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氧活性污泥法原理:姚监复读书摘记：苏联新阶级对思想的专制统治

（2）苏联新阶级对思想的专制统治

目  录

一、苏联新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性、排它性与新阶级对思想的专制统治。

二、“难道没有理由把当代的共产主义和宗教的教派相比吗？”

三、苏联新阶级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绝对地阻碍知识进步及发现。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新阶级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自我检查是新阶级对思想控制的一种形式。

五、苏联新阶级窒息、压制一切创造性的东西，这个制度使知识分子被迫腐化，对自己及他人说谎。

    六、苏联新阶级的思想专横垄断的罪行，将使这个新的宗教教派钉在历史的耻辱的十字架上。

一、苏联新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性、排它性与新阶级对思想的专制统治。

1、共产党人有特别狭隘及排它的观点，对思想施行专制统治。

“虽然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时，他们对思想所施行的专制统治简直精密得如医生临床工作一样，但在共产主义的哲学里，寻找对思想专制统治的根据，也只能找到一部分。共产主义的唯物论，比同时代的任何世界观，有更多的排它性。它把它的信徒们推向一种处境，使他们简直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的观点。假如不把这种观点同特殊形式的政府及所有权等联系起来看，则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可怕的摧毁及压制方法，还是不能仅由共产主义的唯物论本身就可以解释得通的。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见都企图把它自己说为唯一正确的完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有一种特别狭隘及排它的观点，共产主义可以抽出为它意识形态上不容异说的内容：一位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他们作业思想家或艺术家的真实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性。所以，假如一个人被发现属于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阵营，那么，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目标或工作就都应该加以反对。”（111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立场，仅能部分地解释为这是由于财产所有者以及权力掌握者剧烈反对的结果，而这种反对是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幽灵’一出现时就激动起来的。”（1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轻视社会主义运动与他们相反的意见，却很注意许多有意义的交流。

“马克思、恩格斯的排它性植根在他们的学识中：他们自信已探索研究了各种哲学的奥秘，以为不以他们的世界观为基础，要达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于他们自己不重要或对于他们的运动不重要的东西，甚至在客观意义上说，也都不重要了。凡与运动不发生关系的东西一律不重要。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本身的工作，并不了解同时代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也轻视他们同一运动内部所有与他们相反的意见。他们的著作里没有提到叔本华、泰因及当时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马克思、恩格斯对付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对者的办法是凶暴与不容异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对蒲鲁东的意见一笔抹煞，轻蔑地说了好多的题外话。以同样方法对付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及他们自己运动内部的其他反对派。

另一方面，他们很仔细地注意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意义的知识界的现象。他们接受达尔文的学说，特别了解古代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潮流，因为欧洲文化是从这里面发展出来的。社会学方面，他们借重了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哲学方面，借重了德国哲学（康德、黑格尔）；在社会理论方面，借重于法国的社会主义，或由法国大革命后所发生的潮流。上述潮流都是些伟大的科学、知识以及社会潮流，它们造成了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民主与进步的气候。”（113页）

3、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条性与排它性的发展过程中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1）马克思比列宁科学、客观。“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上，显然有它的逻辑性及一贯性。马克思比列宁科学一点、客观一点；而列宁主要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是在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半殖民地的俄国资本主义，及全世界的垄断主义者的势力范围的纷争等环境中成长的。”“必须承认，列宁的著作是合乎逻辑而又有说服力的教条主义的出色典型。”“靠着马克思，相信唯物主义永远是属于革命的及破坏性的社会运动的一种意识形态，列宁得出了片面的结论：唯物主义是一贯进步的——甚至在研究方面以及在人类思想的发展方面都是如此——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这样说，又把马克思的排它性加强起来。如此说教也是由于对历史哲学的知识不够。1909年，列宁写《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时，他并不熟悉任何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是古典的或现代的。而为了战胜一切反对派，他们的观点阻碍了他的党的发展，于是列宁拒绝了一切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合的东西。在他看来，凡不合于原始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都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113页）

（2）列宁把政治上的不容异说扩展到全部人类思想史。“列宁把形式、方法同内容以及同科学发现都混为一谈。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就已经足够使列宁把他的真价值以及他的发现的价值完全抹煞。所以，列宁把他政治上的不容异说实际上扩展到全部人类思想史的范围了。”（114页）

