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港坐船到香港航程:最恨生在帝王家【作者：纳兰秋】

说在前面
　　每每阅读历史，入眼而来的全是浸满血色的黄叶。
　　历史不是用笔墨写成的，分明是用血水和泪水浇铸而成。没看见满纸的战栗的身影、惊悚的眼神和暗黑的血光吗？
　　字里行间都是阴谋诡计。藏在阴谋诡计背后的是权谋者的阴险冷笑的脸，他们面对血泪没有任何表情，相反呲出嗜血的牙齿，趁你不防备的时候要你一口，让你饱尝历史的辛酸和黑暗。
　　于是你便以为他们就是历史的胜利者。
　　大错特错了。别看他们有令人畏惧的面孔，别看他们的事迹令人感到心寒，别看他们曾发出猖狂的笑声，可是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心里也有不尽的痛苦和悔恨，只不过没人想听他们诉说。
　　因为他们曾经的面孔令我们望而生畏。我们面对他们就像面对一个异常的老人，原以为他的脸是慈祥的、和蔼的，让我们一看就会产生一种难以抗拒的亲切感，可是我们错了，他的脸上刀疤累累，一脸的恶相让我们厌恶。
　　不过意外发生了。他偶然的回眸，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我们的心为之一动，呀，他的眼里充溢着温情。难道这个老人的心里还有明亮的角落吗？
　　这个老人就是我所要说的权谋者。他可能是皇帝，也可能是将相，总而言之是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柄的那类人。他们不可一世，他们视生命如草芥，他们视人民为敌人，可是他们也是凡人中的一分子，他们也有血有肉。
　　既然有血有肉，就有正常人的感情。
　　可他们是非正常死亡的，他们的死都不是他们愿意得到的结局。在他们看来，这种非正常的死亡实在有些残酷。小鸟死的时候，希望在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最好是温暖的巢穴，而不是猎人的冰冷的铁弩之下。
　　历史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命运也不容许他们得到善终。因为他们是权谋者，手上沾满了敌对者和无辜人的鲜血，他们身上背负着罪孽，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人道的，他们给他人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和痛苦，他们罪不可恕，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而方式则是流血的。
　　以血还血，这就是历史的规则。
　　他们之中有的人是另类，比如曹髦，周瑜，还有袁崇焕，他们引起了后世的同情，感叹，甚至打抱不平，可是不要忘记没有他们的存在，权谋者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是权谋者进攻的对象，他们的手上也染满了无辜人的鲜血。
　　他们是不同类的人，他们人生道路也不尽相同，有的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有的至今仍受历史的讴歌和拥护，但他们殊途同归，他们都成了权谋的牺牲者。
　　在权力场，没有所谓的胜利者，也没有所谓的失败者。对于权谋本身而言，每一位都是失败者，而且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
　　请问，那些令他们梦寐以求的雄图霸业，那些令他们拼死效命的美名佳誉，于今何在呢？
　　请问，他们知道江南春闺的怨艾、总角小儿的啼哭、白发老人的浊泪，都是为谁而发吗？
　　请问，他们知道权谋是要付出血的代价，而这血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别人却珍贵非常吗？
　　他们不在乎，他们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千万人的生命。
　　欲望，有时候真是让人难以说得清楚。权力，你又是欲望之王，所有的欲望跟你比起来，都不值得一提。有多少人为你非正常死亡？
　　无法统计。只要有权力在，就有嗜血的权谋。避免不了得就是一批又一批效死者。刀锋上的血迹令人寒颤，可它的腥味却令痴迷者乐此不疲。
　　我有时候思考，权谋是谁发明创造的呢？
　　这个人一定了不起，他看透人性，深谙人性的弱点，也对人类的心理活动异常熟悉，以至于他把所有的这些全都统一到权谋上来。权谋的好戏里，尽是人性的厮杀，尽是心理的扭曲，尽是没有人情味的勾斗。人性一遇权谋，就像盐入水中，顷刻间就消弥得无影无踪了。
　　历史的每一页里都充满了控诉，而被告就是这些权谋者。他们虽已风干为标本，但永远贴到了镌刻着人民苦难的柱子上。
　　我们重读他们，不要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不要痛恨他们中一些人的阴狠毒辣，冷酷无情，也不要歌颂另一些人的高风亮节，忠勇赤诚，更不要谩骂撰写历史之人的颠黑倒白，混淆视听。请宁静我们自己的心灵，请纯净我们自己的意志，用我们的心去和他们交谈，不要畏惧他们是横死的。
　　权谋者也有心声，往往有别于寻常之人，如果能细心倾听，悉心咀嚼，我相信即使他们酿造了流血事件，他们也能得到有限的宽宥。
　　仅以此书，聊表对历史和人性的敬畏。
　　纳兰秋，2007年元月。

 

第一章  王莽，粉墨登场
　　档案。
　　姓名：王莽，字巨君.
　　籍贯：魏郡元城 ( 今河北大名) 人.
　　出生：公元前45年.
　　卒年：公元23年.
　　享年：68岁.
　　谥号：无.
　　庙号：无.
　　父亲：王曼.
　　母亲：名字不详，被王莽封为功显君.
　　继位人：无.
　　最得意的事情：建立新朝.
　　最失意的事情：南阳的三年贬居生活，远离权力中心.
　　最不幸的事情：建新后，无力支应时局，越补越乱.
　　最痛心的事情：新王朝昙花一现，皇帝梦失落渐台.
　　最擅长的事情：骗人、献符瑞.
　　非正常死亡方式：迷恋权力，篡汉立新，丧心病狂，招致天怒人怨，一朝身死利刃，尸首两分.
　　王莽是个好导演.
　　实事求是地说，王莽是个好导演。
　　而且是一个有着强烈表演欲的导演。但他总觉得做导演不过瘾，不如亲自粉墨登场的好。因此，他上演了一出由他精心策划，并由他自己担当主角，既荒诞又真实，既让人瞠目结舌又不得不拍案称奇，虽令时人世人后人切齿，主人公却乐此不疲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剧没有确定的名称，因为背景太宏大，事件太繁巨，人物太复杂，故而不好定名，但大都有历史依据，不是凭空捏造的。
　　若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来说，这部历史剧大概可以叫做——我的荒诞一生——而这里的“我”，当然不是真的我，而是历史剧的主角，即王莽也。这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王莽知道后肯定不大欢喜。凡是诽谤他并被他知道的人，大概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过我算是个例外。我拿古人开涮，向来不惧噩梦萦怀。
　　我们先看历史剧发生的背景。西汉末年。汉朝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外戚专权，政治黑暗的混沌岁月。武帝以后的皇帝，一个个全无乃祖风范，短命的有之，夭折的有之，无嗣的有之，没一个像样的。想到高祖、武帝的武功风采，真不知道这些不肖的子孙做什么吃的，由此我也怀疑遗传学的某些定律是不是真的科学。
　　不过，也不能全怪他们，祸根早就种下了。有汉一朝，外戚的问题就像是顽固的牛皮癣，自始至终困扰着大汉王朝的肌体。最后久治不愈，竟死翘翘了。整个西汉的213年的历史，外戚集团的势力不容小觑。吕氏、窦氏、田氏、霍氏、王氏……相继专权，即使强如高祖、武帝，也被这些老丈人、娘舅、大小舅子、折腾得够呛，更不用说平庸孱弱的元、成、哀、平诸帝了。
　　其实外戚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寄生群体，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能沾光，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是皇帝的外祖父，亲娘舅呢？人之常情，皇帝也概莫能外。只要有皇帝极权专制的存在，外戚集团的势力就不可能清除。但是这里有一个猫腻。如果皇帝强而有力，则外戚集团就会收敛锋芒，为皇帝效力尽忠，那就谈不上专权了，而且有的时候皇帝确实需要外戚的支持才能坐稳位子。如果皇帝幼而孱弱，则外戚集团就会张牙舞爪，让皇帝做木偶人，而真正操纵权柄的却是外戚，这样就算专权了，祸国殃民。所以说，外戚是否专权是跟皇帝的状况息息相关的。皇权更迭、皇帝长幼强弱，都是决定外戚势力的关键性因素。由此而派生的新旧外戚的斗争、外戚和宗室的斗争，犬牙交错，枝节横生，利益关系复杂之甚，命运前途影响之巨，让人惊叹。
　　王莽的发迹，并不是因为他如何有能耐，而是在于他的外戚身份。当然不可否认他有一套，但是天下有一套的多了，为什么偏偏王莽脱颖而出呢？那个时候不时兴机会均等，什么事情都是捷足者先登。所谓的捷足者，就是指有官方背景的人而言的。正当其时的王氏外戚集团是王莽崛起的决定性力量。
　　王莽的曾祖父叫王贺，是个德高望重的人，而他的儿子王禁，也就是王莽的祖父，却不拘小节，好酒及色，这个人突出的特点就是生育能力强，生养了四个闺女八个儿子。王莽的父亲王曼在八个儿子中排行老二，由于过世较早，只留下王莽和寡母相依为命。
　　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好处就是没准哪个就出息了，从此家境为之改观，大富大贵也未可说。这是一种变相投资。此话可不是胡说，诸如母以子贵、父以女贵、兄以妹贵的事情古来多的是。王氏家族就是这么回子事。王禁的二女儿王政君就是使王家满门骤贵的根源所在。
　　史书上载，王政君尚未出生的时候，她的母亲梦见月亮入怀。这当然是古代史官的一种常用笔法，所谓非常之人当有非常的征兆，其母梦见月亮入怀，乃是预兆王政君将来必是大富大贵。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但在讲究谶纬之学的古代，这种说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王政君长大后，“婉顺得妇人道。”就是三从四德做得好，口碑好。但是这个女人克夫。而且奇在不是婚后克夫，而是克未婚夫。到了待嫁的岁数，王禁忙前忙后的给王政君找婆家，可是一连好几家，其未婚夫都在结婚的前夕莫名的死去，害得王禁一度为女儿愁嫁。有的人就跟王禁说，你们家政君是大富大贵之人，凡夫俗子哪能匹配的起，非得找王公将相才行。按理说，王政君长得漂亮，人又贤惠有美名，搞对象绝不成问题，但是普通人家都不敢要了，怕死人。最后，东平王刘宇不信邪，将政君聘为姬，可是没成想，政君尚未入府，刘宇就一命呜乎。可见一般的贵族也不能幸免。
　　后来王禁无奈，将王政君献入宫中。王禁心里话，小样，我就不信你还能把皇帝也克死，那可是真命天子。王禁此举无意中犯了谋害君王罪，只是别人没有揭发他罢了。他怎么可以让皇帝以身犯险呢？如果皇帝真的因为政君进宫而莫名死去，这样重大的事故责任谁人能担？难道女子入宫之前不需要经过严厉严格的审查吗？有过克夫背景的王政君怎么可能通过审查？负责审查的人不怕掉脑袋吗？有时历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深究起来破绽百出。
　　中国有句古谚，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王禁的无奈之举，竟使王氏家族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并没有前途可言的家族，咸鱼翻身，一跃成为当时最显赫的门庭。
　　原因在于王政君的运气实在好的让人艳羡。
　　政君入宫后一年有余，皇太子刘奭的宠妾司马良娣病逝，临终前还忘不了进谗，把她的死归咎于其他嫔妾的诅咒。刘奭于是迁怒于众嫔妾，谁也不去接近。他老子宣帝一看儿子闷闷不乐，心里着急，就让皇后给太子选淑女。美女可以解忧。政君就在被选之列。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宣帝就叫来太子，让他从候选的五个淑女中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入东宫侍奉。刘奭心怀旧姬司马良娣，哪有心思挑选淑女，于是心不在焉的随手一指，就她吧。说来也巧，所指女子正是王政君。
　　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那就是王政君被太子刘奭所幸，生了一个儿子叫刘骜。宣帝死后，太子刘奭继位，是为元帝。汉元帝立刘骜为太子，王政君也成了元帝的皇后。王氏一下子鸟枪换炮，飞腾起来，出现了“一门十侯，五大司马”的盛景。武帝以后的西汉官制，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是高于丞相的，手握全面的军政大权。王氏一门出了五个大司马，当政将近廿余载，可见其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显赫。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王政君的特点，除了成为皇后这段特殊的经历外，就是她的富于春秋。他不仅做过皇后，还相继地成了太后，太皇太后，直到王莽篡位建立新朝的时候，她老人家一直是汉朝的最高代表，也是汉朝的核心凝聚力所在。
　　在这里之所以把王政君的事迹拿出来详述，实在是因为她对于王氏以及王莽太重要了。王政君是王莽的姑母，她又是皇后，将来还要做太后、太皇太后，王莽的政治生命和资本全系于她一身。要是没有王政君在，要是她没有做皇后、太后、太皇太后，要是她没有倚重提拔王莽，要是她早一点看清王莽的真面目，也许王莽什么事也做不成，王莽也不会滋生篡位的野心。
　　可是历史不能假设，正如人生不能重来一样，王莽不仅做了，而且做得轰轰烈烈，尽管背负了千古的骂名。
　　做秀专家.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因为互联网新媒介的特点，造就了一大批做秀的高手，这些人是互联网海洋里的弄潮儿，他们做尽了丑事、恶事，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这些事成为时尚的噱头，引起无休止的以讹传讹、街评巷议。不过，现在的做秀高手是凭借了互联网的手段，倘若没有了互联网，恐怕就翻不起大风大浪了，所能运用的手段和发挥的影响也必将捉襟见肘，因此大可不必对网络做秀景之仰之心向往之，雕虫小技而已。
　　遥想一下西汉末年，既没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也没有可以肆意炒作的亮点，诸如性、婚外情、一夜情等，而且人的思想也比较保守正统，剑走偏风的现象不会得到推崇，独树一帜的另类行为也不会赢得青睐，这种情况下做秀就比较难了。但是不是因为没有做秀的氛围就不做了呢？不是。越是艰难越向前，这是古往今来做秀高手的信条。王莽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做秀高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天这些做秀的人，到了王莽面前，徒子徒孙都算不上的。王莽之高就高在，于西汉末年那样的不容易做秀的时代，硬是做出了一场轰轰烈烈、旷世罕见、空前绝后的真人秀。
　　汉代以孝治天下，为了突出“孝”的概念，每个皇帝的庙号里都要有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等。孝也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由其衍生或与其相关的忠、仁、谦、恭、顺等概念在古代左右人的思想至为深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尤为如此。这就是王莽生活的时代的社会大环境。要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制造舆论，做秀炒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要深谙社会大环境的特性，做到投其所好。
　　王莽是个人才，这种事不用学就会，无师自通。社会不是推崇儒家和孝道吗？好，我王莽就做给你们看。而且王莽做事总是从长计议，就是看长，平时的蝇头小利他是不看在眼里的。他做的每件事，他做的每场秀，都不是单独成立的，而是为了一个总的目的。而这个总目的，随着王政君对他倚重程度的加深，不断地提高、加码，最后竟要取代汉家江山。
　　由于王曼去世的早，没能赶上政君当皇后所带来的封赏，王莽从小就没有享受过其他叔伯兄弟那样锦衣玉食的生活。少年时代的王莽守着寡居的母亲过活，远离了骄奢淫逸，使他养成了好学深思的品行，这一点很重要，是他日后崛起的先决性条件。他忘却了声色犬马，把大把的时间花费在研究儒家典籍上，与一大批儒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些事情在他的叔伯兄弟夫看来，王莽就是一个另类，我们王家需要那么做吗？可是，在他们大不以为然的同时，王莽逐渐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人脉，也赢得了谦恭折节的美名。王莽从小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努力，而不想做一个浑浑噩噩的糊涂虫。
　　阳朔三年，王莽的伯父王凤病重，王莽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做秀。他日夜随侍左右，亲尝汤药，忙得连洗手洗脸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蓬头垢面；几个月衣不解带，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伯父病情加重。王凤的亲生儿子都做不来这些。因此王凤大受感动，弥留之际，将侄儿王莽和外甥淳于长一起托付给元后王政君和汉成帝刘骜。
　　淳于长是谁呢？他是王禁大女儿王君侠的儿子，元后王政君的外甥，王莽的姑表兄弟。王凤病重期间，淳于长和王莽一样日夜侍候，史书上记载“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故王凤弥留之际，一起将王莽和淳于长托付给妹妹元后王政君。这个事情对王凤来说，没有任何意图，一个是自己的侄儿，一个是自己的外甥，半斤八两，不存在偏向于谁的问题。但对于王莽来说，他却觉得淳于长是他上进路上的一个政敌。
　　虽然说有淳于长跟王莽齐头并进，但王莽的做秀是十分成功的。在王政君眼里，王莽是诸侄当中最富令名的一个，绝非其他纨绔子弟可比，因此对王莽也多有留意。
　　王莽较淳于长呢，优势在于他结交儒生，人际关系好，而淳于琼呢，在作风和道德上就不足称赞了。王莽玩阴的，把淳于长的不良记录一一登记于册，以备将来淳于长挡路之时，拿出来打倒他。
　　王凤死后，他的弟弟，也是王莽的叔父王根成了大司马大将军。可是王根也老了，当权没有几天便重病不起，王莽像伺候王凤一样对待王根，丝毫不懈怠，而淳于长就不行了，此时因王凤的推荐做上高官，对王根的病重不以为意，心想着死了更好，我便可以顺理成章的做大司马大将军。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大头症患者，他们不懂得政治的残酷性，一旦得志便猖狂不止，忽视敌对力量的存在，最终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同情，相反倒要鄙视他，目光短浅者是不适合从政的。
　　王莽抓住了淳于长的软肋，也不顾及姑表之情，施展一个小伎俩，便将淳于长陷于不义之地，使他彻底的丧失了政治资本。
　　王莽对病重的王根说，叔啊，你看你病了这么多天，淳于长也不来看你，我看他是良心坏了，有人告诉我，他知道你病了，心里还很高兴呢，说你死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就非他莫属了，他甚至安排好上台后的人选，什么人该封什么官，什么人该担当什么样的职务，他心里都有谱啦。
　　王根一听就骂王莽，混蛋，怎么不早跟我说？王莽诚惶诚恐，早不敢跟你说啊，因为不知道你对淳于长是什么态度，也害怕你生气加重病情。王根一听也是这个理，就指示王莽把情况报告给元后。
　　王莽见到姑母后，把刚才的情况一说，还拿出那本专门记录淳于长劣迹的小册子给她看。王政君看后勃然大怒，让王莽把情况汇报给成帝。成帝下诏免去淳于长的官职，让他回封地去闭门思过。
　　淳于长事件虽小，但隐藏的东西却很多。
　　第一，王莽厚积薄发，少年时代打好了底子，为其在政治风浪中搏击积累了资本。这样的资本既包括人脉资源，又包括名誉，还包括政治手腕和手段。在公众眼里，王莽是个大孝子，待人接物有古贤风范，儒生们以交结王莽为荣；通过伺候病重的王凤和王根，王莽赢得了王氏家族的信赖，尤其是姑母太后王政君对他青眼有加，认为他是王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肯定要加以重用的。这一切都是王莽较之其他族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所在。
　　第二，淳于长的跌倒，使得再没有人跟王莽争夺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了。王莽之所以要扳倒淳于长，就是因为淳于长对他构成了现实威胁。王根病重后，有两个人有能力跟王莽争夺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一个是王立，他是王莽的堂兄弟，但这个人见钱眼开，成不了大气候；另一个就是淳于长，他是王政君的外甥，成帝的姨表亲，而且还封了侯，实力不容小觑。故而王莽要寻机铲倒淳于长。淳于长政治上的弱智给了王莽可趁之机，他的结局也是咎由自取。
　　第三，王莽这个人够阴险，玩阴的有一套。他在社会上有好名声，儒生大都向往他，可那全是假象。真实的情况是，这个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讲亲情。淳于长怎么说也是他的表兄弟，可他却不管这一套，只要有成为他的“路障”的嫌疑，他一概下手不留情。玩两面手，阴的一套，阳的一套，定型为王莽惯用的伎俩。阳的一套是做秀，沽名钓誉，而阴的一套则是下杀招，无毒不丈夫。
　　这就是真实的王莽，也是隐藏在他光彩的做秀背后的见不得光的另一面。
　　绥和元年，王莽三十八岁，他如意的登上了大司马大将军的宝座，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他迈进了权力中枢区，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造成重要的影响。
　　然而这只是一小步，王莽的心思不在于此，而是有着更加长远的目标。
　　离不开的王家班.
　　正当王莽雄心勃勃坐稳位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此事足以使王莽垂头丧气。汉成帝死了。成帝无嗣，只好过继小宗定陶共王刘康的儿子刘欣嗣位，是为汉哀帝。
　　问题出来了。这个刘欣跟王政君和王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人家有自己的母亲、祖母，刘欣想要坐稳皇位，一定会引入新的外戚力量，这样的话，新旧外戚之间的权力冲突不可避免。
　　王政君觉出端倪，为了避免新旧外戚的激烈碰撞，示意王莽主动交权。王莽无奈“上书乞骸骨”，表示愿意让出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
　　刘欣也不是糊涂人，他的周围都是他王家人，要是同意王莽辞职，今后的工作就不好展开了。为了坐稳皇帝的位子先，刘欣不同意王莽离职，并派人好生抚慰。
　　王莽虽然没有丢位，但刘欣对他再也不像成帝刘骜那般信任了。成帝是王莽的亲表兄，打断骨头连着筋，何况王政君会做人，搞的表兄弟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刘欣却跟王莽没任何关系，八竿子打不着，他虽然没有撤王莽的职，但却引进母族丁氏、祖母族傅氏两家外戚与王氏抗衡。哀帝即位之初，和旧戚王氏之间的关系很别扭，双方都隐忍未发。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导致双方矛盾公开化，哀帝和王莽直接过招。王莽为了巩固王氏外戚的既成利益，不惜与哀帝决裂。这既是新旧外戚的矛盾，也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
　　自古以来，小宗入继大宗就是一件麻烦事。大宗绝后，小宗入继，倒也无可厚非，都是宗室至亲，可毛病出在小宗入继后，要尊大宗的父母为父母，原来的亲生父母却要割断关系。这种残酷的宗法制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历史上这类事情不在少数。
　　哀帝即位之初，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自己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后仍留在定陶共王在京师的府邸，没有改变原来的封号。
　　有人提议，应该追尊哀帝的亲生父亲定陶共王刘康为定陶共皇，丁后为皇后，但遭到王莽的强烈抵制，无果而终。
　　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得知后，勃然大怒，在她的施压下，哀帝还是下诏追尊刘康为定陶共皇，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
　　事后不久，哀帝在未央宫举行盛大宴会，乃为他登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负责宫廷宴会的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设座，与元后王政君同列。
　　王莽本来就一肚子气，追尊定陶共皇的事情对王氏太不利了，刘欣这小子看来不是省油的灯，又看到傅太后的座位与姑母的并列，他实在无法容忍，于是严厉斥责内者令，你是做什么吃的？你难道不知道傅太后是藩王之妾吗？她怎么能和至尊太皇太后并列？吓的内者令赶忙撤去傅太后的座位，安置在侧旁。
　　傅太后也不好惹，一看王莽如此目中无人，坚决不入座就席，双方争持不下，闹得沸沸扬扬，宴会不欢而散。
　　王莽没料到傅太后会有如此过激反应，于是尴尬之余再次“上书乞骸骨”，玩弄老把戏。可这次哀帝却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五百斤，让王莽滚蛋了。哀帝也深恶痛绝于王莽的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的气势。
　　这次过招的结果，是王莽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可好戏还没有结束，王莽离职不等于丧失了影响，相反哀帝和王莽之间的较量会不断升级。
　　那么哀帝有没有和王莽较量的资本呢？试分析之。
　　首先，哀帝是以外藩继大统，即位时年龄也才二十几岁，怎么说也是乳臭未干，既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足够的从政经验，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没有丝毫的政治影响力，要不是成帝无嗣，谁知道定陶共王是做什么的啊？王莽就不同了。王氏主政已廿载有余，况元后尚在，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王莽一直从政，经验丰富，能坐上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就说明他有两把刷子；王莽政治野心大，绝非哀帝所能测度，若论政治手腕，哀帝与王莽无异于小巫见大巫。以上可见哀帝先天不足，不足以和王莽较量。
　　其次，哀帝赶跑了王莽，可王莽离职后留下的空白谁能填补呢？傅氏？丁氏？这两家除了与皇帝是亲戚外，没有任何可夸耀处，可以说是一群废物，找不出一个在资历、能力和人望方面可与王莽相当的人物。哀帝让王莽下课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强有力的班子。离开王莽玩不转了，哀帝也肯定会很痛苦。
　　再次，哀帝重用董贤，是错走一着棋，导致满盘输。董贤何许人也？研究同性恋史的人肯定很熟悉。哀帝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抽刀断袖”。董贤拥有漂亮的脸蛋和优美的身段，除此之外一无是处，但这恰能投哀帝之所好。哀帝“悦其仪貌，引上与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董贤是中国男人里靠脸蛋吃饭的佼佼者。有一天，哀帝与董贤同床而眠，哀帝的衣袖被董贤枕在身下，哀帝先醒来，为了不惊动熟睡中的董贤，哀帝抽刀将衣袖割断，这就是“抽刀断袖”的典故由来。更有甚者，哀帝曾说过——将来百年后，要将帝位禅让给董贤——诸如此类的话，可见哀帝的混蛋。两个男人相恋在当时已遭天下人指摘，何况哀帝还让董贤做大司马大将军以代替王莽，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些都证明了哀帝后天失调。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没有自己的班底，再加上短命，所以这些决定了哀帝只能成为一个无所作为、让人唾弃的皇帝，也为王莽的东山再起做出了预示。
　　不归路上，凯歌频传.
　　元寿二年，荒唐而短命的哀帝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行程。他和成帝一样，没有留下子嗣，傅、丁两太后先他一年死去，年迈但健康的元后王政君不得不再次出山收拾残局。王政君也看出这是王氏再起的好机会，于是命使者召回王莽，让他统筹为哀帝治丧诸事宜，趁机将军国大权再次授予王莽。王莽在沉寂三年后，终于又重新站在了政治舞台上，这次他可要好好的露一手。
　　王莽重新执掌政权后，办了四件大事。此四件事为其篡位做足了准备。其野心昭昭，路人尽知，只有王莽自己半遮半掩，不断做秀，折腾个没完。
　　其一，逼死董贤。董贤这厮确实该死，此人不除，祸国殃民。王莽此行实乃大快人心之举。董贤自杀后，相关政府人员清查其家产，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每一个铜板都是民脂民膏。京城百姓对董贤之死拍手称快，“长安中小民欢哗，向其第哭。”可见老百姓长期积聚的不满终于得以发泄。王莽为民除害，一举两得：一则重新从董贤手中夺回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标志着王莽又杀回来了，肯定会有大动作；二则又为自己赢得了美名和人望，人气骤升。元后顺应情势，任命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成了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辅政大臣。
　　其二，迎立幼主。哀帝无嗣，王莽便从元帝的直系重孙辈中物色人选。结果可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多，只有中山孝王的儿子刘衎符合条件。于是王莽派使者持节从中山国迎来刘衎即皇帝位，是为汉平帝，年方九岁。新皇帝的这个年纪使王莽十分欢喜，年纪幼小不能决断朝纲，故而元后临朝称制，那就相当于朝中一切大小事务全都由王莽说了算。王莽实际上行使了差不多和皇帝一样的权力。这对王莽的刺激太大了。
　　其三，排除异己。这次王莽重出江湖，便不是好来头。贬居三年，他什么事也没做，就是处心积虑的东山再起，以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王莽排除异己的对象有三类：一是王氏家族中威胁到他地位的，如他的唯一健在的叔叔红阳侯王立，虽然已经老的不能为官了，可是王莽还是不放心，在元后面前说坏话，硬是让元后把老头王立赶回封国。与此同时，王莽还挟持元后把同一辈的叔伯兄弟王仁也赶回封国，造成了——元后想用王家人，有且只能有王莽一个人选——的局面。
　　二是朝臣中的不合作者。谁要是不买王莽的帐，对不起，滚蛋走人。在哀帝死后的政治清算中，大司空彭宣侥幸得以保住官职，按理说对王莽应该心怀感激，可是老彭认为自己虽位列三公，但一切事情都得以王莽马首是瞻，难以表达自己独立的观点，充其量不过是王莽的小伙计罢了，这样的官不做也罢，于是告老还乡。王莽一看，好啊，不是不合作吗，你告老还乡，我一分钱的安置费都不给你。可怜的大司空，只能冷冷清清的回到自己的封地，销声匿迹。这是好的，有的不合作者的下场是流放，甚至杀头。
　　三是任何与傅、丁两家外戚有瓜葛的官员一概革职不用。王莽对哀帝即位之初傅、丁两家外戚给予自己的挫折一直耿耿于怀，总想伺机报复。可是当他二次执政的时候，傅、丁两位太后已死去，尽管两家的亲属已经全数革职罢官，但王莽总觉得不解气，于是就在元后面前进谗，说傅、丁两后的坟墓比元帝的陵墓还要高大，这是不行的，是一种僭越行为，应该发棺戮尸。元后不同意，人死了死了一死白了，没必要把事情做绝。王莽不听，根据正藩之理力争，元后无奈只得依从。结果王莽派人将傅丁两后的陵寝铲平，并在周围种植荆棘，这才泄愤。
　　其四，谋求国丈。王莽此举的动机，完全是从元后身上看到的。要是没有元后，哪有王家“一门十侯，五大司马”？要是没有元后，哪有王莽两次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要是没有元后，王莽的一切都是虚妄的。王莽知道此中有深意，故而想让目前的佳境延续下去。可是元后不可能长生，他于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在王莽的一手策划下，其女儿顺利地当上了平帝的皇后。王莽又为王氏外戚注入了新的血脉，可是他能等到女儿生子即位的那一天吗？不是他活不了那个岁数，而是他的野心不容许他再等了。
　　通过以上种种行为，王莽把大汉的权柄牢牢地操于己手。
　　王莽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导演，由他导演的连续剧离奇不断，高潮迭起。按理说，以现在手中无异于皇帝的权力，王莽应该收手了。可是不行，王莽不喊“cut” ，谁也甭想停止。
　　王莽阳的一套标榜儒学，可阴的一套却向往法家的极权主义。权力的独木桥上怎么能容得下两个人呢？深谙此道的王莽，毫不心软地向孱弱的平帝施展了阴谋诡计。他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纯粹，那就是唯我独尊，不管是谁只要是妨碍他向至高点攀爬，他就会除之而后快。
　　十四岁的平帝染病，无疑又刺激了王莽蠢蠢欲动的野心。王莽认为平帝总会长大，如果将来一旦亲政，自己的权力就会被收回，做皇帝的梦想就会破碎，这是王莽无论如何也不想见到的结局。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把平帝摆平。
　　他的手段还是老一套，玩阴阳两面手。一方面在平帝面前，猫哭耗子假慈悲，痛心疾首，甚至想代替平帝去死；另一方面，于花椒酒中下毒，在腊八节这一天，由他亲自进献给平帝喝。平帝饮了岳父这杯酒，王脏六腑如同蚁咬，没折腾多久便一命呜呼。王莽故作悲戚，放声痛哭，如丧考妣。
　　《汉书?平帝纪》中颜师古的注云：云帝春秋益壮，以母卫太后故怨不悦，莽自知益疏，篡杀之谋由是生，因到腊日上椒酒，置药酒中，故翟义移书云，莽鸩杀孝平皇帝。
　　颜师古是个非常严肃的史学家，望风捕影的事不会乱讲。他认为历史上西汉孝平皇帝却是被王莽鸩杀的，没有什么值得质疑的。
　　从上面一段记载可知，随着平帝的年龄增长，再加上其母卫太后对王莽不满，王莽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固，故而起下不良意。上面提到的翟义又是何人呢？翟义是第一个起来反抗王莽的地方官，他为了号召民众参加起义，写信揭露王莽鸩杀平帝的事实，对王莽的做秀和施骗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鸩杀平帝后，王莽立两岁的广戚侯子婴为帝。两岁的婴儿知道什么，王莽更加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当王莽的权利一天比一天显赫的时候，全国各地反抗的声音已如潮涌，王莽的种种倒行逆施，种种的忤逆阴险，不断地激起民愤。天下的形势不容乐观，可王莽却在不归路上乐此不疲。
　　皇帝不是好当的.
