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s价格:孙中山与洪门关系疑云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与最大的华侨组织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关系，是其中起伏很大的一幕。多年来，以革命为主线的正史，多以“华侨为革命之母”为基调，粗线概括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而孙中山与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复杂纠葛，却长期被模糊化处理。

    回归到历史细节当中，孙中山到底在与美洲洪门致公堂的交往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疏远洪门乃至与之决裂，是一种避嫌措施吗？那些经洪门之手的筹款，实质到底是什么？

    “洪棍”孙中山

    1895年，在“试水之作”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落到檀香山，在其兄孙眉的点拨下，决定去美国本土开拓道路。

    赴美之前，洪门致公堂——这个被一些人目为“黑社会”的华侨组织——已经在孙中山的视野之内，他甚至“久有参加洪门之心①”。1896年，孙中山首次赴美宣传，采取了争取洪门的措施，但无果。

    洪门大约在清代中叶传到美国，渐成美国最大的华侨组织，宗旨是“反清复明”，与孙中山的“排满”主张有类似的地方。但由于年代久远，会员情况复杂，孙中山首次面对的美国洪门，对于洪门的历史早就不了解了，团队仅以忠义等传统道德来维系。当然，洪门最吸引孙中山的不是其主张，而是洪门“屹然为华侨各团体之冠也”的势力。据《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介绍，洪门致公堂的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②”。

    正是由于争取洪门的失败，孙中山的第一次美国本土之行遭遇了华侨的冷淡反应。当孙中山向华侨讲述革命道理时，遭遇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且以总理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仅耶稣教徒数人而已③。”

    有了第一次的挫折，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在孙眉与舅舅杨文纳的劝说下，为了再次去美国方便，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安会馆加入洪门④。孙中山加入洪门，受封地位颇高的“洪棍”，由此建立了与洪门的联系，也开启了他与洪门复杂的交往经历。美国洪门致公总堂秘书长陈建平近日在纽约告诉南都记者，“孙中山加入洪门，用现在的话就是统一战线。孙中山把洪门的政治理念、政治运作提高了一个档次⑤。”

    这次入堂事件，已经体现了革命党与保皇党在争夺洪门问题上的尖锐矛盾。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到1900年前后，会员发展到百余万。革命党和保皇党展开了对华侨资源的争夺，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当孙中山要加入洪门的时候，致公堂职员中有属于保皇会会籍者，反对他加盟。只是由于入会介绍人钟水养的辩护词，孙中山才最终入会。

    也是在孙眉与舅舅杨文纳的劝说下，为了去美国登岸方便，孙中山佯称在檀香山出生，领取了檀香山出生证。孙眉等人的建议具有前瞻性。1904年4月，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被美国移民局拘禁。经过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等人的奔走，才被获准入境。在这次经历中，孙中山再次吃到了保皇党的苦头。事实上，在孙中山去旧金山之前，保皇党的情报系统已经得知，动员清领事何佑阻止。何佑向海关称孙中山为乱党，为了清朝和美国的邦交，请禁止入境。等到孙中山到旧金山港口时，被海关拘禁在一个木屋内达多日。这是孙中山继“伦敦蒙难”之后的第二次海外大挫折。

    洪门利用孙中山？

    1904年到达旧金山的孙中山，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致公堂大佬黄三德。黄三德是广东台山四九镇坂潭村委会东头村人。根据冯自由的描述，黄三德“平日热心革命，尤钦佩总理学行⑥”。这是他们结识的基础。

    近日，黄三德的孙子、现居广东湛江的黄子迪向南都记者讲述了他爷爷的生平。黄子迪于1940年出生，当时他爷爷黄三德还在世，但从未谋面。黄子迪介绍，黄三德15岁的时候去了美国。之前，他在村里私塾中接受了教育，在家中干了不少农活。年少的黄三德去美国后，开始时做了一名工人，参加了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之后，他师从一名华侨学习了中国功夫。黄子迪曾听人介绍，黄三德拥有不俗的格斗能力，“五六个人靠近不了他”。在美国，黄三德亲自感受了当地社会对华侨的歧视。他一手用美国法律，一手用武功，帮助弱势华侨，逐渐在华侨中站稳了脚跟，年仅34岁就被推举为美洲洪门致公堂总理，在华侨中有较大影响力。

