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老师有如灯塔 给一方水土带来了亮光

2011年09月07日 16:58
来源：凤凰网教育综合

字号:T|T

159人参与11条评论打印转发

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状况还是极其匮乏的，很多老师每个月只赚几块钱的薪水，福建师大附中退休教师李昭猷说，当初攒了一整年的钱，只够春节回家探亲一次的花费。很多老师的工作是又穷又累，每天写板书被粉笔屑困扰还容易得肺病。那个时代还流行扫盲，梁婉娜老师每天下课后，都要参加义务扫盲工作，给当地不识字的妇女、群众讲两个小时的扫盲课。即便如此艰辛，他们的内心却是丰富的，仅仅一个印着“育人光荣”的破铁桶，便是全部的精神寄托，全国闻名的模范教师史瑞芬还有幸和毛泽东主席共进晚餐，那在当时可是莫大的荣誉。可就是这些穷困潦倒、却满腹学问的新中国的第一批教师，给当地的建设、发展带来了光亮，也是他们的努力，培养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国家栋梁。 

物质匮乏期，内心却极其充实

关键句：月伙食8元，每天帮妇女义务扫盲

讲述：梁婉娜，邕宁第一中学老师，1952年走上教师讲台。

采访：本报记者 梁如雪

那时还是解放初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好，学校没有房子住，她跟另外一位单身的老师就住在学校图书馆空置的小单间里面。自来水是肯定没有的，需要用水，就只能靠学校的工友每天帮忙挑来一担，伙食也不能自理，不过当时都在集体食堂开饭，每个月交8元钱，可以管一个月的伙食了。虽然只是8元，但是相对于他们一个月28元的工资来说，也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了。

那时候，比她年纪大一点的老师都还穿着长衫上课。思想比较开放的梁老师已经开始穿新式一些的服装，比如解放鞋，棉布衬衫什么的，当时压根没有校服的概念，有什么就穿什么。不过当时老师的地位并不算高，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才选择这个行业，按照当时的观念，大家都认为做老师很没有出息，又穷又累，当不上大官还容易得肺病，所以在外面根本得不到尊重。梁老师教的是英语，别看现在英语这么吃香，在那个年代却是最受冷落的。梁老师说，虽然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开设英语课程，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非常排外，对英语也很排斥，所以每到上英语课，学生们总是不愿来上课，课堂纪律也很差，很多人甚至不愿做英语老师。

50年代搞扫盲，每个老师都有任务义务帮助群众扫盲，每天除了正常上课，梁老师还要额外利用晚上的时间给一些不识字的群众、妇女上两个小时的课，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年的寒假和暑假，老师们还要下乡支农一个月，在村里跟农民一块积肥、割稻谷、收稻子，说是支农，但伙食费还得自己开支。每次去支农，家里的小孩就只有托付给邻居看管。

从工作到退休，梁老师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平平淡淡的做着本职工作，经历过地位卑微的时期，经历过文革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又遇到了第一个教师节，老师的地位终于得到认可，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如今，她还保留着90年教师节学校发给她的一个铁桶，上面印着几个大字：育人光荣。

省吃俭用一年只够探亲，却鼓励学生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讲述：李昭猷(福建师大附中退休教师)

从教学科：中学历史

1958年，李老师任教的学校是出过两位新中国总理的南开中学。李老师说，1958年上半年学校里还在正常上课，到了下半年师生们基本处在停课阶段，老师带着学生到处挖煤大炼钢铁，还参与了当时天津市修建海河的项目。

1959年李老师调到当时的天津市第67中任历史教研组组长，“那时还是解放初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太好。”李老师当年的月工资是54元，每月15元做伙食费，10元钱零花，包括洗澡买肥皂理发等等，剩下的钱攒起来留着回福州老家探亲。“省吃俭用一整年，只够回家探亲一趟，钱都给铁路部门缴路费了。”当年教职工的课余生活也十分单调，李老师说，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天津市教委给学校送来两台黑白电视机，成了学校里老师们最珍贵的稀罕物，年轻老师最多周六再看场电影作消遣。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不少资质聪颖的学生找到李老师帮忙辅导功课，韩秀云(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李老师说，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也不断鼓励他的学生多读书，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如今，让李老师唯一觉得有些遗憾的是，90年代以后的师生关系不如五六十年代那么纯粹深厚了。