（3）罗素说：“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政治上的主义，也是一种宗教。”

“欢迎十月革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已准确地道出了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之真谛：

‘然而，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方面，我根本上持着不同意见。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主义，它实在也是一种宗教，具有细致繁琐的教条以及使人感悟的经典。当列宁要证明一些理论的时候，如果可能，他总是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相信土地及资本应该共有，而且它们的产品应尽可能地平均分配。他是抱住了一大堆有意弄成的教条式的信仰——例如哲学的唯物论——而自得其乐的人，这些信仰也许是对的。对于客观上可疑的事情采取一种不惜一战的确信，实在是一种旧习惯；世界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已逐渐摆脱这种习惯，而走向建设性的以及有成果的怀疑主义的气质，而这个气质也构成科学的境界。我相信这种科学境界对于全人类是无限的重要。假如说，一个更为公平的经济制度，须先封闭了人类自由思考，而且把他们重行投入中世纪知识牢狱的深渊，方可达到的话，那么，我就认为这代价未免太高了。自然不可否认，在某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教条式的信仰有利于斗争。’（罗素：《布尔什维主义：实践与理论》，纽约，哈考特出版公司）

罗素所说的还是在列宁的时代。”（114—115页）

（4）“凡与斯大林的需要及观点不合的，他一律宣布为敌对的，而且加以禁止。”

“到了斯大林却更进了一步；他‘发展’了列宁的理论，可是他缺乏列宁的学识，也没有列宁深刻。被赫鲁晓夫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却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再加上持有极端的教条主义，他甚至于不需要再看一看马克思的经济研究著作，就可以建筑起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了。斯大林也不深知任何哲学家。他对于黑格尔的态度，好象对付一个‘废物’一样。

可是，斯大林却熟读列宁的著作。斯大林借助于列宁之处，大于列宁之借助于马克思。斯大林只对于政治史，特别是俄国的政治史，具有相当的知识。除了这些知识以外，斯大林为了扮演他那个角色，实在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凡与他的需要及观点不合的，他可以一律宣布为‘敌对的’，而且加以禁止。”（115页）

（5）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性格与表达方式的对照。

“除了是一个革命家之外，马克思有几分纯科学家的味道。他的作风是动人的、奇异的、豪放的，而且具有一种胜人一筹的机智。列宁好象是革命的化身。斯大林以为他的力量来自对于人类一切欲望的满足，而且以为他的自己的思想就是人类思想的最高表现。他的作风平淡、单调，过份简单化的逻辑及教条主义，对于遵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及普通人，却具有说服力，它里面也含有教会祖父们著作中简单明了的风格，这种作风并不是他青年时代宗教生活的结果，而是教条化的共产主义者的环境所产生的表现方法。

斯大林的信徒们不独缺乏斯大林本人那种粗鲁的内在凝聚力，而且缺乏他那种武断的权力与信心。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常人，但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感。他们完全为官僚政治的现实所缚，而不能产生任何新的制度与观念，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窒息任何新事物的创造或使之变为不可能。”（115—116页）

（6）谎言、片面说法加强新阶级的领袖对社会的垄断、对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垄断。

“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教条性及排它性方面的发展经过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导致一个新阶级及其控制权的巩固，这一控制权不只是受制于一个意识形态，还受制于某一个人或寡头集团的思想。结果引起一般知识之衰落，以及该意识形态本身的贫乏。同时，对于其他观念，对于人类思想本身的不能容忍的程度，也已增加。所以该意识形态之进步，它的构成真理的因素，已因其信徒们实际力量的增加而相应地衰退。因为愈来愈片面而排它，当代的共产主义更不停地制造许多片面的说法，而且竭力企图为之辩护。一眼看上去，好象它的许多观念，个别的说法，似乎都对。可是，其中充满谎言，不可救药。片面的东西被夸大而弄到歪曲真相的程度；而且，其中谎言的口气愈肯定，愈动人，它就愈能加强它的领袖们对于社会的垄断，因而也就是加强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垄断。”（116页）

二、“难道没有理由把当代的共产主义和宗教的教派相比吗？”