    就当时的形势看，孙中山在美国宣传，认识黄三德意义重大。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在加拿大设立保皇会。孙中山虽然在海外经营较早，但对洪门势力的争取却比维新派要晚。孙中山第二次登陆美国本土时，面临的形势是“（美国）各埠致公堂职员之思想较新者，多兼充保皇会干事，致公堂英文书记唐琼昌初任保党机关《文兴报》译员⑦”。可知保皇党在洪门中已经发展了相当势力。若不是黄三德等负责人的思想转变，孙中山能否打开局面都是另一说。

    孙中山想借洪门这一广泛的社会网络来达成在华侨中筹款的目的，并利用洪门旧有躯壳来充实新的思想。他对洪门的影响正是从组织和思想开始着手。他向洪门建议，将几十万会员重新登记，来一次致公堂总注册，以此来巩固团体。当时的洪门组织松垮，但高层并非盲从孙中山，而是想借孙中山来加强组织。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孙中山改造洪门的根本目的，当然是“借此收集巨款”。但实行这个目的，主要还是总注册这个措施和致公堂职员“急欲征集全体会员之注册费，以充公堂基金”的利益诉求相一致。否则，洪门致公堂不会听任孙中山仅凭口舌，就手订了“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新章程。

    革命“逃兵”？

    致公堂新章程制订之后，孙中山开始了在美国的长途旅行和宣传。这是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巡回演讲，长达半年。因为有黄三德的陪同，孙中山少了一份孤独，但同样坎坷。所到之处，孙中山都聚众演说，宣传救国，黄三德则招收新会员拜盟行礼。但保皇党在洪门中的广大势力，对于总注册措施仍是一个沉重的桎梏，“惟是时洪门团体异常散漫，各埠分堂职员身跨保皇会籍者，实繁有徒。虽经总理舌敝唇焦，多方劝谕，而各分堂对于总注册事，仍属虚与委蛇，延不举办⑧”。

    行事的黯淡注定这个旅程并不阳光明媚。后世述及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多指涉不畏艰难等崇高话语。但根据当事人黄三德的追忆，在惨淡的现实面前，孙中山的反应也符合人之常情，“彼（指孙中山）在纽约对三德说，谓提倡革命，辛苦艰难，满途荆棘，不如罢了⑨。”在黄三德的一番劝说之后，孙中山“仍不能将精神振起，只要三德筹行费其往欧洲，谓不愿再游美国各埠⑩”。相对比的是，同属革命党人的冯自由对孙中山的中途退却作了另一种描述：“总理抵纽约后，以民智闭塞，一时不易生效，遂以注册事委诸黄三德，而转向留学界及国际方面之运动⑾”。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五邑大学副教授梅伟强告诉南都记者，具体真相很难还原，“当时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孙中山也没有写，也没有第三者的记述”。

    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后，几年内由于不易取得入境护照等原因，一直未能在美国设立分会，打开局面。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大部分时间内，革命党在有着巨大华侨资源的美洲，仍未能取得理想的筹款结果。但华侨迎接孙中山的氛围已经大变。根据冯自由的记载，1909年，在南洋筹饷之力快要枯竭的时候，孙中山再次来到了美国。这一次，不再有被扣留在木屋的窘境，致公堂老友亲自迎接。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是1911年4月19日。鉴于之前同盟会与致公堂仍然不能合作的困境，孙中山让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以消除彼此的间隙和分歧。对于同盟会来说，此举目的非常明确：合作筹饷。洪门筹饷局应运而生。同盟会的集体入会真正撬动了致公堂的组织关系，取得的筹饷效果也比较明显。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中华民国金币券作为信用凭证发放给了助饷者。洪门筹饷局也和辛亥革命直接联系了起来。武昌起义后，洪门筹饷局给各省义军提供了数目巨大的汇款。这和以前的情形大不一样。究其原因，除了同盟会加入洪门疏通了双方组织关系外，与当时华侨顺应大势，支持革命有关。

    革命筹款：捐赠还是债务？

    孙中山关于华侨有一句经典言论：华侨为革命之母。包括美洲洪门在内，华侨对革命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筹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华侨中筹款，都包含着许诺。

    孙中山的革命许诺，尤其是革命债券的发行，从兴中会成立时已经开始。后来，革命党又多次印行军需债券。在设立洪门筹饷局的时候，孙中山手订洪门筹饷局的章程，其中一个条款为：“凡事前曾捐助军饷至少十元（美金）者，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对于此项条款，另一位当事人黄三德后来曾提出质疑：“由今思之，此种章程实在不妥，同是国民，无所谓优先，捐军饷非做股份，救国家非做商业。凡是国民皆有国籍，就算未捐军饷，亦不能将其国籍除去，至于军政府之条件约束，人民亦例当遵守，不能谓捐了五元钱，就可以犯军政府之约束，自由行动也⑿。”