采访对象：朱鼎丰(原福州一中校长、退休教师)

从教时间：1958年到福州一中任教

任教学科：中学物理

从教第一个月的薪水：47元

退休后的基本工资：3800元

从教幸福感：5分(5分为满分)

1.您觉得目前教师的地位提高了吗，为什么？当然，教师地位提高了很多，从过去的“臭老九”到如今的“最光辉”的职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办法才选择这个职业，现在则完全不同了。

2.作为教师，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最大的压力是升学率，越是负责任的老师压力就越大，尤其在一些重点中学里，很多老师被升学压力压倒了。要尽快把老师们从这种压力中解放出来。

3.当前学生家庭教育最欠缺的是什么？造成学生教育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家长舍不得孩子受苦，结果恰恰纵容了孩子为所欲为。有个家长被孩子气得实在没招，最后对孩子说了这么句话：“下辈子我要反过来做你的儿子来报复你！”4.您认为好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位老师都有各自的评判标准，但我认为老师对学生的爱心才是首位的，有了爱心，你就不会伤害孩子，也会千方百计想办法教育好他们。

记忆：五十年代初求学聊城一中的老师们

校长：不让不称职的人贻误学生

那时学校领导是张海萍校长，他入党晚，党支部书记都由教导处主任担任。我们入学前是田民，入学时田调走，换了王耀华，王调走，是史大有。当时的“三反”运动、“思想改造”都是书记王主任具体领导。教学方面的工作校长、主任都管。

张海萍校长“为实施正规化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想方设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当时大军飞速南下，接受分配来后方安置的批批应安置的旧政权人员。凡是上级介绍来的，只要有真才实学，除另做政治思想工作外，都在教学上予以重用。凡新来的教师，他必跟听几堂课。对水平差不胜任教学工作的，不论来历如何，都坚决把他再介绍回去，不让不称职的人贻误学生。另外别人推荐的特别有才能的人，要求上级从外单位调配到学校来，因而学校拥有一批实力很强的教师队伍，各学科均有讲授能力很强的权威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张海萍校长是一位全才，曾见到数学老师赵同海与他研究高等数学难题；物理老师唐振武病重，杜箕泉去了县中，物理课成了空白，张校长即担任全校的物理课。校长时间不够，即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集体在大礼堂上课；高中语文老师有事请假，张校长就代讲语文。此时该讲刘绍棠的小说《青枝绿叶》，学生们都赞扬把书讲活了。他发现小说在景物描写上，把上弦月下弦月的形状给写颠倒了，结合某一话剧布景和其它实例，即写了一篇论文《谈日月星辰》，不久即在《人民文学》上刊出，可见他的水平。抗战时，美国援华军的飞机被日寇击伤，迫降解放区，都是美国驾驶员，解放区净工农出身的干部不懂外语，就将张校长接去与其对话。张校长为人正直堪称楷模，他儿子小虎顽皮学习不好，读完小学考一中，这时考场已改在教室，参考人多，像上课一样拥挤，或许他怕儿子偷看别人的答案、偷看小抄，监考老师不便监督，他特将小虎安排到稍远离考生处单设座位；或许避免改卷老师照顾分，每次考完校长都亲自当场判卷，有不少人围观，当计算出总分成绩不好时，校长哈哈大笑，戏谑说“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听说考了两年都没录取。

其他如语文老师李春野、郭应生、侯朝宪、刘直、魏庆功，代数老师赵同海，几何老师杨毓琛、荆宝安，物理老师唐振武、唐振斌，化学老师程登朝，生物老师崔耀南，历史老师吕合璧、孙永健、王耀华，俄语老师梁朝一，英语老师段子兴，美术老师安希武等等，有的虽未对自己直接授课，也都是学生们谈论认可的权威。还有两位体育老师，王迺五长于球类、器械操、武术，晁文昭老师长于田径、球类及体育理论。每开全地区运动会，都是王戴“总指挥”、晁戴“总裁判”的袖章，学生们感到是一中的光荣。

