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汇到中国手续费:社会演变促进旧观念的革新

西周末年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势力的发展，人们的神权和王权意识都在削弱。奴隶和平民的逃亡反抗，新兴封建势力的扩张，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兼并战争和内讧，使得僭越违礼事件层出不穷，冲击着奴隶主贵族专政的世卿世禄制，也冲击着“以德配天”的宗教政治伦理观念，不断动摇着上帝的权威。人们对上帝的怀疑和诅咒，对自然界发生和变化的唯物解释，使西周以来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一方面统治者还是继续宣扬自然变异是有意志的天在赏善罚恶，或者是人们违反道德规范的结果。并且提出，社会的政治事件，以至重要人物的疾病和死亡，都是受神秘的有意志的“天”所支配的，天道与人事互相感应。另一方面，人们的德、天、礼、孝等思想观念，则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巨大动摇和革新。在这方面，《诗经》中为历史提供了许多资料，如下做一简要介绍。
　　关于“德”。周初统治者的道德之所以被称为“纯德”（“文王之德之纯”），乃是由于他们极力宣扬先王的德和上帝的意志相一致，如《尚书》载：“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弘于天，若德于乃身，不废在王命”。然而到了后来，“纯德”便开始人间化，甚至更重视德的效果与仪式了。直到西周末年，“德”的观念产生大变。比如有一种服役于奴隶主工商业的奴隶称作“工正”和“贾正”（据《诗经》，下同），西周末年由于他们自身的发展，开始不服管束了，都私自经营起工商业来。于是奴隶主不仅指责他们“百尔君子，不知德行”，而且加紧压榨他们，这样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说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无，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意思说：我们经营生意，多劳多赚，少劳少赚，但不论赚多赚少，都是劳动汗水换来；如同老百姓常遇灾害（丧）一样我们也常遇损失，本应仰仗官府救济；但是现在官府不但不帮助我们，反而和我们敌对，不顾德行地剥夺我们利益，使我们的生意无法经营。真是“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是说：统治者不讲求德行，一味的贪暴，使得人民遭受困难而过不了日子。由此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已开始有了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且希望统治者能够“以德报德”。他们说：“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说：统治者如果好好地施行德治，他的仪容又很适度，又不使用残暴的手段对付人民，那人民哪有不纳入规范的呢？这就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是人民以“德”劝告统治者。
　　但是统治者却不能接受，他们总想另立道德标准，把“德”的内涵等级化，比如：除了周王“之德之纯”地神化外，其他百官之德则要柔顺，要仪容美善，具有这样的德才可做到“古训是式”和“天子是若”，即才可做到遵古法制和一切听命于周王。然而一般被奴役的人民，只要在百官“明命使赋”地把上面的命令宣示下来以后，能够恭敬服从地遵命劳作，就是他们的德行，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是历史潮流已使“民各有心”，人民心中开始扎下自己的道德之根，统治者的道德标准（彝）在人民中间已经不占位置，甚至人民都要反过来指责统治者“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像他们那些人，才真是太没有德行了！
　　关于“天”。这里的“天”要包括天帝（上帝）和祖先神等等，在西周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天命更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宗教范畴，它说的是由天神所支配的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这种神圣庄严的性质又由一套等级森严的祭祀制度而加强，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神，因而也只有天子才能接受天命。对诸侯、卿大夫以至一般的民众来说，天命只是一个畏敬的对象，不能直接去接受它。因此，天和天命成了天子的专用品。是一个只有最高祭司才有权使用的宗教范畴。但是到了西周末年，由于社会演变而表现出来的怨天、恨天、骂天思想的冲击，也随着周天子权力进一步的没落，天和天命范畴失去了神圣庄严的性质，逐渐从高不可攀的地位下降为社会的习用语，于是在意义和用法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统治者内部，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天命的解释权下移，一些大国诸侯为了争夺霸权的需要，纷纷把自己说成是天神的代理人，他们保留了天和天命范畴原来的宗教神学的意义，而在用法上却采取“僭越”。
　　在整个社会里，上述变化则主要表现为人民的怨天、恨天、骂天思想。“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诗经》，下同）是说：仰视上帝，它不给我恩惠，反而给我灾害，使我不宁。“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是说：上天吗？它连饭都不给我吃。“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是说：老天爷不好呀，给我这么大的灾害，又到处遭饥荒，耕奴逃亡了，田土也荒芜了。人民对于天不仅是怨恨，而且简直是责难和指骂。比如，“昊天不惠”，是说：上天太刻毒了。“旻天疾威，弗虑弗图。”是说：上天残忍得太无人性了。“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是说上天太不讲德行了。人民不仅对上天是如此态度，就是对自己的祖先神也是怨恨和指责。