　　王莽飘飘然，觉得自己离皇帝的位子只有一步之遥。他要再努努力，只需再用那么一点心思，皇帝的宝座就非他莫属。
　　王莽是以儒学起家，而儒学自从董仲舒改版以后，变得有点荒诞不经了。其中有“天人感应”一说更加离奇。所谓的天人感应，就是说自然现象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所预示。由天人感应衍生的符瑞学说，更是主张一种不常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昭示天意，预卜吉凶，代表着潮流的走势和趋向。
　　王莽穷治典籍，对于符瑞一说了如指掌。他深切的知道老百姓信这个，比孔老夫子的话还好使。于是，为了取汉而代之，王莽要在符瑞上大做文章。我一再说王莽是个好导演，因为他会运用适当的工具，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工具，且运用的娴熟程度，出乎人们的意料。
　　将符瑞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靠符瑞登上皇帝之位，又在符瑞的泛滥中沉沦，最终被符瑞所累走向灭亡，这就是王莽余下生命的轨迹。
　　居摄三年——从这个年号我们就知道，王莽已经行摄皇帝三年了，离真皇帝的宝座只在咫尺——在王莽的精心策划下，全国各地纷纷奏上代表天意要求王莽做皇帝的符瑞，元后每天在朝堂上，没别的事做，就是读有关符瑞的奏章，看地方上献上来的符瑞。
　　王莽趁机上书元后说，姑母啊，侄儿在汉室遭遇最大危险的时候，殚精竭虑地予以拯救匡扶，可是上天的本意是让我做皇帝，这是上天的旨意，我怎么能推脱呢？急不可待之状溢于言表。
　　正当元后犹豫未决之时，有一个投机分子帮了王莽的大忙。他叫哀章，四川人，是在太学读书的大学生，他看到王莽做了摄皇帝后，把符瑞视若神明，迟早要做真的皇帝，于是他决心来一次政治冒险。他偷偷做了两检铜匱，一检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匱图”，另一检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金策书中明确写着刘邦将皇位传予王莽，元后应该尊承天命将帝位授予王莽。还写着王莽登基后，应该授予哀章何种官职。
　　哀章献符瑞的事件是王莽计划外的，他听说后满脸诧异，寻思这个哀章何许人也啊？我未曾指使他献符瑞啊？一下子，王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哀章投的是王莽的机，献符瑞为的是王莽当皇帝，自己做大官，对于王莽来说有惊无险。
　　哀章的投机行为打乱了王莽篡汉的部署，他本来想慢慢来的，有条不紊的进行，可这下不行了，哀章的这个符瑞使得王莽骑虎难下。废汉登基吧，各种准备略显仓促；维持现状吧，哀章的符瑞又要求他必须马上行动。王莽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思来想去，再加上左右谋士们一致同意马上行动，王莽也决心马上代汉立新。
　　可是，还有一个骨头不好啃，就是王莽的姑母元后。元后以为王莽以前要的那些头衔，什么“安汉公”、“假皇帝”、“摄皇帝”等等，无非是揽权，没想到她这个一百个可信的侄儿，竟要动真格的，废汉自立。元后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王莽怎么能如此的忘恩负义呢？
　　元后把传国玉玺狠掷于地，对王莽派来索要玉玺的王舜破口大骂，你们王家父子世受汉恩，累世富贵，不但不思回报，反而因利乘便，夺取人家的江山，人到了这个份上，猪狗不如！你们应该做一方新玉玺，还向我索要这亡国之玺做什么？我是汉朝的老寡妇，旦夕且死，不过你们也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老太太悲愤至极。饱受三从四德影响的元后，向来以刘汉王朝的捍卫者自居，在她看来，汉朝亡于她手，实在是奇耻大辱。不过，说句公道话，王莽篡汉元后是难辞其咎的。班彪认为：“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在班彪看来，王莽最终能篡位成功，元后是最大的责任人。请神容易送神难，元后自饮苦酒。
　　公元9年，得到玉玺的王莽举行登基大典，建国号为“新”，改年号为“始建国”。自此王莽由幕后走到台前，粉墨登场了。
　　西汉灭亡了。西汉的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历史趋势。那是由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决定的。王莽篡汉建新只是西汉灭亡协奏曲中一个变奏。王莽借此成功地实现了从导演到演员的转换。
　　新朝建立后，王莽心中窃喜不已。但是他不曾想到，他虽代替汉朝建立了新朝，可西汉末年积重难返的烂摊子，他不得不面对承担。他本以为得了大便宜，却没想到使汉朝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局，现在轮到他挨了。
　　王莽终于当上了皇帝，为了这一天，王莽做了许多他本不愿做的事情，说了许多他本不愿说的话。王莽的阴谋实现了，尽管遭到了元后的诅咒，尽管自知无力收拾残局，可王莽依然我行我素。
　　在这场篡汉的好戏中，王莽是不得人心的。他的高超的骗人伎俩，于残破的时局丝毫无补，只不过赚足了当世以及后世的骂名。王莽的篡汉使西汉避免亡于浩荡的农民起义，而他所建立的新朝却不免于这个结局。
　　王莽篡汉建新的时侯，天下已然沸腾，农民起义四方涌动，王莽为了攀爬到权力的顶峰，无视时局的变化，做出了毫不明智的火中取栗之举，贻笑千古。
　　不可否认，王莽骗人的技术是一流的，古今无匹。但当上皇帝后，王莽所采取的一系列王政复古的政策证明了他除了骗人之外，实在是一无是处。他应对时局捉襟见肘，窘态百出。他虽得到了不可一世的权柄，却陷入了做梦也没想到的山穷水尽的绝地。路都是自己走的，王莽也不例外。
　　地皇四年，也就是公元23年，天下事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局面。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声势浩荡，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一切。王莽坏菜了，根本拿不出科学的决策。没想道当皇帝会到这种地步，到哪说理去？
　　同一年，起义军攻破了长安城的宣平门，进而围逼皇宫。王莽在一群死党的支持下，负隅顽抗。这时候应该感谢一个叫杜吴的人，是他结束了王莽羞耻而荒诞的一生。
　　十月初一，长安城中市民倒戈，放火焚毁宫殿。人们高喊“反虏王莽，何不出降！”攻下一座座宫殿。王莽一看，心窄！象征了王权的宫殿被毁，到处烟熏火燎，惨叫声骂声一片，对符瑞深信不疑的王莽，面对着眼前的一切，又会作何感想呢？大概大势已去，非人力所能左右。
　　王莽在火光中，手擎着一把匕首，面色铁青，头发凌乱，身上的龙袍已被大火烧烂。他大声嚎叫：“我做皇帝乃是上天的旨意，乱兵能奈我何？”到现在他还尚未从迷梦中醒来。眼前的一切无从解释，王莽骗来骗去，竟然自己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王莽不愧是意淫中的一等一的高手，比起时下自封的意淫高手来，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十月初三，王莽看出宫中不足以守，便从白虎门潜逃，来到渐台。渐台是一个池水环绕的小岛，人工造就，巧夺天工，没想到这小小的池中之物，竟成了埋葬王莽和新王朝的坟场。
　　王莽丢弃的皇宫很快被起义军占领。起义军在宫中大喊：“反虏王莽安在？”有一宫女惊吓之余，大声地喊出了王莽潜逃的目的地——渐台。起义军一路追来，将渐台围了个水泄不通，鸟飞不过。王莽军和起义军展开互射，结果王莽军矢尽援绝，一败涂地。
　　王莽躲进一个小黑屋子，再也不顾及皇帝的威严，双手抱着头，眼光中流露出一片惊骇之意，瑟瑟地犹如惊弓之鸟。犹如强盗行径败露，被逼退入绝境，左右思量不得解脱，前进后退皆不得所。正在王莽害怕为难之际，杜吴出现了。杜吴第一个闯进小黑屋，不由分说，一刀狠狠刺向王莽的心窝。
　　扑哧！王莽一声惨叫，倒身在地，身下一片血泊。起义军知道后，一起闯进小黑屋，将王莽剁成肉泥。起义军又将王莽头颅割下，挂到宛市的城门上，让人唾弃泄恨。堂堂的新朝开国皇帝，竟在登基后短短十几年，身首异处，尸身成泥，真是发人深省。
　　粉墨登场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贻笑青史。
　　闹剧结束了。王莽的这场戏，粉墨登场后不久，便匆匆收场。看来王莽做演员的功夫比做导演，还差那么一大截子。这场粉墨登场的好戏，太荒唐了，既让人眼花缭乱，又让人触目惊心。
　　是是非非，怎么说呢？要是没有王莽，西汉也是要亡的。篡汉不篡汉的对于后世倒也不甚重要。历史的规律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之内。我们关注的是历史人物的人性。王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透过环绕在他头上的层层历史迷雾，又该怎么归结他呢？
　　人可以为了权力，牺牲一切，不择手段。权力的别名叫骗术，要想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必须抛开尊严、舍弃人性、不顾良知地去行骗。在行骗的过程中，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面目全非。最后只能证明，迷恋权利使人成鬼。王莽的一生就是例证。
　　斯人已逝，当为后世戒！

第二章 曹髦，高贵的烈士
　　档案.
　　姓名：曹髦，字彦士.
　　籍贯：安徽省亳州市.
　　出生：公元241年.
　　卒年：公元160年.
　　享年：20岁.
　　谥号：无，史称“高贵乡公”.
　　庙号：无.
　　父亲：东海定王曹霖.
　　母亲：无考.
　　继位人：曹奂（常道乡公.）最得意的事情： 没有..
　　最失意的事情： 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实最不幸的事情： 曹芳废后被选为皇帝.
　　最痛心的事情： 曹氏势衰，社稷沦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最擅长的事情：善画人物史实，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鸡犬图》、《放陵子黔娄夫妻图》等传世。.
　　非正常死亡方式：不甘心被操纵，发兵讨伐司马昭，战死.
　　.
　　司马野心，路人皆知.
　　曹髦就义的时候，刚刚二十岁。
　　“就义”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有点怪异的感觉，怎么能够用“就义”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帝王的非正常死亡呢？我想，据曹髦死时的情况心态而言，没有比“就义”一词更为贴切的。曹髦在我的眼里，不仅是一位年轻的皇帝，更是一个敢于捍卫自己尊严的高贵的烈士。
　　烈士者，已然阵亡。这对于一个不甘卑下的灵魂来说就已足够。
　　按理说，二十岁的年纪正值青春年少，是人生当中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阶段，尤其是对一个帝王来说，二十岁正是亲政的年龄，开始依靠手中的权柄，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帝国。然而，在别人看来刚刚开始的年龄，对曹髦来说，竟是难以承受的结束。
　　曹髦的一生就像昙花一样，匆匆绽放，草草收场。有人质疑，这样的人生，贪图一时的反抗的快意，忽略生命本身的庄严和神圣，所作的牺牲不是无谓的吗？
　　难道苟活下去就是真理吗？这样的质疑者应该受到鄙夷。苟活不是生活的常态，反抗才使生活精彩，因为生活中的压迫太多。曹髦不想做傀儡，不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的所作所为清晰地证明了他的存在，宛如流星，虽然短暂易逝，但人们对它燃烧天际的闪亮的弧线记忆犹深。曹髦的存在不是默默无声的，不是可以任意忽略的，不是向人乞讨的，而是轰轰烈烈的用鲜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曹髦是个悲剧人物，而种子早已种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曹髦血流遍地，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无辜者。
　　曹髦的死，有一个人难托关系，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司马昭。曹髦甫一登基的时候，虽然司马懿已老死，连司马师也撒手人寰，但司马氏已然做大。魏国的大权操于司马昭之手。曹髦生活在司马昭的巨大阴影中，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他不想做齐王第二，也不想无所作为苟延残喘，于是他选择了反抗，选择了流血。
　　齐王是谁呢？齐王叫曹芳，是魏明帝曹睿的养子。关于曹芳的出身，《三国志》中讳莫如深，只说“宫省事密，莫有知所由来者”，意思就是说曹芳的出身没有一致的官方口径，究竟是私生子，还是由小宗过继而来，后人不得而知。好在曹芳的何种出身并不妨碍被司马家废掉的结局。
　　司马氏一直都充当着谋逆者的角色。只是曹操尚在的时候，司马懿父子有所忌惮，不敢有露骨的表现。他们对曹操表示绝对效忠，使得曹操失去戒心，对司马氏的做大疏于防范。但曹操只有一个，他的子孙们却一代不如一代。曹操死后，他的后人没能节制司马氏势力的扩展。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能发觉司马氏的野心，进而不能解除司马氏的兵权，成了曹操临终时的败笔。
　　但如果因此否认曹操的巨大的影响力，是没有道理的。曹操的余威一直震慑司马懿在有生之年不敢造次。司马懿不得不走曹操的老路。当年，僚属们都劝曹操称帝，曹操却说，你们这些人是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假如天命在我，我愿为周文王。群僚会意，曹操始终不愿背负篡逆者的臭名。司马懿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不是不愿，而是不敢。曹操死后，文帝曹丕、明帝曹睿尚未失去威权，臣下也没有离心离德，故司马懿至死也未袒露心迹。
　　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的心思儿子们都懂，而且深以为是。司马师和司马昭的野心比他们老子还大。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司马懿父子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魏国的权力中枢，而是经过长期的摸爬滚打而实现的。最初，司马懿不过是个武将，长期领兵在外，并不参与中央决策。但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司马懿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脱颖而出。他以军功不断晋升，慢慢地掌握了魏国的兵权。
　　最终使司马懿进入权力中枢的核心层的是明帝曹睿。曹睿临死的时候，托孤司马懿。他对司马懿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有两层。第一，司马懿得以以托孤重臣的身份进入决策中枢，进一步分享权力，并与以曹爽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并驾齐驱；第二，司马懿以战功深得明帝倚重，并托以家国大事，实际上说明曹魏的社稷离开司马懿的支持玩不转了，司马懿成了魏国的擎天柱。
　　只是天不假年，齐王曹芳登基后不久，司马懿便撒手而去。司马师兄弟顿时缺了主心骨。好在司马懿老谋深算，临死之前就替他们兄弟扫清了路障。另一个托孤的重臣曹爽犯幼稚病，不自量力的想要把持朝政，完全没有顾及司马懿的感受，结果司马懿略施小计，曹爽就乖乖就范，沦为司马氏的阶下之囚。自此，曹魏的宗族势力彻底遭到打击，一蹶不振，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年幼的皇帝失去了强有力的依靠，随着时局的嬗变，最后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成了魏国的大将军，后来又领“录尚书事”，将魏国的大权独揽一身。司马兄弟为了扩张势力，大肆排除异己，实施高压政策。庙堂之上，忠贞之士不是被迫致死，就是去国远隐，剩下的三缄其口，生恐惹祸上身。整个形势对刚即位的曹芳大大不利。曹芳却也是不思进取的人，满腹的牢骚无从发泄，最后只能日渐沉沦，破罐子破摔。
　　据说司马氏专权曾有征兆。齐王曹芳登基没几个月，西域便有人献上“火浣布”。传说南海中有一火洲，其上野火蒸腾，春夏自生，秋冬自灭，有一种树木生长于斯却不怕火煅，火越旺，枝皮越鲜活，而秋冬野火熄灭后，枝皮就会枯死。在冬天，采其树皮纺织成布，就是火浣布，青黑色，置于烈火中，色彩更加鲜明。
　　曹芳一见惊诧不已，以前有所耳闻，以为是道听途说，没想到真切的火浣布就摆在眼前。可是了解掌故的大臣却高兴不起来。原来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曾以火浣布为单衣，后梁冀以大将军的身份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差一点断送了汉家江山。近日火浣布重现，难道不是一种暗示吗？民间纷纷传言，火浣布重现，大将军司马师秉国。
　　中书令李丰，耿介老臣，对司马师藐视皇帝的做法渐不能忍，于是就联合皇帝曹芳的老丈人张辑，欲图废掉司马师大将军的权位。但两个老头昏头昏脑，做事不谨慎，谋废的事情竟被司马师发觉，双双送了性命。曹芳却因此处境更加艰难。如果说以前司马氏对谋废皇帝尚有所顾忌，经此一事他则完全下了决心。
　　其后，又有中领军许允谋害司马昭一事。当时，蜀将姜维领兵进犯陇右。曹芳无谋，乃召镇守许昌的司马昭搬兵前去征伐姜维。本来看不出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但“忠心保皇”的许允再次把曹芳架到了火炉上。许允策划在司马昭觐见曹芳的时候将其谋杀，免去后患，然后再以司马昭的军队去讨伐司马师，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彻底搞垮司马氏的势力。
　　司马昭还都后，将军队驻扎在城外，只身去觐见曹芳，正赶上曹芳在吃栗子，这时一个叫云午的戏子，以其尖细刺耳的声音喊道：“青头鸡！青头鸡！”在古代，青头鸡是鸭的别称，鸭者“押”也，暗示曹芳下诏把司马昭拘押起来。曹芳懦夫，心里头早就翻了船，怎敢下达这样的诏书？司马昭得以幸免，从此也下了废掉曹芳的决心。
　　司马兄弟废掉曹芳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诬陷他“耽于女德，荒淫无度，恭孝日亏”。然后由捏造了不少证据，以证明曹芳不能再继续担任皇帝了。诸如，诬陷曹芳宠爱戏子，在芙蓉殿前玩裸体游戏；又让戏子们在广望观前的大街上扮演“辽东妖妇”，一种裸体荒淫的性交表演，令行人侧目以避；又对太后多出口不逊，太后病重期间，不去宽慰，反而与妇人在竹林里游嬉等等，不一而足。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芳有多邪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手中已丧失了驾驭臣下的权力，处于一个名存实亡的位置，只能任人宰割，最后被遗弃。难道曹操、曹丕不爱女色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司马师兄弟已扣住了曹魏命运的命门，将来曹魏是个什么样子，还不是按司马兄弟的意愿去改造？社稷得以保存，只是一时的幸事，如果丧亡则在情理之中。
　　对于曹芳，则是一个没有胆略的皇帝。他曾有机会杀掉司马昭，但他萎缩了。当然，想要曹芳依靠一些四肢头脑都不甚发达的臣下，铲除司马氏的势力，也是奢望。蚍蜉撼大树，成功的把握有几许呢？他的继任者曹髦也面临如此的尴尬，只不过曹髦选择了流血，这是一种值得钦佩的勇气，曹芳则没有。
　　曹芳得以苟活下去，承受着从皇帝到藩王的极大的心理落差。不过也无所谓了，他的心灵早已麻木。
　　司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曹芳被废后，关于立谁为帝的问题，司马师和太后之间发生了争执。司马师想立彭城王曹据，太后则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曹据是曹操的儿子，和文帝曹丕是兄弟关系，论起辈分来还是明帝曹睿的叔父，叔父做皇帝，侄儿媳妇作太后，这成什么体统？况且如果曹据继位，就会乱了家法，明帝不就绝嗣了吗？因此，太后坚决反对立曹据为帝。
　　司马师无以反驳，又不好以强力相逼，毕竟这是曹家的家事，就是权臣也应进退有度。司马师只得向太后询问，谁更合适呢？
　　曹髦由此而登上历史的舞台。太后将明帝子侄一辈的宗室子弟筛选一遍，觉得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高贵乡公曹髦最合适不过了。曹髦是文帝的长孙，明帝的侄儿。明帝无嗣，按礼法可以让小宗入继大宗，这样曹髦就可登基为帝，也可以为明帝延嗣续后。
　　小宗入继大宗是一项宗法制的内容。宗法制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这一支称为大宗，拥有无可非议的继承权，庶子一支成为小宗，没有继承权。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大宗绝嗣了怎么办？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礼法家就说了，可以让小宗过继给大宗，尊大宗的父母为父母，成为大宗的后嗣。自己养了多少年的儿子应要过继给别人，还要“抛父弃母”，这种掠夺式的继承原则简直有些残酷。
　　曹髦就是以这种方式当上皇帝的。那么曹髦是个怎样的人呢？太后怎么会选中他?《三国志》中记载，曹髦“少好学，夙成。”又在评语中说，“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可见曹髦是个温文尔雅、颇有书生气质的年轻人。这样的形象不免给人孱弱无力、华而不实的感觉，但曹髦以不惜流血的抗争勇气，证明了自己决非文弱书生可比。大概他好学持重的形象吸引了太后，得以在众多的宗室子弟中脱颖而出，成了魏国的新皇帝。
　　不过此时，皇帝却是厄运的代名词。曹髦甫登九五之尊，便有两个残酷的现实让他感到不妙。一是齐王曹芳被废，前车之鉴使曹髦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结局；二是司马家的势力太大了，而且根深蒂固，经过父子两代的经营，撼动其根基绝非易事。朝堂之上司马昭傲慢的神情、鄙夷的态度。让曹髦如芒在背。
　　再看曹髦背后的力量支持，可谓寥寥无几。纵使有几个忠于曹魏的，也是手无兵权，成不了气候。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主要是因为文帝、明帝两朝对司马氏的做大没能节制，可以依靠的宗室力量被深谋远虑的司马懿消灭殆尽。曹爽一介蠢夫，跟司马懿斗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他是唯一受到托孤的宗室，却因幼稚而过早谢幕。曹魏的近支夏侯氏也不免沉沦。夏侯霸降蜀，成了姜维寇魏的先行官。另一个有名头的人是夏侯玄，只可惜他喜欢谈玄言老，政治上无甚主张亦无甚建树，最终也成了司马家篡国路上的牺牲品。
　　曹氏和夏侯氏的衰落反衬出司马氏势力的不断壮大。如果说司马懿和司马师对皇帝尚有几分顾忌和尊重的话，到了司马昭这事情就全变了。司马昭俨然成了庙堂之主，他的眼里不再留有皇帝的身影，皇帝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百官也对司马昭极尽阿谀顺从之能事，奏事不再以皇帝为中心，而是惟司马昭马首是瞻。一幅可笑的场景出现了，魏国的朝堂上，作为主角的皇帝暗淡无光，惟有喏喏以证明自己似乎还是权威的代表，而作为配角的司马昭则熠熠生辉，以实际情况证明了自己才是魏国真正的主人。
　　面对这样的处境，曹髦和曹芳的反应是不同的。曹芳也有切肤之痛，但却痛在自身权柄的流失，因而缺乏正面反抗的勇气，只能在背后搞小动作，说一些怨天尤人的话，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沉湎酒色，以期麻醉心灵，淡化艰难的处境。这样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授人以柄，给了司马昭废黜他的口实。曹髦却不是这样。曹髦之痛尤甚于切肤，他痛在家国的衰败，社稷的丧亡，比之曹芳要高尚的多。在曹髦的心里有崇高的使命感，要扭转颓势重新振兴，因此他敢于牺牲、不怕流血。自己的生命和家国的复兴比起来微不足道，为家国而死光荣，相反苟延残喘则视为耻辱。
　　曹髦登基的时候很年轻，刚刚十四岁。十四岁的年纪啊，在我们眼中不过是小学刚毕业，还沉浸在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里。但岁月不容许曹髦有同样的感受。他做了皇帝以后，人生的种种问题旋踵而至。面对家国、祖先、后代，乃至全天下的老百姓，他都要有所交待。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吗？当然可以不负责任的逃避，但曹髦却不是欲图逃避的人，他要用稚嫩的肩膀把家国的重任担起来，虽然有些自不量力，但我们依然佩服他的勇气，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啊！
　　这个时候司马师尚在。他以前没接触过曹髦，只是当太后提出要曹髦即皇帝位的时候，司马师才把目光聚焦在曹髦身上。经过司马师的调查摸底，发现曹髦不过是一个胎毛未退的孺子，没有可以夸耀的背景，不会有什么作为。但司马师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结论，就像身边的人询问曹髦到底何许人也。一次罢早朝，司马师和钟会一起往外走，司马师就问钟会，你看皇帝如何呀？钟会只说一句：“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看也不看司马师一眼，径直走了。司马师愣在当场，他反复咀嚼钟会所说的话，觉得钟会眼中的曹髦和自己所知的曹髦相去太远。钟会怎会这么高的评价曹髦？看来曹髦并不是容易摆弄的。
　　司马师望着钟会的背影，暗自发狠，谁阻挡他的篡逆大业都得死，“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曹髦也不例外。趁着曹髦翅膀还未长成、尚无有力量反抗时扳倒他，永绝后患，这就是司马师最真切的想法。
　　知耻而后勇.
