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北京飞巴厘岛多少钱:话说清官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0:19:16
话说清官
“清官”称谓本就起于民间。在二十四史中，对好官一般称为“循吏”、“良吏”、“廉吏”。“清官”一词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时光荏苒，时移世易，中国经历了百年来沧桑，许多传统的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尤其在反腐败斗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
为何国人的清官情结如此历久不衰？清官是否是当今廉政建设一剂良药？或许，我们能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答案。
清官的DNA
中国人民的清官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令人费解：同样都经历过贪腐专制的黑暗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千古传颂的清官文化相比，西方为何没有对“清官”的热切呼唤和顶礼膜拜？笔者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了清官文化的基因。草根话语和主流舆论、精英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合流，共同孕育了中国人的“清官梦”。
历朝历代都有苦读四书五经、饱受儒学熏陶的官员，怀抱修齐治平、忠君爱民的理想，其居官立身之道，以操守廉洁为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以儒治国。儒家讲究以德治国，强调个人的道德操守，而“廉”就是传统道德的核心，有句话叫做“非廉无以养德”。
儒家又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推崇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三国时期，司马懿曾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放在首位，从此，“清廉”成为为官的一种标准。此后各个朝代都大力倡导廉洁刚正吏治文化，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并为之立碑建祠让后人缅怀。
民众的清官观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儒学利用天命观念论证皇帝受命于天、官员“代天牧民”，让老百姓承认并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儒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礼教纲常就是宗教仪式，朝廷衙门就是庙宇教堂，金銮殿上的皇帝就是神。民众被儒学“洗脑”后，从思想上被阉割了反抗的意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有人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顺民，根源即在此。
另一方面，儒学也为天下老百姓构画了一幅贤君良臣、政治清明、官民同乐的乌托邦。让他们相信皇帝没有问题，而是臣子有问题；制度没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因此，后世的人民起义大多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也不改制度。明君清官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心目中的救星，希望在现实的水深火热中，有清官出世来为他们作主。这是弱者心目中的救命稻草，是对现实深重苦难的无奈和逃避。
西方则大不同。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上帝之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利，因此，西方追求的是民主而不是民王，追求个人权利而不是乞求上方恩赐；不寻求救世主，不寄望于圣人出世，不盼望清官作主，而是致力于用法律来管理社会，用制度来规范行为，用监督来约束权力。
这或许就是东方盼清官、西方无清官的原因吧。
清官为何“第一难”
有了清官的种子，是否就能生长出清官的果实？有句话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看煌煌千年史册，有多少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清官才会那么吃香。
这就奇怪了，既然清官是官民同心、万众期待，为什么还那么稀缺？因为再好的思想种子，在恶劣的制度的土壤里，也长不出好的苗子。
清官首先是不能搞腐败，这是贪与清的本质区别。但在那个时候，官员要做到不腐败，太难了。因为古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以儒治国，说白了就是人治，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被老百姓传颂的“清官”，一般是地方官员或是有过地方任职经历的官员。这是因为地方官与老百姓距离最接近、接触最直接、感受也最深刻。古代地方官行政兼理司法，权力高度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
按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古代没有数目字管理，财政制度上提供了贪赃的便利。比如“耗羡”制度。古代用白银作为税款上交，银子在兑换、熔铸、运解中会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称为“耗羡”或“火耗”，而这是由地方官自行决定征收比例，收了自己用作公务补贴，也不必上交中央，这笔预算外收入，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制度上这么大的窟窿，那还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再有，古代的官员俸禄都不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员薪水相当之低，甚至达到了生计都难以维持的地步。比如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在当县令之时，就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买两斤肉都被当作稀罕事传到总督那里。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升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穷得仅有一袭官衣蔽体。这样的境界，令人高山仰止，但也望尘莫及，恐怕很难让大多数人仿效。
