者的豪迈，甘延寿、陈汤诛杀郅支单于后的上疏可为代表：“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有胜利以后对和平生活的企盼，霍去病的诗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四夷既护，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当然也有别离的痛苦，一首汉诗写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无论如何，这些普通士兵改变了亚洲，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汉匈以国运相赌的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中，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扫除了中原民族数百年的边患，打通了丝绸之路，捍卫了中华文明。据有的史学家推测，匈奴被击败远遁之后，出现在东欧平原，引发了欧洲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浪潮，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的古典文明为之中断一千年。除此之外，汉军在整个东亚大陆四面出击，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西南夷之一种）之壁，籍荡姐（西羌之一种）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从白山黑水到中亚绿洲，从冰封的贝加尔湖到南方的热带丛林，都感受着中国的军威国力，接受着中原文明的辐射。中华民族的基本疆域由此奠定。     三、治道
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汉镜铭文
汉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在吸取了秦王朝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代对此有颇为一致的认识。陆贾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息”，“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贾谊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汉初董仲舒更是明确指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因此，汉代极为重视礼治和教化。以孝道为核心，以儒术饰吏事，汉代逐渐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教化体系。
一则有以德化民的官吏。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官吏出身儒家的越来越多，他们在儒学思想导引下，自觉追求三代的王道之治。西汉有名的循吏黄霸，他“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师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汉宣帝称赞他：“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遣，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到东汉，这样的循吏就更多了，寇恂、贾复、伏湛、鲁恭、杨仁、刘宽、杜林、杜诗、张湛、张霸、鲍昱等等，均“教化行而治功立”，不可尽数。
二则有基层的民间组织。在高祖二年，在县、乡设置三老。惠帝四年，在全国推行孝悌力田复其身的政策。汉文帝指出：“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人之师也”。这些人并非朝廷官吏，不受俸禄，但起到了表率作用，教化乡里，调解纠纷，达成基层自治。他们德高望重，地位很高，不但可与地方官吏以事相教，还可直接上书皇帝。汉武帝太子死后，“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此时上书要求给太子恢复名誉、最终使“天子感悟”的就是壶关三老。
三则有国立教育系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国家建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原”。太学生的数量，汉武帝时约五十人，昭帝时一百人，元帝时为一千人，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王莽时代继续扩建，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东汉末年，太学生数量超过三万人，京师形成了大学区。基层的公立学校则设到了聚一级（乡以下），如平帝元始三年诏曰：“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以至“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教化之盛行，以东汉为甚。东汉的功臣多近儒，光武帝“本好学问，非同高帝之儒冠置溺”，“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东汉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注重礼仪教化的官吏，而且出现了无心仕宦、却热心乡里教化的地方士绅。东汉人对仁孝和名节的重视，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然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却并不领情。朱熹认为，汉代根本代表不了三代的理想：汉唐时代“并无些子本领”，“全体只在利欲上”。“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这部分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在汉代，儒家更多是装饰性的，骨子里只有法家才是根本的治国之策。在儒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是法家冷峻无情的面容。一味尊崇儒学，容易流于柔弱和迂腐，只有法家才能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高效率的行政体系和强盛的国力军力。汉代皇帝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汉元帝做太子时，曾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并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承秦制，法网严密。高祖曾约法三章，尽除秦苛法，其实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丞相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户、厩、兴三律，此为《九章律》。后又有孙叔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合称“汉律六十篇”。此外，还有令、科、比，作为对律的补充。到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有意思的是，汉代很多名儒都有自己的法律著作。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两汉时期，还出现了律学世家，有的开帐授业，门生多至千余人。杜周、杜延年父子分别担任武帝和宣帝时的御史大夫，都有律书传世，被称为大杜律和小杜律。东汉郭弘习小杜律，授徒常数百人，此后数世皆传法律。沛国陈咸在西汉时“以律令为尚书”，其后五代讲习律令。这种律学世家到曹魏以后便成绝响。汉代明法（通晓法律）是做官的重要途径，靠律学做上大官的很多，西汉张汤、赵禹都以刀笔吏位至九卿，东汉郭弘一族至廷尉者七人。到唐宋试士虽有明法一科，已经不为时人所重。明清八股取士，法律更加无人问津。法律家沦为刀笔吏，为世人所轻蔑。     在执法上，汉代多有刚正不阿之士，甚至敢于与君权相对抗。张释之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面驳文帝，坚持按法行罚；樊鯈不顾汉明帝发怒，据理力争请诛明帝之弟广陵王荆；东汉桓帝时，中常侍张让权势熏天，李唐却依法诛杀了张让之弟野王令张朔。《史记》、《汉书》和《后汉书》都专门开辟了酷吏传，这些酷吏有以法营私、滥捕滥杀之徒，但是多数则与法合一，与公无私，廉洁自守。第一个酷吏郅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赵禹“为人廉裾，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白日杀人，董宣趁其为湖阳公主外出驾车时当街杀死，光武帝宽恕了他，但是让他向向公主叩头谢罪，“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