　　残酷的政治环境让曹髦过早的成熟了。他丢掉了孩子所特有的天真烂漫，代之以对家国天下的忧虑。他登基没多久，便遣使“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曹髦以小见大，他派遣使者观察风俗，一则体察天下民情，看看老百姓的人心向背，以便做到心中有数；二是联络地方势力中仍效忠于曹魏的将领，以待时机成熟时候，他在中央振臂一呼，四方群起响应，一举铲除司马氏。
　　不过事实告诉我们，曹髦的这个举动鲜有成效。首先是因为司马懿手握兵权十数年，其培植的势力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早已根深蒂固，表现在大多数地方上的军事将领都是司马氏精心挑选推荐的，在这些地方将领眼中，曹魏早已名存实亡，天下迟早要归司马氏所有。其次，曹氏作为国主的号召力已被齐王曹芳消耗殆尽，再加上司马师兄弟有意的诋毁，在天下人眼中，曹氏不可信了，人们坚信曹氏将亡，社稷倾颓乃是大势所趋。故而曹髦派观察使下去地方也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司马氏在地方上的布置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登基的第二年，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造反。他们声称庙堂之上有人蒙蔽圣听，提出要清君侧，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司马师。不知道起事前，毋丘俭和文钦有没有拿到曹髦讨伐司马师的密诏，那已经不重要了。有人站出来反对司马师，尽管有着造反的名声，曹髦还是十分乐见的。这样的“造反”越多越好，最好地方将领都站出来“造反”，曹髦的心里有了一丝亮光。
　　但亮光很快就熄灭了。还是老话，司马氏的势力已经做大了，毋丘俭和文钦的造反活动无异于蚍蜉撼树，很快就被司马师镇压了。不过司马师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这个事件中，司马师着实很气愤，他自负地以为自己在地方势力中的洗牌是彻底而成功的，但没想到仍有人要反他。他没来得及反思其中的套头，便两腿一蹬，撒手去了。
　　司马师走了，司马昭还在。曹髦万般无奈，任命司马昭继承司马师大将军的职位，又让他“录尚书事”，魏国的权柄又落到了司马昭的手中。司马昭比起司马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篡逆的道路上加快了脚步，这使得曹髦寝食难安，如履薄冰。
　　接替毋丘俭任镇东将军的是诸葛诞。据说诸葛诞赴职前，曾受到过曹髦的接见，具体的谈话内容作为高度绝密不得而知了，但从诸葛诞日后的举动来看，曹髦随年幼却颇有些头脑。
　　曹髦登记的第三年，诸葛诞又站出来造反。
　　诸葛诞何许人也？他是诸葛亮的近支兄弟，但各为其主，一个奔魏，一个奔蜀。诸葛诞因为在讨伐毋丘俭时立有战功，而被任命为镇东将军。
　　司马昭秉政后，开始加大力度排除异己。他手下有个叫贾充的人，是魏国的长史，这个人心狠手辣，而且见势忘义，看见司马昭得势了，便跑来捧臭脚，希望将来社稷有变，自己也能分一杯羹。自古不乏投机之人，三国时期天下大乱，投机者比比皆是，但做到如贾充这般成功的寥寥无几。曹髦就死于贾充之手，这是后话，但说明了贾充投机竟然冒了弑君的罪名。古代弑君乃十恶不赦的大罪，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贾充向司马昭提议应该派遣使者去慰问四方的将士。其实这是贾充在玩花活，其目的在于刺探地方军官是否效忠司马氏。贾充尤其怀疑诸葛诞，因为他作为长史曾目睹了诸葛诞被曹髦召进宫去，密谈了很长一段时间。贾充料定其中必有蹊跷，便对司马昭说：诸葛诞在扬州，颇有声名，众望所归。不宜外任，应该召回朝中，以免生变。事情宜急不宜缓，缓则祸事就近了。
　　司马昭听贾充这么一说，也觉得在不确定诸葛诞是否忠于自己的时候，将他留在外任领兵不是好事情，于是便派贾充去扬州劝诸葛诞回朝作“司空”。
　　贾充到了扬州，和诸葛诞西一句东一句地呼拉乱扯，当谈及朝中内外的形势时，贾充有意图地说到，洛阳的贤达人士，都愿意曹髦将皇位禅让给司马昭，这你是知道的，但不知你是什么态度。诸葛诞一听这话就急了，反驳道，这是做臣子应该说的话吗？你贾充世受魏禄，不思报答却谋划做对不起皇上的事，想要把魏国的社稷拱手让与司马昭这样的贼臣，你于心何忍呢？这种事如果发生，我诸葛诞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必将以死报国！贾充碰了钉子，烧鸡大窝脖，不过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贾充悻然离开扬州，嘴里念叨，诸葛诞必反。
　　贾充走后，诸葛诞觉得司马昭该下手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与其让司马昭把各种罪名强加在自己头上，不如自己先站出来清君侧，朱佞臣。这样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号召痛恨司马昭专权的仁人志士一起起来。诸葛诞成破利害考虑好了，便发了一篇声讨司马昭的檄文，举兵造反。
　　曹髦听说诸葛诞起兵了，心中异常激动。看来天底下的人并没有全投到司马昭的阵营里，拥护曹氏的人终于敢向司马昭叫板了。曹髦此时此刻十分躁动，大脑不停地思考如何在洛阳也搞点事出来，策应一下诸葛诞。他的心里翻江倒海，但实无一策可供想来，只能期待诸葛诞早日打到洛阳，诛灭司马昭，自己好堂堂正正地做皇帝。
　　但事情往往是一厢情愿，曹髦和诸葛诞都低估了司马昭的智力和实力。
　　贾充将曹髦和诸葛诞密谈的事情跟司马昭说了。司马昭暗骂诸葛诞不识时务不辨潮流。贾充从扬州回来后又将扬州的情况陈述一遍，司马昭觉得诸葛诞日久必反。可没成想，诸葛诞起兵这么迅速。
　　司马昭并没有恼羞成怒，因为他手中有一张王牌。将此王牌一用，保管诸葛诞束手就擒。这张王牌就是曹髦。当曹髦仍寄希望于诸葛诞的军队能打到都城，诛杀司马昭的时候，司马昭却佩剑上殿来，要求太后和曹髦御驾亲征，以提高军队士气，平灭诸葛诞。
　　曹髦登时傻了。首先他的美梦再次破灭。他的机会本就不多，且一而再地遭到扼杀，这对于年幼的曹髦来说，打击是致命的。其次，他不得不与诸葛诞在沙场相见，昔日君臣密谈时的拳拳之意历历如昨，如今却要被人为的力量所操控，彼此相向，互为仇敌，教人如何不心痛。第三，曹髦对于司马昭的要求不敢驳回。如果驳回则证明心中有鬼，授人以柄，况且司马昭谋国之心日久，倘以此事大做文章，作出有伤社稷的事来，无法向先人后人交待。最后，打落牙齿和泪吞，再次忍字当头，满足了司马昭的要求。
　　结果不言自明。诸葛诞起兵失败沦为阶下之囚。曹髦饮恨吞声，感到自己已被逼上绝路。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诸葛诞兵败被斩以后，再也没有人肯站出来跟司马昭叫板了，曹髦再找不到可以凭依的力量，使原本无助的处境更加无助了。诸葛诞起兵失败这件事对曹髦的打击太大了。尤其是他感觉到自己被司马昭挟持到前线是一种奇耻大辱。曹髦认为自己不应该再忍辱偷生下去，而是应该结束耻辱，找回做人的尊严。与其做一个含垢忍辱的皇帝，毋宁做一个用鲜血和生命进行抗争的烈士。
　　潜龙在渊.
　　曹髦的头脑中始终有这个想法，他在不停的思来想去，他极其敏感的心思对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都有所反映。他感到司马昭的阴影越来越大，自己将被它吞噬。他做梦都会梦见自己挺身而起，用宝剑狠狠地向阴影刺去，狂舞一阵后，浑身上下一片虚弱，而阴影却反扑过来，吓得曹髦从梦中惊醒，脑门上渗出豆粒般的汗珠。
　　曹髦在这种状态下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他在等待使自己解脱的一刹那，然而那一刻却迟迟不露端倪。
　　曹髦每天都要出席早朝，但他发现大臣们并不注视自己，而是他们也活在司马昭的阴影里，但他们却欣喜，甘心乐意，因为他们的前途我在司马昭的手上。曹髦并不痛恨他们。曹髦自己却不能这样，他是魏国的皇帝，虽然现在很卑微，但使命感使他显得很高大，以至于他对臣下始终保持着鄙夷的神情。大臣们虽也是不得已，但他们牺牲了人的尊严，对于曹髦来说，这样的人生不如没有。
　　曹髦的热血沸腾，鲜血要向体外迸射！
　　曹髦登基的第四年正月，天降异兆。在一个叫做宁陵县的界井中，盘旋着两条黄龙，面目清晰可辨，声音宏阔，神态轩昂。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的人都以为天兆吉祥。各地贺祥瑞的文书纷至沓来，朝中也群臣激昂，认为黄龙的出现乃是天下大治的征兆，也纷纷上书曹髦和司马昭以表恭贺。
　　司马昭大喜过望。他曾向他的参谋询问，井中出现双龙是何征兆。贾充站出来大拍司马昭的马屁。双龙同时出现乃是说晋公（司马昭的封号）和当今皇上是并立的真龙天子，是魏国的共主。司马昭听贾充如此一说，如坐云端，飘飘然忘乎所以。贾充要拍马屁很容易，但司马昭却动了真心，他下决心要对曹髦取而代之，目前权且让曹髦与他共主。
　　然而此刻曹髦却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全天下人都认为是祥瑞的东西，在曹髦的眼中无异于诅咒和噩梦。当满朝文武争着在司马昭面前献媚的时候，曹髦感到那井中的黄龙真是上天降给自己的启示。龙应该飞翔于天之云端，是见首不见尾的神异，然而困于井中绝非什么祥兆。这不正是曹髦的处境吗？贵为魏国的天子却处处受制于司马昭，这和困于井中的黄龙有何区别？
　　曹髦把郁结于胸中愤慨和绝望诉诸笔端，写了一首《潜龙诗》。潜龙，顾名思义，就是困于井渊无法腾跃的龙，以此自喻，正说明了曹髦的悲凉。诗中写道：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如然。
　　诗写成后，曹髦反复吟哦，不觉泪以潸然。
　　日子过去好多天了，司马昭突然有了好奇心，想知道曹髦对井中黄龙的态度，其实就是欲探一下曹髦对魏国“共主”的反映。他派贾充到宫中去和曹髦谈天。贾充是有野心的，他希望司马昭早日代魏，自己亦可作为功臣晋爵加禄。
　　贾充在早朝散去后，没有离开，而是径直向皇帝曹髦的寝宫走去。时值初春，万物生发。宫苑里面繁花绽放，满眼生机盎然。只可惜贾充辜负这良辰美景，低头沉思着面见曹髦时应如何刺向应对。虽然在他心中曹髦不过一个木偶而已，但他仍不想过早地暴露不臣之心。
　　贾充正陷于沉思中，突然一股朗朗之声传入耳中，声音是蕴含着说不尽的怨艾和愤懑。“……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一字一眼被贾充听得真真切切。这是皇帝在吟诗啊。贾充脸上闪过一丝阴笑，皇帝曹髦绝非齐王曹芳之流，自始至终也未见屈服，可笑司马昭错打如意算盘，如果不及早了断曹髦，日久必成气候，到时候谁是阶下之囚就说不准了。贾充的脑海里，一个奋力挣扎以死相拼的曹髦的形象正在一点点扩大，似乎要占据他的整个大脑。
　　贾充不用见曹髦了，他此行的目的未经虚情假意的表演就已达到。他调转回身，几乎小跑着向司马昭的府第奔去。贾充把自己在皇帝寝宫外听到的诗歌向司马昭复述了一遍，又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节外生枝，使得司马昭听后勃然大怒，随手抓起身旁桌上的茶杯摔个粉碎。他带领着亲信卫队闯入皇帝的寝宫。曹髦一见司马昭带以彪人马过来，而且面露凶色，气势逼人，顿时不知所措。挨了半晌，曹髦才镇定下来，以皇帝的口吻问道：文王何故到此？这彪人马所为何来？司马昭冷笑不止，双眼如刀，紧紧盯住曹髦。听说皇帝雅兴不小，喜欢吟诗作赋，臣也颇好此道，但有一句诗读不懂，还请皇帝给予解释。司马昭语气瘆人，曹髦一听司马昭谈诗论词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就说，文王请讲。司马昭走到近前，左手抓住曹髦的胳膊，右手握住佩剑，恶狠狠的说，但不知“播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一句皇上怎么解释？
　　曹髦一听如五雷轰顶。自己当着众人决不会吟咏此诗，只在无人时才敢借以发泄，怎么传到司马昭耳朵里？难道贴身的亲信也不可信吗？曹髦无语。
　　司马昭说，不明白皇上将鳅鳝喻为何人，如果喻指臣下，老臣觉得委屈。老臣父子三人为魏国社稷东挡西杀，鞠躬尽瘁，没落到好反而被诬为鳅鳝，皇上是何居心？司马昭说着，右手拔出佩剑横在他和曹髦中间。只这一个动作按照律法足以致司马昭十恶不赦的剐罪。可是现在在阴冷的剑光下瑟瑟发抖的却是曹髦。曹髦年纪轻，没见过多少世面，更没遇到过这种阵势。
　　曹髦慑于司马昭的威势，声音颤抖地说，《潜龙诗》只是胡乱作来，并没有讽喻文王的意思，文王多心了。
　　司马昭看眼前的小皇帝被吓成这样，暴怒的心情得以平息。但仍装作余怒未平的样子说，皇上无有此意甚好，应多留意朝廷大事，莫学酸腐书生无聊的吟诗作对。说完释去曹髦的胳膊，招呼人马趾高气扬的下殿去了。
　　曹髦望着司马昭的背影，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仿佛眨眼间经历了从地狱到人间的转换。曹髦握紧双拳，气息如波涛般汹涌。司马昭离去后，曹髦一头扎进太庙，放声痛哭，哭声凄楚，春之生机也为之肃杀。
　　龙战于野，噩梦惊醒.
　　是夜曹髦做了一个梦。他由于白天哭得精疲力竭，到了晚上就昏昏沉沉噩梦频发。梦中，他到了一座破庙中，庙中蛛网结栋，到处蒙尘。他望见有一只白毛老鼠，眼睛血红，张牙舞爪，正在啮咬一个灵牌。那种牙齿和木头的摩擦声让曹髦脊背发凉。转瞬之间，灵牌被啮去大半，且那只白毛老鼠狂笑不止，使曹髦感到阴森可怖。他正不知所措，忽有声音从太庙深处传来，凄惨哀绝：曹髦，见恶鼠啮我灵牌，你于心何忍？太庙将颓，贼臣当路，你不思奋起，反而懦弱哭泣，有何面目面对先祖？社稷倾覆，你想忍辱偷生岂可得乎？曹髦快快醒来！块块醒来……曹髦听到这话，心如刀绞，他定睛仔细观看那灵牌，上面刻着“魏太祖武皇帝曹讳操之灵位”，曹髦一见白鼠所啮乃是祖宗灵牌，顿时悲从中来，哭天抢地。
　　曹髦从噩梦中惊醒，身上衣衫尽湿，一看周围黑暗如洞，自己仿佛正在沉沦下坠，直到粉身碎骨。曹髦惊吓之余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曹髦相信梦中发生的事情是真的，是祖宗通过梦境鞭策他鼓起勇气，承担保存社稷的重任。
　　曹髦觉得无须再等，生死存亡就在当前。
　　曹髦召来觉得还可信任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和散骑常侍王业一起商量匡扶魏室、铲除司马昭的计策。王沈、王业来得早，但面色有些惊慌，气息起伏不定，仿佛大祸临头。他们大概已经知道了曹髦召他们来的意图，因而感到恐惧。王经姗姗来迟，但面色持重，气定神闲，似乎早就知道此时将至。
　　曹髦将三人召进密室，指天地起誓说，有走漏消息者有如此案，说着拔出宝剑奋力向桌案斫去，桌案顿时被劈为两半。曹髦接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决不能够忍受被他废掉的耻辱，现在的形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当与三位爱卿一起讨伐司马昭，希望三位也和我一样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
　　王沈和王业互相交换一下眼色，一言不发。但两个人都以为曹髦疯了，讨伐司马昭绝不是明智之举，无异于以卵击石。当今大势，曹魏危在旦夕，顷刻间有被司马氏取代的可能，有识之士无不弃魏奔晋（司马昭已被晋封为晋公），当初曹丕篡汉的故事又将重演，只是换了角色。
　　王径却说，昔日鲁昭公不满季氏当国，起兵讨伐，结果兵败被杀，社稷崩颓，成为天下笑柄，今日司马昭大权独揽为日已久，他收买人心，四方之士都肯为他奋死效劳，根本不在乎逆顺之理。再说我们的力量又能有何作为呢？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没有军队，怎么讨伐司马昭？这样做好比是一个人想治病却病得更深了。陛下三思。
　　曹髦一听，疾声道，我意已决，就是死了，有何惧哉？何况有祖宗神灵保佑，还不一定死呢。
　　王径是个忠直君子，对当前的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劝曹髦的话发自肺腑，一字一句都是大实话。但曹髦自己却说，现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王径便不再相劝。但他已下定决心要同这个有血气处境悲惨的皇帝同进同退，同生共死。王沈王业却另有算盘，他们不打算守着这个没有前途的皇帝，就像是持着一笔没有升值希望的股票一样。
　　三人从密室出来后，王沈王业就对王径说，曹髦坐不住了，要做蠢事，咱们要告诉文王司马昭早做准备。王径冷笑着说道，人各有志，我不会跟你们去告密的。王沈见王径不识时务，便不再相劝，只是不明白王径怎么会跟一个傀儡皇帝共誓生死呢？
　　王径见王沈去后，便再入密室，将方才的谈话告诉曹髦。曹髦愤恨地说，王沈王业世为魏臣，竟做出如此背信弃义的事来，真是猪狗不如。曹髦看来，事不宜迟，现在的情况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等司马昭接到王沈王业告密后有所准备，事情就难成了。于是他和王径各擎宝剑，率领仅有的百十位僮仆，杀出宫门。
　　偏偏遇上贾充。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及贾充是个阴谋者，他欲杀曹髦不是一天两天了。贾充提剑和曹髦战于南阙下，曹髦全身奋力，面上青筋迸出，剑光飞舞，上了年纪的贾充真有些吃劲。曹髦此时想起叔祖曹植的一句话，“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此刻正当如此，曹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鲜血溅满全身，宝剑寒气四射。
　　贾充见曹髦奋不顾死，有万夫不当之勇，便大呼手下成济：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本来成济不敢持刃与皇帝争锋，经贾充怂恿，便无所顾忌，挺身而上。曹髦疏于防范，被成济刺中，倒地而亡。当时天上重云密布，忽而暴雨雷鸣，天地含悲。
　　《三国志》载，司马昭知道后“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其欲盖弥彰的险恶用心可见一斑。他要不是终日里想着轼君篡位，贾充哪有那样的胆量？贾充是阴谋家，投机分子，司马昭则给了贾充机会，让他得逞。
　　其一，齐王被废，让曹髦看清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真实面孔。司马氏迟早要灭亡曹魏，曹髦不过是一个过渡的傀儡，弃之用之，只在司马昭一念之间。所以曹髦登基后时刻都想摆脱这种境遇，想拯救家国社稷，这是悲剧发生的根源。倘若不以家国为念，像齐王曹芳那样被废为藩王，死还是可以避免的。
　　其二，曹髦反抗司马昭时已然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了。夏侯氏和曹氏家室没有一个握有兵权的，或是有，则因为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而遭到司马的算计。所以就最后曹髦只能带百十个僮仆出战，和司马昭的煌煌大军相比，飞蛾扑火而已。
　　其三，司马氏做大已成既定事实。这个责任完全不在曹髦身上，而在曹操、曹丕和曹睿身上。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司马氏的野心，从一开始就缺乏节制，以至于司马氏独揽兵权、藐视皇权。再加上司马昭手段高明，善于威逼利诱，使得庙堂上下、朝野内外全是他的势力范围，曹髦单打独斗，无力回天。
　　但曹髦可贵就在于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甘耻辱，不惧生死。因此我们称其为“高贵的烈士”，称他的死为“就义”，他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相比于他的继任者陈留王曹奂。
　　曹奂根本谈不上对国对家的感情，麻木到了无疑拯救的程度。在他的手上惊奇的上演了一幕他的祖先擅长的故事，把魏国的皇帝宝座禅让给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就像当初汉献帝把帝位禅让给曹丕一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曹操和曹丕若在泉下有知，不只当作何感想。
　　不过还好，他们总算还有一个争气的子孙。曹髦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曹操的后代不都是瑟瑟缩缩的胆小鼠辈。曹髦的死，虽死犹荣。较之于其继任者曹奂的生，不知道要高尚多少。这里要竖起大拇哥来赞美曹髦的牺牲。人生有没有价值，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在于值不值得如往常一样活下去。如果值得便要忍辱负重，再大的艰难也要挺住；如果不值得，便要砸碎它，另寻生路，或者以死证明在这样活下去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三章 苻坚，死于宽容滥用
　　档案.
　　姓名：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
　　籍贯：甘肃秦安东南氐族人.
　　出生：公元338年.
　　卒年：公元385年.
　　享年：48岁.
　　谥号：宣昭皇帝.
　　庙号：世祖.
　　父亲：苻雄.
　　母亲：苟氏.
　　继位人：苻丕.
　　最得意的事情： 弑苻生，欺苻法，坐稳帝位.
　　最失意的事情： 慕容垂、慕容冲的背叛.
　　最不幸的事情： 王猛早逝.
　　最痛心的事情： 败落新平后，姚苌落井下石.
　　最擅长的事情： 大度容人.
　　非正常死亡方式： 新平佛寺中姚苌索要玉玺，苻坚不予，被姚苌勒死。
　　小坚头，氐族人的希望.
　　宽容，有的时候也不尽是好事。它虽是一种美德，但如果滥用，或用的不是地方，效果会适得其反，甚至造成对自己的伤害。这种观点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历史的教训。宽容泛滥，就会敌我不分，疏于防范，最后反受其害，抱憾终生。
　　苻坚是个宽容的人，但犯了上述毛病。他作为皇帝，仁慈有余，威猛不足，对臣下和异族用尽宽容，生怕自己背上残忍冷酷的恶名，但怎么样呢？仍死于曾被自己宽容过的异族臣下手中。这个结局教育了后世——宽容也要适可而止，不能泛滥，不能到处乱用，要讲分寸。
　　苻坚是氐族人，现在这个民族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但其光辉的历史不会被人们忘记。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曾一度统一中原，隔江与东晋对峙，几次威胁东晋的安全。但前秦的历史很短暂，说明王朝本身就是高度复杂的矛盾体。
　　苻坚统治的时候，前秦达到了空前的强盛。苻坚也因此获得了青史的赞誉。但对于前秦的短命，苻坚要负主要责任。可以说，前秦因他而勃兴，也因他而衰败。他在收获赞叹的时候，也要接受批评，也要为前秦的丧亡背负罪名。
　　苻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只能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不能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也不能对其脸谱化，否则其人就会有僵化的危险，丧失血肉，成了干尸。这是不足取的。正确的做法是还原历史人物，使其在当代生活中再次生动。就好比两个人面对面谈话，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噢，这个人是活的，我可以同他交流，他也和我一样有血有肉，而不是蜡像人。
　　苻坚虽贵为帝王，但也有着凡人的一面。他坐在庙堂上发号施令，即便是制定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有自己的喜怒好恶在里边。个人的好恶影响的历史的进展，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苻坚生的时候，天下大乱，东晋龟缩一隅，北方五胡征战频仍，彼此互为仇雠。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英雄的时代，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出现，各领风骚，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郁的一笔。但以战争的方式演绎历史毕竟有些残酷，欢欣之余，更让人觉得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无非是瞎胡闹罢了。这个印记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
　　根据史书记载，苻坚是人神相交的产物。“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这样的事，现在看来荒诞不经，且不说梦与神交的荒谬，单说苟氏十二月怀胎而生坚，就是违背科学的。但于当时却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中国的史书，哪怕是正史，对皇帝诞生的描写，大都有神光异兆，以凸显皇帝乃是奉上天的旨意而降生的，是不平凡的。史书载，苻坚下生后“有神光自天烛其庭，背有赤文，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草付臣又土”乃是由“苻坚”二字拆解而成，其意无非就是说，将来苻坚要坐江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高喊着要少生优生，但何所谓优生呢？苻坚的诞生可为之证。一要有神仙的背景，二要有帝王的征兆，这样的诞生才叫“优生”。可见史家杜撰的功底是非常深厚的。苻坚的爷爷苻洪非常欢喜苻坚，亲昵地呼其名为“坚头”。
　　坚头七岁的时候，高平有个叫徐统的人，评鉴能力强，他说，苻坚有霸王之相。其他人都说不相信，徐统却说，你们才吃几碗干饭？这样的事你们是看不出来的。他还亲自跑到苻坚面前，大献媚词说，苻郎啊，你的骨相非凡，将来必当大富大贵，可惜我看不见了。苻坚一听很欢喜，就说，假使真如公所言的那样，我不会忘记你的大德啊。
　　现在掂量这件事，剔除水分，大概有几分是真实的。第一，苻坚少而有令名，说明他确实在某些方面是不俗的——“此儿姿貌瑰伟，质性过人，非常相也”，要不然高平名士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主动找上门去拍马屁；第二，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苻氏家族地位在上升，苻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悄然活动了，苻坚被名士看好，也说明苻氏家族的政治前程是美好无比的。
　　苻坚年幼的时候，他的爷爷苻洪是这个家族的领袖。苻洪这个人真不简单。他最初的时候不姓苻，而是姓蒲。后来为什么姓苻了呢？原因在于他做的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诉他“草付王”，“草付”者“苻”也，苻洪认为这是上天的预示，他们蒲氏将来要做王者，于是便以“苻”为姓。
　　苻洪非常有眼光，他看好三秦大地，认为谁掌握了关中，谁就可以号令天下。关中是块宝地，是秦始皇和汉高祖的龙兴之地，谁占据了关中，谁就掌握了主动，东可以收中原，西可以抚戎狄，北拒匈奴，南临淮汉，自古兵家必争。苻洪多次劝石季龙把三秦作为根据地，被冉闵说成是野心家。在苻洪的心中，不仅要做野心家，还要做成功的野心家。他在有生之年已然为苻氏的命运定好调了，那就是夺取关中，进而取中原王天下。
　　到苻洪死的时候，他的目标小有成就。他占据了三秦之地，并称三秦王。这样的话，苻氏在未来的扩张战略中，就拥有了制高点。苻洪死后，他的儿子苻健嗣位，继承了乃父的遗志，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但数年过后，继承权的问题困扰了苻健。
　　苻生是苻健的长子，但很不得父亲喜欢。苻生天生有眼疾，以现在的医学诊断，就是天生高度近视，几近于瞎子，而且性情暴虐，言语粗鲁，苻洪在世的时候，很厌恶他。这和他对苻坚的喜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苻洪曾对苻健说，有这样的孩子，真是家门不幸，你要是不杀了他，恐怕将来要祸害全家。苻洪的话让苻健很为难，不杀，看着心烦，杀吧，毕竟是亲生，下不了手。后来苻洪死了，苻健杀苻生的心思也不了了之。最后让人纳闷的是，苻健还是把王位传给了苻生，理由竟是那些虚无缥缈的预言。
　　现在看来，在继承权的问题上，苻健是藏有私心的。可以继承王位的人选很多，但苻生却是他嫡系长子，如果按照好恶，把王位传给苻法，或是苻坚，万世一系的美梦就泡汤了。作为统治者，谁不愿意万世一系呢？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苻健选择了自己看着并不顺眼的长子。
　　篡位有理.