1、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必然引起一切知识活动领域的专制。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这个基本论点是所有共产党人都不得不采取的立场，这就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的专制。

假使原子的运行是不依照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规律，或不依照所谓矛盾的统一规律，而发展为较高的形式，可怜的物理学家能有什么办法？假如宇宙的运行根本不理共产主义的辩证观，那么，天文学家又能有什么办法？假如一切植物不依照李森科—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之间应该和谐及合作的理论生长，那么，生物学家又有什么办法？这些科学家们因为不能率直扯谎，他们就必须因他们的‘邪说’的后果而受难。如果要使他们的发现被接受，就必须使他们那些发现完全‘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所以科学家们经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不知道他们的观念与发现，是否会妨害到官方的教条。因此，连对于科学，科学家们也就只好采取了机会主义及妥协的办法。”（117页）

2、当代共产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令人想起中世纪宗教教派的排它性。

“在许多方面，当代的共产主义都令人想起那些中世纪时宗教教派的排它性。塞尔维亚诗人杜契奇的《忧患与安祥》谈的加尔文教派，似乎可与共产党国家内知识分子的处境联系起来：

‘加尔文引进了宗教的灾难及神圣的遁世观念，甚至到现在，那里也还充满着阴气森森及黑暗；他硬教人对于一切欢乐与快乐都仇恨，而且又用命令谴责诗歌与音乐。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以及主宰一个共和国的暴君，他又铸造了铁一样的法律，像镣铐一样，套在全国人生活的头上，甚至管理到家庭的感情。在宗教改革运动所培养的人物中，加尔文也许是那些革命人物中最冷酷无情的人，当他把自己和当时的政权断绝关系时，他同时把自己与其所奉行的教条的一个基本原则—爱—完全断绝关系了。他另创一些人，这些人是诚恳而充满了道德，但同时却又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怀恨，对于幸福的怀疑。世上没有比这更严厉的宗教，比他更可怕的先知了。加尔文使日内瓦的人民都麻木不仁，永远不可能享受任何快乐。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们象这样，宗教为他们带来了如此多的灾难与悲惨。他也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创始人，而这个神权政治同罗马教皇的王朝一样象一个独裁政治。当他在宣布着他在解放人们精神人格的时候，实际上，它却在把人的世俗人格降低到最黑暗的奴役状态。他使人迷乱，而且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为生活带来光明。他改变了很多东西，但一无所成，毫无贡献。’

此外，当代的共产主义也包含着英国克伦威尔统治下的那些清教徒们的教条式的排它因素，以及法国雅各宾党人所表现的政治上不容异说的因素。共产党人的权力，比之雅各宾党人的权力，更完全得多。没有一个宗教或独裁政权能够获得象共产主义的制度那样的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权力。”（118—119页）

3、共产党领袖们把他们本身同全社会愿望当作一体，实际所行和民主相反。

“共产党的领袖们都相信他们已在走向创造绝对幸福的路途上，而且一个理想的社会也和他们的权力增长成比例地成长。共产党领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了——但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事实上，这些共产党领袖们确也把他们本身与全社会以及全社会的许多愿望都当作一体。专制主义总把自己和对于人类绝对幸福的信念打成一片，虽然它不过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暴政而已。

依照南斯拉夫领袖们的说法，现在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非常低，因而，必须等待民主政治的到来，才能把它提高起来。‘当社会主义意识长成的时候’，他们也就准备赐给民主；他们所信任的这种意识是可以通过工业化的途径自动达到的。在那情形未到来之前，这些主张把民主一点一滴分批施舍给人民的理论家，其实际上所行的却是完全和民主相反；他们主张，为了未来幸福和自由着想，他们有权去阻止任何与他们不相同的其他观念或意识的存在，即使是最轻微的表现也不许可。

苏联的领袖们，只有在开始的时候，被迫东闪西让地允许‘将来’给人民以民主。目前他们却干干脆脆地说，这种自由在苏联已经创立了。他们不停地‘提高’人民的意识，劝人民‘生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及干燥无味的领袖们的政治观念，不断地填塞到人们的脑中。更糟的是，他们还不停地强迫人民承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忠诚，并承认他们相信他们领袖们所作的一切允诺都永远不会错而且是切实的。”（120页）