根据瞿同祖的研究，因为萧何制定的汉律多袭秦旧，一经颁布，极难修改，因此虽然有春秋决狱，有章句注释，法律条文基本上还是体现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精神。到魏晋以后，儒家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亲亲”、“尊尊”的理想订立法律， “八议”入律， “五服”治罪，按照等级和身份的不同区别刑罚轻重，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荡然无存。而在汉代，王侯大臣犯罪，照样“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
以称霸天下为最终目标的法家，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秦国“立民所欲，以求其功”，在军功爵制的激励下，全国民众厉行耕战，整个社会彻底导入富国强兵致霸的轨道。赏罚主要看功劳，看斩获的敌人首级，对后世儒家看得高于一切的个人道德操守，可以在所不问。汉代大体延续了秦的赏罚作风，有功则赏，有罪必罚。李广利征大宛事成，虽然其间私罪颇多，但是“万里征伐，不录其过”。李广纵有天大的名声，没有战功就是不封侯。张骞通西域立下了盖世的功劳，后来打匈奴误了期限，立即贬为庶人。大行王恢击匈奴，大司农张成伐东越，畏敌不前，杀无赦。
汉代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同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汉代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其选官制度，既不像春秋以前纯然从贵族选拔官吏那样狭隘，也不像宋以后单凭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度那样死板。两汉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有察举和征辟两种。察举就是从乡里到郡国、再从郡国到朝廷由下向上推选人才。察举既重德行，也注重经世致用。除了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常备科目外，还有明经（通晓经学）、明法（通晓法律）、治剧（治理难治的郡县）、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察举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始能量才录用。征辟则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有先秦礼贤下士之遗风。如果被征者坚不应命，不能强制；既征之后，地位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所以，朝廷官员中不全是追名逐利之徒，而多有不阿上意、正直贤良之士。
对于从多种渠道选拔上来的人才，汉代有一个完整的培养和考核程序。通常先在中央做郎官，当皇帝的警卫和秘书，参加朝廷政策的讨论，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之后又派到地方政府经受吏事历练，参与实际事务，再论功选拔。所以，汉代官吏是庄重严肃、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汉官威仪，古今艳称。后世那些只会吟诗作赋的官吏，“平日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汉代的官僚体系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汉代在征收赋税、役使民力上也毫不留情。武帝一朝，征骑四出，军费浩繁，赋税尤为苛重。如算赋，自十五到五十六岁，每人出钱一百二十。如口赋，自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如赀算，每人赀万钱。除了赋税，还有徭役。汉制，民年二十三开始服徭役，先是在郡县服役一个月，谓之“卒”；再调至京师服役一年，谓之“正卒”；再屯边一年，谓之“戍卒”。往来徭戍者，衣装自备。更有时常进行的迁民实边之举，动辄十万人，屯田则一直屯到了中亚。故当时以为汉力役之征，“盖三十倍于古”。即使如此，人民少有怨衅。有史学家感叹，汉代百姓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尽国民义务的。
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年扫平天下的秦帝国的影子，所以历来秦汉并称，国力强盛，军威赫赫，俱为一世之雄。当然，汉帝国决不是秦帝国的简单重建。除了重视教化，以德辅刑，汉代对秦代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有许多自己的特色，成为一个刚柔相济的帝国。汉代延续四百年，对内能够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对外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扩张，绝非偶然。
那时的皇权，远远没有象秦国那样绝对专制，也没有象明清那样笼罩一切。皇帝每有军政大事，多通过朝议决定。参加朝议的除了文武百官，还有“以言语为职，谏诤为官”的大夫、博士、议郎。许倬云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了汉廷朝议的场景：“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
与后世相比，汉廷风气质直。汉代官吏以“面折廷争”闻名，甚至对皇帝也不留情面。御史大夫周昌当面称刘邦为“桀纣之主”，冯唐批评汉文帝不能任用人才：“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汲黯则在满朝文武面前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臣下的奏折也少有忌讳。贾谊的《治安策》，劈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谷永上书指责汉成帝：“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 这种直言还延及皇帝的先祖。汉昭帝曾下诏，要给汉武帝立庙。群臣大议庭中，长信少府夏侯胜提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群臣提醒他：“此诏书也”。夏侯胜说：“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与之相应的是，汉朝皇帝对直言之士多能施以礼遇。每逢选召人才，必召“能直言极谏者”。周昌骂了刘邦，刘邦反而对他更加忌惮。对汲黯，汉武帝的态度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以至于“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丞相弘宴见，上或时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谷永上了那份奏折，汉成帝大怒，第二年却“征永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那位痛责武帝的夏侯胜，虽获罪下狱，但马上被放出，被任命为谏大大给事中。至于象司马迁的《史记》，把开国皇帝写成流氓加无赖，把雄才大略的当朝天子写成一个暴君，后世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在汉代，丞相制起着制约君权、补救专制的重要作用。汉初陈平这样说丞相（宰相）的作用：“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汉代尤其是西汉的丞相地位很高，皇帝对丞相礼遇隆重。凡拜相，天子临朝，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皆得朝会。凡丞相进见，皇帝得离坐；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皇帝亲自吊唁。丞相对皇帝诏命若有不同意见，可拒绝执行或面折廷争。汉惠帝死后，吕后欲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当面抵制：“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景帝欲封后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只好作罢。哀帝想要加封董贤食邑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拒不执行，开臣下“封驳之制”之先河。一般而言，皇帝是世袭的，难以保证个个都是明君英主，丞相不是世袭的，可以任人唯贤。只要丞相制能够正常运作，就有望弥补君权世袭之弊。明以后，丞相之制彻底废除，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而绝对君权的恐怖和黑暗渐渐笼罩天下。汉代则丞相多能选贤任能，总管政府运作，对有汉一代的治世，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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