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儒家学子，经科举入仕后，并不都是奔着腐败来的。但环境如此恶劣，手中的权力如此之大，制度的漏洞如此之多，合法的薪水如此之低，慢慢地，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理想的光环褪色了，与现实同流合污了。想想也是，在贪腐的制度温床上，指望人人都“坐怀不乱”，太不现实。
著名的铁腕反腐皇帝朱元璋杀贪官杀得手发麻，也没有遏制住前腐后继的势头，反倒总结出了一个“新官堕落规律”，可见腐败的惯性之大。官员只老老实实在火耗上吃点拿点，不另外再搞贪污受贿，就算是好官了；像包拯、海瑞那样奉公守纪、纤尘不染的清官，注定只能是异数。
何况，清官不止清廉，还要清正，就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这就更不容易了。当然，古代也讲奉公守法，但儒家更讲宗法，重伦理。秦汉及以前好官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但两汉之后就变成了清、慎、勤，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差异来。因此，在当时，煌煌国法抵不过当权者的一句话，得罪了当权者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西汉清官赵广汉的悲剧就很说明了这点。
当时，京兆尹赵广汉调查丞相魏相家中一起奴婢命案，由于丞相极不配合调查，于是，赵只好带领差役进入相府第审问魏相夫人。当时担任国家监察高官的萧望之却上奏皇帝说赵广汉辱没大臣，有违伦理尊卑。结果，秉公执法的赵广汉反而被斩首示众。
看来，清官不仅要当苦行僧，一个不小心，还会送命，除了极个别坚毅卓绝之人，谁还愿意做清官？
清官为何易成牺牲品
清官流芳千古，后人景仰，然而在当时，清官的处境很不妙。在污水横流的地方，单独的一泓清亮泉水是那么刺眼。官场中，清官举步维艰，不仅被冷眼相待、排挤在外，还会成为清者出局、腐败升迁的官场潜规则牺牲品。
古时清官被贬被杀的相当多，像包拯、海瑞、于成龙那样终成善果的凤毛麟角，并且他们也都还有被贬或下狱的经历。为什么清官容易被打击陷害？
从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清官是道德君子，贪官是卑鄙小人，但中国社会，君子往往都斗不过小人，君子光明正大，不屑使用阴谋手段，而小人躲在暗处，无所不用其极，把人往死里整。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由于妨碍了朝廷上下各路贪官污吏在江浙的财路，遭到当时很多官僚的忌恨和陷害。还好他遇到的是康熙，要换了一个昏庸点的皇帝，早就下课了。
清官势单力薄，在朝廷没有什么势力。古代官场，是由一张张关系网、一个个利益集团组成，官员之间利益纠缠，官官相护大行其道。清官以无党无私为荣，不投山头，不搞人身依附，拣尽寒枝独自栖。惟其这样，才能秉公无碍，但也因为这样独木难支，容易被折断。
清官私下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也好解释，水至清则无鱼。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也自然不屑与“污秽小人”为伍。史料记载，包拯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故人、亲党皆绝之”，而海瑞的性格“孤僻偏激，刻板古怪，不近人情”。
海瑞被嘉靖皇帝打入死牢后，官员何以尚上书为海瑞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关进了镇抚司狱，可谓是患难之交。后来，海瑞出任南京右都御史，何去拜见他，海瑞将他的座位设在了靠边的角落里。何说：“我们曾经并肩战斗，结有情谊，难道你不能以客礼待我吗？”但是却遭到了拒绝。何以尚当即离去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不 过想想也是，在那时的环境中，如果从众一点，随和一点，讲情面一点，随大流一点，恐怕也就做不成清官了。
清官到底有多能
清官，被老百姓视作精神寄托、救命稻草，甚至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历史上，清官真是如此神通广大吗？
古时的地方事务基本上由地方长官“一锤定音”，地方官的能力和官德完全决定了一方百姓的安危祸福。清官在地方任上，减免苛捐杂税，锄强扶弱，伸冤昭雪，解决了当地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的事。因此，清官治下之民，幸福像花儿一样。
不过，贪贿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一小缕阳光怎驱散得了满天的乌云？清官的善政仅能造福一方，并且往往人去政息。当时的世道，清官太少，贪官太多，老百姓好日子过不了几年，又要重新遭受贪官污吏的盘剥。总之，偶然出现的一两个清官，也拯救不了民众水深火热的命运。
那么，清官为何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呢？清官为皇帝的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皇帝为什么不愿重用清官？
在古代的政治生态下，清官一般在地方主政，在朝廷谏言，但很难入阁拜相，进入权力中枢。海瑞当时的名气非常之大，最后的官职也很高，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二品，但只是个闲职。因为万历皇帝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看来，皇帝只是把清官当作教化工具、精神标杆，但并不作为中流砥柱、股肱之臣。
这并不简单说是昏君就不用清官的问题，就是推行清官政治最大力的康熙，对清官的任用也颇有考量。施世纶，是《施公案》的主人公，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推荐他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却说：“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
