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性成本性谎言:凤姐对房事爱好有限

新版《三国》刚刚演完,李少红的新版《红楼梦》接续上映,关于古典名著的改编永远是个热门话题。本文探讨《红楼梦》中的风月描写,或许是我们观剧之余可以思考的问题之一。

少年时读《红楼梦》,不解“送宫花贾琏戏熙凤”一回,贾琏根本没露面,又如何戏了熙凤?“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后来看脂批,才知这是曹公曲笔,盖写凤姐为人,万万不可少了“风月”,然又不能直写床笫,不雅且唐突佳人,才用了“柳藏鹦鹉语方知”的笔法。

如此委婉的性描写在今天的小说中怕是再也看不到了,不仅因为当代读者的口味越来越重,更因为有关性的观念与实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红楼梦》中,侍女开门舀水,让人得知房事甫毕,从丫鬟示意、来者回避等情节,可以看出,主人成其好事,下人们都心知肚明。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偷情行为总会有知情者导致东窗事发,因为在富贵人家的深宅大院中,即使夫妻房事也无法做到完全私密。

我想这就是波斯纳在《性与理性》这部著作中所说的“性的成本”之一种体现。作者称自己的抱负是提出一种性态理论,包括人们对性的态度、习惯以及实践的多层次的考察。波斯纳并不是象牙塔中的蛋头学者,他强调书中的理论都是非形式化和非技术化的,因为关于哲学史对性的论述并不丰富,历史中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叠加了过多的成见和迷思,现代人性经验的膨胀还没来得及得到反思,就造成了大量法律和道德问题,结果仅仅对事实进行有效描述都成了困难稀缺的事。“成本”的提出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作者在法律界多年经验启发下发现的进路,当性这一通常被贴上道德、情感、甚至各种神秘体验标签的领域,用经济学的分析更能呈现出逻辑脉络的时候,或许这就是现代性内化于个体的明证。

用成本观念考察《红楼梦》中性事,或许可以推测,凤姐对“风月”的爱好其实很有限。贾琏极好色,又正当壮年,在性方面的要求一定不少,男子行动自由,富家公子哥儿少不了在风月场中应酬,日常来往的贾珍之流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若论性实践方面的开放大胆,真正的贵妇怕是少有能放下架子变身荡妇的,记得在维斯康蒂的电影《豹》中,萨利纳亲王抱怨自己虽已儿女成群,却连妻子的肚脐都还没见过呢。在《红楼梦》中贾琏要求的一些新奇的做爱姿势,凤姐大概想都想不到,但也要尽量迎合,这在书中已有交代。凤姐后来得了血崩症,不知是不是和疲于应付丈夫的性需求有关,但可以肯定,体力和健康的衰退会让丈夫失去“性趣”,没有子嗣的现实更使夫妻性关系趋于紧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按传统中国社会的常理,这时候丈夫可以合理合法地同其他女人发展性关系,凤姐分出大半精力来抓奸,除了妒悍的天性,更多出于失去地位的恐惧。

纵观凤姐一生,可能很少享受过真正的性爱快乐,一边勉为其难满足先锋主义丈夫的性需求,一边提心吊胆地抓奸防患,结果是更加恶化夫妻关系。通常再糊涂的人考虑成本问题的时候头脑都非常清醒,聪明如凤姐,却对性成本的分配没有一点儿把握能力。通房丫鬟平儿本是凤姐亲信,却被又挤又防,难得与贾琏亲近,对外人尤二姐,更是置之死地而后快。从男性角度看,凤姐成了马不停蹄煞风景的悍妇加怨妇,贾琏休妻之说开始可能虚张声势,后来就真的冷下心来。而凤姐的确有种掩耳盗铃的天真,认为不发生在眼前的就是不存在的,殊不知在男人的欲望世界永远有一拨接一拨的后来者,如何剿杀得干净呢。

小说中的凤姐做下“白昼宣淫”的欲女名声的确有点冤枉,这和当时性事发生的条件有关。私密性也是性成本的重要一面。比如在80年代的中国,房间就是房间,住房面积的紧凑不允许过细的分工,“卧室”、“客厅”的概念还是很稀罕的,在那种老式六层楼中,所谓“厅”也就是房间之间的连接,空间很小,丝毫不具备待客功能,客人来访,大喇喇地坐在床边是很自然的事。新型住房空间的功能有了明确划分,作为公开活动区的起居室更强化了卧室的隐秘,主卧室内的盥洗室彻底避免了“出门舀水”的尴尬。卧室的专门功能使它的色情意味增强了,“房”越完善,“房事”似乎应该越甜蜜。广告时常暗示人们,充满情趣的居家布置更能激发夫妻情爱,有一则床上用品的广告语是“有你更恋家”,听起来很可笑,指望一床丝绒被就能拴住男人心的想法不比凤姐更加幼稚?

然而回到性成本这个问题上,这种逻辑果然幼稚么?假定相对稳定的空间是性关系持续发展的前提,那么空间成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性选择,也就是说,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一处住房的人没有条件支付第二次婚姻,出轨的男人为了温暖的热炕头留下来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制约性关系的其他成本正在大幅度下降,新的通讯理念让人们在网络上结识千千万万陌生人;旧情人、老同学一个电话就可以相聚;为短暂性交提供的临时空间非常容易获得,各种消费标准的都有,据说在学院周边,已经出现很多专门供穷学生短暂欢爱的“小时房”……现代社会在性方面对人的诱惑,早已远远超过创世纪时代那个惹祸的苹果。在《性与理性》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很多社会的道德标准倾向于减少最好是消除婚外性行为,但婚外性减少的根本前提是婚姻成本低以及成立和解除婚姻容易,婚姻也就成为一纸性交契约,这无疑又会侵犯道德习惯中另一个重要指标。事实是婚姻再也无法统摄人们的性实践,它所做的,只是像凤姐那样,殚精竭虑杀灭它能看到的,假装它没有看到的都没有发生。福柯写作《性史》,挑战的正是这种奇特的现代迷思,即人们愿意相信合理的性事只能发生在父母的卧室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产阶级道德倡扬的美好家庭伦理总是与各种形态的谎言相辅相成。今天的我们仍在面对这个尴尬的难局,或许所能所做的,只是观察,尽量少炮制任何形式的圣言与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