　　对于苻坚，苻健也是喜欢这个侄儿。苻健在位的时候，曾经梦到一个穿着红袍子、戴着红帽子的天使，让苻健把龙骧将军的职位授予苻坚来做。苻健诚惶诚恐，翌日便举行了授衔仪式。他语重心长地对苻坚说，你爷爷以前在石季龙手下，做的就是龙骧将军，今天将它授予你，乃是神明的旨意，你要好好干，不能丢你爷爷的脸。苻坚当日也很激动，“坚挥剑捶马，志气感厉，士卒莫不惮服焉。”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深远。首先，苻健作为帝系一脉，认识到苻坚的力量已经不容小觑了。苻坚所代表的这股力量的崛起，使苻氏内部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改变，苻健要想继续稳住帝系一脉的领袖地位，就得拉拢苻坚，把苻坚归入自己的阵营，这样的强强联合才能有效的遏制旁支的野心。其次，苻坚成长了，并初步显露了自己的力量。这时候，苻坚周围已经有了不少的谋士，王猛、吕婆楼等当时具有王佐之才的名士，都成了苻坚的谋主。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苻坚基本上具备了抢班夺权的能力。苻坚又把龙骧将军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职衔授予苻坚，可以说是帮了苻坚的大忙。龙骧将军是苻氏家族兴起的象征，不要忘了苻健的那句话“汝祖昔受此号”。苻洪就是以龙骧将军起家的，而他正是苻氏崛起的第一代领袖。将龙骧将军的衔位授予苻坚，无异于暗示苻坚将成为苻氏的新领袖，也说明苻坚真正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结果可能是苻健没有想到的。
　　史书载：健翌日为坛于曲沃以授之。就是说，苻健是在曲沃这个地方将龙骧将军这个衔位授予苻坚的。选择曲沃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史家刻意安排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曲沃这个地方是有些典故的。
　　春秋时期，晋献公非常喜欢小老婆骊姬，可谓三千宠爱于一身。后来骊姬生了个儿子叫奚齐，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就千方百计的陷害太子申生。这个女人十分的阴险，他把献公的几个儿子从他身边支开，说白了就是将几个不是己出的儿子流放边陲。其中，太子申生就被流放到了曲沃，就是苻健授衔的那个地方。于是民间纷纷传言，说太子被废了。
　　后来骊姬又生一计，欲置申生于死地。她假诏让申生祭母，以全孝节。申生是个孝子，便在曲沃祭祀母亲，并把祭祀用的“胙”送到都中，进献给献公。正赶上献公外出田猎，使者便将“胙”置于宫中。这下子给骊姬提供了陷害申生的机会。
　　骊姬将“胙”中投放了剧毒。晋献公回来后，看见“胙”很高兴，就要食用。骊姬就出来制止说，别吃了，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从祭祀的坟地里带来的能干净的了吗？说着，就让人前一只狗来，狗吃了申生献来的“胙”后，立即倒地而亡。又让一个奴隶来吃，结果和狗一样。骊姬就对献公说，这是太子申生想要让您早死呢，这还得了！
　　申生得知此事，知道骊姬想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从曲沃出奔，来到新城。后来申生被逼无奈，在新城自杀了。
　　为什么要讲述这段故事呢？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因为苻坚的命运和申生的相类似，也是兴于曲沃，死于新城。苻坚在曲沃拜龙骧将军，说明他崛起了，而申生出居曲沃，也代表着他远离了阴谋和危险。申生在新城自杀了，而苻坚则在新城被部下姚苌勒死。可见，曲沃和新城这两个地方，不仅是申生的命中关节，也是苻坚的生死攸关之地。
　　这里明明是后世的史家用申生来影射苻坚。申生成了苻坚性格和命运的化身和前车之鉴。
　　以上两件事，即拜龙骧将军和在曲沃受封，在苻坚生命中的位置非比寻常。前者意味着他的雄心壮志，就是兴复氐族，建万世功业，有两个前辈人物可谓佐证，一个是他的爷爷苻洪，另一个就是晋朝的王睿，他曾于公元二八〇年发兵灭吴，使得西晋完成统一，这也预示了苻坚可能要南征东晋，以谋求全国统一的雄心。后者则意味着他的命运归宿，就是和申生一样，死于新城。
　　苻健去世后，苻生即位。但他即位后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也使得苻健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
　　苻生这个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杀人。他的老婆、小老婆稍有不合谐的地方，他就会杀了她们，将她们的尸体投进渭河。他因为天生眼疾，容不得别人说一句带有缺陷的话，像什么不足、不具、缺损、短乏……只要被他听到，必死无疑。更甚者，他让宫人和男子裸交于殿前，现场污秽，难堪入目。这样看来，苻生的作为无异于禽兽。
　　苻生是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呢？难道他天生有眼疾还天生有心理障碍吗？不是这样的，要看他的童年处境。一个人的童年对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苻生小的时候，由于天生残疾不受待见。苻洪不喜欢这个孙子，多次谩骂他，甚至劝苻健杀掉他。苻健呢，苻生虽是他天生的，但很不打腰提气，原因就是苻生的性格实在是有点别扭，比起苻坚来差远了。苻生的童年没听到过好言语，嗣位之后能不报复吗？他的暴虐多疑，与残忍杀戮，都是他的童年阴霾在起作用。
　　待到他即位以后，苻坚的政治力量已经壮大了。由于苻生无道，尽管他的恶名有着值得理解的背景，但他的行径于国于民来说，却又不容原谅。民间思慕仁慈的君主，以取代现在的暴政。朝廷内部也怨声载道，他们不希望终日活在恐怖中，希冀情况会有所改变。
　　长安有歌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不要小看了这些谣言歌词，很大程度上它们代表了民意，揭示了国家的阴谋，或预示了政治力量的转化、国家兴亡的更替。这首歌谣是什么意思呢？东海不是指海洋，而是苻坚的封地，苻法被封为清河王，苻坚被封为东海王，“东海大鱼化为龙”，则是说东海王苻坚要夺权呢，后面又补充说“问在何所洛门洞”，苻坚又是龙骧将军，府第在洛门之东，故而整首歌谣都是苻坚将发动政变的征兆。
　　苻生也嗅到一丝不祥的预兆，但他没有思及苻坚兄弟。他因为这首歌谣杀了不少人，但这些人都是冤死鬼，真正的危害苻生地位的人，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他却漏过了。
　　苻坚这时确实有了篡位的心思。他的谋士薛赞、权翼怂恿他说，苻生残虐无度，天下人离心离德，自古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这是老天爷的意思，与其让他人夺权，不如自己取而代之，愿大王效法汤武，顺天应人。苻坚一听，也是这个道理，就等时机一到，便把苻生做了，自己干！
　　本来苻坚还是要等一等的，但看到苻生为了一则歌谣杀了那么多人，就下定决心要赶快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等着让苻生先声夺人。决心已定，苻坚就找哥哥苻法商量，结果两人不谋而合，都想废黜昏君。
　　这时，长安又有歌谣曰：百里望空城，郁郁何青青，瞎儿不知法，仰不见天星。其中“瞎儿不知法”一句，如针一样刺进苻生心中。他当夜入睡前对侍婢说，“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
　　是夜，清河王苻法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恍惚中有人告诫他，“旦将祸及汝门。惟先觉者可以免之”，意思就是天一亮你们家就完蛋了，要不提早警觉，灾难恐难避免。苻法惊醒，冒了一身冷汗。他找来兄弟苻坚商量对策，苻坚认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进宫去，把苻生做了，这样就免去后顾之忧了，梦里不是说先觉者可以免之吗？苻法一想，也只好如此。
　　就在当夜子时，苻生还在熟睡之际，苻坚和苻法带领兵马杀将进去，不由分说把苻生刺死床上。
　　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苻生死后，苻坚上演了一出好戏。
　　苻坚汉化的程度很深，以至于对汉人的东西照单全收，精华也好，糟粕也罢，统统拿来。他从小就读儒书，对历史掌故十分熟悉。历朝历代的宫廷政变，夺宫夺嫡的血战，对他来说犹如发生在身边一样。尤其是杀死苻生之后。
　　苻生的死，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胜利者苻坚和苻法谁将成为新的领袖。按理说，应该让哥哥苻法来继承王位，苻坚也作出了这样的表态，史书上记载“坚遂弑生，以伪位让其兄法”，但苻法这个人老实，有自知之明，以自己是庶出为由拒绝了苻坚虚伪的谦让。苻坚一看这样，害怕自己不能服众，再次做出谦让的姿态。几次三番，群僚固请，苻坚终于扭扭捏捏的登上了梦寐已久的皇位。
　　但是，即使苻法表达了不愿做皇帝的诚心，苻坚还是向他下了杀招。苻坚明白，苻生死后，能跟自己抗衡的只剩下苻法了。苻法名声好，威望高，有一呼百应的能耐，这样人留在身边，将来稍有不满，便私下里搞小动作，这谁受得了啊？俗话讲，无毒不丈夫，不把苻法除了，将来他站出来挑战我的权威，我岂不是自找苦吃。因此，苻坚在百般折磨中动了杀心。
　　而史书上记载，却将这段真实的情况隐去，反而将杀害苻法的罪名栽到坚母苟氏头上。“初，坚母以法长而贤，又得众心，惧终为变，至此，遣杀之。”说什么坚母害怕苻法终将为乱，分明是苻坚的恐惧心理嘛。这件事苻坚的做法不怎么高明，让人不得不有所鄙夷。
　　苻法有没有反抗，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按常理推算，反抗肯定是会有的，但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为什么呢？原因有四：一是，苻坚深得苻洪、苻健的器重，苻洪从小就说苻坚“非常相也”，苻健更是把龙骧将军的衔位授予他，这些是苻坚的先天优势，独具的，苻法没有；二是，苻坚周围有不少谋主，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像王猛、权翼、梁平老、强汪……都是有命世之才的高人，相反，苻法呢，什么都没有，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这是输在了不知道延揽人才上；三是，在诛杀苻生的事件中，苻坚起了主心骨的作用，老实本分的苻法得到预兆以后，没有胆量自己行动，要把苻坚找来拿主意，这样苻坚成了群僚心目中的英雄，而苻法的地位就下降了；四是，苻法是长子，但是庶出，苻坚非长子，但却是嫡系一脉的，现在看来争论这些无关紧要了，但在当时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是庶出，苻法在反抗苻坚的时候，就有些底气不足，苻坚让他做皇帝，甭管出于虚伪的表态，还是真心的谦让，苻法都缺乏勇气来接受，为什么啊，庶出嘛，什么好事也轮不到自己的。
　　苻坚成了唯一的胜利者。这时候他心态转变了，因为威胁消失了，没人再敢挑战他的地位，周围有了王猛这样经天纬地的人才，还有什么能难得住他呢？于是，他昭告天下，要修仁慈之政，“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把儒家的那套看家本领照抄过来，一个仁君的形象宛然而出，并得到了当世之人和后人的传颂。
　　但是苻坚失衡了，被当时的吹嘘弄得昏头昏脑了，飘飘摇摇的如坐云端。他彼时的想法是，既然人们都喜欢我这样，我就做出个极致的仁君来，让他们瞧瞧。仁君可以得到史家的佳传，宽容可以得到人们的赞许，何乐而不为？但是苻坚忘了，如果仁慈和宽容用错了地方，也是要人命的，无异于自取灭亡。
　　苻坚是个志在高远的人，区区三秦之地并不能满足他，他要继续开疆拓土，最终达到他“混六合以一家，视夷狄为赤子”的宏伟目标。那时候的形势是：东有鲜卑慕容氏建立的燕国，盘踞中原；西北有张天锡拥兵敦煌；西南有张育、杨光割据巴蜀；北方有匈奴残部，时而南寇；南方更是与东晋隔江而峙，桓温的东晋将领志在恢复，不时领兵北伐。这样看起来，似乎前秦的处境不怎么好，其实，真正够得上威胁前秦国防安全的，也就是燕和东晋。
　　燕国国主叫慕容暐，没什么本事，却自以为是。他宠信太傅慕容评，对另一个在燕国来说，算得上是一等一的人物，既有远志又有深谋的慕容垂，却不怎么看重，相反时而给些气受。慕容评呢，眼高手低，心胸狭窄，受不了慕容垂比他强，三番几次在慕容暐面前进谗，陷害慕容垂。慕容垂觉得难以在燕国立足，就出奔到前秦。那时候，苻坚立志要做宽容君主，以德服人，因此对前来投奔的慕容垂另眼相待，百般器重。
　　王猛看在眼里，却暗自担忧。他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慕容垂一代枭雄，此时只是难以立足于燕，无奈之下存身于秦，主上怎么能够收留他，而且还委以重任，以肺腑相交呢？龙终究要归大海，大鹏终究要上青天，慕容垂迟早要光复燕国，慕容暐和慕容评其实都是不足为虑的，真正的心腹之患是慕容垂。
　　王猛何许人也？苻坚称之为“吾之诸葛”，实际上，王猛的雄才伟略绝不逊于诸葛亮。以他的眼光来看慕容垂，十有八九都是中肯的。他跟苻坚说，慕容垂这老小子，是燕国的皇族，世代称雄幽、冀、中原，宽仁惠下，恩结士庶，威望很高，有多人都愿意拥戴他，我看这个人呢，权谋才略绝非等闲之辈，他的几个儿子称龙称虎，都是人中豪杰，蛟龙猛兽，驯服很难，不如杀掉算了，以免养虎遗患啊。苻坚听了，大不以为然，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啊，我现在以仁义延揽才俊，为的就是建立不世之功，慕容垂前来投奔于我，我以赤诚相待，你要我杀掉他，天下人怎么看我？
　　王猛见苻坚迷信宽容，听不进劝谏，摇头叹息，兀自神伤。宽容也要讲究对象，要不然不就泛滥了吗？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那个时候，东晋大将桓温发兵北伐，志在收复中原，矛头指向了燕国。桓温将兵马驻扎在枋头，兵旗猎猎，人马旋踵，气势逼人。慕容暐派兵迎战，但由于燕国内部腐败，将兵不齐心，故而屡战屡败。桓温趁势追击，慕容暐告急。万不得已，慕容暐向苻坚求救，并允诺割武牢以西之地给秦国，以作报偿。苻坚一看报酬，觉得挺可观，而且唇亡齿寒，燕国若亡于东晋，前秦的日子也好过不了，目前尚不具备与东晋抗衡的实力啊，忍一忍吧。于是苻坚发兵来救。
　　然而，桓温败走后，慕容暐食言了。他是个十足的小人，也难怪会举国而亡。他对苻坚说，先前说割地的事，只不过是万分火急的情况下说的，行人失辞，算不得什么，再说邻里国家，分灾救患，乃是人之常情，难道还非得要报偿吗？
　　苻坚一听，暴怒不已，大骂慕容暐失信。他心里想，哼！不识抬举的东西，桓温灭不了你，是因为我发兵来救，你侥幸罢了，这次你失信于我，可就别怪我不讲仁义了，你是自讨苦吃。苻坚盛怒之下，命王猛发兵讨伐慕容暐。
　　王猛的表现没有让苻坚失望，在与邓羌的合力之下，东平燕国，慕容暐、慕容评及其他王公子弟尽数被俘。
　　燕国之所以败，苻坚之所以胜，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人才上来说，苻坚的胜算比慕容暐要大得多。苻坚有王猛。王猛的才识能力，在十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政治手腕高明，军事谋略超凡，绝不是吹出来的。他对秦燕两国的形势了然于胸，出征之前，曾对苻坚说，陛下，你就放宽心吧，不用冒着霜寒露重来给臣饯行了，臣虽然武略不高，但灭燕这样的小事还是做得来的。苻坚听了非常欢喜，知道王猛说话绝无虚言，此行必克。而慕容暐呢，只有一个堪与王猛比一比的慕容垂，还被他逼走了，以至于对抗秦兵的时候，将帅无能，兵士无力，败如枯朽。
　　其次，从道义上来说，慕容暐站不住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许诺给人家要割武牢以西之地，到头来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这成什么了？苻坚出兵伐燕，理直气壮，在实力不输于燕国的基础上，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王猛更是打着“王道之师”的旗号，让天下人都明白，是慕容暐失信于前，苻坚发兵于后，于理于义，都是慕容暐的不对。慕容暐呢，理亏，力弱，只有挨打的份了。
　　再次，从实力上来说，苻坚的实力远远大于慕容暐。前秦在伐燕以前，一直在做进行提升实力的工作。苻坚最值得称善的地方，就是采取和平的民族政策，而非暴力屠杀。这样子的话，不同的民族间相处和睦，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使得凝聚力陡增。再加上君臣同心，内外协调一致，使得前秦成了十六国时期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燕国就不行了，鲜卑贵族腐化堕落，民族关系紧张，君臣上下猜疑不断，离心离德，不败而何？
　　苻坚灭了燕国，更是不可一世。欲加坚信宽容和仁慈的力量，他认为宽容可以无往而不胜。燕国灭亡后，中原、幽、冀之地尽数前秦，苻坚又凭借灭燕的余威，先后招抚了仇池氐部、敦煌张天赐与吐谷浑碎奚，使其力量得以成倍的增强。
　　南下！伐晋！
　　然而，盛极而衰，苻坚在迎来无比辉煌的时候，命运也在发生着急剧的转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事件，就是王猛的死掉。
　　燕灭后不久，王猛一病不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猛对于苻坚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呢，史料载：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读完这句话，我们的头脑中一定宛然而出一个形象，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不是事无巨细全都交付诸葛亮做主吗？这说明苻坚和王猛之间的关系，就像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一样，而且还深一层，苻坚不止一次的拉住王猛的手说，景略啊，你日夜操劳，忧勤万机，我有了你，不啻于周王之有太公，我可以优游而终岁了。王猛谦虚地说，陛下只要不计较臣的过错就好了，我怎么能和古人相拟呢？苻坚说，在我看来，太公犹不及你啊！还对太子苻宏、长乐公苻丕说，你们兄弟两个对待王公，应该像对待我那样，不得有丝毫的怠慢。可见，王猛在苻坚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王猛病重期间，苻坚着急的麻爪了。他亲自跑到宗庙里、社稷坛和南北郊去祈求神明，希望王猛的病情能够转危为安；他还派使者到各地去祭祀大河山川，以求得山川神灵的庇佑；更甚者，大赦天下，以求上天垂怜。王猛也着实招人疼，他在重病期间，尚不忘建言献策，一片拳拳之心，苍天可鉴。苻坚多次因王猛病重而痛哭流涕不止，左右亦为之感动。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王猛不行了，已无药可救，也无神灵可以依靠。行将就木之时，苻坚亲自在床前守候，问王猛有没有后事可以交代。王猛攀住苻坚的胳膊，以断断续续的语气说，陛下啊，晋朝虽然僻处吴越，但依然是正朔相承啊，亲施仁政，与邻为善，这是国家得以久存的根本，我死了以后，不希望陛下有图晋的举动，鲜卑的慕容垂，羌虏姚苌，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为了社稷永昌，宜早除之。说完就死了，年仅五十一岁。
　　苻坚悲恸不已，一边流泪，一边声音嘶哑地对太子苻宏说，难道是上天有意不让我扫平六和吗？要不然，为什么这么迅速地把我的景略夺走啊？朝野上下，一片悲情。
　　王猛死后，苻坚一直在思忖他的遗言，有的地方他想不通。长江以北我已然拿下了，以目前的实力，正要发兵南下，一举踏平吴越，完成统一，王景略怎么劝我不要伐晋呢？难道他是心怀故国，不忍江南父老遭兵戎之害？慕容垂、姚苌服服帖帖的，看不出来有什么野心啊，况且我以德服人，并不是依靠强力，他们为什么要反我呢？难道是王猛嫉妒他们？苻坚一头雾水。
　　不过，苻坚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阻挡伐晋的最大力量失掉了，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对晋的战争了。
　　王猛死后没多长时间，天象异动。有十余丈的大彗星，名字叫做蚩尤旗，从北斗七星的尾箕摇曳而出，经太微星而扫“东井”，从夏天到秋冬不见消失，而且还伴随着天鼓轰鸣。谙于星象的太史令张孟对苻坚说，尾箕乃是燕之分野，东井乃是秦之分野，蚩尤旗从尾箕而扫东井，此乃燕灭秦之兆啊。于是，张孟劝苻坚杀掉慕容垂。
　　苻坚一听就纳闷了，怎么人人都想我杀掉慕容垂呢？苻坚的牛脾气上来了，你们越劝我杀掉他，我偏偏不杀，不但不杀，反而官升三级。
　　分析苻坚不杀慕容垂的原因，不外于两点：其一，杀掉慕容垂，无异于否定自己的民族政策。苻坚对异族的态度是，怀德抚远，以宽容化解仇恨，进而使不同的民族凝结在一起，焕发出强大的力量。如果杀死慕容垂，在苻坚看来，就好比自毁长城，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其二，苻坚与慕容冲有龙阳之幸，这是有目共睹的，史料载：初，坚之灭燕，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绝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慕容冲受宠，苻坚怎么会杀害冲之本家慕容垂呢？
　　慕容垂和慕容冲等鲜卑人相继升官以后，苻坚的弟弟苻融再也看不下去了，哥哥这不是玩火吗？王猛的话，言犹在耳，苻坚却将它抛闪脑后，不但不遏止慕容氏的势力，反而一再重用，苻融作为王室成员如何不忧心如焚？
　　苻融对苻坚说，猛兽不可养，狼子野心，近年来天象异常，往往预示燕之余孽将发起祸端，不可不防啊。苻坚一听不高兴了，反驳说，你还小啊，不懂事体，世人都说你有仁德，我看还达不到高度，要不然心中怎么会有是非呢？天下的事这么繁巨，东晋尚虎踞江表，你不思谋如何扫灭六和，反而在内部制造混乱，这是怎么回事啊？
　　苻融没想到碰了钉子，不复再言。苻坚最近一段时间烦透了，王猛虽死，但通过他长年累月的宣传、渲染，慕容氏不可靠的观点深入人心，现在谁都相信慕容冲、慕容垂迟早要背叛秦国，酿成巨乱。怎么办好呢？东晋尚未扫除，怎么可以裹足于内部事务，纠缠于是不是铲除慕容氏这样的小事呢？杀不杀他们还不是我一句话？现在欲图东晋，正在用人之际，王猛又死了，能代替他的只有慕容垂、姚苌寥寥数人，怎么可以先行除掉呢？
　　苻坚决定继续庇护慕容氏，虽然他不久将为此错误的决策付出沉痛代价。他现在最关注的是如何伐晋的大事。为此，苻坚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会议上，苻坚提出了要讨伐东晋的话题：吾承统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酺，今欲起天下之兵以讨之，略计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起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如何？
　　意思就是，我做了二十年皇帝了，东征西讨，差不多一统了，只剩下东晋这块硬骨头没啃下来，现在啊，我不能坐失机遇了，要发举国之兵，拔下这根刺，以达到我的扫平六和的宏伟目标。
　　苻坚提出议题来了，臣下们就开始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极少数人同意。不支持伐晋有权翼、石越、苻融、太子苻宏、沙门道安，支持伐晋的有朱彤、慕容垂、姚苌、慕容冲。不赞成者说，晋室虽然微弱，但还没到离心离德的地步，君臣尚且和睦，上下同心合力，更有谢玄、桓冲等江表英才坐镇，还有长江天堑以为屏障，且星象多呈不利于秦的预兆，晋未可图也；赞成者说，小不敌大，弱不御强，陛下武功煊赫，强兵百万，朝中大将如云，就像昔日晋武帝灭吴时的情势一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不要被目光短浅的人所误。
　　苻坚陷入两难境地，左右不知如何是好。他找来苻融私下谈话，没想到苻融反对伐晋最为强烈，甚至哭着劝阻苻坚的意图。气得苻坚不断地发恨话：我单独叫你出来决策，没想到你却如此，天下大事，我还可以找谁商量？现在看来，苻坚说这话的时候，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他多希望苻融支持他一下啊，没想到自己的雄心壮志却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做皇帝太难了。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终于有人站出来挺了他一把，那就是慕容垂。可是这个欣慰是歹毒的，是浸了毒液的甜言蜜语。慕容垂百分之一百的支持苻坚伐晋，没有提出丝毫异议，但事后证明他是包藏祸心的。只有苻坚蒙在鼓中，还对慕容垂说，“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时的苻坚太需要有人支持了，根本没想慕容垂为什么会支持他。他只在想，对于东晋，“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自己的亲儿子和亲弟弟，都反对伐晋，而慕容垂却偏偏支持？只要苻坚当时想一想这个问题，哪怕就一点，也不致落得一个失败被杀的下场。
　　宽容救不了他.
　　淝水之战的结局，家喻户晓，那就是苻坚输了，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淝水大战好比一次大检验，各方力量全都登场，各有胜负，影响深远。
　　一是，苻坚的理想遭到打击，并一蹶不振。
　　苻坚的理想就是扫平六合，视夷狄为赤子，为此他实行宽容的民族政策，对咸来归附的各族人士，优厚对待，就怕别人说他不仁慈、不宽容，以至于丧失了界限，敌我不分，敌我混淆，以敌为友。王猛劝过他，苻融劝过他，他听不进去。为了验证自己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不惜发动对东晋的战争。但结果很不乐观，他的宽容的民族政策没能形成战时的凝聚力，不但没形成，反而各怀鬼胎，各有算盘，各自为政。苻融在战争中丧生，使苻坚失去了左膀右臂。总之，苻坚成了冤大头。
　　苻坚败后，又回想起苻融的劝谏来。苻融当初含着泪水劝他，不要伐晋乃是天意昭昭，大军南下，必然无功而返，臣弟所担忧的不是这些，而是陛下重用的那些鲜卑、羌、羯诸族，他们的族人遍布都中内外，而我们氐人故族却被您分徙四方，如果您举全国之兵南下，一旦京都有变，宗庙如何保全啊？太子虽然留守监国，但太年轻了，一旦鲜卑人、羌人、羯人起来造反，谁能制止？这些族类都是国贼，是应该尤其关注的。臣弟的话不足采纳倒也罢了，王景略一时奇才，屡被陛下称为吾之孔明，他的遗言您都忘记了吗？苻坚现在想起这段话来，泪水纵横，狂流不止，悔不听当日王猛、苻融之言。
　　二是，东晋虽胜利了，但侥幸占了很大部分，并且通过战争，内部矛盾集体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胜利了也不值得庆贺。淝水之战后，胜利的东晋朝廷还是一如既往的风雨飘摇，捱不过几个年头了。
　　三是，慕容垂做大了，有了翻盘的力量；慕容冲小丑跳梁，趁苻坚落败之时起兵造反；姚苌隐藏了多少年，淝水战后原形毕露。
　　史书上载“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垂不从，乃以兵属坚。”这样看，慕容垂似乎还算得上是知恩图报，但不要忘记了，他以全军而退，元气丝毫没受损伤，这本身就是忘恩负义。苻坚对慕容垂信任有加，他本应奋死沙场，以报苻坚厚待之恩，怎么会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作壁上观，坐收渔利呢？可见，慕容垂老谋深算，心里想的不是怎么报答苻坚之恩，而是如何保存实力，以便光复燕国，把鲜卑族从秦国的统治中拯救出来。慕容冲在关内起兵后，慕容垂在关东也没闲着，他盘踞山东，开拓地盘，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的目标——重建燕国而奔进。
　　慕容冲就没有慕容垂那么高尚的理由了。慕容冲的人生其实是龌龊的。苻坚强盛的时候，他不惜作男宠，极尽温存，以求苟延残喘。苻坚战败了，他却把脸一变，全不念当日恩情，落井下石。这也怪不得慕容冲，当年王猛多次劝苻坚除掉慕容冲，苻坚就是不听。后来长安有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暗喻慕容冲姊弟双双受宠一事，民间盛传他们姊弟将要作乱，可苻坚充耳不闻。长安又有谣曰：凤凰凤凰止阿旁。苻坚对此深信不疑，派人在阿旁山种植了十万株梧桐、青竹以迎接凤凰的降临。可是，凤凰没等到，却等到了慕容冲起兵的刀光剑影。慕容冲率军驻于阿旁山，正应歌谣所指。后来苻坚气得直喊，“吾不用王景略、阳公平（苻融）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
　　姚苌也在做着皇帝梦，想在淝水之战中狠捞一笔。姚苌是羌族的首领，他的爷爷姚弋仲，父亲姚襄都是很厉害的角色，虎父无犬子，姚苌自然也有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特别能忍。在一次苻坚征服羌部的战争中，姚苌投降了，在苻坚的眼皮底下，一忍就是十几年，还取得苻坚的信任。在苻坚发动淝水之战前，苻坚竟把龙骧将军的称号赐给姚苌，并对姚苌说，“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左将军窦冲认为这样做不好，皇帝的昔日称号怎么能随便赐予别人呢，这恐怕是不祥之兆吧。苻坚不听窦冲的劝告，最后还是任命姚苌为龙骧将军，带领羌族和鲜卑族的兵丁南下伐晋。结果不幸被窦冲料中，苻坚的军队大部分溃解了，而姚苌领导的鲜卑军（慕容垂所在部队）得以保存。苻坚败后，慕容冲、姚苌相继造反。姚苌逼苻坚退入五将山中，苻坚被俘后，姚苌向他讨要国玺，苻坚破口大骂，“小羌乃敢逼天子？”小羌狗儿，你敢逼迫天子？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羌狗称帝称王。姚苌施尽伎俩，苻坚就是不把国玺交给他。百般无奈，在新平佛寺中，姚苌向苻坚下了杀招，把他勒死了。死时，苻坚仅仅四十八岁。当初，苻坚强盛之时，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苻坚听了非常厌恶，每当出征的时候，就告诫军士，遇到地名中带“新”字的，就绕着走避开。没想到今日被姚苌劫持到新平佛寺，不也是天意如此吗？
　　关于苻坚的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苻坚太宽容了，宽容的泛滥了，宽容用得不是地方，失了分寸，没了火候。他一生给人的印象就是对王猛言听计从，让人觉得君臣确实是风雨机会，刘备孔明，但惟有在如何对待慕容垂、姚苌的问题上，君臣始终参商相悖，合不到一块。王猛不止一次进言，要除掉慕容垂君臣父子，甚至不惜献上金刀离间之计，但怎奈苻坚就是不听。王猛死后，阳平公苻融也没少劝他，往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成破利害分析的透透的，可苻坚不知中了哪门子邪，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惟有铲除鲜卑慕容氏一件，他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固执己见。这是有深刻原因的，那就是他的崇高的理想，他要扫平六合，实现诸族和睦，他就得在民族问题上做出宽容仁慈的高姿态来，宁肯自己吃亏，也要保全这份名声。这个观念植根很深，终其一生都矢志不忘，无论谁怎么说，他就是不杀慕容垂。对他来说，杀慕容垂无异于自毁长城。
　　另一方面，不听劝告，急躁发动淝水大战，使得慕容垂、姚苌、慕容冲等敌对势力有机可趁。苻坚对待这些人是真心的，一片赤诚，不容诋毁，而这些人对苻坚却是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笑脸，背后捅一刀。苻坚强盛之时，这些人心怀叵测，不敢施展。苻坚不行了，吃了败仗，他们全都跳出来，不但不帮把手，反而趁机造反，将苻坚逼入绝境。淝水大战，苻坚亲自上阵，东杀西挡，而这些异族却坐收渔翁之利，实在可恨。可惜，苻坚一辈子都不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苻融说的，狼子野心，猛兽不可养。如果非得养，那就是养虎遗患，说句狠话，纯属活该，不值得同情。
　　当然还包括导致淝水大战失败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反对苻坚伐晋的人士中大都体现出来了。现在看来，有一个重要的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导致苻坚失败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苻坚胸怀广大，却谋略不高，也有点眼高手低的意思，因为在王猛死后，他基本上是走下坡路的。综合而言之，他在治国策略，尤其是民族策略上，和个人性格方面都有重大失误，故而淝水之战落败，命丧新平佛寺。
　　苻坚是被姚苌勒死的，这种死法苻坚绝不会料到。正所谓知其何以生，却不知其何以死。苻坚出生的时候，又是“有神光自天烛其庭”，又是背上有赤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生得如此神圣崇高，死的呢？却是如此的让人难以启齿。由此看来，人生当真荒唐，生前不断地往脸上贴金，让人觉得光环缭绕，不可一世。死的时候却不值一提，谁能相信大秦天王是被勒死的呢？
　　苻坚是被宽容勒死的。
  第四章 李煜，我这一辈子！
　　档案.
　　姓名：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
　　籍贯：江苏徐州人。
　　出生：公元937年。
　　卒年：公元978年。
　　享年：42岁。
　　谥号：无，史称“后主”。
　　庙号：无。
　　父亲：李璟。
　　母亲：钟氏。
　　继位人：无。
　　最得意的事情： 娶大小周后。
　　最失意的事情： 被兄长弘冀猜忌。
　　最不幸的事情： 做亡国君。
　　最痛心的事情： 被俘后囚禁汴梁，太宗侮辱小周后。
　　最擅长的事情： 填词。
　　非正常死亡方式： 词中流露感怀故国之意，太宗恼怒，赐牵机毒。
　　性格决定一切.