皇帝并不欣赏清官那种近乎偏执的强硬。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棋局，而清官偏激的个性和一味强硬的手腕是行不通的。典型的如王安石，他是古代少有的生前没有纳妾死后没有余财的清官，也是少有的能够在最高政治舞台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家，但是他的改革却因为操作手法太过理想主义而宣告失败。
这是否也宣告了历史上清官政治的失败？
清官是不是吉祥物？
有人说，“清官不是吉祥物”。意思是说清官出世之时，是世道黑暗、法制不明、腐败猖獗之时，离一个朝代的灭亡也不远了。那么，这个话有道理吗？
清官吉祥还是不祥，是盛世祥瑞还是末代征兆？笔者认为，盛世出清官，越是清明世道，越是清官辈出，没有清官的时代才是最不祥的时代。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古代清官比较多的时期，恰恰是政治清明、国力鼎盛的时候。西汉文景时期腐败发生率很低，唐太宗时期被誉为“历史上没有腐败的朝代”，康熙一朝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清官比贪官多，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
这样的时期，正是一个新生政权成长到成熟的黄金阶段，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个人素质相对较高。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帝本人都克己节俭，身为表率，在政治上则大力整顿吏治，提倡清廉，起到了很好的风向标作用，因此，官场的风气相对比较正，清官比较多。史书记载贞观时期“正直之士比肩于朝，佞幸之人弃逐其身”。
而在每个朝代的末期，统治者昏庸腐化，政治上走向腐朽没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整个官场贪腐糜烂，几乎是无官不贪。越是这个时候，清官越是显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魅力，老百姓就越是热切地盼望清官出现，不过在这个时候，渴望清官只是望梅止渴而已。
也有人提出，清官是已过时的历史概念，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清官的出现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这让人民只盼清官，不盼制度，不盼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官仍是不祥。
河南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说，清官代表了民众对法律公平公正的诉求，但这毕竟是一种舍本逐末。古代人治行政司法合一，因此人们呼唤“青天大老爷”；而现代国家行政司法各司其职，司法应该独立。因此，像古代清官那样的“一把手”办案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不过，他们也承认，现实还有清官存在的环境土壤。
司法公正是当今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必须靠法制建设才能真正解决。但是法治不是一天建成的，两千多年人治的影响不可能在一夜消失。看看那些到信访机构上访的群众，看看那些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关注而解决的案件，这就是老百姓依然呼唤清官的原因。
清官情结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法律情结，他们盼望的就是法律给自己一个公正公平。清官所代表的就是法律，清官是法律的公正执行者。作家官员、现任山西省副省长张平曾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
打个比方，清官好比米糠，法律好比肉糜，在米糠果腹都还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说“何不食肉糜”？如果每个法官都是能秉公执法的清官，如果每个官员都是执政为民的清官，那么，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吉祥和老百姓最大的幸运。
清官是不是一定要穷官
人民呼唤清官，是出于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对清廉政治的期待。任何时代，清廉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政清廉不仅是传统政治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是现代政治的内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对清廉官员的呼唤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理论上说，我们的人民公仆个个都应该是清官。然而就当前现实看，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廉政建设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在中央出台《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后，各地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大张旗鼓宣传清廉文化和清廉典型。
但一些人对这样做的实际效果产生疑虑。有人提出，教育能使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吗？劝廉能让腐败分子回头是岸吗？特别是个别落马贪官的“廉政秀”，不是台上做反腐报告，下台成反面典型吗？
靠什么来保廉反腐？靠高薪还是制度，靠惩处还是教育？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或许，我们可以从康熙和雍正的不同手法上受到一些启发。
康熙实行清官政治，尚德、兴廉，通过扶持、保护、褒扬清官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全社会进行廉政思想文化教育，当时出现了于成龙、张伯行等一批著名的清官，康熙一朝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罕见的清官多于贪官的时代。但康熙政尚宽仁，惩贪不力，其后期官场贪风日炽。