给我们讲课、印象最深的是荆宝安、唐振斌、魏庆功、安希武、段子兴五位老师，觉得荆、唐两人总是以最简练的语言讲解几何、物理课，讲得极清晰、极明暸，言词无一虚字。荆老师在黑板上画图、写字，都吃力地用左手，为的是怕他的身体挡住学生视线，可见他的良苦用心。魏老师朗读水平很高，特别是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读得生动活泼、形象逼真，大家都暗自叫好。美术课当时还无教材，安老师自编自画教材，那时聊城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就是石印，他不习惯地用特制的油墨在油纸上写画，编成写生、素描、明暗、透视、着色等十数章，印成约百页的十六开本讲义。据说有不少区内中学使用了此讲义。在黑板上画人物，了了几笔，即形象逼真。段老师教英语，英文写得很好，自己编印了英语发音等教材的小册子，他有一架英文打字机当时我们感觉有些新奇而神秘。

这些老师的原籍基本都是外地的。只有一位何新甫老师是当地人，据说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曾任原省立二中校长，在上海某印书馆当过编辑。图书馆里就有他的数本著作，编著者署名何铭三，发行人栏印“何新甫”章。他学的是英语，他著作中有一本是英语画线教学法。当时学苏联，推行学俄语，英语无用武之地。他即自学俄语，担任数班俄语课。他好象有些精神病，时有言语失格，资格虽老，也不为大家重视。

这些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年龄较长，又多是“旧社会的教师、职员、（抗战时）流亡学生、旧军官、旧政府官员”。“三反”后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组织学生代表参加，本人是其中之一。据各老师自述的历史，其中有旧政权的军队少校教官、有大城市宪兵队长、有飞行队长、有专署专员、有省法院院长、有省党部负责人、有《中央日报》记者、有教会大学讲师、有大型企业工程师、有研究所研究员等等，据说还有人受着“管制”和保外就教“服刑”的。后来听说也有人故意夸大了自己在旧政权中的职务地位，大概是企图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到了“肃反”时，就给他带来莫大的麻烦。

随着人民教育的发展，逐步由师范学院、本校高中毕业生充实到教师岗位，教师阵容越来越强大。

史瑞芬在清水塘小学的课堂上

1951年11月1日晚餐上毛主席为史瑞芬（中）题词，右为吴玉章先生。

与毛泽东主席共进晚餐是莫大的荣誉

毛主席：现在是新中国，教师永远不会失业了

现在的人们可能已经淡忘，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溧阳出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模范教师、红遍全国的电影“乡村女教师”主角原型，她的名字叫史瑞芬。1951年2月，常州专员公署在常州召开所辖一市五县（即常州市、武进、江阴、宜兴、金坛、溧阳）小学教育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走群众路线办好小学教育。会上，溧阳县余桥乡（现属竹箦镇）清水塘小学教师史瑞芬，向与会者报告了她在清水塘小学依靠群众坚持灾区教育和积极办好冬学的情况。到会的领导和教师听后都深受教育，非常敬佩。常州专员公署文教科长秦和鸣在会上号召“向模范教师史瑞芬学习”。会议闭幕时，颁发了由专员张志强签发的“专员公署奖状”，上面写着“史瑞芬为溧阳清水塘小学冬学模范教师”。会议全体代表还向史瑞芬赠送了锦旗，上面写着：“你靠农民，农民靠你；你帮农民，农民帮你；教师农民，结合一起；克服灾荒，生产自立。向你学习，向你看齐。团结一致，打败美帝。”

1951年4月15日，溧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史瑞芬“冬学特等模范教师”奖状。1951年8月27日至9月1日，史瑞芬到北京出席了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初级教育会议，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的光荣称号。1951年10月，史瑞芬出席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会议闭幕的11月1日晚上，史瑞芬与郝建秀（溧阳人媳妇，其爱人强瑞春是溧阳上沛人，曾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等职）、李顺达等全国劳模和毛主席同桌共进晚餐。在席间，毛主席亲切地对史瑞芬说，哦，你就是史瑞芬，我是从报纸上知道你的，你辛苦了！史瑞芬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向毛主席诉说了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和现在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幸福。毛主席听后说，现在是人民的中国了，教师永远不会失业了，你是教师的代表。毛主席说罢指着同桌的郝建秀（工人代表）、李顺达（农民代表）、杨连第（解放军代表）、黄家驷（科学家代表）、黄佐临（艺术家代表）、米娜娃（新疆少数民族代表）等人，风趣地说，我们这一班人团结好，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略)

