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将首都标在广东:毛泽东不为人知的讲话（1949～1957）

1.“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编者注：由民主人士徐悲鸿对中共的印象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由中共创设的民主气氛，和政权为民的社会主义性质：　　

“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关于民族政策，周恩来的讲话与毛主席的意见一致，如下：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39、140页）

2. “条约（指中苏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0年4月10日　）

邓小平对毛泽东当年的“一边倒”政策曾这样评价：　　

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4页）　　

3.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4.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　1949年5月3日　。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5.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6. “（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7.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8.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9. “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编者：由此可见，在政治革命上，要做成一件事有多么艰难）　　

……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10. “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毛泽东给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的电报，　1950年3月12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8页）

11. “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12. 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99页，毛泽东1952年10月考察黄河和河南省委王化云的谈话）

编者：看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　　

13.“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毛泽东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14.“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页，毛泽东50年代在文艺座谈会上对赵丹的谈话）　　

15.“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页）　　

16. “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页）

17. 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0年8月4日　）

18. “它（指美国）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19.“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9月23日　）

周恩来的对外宣告也表明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集体的意志：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20.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如此表达他对抗美援朝的见解：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21.“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杨尚昆1951年1月1日的日记如此认识抗美援朝：　　

“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　　

22. “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3页）

23.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关于毛岸英之死给毛泽东的打击，杨尚昆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即毛泽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8页）　　

　1958年7月22日　，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24.“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这样。”（《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给黄炎培的信）　　

25.“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　1951年10月23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26.“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 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3-355页）

27. “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9月）

28.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致黄克诚并邓子恢的电报，手稿，　1950年12月19日　）

“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1页）

关于镇压反革命，群众中流行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29.“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30.“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　1996年9月10日　；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

31.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32.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

33. “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　1952年2月9日　)

34. 正因为他们（指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2页）

35. “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毛泽东的堂弟）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毛泽东给毛泽连等的信，手稿，　1951年12月11日　）

36.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泽东给杨开智（杨开慧之兄）的信，手稿，　1949年10月9日　）

37.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　1950年9月20日　）

38.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手稿，　1954年4月29日　）

39.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　1952年3月27日　）

40.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6月15日　；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41.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指‘确保私有财产’）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6月15日　；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陈云对于当时“新税制”的看法，仍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去思考，这很有助于摆正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42. “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3年8月12日　）

43.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44.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

45.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当前)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46. “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47. “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　1957年2月16日　）

48. “政协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第一项是协商国际问题。第二项是商量候选人名单。第三项是提意见。第四项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第五项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对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协常委他只爱国，不愿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政协）只要不是恶意，讲闲话也可以，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5-387页；陈毅传达毛泽东关于政协工作的指示，1954年12月）

49. “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4年6月14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6页）

50. “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⑾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　1954年3月23日　）

51. 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1953年毛泽东杭州爬山时对随从者“宣布爬山规则”；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　1994年9月12日　）

52.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4—330页）

5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0页）

54.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对这个事情，现今的“资改派”的评论基本公允，其论如下：　　

“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47页）　　

55. “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56.“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　1953年3月24日　）

57.“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8—301页）

58.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306页）

59.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页）

船头压了尾又翘，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事业之艰难：　　

“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72页）　　

60. “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毛泽东同邓子恢等谈话记录，　1955年5月9日　）

61.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62.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 ……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手稿，　1955年7月29日　）

63.“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1955年7月31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页）

64.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1955年7月31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

65.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同上）

66.“（合作社）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 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　1955年10月11日　）

67. “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　1955年12月20日　）

68. “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45、475页）

“资改派”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段“良心”评价：　　

“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18页）

69.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70.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71. “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72.“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27日　）　

73. “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29日　）

74.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

75.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 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29日　）

编者：本人认为这个赎买政策可能为后来的“牛鬼蛇神”的泛滥和发动文革埋下了伏笔。　　

76.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页）

从民族资本家荣毅仁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两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中国的企业并使之强大；毛泽东领导下的党确实具有不凡的治国经略：　　

“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一九零五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77. “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　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78.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页）

79.“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页）

80. “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1957年3月10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编者：从上看出中国民族的浮躁性质。　　

81. 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6年1月20日　）

编者：追求快，不保质量，再一次体现民族的浮躁性质。

82. “要使它(指当时的上海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页）

编者：怀疑此段是后期加入，非主席之言。　　

83. “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25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页）

84.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2月18日　）

85. 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6.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7.脑子太热不行……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8. （问万里）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答：没有看过）……《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89.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们可以超过它(指苏联)，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90.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编者：看来，不是我们要对西方国家闭关锁国，是西方国家先封锁我们才不得已对之。　　

91.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56年2月14日　至　3月9日　)

92.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70页）

93.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编者：谁说主席漠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94.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95.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6年5月2日　)

编者：主席早说清楚了，是在宪法范围之内齐放、齐鸣，至于毒草，就绝对不可以。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时期都是一样，某些人就是糊涂、幼稚、不理解，没有常识。

96.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97. 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6年9月13日　）

编者：以前是这样，充分的民主协商，是对的；现在的一起举手，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　　

98.“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99. “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指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96页）

100. “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6年9月27日　）

编者：想法很好，方法值得商榷。苏共代表米高扬的一段话恐怕要引人思考，到底毛的办法好还是斯大林的办法奏效？“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指毛泽东）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101.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有。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编者：从八大报告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新中国开放国门的胸怀与愿望：“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所谓“闭关锁国”，实际上是美国在闭我们的关、锁我们的国。　　