雍正即位之后，一方面铁腕惩贪；同时进行制度建设防贪，实行“耗羡归公”，进行高薪养廉，官员按级别提取“养廉银”，一时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不过，雍正轻视道德教化，重能轻贤、重才轻德，贱视清官。因此时人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后果是，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晚清成为中国历史最腐败的时代之一。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反腐倡廉要靠惩处的暴风骤雨，也离不开教育的和风细雨，对清官的大力倡导宣传正是一种春风化雨。不过，在对清廉文化的宣传上，我们要防止走入误区，即清官即是清贫之官。
宣传的目的是为树立榜样。但是过去我们宣传的一些典型，艰苦得让人心酸落泪，高尚得让人望而却步。是不是非要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置于不可戴天的尖锐对立中，才能造出清官？是不是非要舍弃作为正常人的情感需求，才能炼成清官？明代有人这样评价海瑞，“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如果我们宣传的清官，不能让人信服，又怎么能让多数人追随和仿效？
再有，能够坚守清贫固然是美德，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员的生活也必然相应提高。如果现在的官员仍然过着像海瑞、于成龙那样“寒士所不堪”的生活，不也是一种悲哀吗？
清廉就是好官吗？
在民众的观念中，清官就是清廉之官。清廉的官员就是好官吗？
人们对官员的评价容易陷入“一清遮百丑”的思维误区，官员只要清廉，其他方面的缺陷就可以不计。清官主要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并不涉及能力才干。既是清官又是能吏当然最好，比如像包拯于成龙那样的，但是世事往往没有那么理想。自古有有才无德的贪官能吏，也有有德无才的清官庸才。
顾炎武说，“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为官仅有清廉是不够的。康熙也说过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
其实，清官和能吏的关系一直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宁要有为的贪官不要无能清官，话虽然偏激，但也说明，人民需要的好官不仅要清廉，还要有为。
但有为不是为所欲为。在人治严重的时代，有的官员自以为不贪，就可以无所顾忌，进行“偏执性施政”，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清官暴政”祸害百姓的情况。
清代《老残游记》塑造了两个清廉酷吏典型——玉贤、刚弼。他们的“清官”、“能吏”之誉，是以残酷虐政换来的。玉贤做曹州知府，号称“路不拾遗”，背后却是滥杀无辜，冤案累累。刚弼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
因此刘鹗说“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鲁迅也认同这种“清官杀人”的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我国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损失，竟是贪污犯罪的17倍之多。而渎职犯罪中的不少官员，就往往以清官面目出现，在“为民做主”的情结下，践踏法律，无视民意，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祸害百姓。
今天的官员，不但要有清廉之德，公正之心，还要依法行政，任事有为，这才是时代需要的好官。
“清官”称谓本就起于民间。在二十四史中，对好官一般称为“循吏”、“良吏”、“廉吏”。“清官”一词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时光荏苒，时移世易，中国经历了百年来沧桑，许多传统的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尤其在反腐败斗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
为何国人的清官情结如此历久不衰？清官是否是当今廉政建设一剂良药？或许，我们能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答案。
清官的DNA
中国人民的清官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令人费解：同样都经历过贪腐专制的黑暗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千古传颂的清官文化相比，西方为何没有对“清官”的热切呼唤和顶礼膜拜？笔者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了清官文化的基因。草根话语和主流舆论、精英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合流，共同孕育了中国人的“清官梦”。
历朝历代都有苦读四书五经、饱受儒学熏陶的官员，怀抱修齐治平、忠君爱民的理想，其居官立身之道，以操守廉洁为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以儒治国。儒家讲究以德治国，强调个人的道德操守，而“廉”就是传统道德的核心，有句话叫做“非廉无以养德”。
儒家又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推崇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三国时期，司马懿曾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放在首位，从此，“清廉”成为为官的一种标准。此后各个朝代都大力倡导廉洁刚正吏治文化，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并为之立碑建祠让后人缅怀。
民众的清官观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儒学利用天命观念论证皇帝受命于天、官员“代天牧民”，让老百姓承认并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儒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礼教纲常就是宗教仪式，朝廷衙门就是庙宇教堂，金銮殿上的皇帝就是神。民众被儒学“洗脑”后，从思想上被阉割了反抗的意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有人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顺民，根源即在此。