4、新阶级根绝人的意识，窒息了他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类的智慧，可与宗教教派相比。

“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敌人，就好象在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意识。所有报纸、无线电及同类东西，都是官办的。不过，这一切手段收获的效果并不大。在任何情况下，效果与所花费的力量及方法都不相称，只有新阶级算是例外，不管怎样，他们总是以为有效果的。它们已使一切与官方不同的意识都不可能表现出来，而在与相反意见斗争方面收获相当的效果。纵使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人们也还在思想，因为任何人也无法停止不想。而且他们所想的与官方所规定的想法不相同。他们的思想有两面——一面是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另一面是对公众的、对官方的。

甚至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们也还没有被千篇一律的宣传愚弄得他们不可能得到真理，得到新观念。仅就知识领域而言，寡头政治执政的一切计划所引起的结果，是生产少，而停滞、贪污、腐化的现象多，这些寡头与救主，这些以保护者自居，不让人类思想流入“罪恶的思想”或“反社会主义路线”的人物，这些坚持死硬、不变的古旧观念的人物，已使他们的求知动力受阻并陷于冻结了。恰恰因为他们窒息了他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类的智慧，使得人们鼓不起勇气，立不起志愿，后来连他们自己也变得衰老了，脑中空洞无思想，而且完全缺乏那种由无私的思考所激发的求知热情。这就弄得象一个戏院没有观众，那些演员就只好自演自唱，自己狂欢。他们是警察，同时也是一切传达人类思想工具的所有人，而且他们又是一切维持人类生活物质的所有人。

这么说来，难道没有理由把当代的共产主义和宗教的教派相比吗？”（120—121页）

三、苏联新阶级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绝对地阻碍知识进步，使社会科学遭遇最坏的命运。

1、共产主义制度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绝对地阻碍知识进步及发现。

“在苏维埃政府之下，尽管有技术上的进步，但没有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苏联不及沙皇时代的俄国。即使技术上的原因使科学发明非常困难，可是这个困难最主要的理由还是社会性的。这个新阶级非常注意，务必使它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不致受到危害。而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发明，是那个发明者思想上先有一个改变了的世界观的结果。一个新的观念往往对于已经被采取的官方哲学并不合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一个科学家都必须悬崖勒马，以免他的理论不符合于规定的需要的教条而被宣布为‘异端’。

使发明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的是迫使人们相信官方的见解，即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知识及其他活动的领域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在苏联，从来没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没有碰到过政治上的麻烦，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与官方的路线相对立。在南斯拉夫对于那些‘忠诚’的、然而低劣的科学家们有偏爱。

共产主义制度刺激了技术上的进步，但也妨碍了每一伟大的研究活动，由于思考的不受干扰是研究活动的必需条件。虽然共产主义制度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但它们却绝对地阻碍任何知识的进步及发现。这个制度以一个派别哲学的排它性为根据，显然是反哲学的。”（122—123页）

2、共产主义制度里不可能产生社会思想家，社会科学很难生存，史实被假造。

在共产主义制度里“从来没有产生过，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思想家，特别是社会思想家，这里不把专权人物算在‘思想家’内，虽则他们也是‘主要的哲学家’和‘提高’人的意识的大师。在共产主义中，一个新的思想，或一个新的哲学及社会学说，必须要循着间接的途径表达出来，通常是经过文学或某些艺术部门的途径。为了要能在世界上露面并开始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必须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

在所有科学部门和所有思想之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考虑往往遭遇最坏的命运；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个社会问题，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照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或依照领袖们所垄断的理论来解说。历史，特别是关于它自己——即共产主义——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实在的。史实的随意删略与假造，不独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是普遍现象。”（第123—124页）

3、新阶级抬高了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特别是与他们同时代的伟大人物。

“人民的知识遗产也被没收了。这些垄断者的举动好象在表示着，一切历史之所以发生，只是要让他们这些人自己出现在世界之上。他们以自己的类型及形式来衡量过去以及过去的每一件事，而且他们又用一个划一的尺度把所有的人类及各种现象都分为‘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类。就在这种方式下，他们竖立了纪念碑。他们抬高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特别是与他们同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所用的‘唯一科学’方法对他们自己确实是非常适宜的，因为这个方法可以保护并为他们对于科学与社会的包办控制辩护。”（123—124页）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新阶级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自我检查是新阶级对思想控制的一种形式。