102.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这里指毛泽东对于八大报告中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述的怀疑，据说会前一小时忽加此句进报告中，毛泽东未来得及详细思考。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　1996年9月17日　）

103. “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指列宁）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6年9月18日　）

104.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去掉盖子（指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7页）

105.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4页）

106.“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日　）

107.“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1952年8月4日　）

108. “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　1953年11月23日　）

109.“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指越南）的战争牵动全世界? 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编者：资本主义国家在逐渐地输入社会主义的成分，以此来克服马克思的预言之实现，这种事情或者可以从英国工党的例子中找到端倪：“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565页）　　

110.“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指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4年8月24日　）

111.“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毛泽东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　1954年8月24日　）

112.“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　1954年12月11日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编者：从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看出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形象所作过的极恶毒的宣传：“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580页）　　

113.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　1955年4月27日　）

114.“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6年11月15日　）

115.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6年11月15日　）

116.“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1月18日　）

117.“（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1月18日　）

118.“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看来）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2月16日　）

119. “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2月16日　）

120.“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日　)

121.“他们（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日　）

122.“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日　）　　

123.“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日　）　　

124.“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　1957年3月7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页）　　

125.“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　1957年3月8日　。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58页）　　

126.“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　1957年3月8日　）

127.“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　1957年3月8日　）

128.“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　1957年3月8日　）

129.“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2日　）

130.“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2日　）

131.“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2日　）

132.“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指双百方针）。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12日　）

133.“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7月17日　）　　

134.“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1957年3月19日　）

135.“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1957年3月19日　）　　

136.“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3月20日　）　　

137.“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38.“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39.“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40.“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零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　1957年4月4日　至6日）　　

141.“一万年后也有革命……我讲的革命……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　1957年4月4日　至6日，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59页）　　

142.“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等谈话记录，　1957年4月10日　）　　

143.“文章（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一文）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等谈话记录，　1957年4月10日　）　　

144.“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4月30日　）　　

145.“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7年4月30日　）　　

146.“（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毛泽东关于不再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　1957年5月5日　）　　

147.“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一稿部分，　1957年4月24日　至　5月7日　）

148.“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一稿部分，　1957年4月24日　至　5月7日　）

149. “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82页）

150.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83页）

编者：起初毛泽东设想的处理闹事的四条办法是：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经过事实检验后，这样做是并不可行的。从这一点看出，主席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群众，有一种浪漫倾向，这或者也是他后来一直使用软弱的手段例如总提“教育”（习惯于用“团结—批评—团结”政策）的一个前兆。　　

151.“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1957年5月14日　，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91页）

编者：“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发生了逆转，“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91页）从这里看出，后来的反右是正确的；从这种逆转看出，这种放开的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有一部分劣等人要搞破坏、走极端——这些人将来是必须要改造或者要消灭的对象。　　

152.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92页）

153.“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　1957年6月29日　，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09页）

编者：《毛泽东传》中有一段材料说毛泽东曾指示右派人数全国约为“4000人”，我不知道这段材料是真是假：“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09页），“资改派”说：“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后来也承认这次反右冤枉了一批好人，这是政治斗争中避免不了的事情。不过，《毛泽东传》中将反右扩大化至1958年的右派人数统计说明为55万人，我不知道是真是假，还请各位网友高手指明。　　

154. “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　1957年10月7日　）

155.“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　1957年10月29日　）　　

156. “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　1957年11月7日　）

157.“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毛泽东同波兰党主席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　1957年11月15日　）

158.“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毛泽东在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11月18日　）

159.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次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大的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　1957年11月20日　）

160.“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中国留学生作的毛泽东　1957年11月17日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记录，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57页）

161.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1月12日　）

162.“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1月14日　）

163.“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1月16日　）

164.“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165.“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166.“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167.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1月28日　)

168.“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 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2月18日　)

169.“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3月9日　)

170.“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O日)

171.“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3月22日　）　　

172. 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 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 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3月22日　）　　

173. “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 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3月22日　）　　

174. 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3月25日　）

编者：看来主席也有预感，有矛盾的心情，但局面一打开，的确是很难操控的。　　

175.“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 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见王任重工作笔记，　1958年4月2日　、8日；王任重日记，　1958年4月2日　、12日）　　

编者：由此看，下面已开始蛮干了，把主席的政策推向了极端。　　

176.“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见王任重工作笔记，　1958年4月2日　、8日；王任重日记，　1958年4月2日　、12日）　　

177.“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11页）

178. 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 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 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　1958年4月27日　；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13页)

编者：主席的矛盾心情再一次显露。　　

179.“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88页)　　

180. “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5月8日　）

181.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8月30日　）

编者：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过程所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60年代毛泽东本人也作过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后来邓小平的一段评论基本上还是公允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9页。）但我以为，我们这个民族一贯以来“浮躁与投机取巧”的劣根性，造成下属们始终不能认真、准确、有力地执行中央原本正确的政策，是最终把主席的良好愿望推向极端化的致命因素。主席这一生对于自己民族的这个弱点似乎并无觉察，所以其精力总是消耗在政策被歪曲执行后的“纠左”与“反右”的两个努力中。

182.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93页）

183. 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7页）

184. 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所以要准备作战。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打原子弹。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 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8年9月5日　）

185. “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 ……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 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9月15日　）　　

186.“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章士钊插话：这样，美援会断绝）……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　1958年10月13日　）

编者：可见，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初来源，当时周恩来将其概括为“一纲四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