他看完介绍信后看着史瑞芬高兴地说，史先生，你来得正好，孩子们的课本已快给蛀虫蛀烂了。说完，他端条板凳让史瑞芬坐下，又说道，眼下正闹春荒，但春荒春荒，决不能让孩子们读书也荒掉。接下来他向史瑞芬介绍了村上过去办学的情况：国民党时期，村上也曾办过一所小学，但没办出什么名堂，先生来的来走的走，像走马灯似的；最后来了一个王章先生，村民叫他是“混世魔王”，因为这个王先生夏天乘荫凉，冬天晒太阳，只知道向学生家长收钱，根本不教孩子们读书；村上群众反映说，识字先生看不起我们穷人的孩子，要孩子识几个字，真比登天还难；现在好了，史先生，你是县人民政府派来的先生，肯定能办好学校的，有困难我们共同来解决。村长这番话表明他对新来的史瑞芬充满着信任和希望，这给史瑞芬增添了不少信心和力量。当天晚上，史瑞芬由村长安排住在村民李信开家里，晚饭喝了两碗大麦糊粥。

上完这不成功的第一课，一出教室大门，史瑞芬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伤心地哭了。她没有想到这帮农村孩子会这般粗野、无知，心里不禁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在这里坚持办学的信心也动摇了。回到办公室兼宿舍的厢房里，史瑞芬趴在桌上哭了一阵。十几分钟之后，她冷静一点了，想起了自己初到清水塘时立下的一定要教好这些农民孩子的誓言，便用毛巾擦擦眼睛，硬着头皮去上第二堂课。这一次史瑞芬没有讲课，而是熟悉学生，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通过同孩子们的交谈，史瑞芬这才搞清楚，在她的学生中间，不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同时还有三四年级的学生；一二年级学生不说了，就是三四年级的学生，算盘不会“小九九”，左手右手分不清。许多学生都说，本来就没有读到多少书，现在都忘掉了，都还给老师了；还有学生说，是和饭一道吃下去又拉掉了。通过同孩子们的交谈，史瑞芬觉得孩子们是善良的、无辜的，他们的粗野、无知，是以前的老师没有教育好，这是教师的失职。于是史瑞芬开始研究他们，同他们做朋友。比如徐福明，他喜欢大喊大叫，喜欢打人，但这个孩子又非常勇敢；那个玩麻雀的史连奎，其实他是个很出色的孩子，很会团结人，他到哪里，同学们跟到哪里，像吸铁石似的；就连那个会偷东西吃的毕良珍，这完全是饥荒所迫，他偷吃谁家东西总会如实讲出来，非常诚实、坦白。这些孩子都喜爱劳动，能吃苦耐劳，在眼下这最饥饿的时候，他们也不向饥荒低头。那个编着辫子的姑娘叫李息妹，她两天没吃，饿得晕倒在教室里，可她仍旧坚持上学……对于这班孩子，史瑞芬想道：如果我害怕困难，或者马马虎虎地教育他们，那就是误人子弟，就是耽误国家的建设事业，这样不仅对不起清水塘的农民兄弟，就是自己的良心也要受到谴责……想到这些，史瑞芬不仅确立了要“教下去”的决心，而且树立了“一定要教好”的信心。

史瑞芬想明白了，对孩子们也渐渐有感情了。她看重孩子们身上的每一个优点，培养它，把它放大；同时，她也注意孩子的缺点，一旦发现，立即纠正它。她对班上孩子的关心，真可说是做到了无微不至：孩子们的脸没洗，她帮他们洗；孩子们头上长虱子，她帮他们捉；有两个孩子头上生了癞痢疮，她想办法用黄豆面替他俩敷；有个孩子生了病，她跑到县城请来医生帮助看好；有些孩子家中没吃的挨饿，她总是尽量自己节约，省下粮来给这几个孩子吃，还带领孩子们到田里挖野菜；孩子们没书没笔，她就拿自己的薪水买来给他们用……她每天都进行家庭访问，研究孩子的生活环境，要求家长配合对孩子进行教育。人在一起呆久了就会产生感情，更何况史瑞芬是这样满腔热情地真诚待人。史瑞芬关心孩子、帮助孩子的每一件事，学生和学生家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清水塘村上人都夸新来的史先生是个好人，史瑞芬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学生和学生家长的信任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