1、革命后艺术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但革命所产生的专制主义对艺术的窒息愈来愈强。

新阶级的“统治者的先决条件是对于一切思想的垄断，塑造意识。在艺术上，共产党人是传统主义者，大部分因为他们需要继续垄断人民的思想，但也因为他们的无知及偏见。新阶级对文化传播很注意，因为工业化提出需要质量更高的作品及扩大求知的机会，于是学校网及职业性艺术机构都发展得非常快，有时甚至超过了实际需要及可能。所以，艺术上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一次革命以后，在统治阶级还没有建立完全的垄断之前，许多有意义的艺术品通常却已经创造出来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形。这情形好象是革命把蛰伏着的天才唤醒了起来，纵使那个由革命所产生的专制主义对艺术的窒息已愈来愈强。

窒息艺术的基本方法有两种：1、对艺术的知识与理想主义方面的反对。2、阻止艺术形式的改革。苏联在斯大林时代，除了斯大林自己所喜欢的以外，其他的一切艺术表现形式都被禁止。斯大林的文体变成了全国的文体。在艺术形式上采用官定观点，与采用其他官定思想一样，都是无所选择的。苏联1925年一项决议案说：‘在文学形式的领域内，以整个党来说，决不只致力于一种目标。’可是党不放弃它对于艺术家们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控制。这就是在艺术领域里，共产主义所达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了。南斯拉夫领袖们仍然认为整个知识界及艺术界并‘不可靠’，有‘小资产’阶级意识，‘意识形态的混乱’。1954年5月25日《政治报》引用铁托的话：‘一本好的教科书比一本小说有价值得多’，接着发动了有周期性的狂热攻击，不断攻击艺术里所谓‘颓废’、‘破坏性的观念’以及‘敌对的观点’等等。

与苏联文化不同，南斯拉夫文化至少已经隐盖了，而不是摧毁了关于艺术形式上许多不满及激烈的意见。这在苏联文化里从来就没有可能。南斯拉夫文化的上面只是吊着一把剑，但在苏联，这把剑却早已刺进了文化的心脏。”（125—126页）

2、“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任何艺术创作想以实际题材为基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新阶级的政府的无限垄断主义愿望以及艺术家们难以抗拒的创作愿望之间存在着冲突。实际上，这也是存在于科学的创造性与共产党教条主义之间的冲突；不过现在它被转移到艺术的园地上来了。”“相对的自由形式是存在的，因为共产党人只能间歇地加以镇压，不过这种自由不可能完全使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人自由。”（126页）

“任何新的思想或观念，都要先在内容方面检查一番，批准或不批准，然后再装到一个无害的框子里去。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这个冲突无法解决，通常是以艺术创作的真自由作为牺牲。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由于这个矛盾，以致不可能发展出真的艺术作品，也不可能发展出艺术理论。一件艺术品，在它本质上，通常就是对于某一特种情势或对某一特种关系的批评。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任何艺术的创作，如想以实际题材为基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某一特种情势的称颂，或对于现制度反对者的批评，是被允许的。在这些条件下，艺术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这些作品并不如实地反映真象，所以它们没有什么价值而很快地为群众所唾弃，过后甚至也为官方所批评。”（127页）

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际意义不过是新阶级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而已。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现在都流行着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可是在南斯拉夫，这个理论已被粉碎，现在仅有最反动的教条主义者仍在坚持着它。政权本身是有力量阻止任何不同意的学说发展的，但它却没有力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完全的理论体系。高尔基的观点是，在不成熟的当代‘社会主义’情形下，艺术必须以新的或社会主义观念为灵感，必须尽可能地忠实地描写现实。后来，由其他理论借来的或硬加进去的其他的意义，如典型观念，强调意识形态，党的团结等，都是为了要满足共产党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实际上的意义不过是共产党人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而已。它所要求的不过是以艺术的形式把领袖们的狭隘与落后的许多思想加上一层外衣，用浪漫的歌功颂德的笔调描写他们的工作而已。这就被利用来作为官方对于思想控制和有必要对艺术本身进行审查的借口。”（128页）