另一方面，儒学也为天下老百姓构画了一幅贤君良臣、政治清明、官民同乐的乌托邦。让他们相信皇帝没有问题，而是臣子有问题；制度没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因此，后世的人民起义大多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也不改制度。明君清官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心目中的救星，希望在现实的水深火热中，有清官出世来为他们作主。这是弱者心目中的救命稻草，是对现实深重苦难的无奈和逃避。
西方则大不同。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上帝之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利，因此，西方追求的是民主而不是民王，追求个人权利而不是乞求上方恩赐；不寻求救世主，不寄望于圣人出世，不盼望清官作主，而是致力于用法律来管理社会，用制度来规范行为，用监督来约束权力。
这或许就是东方盼清官、西方无清官的原因吧。
清官为何“第一难”
有了清官的种子，是否就能生长出清官的果实？有句话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看煌煌千年史册，有多少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清官才会那么吃香。
这就奇怪了，既然清官是官民同心、万众期待，为什么还那么稀缺？因为再好的思想种子，在恶劣的制度的土壤里，也长不出好的苗子。
清官首先是不能搞腐败，这是贪与清的本质区别。但在那个时候，官员要做到不腐败，太难了。因为古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以儒治国，说白了就是人治，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被老百姓传颂的“清官”，一般是地方官员或是有过地方任职经历的官员。这是因为地方官与老百姓距离最接近、接触最直接、感受也最深刻。古代地方官行政兼理司法，权力高度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
按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古代没有数目字管理，财政制度上提供了贪赃的便利。比如“耗羡”制度。古代用白银作为税款上交，银子在兑换、熔铸、运解中会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称为“耗羡”或“火耗”，而这是由地方官自行决定征收比例，收了自己用作公务补贴，也不必上交中央，这笔预算外收入，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制度上这么大的窟窿，那还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再有，古代的官员俸禄都不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员薪水相当之低，甚至达到了生计都难以维持的地步。比如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在当县令之时，就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买两斤肉都被当作稀罕事传到总督那里。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升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穷得仅有一袭官衣蔽体。这样的境界，令人高山仰止，但也望尘莫及，恐怕很难让大多数人仿效。
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儒家学子，经科举入仕后，并不都是奔着腐败来的。但环境如此恶劣，手中的权力如此之大，制度的漏洞如此之多，合法的薪水如此之低，慢慢地，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理想的光环褪色了，与现实同流合污了。想想也是，在贪腐的制度温床上，指望人人都“坐怀不乱”，太不现实。
著名的铁腕反腐皇帝朱元璋杀贪官杀得手发麻，也没有遏制住前腐后继的势头，反倒总结出了一个“新官堕落规律”，可见腐败的惯性之大。官员只老老实实在火耗上吃点拿点，不另外再搞贪污受贿，就算是好官了；像包拯、海瑞那样奉公守纪、纤尘不染的清官，注定只能是异数。
何况，清官不止清廉，还要清正，就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这就更不容易了。当然，古代也讲奉公守法，但儒家更讲宗法，重伦理。秦汉及以前好官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但两汉之后就变成了清、慎、勤，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差异来。因此，在当时，煌煌国法抵不过当权者的一句话，得罪了当权者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西汉清官赵广汉的悲剧就很说明了这点。
当时，京兆尹赵广汉调查丞相魏相家中一起奴婢命案，由于丞相极不配合调查，于是，赵只好带领差役进入相府第审问魏相夫人。当时担任国家监察高官的萧望之却上奏皇帝说赵广汉辱没大臣，有违伦理尊卑。结果，秉公执法的赵广汉反而被斩首示众。
看来，清官不仅要当苦行僧，一个不小心，还会送命，除了极个别坚毅卓绝之人，谁还愿意做清官？
清官为何易成牺牲品
清官流芳千古，后人景仰，然而在当时，清官的处境很不妙。在污水横流的地方，单独的一泓清亮泉水是那么刺眼。官场中，清官举步维艰，不仅被冷眼相待、排挤在外，还会成为清者出局、腐败升迁的官场潜规则牺牲品。
古时清官被贬被杀的相当多，像包拯、海瑞、于成龙那样终成善果的凤毛麟角，并且他们也都还有被贬或下狱的经历。为什么清官容易被打击陷害？
从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清官是道德君子，贪官是卑鄙小人，但中国社会，君子往往都斗不过小人，君子光明正大，不屑使用阴谋手段，而小人躲在暗处，无所不用其极，把人往死里整。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由于妨碍了朝廷上下各路贪官污吏在江浙的财路，遭到当时很多官僚的忌恨和陷害。还好他遇到的是康熙，要换了一个昏庸点的皇帝，早就下课了。
清官势单力薄，在朝廷没有什么势力。古代官场，是由一张张关系网、一个个利益集团组成，官员之间利益纠缠，官官相护大行其道。清官以无党无私为荣，不投山头，不搞人身依附，拣尽寒枝独自栖。惟其这样，才能秉公无碍，但也因为这样独木难支，容易被折断。
清官私下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也好解释，水至清则无鱼。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也自然不屑与“污秽小人”为伍。史料记载，包拯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故人、亲党皆绝之”，而海瑞的性格“孤僻偏激，刻板古怪，不近人情”。