比如，“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是说：先公先祖，在冥冥中不保佑我，难道忍看我受这种灾难吗？“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是说：我先祖难道不是人，没有仁爱之心吗？怎的忍看我受这样的苦呢？西周时代人民对上帝和祖先神的这种怨恨和指责并不是空空而论，他们最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现实，因此他们一方面寻找苦难的根源，一方面激励自身的奋斗。比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是说：人民大众的罪孽并不是什么上天所给予的；所有纷争与祸乱都只是由人（统治者）所制造出来的。“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这是说：所谓天命，那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不敢像其他友人那样闲散不劳，我应当奋发图强。这里都表现出了西周时人不畏天、不畏命、不畏官的思想意识。
　　关于“礼”。“礼”原是奴隶制上层建筑的总称，主要是保护血缘宗法制的稳定性，因此周王朝要求臣民必须“式礼莫愆”，“式”就是法，“愆”就是过错，要求必须法“礼”而无过错。可是从西周末年开始，社会的演变促使人们“礼”的观念也在革新。《诗经》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意思是说：你这皇父太可恨，为何叫我去筑城？而在筑城以前又不预先告知我为筑城而要我搬家，好让我准备准备。为去筑城，我荒废了田地；另外你又竟然拆毁了我的屋墙；这不都是你的不是吗？你反倒说：“我并没有损害你；至于你的屋墙拆毁，田地荒废，那是你为了对我供奉，这对于‘礼’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件中所讲“皇父”一定是位权贵，而跟皇父对立的一定是位小有家产的小吏（如《国语》中所谓“田畯”，“农正”等）或新兴力量。皇父按照旧的“礼”的规定来使役他，而他由于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指责皇父的“礼”是无道的。这种指责本身在周代就属于一种无“礼”了。尤其他重复皇父所说的话，表现了他对“礼”的轻蔑与怀疑，实际上在讲：皇父你的“礼”就是损害别人的家产。这说明西周末年人们“礼”的观念正在动摇。
　　这种动摇应该说是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前奏。由对“礼”的轻蔑与怀疑，到对“礼”的践踏与破坏；由小吏跟权贵的顶嘴吵架，到“君臣无常位”的呼喊，前后可以看出历史联系的必然性。《左传》曾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这种评论排除了宗法血缘的因素，否定了依据血缘宗法确定的“礼”即永恒不变的等级秩序。同时，如果依据君主对臣民的好坏来衡量君主称职与否，那么逻辑的必然推论便是：只要君主有过失，指责他就是合理的；过失极大，杀死他也是合理的。
　　关于“孝”。周代继承了殷商时代孝的思想。甲骨文中已有“孝”字。西周时周公告诫其弟康叔说：“无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维系血缘宗族关系，是“孝”意识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孝父母、敬兄长、尊祖先、忠君王，这种道德意识结构的基础是孝。统治者所以强调孝，就是要让人自幼养成顺训服上的习惯，决不犯上作乱。本来孝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分强调孝，甚至把它作为诸德之本、之根、之基（后代《孝经》就有“人之行莫大于孝”），这就成为一种宗法等级社会在思想意识上约束和箝制的力量和手段了。所以当西周末年血缘宗族统治削弱的时候，孝的意识也开始动摇。《诗经》中就为后人描述了当时出现不孝的社会情景。主人公是那种孤苦的老人。
　　“緜緜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意思是说：河边的葛藤緜延不绝地长着，可是我呢？真可怜，自己的亲属不理我，自己的儿女又视我如陌路；我不能像葛藤一样，一丝一丝地长得那样緜延不绝。“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意思是说：孤生的赤棠，叶子满枝地长着。可是我呢？不象赤棠这样叶满枝头地生存，我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人，在路上徘徊。沿途难道没有其他的人吗？唉！有是有的，可都不是自己的亲属。过路的君子呀，怎么不可怜我的孤独而帮助我一把呢？
　　①　　前文关于“礼”当中也涉及这类问题。那位跟“皇父”对立的就是位“非礼”者。当时周朝政府设有管理耕奴的小吏，称为“田畯”、“农正”；管理工业奴隶的称为“工尹”、“工正”、“工师”；管理商
　　这种情景告诉我们，在大讲“孝思维则”以维系血缘宗族统治的西周末年，由于新兴势力的崛起、宗族的分裂、周室的衰微等等，原有“孝”的维系力量已经大大减弱，甚至出现了“子不顾亲”的上述现象。那些孤苦老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有子女，有亲属，原先他们都是集在一起服役于奴隶主贵族（这是中国早期奴隶制关系的特点），但是后来谁都在自我发展，比如有的逃走，有的小有家私而独立，甚至顶着“非礼”的帽子去搞经营①，就是说，新兴势力崛起的时代在裹挟着他们前进，在社会生存的竞争关头里他们再也顾不了双亲父母了，使老人孤苦徘徊于街头，而他们又顶上了“非孝”的帽子。是他们不孝吗？很难这样讲。前进的历史将使“孝”的内涵改变，原先的“孝”是以血缘奴隶制关系（如整个家族都世代为奴）为社会基础的，现在即西周末年这种制度在被历史潮流所冲击，因此新的“孝”的内涵将会产生，比如对老人可以托管或想方供养等等。这说明：思想观念的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变革而变革的。
　　业奴隶的称为“贾正”、“市正”。这些生产奴隶，所谓“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国语》），是世世代代受着奴役。世袭的种族奴隶主，统治着世世代代被奴役的种族奴隶，像这样的阶级统治关系，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种族奴隶制社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