4、自我检查是新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主要形式。

“新阶级对思想控制所采取的形式，在各共产党国家里，也彼此不同，由党及官僚检查制起，一直到通常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为止。南斯拉夫用这样的方法来间接进行控制：在出版业、艺术家协会、定期刊物、报纸等方面，党员把任何认为‘可疑的’东西，提交有关当局。从这种气氛里所产生的就是检查或事实上的自我检查。党员们和知识分子一样必须进行自我检查，所以他们必须伪装自己的言行并且说些毫无价值的吞吞吐吐的话。但这个现象却被当为进步，当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当为官僚专制。知识分子们为他们的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所迫，不得不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实际就是党在施行意识形态控制时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中世纪，人们一定先要探究一下教会对他们工作的想法；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一样，人们必须首先想象政府需要那一种工作，或是先去探一探领袖们的口味如何。”（128—129页）

“检查或自我检查，都被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帮助’。同样的，共产主义里的每一件事都被说成致力于实现绝对幸福。因此，许多名词如‘人民’、‘劳动人民’等，含义很模糊，也常常被引用到艺术方面。不管是什么，如迫害、禁止，将形式与观念强加于人，屈辱、侮谩；半文盲的官僚们所加于天才们的学究式权威，这一切都是在代表人民或为人民的名义下进行着的。”（129页）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在名词运用上也无什么不同。舒尔兹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要义》中说：‘国社党的政策，甚至它那被称为文化政策的部分，都是由领袖自己或由其所授权的人们来加以决定的。’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雅罗斯拉夫斯基说：‘斯大林同志给艺术家们以灵感，给他们以指导的思想……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及日丹诺夫的报告给予苏联作家们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表。’凡是专制政治，即使是相互反对的制度，总是用同样的方法为自己辩护；他们甚至免不了用同样的字句来辩护。”（129—130页）

五、苏联新阶级窒息、压制一切创造性的东西，这个制度使知识分子被迫腐化，对自己及他人说谎。

1、苏联新阶级以人民名义反对自由，是人类心灵之完全腐化。腐化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以科学名义仇视思想的敌人，作为一个以民主名义反对自由的敌人，共产党的寡头集团所完成的，不过是人类心灵之完全腐化而已。资本家巨头或封建贵族，常常依照自己的能力及愿望，来供养艺术家及科学家，因而既帮助了他们，却也腐化了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腐化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般说来，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窒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富于创造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凡是它以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东西，它都要加以奖励，而实际上也就是以收买的方法去腐化。

即使不谈如斯大林资金之类的，隐蔽而激烈的收买手段，利用个人与当权者之间的联系，高级官僚们的滥肆要求与收买等等事实是存在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确实使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家腐化。政府的直接资金也许可以废除，也好象检查制度是可以废除一样，但它那种腐化及压制的精神却依然保留着。

这种精神，是由党官僚垄断物质及心灵所建立和刺激起来的。知识分子们走投无路，不管为了思想或为了利益，他们都只有向当权者靠拢。纵使这个权力并不直接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它也还是渗透到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的。说到最后，一切决定都是由它作的。”（131页）

2、苏联新阶级使遭受压迫的心灵被迫腐化，被迫对自己及他人说谎。

“一个遭受压迫的心灵不得不被迫腐化。为什么25年来，在苏联并没产生任何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方面？比起政府的压制来，腐化及收买政策对于作品稀少的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共产主义制度迫害、猜疑，以及刺激那些真有创造性的人们，使他们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它给那些阿谀的人们以各种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滥用的荣誉或头衔，奖金、别墅、休假中心、购物优待、汽车、大使级地位、宣传鼓动的保护，以及‘宽宏大量’的干预。因此，在原则上，它是偏爱那些无才的、寄生的以及缺乏发明能力的人物。同时，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已失去了他们的方向、信心、内心力量与人格完整，被迫不得不对自己及他人说谎，所有这一切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常见的现象，都可以在那些真正愿意从事创作，而且也具有创作能力的人们身上发现。”（132页）

六、苏联新阶级的思想专横垄断的罪行，将使这个新的宗教教派钉在历史的耻辱的十字架上。

1、苏联新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所有权，意识形态的歧视在增加，阶级歧视在增加。