海瑞被嘉靖皇帝打入死牢后，官员何以尚上书为海瑞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关进了镇抚司狱，可谓是患难之交。后来，海瑞出任南京右都御史，何去拜见他，海瑞将他的座位设在了靠边的角落里。何说：“我们曾经并肩战斗，结有情谊，难道你不能以客礼待我吗？”但是却遭到了拒绝。何以尚当即离去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不 过想想也是，在那时的环境中，如果从众一点，随和一点，讲情面一点，随大流一点，恐怕也就做不成清官了。
清官到底有多能
清官，被老百姓视作精神寄托、救命稻草，甚至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历史上，清官真是如此神通广大吗？
古时的地方事务基本上由地方长官“一锤定音”，地方官的能力和官德完全决定了一方百姓的安危祸福。清官在地方任上，减免苛捐杂税，锄强扶弱，伸冤昭雪，解决了当地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的事。因此，清官治下之民，幸福像花儿一样。
不过，贪贿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一小缕阳光怎驱散得了满天的乌云？清官的善政仅能造福一方，并且往往人去政息。当时的世道，清官太少，贪官太多，老百姓好日子过不了几年，又要重新遭受贪官污吏的盘剥。总之，偶然出现的一两个清官，也拯救不了民众水深火热的命运。
那么，清官为何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呢？清官为皇帝的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皇帝为什么不愿重用清官？
在古代的政治生态下，清官一般在地方主政，在朝廷谏言，但很难入阁拜相，进入权力中枢。海瑞当时的名气非常之大，最后的官职也很高，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二品，但只是个闲职。因为万历皇帝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看来，皇帝只是把清官当作教化工具、精神标杆，但并不作为中流砥柱、股肱之臣。
这并不简单说是昏君就不用清官的问题，就是推行清官政治最大力的康熙，对清官的任用也颇有考量。施世纶，是《施公案》的主人公，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推荐他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却说：“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
皇帝并不欣赏清官那种近乎偏执的强硬。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棋局，而清官偏激的个性和一味强硬的手腕是行不通的。典型的如王安石，他是古代少有的生前没有纳妾死后没有余财的清官，也是少有的能够在最高政治舞台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家，但是他的改革却因为操作手法太过理想主义而宣告失败。
这是否也宣告了历史上清官政治的失败？
清官是不是吉祥物？
有人说，“清官不是吉祥物”。意思是说清官出世之时，是世道黑暗、法制不明、腐败猖獗之时，离一个朝代的灭亡也不远了。那么，这个话有道理吗？
清官吉祥还是不祥，是盛世祥瑞还是末代征兆？笔者认为，盛世出清官，越是清明世道，越是清官辈出，没有清官的时代才是最不祥的时代。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古代清官比较多的时期，恰恰是政治清明、国力鼎盛的时候。西汉文景时期腐败发生率很低，唐太宗时期被誉为“历史上没有腐败的朝代”，康熙一朝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清官比贪官多，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
这样的时期，正是一个新生政权成长到成熟的黄金阶段，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个人素质相对较高。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帝本人都克己节俭，身为表率，在政治上则大力整顿吏治，提倡清廉，起到了很好的风向标作用，因此，官场的风气相对比较正，清官比较多。史书记载贞观时期“正直之士比肩于朝，佞幸之人弃逐其身”。
而在每个朝代的末期，统治者昏庸腐化，政治上走向腐朽没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整个官场贪腐糜烂，几乎是无官不贪。越是这个时候，清官越是显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魅力，老百姓就越是热切地盼望清官出现，不过在这个时候，渴望清官只是望梅止渴而已。
也有人提出，清官是已过时的历史概念，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清官的出现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这让人民只盼清官，不盼制度，不盼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官仍是不祥。
河南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说，清官代表了民众对法律公平公正的诉求，但这毕竟是一种舍本逐末。古代人治行政司法合一，因此人们呼唤“青天大老爷”；而现代国家行政司法各司其职，司法应该独立。因此，像古代清官那样的“一把手”办案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不过，他们也承认，现实还有清官存在的环境土壤。
司法公正是当今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必须靠法制建设才能真正解决。但是法治不是一天建成的，两千多年人治的影响不可能在一夜消失。看看那些到信访机构上访的群众，看看那些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关注而解决的案件，这就是老百姓依然呼唤清官的原因。
清官情结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法律情结，他们盼望的就是法律给自己一个公正公平。清官所代表的就是法律，清官是法律的公正执行者。作家官员、现任山西省副省长张平曾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