　　性情关乎命运。
　　这绝非杜撰。曹雪芹在《石头记》中，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对此有精辟论述。这一回中，贾雨村坐馆林如海家，一日闲来无事，到智通寺游逛，正巧遇到京中旧友冷子兴，两人便叙起旧来。冷子兴误以为贾雨村和京中荣宁二府乃是本家，就向他谈起贾府里发生的事。其中谈到，贾府政老爷有一个儿子，落地时口中衔玉，玉上字迹宛然，便给这孩子起名叫宝玉。宝玉周岁这天，贾政要让宝玉“抓周”，以试他志向，没想到宝玉对万般事物一概不取，只取女人用的脂粉钗环。贾政大怒，骂宝玉将来不过是个酒色之徒而已。宝玉平时又常口出怪话，说什么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他见了女人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冷子兴对贾雨村说，你瞧，贾家的这个小鬼好不好笑？将来必定是色鬼无疑了。
　　但没想到贾雨村对此反应激烈。贾雨村厉声说，非也，你们哪里知道这人来历？如果不是读很多书，格物致知，悟道参玄，恐怕是不会知道的。然后，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发出了一篇宏论。
　　曹雪芹认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其余皆无大异，大仁者应运而生，大恶者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仁者所秉的乃是天地之正气，表现出来就是清明灵秀，恶者所秉的乃是天地之邪气，表现出来就是残忍乖僻。如果遇到太平无为的治世，朝野上下，清明灵秀的人处处皆是，清明灵秀之余则化为和风甘露，洽然溉及四海。这时候，残忍乖僻的邪气就会无所适从，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只能淤积凝结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云摧，才会摇动感发，一丝半缕地泄出，如果恰与清明灵秀之气相遇，正不容邪，邪必妒正，两不相让，必定闯出一桩祸事，才肯罢休。这种情况既非正气所秉，也非邪气所秉，而是正邪两赋所秉承的。正邪两赋所秉的人，在上不能成正人君子，在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然而其清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残忍乖僻不近人情之态也必在万万人之下。这种人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必是情痴情种；生于清贫诗书之族，必是逸士高人；总是生在薄祚寒门，也不可能成为被人招来喝去的走卒健仆，必为奇优名倡。
　　曹雪芹的意思是很明了的。他所谓的正气也好，邪气也好，正邪两赋的也好，都无非指的是“性情”。性情就是“气”。如雪芹所说，具有正邪两赋这样性情的人，大概有三类——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和奇优名倡，只是社会地位有所不同而已。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曹雪芹罗列了一纸的名单，以上三种类型的人全都囊括在内，其中就提到了南唐的李煜，李后主。
　　那么后主李煜算不算做正邪两赋所秉而来的人呢？让我按雪芹的标准试做分析。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是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中主死后嗣位，史称李后主。李煜贵为天子，出身煊赫，地位崇高，但以他一生的事迹来看，却称不上一个好皇帝；他皇帝虽做得不好，可填词却独步古今，堪称一代词宗；他宠爱大小周后，爱得死去活来，足可担当情痴情种二字；他治国无方，屈杀潘佑、李平，对外与赵宋妥协，对内则无心从政，耽于佛事，误国不浅，不能成其为正人君子；他喜欢女人裹小脚，开百代缠足之风，足见其残忍乖僻，不近人情。他所处的世道呢，虽说不上太平盛世，但却偏安江表一隅，远离战场，自有繁华，被俘以后，虽有亡国之恨，但所处赵宋的天下，当时也渐入正轨，不过心境前后有差罢了。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李煜确实是应时而生、正邪两赋所秉而来。他的清明灵秀冠绝一时，而其残忍乖僻也无人能及。情痴情种从事了政治，一代词宗当上了皇帝，揣摩彼时李煜的心境，大概只能是一声长叹：唉，我这一辈子！
　　这一声长叹，分量忒重。多少耻辱，多少无奈，多少不忍，无不凝结于其中。历史上说及李煜，百分之八十是贬损的，荒淫误国，爱美人不爱江山，只知填词不知经略天下，孰知纵使他是个好样的，也挽不住历史的滚滚潮流。李璟和周世宗柴荣斗了大半辈子，一点好处都没捞到，反而把长江以北的几个州混丢了，何况李煜呢，他填词比他老子填得好，但政治上却差得远了，他爹都不行，他能行吗？况且现在的赵匡胤，也不输于柴荣啊，李煜尚能保全南唐十数年，已经很不易了。
　　性情关乎命运，但性情却不是天生造就的，而是和经历有关。性情是个综合体，囊括了环境、家庭、父母、童年、他人等诸多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会形成一个人的性情，或清明，或灵秀，或残忍、或孤僻，林林总总都不是偶然得来的。
　　李煜出生在帝王之家，宫里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让他感到厌恶，皇座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坐在它上面虽说有号令天下的威权，却也时时刻刻都可能粉身碎骨，这不是李煜凭空想象的，而是亲眼目睹的，他的哥哥弘冀和叔叔景遂之间为了争夺储君之位，不惜骨肉离间，互相残害，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李煜想不通，皇帝这把椅子怎么就能让亲人成仇，兄弟反目呢？与其流血生恨，还不如不坐那劳什子。这是李煜的真实想法，可他做不了主。有时候人们发出呼喊，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其实很难做到。因为命运根本不在你手中主宰，你只有承受，而不能反抗，如果反抗了，就要面对受伤的结局，或辱或死，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李煜是确确实实的反抗了，但结果大家有目共睹。
　　相比于外部压力，内部的倾轧更让李煜心悸。他面对臣下和宗室的时候，不再以赤诚相待，甚至不屑于推心置腹了，因为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打翻脸皮，露出狰狞的青面獠牙来，就为了自己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如果说，李煜这辈子有快乐，则是大小周后赠与的，他在她们面前不用掩饰，没有压力，是真实的自我。他还有一种逃避的方式，那就是填词。这得益于他的父亲，中主李璟。
　　中主李璟和他的一批臣下，像冯延己，都是填词的高手。想象古代宫廷的政治生活却也有声有色，平时面和心不和，或是政见有分歧，没关系，斗争要继续搞，但不要妨害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于是不同政见或互相敌视的人也可能做到一起，摇头晃脑的赋诗填词，互相娱乐。这可以说是五代十国的一个特色，其中最著名的就属后蜀孟昶和南唐李璟，这两个人雅兴高的很，虽说国家日遭侵凌，却无能为力，只能醉生梦死，但填词却不为人后。孟昶和他的臣下开一派花间词的先河，李璟坐拥花柳繁华之地，君臣唱和更是不输于后蜀。
　　关于南唐君臣间的诗词唱和还有一段趣事。冯延己是填词的魁首，不但在南唐后蜀大有名气，在北方也拥有大批的粉丝。他的新词出来，到处传抄，虽说赶不上柳永那么火，但却先于柳永成了爱好诗词的人心目中的偶像。他的一阕词中有这样一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联系全词来看，这一句不但画龙点睛，而且意境颇高，被当世人推为美谈，更被后人传唱不衰。但却惹来了李璟的妒忌。有一天罢朝后，众大臣退去，李璟单单把冯延己留下。冯延己纳闷啊，自己最近没犯什么错误啊，朝中也没有大事，留我做什么啊。他只好呆立在殿上，抬头偷看李璟，看他脸色阴暗，嘴角向上撇着，不像有好事。果然，大臣都退下后，李璟就问冯延己，冯爱卿啊，最近有没有新作啊？冯延己一听忙说，最近国事操劳，无心翻弄雕虫小技，没有作品啊。意思就是，我净忙于国事了，哪有闲功夫填词啊。结果李璟一听就怒了，反驳说，还说忙于国事，我看未必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啊？冯延己无语。
　　谈起此事，并不是说李璟气量褊窄，而是证明一下，南唐朝中填词之风甚是浓厚，君臣都是如此，何况其他呢。李煜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虽说于治国之道来说未必是好事，但却从小就培养了他亲近文学艺术的性情。李煜不但爱好诗词，而且对音律绘画也颇有研究，这一切都离不开李璟带来的宫廷生活的影响。
　　我们研究历史，就当还原历史人物、历史场景。李煜是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故纸堆中僵硬的标本。他是有血有肉的，既有令人痛恨的缺点，也有令人景仰、令人同情的成就和遭际。他就是他。他的一辈子，有泪，有血，有屈辱，有求死不能，就是单单缺少快乐。如果有偶然的快乐，也是噙着泪水的，让人乐不起来。
　　他这一辈子，有我们难以理解的痛苦，且听我慢慢说来。
　　都是容貌惹的祸.
　　李煜的成长过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生在深宫，锦衣玉食，无忧无虑。而是危险丛生，一处不小心便不能保全性命。最重要的威胁来自太子弘冀。李煜遭到弘冀的猜忌，惶惶不可终日。
　　这件事还得从李璟身上说起。“初，璟之袭父位也，属中原多故，卢文进、李金泉、皇甫晖之徒皆奔于璟，跨据江、淮三十余州，擅鱼盐之利，即山铸钱。物力富盛……颇有窥觎中土之意……”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南唐在李璟初即位的时候，是相当富庶的，处于上升阶段。一来地广，除却本部土地，还横跨江淮三十余州，这在十国中要算头等大国了；二来经济上发达富庶，是其他几国不能比拟的，这和南唐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南唐地处长江下游，鱼米之乡，又多山多铜铁，人民勤劳，统治者虽然割据一方，但还懂得与民休息，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南唐都算得上是一块膏腴之地；三来李璟有点野心，以南唐的国力来说，倘若励精图治，北伐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李璟有觊觎中土的意思，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老天也不给李璟机会，李璟也不是所谓的战略家，更重要的是，李璟遇到了他无法战胜的对手——后周世宗柴荣。柴荣的野心比李璟要大得多，他不仅要统一江表，还要向北驱逐契丹，统一全国。柴荣和李璟之间的较量看来不可避免。
　　后周显德二年，柴荣征淮南，围困寿州。那时候，赵匡胤总领三军，威猛无敌，先破何延锡于涡口，后破皇甫晖于滁州。这两个人都是南唐大将，他们败下阵来，影响十分恶劣，对李璟的打击也十分惨重。战果传来，李璟大吃了一惊，没想到柴荣和赵匡胤的兵锋如此之锐，绝非南唐所能抵挡的。史书上载，“璟大惧，遣其臣钟谟、李德明奉表原为附庸。”由此可见，李璟根本谈不上是战略家，也不是个真有志向的。他此时应该分析战果，再做部署以御进犯之兵，可他却惊慌失措，奉表求和。后来，李璟担心柴荣怀疑他没诚意，“又遣其臣孙晟、王崇质奉表献濠、寿、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愿罢兵。”柴荣一看，李璟这是心虚啊，我既然领兵来讨了，还需要你主动献吗？于是，就拒绝了李璟的请求，继续南下。李璟一看人家不买账，相当郁闷。
　　显德四年，柴荣与李璟在紫金山大战。结果李璟大败，大将投降了不少，土地也丢失了不少，李璟心里着实着急，可是没有办法，打不过人家啊，不是柴荣的对手。就这样，打一仗丢一块国土，打一仗损失几员战将，跟柴荣糊弄了一年有余。到了第二年，李璟吃不消了。柴荣又连陷楚、扬两州，准备渡江进逼金陵。这下子，李璟懵了，“璟大惧，请尽割江北之地，画江为界，称臣于中朝，岁贡土物数十万”。
　　可能是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或是柴荣的身体条件不容许，柴荣就答应了。至此，南唐的国土面积大大缩水，长江以北，也就是江淮间三十几州的土地丧失殆尽。李璟失去了北伐的跳板，当然了他觊觎中原的野心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就当以前没有过这种念头，以后更不会有了。
　　就在前线不断丧权辱国的同时，南唐国内的斗争也没闲着。李璟嗣位后，就着手解决储君的问题。李璟当时的想法是立兄弟李景遂为储君，因为李景遂有能力，岁数也合适。于是，李璟就在父亲的棺柩前和景遂起誓，要兄终弟及，并“中外庶政，并委景遂参决。”
　　但是，李璟的这种作为却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古代发生的宫廷政变或是夺嫡惨案，都是由皇帝处理接班人问题不当引起的。皇帝选择自己的接班人，大致有一套标准，即立嫡、立长、立贤、立爱，这四个标准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前后的程序。皇帝有一个大老婆和一群小老婆，大老婆是正室，生养的儿子叫做嫡子，小老婆身份低是侧室，生养的儿子叫庶子，嫡子有继承权，庶子没有继承权，所以首先应该确定的是要立嫡子，但是古代又不实行计划生育，大老婆可能不止一个儿子，那怎么办呢？因此又有了附加标准，要立嫡长子，就是嫡子里面岁数最大的那个儿子。如果大老婆不能生养，或是实在是嫡子们不争气，没有拿得出手的地方，那样的话就只能立贤，谁贤德就立谁为储君，臣子们也说不出什么来。而最后一条立爱，就不值得推崇了，最容易引发政变。汉高祖宠爱戚夫人，就想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储，可是赵王如意既不是嫡长子，又称不上贤德，故此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对，高祖无奈，只好立吕后的儿子刘盈为太子，才平息了朝臣的一片反对之声。因此，立储的问题十分重要，关于国家的命运。
　　可是，李璟偏偏在这么关键的问题上出了问题。李景遂既非嫡，又非长，又称不上贤，怎么能立为储君呢？李璟岂不是昏头了。李璟昏不昏头不要紧，他毕竟是一国之君，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可是却引起了长子李弘冀的强烈不满。李弘冀以为，自己才是嫡长子，最有资格作为储君，李景遂算什么东西，怎么排也排不到他啊。李景遂成了李弘冀的眼中钉，时刻想着要除掉他，以挽回自己的储君位子。可是李弘冀不仅对现实中妨碍他成为储君的叔叔，充满了不可消释的仇恨，对幻想中的威胁也猜忌不已，以李煜的地位来说，怎么说也不可能威胁到弘冀，可是依然遭到了他的猜忌，原因竟是莫名其妙的相貌问题。
　　史书上载：“从嘉广颡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意思就是，李煜有帝王之相，一目重瞳，上古时候帝舜也是重瞳，这样的联系，使得文献太子，即弘冀，大大的不安起来，认为李煜也可能威胁到他的储君之位，深为忌恨。李煜呢，也十分聪明，看来从他老爸那里不光是学来了填词赋诗，还是有一点权谋的，他为了避祸，一心扑在典籍上，不再过问政事。这里的经籍，从李煜后来的表现来看，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佛经，是儒家典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其实，弘冀是多虑了。李煜从来都没有要当皇帝的野心，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平时只醉心于音律诗词绘画，对于国家内外的事务一概不关心，长江以北的土地是不是丢了，究竟是弘冀做了太子还是景遂做了皇太弟，都不干他事。有的人会说，这是李煜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呢。这恐怕不成立吧，一个真正的韬光养晦的人，会对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吗？一个真正等待时机的人，会麻木于时事而醉心于艺术吗？不会吧，也不可能。李煜确实是无心从政的。可是，命运却偏偏选择了他。
　　后周显德六年，弘冀毒杀景遂以后，自己也一命呜呼。如果李煜是个野心家，善于搞投机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以前的五个哥哥都死掉了，叔叔景遂也被弘冀毒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景遂和弘冀双双玩完，储君的位子非李煜莫属了。可李煜偏偏不爱那个劳什子。不过，他拗不过命运的安排。弘冀死后，李璟封李煜为吴王，移居东宫。建隆二年，李璟立李煜为太子，六月李璟死在南昌，李煜于金陵袭位，至此这场由李璟一手引发的政变才徐徐谢幕。
　　人世一场大梦。荒唐处甚荒唐，悲痛处也无从释怀。败者已无从计较，胜者也一样高兴不起来。旧日的岁月戛然而止，新生的日子刚开头，可是却难以乐观以对，路上充满了泥泞，说不定哪一刻就陷进去，再难拔出，永远沉沦。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对李煜来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霓裳神舞，兵临城下.
　　早李煜登基一年，北方中原也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在一个叫做陈桥驿的小地方，将士们把一件黄袍披在了后周校尉都检点赵匡胤的身上，这件事情开辟了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纪元，宋王朝由此而诞生，并再次把中国带进一个统一有序的历史时期。
　　李唐王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的朝代更替如走马，梁、唐、晋、汉、周相继割据。这些朝廷虽然命祚不长，但带给百姓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大黑暗，谋朝篡国的事件接连发生，皇帝轮流做，因皇帝的位子而起的干戈成了寻常事，老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
　　到了五代中的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后周皇帝郭威取得帝位的方式和途径和前代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依靠手中的兵权将皇帝的位置取而代之，但郭威并不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人，他并没有沉湎于身为一国之君的无限权力，而是心怀大志想要一统天下，做一个大一统的帝王。
　　在郭威的治理下，后周的内政外交日渐强盛，拥有了当时其他割据势力无法比拟的军事优势和战略优势。郭威先后臣服了江南诸国，使他们的割据首领不敢妄称皇帝，而是屈尊为国主，年年向后周进献金币，成了后周的臣属，而且这些江南的小国在惶恐之余纷纷献上国土，以保全自己的统治者的地位和身份。可惜天妒英才，五代时期最有能力和实力统一全国的皇帝郭威没能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在后周蒸蒸日上的时候撒手人寰，将这个振兴的国家交给了自己的养子柴荣。
　　柴荣的雄心壮志并不比他的养父逊色，甚至有的地方比郭威还要突出。他进一步的开疆拓土，使后周成为五代时期疆域最为广大的国家，还发动对塞北辽帝国的战争，企图收复断送在石敬瑭手中的幽云十六州，可惜准备仓促，战争最后无果而终。柴荣最果敢的政策就是提拔年轻有为的将士作为国家的栋梁，赵匡胤就是这样由一个普通的士卒提拔为校尉都检点的，后周也因此而血气方刚，生气勃勃。
　　但事情竟然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柴荣和养父郭威一样寿祚不长，过早去世的结果就是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和一个亟待强主临朝的朝廷。后周最后一位皇帝柴宗训登基的时候不过七岁，还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幼主临朝，强臣环伺，主弱臣强的局面为后周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这时的赵匡胤已经全面取得了后周的军政大权。柴宗训的内政外交全由赵匡胤一人主持和负责，这不仅仅因为赵匡胤是个权臣，还在于赵匡胤和柴荣是结过义的兄弟，柴宗训还得喊赵匡胤一声叔父。可是后周就断送在他的叔父的手中。
　　后周显德七年的正月，赵匡胤带领军士领兵外出作战，行至陈桥驿的时候，军队驻扎歇息，柴宗训还派人送来了犒劳的酒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早已醉醺醺的众将士在石守信、郑恩等将军的带领下，把一件黄袍披到了醉歪歪的赵匡胤的身上，且呼啦啦一起跪倒山呼万岁，赵匡胤处于醺醉之中也未推却，就这样赵匡胤也效法前辈将柴宗训取而代之，作了新皇帝。
　　赵匡胤黄袍加身以后，废掉柴宗训和后周国号，建立大宋朝，改号建隆元年。为了防止世人讥讽他欺负孤儿寡母，赵匡胤下诏给予了柴氏母子许多优惠的待遇，例如后来家喻户晓的柴王爷的爵位，有宋一代世袭不绝。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不但继承了后周广阔的疆土，还秉承了自郭威、柴荣以来的轰轰烈烈有所作为的英雄气概和雄心壮志，开始谋划着统一中国，消灭围绕在宋朝周边的割据势力。不过，在此之前赵匡胤精心策划了一场戏剧，为大宋朝立国三百年余年扫除了隐患，那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经过此事，将军们再也掀不起波澜了。
　　宋朝内部的隐患消除了，赵匡胤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开始把眼光转向外部。他和他的宰相赵普制定了一个战略。对于北方，赵匡胤无意打草惊蛇，先稳住兵力十分强悍的北汉和辽国，待南方的事情解决了，再转过头来集中兵力对其进行剿灭。对于南方诸割据势力，赵匡胤认为最难拔的钉子莫过于南唐，因为南唐是南方诸国中最具实力的国家，又凭借长江天险，占据虎踞龙盘的石头城，易守而难攻。鉴于此，赵匡胤决定采取分而击之的战略，先把荆湖、后蜀、南汉、南平和吴越拿下，对南唐形成合围，然后出重兵围攻金陵，迫使南唐国主献上降书顺表，完成对江南的统一。
　　但此时的李煜却还执拗于作为皇帝的不适和抱怨中。他的眼中，皇帝不是他愿意做的，而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不会认真对待这件事，出了什么事也不会负责任，自己尚且是不幸者，哪还管得了其他。李煜采取的是逃避的态度，而方式就是躲进深宫，跟皇后周娥皇研习曲谱——《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乃是李唐王朝唐明皇李隆基所创。彼时，宫廷设有雅乐。雅乐乃庙堂之音，庄严肃穆不宜娱乐，明皇于是设立教坊乐，专管宫廷中除雅乐以外的所有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的排练、演出等事宜，还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号称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人也称梨园弟子，每日聚在洛阳神都苑凝碧池一起奏乐演戏。唐明皇不但精通音律，而且还亲自就教于梨园。
　　天宝年间，安禄山在渔阳起兵，明皇奔到蜀地，叛军攻陷西京，直指洛阳，安禄山攻下洛阳后，在凝碧池召集众臣，一起观看梨园子弟的表演，有一个乐工，名叫雷海清，不愿为叛贼安禄山演奏，将乐器狠狠的摔在地上，面向蜀地的方向恸哭，梨园子弟也大哭不止，可见明皇在乐人心中的地位何其崇高！有诗曰：秋槐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正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西域诸国的胡乐，高丽、南诏的蛮音，乃至天竺吐蕃的乐曲，无论是曲谱还是音乐家齐聚西安，唐明皇跟域外的音乐家交流切磋，引进胡乐，并修订勘校曲谱，使之与中原古音相揉和，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致的词曲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霓裳羽衣曲。安禄山善舞，虽然腰肢肥胖，舞姿却别显婀娜摇曳的风姿，因此深得明皇和杨贵妃的宠幸。
　　唐明皇按照安禄山和杨贵妃的不同的舞风，创下了杂糅两家优点的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全曲三大段，上中下三序，上序六遍，中序六遍，下序六遍，全曲共一十八遍。每遍双调共一百零一字，压仄韵。此外还有菩萨蛮，念奴娇，清平乐诸调也是明皇所创。霓裳羽衣曲毁于战火，至今只剩残谱，中序第一遍，一个简单的双调，其余皆难寻痕迹。
　　而残谱却给李煜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安慰。大周后也十分精通音律，她对霓裳曲的残谱有深入研究，这使得李煜对她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两个人一起研习残谱，渐渐的竟能将残谱修缮起来。只有在对残谱的研究中，只有在和大周的耳鬓厮磨、朝夕相处中，李煜才感到自己是鲜活的，人的价值才切实的存在。这才是活生生的李煜啊，而坐在皇座上满脸愁苦的那个皇帝却不是他。
　　此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李煜对女人的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李煜这辈子，做皇帝无奈无能，对女人和诗词音律却兴致盎然。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李后主官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日：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裹脚自五代之来方为之。如熙宁元年以前人为者尤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
　　没想到，李煜的一个小小的癖好，竟引领了百代的风流韵致。从此以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渐渐成为一个民族的风尚。在古人眼中，女人美不美，倒不在于三围多少，而是先看她的脚合不合乎三寸金莲的标准。缠足裹脚在当时必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正如现在的高跟鞋一样，科学上早有定论，穿高跟鞋有危害，不健康，穿起来又难受。但为什么女性朋友们还难以割舍呢？原因很明了，一是她们喜欢，发自内心的喜欢，因为高跟鞋增加了她们的魅力，让她们更自信，如果她们自己不喜欢，纵使别人怎么喜欢也是有所不情愿，但是谁会拒绝更美呢？
　　同样，在古代不仅男人喜欢女人裹小脚，就连女人自己也认为小脚有魅力，而且为了拥有这份魅力，纵使受了些损害又算得了什么？小脚和高跟鞋的时间跨度虽然有千年之久，但时尚是没有分野的，时尚在不同的阶段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其本质却是今古一理。
　　这些都是拜李煜所赐的。他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可谓恢宏，而政治上的作为则相形见绌了。但是，意境盎然的诗，韵味婉美的词，动人曼妙的乐舞，无论怎么说，也抵挡不住北宋朔风猎猎的兵锋。当李煜尚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北宋大将曹彬、潘美的军队已经将金陵紧紧围住。
　　浮桥天堑，从未与闻.
　　赵匡胤在逼围金陵之前，曾和李煜展开了一场外交战。李煜心力交瘁，却于国事无补，只是更沉溺于另一个世界里。危机步步逼近，李煜彻底的绝望了，他甚至自欺的认为，赵匡胤的部队怎么也不会这么快就攻到金陵。
　　可是，李煜太幼稚了，国破前的外交较量，已把赵匡胤的心迹表露无遗。他已经平灭了南唐周围的割据政权，怎么会对南唐有所眷顾呢？赵匡胤是虎，而李煜是羊，羊怎么可以以自己的意愿测度虎的想法呢？这是与虎谋皮啊。李煜一味的逃避政治，到此时终于引来了严重的后果。他面对赵匡胤的步步紧逼，丝毫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而他的臣下也对他渐渐失去了信心。
　　而李煜的敌人却是另一番样子。还在南唐尚未拿下的时候，赵匡胤就下诏，在京师熏风门内营建了一座礼贤宅，宅第富丽堂皇，俨若皇宫，期待李煜及早“乔迁”。为此，赵匡胤曾命羁留汴梁的李从善，修书规劝李煜投降。为使李煜降后乐不思蜀，有司又秉承赵匡胤的旨意，模仿江南的园林建筑样式，在“礼贤宅”的后园凿池堆山，修渠引水，营建亭台水榭，移植奇花异木。步入园内，放眼望去，山色空蒙波光潋滟，令人目不暇给，留连忘返。
　　但是，我本有心想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李煜虽说不敢面对现实，生性懦弱，但也深知笼中鸟的生活艰难，所以，他对赵匡胤要他进京“入朝”，处处存有戒心。纵然赵匡胤有千条妙计，李煜就是推托“不朝”。赵匡胤也顶上牛了，现在天下已平，你李煜怎么就如此的不是食物呢？于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方设法非使李煜“入朝”不可。
　　开宝七年，赵匡胤两次遣使下江南，以礼相邀李煜到汴梁来。第一次派閤门使梁迥口传圣意，谓“天子今冬行柴燎礼，国主宜往助祭”。“助祭”者，意思就是让李煜到汴梁来，陪同赵匡胤举行郊祭大典，借机把李煜软禁起来。梁迥启程之前，又苦设调虎离山之计，倘若李煜婉言推拖，不能顺利成行，便乘其到渡口饯行之机挟迫北上。但天不作美，南唐谋臣发现梁迥行迹有诈，奉劝李煜称病回避，委托别人代为送行，遂使梁迥阴谋落空。
　　第二次，赵匡胤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知制诰李穆为国使，持诏再赴金陵宣谕，特邀李煜前来“同阅牺牲”。这次会晤，是在清辉殿进行的。双方谈得很僵。尽管李煜诚惶诚恐，以礼相待，李穆却傲慢无礼，不可一世。他先是阴阳怪气地宣读赵匡胤异常简单的一道诏令：“朕将以仲冬有事圜丘，思与卿同阅牺牲。即刻启程，勿负朕意。”继而又颐指气使地训斥了李煜一通：“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国主入朝，势在必行。既然如此，当宜早不宜迟。不然，天子发怒，将麾师渡江犁庭扫闾。到那时，国主恐追悔莫及。”
　　李煜深知切不可离南唐半步，不离南唐尚可保全国主地位，一旦离开，便为臣虏，再也不会有翻身之日了。李煜万般无奈，只好推诿说，“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李煜谨小慎微，臣服你赵匡胤，就是为了保全江南的残山剩水和李家的社稷宗庙，倘若你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那我就只好铤而走险，横下心来同你拼命了。
　　李穆听后不以为然，接着说：“国主入朝与否，理当自裁，本使不便多言。不过，大朝甲兵精锐，物力丰盈，国主当有所耳闻。但愿国主明智，切莫以卵击石，还是及早入朝为好。” 李穆语气咄咄逼人，将了李煜一军。
　　李煜心想，去留都是家破人亡，何必囚于异乡啊，于是忽然间相通了，与其入朝做笼中鸟兽，不如退守长江，作困兽之争。于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对李穆说，“请转奏圣上，臣年来体弱多恙，不禁风寒，目前艰于跋涉，实难入朝。”双方就这样不欢而散地结束了这次会晤。
　　李穆回到汴梁，向赵匡胤如实禀报了此次出使南唐始末。赵匡胤恼羞成怒，决心以兵戎相见。由是，他打出声讨李煜“倔强不朝”的旗号，开始全面部署进攻江南。
　　开宝七年九月，命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水陆军10万进攻南唐。由于南唐失于戒备，宋军自荆湖沿江东进，连克重镇，夺占重要渡口采石，并架浮桥济师。就在此时，李煜尚未从梦中醒来，对臣下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我从没听说过在长江上架设浮梁这件事，简直是儿戏！可是，就是他眼中的儿戏，把宋军送至金陵城下。
　　开宝八年正月，宋军强渡秦淮河，金陵被围数月，李煜全然不知。五月，李煜登城巡视，见宋军已进逼城下，方急忙下令朱令赟率10万守军东下赴援。朱令赟以火攻宋军，因风向改变，反烧自己。宋乘势猛攻，全歼南唐援军。此时金陵被围九个多月，曹彬再三致书劝降李煜，均被拒绝。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肉袒出降，南唐灭亡。
　　“牵机”是一种毒药.