    本文开头提到的由洪门筹饷局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券，是明确记载得到了兑现的一例。根据冯自由的记载，他作为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加组织临时政府事宜，“遂将携归之中华民国金币券账目一一缴呈革命政府报销⒀。”之后，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债务被逐步偿还。

    1911年，对黄花岗起义出力甚多的加拿大致公堂为了支援革命，将域多利总堂的会所向银行抵押，获得港币三万元作为革命军饷。加拿大其他各分堂也将会所变卖或抵押，加上总堂，共计获得“巨款数十万”。后来，革命党未能偿还变卖或抵押加拿大致公堂会所的资金。1921年，加拿大致公堂会员自行筹措资金才将温哥华的会所楼宇赎回，但是有好多分堂没有能力将会所赎回。

    1916年，孙中山的《致参众两院议员请为偿还讨袁债务并辩诬函》提到了与华侨的债务关系：“虽其间亦有慨然为国捐输之人，然应于借募企成功之偿还者实过半。”超过一半的华侨款项为借款，这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孙中山自己对债务的肯定，也揭示了长久以来经宣传粉饰的华侨筹款的实质：这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契约问题，而不是革命问题。

    当初孙中山对华侨的革命许诺包含一个前提，就是革命派在革命后将执掌政权。但世事难以逆料，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于南京参议院提议，照章发还筹款，但没有结果。经历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后，政权让渡给北京的袁世凯集团，革命党自身已没有财权可言，自然无法偿还欠下华侨的庞大债务。而北京政权也没有背这个包袱，袁世凯对借款置之不理。最终的结果是苦涩的，革命向包括洪门在内的华侨的借款多数没有偿还。孙中山迫切想偿还欠下华侨的债务，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还款的结果客观上是致命性的，它使革命派产生了诚信危机。黄子迪告诉南都记者，他爷爷黄三德辛亥革命后回国，主要关心的就是华侨的债务问题。

    孙中山避嫌“黑社会”？

    据黄三德回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能当选临时大总统，以致公堂为首的华侨团体出力最大，“于是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果然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⒁”。黄三德的“谓孙文之临时总统，系三德一手造成，亦系洪门人士合力造成”有所夸大，但反映了洪门对孙中山所起的作用。

    民国成立后，曾经的洪门致公堂想蜕变为政党，“洪门人士之有识者，亦知在民国时代，政治公开，洪门宜将秘密会祉之行动，光正磊落组织为政党，方足以收罗人才，应付国变⒂”。

    为洪门建党立案一事，黄三德于民国元年到国内奔波。但洪门的这种政治觉悟在孙中山那里碰壁，后者对洪门改组一事反应冷淡。在1912年5月6日的演讲中，孙中山号召洪门“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⒃”。而就在这次演讲前后，著名洪门人士黄世仲和许雪秋被同盟会枪杀。孙中山对这两次枪杀持赞同态度。学者孙昉和刘旭华论及，“孙中山对这两个洪门人士毫无宽容之意，后人也就不难理解他当时对洪门的偏见了⒄。”

    当时孙中山和胡汉民对洪门立案一事互相推诿多达数次，立案一事始终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五邑大学副教授梅伟强向南都记者分析，“当时民国刚建立，孙中山很忙，面对着一个烂摊子，哪有心过问这个？于是他把洪门立案这个事交给胡汉民，但胡汉民不搭理，拖着。胡汉民对洪门历来有看法，认为是黑社会。黄三德回国一次，就将立案的事对孙中山提一次，提的多了孙中山就烦了。黄三德对孙中山的印象就不好了，认为他不够朋友。”

    厘定洪门性质至今仍极为困难。褒扬者将洪门视为促成华人团结互助的社团，贬抑者将之视为黑社会。孙中山淡化与洪门的联系，不能排除避嫌“黑社会”这个因素。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纽约时报》马上派记者，调查孙中山与洪门的关系。

    多年以后，黄三德在回忆录中认为，孙中山“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愿意洪门不再成势力也⒅”。从孙中山后来的言辞可以看出他对于洪门的轻视。在一封答复蔡元培等人的信函中，孙中山谈道，“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当另编秘密会党史⒆。”但学者刘平提到，“他（指孙中山）在海外成立的兴中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洪门色彩。同盟会与后来的中华革命党也借用了类似躯壳⒇。”