打个比方，清官好比米糠，法律好比肉糜，在米糠果腹都还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说“何不食肉糜”？如果每个法官都是能秉公执法的清官，如果每个官员都是执政为民的清官，那么，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吉祥和老百姓最大的幸运。
清官是不是一定要穷官
人民呼唤清官，是出于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对清廉政治的期待。任何时代，清廉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政清廉不仅是传统政治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是现代政治的内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对清廉官员的呼唤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理论上说，我们的人民公仆个个都应该是清官。然而就当前现实看，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廉政建设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在中央出台《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后，各地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大张旗鼓宣传清廉文化和清廉典型。
但一些人对这样做的实际效果产生疑虑。有人提出，教育能使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吗？劝廉能让腐败分子回头是岸吗？特别是个别落马贪官的“廉政秀”，不是台上做反腐报告，下台成反面典型吗？
靠什么来保廉反腐？靠高薪还是制度，靠惩处还是教育？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或许，我们可以从康熙和雍正的不同手法上受到一些启发。
康熙实行清官政治，尚德、兴廉，通过扶持、保护、褒扬清官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全社会进行廉政思想文化教育，当时出现了于成龙、张伯行等一批著名的清官，康熙一朝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罕见的清官多于贪官的时代。但康熙政尚宽仁，惩贪不力，其后期官场贪风日炽。
雍正即位之后，一方面铁腕惩贪；同时进行制度建设防贪，实行“耗羡归公”，进行高薪养廉，官员按级别提取“养廉银”，一时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不过，雍正轻视道德教化，重能轻贤、重才轻德，贱视清官。因此时人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后果是，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晚清成为中国历史最腐败的时代之一。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反腐倡廉要靠惩处的暴风骤雨，也离不开教育的和风细雨，对清官的大力倡导宣传正是一种春风化雨。不过，在对清廉文化的宣传上，我们要防止走入误区，即清官即是清贫之官。
宣传的目的是为树立榜样。但是过去我们宣传的一些典型，艰苦得让人心酸落泪，高尚得让人望而却步。是不是非要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置于不可戴天的尖锐对立中，才能造出清官？是不是非要舍弃作为正常人的情感需求，才能炼成清官？明代有人这样评价海瑞，“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如果我们宣传的清官，不能让人信服，又怎么能让多数人追随和仿效？
再有，能够坚守清贫固然是美德，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员的生活也必然相应提高。如果现在的官员仍然过着像海瑞、于成龙那样“寒士所不堪”的生活，不也是一种悲哀吗？
清廉就是好官吗？
在民众的观念中，清官就是清廉之官。清廉的官员就是好官吗？
人们对官员的评价容易陷入“一清遮百丑”的思维误区，官员只要清廉，其他方面的缺陷就可以不计。清官主要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并不涉及能力才干。既是清官又是能吏当然最好，比如像包拯于成龙那样的，但是世事往往没有那么理想。自古有有才无德的贪官能吏，也有有德无才的清官庸才。
顾炎武说，“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为官仅有清廉是不够的。康熙也说过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
其实，清官和能吏的关系一直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宁要有为的贪官不要无能清官，话虽然偏激，但也说明，人民需要的好官不仅要清廉，还要有为。
但有为不是为所欲为。在人治严重的时代，有的官员自以为不贪，就可以无所顾忌，进行“偏执性施政”，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清官暴政”祸害百姓的情况。
清代《老残游记》塑造了两个清廉酷吏典型——玉贤、刚弼。他们的“清官”、“能吏”之誉，是以残酷虐政换来的。玉贤做曹州知府，号称“路不拾遗”，背后却是滥杀无辜，冤案累累。刚弼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
因此刘鹗说“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鲁迅也认同这种“清官杀人”的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我国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损失，竟是贪污犯罪的17倍之多。而渎职犯罪中的不少官员，就往往以清官面目出现，在“为民做主”的情结下，践踏法律，无视民意，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祸害百姓。
今天的官员，不但要有清廉之德，公正之心，还要依法行政，任事有为，这才是时代需要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