　　李煜降宋以后，赵匡胤因其屡次拒绝投降，封其为“违命侯”，赐宴群臣时，曾对他作过耐人寻味的评价。席间，赵匡胤问李煜：“朕闻卿在江南喜欢做诗，能否举出最为得意的一联供朕欣赏？”李煜沉思片刻，书生气十足地背诵出自己《咏扇》诗中的一联：“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赵匡胤听过放声大笑，揶揄李煜道：“哈哈！妙哉！试问，‘风满怀’究竟有几何？”随后对坐在身边的重臣说：“好一个翰林学士！李煜当初倘若能以做诗的工夫治理国家，今日又怎能沦为朕的阶下囚？”李煜当时羞赧不已，恨不能找地缝钻进去。
　　李煜就这样过着耻辱的亡虏生活。可是，胜利者赵匡胤也不免成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当年十月，其弟赵光义发动宫廷政变，在 “烛影斧声”中杀死赵匡胤，夺位成功。赵光义即位后，改元太平兴国，是为宋太宗。十一月，赵光义下诏废除李煜的爵位“违命候”，改封“陇西郡公”。由“侯”晋“公”，似乎意味着李煜身份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有一次，赵光义雅兴大发，要去崇文院观书，传招李煜同行。步入书院礼贤馆，他指着馆内汗牛充栋的藏书对李煜说：“据云卿在江南读书成癖，更喜收藏。而此中孤本、善本多是卿的爱物，不知归顺本朝后是否还常来书院光顾？”李煜驻步凝视眼前一函函物归新主的藏书，酸咸苦辣齐涌五内，而面对赵光义，只得强颜欢笑，顿首拜谢。
　　最使李煜痛苦的是，“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往日与他朝夕相伴的小周后，就是大周后的妹妹，降宋后被封为郑国夫人，经常被赵光义召进宫中陪宴侍寝，迫使一往情深的伉俪，咫尺天涯，难得团聚。小周后每次入宫归来，夫妻俩都要抱头痛哭一场。李煜对她的遭遇一筹莫展，只好违心回避。正如元人张宗橚在《太宗逼小周后图》上题诗所云：“一自宫门随例入，为渠宛转避房栊。”
　　国破之仇，家散之恨，夺妻之耻，受囚之辱，如匕首刺在李煜的心房，但李煜缺乏自行了断的勇气，他苟活着，丢尽了尊严，受尽了侮辱。可是，赵光义上台后，即使苟活或屈辱的日子也不延续了，因为赵光义对李煜充满了疑虑。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初七，正是李煜的生日，赵光义派遣徐铉前去问候。徐铉呢，是南唐旧臣，当年深得李煜的倚重，可是这个人骨头软，关键时候掉链子，宋朝大军压境的时候，就是这个徐铉，南北穿梭，早早给自己打通了后路，后来宋军兵困金陵，又屡次三番劝李煜投降。当然，碰上李煜这样的君主，徐铉的所作所为倒也无可厚非，李煜尚且没有保存社稷的信心，怎么要求臣子们尽心尽德呢？因此，李煜降后，徐铉照样做了宋朝的官，此次前来探望旧主，恐怕心中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君臣之义了。
　　不过，倒也无需隐讳，徐铉就是为刺探李煜的心迹而来。到了陇西郡公的府邸，徐铉再也不像以前一样行跪拜之礼，而是浅浅的鞠躬，打了问讯。李煜一看徐铉来了，昔年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鼻子一酸差点没哭出来。徐爱卿，怎么这么晚才来看朕啊？
　　徐铉一看李煜，再也不是以前做皇帝时的风光了，面容憔悴，胡须横乱，定是平日里忧愁太甚，纵酒而致。不过，徐铉做人很小心，听李煜呼他爱卿，就谨慎的提醒他，郡公啊，你我同殿称臣，旧时的称呼还是改一改吧。李煜一愣，登时想到自己囚虏的身份，再也抑不住悲声了，泪湿衣衫。
　　前尘往事，历历如昨。李煜清醒了，江山变了，自己不过是一个俘虏，怎么好意思要求别人向一个俘虏称臣呢？李煜冷笑着，双目如匕首般直刺徐铉，徐铉啊，是太宗皇帝让你来看我的吧？徐铉无语，向前扶住过于激动的李煜。李煜用尽浑身力气将徐铉推开，大声喝道，徐铉，我最近新做一词，唱出来与你分享如何？说罢，李煜用低沉、凄迷、伤感的语调吟唱了一阕新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是一阕《虞美人》。徐铉听后，也不禁落泪。是啊，春花秋月，年似一年，而物是人非，故国飘零，朱颜不再。前尘往事不堪回首，对李煜来说，现在的日子充满了说不尽的悔恨，唱不完的眷念。小楼昨夜又东风，吹撩起李煜对往昔的追思，对故国的怀念。故国江山啊，你怎么就和我远去了呢？问君能有几多愁，恐怕是长江也载不动啊，假如命运可以重来，一定不要再生悔恨！李煜唱着，泪如雨下，痛哭失声。
　　徐铉想上前抚慰，但感到自己并不能帮上什么忙，于是擦拭了泪痕，默默地离去。徐铉也许另有苦衷，不得而知了，但他确确实实把这阕《虞美人》呈给了赵光义。赵光义看罢，怒火中烧，指着徐铉的鼻子骂道，他怎么能写这样的词？什么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不是明摆着思念故国，欲图再起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光义早已有了害李煜之心，只不过找不到适当借口罢了，这下子找到了，终于可以除掉这个隐患了。其实，李煜又算得上什么隐患呢，国破家亡，他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倘若真像赵光义说的那样，想光复旧国的话，恐怕他也不会沦落到现在的下场。由此可见，赵光义是个刽子手，而且气量狭窄，竟容不下一个失去自由、根本造不成一丁点威胁、只剩下一个词人身份的李煜。
　　七月初七，七夕之夜。正是人间“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时候，也是李煜的生日，至此李煜刚刚走完了四十二个春秋。这四十二年，一言难尽，诉不尽的怨艾，道不尽的哀愁，整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中。早年遭哥哥弘冀的猜忌，终日埋首典籍，不敢有丝毫的出格动作。即皇帝位后，生怕赵匡胤的军队打过江来，终日逃避，不敢面对现实。现在作为俘虏，国破家亡，笼中之鸟，生不如死。唉，我这这一辈子！
　　李煜思绪如银河的星尘一样，繁复无端。他手中擎着一杯酒，喃喃自语，如今只有你来相伴了。说着，倾倒杯中酒，一浇万古愁。今天是他的生日，他特意排练了一场歌舞，舞蹈者都是从南唐跟随而来的歌伎，李煜把《虞美人》传授给她们，然后编舞，最后他亲自下场，和舞伎们舞在一起。
　　有人将李煜的情况报告给了赵光义，赵光义很是不悦，大骂李煜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于是就派人给李煜送来一杯御酒，以祝贺他的寿诞。
　　李煜一见赵光义钦赐的御酒，就知道自己的戏该收场了，自己这辈子该画上句号了。李煜这时倒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出乎寻常的镇静，舞伎们也停止了舞蹈，眼睛凝聚在李煜身上。
　　李煜头发被风吹起，显得十分凌乱，他端着这杯御酒，仰望苍穹，声嘶力竭的唱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歌声冲向云霄，划破宇宙，只传到赵光义的耳朵里。赵光义心中惊骇不已，仿佛身处噩梦之中。
　　李煜力竭了，一仰脖，御酒下肚。片刻之后，李煜的五脏六腑之内，犹如巨浪翻腾，从头至脚，痛彻骨髓。慢慢的，头和脚开始扭曲，肌肤的颜色变得铁青。再过一会，头脚相抵相触，整个身体竟围成一个圈状。最后，李煜已不复人形，像一条死狗一样，蜷曲一团，恐怖骇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牵机毒”。
　　李煜这一辈子，用他词里的一句话来形容最为恰当，那就是“天教心愿与身违”。他天生就不是做皇帝的材料，可命运却偏偏安排他生在帝王家，又偏偏让他去做皇帝，可见造化弄人。倘若他不是帝王，而是一个无羁的艺术家，终日醉心于诗词书画，恐怕结局就要改写了，不过，话说回来，倘若他不是做了俘虏，不是过上了生不如死的囚禁生活，写出来的诗词也就失去了震撼力。一是亡国，二是失去自由，才造就了李煜一代词宗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两遭，李煜也不会被后人同情、凭吊乃至推崇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李煜的悲惨遭遇使他在文学领域独领风骚。
　　
 第五章 朱允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档案.
　　姓名：朱允炆。
　　籍贯：安徽凤阳人。
　　出生：公元1377年。
　　卒年：公元1402年。
　　享年：25岁。
　　谥号：让皇帝（南明上）、恭闵惠皇帝（乾隆上）。
　　庙号：惠宗。
　　父亲：朱标。
　　母亲：吕氏。
　　继位人：朱棣。
　　最得意的事情：朱标死后，被朱元璋立为储君。
　　最失意的事情：叔侄不睦，叔强侄弱。
　　最不幸的事情：逼反燕王，但准备不足，缺乏战略眼光。
　　最痛心的事情：金陵失陷，帝位不保。
　　最擅长的事情：无突出处。
　　非正常死亡方式：燕王的军队围逼南京，建文帝走投无路，举火自焚；一说化妆成和尚逃跑，下落不明。
　　天上掉下个皇太孙.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一个人可恨的地方也是导致他可怜处境的必然因素，只是人们往往太关注他的可怜、他的可同情，却忽视了这个人原来如此可恨，他的可怜遭遇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建文帝朱允炆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历史读得多了，思维就会被卷帙浩繁的史料所打乱，失去能动思考的能力。因此我们自然而然的认为，朱允炆是个好人，是个受难者，是个无辜者，而他的叔叔朱棣则是个恶人，是个罪人，是个心胸险恶、野心勃勃的篡逆者。
　　真实的朱允炆是个怎样的人？只能说，分析一个历史人物，不能搞一刀切，彻底的肯定或是彻底的否定，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人的行为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动机，动机的性质决定着人的善恶。动机不是恒定的，没有永恒的善，也没有永恒的恶，只有永恒的变化。
　　朱允炆整体上是不错的，但他有不可宽恕的可恨之处，在和朱棣的斗争中也有不可挽回的决策失误，以上两点造就了朱允炆的失败，也为后世留下了千古谜团——建文帝究竟是被烧死了，还是化装成和尚出奔、远遁海上？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
　　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他的父亲朱标是朱元璋的嫡长子。史书上称朱标“孝友仁慈”，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朱标就是一个上好的储君之选，因此决定要好好培养他，找来学问高、德行厚的宿儒教授他治国治家的本事，岁数大了还让他见习政事。朱标也不孚朱元璋之望，表现得非常好，使得他老爸的心里像开花一样欢喜。但朱元璋没有考虑意外成本，人算不如天算，没成想朱标没等到他老爸玩完，自己就先玩完了。
　　史书载，面对朱标的死，朱元璋曾对群臣痛哭不已。后世理解朱元璋的哭，大概是因为丧失爱子，悲情难以自抑，故而引发悲声，也是人之常情。其实非也。那只是其中一方面，还有另一种深刻的原因。朱元璋为他的理想之死而哭。朱标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治国理想的寄托。
　　朱元璋这个人出身底层农民，当政后精明本色不改，对帝国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独具特色的设计和安排。说他独具特色，是因为他为了建立朱家万世一系的江山、避免重蹈前朝丧亡的覆辙，在构建帝国体系的时候，对前朝的漏洞做出了尽可能的补救。前朝并不一定就是专指元朝，只要在明朝以前的朝代都包括在内。可见朱元璋用心之良苦。可是，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道理却被朱元璋忽略了。
　　清朝的赵翼认为，朱元璋是汉高祖刘邦的粉丝，嘴边常常挂着汉高祖的名字。但以朱元璋的性格绝不会对别人亦步亦趋，尤其是已经死了千百年的汉高祖。他对汉高祖死后骨肉尽遭屠戮的惨事颇有微词，因此时时思索怎么使这样的事情不至于在本朝重演。好在马皇后不是吕皇后，她对庶出的儿子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这一点朱元璋还是放心的。但吴楚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也使他如芒在背。
　　朱元璋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耗尽了脑细胞。最后他吸取汉、晋的教训，又参考元朝的成例，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治国方案。朱元璋的用心，可谓前无古人，后亦很少有能追及者。他册封亲王以作为帝国的屏藩，但千方百计地避免他们谋反作乱。藩王只是一个虚名，朱元璋不让他们掌握兵权，从根本上铲掉了他们挟兵自重的可能。
　　但朱元璋也有他的不得已之处。做皇帝难，做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更难，朱元璋自从当上皇帝，一天好觉都没睡过。
　　在分封藩王的时候，类似于关中、河东、燕京这样的国防重地，朱元璋犯难了。让谁去守好呢？让大臣去吧，一旦拥兵自保，遗祸无穷。这些跟他打过江山的功臣在朝中尚且跃跃欲试，何况到了边镇？岂不是天高皇帝远，做了一方的天子也未可知。让儿子去守吧，一旦自己死了，储君无力，藩王握有重兵必将作难。那时候兄弟反目，天下大乱是肯定的了。
　　这个时候，朱元璋恨不得以撞墙的方式来缓解痛苦。最后也不知道他怎么下定决心的，还是让儿子去镇守边镇。大概两害相权取其轻，儿子毕竟是自己亲生亲养的，比那些不姓朱的要强得多。可是正是这亲生亲养的儿子害了他，把他的治国理想完全打乱了。
　　寡头政治的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决策不具有科学性，往往以决策者的喜好为基准。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把皇二子封为秦王，镇守关中；把皇三子封为晋王，镇守河东；把皇四子封为燕王，镇守北平。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的这些举动是大错而特错了。
　　不过，一桩心事总算了了，朱元璋把他那崎岖不平的老脸搓了又搓，后世的事但愿不要出现意外，也不免这几日通宵彻夜的权衡利弊了。他对自己的决定还是满意的。现在帝国的形势是，外有强藩作为屏障，内有仁君打点江山，大明的江山就是铁桶一块。这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
　　可世事难料。他精心培养的太子朱标竟先他一步而去，他怎能不痛断肝肠？丧子的心情虽然沉痛，但理想的顷刻坍塌才让朱元璋倍受打击。故此他才痛哭。
　　不过，朱元璋不愧是强势帝王，痛苦之后，很快的便着手重新构建自己的理想。按理说，储君被废或是过早薨逝，应该从余下的儿子里面挑选合适的继任。但朱元璋偏偏不这样做，他固执地认为历朝历代之所以发生夺嫡惨案，就是因为做皇帝的没能处理好继承制的问题，不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就会出乱子。
　　朱元璋老谋深算，朱标一死，剩下的儿子都在揣摩老头子会把储君的位子给谁做，一个个伸长了耳朵打听消息，没准自己就被招入京都，成为新储君，可惜朱元璋全将他们排斥在外，让他们空欢喜一场。
　　朱元璋心里头明白，他这几个儿子，全不是省油的灯，个个如狼似虎，瞪着血红的双眼在那盯着，看谁来继承储君，然后张牙舞爪扑向谁。朱元璋为了让他们全都死心，不至于为了储君的位子勾心斗角互相厮杀，终于做出了一个惊天之举。
　　朱元璋决定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新的储君。朱元璋像苍鹰一样，敏锐的嗅觉不会放过一丝异动的征兆。他发现儿子们蠢蠢欲动，于是果断及时地向天下人宣告了这一决定。
　　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消息世人尽知，藩王们全都傻眼了，心想，老头子够狠的，这下得了，放下这些年轻力壮的儿子不用，竟然选择了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孙子，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燕王朱棣心里尤其不痛快，本来想着大哥一死，这储君的位子非自己莫属了。平时在朱元璋眼中，除了朱标深得喜爱外，燕王相貌奇伟，智勇有大略，也是深得器重的，其他的儿子就比不了他们两个了，可是，自己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小娃娃，故此怀恨在心，也为后来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埋下了伏笔。
　　朱允炆也是很意外的，没料想爷爷会如此出招。以前朱元璋不怎么待见朱允炆，原因说起来很好笑，因为朱允炆的仪表有缺陷，头盖骨偏歪，被朱元璋戏谑的称为“半边儿月”，这不难理解，自己长得丑，自然而然的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要漂亮些，要不然世人背地里会笑话，瞧，老朱家都一个样，歪瓜裂枣！
　　朱允炆是朱标的二儿子，如果老大朱照雄不早夭的话，储君的位子也轮不到他。也许是造物弄人，老天爷偏偏让他做，又偏偏在他的头上面放置了几个比他的实力强悍不知多少倍的叔叔。
　　朱允炆聪明、仁慈知礼，书读得又好，故此朱元璋才抛弃偏见，对他另眼相看。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更是刻意的培养他，亲自督导他上学，教导他处理政事。朱元璋不辞辛劳，目的就是要再造一个“仁君朱标”出来，继续构建自己的理想。
　　世间没有什么比理想更重要，理想是一切追求的载体。朱元璋对此深信不疑。他是个执拗的人，坚信理想倒了，还可以再造。在这种背景下，朱允炆登场了，但他的可恨之处使得朱元璋的理想最终成空，也使自己的命运注定荒唐。
　　强叔弱侄.
　　朱允炆被选为皇太孙时，心里未必有多少欢喜。他心知肚明，这个位子是个招灾引祸的根苗。他读史读得最多，对历朝历代的宫廷政变了然于胸，谁能保证自己不会陷入类似的逆流中呢？他的心里没底。
　　渐渐的长大了，朱允炆发觉爷爷打造的自以为是铁桶一块的江山，竟然危机四伏。朱元璋分封九个能力较强的儿子分别镇守从东北到西北的边境，为了防备异族入侵，巩固国防力量，九大藩王年年都要操演军事，就是搞现在所谓的军事演习。由此可见，这些藩王的手中是握有重兵的。这怎么不叫朱允炆忧心？爷爷老了，说不行就不行，一旦两腿一蹬弃世而去，这些叔叔拥兵自保，或是发兵谋反，谁能制止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年少的朱允炆，他因此也失去了少年应有的无忧无虑的权利。
　　朱元璋是真的老了，对这些潜在的危机变得不再敏感。他认为万事已确保无虞，自己大可以享几年清福。外有强藩可保边境安定，内有仁君可使百姓安康，他的脑海里总是氤氲这样的图景。可是生性多疑的朱元璋还觉得有一些问题还需要处理，如果不处理将来就会使自己的孙子为难。
　　这次他不再将目光专注于儿子们的举动了，而是要替孙子拔一拔可能危害帝国健康的骨刺。这下那些功臣们遭殃了。功臣们的好日子，早在洪武元年的时候就结束了。自那以后，他们被看作是桀骜不驯的臣子，一旦对帝国的政策不满，就会跳出来反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这样怎么得了？拿着帝国的俸禄，还要帝国的皇帝处处低三下四的考虑他们的利益得失，以免唐突生乱，这成什么体统？
　　朱元璋毫不犹豫的策划了几宗大案，将他认为将来可能难以镇服的功臣一网打尽。诛杀功臣的政策是一贯的，自从朱标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朱元璋就开始着手实施。而到了朱允炆成为皇太孙后，这样的工作几近于扫尾的阶段。
　　对于功臣的诛杀，朱元璋可以说是用尽手腕，柔的不行换铁的，软的不行换硬的。更甚者在胡惟庸党案中，竟然一怒之下废除了实行千百年的宰相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皇权没有丝毫的节制了，专制到了极点。功臣的急遽萎缩，朱元璋才长吁了一口气，看谁还敢跳出来叫板？
　　到朱允炆即位的时候，功臣们丧亡殆尽。这使得朱允炆省了不少劲，没有出现朝廷内部的反对力量。但也造成了巨大的失误，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朝廷几无可派之将。
　　朱元璋在诛灭功臣后，曾洋洋得意地对朱允炆说，我让你的叔叔们替你抵御外侮，又替你拔掉了内在骨刺，边尘不动，内廷自安，你可以做个太平天子。说罢脸上布满了得意之色，言外之意是我开创你守成，这你总做得来吧。
　　朱允炆一听，当时就感到爷爷真是老糊涂了，现在危机蠢动，怎么说让我做个太平天子呢？或许他忽略了，正是叔叔们的威胁才是正经的。他小心翼翼的提醒爷爷，异族入侵，有叔叔们对付，如果叔叔们有异心，谁来对付？说完一双小眼睛紧盯着朱元璋的脸。
　　这句话刺中了朱元璋的痛处。如果没人提起，朱元璋会装作相安无事的样子避而不谈，而现在未来的皇帝提出来了，还真有点不知如何应对。朱允炆的担心是正常的，朱元璋何尝没有这种忧虑？只是他老了，不想再提了，他宁愿相信儿子们都是好的，对皇位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愿相信将来他们会起来闹事。因此朱元璋保持了沉默。
　　但沉默不是最好的答案。沉默了好久，朱元璋才反问道，你以为呢？
　　朱允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不是一天两天了，可以说自从自己被确立为皇太孙以来，一直都在考虑如何消除这个隐患。现在爷爷问起了，正好说将出来，让爷爷拿个主意。朱允炆说，我先要以德服人，以礼制人，道德和礼法都失去效用，就要削夺叔叔们的属地，还不行就要改封到别处，防止拥兵自守，如果这样还不悔改，就只好与叔叔们兵戎相见了，那时候流血牺牲也在所难免。
　　朱元璋再一阵沉默。最后只说，你的办法最好不过了，没有办法比你说得更好。鬼才知道朱元璋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只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为什么叔伯子侄之间要动干戈呢，怎么说这也不是好事情。
　　从祖孙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两条信息。一是朱元璋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之中，不再愿意考虑将来可能出现的意外之变了，他偏执的认为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二是朱允炆早在身居储位的时候就下定了要裁剪藩王的决心，他认定将来叔叔们肯定是要造反的，叔侄之间兵戎相见在所难免，将来要剪除诸王，要事先征得爷爷的赞成。
　　只是没料到朱允炆对于这样的大事竟然操之过急。朱元璋一死，他就将矛头对准了诸位叔叔，没来得及深思熟虑。欲速则不达，年少的朱允炆终究是油梭子发白——短炼。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终于怀着放不下心的心态撒手人寰。他是一个强人，也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尽管在他的手中发生了数不尽的冤假错案。他始终在构建自己的理想帝国，为此甚至不惜背负骂名。一个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帝王，是值得后世人尊敬的。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决定次年改元“建文”，朱允炆遂称建文帝。建文帝登基不久，便颁布了朱元璋的遗嘱：诸王不必至京师奔丧，王国所设官吏，听朝廷节制。从这条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至死仍不放心朱允炆的处境，还要做出身后的庇护。
　　朱元璋精明到这份上，不得不让我们叹服。他不让诸王进京奔丧可谓用心深远，朱允炆年少登基，自然缺乏震慑的威力，如果诸王来朝，不服幼主，觊觎皇位，继而起了谋篡之心，事情就搞大了。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必然骨肉相残，那样的话祸就不浅啊。所以索性就不让这群虎狼进京了。但遗嘱的另一半，让王国所设官吏听朝廷节制，可就成了败笔了。这不是明显要利用这些官吏防范藩王吗？这样做藩王们肯定是不满意的。
　　不知道这个遗嘱是朱允炆杜撰的，还是切切实实是朱元璋留下的。如果是朱允炆假托朱元璋的名义杜撰的，那则说明朱允炆对当前的处境感到焦虑不安，要采取措施防范叔叔们的野心，但也招致了他们极大的反感，可能被他们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其连锁反应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此，朱允炆棋局未开，先失一着。如果真的是朱元璋留下的，则只能说明朱元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死了死了还给朱允炆遗下祸柄。
　　是真是假已无从可考，但不可否认的是错误的思维已在建文帝的脑中形成。古人讲谋定而后动，这样才可能清楚的判断形势。建文帝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别人未动，自己先动，别人尚没有这样的心思，自己却逼迫他们走上这样的道路。这样的错误是灾难性的，也不可挽回。在将来与燕王的斗智斗勇中，建文帝最终落败，从此可略见其源。
　　所以说，建文帝刚一登基，便自种苦果，这也算做他的可恨处之一吧。
　　燕王造反了.