    美国洪门致公总堂秘书长陈建平向南都记者谈道，“洪门对孙中山不是一种永远依靠的力量。他们的结合点是反清，但孙中山不想让洪门做大。辛亥革命成功后，他的政治目标和洪门不一样了。”

    孙中山与洪门被离间？

    当洪门要求建党立案无果后，黄三德和洪门与孙中山产生了裂痕。1915年5月24日，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致函洪门，劝其全体加盟，期望各埠洪门团体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该函得到了可以想象得到的反应。信函寄到各埠致公堂后，洪门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没有遵函改组者。

    之后，孙中山迫于革命形势向洪门筹款，同样遭遇了碰壁。从当时洪门回复孙中山的信函，可见当时对孙的态度已极冷淡且带有嘲讽，“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浼意为污染）。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21）。”具有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黄三德却成了中华讨袁军政府大元帅岑春煊任命的欧美筹饷专员，之后又被西南护国军总司令唐继尧任命为欧美筹饷专员。由黄三德负责筹集的款项汇到了云南而不是孙中山手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五邑大学副教授梅伟强向南都记者分析，“黎元洪给洪门立案，岑春煊拉拢黄三德，都是有目的的，从写给黄三德的信也可以看出，他们想离间孙中山和黄三德的关系，封他一个官，让他筹钱支持黎元洪、岑春煊。”

    1916年倒袁后，洪门再次争取立案，已获得黎元洪等要人批准。但洪门在广东建五祖祠的设想被孙中山反对，不肯签名。双方裂痕扩大。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当面让黄三德通函致公堂，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此举遭到了黄三德的拒绝，双方严重到当面翻脸。至此这对曾共同巡游美国的朋友彻底闹崩。这也是孙中山和洪门关系的结束。

    但学者刘伯骥在《美国华侨史》一书中有不同叙述。该书记载，在黄三德晚年的时候，刘伯骥曾在旧金山与之面谈。其中提到黄三德“叙述当年协助孙中山先生革命经过情形，娓娓不倦”。此外，在刘伯骥问及当年为什么反对孙中山的时候，黄三德“据谓根本不会反对孙先生，所有误会系由胡展堂（即胡汉民）不肯为洪门立案俾在广州建五祖祠所引起”。该书还提到，黄三德晚景凄凉，曾得到蒋介石的资助（22）。 

    黄三德态度的巨大转变为这段公案披上了新的迷离色彩。他是否因为蒋介石的资助而转变了态度，目前已无从细究。

    洪门建党计划并未因与孙中山闹崩而搁浅。与陈炯明的合作是洪门建党迈出的重要一步。陈炯明与孙中山分离后，谋求在政治上创立新党，这个诉求与洪门的建党设想相一致。双方建立了联络并日益趋近。学者沈晓敏分析，陈炯明曾经颇负时誉，致公堂改堂为党需要这样的“头面人物”，陈炯明组织新党也需要洪门致公堂的支持。在共同政治目标的推动下，1925年10月10日，洪门团体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致公党第一届代表大会，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

    黄三德及洪门最终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由于历史原因，这段曲折往事长期被置于隐晦的背景中，在已经被符号化的辛亥革命叙事中愈加模糊不清。

    1936年，黄三德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洪门革命史》。这本书由黄三德本人口述，他人记录而成。《洪门革命史》在世界图书史上的命运颇为奇特。该书并非禁书，但因为它所记载的孙中山史实颇多颠覆性，而被研究者有选择性地引用。一些人将它视为史料价值很高的信史，另一些人却怀疑它的真实性。

    美国洪门致公总堂秘书长陈建平向南都记者分析，“黄三德在书中说了一些话，但是可能当时是一种气话。后来黄三德平静下来之后，上世纪4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侨研究专家在洛杉矶采访过他。黄三德也觉得，当时（书中）说的话情绪化了一点。《洪门革命史》里面提到的很多东西是有这样一种史实。里面的时间许多人考证过，还是比较准确的。至于怎么解读，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关于《洪门革命史》的介绍，也出现在了内地一些政府官方网站中。黄三德支持革命的事实被热情歌颂，但对于该书真正的旨意，各地官方宣传都讳莫如深。这是对洪门革命往事的另一种戏剧性总结。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