“通常以为共产党的独裁是在实行一种野蛮的阶级歧视。这个说法不是完全准确的。从历史过程来看，当革命松懈的时候，阶级歧视随之衰退，而意识形态的歧视却反而增加。共产党的政策确是在严厉地对付旧统治阶级的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过，凡是投降了的，改变了方向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能得到报酬优厚的位置与照顾。秘密警察可以在他们里面物色到能干的密探，而新政权掌握者可以找到他们能干的仆人。只有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不赞成共产党的措施和观点的人们才会遭到惩处，并不考虑到他们的阶级，或他们对资本家财产的国有化政策的态度。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于那些与统治的寡头集团不同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迫害，比起对于以前旧政权最反动的信徒的迫害，却要更严厉，更完全得多。这是因为后者所具有的危险较小，他们只向往于过去，而过去则很少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当共产党人取得政权时，他们对于私有财产权的攻击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的措施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反对有产阶级。后来许多事情却证明他们的各种措施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所有权。所以，共产党自己所有权的建立这件事，必须主要在意识形态的歧视方面，而不是在阶级歧视方面，加以表现出来。反之，如果这个看法不对，如果共产党确也为劳动大众真正所有权的建立而奋斗，那么，阶级歧视确是应该流行下去的。”（133页）

2、苏联新阶级是一个新的宗教教派，把自己的教条强加于人。

“意识形态歧视流行是事实，就应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一个新的宗教教派已经出现。这个教派坚持着它自己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论教条，而且把它们强加于人。共产党做得确也象一个宗教的教派，虽然事实上它们并不是。”（133页）

3、意识形态歧视是苏联新阶级存在的先决条件。对思想的专制统治，是最完全最残酷的专制统治形式。专制统治以思想专制统治始，以思想专制统治终。

“这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止是某种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造成的结果。意识形态上的歧视是共产主义制度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种族、等级、民族等其他各种歧视表面上看似乎比意识形态的歧视还要坏，更野蛮一点，它们的目标是在于各种社会活动，而意识形态歧视则以整个社会为目标，而且以每一个人为目标。其他类型的歧视可以在物质上粉碎人类，而意识形态的歧视则对准人类的命根加以打击，这个命根或许是为人类所特有的。对于思想之专制统治，是最完全与最残酷的专制统治形式。任何其他种类的专制统治则以思想专制始，以思想专制统治终。”（133页）

4、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并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是苏联新阶级极权专制形式。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的歧视，一方面它是以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为目的；而另一方面，以把自己的思想武断地强加于人为目的。这两种形式都是最惊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权专制形式。

思想本来是一个最富创造性的力量。它揭开了新的事物。人们如果不思想或不考虑，他们就既不能生活下去，也不能生产。虽然共产党人口头上可能否认这个真理，但他们却不得不被迫在实际上接受它。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得除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以外，其他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得势。

一个人可以放弃很多的东西。但他却必须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现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缄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专制统治最恶劣的表现就是在于它强迫人们不要象平常那样去思想，强迫人们表达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134页）

5、苏联新阶级对不同思想的窒息与对思想的专横的垄断的罪行，将钉在历史耻辱的十字架上。

“思想自由的限制不仅是对于某些特定政治及社会权利攻击而已，而且它是对于人类本身的一种攻击。不过，人类对于思想自由不可磨灭的愿望却永远是可以在具体形式下表示出来的。假使这些愿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没有明显表示出来的话，那也绝非说它们就不存在。今天它们存在于那些暗中的消极抵抗之中，存在于人民还没有成形的希望之中。由于压制的全面性，它已把全国各阶层之间的差别都抹去了，它把所有要求思想自由和一般性自由的人们都团结起来了。

历史也许可以原谅共产党所犯的许多罪过，并承认他们有时确是被迫采取许多残暴的行为的，由于环境的关系或是由于保卫他们本身存在的关系。不过，共产党对于各种不同思想的窒息，以及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私人利益对思想所采取的专横的垄断，这些罪行，将把共产党人钉在历史耻辱的十字架上。”（134页）

（2004年9月3日摘录）

五柳村2011年12月7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