　　朱允炆顺利地成了皇帝，可以说没受到任何方面的压力。最起码表面看来，他的继承权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没有人说不。这要归功于他的老谋深算的爷爷。
　　可是，庸人自扰。别人尚没有动他的意思，自己却坐卧不宁起来，惶惶不可终日，认为叔叔们要对他下手了。自乱阵脚，无异于自掘坟墓。
　　他的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齐泰，一个叫黄子澄，这两个人忠心是一等一的，可是谋略才识却实在不敢恭维，大概可以归入眼高手低之流。他们两个终日里在朱允炆的耳旁聒噪，皇上，剪裁诸王势在必行啊，若不早下决断，恐怕将来就会沦为阶下囚。本来朱允炆心里就不爽，一经两人的撩拨，更加感到时不我待，要尽快的行动。
　　刚即位的第二天，朱允炆就把齐泰、黄子澄召集在一起密谈。密谈的话题就是如何削藩，铲除诸王的势力。在先拿哪家藩王开刀的问题上，两个参谋发生了严重分歧。齐泰主张先拿燕王朱棣开刀，朱棣在诸王中的威信最高、实力最雄厚，把他先做了，剩下的藩王就不在话下了，此所谓擒贼先擒王；黄子澄不以为然，他认为应该先以燕王的同胞弟弟周王朱橚开刀，对于燕王朱棣不宜过早的打草惊蛇，先整治周王，便可以去燕王的手足，也可以杀一儆百，敲山震虎。两个人争执不下，朱允炆也很为难。这不是小事，选不好对象，很容易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很奇怪，一旦齐泰和黄子澄发生争吵的时候，朱允炆会下意识的倾向黄子澄。大概是因为黄子澄曾为东宫伴读，就是陪伴储君一起读书，朱允炆对他有天然的好感。而齐泰则是老臣了，与朱允炆的关系就远了一层。最后，齐泰的主意被搁置了，朱允炆决定先把周王拿下。
　　在黄子澄的策划下，有人向朱允炆告密，说周王有不法行为。但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周王到底犯了什么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王被朱允炆派去的将军李景隆逮捕下狱。现在看来，这事朱允炆办得不怎么光彩。他让李景隆去抓他的叔叔，却打着“备边”的旗号，天下人不仅错愕，皇上这是下的哪步棋？
　　朱允炆让天下人吃了一惊，但更吃惊的却是诸王。周王系狱后，朱允炆曾向诸王摆出姿态——他不仅不会杀害周王，而且还要放掉他。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虚情假意，或可以说是假仁假义。周王最终被废为庶民，流放云南，后朱允炆不放心，又被召回京城，遭到终身监禁。
　　从对周王的处置来看，至少说明了朱允炆此时的心理是矛盾的。既想削藩，又狠不下心去，怕天下人骂他不仁义；但他确确实实等不及了，到最后也顾不上舆论怎么说。周王搞掉后，紧接着齐王、代王、岷王相继遭遇如此下场。这下子，吓坏了燕王，这些实力相对较弱的诸王都被做掉，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了。唇亡齿寒，燕王感到危险日益临近。
　　到底燕王朱棣有没有反心呢？实话实说是有的，只不过隐藏在心底，时不时跳出来瘙痒一下而已。说燕王有当皇帝的野心，一点也不奇怪。哪个皇子不想当皇帝？但要说他很快就会造反，谁也不肯信。朱允炆是自己制造紧张，燕王是被他逼反的。
　　这样说不是给朱棣开脱，不可否认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而且最终也实现了他的野心。燕王篡位之所以成功了，很大程度上是拜朱允炆所赐。朱允炆错误的先发制人的策略，在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就对诸王下手，使燕王有所警备，朱允炆不想让他活，他便放弃犹豫，选择了造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朱棣很可能在长期的是否要造反的心理斗争中，败下阵来，历史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了。
　　历史不容许假设。真实的情况是朱棣造反了，夺了他侄儿的江山，引来后人不断的诟病。不过，真相告诉我们，诟病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不是单方面的审判，而是立体的，不能简单地以结果盖棺定论，而是要分析动机，发掘本源。
　　早在洪武十五年，马皇后病逝，在外的藩王全都进京奔丧。在此期间，朱棣遇到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很不简单，正因为他的出现，并和朱棣走到一起，明朝的历史为之改变。是他刺激了朱棣的野心，也是他坚定了朱棣的野心。他就是道衍和尚，俗名叫做姚广孝。
　　姚广孝是个出色的投机者，而且十分走运。他早年学过阴阳术数，相人术颇为不凡。他看出朱允炆脸上浮满躁气，迟早要出问题。燕王朱棣最被他看好，不仅相貌奇伟，而且脸上紫气盘旋，显示出帝王气象。所以他瞪大了眼睛瞧着，怎么才能接近燕王呢？
　　机会说来就来，说起来还要感谢朱元璋。马皇后一死，朱元璋要选派高僧到王国去，以便诸王归藩后，好为马皇后念经超度。姚广孝在与选之列，他前后跑动，没少花银子，也没少花心思。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朱元璋御笔亲批，让姚广孝随燕王归藩。
　　朱棣之得姚广孝，好似刘备之得孔明，可谓如鱼得水。姚广孝对朱棣说，大王如果肯听我的话，我送一顶“大白帽”给你戴。朱棣一听心领神会，“王”字加“白”帽乃是一个“皇”字，姚广孝要助自己当皇帝。两个野心家就这样达成了默契，本想回到北京好好酝酿一下，待到有机可乘了再行动，可是朱允炆比他们还急。
　　周王、齐王等五王遭到剪除后，朱棣觉得唇亡齿寒，自己的好日子也过到头了。姚广孝劝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拉杆子扯旗造反，成王败寇的赌一把。但朱棣有顾虑。他的三个儿子在进京参加太祖一周年祭的时候，被朱允炆留在都中，倘如燕国有动静，他的三个儿子就完蛋了。故朱棣虽有谋反之心，但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朱允炆却再次做下蠢事。朱棣反心已定，就派人入都中，对朱允炆说，朱棣身染疾病，日夜思念儿子，希望皇恩浩荡，遣归三子。齐泰听说后，就建议朱允炆拒绝朱棣的要求，把朱棣的三个儿子系入狱中，以做人质，那样的话朱棣就不敢胡来。但朱允炆的另一个参谋黄子澄的意见与齐泰截然相反，他主张遣返朱棣三子，以便稳住朱棣，然后再出奇兵突袭，朱棣可擒。朱允炆再一次肯定了黄子澄的意见，将朱棣的三个儿子遣归北平。不久的将来，朱允炆就会为此愚蠢的举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世界上有一种人，到死也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黄子澄就是这样的人。本来就是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不高，却偏偏好用奇谋，最后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朱允炆以周王开刀，早被朱棣看在心里，其后朱允炆步步紧逼，削藩灭燕的意图非常明显，难道朱棣看不出来？黄子澄以遣归其子的方式来稳定朱棣，正中朱棣下怀，他正求不得呢。
　　朱棣父子相聚，朱棣大喊“天赞我矣”，老子想什么，老天爷都来帮忙，娃娃侄儿能奈我何？朱棣再无顾忌，以前不敢干的，现在都要加紧。姚广孝是个好军师，让朱棣省了不少心。他建议朱棣装疯，以打消朱允炆的疑心。朱棣的表演天分得以表露，叫人不得不竖大拇指喊声佩服。
　　可是，朱允炆并没有被迷惑。朱允炆等不及了，不会说燕王装疯打马虎眼，朱允炆就会配合，就将计就计，不会。朱允炆出招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却还是清醒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会因为敌人的变招而打乱自己的计划。朱棣自管装疯，朱允炆依旧派兵包围了燕王府。
　　朱棣忍无可忍，朱允炆锋芒逼人。朱允炆把事情做绝，朱棣再无后路可退。两方都是剑拔弩张，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一再强调，朱棣是被逼反的，因为一开始，他只有贼心，贼胆却不壮，他被朱允炆逼着出招，处于被动地位。
　　现在，朱棣要变被动为主动，一场血雨腥风即将掀开。
　　流亡，出家当和尚.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也有自己的借口。朱允炆派兵包围燕王府后，疯了数月的朱棣突然苏醒了，对为首的官员说，平头老百姓还要讲个叔伯之情，兄弟宗族之间还要讲个和气友爱，我们藩王都是太祖的儿子，当今皇上的叔叔，可是他怎么对我们？杀的杀，废的废，没一个落下好下场，你们这些做奴才的，耀武扬威，根本不把我们藩王放在眼里，皇上就更不用说了，哪里容得下我们？
　　话里话外，就是怨恨朱允炆做事太绝，不留余地。朱棣不再有任何幻想，叔侄之间只能兵戎相见了。
　　靖难之役的初始，优势仍在朱允炆这边，毕竟朱棣是藩王，起兵造反，舆论上站不住脚。而朱允炆掌握着强大的正规国家军队，数量之大也绝非燕王的军队所能比拟，舆论上掌握了话语权，话语权这个东西不要小看，历史的基调大都依此而定，好坏黑白也依此来判断甄别。
　　不过朱允炆跟朱棣斗法，手段显得嫩多了。
　　朱棣是个老狐狸，更何况还有一个比他道行深的姚广孝出谋划策？他们发动靖难之役，对外宣称的目标并不是朱允炆，而是主张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他们高喊要“清君侧”，就像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也是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但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对皇帝取而代之。说白了，就是要谋朝篡位。朱棣还谎称有朱元璋的密诏，如果朝廷出了奸臣，藩王有责任领兵讨平，故而他堂而皇之的称自己的谋逆为靖难。
　　面对恶狼从北方袭来，朱允炆没能表现出一个好猎手的本色，相反却走了几步臭棋。朱棣造反后，齐泰建议“明其为贼，敌乃可克”，意思就是你得让天下人知道燕王发动靖难之役，乃是国贼的行径，让他名不正言不顺，然后号召天下仁人志士，戮力勤王讨贼，燕王不会支撑太久的。但朱允炆犹豫了。他面对齐泰的建议，往往是这个态度。
　　更甚者，天子之师临行前，朱允炆对将士们喊话，说“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就是不要让我背负杀害叔叔的罪名。这句话坏菜了，如果抛却宏观的战略因素，单单从个人角度考虑，这句话成了朱允炆的致命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怎么处置燕王，须得将士们相机而行，哪有事前规定好的？何况这个人又是敌人？
　　未曾打仗，先缚住将士的手脚，这仗不败更待怎样？大事临头，要讲大义，天子之师是正义之师，要理直气壮，而燕王之师乃叛逆之师，对叛逆之师没什么话可讲，就是一个字“灭”，岂能因为叛逆之师的领袖是自己的叔叔就心慈手软？政治斗争讲不得亲情，谁讲谁就是妇人之仁，谁就是自寻死路。这正是朱允炆的可恨之处。
　　不过这可乐坏了燕王。燕王暗地里好笑，朱允炆终究还是娃娃，毛嫩啊，这不是赠给我一件金刚不坏的铠甲吗？我看这下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到了万军阵中，这句话就是保命的法宝啊，真是上天赐给我的挡箭牌。
　　果不其然，每当燕王面临危难的时候，朱允炆的这句话就起作用，总能使他转危为安。靖难之役中，整体来说，燕王的攻势十分凛冽，朱允炆前后数易主帅，要不是后来有铁铉和盛庸顶一阵，恐怕他早就垮台了。
　　战争的结果早在战争之始就已决然。纵使有一千个、一万个铁铉顶着，也只不过苟延残喘罢了。朱允炆不是他叔叔的对手，无奈之下发出了议和的请求，派他的姑姑庆成郡主，也就是朱棣的从妹，去朱棣的营中讲好话。但朱棣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朱允炆亲自跪地求饶，恐怕他也不会接受的。
　　金陵形胜，号称虎踞龙盘之地，但面对朱棣的军马，也黯然失色。古诗云：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好像金陵的宿命就是叱咤的气势，黯淡的收场，前者吓唬人，后者让人发尽感慨。朱允炆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历史赋予金陵的感情基调，色彩是一样的。
　　本来金陵的城池固若金汤，如果城内粮食储备充足，朱棣没个三五年打不下来，但是有了奸细就不一样了。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这话一点不假。朱允炆除了有妇人之仁这一致命伤外，还有用人不当、不会用人的毛病。黄子澄、李景隆这两个人，朱允炆一直信赖有加，但黄子澄的计谋无可取之处，李景隆关键时刻投降了，要不是李景隆开城投降，朱棣费死劲也攻不破金陵。
　　现在可好，燕王朱棣已兵临城下，自己何去何从，朱允炆头脑中一片迷雾。只有钟山寺庙里的袅袅钟音，和栖霞山深林里的杜鹃声声，在提醒他，不如归去，不如做个闲人。
　　关于朱允炆的下落，至今还是一个谜。大概有两个基本的结局迷惑着后人。一是说朱允炆在金陵城破之日，举火自焚了，烧得面目全非，不易辨认；二是说朱允炆化装成和尚逃跑了，跑到江南，跑到海外。总的来说，人们比较认同第二种说法。即使这样，尚有太多的谜不能解开。
　　关于第二种结局，有一个传说。相传朱元璋死前，曾交给朱允炆一个铁箱子，说日后有用到之处。金陵被攻破后，朱允炆无路可退，忽然想起爷爷留下的这个铁箱子，于是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度牒，袈裟、僧鞋、僧帽，出家人的东西应有尽有，朱允炆一看就明白了爷爷的意思，于是找人剃度，出家为僧，从金陵城的“鬼门”而出亡。关于这个传说，漏洞百出，不足取信。
　　不过，从朱棣坐稳江山以后的举动来看，朱允炆确确实实是出亡了，根本没被烧死。朱棣当皇帝后，派胡滢私下里访遍江南，一去就是十年，回来后朱棣召他进宫密谈，一谈几个小时不歇。大概胡滢确实见到了出亡后的朱允炆。朱允炆败后心灰意冷，再无意于江山社稷。胡滢将这个意思转达给朱棣后，朱棣“至是疑始释”。又在胡滢私访江南的时候，传言朱允炆远蹈海外，朱棣不放心，派遣三保太监郑和数次出海远航，实为寻访朱允炆的下落。这两件事都说明了，朱允炆不是被烧死的，而是成功逃亡了。
　　关于朱棣是否知道朱允炆的下落，清初的学问家钱谦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滢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照钱的说法，朱棣于朱允炆的行踪可谓了如指掌。他不但不斩尽诛绝，相反却学朱允炆的仁慈，宽恕了朱允炆，他之所以派胡滢、郑和去江南海外，不过掩天下人耳目罢了，以杜绝打朱允炆这副牌的阴谋者的野心。不过，我们反思，朱棣会那么的发善心吗？恐怕不会吧。
　　自古成王败寇，究竟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人们尽管猜测，因为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无尽的想象。不过，揭开迷雾探寻本质，那就是朱允炆在与叔叔朱棣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成了东躲西藏的流亡者。为什么是这个结局，值得深思。
　　可恨的可怜人.
　　朱允炆之败，现在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朱允炆自身所具有的缺陷性，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他的可恨之处。其可恨之处有三点，最不可取的是他的妇人之仁，其次就是他的用人不当，再次就是他的急躁冒进。
　　朱允炆是很仁慈的，即是他叔叔造反了、谋逆了，他还要对将士们说“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仁慈的太过了，就成了懦弱和无力的代名词，结果大军未动，先失去了大半的战斗力，着实让朱棣捡了个大便宜，假使他懂得擒贼先擒王，战争一开始就将矛头鲜明的指向朱棣，而不是犯傻的送一个挡箭牌给他，胜败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了。俗话讲，无毒不丈夫，还想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想大发仁慈，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大概不会有。或许，一开始朱允炆就觉得他是必胜无疑的，故此高姿态的表示他的仁慈，可惜他错打了算盘，最后满盘皆输。论手段，论厚黑，他比他的叔叔差远了。朱棣包围金陵的时候，朱允炆无奈求和，可谓使尽办法，可朱棣却不给面子，甚至发狠话，说除了太祖的陵庙外，他要血洗金陵，一丁点的活路都不给朱允炆留，相比朱允炆“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话，朱棣真是狠到家了。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要不得一点仁慈，朱允炆恰恰栽到自己的仁慈上。这是他最不可饶恕的可恨之处，也是导致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
　　再说朱允炆的用人。朱允炆这个人光是书读得好，用人之道却一塌糊涂。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齐泰和黄子澄，都不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齐泰是个好参谋，但没有帅才，又是朱元璋的老臣，朱允炆对他有些疏远，故而对于他的计策，朱允炆不大认可，尤其是当他和黄子澄的观点背离时，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倾向黄子澄。黄子澄在朱允炆还是皇太孙的时候，是东宫的侍读，凭借这点关系，得到了朱允炆的青睐，但是这个人实在是眼高手低，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如他高明，结果错误的主意一个接一个。你若怀疑他的忠心，则是大大的冤枉了他，但他所为朱允炆建言建议的，反过来却帮了朱棣的忙。朱允炆之败，黄子澄的贡献率最大。还有那个李景隆，吃得比谁都多，打起仗来却稀松平常，可关键时候投降的速度谁也比不上他，朱允炆让李景隆统领军队对抗朱棣，是个致败之举，将帅是军队的灵魂，灵魂不好使，光凭士兵卖力，作用不大。铁铉和盛庸倒是好样的，有勇有谋，可在靖难之役一开始却得不到重用，到后来李景隆支持不住了，朱允炆不得已才起用他们，可惜这个时候，纵使铁铉和盛庸本事再大，也无力回天了。
　　还有一个朱允炆倚重的人物，这个人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叫方孝孺。这个人是个大儒，学识博天通地，冠绝当时，不过从政治斗争的经验来看，他不啻是个幼稚儿。这里需要表扬的，是他的忠心和耿介。金陵城破之时，朱棣逼迫他写朱允炆逊位的诏书，方孝孺临危不惧，狠狠的回敬朱棣一个大大的“篡”字，并说“万世之后，脱不得此字”。不要小看这个举动，当时方孝孺是最高话语权的把持者，他的子弟门生遍布天下，舆论所向，众口所指，方孝孺的言行就是标准。方孝孺回敬朱棣的“篡”字，永远把朱棣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方孝孺有个弟子，叫林嘉猷，在朱棣兵围金陵，朱允炆百般无计的情况下，曾献上离间计。朱允炆采纳后，命方孝孺给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写了一封信，意在挑拨朱棣父子之间的关系，可是朱高炽不上套，他把朱允炆的信原封未动的呈给了朱棣，使得林嘉猷的反间计落空。可见，朱允炆周围的人不是愚忠，就是出手不高的泛泛之辈，失去了人和之利。
　　最后一个可恨之处，是朱允炆的急躁冒进。导致他急躁冒进的原因，是他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这一点和他的妇人之仁、用人不当有直接关系。朱允炆涉世不深，长在深宫，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而朱棣南征北战，什么没经历过？所以就斗争智慧来说，朱允炆先输一筹。朱允炆不懂得忍术，不懂得后发制人，他迫不及待的打草惊蛇，咄咄逼人，朱棣造反后又犹豫不决，后来战斗吃紧，他又提出来议和，蛊惑军心，犯了兵家大忌。这一切都使他丧失主动，陷入被动。所以在战斗的主动性上，朱允炆又输一筹。有此二者，焉何不败？
　　其二，他的爷爷朱元璋也难逃干系。朱元璋这个人，既有革命的两手，也有反革命的两手。他灭亡元朝，解民于倒悬，是件大好事，但坐稳江山后干的勾当，着实叫人寒心。一方面，他把皇权空前加强，把延续了数千年的宰相给废了，成了极权的独夫；另一方面，他向开国功臣大开杀戒，曾经沃血沙场的功臣，到朱允炆登基时，几无幸存者。
　　朱元璋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容易走偏执极端的道路。在选择储君的问题上，他就是如此。他本无须非得让朱允炆继承皇位，他的儿子当中比朱允炆能力强的也不在少数，况且前朝也有兄终弟及先例，可朱元璋偏偏执拗自己的理念，结果把朱允炆推上风口浪尖。燕王造反后，朱允炆派兵出师讨伐，怎么也找不到战争经验丰富的将帅，这也是拜朱元璋所赐。能征惯战的都被他谋杀了，而目的则是确保朱允炆的权威不受妨害，本是为了朱允炆好，到头来却让朱允炆捉襟见肘，实在是一个强烈的反讽，也说明了偏执是没有好结果的。
　　相对朱元璋的残忍杀戮，朱允炆继位后，极力改变恐怖的执政环境，向天下显示仁慈的形象。他的“宽”和爷爷的“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赢得了天下人“仁君”口碑。但这也未必就是好事。朱允炆刻意推广自己的仁慈，以至于不该仁慈的地方也仁慈了，那就是懦弱，是不可饶恕的妇人之仁。他纠正朱元璋的错误太过了，最后竟把自己搭进去，成了“仁”的牺牲品。
　　其三，燕王之所以胜，自有他胜出的道理。首先，燕王资格老，他是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过的，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较高的名望。这使燕王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其次，燕王得益于朱元璋设计的帝国的格局。朱元璋的理想是“外有强藩，内有仁君”，燕王恰恰就在强藩之列，朱元璋给他足够的节制兵马的权利，使得他有条件训练忠于自己的军队。这为燕王造反提供了武装基础。再次，姚广孝使朱棣如虎添翼。姚广孝本身是个投机者，他对朱棣和朱允炆的情况可谓洞若观火，他早看出朱允炆仁慈有余，胸略不足，终难坐稳江山，而朱棣则胸怀大略，是个成大事的人。姚广孝投入到燕王的阵营，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有此三项，燕王最终胜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三个原因，最根本的也是最切中要害的就是第一条。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是指第一条而言的。无论后人给予朱允炆多少可怜、同情，也改不了他咎由自取的真实情况。
  第六章 奕詝，危局中的蹩脚皇帝
　　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奕詝。
　　籍贯：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
　　出生：公元1831年。
　　卒年：公元1861年。
　　享年：31岁。
　　谥号：显皇帝。
　　庙号：文宗。
　　父亲：爱新觉罗-旻宁。
　　母亲：钮祜禄氏。
　　继位人：载淳（同治）。
　　最得意的事情：运用智巧登上皇位。
　　最失意的事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最不幸的事情：签订《北京条约》。
　　最痛心的事情：圆明园被焚掠。
　　最擅长的事情：听戏。
　　非正常死亡方式：不堪国事，心力交瘁，短命而亡。
　　他，天生蹩脚.
　　奕詝就是咸丰皇帝的名字，全名叫爱新觉罗-奕詝，咸丰是他在位时的年号，明清两朝都有以年号称皇帝的习惯。奕詝生于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死于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一个起点一个终点，都是非常恢宏的场景，但奕詝却没有恢宏的人生。
　　奕詝是皇帝，却是个蹩脚的皇帝，尤其他所处的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让他应付不来。有人说他就不应该做皇帝，他做皇帝是个错误……只能说错可能错了，但却不能归咎于他，有的时候，人是不能掌控命运的，就像人不能预测天上的风云。
　　奕詝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他经历了他的祖先们从未经历过的内忧外患。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对准了中国的大门，想不开放都不行，面对列强的威胁，奕詝是没面子的，而面子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清朝内部也不和谐，官员们只顾谋一己之私，军队士气萎靡不振，上下离心离德，更有甚者，民乱四起，遍地开花，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渐渐做大，捻军也祭出反满的旗帜，总之是放眼望去，一片愁海。可是又有谁真正的能给他分忧解难呢？寥寥无几。可以说，奕詝当皇帝这11年，安生觉没睡过几宿。
　　如果世界上有卖后悔药的，奕詝肯定会买一颗。他要是只做一个亲王，尚有时间去散散步、溜溜鸟、画些个花鸟虫鱼、听一听京戏，优哉游哉，让人羡煞。可他偏偏做了皇帝，支持了一个烂摊子，终日里焦头烂额战战兢兢，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白忙活一场。再假设奕詝是个有能力的，能够担当大任，这样也行，最起码能够左右捭阖应付危局，但他偏偏最是平庸，最是无能为力。从此可以看出命运对人生的戏谑。
　　按理说，皇帝已经大的没边了，握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倘若奕詝是个心地阴暗的人，他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做个暴君、昏君， 谁能奈何得了？可他偏偏不去做。他的责任心和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既不想辜负祖宗，又不想愧对臣民，可偏偏他又应付不了，难道不悲哀吗？
　　“偏偏”这两个字，屡屡出现不是无根由的，正是这两个字最能概括奕詝的一生的遭际。是尴尬？是嘲弄？是无可奈何？还是人生一场大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点很明显，奕詝是相乖于命运的，既爱且恨。
　　在奕詝的一生当中，有六个人对他影响最大，分别是他的父亲道光帝皇帝旻宁、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他的老婆懿贵妃那拉氏，他的老师杜受田，还有他的两个大臣——肃顺、曾国藩。他同这几个人的恩怨纠缠，事关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可以说左右了当时的局势。历史的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而历史的细节却可以做出许多文章，往往是细节更能打动人心。
　　我们审视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放马后炮，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而是应该设身处地的替历史人物着想。要把历史人物还原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人，而不是一段风干的标本。
　　奕詝当政这11年，中国处于危局之下，酝酿着剧烈的变革。但可惜的是，奕詝没能觉察出来，他抱残守缺，恪守祖制，闹出了笑话不说，还延宕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奕詝最让人诟病的地方。于是，我们联想到这样一种情景，奕詝的手脚四肢已经身不由己的被近代化的潮流所裹挟，然而他的大脑却停留在“康乾盛世”的余韵中不能自拔。他是以康熙、乾隆的心态，来面对更加糟糕、危险的时局，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奕詝就是这么做的，而且相当坦然。
　　削尖脑袋，找不自在.
　　奕詝是道光帝皇帝的第四子，他之前还有三个哥哥，老二、老三都是短命鬼，皇长子奕纬也只活了23岁。
　　野史载，道光帝皇帝非常喜欢长子奕纬，对他寄望甚高，但奕纬最终也间接死于道光帝之手。奕纬的老师是个老婆嘴，整天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腻得奕纬无法忍受。有一天，老师对奕纬说，你是皇长子，将来还要当太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做个好皇帝！按理说也是好话，可是奕纬烦急了，当即反驳说，将来若是我做了皇帝，第一个挨刀的就是你！大家一看也明白，就是一句气话嘛，当不得真的。可着实吓了老师一大跳，这还了得！后来这些话传到道光帝耳朵里，道光帝恼怒至极，立即召见奕纬。奕纬来见道光帝后，战战兢兢，吓得筛糠一般。道光帝也不容奕纬解释，一脚踢上去，偏偏踢到下身要害处，由于受伤太深，奕纬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
　　奕纬的死，对道光帝皇帝是个巨大的打击。从侧面也反映出，道光帝皇帝很保守，对于儒家尊师重道的礼教看得十分重，要不然也不会因为奕纬的一句气话，而大光其火，而且出手太过无忌，酿成终生遗憾。奕纬死后，道光帝皇帝发老愁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将来一旦西去，谁将继承帝位啊。
　　正当道光帝帝发愁之际——奕纬已经死了两个月了——宫里传出清脆的一声啼哭，奕詝出生了。这声啼哭对于道光帝来说，无异于天籁妙音，郁闷了两个月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终于不用担心无人嗣位了。后来，道光帝皇帝又添了五个儿子，加上奕詝，一共是六个儿子。道光帝皇帝先是一阵的高兴，儿子多毕竟是好事情，但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尤其是帝王之家。从六个儿子中选出一个来接替自己做皇帝，在道光帝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难得了。
　　后来在诸皇子的博弈中，奕詝和奕訢两个皇子脱颖而出。道光帝皇帝发愁的圈子变小了，但发愁的程度却加深了。在良莠不齐的田地里选出好苗来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在这些好苗里选出一颗更优秀的来做种。道光帝面临的难题就是这样，他在奕詝和奕訢之间摇摆不定，一时属意奕訢，一时又青睐奕詝，好生为难。
　　按道光帝皇帝的秉性来说，奕詝最符合要求了。奕詝尊重师长，恪守孝道，是个仁君的好坯子，深受道光帝皇帝嘉奖。但道光帝似乎更加倾向于奕訢，野史中说：“宣宗（即道光帝皇帝）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奕訢），欲以大业付之。金盒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即奕詝）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可见道光帝皇帝确实在奕詝和奕訢之间难以抉择。有人会问野史怎能相信呢？只能这么说，正史不足信，野史却未必不是真的。这里有个甄别、识鉴的功夫。只有综合参考正史、野史中的记载，才能有所取舍，窥探历史真相。野史最起码可以做注脚，开拓新的视角。
　　野史中记载了大量关于道光帝帝犹豫不决的说法，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了民间对道光帝帝立储这件事情的看法。这是有别于官方立场和官修史书的。我们研究历史时，要全面考虑，而不能顾此失彼，成偏颇之言。再看一则野史：恭王为宣宗第六子，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矣。宣宗将崩，忽命内侍宣六阿哥。适文宗入宫，至寝门请安，闻命惶惑，疾入侍。宣宗见之微叹，昏迷中犹问六阿哥到否。迨恭王至，驾已崩矣。文宗即位，恭王被嫌……引述上面两则野史记载，旨在说明以下三方面：其一，道光帝帝在奕詝和奕訢之间的艰难选择是不容置疑的，奕詝贤而守礼，老成持重，道光帝帝很欢喜也很放心的，由此可见奕詝当选的可能性非常大；其二，奕訢深得道光帝的钟爱，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奕訢聪明伶俐，机敏好思，变通的余地大，做事情方法多，门路对头，这样的儿子怎么不叫道光帝喜爱呢？但是道光帝对奕信有所不放心，那就是奕訢不如奕詝老成，道光帝怀疑好动的奕訢不如老成的奕詝能守好家业。其三，虽说道光帝立储艰难重重，但到了最后还是决定让奕詝接替自己。奕詝即位后，猜忌奕訢，奕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郁郁不得志。
　　奕詝从与奕訢的较量中胜出，多亏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师杜受田。杜受田字芝农，道光帝朝的进士，是奕詝的授业老师。杜受田看来，道光帝钟爱皇六子奕訢，又因为奕詝贤而居长，对立储一事犹豫难断，长此下去恐生变乱。出于为自己的学生考虑，也出于胃自身考虑，杜受田决定帮助奕詝拨开迷雾，赢得这场储君之争。
　　史料记载：皇四子之师傅为杜受田，皇六子之师傅为卓秉恬。道光帝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杜受田不愧为高手，一出手便不同凡响。俗话讲打蛇要打七寸，为什么呢，七村是蛇的关键部位心脏的位置，心脏被击中，不死也难怪了。打七寸就是击敌人的要害，一下子解决问题。又叫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好了，其他的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杜受田深谙此道，因此一出手，就击中了道光帝的要害。
　　道光帝这个人比较保守，虽然也喜欢聪明机敏的奕訢，但更看重儒家讲的礼数孝道。道光帝说自己快不行了，不是想听他死了以后如何如何治国安邦，而是想听到儿子关怀老子的声音，他要看看你这个儿子是不是孝顺，如果你连一个孝字都当不齐，怎么能做储君呢？这就是道光帝的逻辑。虽然现在看来这个逻辑不怎么样，但在当时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杜受田摸透了。奕訢和他的老师卓秉恬却蒙在鼓里，他们以为他们对答如流，做得很聪明，其实犯忌了。
　　还有一则记载，民间流传甚广：道光帝帝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按清代制度，皇子外出须向老师请假，以示尊师。当奕詝临行前向杜受田请假时，杜在他的耳边密授机宜，“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楛关头，当切记无忽也。”奕詝果然依计行事。这一天，皇六子奕訢射得禽兽最多，顾盼自喜，见奕詝只是默坐，从者亦垂手侍立，感到奇怪而问其故。奕詝只是轻描淡写地答道：“没有什么，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到了晚上，道光帝帝见奕詝一无所获，询问之，奕詝按杜受田所教之言答复。道光帝帝大喜，“是真有君子之度也”，遂决定了立储人选。
　　事出一辙，足见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理咂摸得很透，以至于一出牌，便使奕詝深得道光帝嘉许。有杜受田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在背后做推手，奕詝胜出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奕詝这样做是值得理解的，资质平庸的他如果不靠一些阴暗的手段，怎么能够战胜才华横溢的奕訢呢？
　　现在的问题是，杜受田极力帮奕詝争取的东西是奕詝最适合拥有的吗？他们当时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考虑到了，恐怕杜受田出手就会犹豫了。奕詝那时候还小，不明白当皇帝是怎么一回子事，即使明白，也是正面的，诸如无边的权利，无上的尊严等等，却不能领会当皇帝的不自在和不自由，他尤其不知道以自己的实力和秉性实在是不适合做皇帝。
　　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道光二十六年，即1846年，奕詝被立为皇太子，皇六字奕訢被封为亲王。四年后，道光帝驾崩，奕詝即位，是为咸丰帝。奕詝从此登上皇帝的位子。然而他的心中并没有多少欢喜，相反，却是充满了失落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向自己逼来，自己毫无抵御之道，眼前一片迷茫，祸福难测。
　　天父天兄齐上阵.
　　咸丰皇帝所处的危局，是内忧外患两重的，而且都不是小打小闹，都是轰轰烈烈的，那一个处理不好，都有亡国的危险。咸丰皇帝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何况他是一个极平庸的人。此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咸丰帝要是做平头老百姓是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家业小事情少，日子好过，可他偏偏当大家，管理一国的事务，就他那点能耐，应付不来。
　　先说这内患。内患患在太平天国。它的前身是拜上帝会，扛把子是洪秀全。
　　洪秀全，小名叫火秀，又叫仁坤，是广东花县人，纯正的农民子弟。论岁数来看，洪秀全比咸丰皇帝要年长17岁，咸丰帝在洪秀全眼里看来小孩子而已。可就是这小孩子，让洪秀全的前半生都窝窝囊囊的。
　　洪秀全从小到大一直在读圣贤书，希望能博得一份功名，光耀门庭。可是，老天爷跟他过不去，屡试不第，县试虽然高中，但府试却名落孙山，后来又连考了三次，皆不中，由是大骂：将来老子要自己开科场，考生都能榜上有名。谁成想，洪秀全由当年科场失利而出的一句骂言，若干年后竟成事实。
　　由于科考失利，洪秀全再也不读什么劳什子的圣贤书了。现在看来，考场的失落确实给洪秀全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或许曾经一度神经恍惚，但最后他还是抛弃了再次科考这条上进之路。此路不通，就只好走别的路了。
　　1836年，洪秀全到广东省城广州参加府试，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府试。他欢欢喜喜的去了，然而却落得个失望满怀。运气并没有眷顾他。落地的洪秀全踟蹰街头，满脸沮丧，头顶的天空全是一片灰色。一边走着，他突然发现脚下前边不远处，横放着一本书，封面崭新，俨然是过往的商旅新落的。洪秀全走到切近拾将起来一看，封面上赫然四大大字——《劝世良言》，原来是一本西方基督教的布道书。洪秀全当时没往心里去，随手就放在包里，没怎么翻看。
　　第三次落地以后，洪秀全心情极度沮丧，百无聊赖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无意中翻出这本小册子来，随便翻看一下。谁知这一随意之举，竟把洪秀全深深地吸引住了。书中上帝、天父、天主等概念是他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听都没听说过，因此他一口气读完，竟冒出了传教的想法。于是，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
　　洪秀全在广州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无奈之下他辗转来到广西，没想到传教事业大为好转，拜上帝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渐渐的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包括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在内的领导班子。拜上帝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最能打动下层民众的就是洪秀全构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男子皆为兄弟，女子皆为姊妹，一切财产归公，建立“圣库”制度……对于民智尚未开启的下层民众来说，洪秀全所构想的一切是十分具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老百姓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更遑论人人平等、财产归公了。拜上帝会由此而逐渐做大。
　　1851年1月，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将反抗的矛头指向清政府。不到两个月，洪秀全攻下武宣县东乡，在此建立太平天国，自封为太平天王。此时距奕詝登基，仅才一年左右。说来也可笑，当洪秀全在南方展开轰轰烈烈的起义，到处攻城略地的时候，北京的咸丰皇帝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连洪秀全究竟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直到后来丢了几座大城池，咸丰帝才幡然醒悟，觉到洪秀全并不是一般的流民草寇，可是此时洪秀全已经玩大了，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与清廷对立的朝廷，此时再想扼杀已属徒劳。
　　1853年3月，距离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只两年的时间，太平军攻下虎踞龙蟠的南京。南京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为天京，从此中国内部出现了两个南北对立的朝廷。咸丰帝大光其火，可是干瞪眼没办法。他所委派的剿灭太平军的政府军实在是不堪一击，统帅们也只知一味逃窜，面对精诚团结的太平军焉有不败之理？
　　万般无奈之际，咸丰帝想到了祖宗。他不止一次的前往祖陵去拜祭，可是于事无补，战场上照样失利。细想想，太平天国能闹这么大，跟他的祖宗还真是难脱干系。要不是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要不是道光皇帝无所作为，能使国家的吏治腐败至此吗？文官爱钱，武官惜命，用心搜刮，无心做事，太平之年，一个个胸脯子拍得生响，我是忠臣清官；一旦祸乱纷扰，一个个全成了缩头乌龟，踢他不动，打他不动，到了战场上，除了逃跑再也不会别的了。这些局面都是咸丰帝的祖宗造成或遗留的，他向他们告祭，实在是荒唐之举。
　　还有更荒唐的。咸丰帝战场虽然打不过洪秀全，可是可以在背后玩阴的，他派人去挖了洪秀全的祖坟，而且一挖就是三代，以期坏其风水。可见咸丰皇帝确实回天乏术。在军事上不利的紧急关头，咸丰帝两下罪己诏，历史上下罪己诏的皇帝不多，汉武帝有过一次，崇祯皇帝有过一次，而咸丰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连下两次，也算是旷古绝今了。祖宗啊，为什么不眷念子孙呢？为什么会降下这样的灾祸呢？孙子已经无能为力了啊！罪己诏是咸丰皇帝的最后一着棋，洪秀全已经将他逼得走投无路。
　　咸丰帝感觉到自己实在是无力于国事，勤政的他也渐渐的倦怠了。国事的烦乱无处排解，他不禁寄情于声色犬马。据野史载，咸丰皇帝有五春相伴，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和陀罗春，还有那拉氏的“天地一家春”。这就是传说中的咸丰帝的“五春之宠”。咸丰帝酗酒也很厉害，每饮必醉，醉必杀人，只有五春之中的杏花春才能制止。妇人美酒向来是温柔的港湾。事业上失意的人很容易逃避于此，在妇人的怀中、美酒的樽中才可以忘怀一切，什么太平军、天地会、洋人、条约，种种的危机都被美人胸怀和美酒香樽化解了。
　　可是，逃避终究不是办法，清醒的时候还要面对事实。依然是痛苦。依然是无奈。好在天不绝人之路，国乱总有忠臣在。就在咸丰帝一筹莫展，陷于困境的时候，曾国藩异军突起了。曾国藩就是咸丰皇帝的救命稻草，只不过这根稻草出来得有些晚了，因为太平军已经占据了南京，咸丰帝很没面子。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在晚清史上最是响当当的人物。曾国藩最拿手的就是搞团练。团练就是民间武装，一般由乡绅出资，由乡绅控制。刚开始曾国藩只是帮忙团练而已，后来他做得很是得心应手，慢慢的由团练转为自办练勇，说白了就是自筹经费练兵，既不从中央财政要钱，练出兵勇来还能剿匪灭寇，咸丰帝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对曾国藩练勇一事并不阻挡。就是这样一点小缝隙，造就了曾国藩的湘军。湘军练成后，很快就成了对抗太平军的主力。
　　可是问题又来了。曾国藩是个汉臣，满洲皇帝对汉臣向来是很猜忌的，咸丰帝也不例外。一方面他倚重曾国藩剿灭太平军，一方面又怕曾国藩做大，自主用事，不听中央调遣。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曾国藩全面负责对付太平天国事宜，而官衔不过是个侍郎。
　　曾国藩也很担心，说不定等到太平天国垮台了，自己也就玩完了。历史上这样的事不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千古一理，更何况自己是一个汉人。虽然如此，随着太平军的攻势更加猛烈，咸丰帝即使心有所忌，也不得不重用曾国藩。以现在眼光来看，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猜忌是不无道理的，也无可厚非，那个时候满汉不平等，满人掌权，汉人做事，满族权贵对汉人猜忌颇重，生怕汉人复辟。
　　曾国藩是太平军的克星。在曾国藩的努力下，太平军的攻势得以抑制，后因其内部发生巨大矛盾，给了曾国藩可趁之机，连续几次取得了军事胜利。后来，太平天国在清军和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覆亡。咸丰在此过程中，既战战兢兢又心存侥幸，总之很累，心力交瘁。然而还有更加令他焦头烂额的呢。
　　圆明园起火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无疑是咸丰帝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和败笔。内忧尚未缓解，外患又来了。1856年到1860年这四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俄美趁火打劫，中国蒙受了莫大的灾难和损失。而作为国家元首的咸丰帝在风雨欲来之前，却没有丝毫的准备。妇人醇酒的麻醉力太大了，他无力自拔，也不想自拔。
　　太平天国那烂摊子，有曾国藩替他支撑。广州那边的外夷通商事务，由他深为倚重巡抚叶名琛主持。他还起用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通州一带布防，拱卫京师。所有这些，在咸丰帝看来，都是万无一失的，外有能臣应付时局，他自然可以悠然的听京戏了。可是，他要对这份悠然付出惨重代价。
　　事情坏在广东巡抚叶名琛身上。叶名琛在广东一手遮天，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苗头不仅拿不出对策，而且还固执的自以为是。咸丰帝对广州的情形毫不知情，但却盲目深信叶名琛能够化险为夷，拖住西夷北上的步伐。叶名琛对咸丰帝一味的瞒哄，咸丰帝却信以为真，直到英法联军攻破大沽炮台进逼北京，他才感到受了叶名琛的蒙蔽，于是气急败坏，要治叶名琛的罪。可是此时的叶名琛已成了“海上苏武”。
　　叶名琛还是有些骨气的。当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的时候，他并没有奴颜婢膝的投降，而是挺直了腰板，面带威严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和联军谈判。这一点倒为叶名琛赚了些许的喝彩声。可是。联军不管这一套，将其俘虏，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三个月后死在那里。至死他都以“海上苏武”自居，他不投降的气节还是值得赞叹的。
　　可是时人并不推崇他。叶名琛的所作所为，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肚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当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的奏折传到咸丰帝手里的时候，咸丰帝只说：“览奏实深诧异！”他想不明白，叶名琛上奏的折子里，不是说广州的一切尽在掌握吗？怎么会出现这种结局？他的心里对叶名琛爱恨交错，大概恨的情绪会更多。如果采访咸丰帝此时此刻最想说什么，他大概会说“名琛误我！”
　　咸丰帝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僧格林沁身上，可是等待他的只有失望、失望、再失望。僧格林沁的满清铁骑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北京岌岌可危。这使人想起电影《火烧圆明园》里的情节——皇帝与恭亲王私下会晤，迫于时局的压力，君与臣之间已经免去了跪奏及问答的繁缛，恭亲王则不等皇帝发问，直白的说道：“他们要派代表到北京换约。”
　　“什么？到北京来换约？笑话。”
　　“他们说准来要来，不准来也要来。”
　　“我们不准，他们怎么来！？”
　　“带兵来。”
　　……年轻的咸丰帝似乎还沉浸在皇帝的一言九鼎中，他并不知道皇帝的权威早在坚船利炮的发威下，变得一文不值。
　　僧格林沁在通州八里桥组织了最后一次抵抗，可结果依然是战败。咸丰帝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出逃热河行宫。热河行宫就是现在的避暑山庄。咸丰帝的最后的伎俩就是打不过就跑。不过要说皇帝逃炮太难听了，咸丰帝示意宣传部门的领导，对外要称“北狩”——去木兰围场打猎——现在看来，完全是自欺欺人。
　　咸丰帝倒可以一走了之，但北京这烂摊子交给谁呢？他又想起自己的弟弟奕訢来。别看平时咸丰帝猜忌奕訢，但关键时刻他还是“照顾”弟弟的，他让奕訢以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的身份，督办和局。另外还特地关照奕訢，对于西洋人，事情能办就办，不能办就跑，实在不行就到热河来找我。关键时候咸丰帝的逃跑行为，再次为他的蹩脚作了生动的证明。
　　咸丰帝的“北狩”显得非常仓促，与以往的康熙、乾隆北狩形成鲜明对比。清人笔记中描述了咸丰帝出逃时的狼狈情景：圣驾遂于初八日巳刻偷走……銮舆不备，扈从无多……车马寥寥，宫眷后至，洵迫不及待也。是日，上仅咽鸡子两枚。次日上与诸宫眷食小米粥数碗，泣行数下……一切排场都减免了，一路上只吃了两个鸡蛋和几碗小米粥，没有迎送的队伍，只有两行清泪，咸丰帝够惨的。相比于往昔的奢华无度，这一次竟是不光彩的出奔。他一定会想起唐玄宗的幸蜀，也跟他一样，皇宫呆不下去了，热锅似的烤死人。这是清朝皇帝第一次因为敌人入侵而逃窜，咸丰帝博了一个“头彩”。谁知道，他这一逃，竟再也没能回来。
　　咸丰帝前脚走，英法联军后脚就把圆明园烧了。熊熊大火几昼夜不止，灰烬满天飞舞。一座人类建筑史上的大成之作，眨眼间化作惨不忍睹的残垣断壁。大清的尊严在灰烬中彻底丧失，中国的灾难在火光中再一次加深。咸丰帝听说后，捶胸顿足，涕泪横流，但无计可施，无法可想，只能眼睁睁的任凭列强在自己的出生地肆意的打砸抢掠。英法等国强盗行径给中国留下了永难愈合的伤痕。
　　到达热河以后，咸丰帝彻底的沉沦了，远离了是非之地，他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里，空气清新，微风荡漾，咸丰帝歪着身子，满心沉醉的听京戏，不知疲劳，也不知乏味，或许他已知自己时日无多。此时的咸丰帝已经出现了咯血症状，精神萎靡不振，不能久坐。这都是他长期贪酒食色的结果。咸丰帝病体越发沉重，行宫里的政治斗争也越发激烈。不要以为离开了北京就天下太平了，只要有皇帝的地方，就有斗争，就要流血。
　　这次斗争是在宠臣肃顺和贵妃那拉氏之间展开。而遥远的北京还存在着第三方势力，即恭亲王奕訢所代表的留守势力。这三股势力是左右咸丰晚期政局的决定性力量。他们之间的结盟或决裂，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个女人不寻常.
　　肃顺是个厉害角色，最会揣摩咸丰帝的意图，因此深受恩宠。肃顺也因此飞扬跋扈，连两宫皇后、贵妃都不放在眼里。肃顺讲究权谋。在热河，咸丰帝只顾享乐，一切事体均由肃顺裁决，完事只需回禀一声就行。肃顺最大的优点就是提拔汉人，可以说他是满洲权贵里面最少猜忌汉人的，这一点足以称道，也给大清朝开发了不少栋梁之材。但由于肃顺行事风格霸道，只看皇帝脸色行事，别的一概不论，故与两宫皇后、贵妃多有抵牾。随着咸丰帝一天不如一天，宠臣和皇后、贵妃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作为肃顺的敌手，那拉氏是什么背景呢？
　　那拉氏是咸丰帝唯一皇子载淳的生母，关于那拉氏与咸丰帝之间的家族恩怨，野史广有记载。据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统一女真各部时，与叶赫部的战斗最为激烈、耗时最长。攻破叶赫部大营后，努尔哈赤下令屠戮，以泄心头之恨。叶赫部首领在被杀前，曾指天发誓，对努尔哈赤说：即使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将来也会报此大仇，灭你建州部爱新觉罗氏！
　　咸丰帝身为皇子在紫禁城内读书时，祖宗基业的建立过程是其必修课。建州部与叶赫部之战，作为爱新觉罗氏统一女真各部、龙兴于关外的关键一战，他当然十分了解。所以当他得知懿贵妃是叶赫部那拉氏族裔，立即会想到叶赫部首领临终前的“诅咒”，不由得心头一震。因此而冷落那拉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是母以子贵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不论背景怎样，谁也该变不了那拉氏生下龙钟这一事实。载淳出生后，咸丰帝对那拉氏的宠爱更加不一般了。最引人注意的变化，就是咸丰帝渐渐允许那拉氏帮助批阅奏章。这也在情理之中。咸丰帝身子倦怠，不思理事，大清朝事情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让那拉氏批了算了，况且那拉氏从小读过书，粗通文采，倒也替咸丰帝分忧不少。可是那拉氏是个有野心的女人，让她帮忙批阅奏章，无疑让她分享皇权，这进一步刺激了她的野心。咸丰帝也渐渐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个女人会不会干政呢？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肃顺似乎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于是就建议咸丰帝行“钩弋故事”。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西后（那拉氏）先入宫，夏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咸丰帝）见而幸之，有娠，始册封，及晚年厌其专权。文宗最喜肃顺，言无不尽，一日以那拉氏忤旨，又谋于肃顺。肃顺请用钩弋故事，文宗濡濡不忍……西后闻之，衔肃刻骨，后遂有大狱……黄浚的这则笔记来源于“内廷旧监”，应该说是非常可靠的。从上边这段记录来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三件事情。其一，那拉氏早有野心，而她的野心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咸丰帝信任她，让她校书卷、批奏章，总之是很受宠，有点让人妒忌，二是他给咸丰帝生了一个儿子，也意味着她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是皇太后，这两点足以支撑她的野心；其二，咸丰帝对那拉氏的野心也有察觉，但不知如何处置，遂问策于肃顺，肃顺害怕将来咸丰帝一旦死了，那拉氏作为皇太后必会报复他，因此建议咸丰帝行钩弋故事，就是效法汉武帝，为了避免太后干政，在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将储君之母赐死，而咸丰帝心有不忍，毕竟多少年的夫妻了，感情还是挺深的；其三，那拉氏是笑到最后的人，咸丰帝死后，她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将肃顺一派势力一网打尽，她借此跃上历史舞台，主政将近半个世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对于内部愈演愈烈的争权夺势，咸丰帝已然无暇顾及，因为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1861年8月21日，农历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这一天早上，咸丰帝吃了一碗粳米粥，感觉还可以，但过了中午就不行了，不过咸丰帝照样点了折子戏，也许锣鼓的喧闹声太大，咸丰帝体质衰弱，不胜丝竹，突然昏厥过去了。到了夜里子时才苏醒过来，忙召见御前大臣交待遗嘱：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此日凌晨，咸丰帝要了一碗冰糖燕窝，卯时，气息剧烈起伏，最终慢慢停止，咸丰帝的生命终于划上了句号。那碗晶莹剔透的冰糖燕窝尚未来得及享用。享年三十一岁。
　　也许有人会说，咸丰帝的死平淡无奇。此言差矣，正当风华正茂的年纪怎么会说死就死呢？即使有病也不至于如此迅速啊，何况他患的是肺结核，是慢性病，以皇宫的优裕条件，慢慢调理，保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为什么偏偏死了呢？只能说，咸丰帝死于不堪忍受的心灵重负，死在于国于家无望，死在愧对祖宗后代的深深疚责中。他死于心病，而不是什么肺结核。
　　奕詝终于解脱了，这里我们不再称他咸丰帝，而是叫他奕詝。奕詝是他本来的面目，而咸丰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奕詝临死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悔恨，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他不是没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不对头，以至于他的一生都在焦虑中度过。才而立之年啊，绝不是该死的时候，可是家事国事让他如此不堪应对。他死的时候心力交瘁，他不是一个好皇帝。
　　奕詝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奕詝深受大儒杜受田的影响，再加上道光帝皇帝的言传身教，导致他希望自己做一个守成的皇帝。守成已属不易了，何谈改革创新呢？因此，守成是奕詝一生的命题。可是他做得怎么样呢？事实告诉我们不怎么样。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容许他守成了，而是要求他能够盯准世界形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自我要求和时代要求发生了抵牾，这才是奕詝悲哀的根源。   第七章 李斯，原则问题
　　档案.
　　姓名：李斯。
　　籍贯：广东东莞人，后改籍广西藤县。
　　出生：公元前284年。
　　卒年：公元前208年。
　　享年：76岁。
　　最得意的事情： 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
　　最失意的事情： 与赵高同谋扶立胡亥后，反被赵高陷害。
　　最不幸的事情： 与儿子牵犬逐猎的日子一去不返。
　　最痛心的事情： 眼见自己与秦王缔造的大秦帝国毁于赵高集团之手。
　　最擅长的事情： 书法、小篆。
　　非正常死亡方式：腰斩。
　　老鼠的地位问题.
　　大秦帝国，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秦朝从建立到灭亡，短短十数年，仿若昙花一现，既让人堪怜，也发人深省。几代人积累的强盛，竟然经不起一朝震荡，大厦刹那间轰然坍塌，梦也碎了，豪言壮语和辉煌功业也烟消云散。这一切都归罪于谁呢？秦始皇吗？历代的史家对此评论不一。只能说，对于秦朝的灭亡，秦始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并不能全都归咎于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李斯，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秦始皇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李斯多为谋主。又汉随秦制，岂止汉随秦制，秦朝的影响可谓深远，这也是和李斯分不开的。故秦朝兴也好，衰也罢，李斯难逃干系。
　　李斯是个难以说清的人物，大善大恶不足以形容，大智大愚也不足以辨别。他走的是法家的路子，确实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他延续商鞅的变革，也使秦国的富强有了持久的动力，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使中国的大一统成为了主流趋势，他爱好书法，精通篆书，也为文艺领域平添了几分风采，这些都是李斯不容抹煞的功劳，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歪曲。但是李斯做人太精明，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正是他。秦始皇死后，他不能主持正义，而是屈从赵高集团的威逼利诱，做出了违背道义和良心的事情。后来赵高玩弄手段，置李斯于不义之地，使他身陷囹圄。东门牵犬，岂可复得，造成如此境况的，正是李斯自己。
　　李斯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且听慢慢道来。
　　才能卓越的人往往语出惊人，哪怕是面对厕所和老鼠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厕所秽污，老鼠猥琐，在李斯看来却全然不是那样。为什么仓库中的老鼠体格硕大不惧人色？为什么厕所中的老鼠形体瘦削遇人惊走？李斯陷入沉思。
　　经过一番深刻的脑力劳动，李斯终于参悟其中的奥秘所在：人生如鼠，有没有出息，或是尊卑贵贱，完全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论，人要做就做“仓鼠”，莫作“厕鼠”。
　　其实，老鼠天生是一样的，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结局却天壤之别，为什么呢？
　　李斯认为关键就在于彼此的遭遇不同。选择粮仓作为依附对象的老鼠，肯定吃粮食，故体格强健，再加上仓库管理员工作不认真，对老鼠的偷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不存在恐惧的问题。而选择厕所作为依附对象的老鼠的遭遇就与前者大相径庭了。厕所是私地，老鼠身处其中，食臊啖臭，营养不良，又偷窥人类隐私，遭到喊打而惊走是很正常的。
　　这个出生于楚国上蔡的李斯清醒地意识到了仓鼠和厕鼠的区别，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仓鼠和厕鼠的不同遭遇启迪了李斯的早年人生。
　　少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对未来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同决定了所呈现的视野也会千姿百态。个人的奋斗，支持个人奋斗的理念，个人奋斗的方式和途径，就像百花园里的花朵一样，色彩缤纷，五颜六色。因此，儿时的经历很重要，人生所有的梦想都诞生于此，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于此汲取动力。
　　李斯就是这样的人，无论他做的官是多么的小，也无论他的遭际多么的无聊，发生在身边的事总能引起他的思考。也许这就是能人和凡人的区别。能人总是能看到凡人眼里看不到的东西。
　　善于思考和观察的人总是对身边的世界非常敏感，一个在寻常人看来十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他们看来里面就可能隐藏着深奥的道理。即使再简单不过的事，也可能是生活哲学的体现，应该归纳和总结出来，作为人生的指导。
　　李斯总结的这套老鼠哲学，对他未来的人生追求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李斯离开楚国，西入秦国，后来做了始皇帝的丞相，以至最终被腰斩于咸阳市，都和其所信奉的老鼠哲学关系甚深。
　　李斯离开楚国，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的学说源于儒家思想，但他的观点对各派学说都有所继承和评论。其政治思想，主张礼法兼治，王强并用，强调尚贤使能，反对世官世禄。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非常实用，所谓显学，此之谓也。韩非和李斯都成了荀子的底子，可见荀子的学说影响甚广。
　　学成以后，李斯审时度势，认为当时除秦国外其余六国都软弱无能，无法满足他建功立业、成为人上人的欲望，准备去投奔西方的秦国。
　　李斯入秦而不去他国，显示出来他的高超的战略眼光。战国末年，六国势衰，秦国独强。各国有识之士纷纷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而奔走入秦。这些来自外国的贤士能人在秦国被尊为“客卿”，得到秦王的信任和重用，远非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所得到的境遇所能比拟的。
　　李斯在离开老师荀子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番颇有意思的话：我听说，遇到时机就不可放过。如今天下纷争，正是我们这样的人建功立业的时候。现在秦王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这正是平民百姓和像我这样的人出人头地的好机会。身处卑贱的地位却不谋划博取功名，这就像鸟儿和鹿对肉食不感兴趣一样不可理喻！人是一定要力争出头的，所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地位卑贱，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潦倒。长时间过穷困贫贱的生活，不慕红尘，耻于言利，自甘平淡无为，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愿望。所以我准备到西方去游说秦王。
　　由此可见，李斯是一个功利心极重的人。也正是这种功利心催动李斯继续前进，为了圆上他的出人头地、摆脱穷困境遇的梦想，他毅然决然的踏上了西去秦国的道路。这条路他走得干净利索，无牵无绊，心中充满了憧憬。因为秦国是一个帮助他实现抱负的大舞台。
　　李斯到泰国以后，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秦王嬴政继位。
　　李斯先在相国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后来吕不韦觉得李斯是个有才干的人，就任命李斯为郎。郎是国王的侍卫。李斯于是得到了向秦王献策的机会。
　　李斯对秦王嬴政说：“一味等待的人，会坐失良机。要想建立伟大的功业，就在于抓住时机，敢于下手。为什么秦穆公时所建立的霸业并没有东向吞并六国之地呢？因为当时的诸侯国还很多，周王室的声望还不是很衰落，所以春秋五霸轮流坐庄，还没忘记打出尊奉周室的幌子。自从秦孝公以来，周王室日益卑贱衰微，诸侯相互兼并。秦国凭借优势奴役函谷关以东的六国，屈指算来已然六代了。现在的诸侯服从秦国，就好像郡县隶属中央一样。凭借秦国的强盛，大王的英明，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足以消灭六国，实现天下的一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如果这个机会懈怠了，没有抓住抓好，诸侯就会再度强盛，相互缔结合纵的盟约，到那时候，大王纵使有黄帝的才干，也不能统一天下了。”
　　李斯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秦王，博得了秦王对他的另眼相看。秦王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任命李斯为长史，不久又拜李斯为客卿。
　　到此，李斯完成了对自己那番“老鼠哲学”的完美阐释。他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社会地位和环境是具有可塑性的，这种后天的塑造对人生的影响是何等的重要。
　　仓鼠和厕鼠生来俱是鼠，这是本质上的相同。而一个生在厕所一个生在粮仓，这就是社会地位和环境的不同，人生和命运也因此不同。但这其中有个变数，就像一个函数一样，既有常量也有变量，变量的改变会引起函数发生质的变化。
　　而人们往往忽视这个变数，对自己的境遇怨天尤人，这是最愚蠢不过的行为了。变数在人心里，谁有能力把握和控制，谁就能完成对命运的后天塑造。这是大大有益于人生的。
　　好钢要用到刃上.
　　李斯不久就做了秦王的长史，建议秦王派遣谋士携带重金去游说诸侯，罗致人心。诸侯名士有爱财的，就用重金贿赂，让他们为秦国谋事，不接受贿赂的，就派刺客去结果其性命，扫清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个计划成功了，再派良将紧随其后攻城略地，统一就在望了。
　　嬴政大喜，认为这个计划无疑使自己统一六国的战略部署如虎添翼，更加万无一失了。
　　李斯的计策可谓毒也。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总是甘愿为钱财而冒险，就像鸟儿甘愿为食而身陷牢笼一样。这就是这些人被怀有更高志向的敌人所利用。秦王和李斯就是这样怀有更高志向的人。他们计划的目的就是让六国内部离心离德，君臣不睦，互相攻讦，面临外难的时候，彼此推诿，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卖国家。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所以千多年后的苏洵在《六国论》中痛陈“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些险恶的赂秦者就是李斯的计划的牺牲品。
　　六国也有自救的志士，向燕国太子丹，深感国之将亡的切肤之痛，派荆轲去刺杀秦王。结果图穷匕见，秦王有惊无险，荆轲却血溅秦廷。这个让人痛心的结局不但无助于挽救燕国的危亡，反而加速了它的毁灭。因为此举让秦王感到六国之人不可相信，要铲平六国之地，建立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大一统的国家。
　　刺秦这样的事情发生频率很高，虽然秦王心存芥蒂，但对六国前来归附的能人贤士还是爱戴有加，并不防备怀疑。像李斯这样一个从楚国而来的有才干的人，秦王还是给予了重视和重用。
　　李斯曾因一席话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秦王决定要好好的重用他，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秦王大为惊恐的间谍事件。
　　韩国恐怕被秦国灭掉，就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去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
　　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
　　秦王联想到六国贵族亡我之心不死，几次刺客偷袭，险些丧命，今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六国的宾客啊，让秦王既爱且恨。秦王最后还是听从了群臣的建议，颁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一看大事不妙，自己苦心经营的“仓鼠之境”将有被毁灭的危险，如此自己过去的努力和奋斗不就成了东逝之水了吗？不行，李斯合计着不仅不能让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还要借此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秦王心目中的地位。
　　于是，一片震烁千古的雄文《谏逐客书》诞生了。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就是指此而言的。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穆公求贤若渴，重用外来的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和公孙支，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富国强邦，打败楚、魏，扩地千里。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合纵，迫使各国服从秦国。昭王得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成就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才使秦国越来越强大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恐怕国家既没有富利之实，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宾客就要被驱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
　　秦王过热的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他仔细琢磨李斯心中的意思，认为李斯说得情辞恳切，非常符合秦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未来的统一大业也是十分有裨益的。秦王感到李斯果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间谍事件不仅没有伤害李斯的利益，反而使他更加取信于秦王。这一下，李斯成了秦王面前炙手可热的人物，来自于六国的宾客也对李斯大加佩服。李斯在秦国的地位一天天巩固并加强起来。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人人自危。
　　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
　　尉缭的计策和李斯的不谋而合，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秦王得此左右股肱之臣，统一事业势如中天。而六国却在不断的孤立和瓦解。统治者集团内部离心丧德，显示不出丝毫的凝聚力，而形势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六国在李斯、尉缭的离间之计的攻击下，变得脆弱不堪，就似一堆朽木，只待最后一波风浪，就将它们裹挟而去了。
　　当年同学，今日寇仇.
　　然而，正当李斯在秦国的地位不断的提升和加强的时候，他却见到了自己不想见到的人。此人的出现，不啻于在李斯的头上砸下重重的一棒。这个人具有比李斯还要高的才能，如果得到秦王的重用，李斯就会黯然退出秦国政治的舞台。
　　这个人就是口吃的韩非。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爱好刑名法术，与李斯同学于荀子门下。韩非生来口吃，说话不太利索，但是很能著书立说。李斯常因此而自卑，认为自己不如韩非。
　　在众多的门生中，荀子认为韩非和李斯最优秀，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荀子曾说：“韩非才质超群，可惜太露锋芒；李斯心智过人，只恐过于忠厚。但有二子在，吾道不穷矣。将来出将人相，楚国有望，秦亦不足惧矣。”
　　太露锋芒就会招人嫉妒，过于忠厚就是心怀狡诈，荀子对自己的两个爱徒可谓知之甚深。荀子希望他们两个能都以自己的才学出将入相，振兴自己的国家，那样秦国的扩张就不足恐惧了。
　　可是，韩非和李斯都违背了老师的意愿，都去秦国作了客卿。
　　去秦国之前，韩非看到韩国的国势渐渐衰落，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都不予理睬，甚至有点瞧不起这个小学生。韩非感到非常痛心，因为他看到韩王治国不讲究法制，不能用权势驾驭臣下，不求贤任能，更不能富国强兵，反而重用一些夸夸其谈的文生和说客。这是韩国衰落的根由，韩非向国君指出来，不仅没有得到重用，反遭君王的冷落。
　　韩非还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主张国家在平安的时候可以宠幸那些有浮名虚誉的文人，而危急时刻则需起用那些披甲戴胄的武士。而韩国的现状却恰恰相反，敢死的武士得不到重用，恬嬉的文人说客却得到赏识，这不正是国家衰落的征兆吗？
　　韩非觉得自己的国家在一天天的沉沦，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强大的秦国所灭。他悲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不为奸邪之臣所容，考察历史上治国得失的演变轨迹，写下了不少著述，向《说难》、《孤愤》、《五蠹》等等，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
　　韩非是个务实的人，他感到韩国已无可救药，自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也想像李斯离开楚国一样，离开韩国去了秦国当客卿。在当时，去秦国作客卿可以说是一种时尚潮流，有识之士、能文会武、侃侃健谈……只要有一技之能，都能在秦国得到任用，发挥自己的才智。韩非是荀子的得意门生，学识才干都在李斯之上，李斯尚且得到秦王的重用，何况韩非呢。
　　可是，因为秦国要攻打韩国，没等自己去，韩王却把韩非当作人质送与了秦国。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在柳柳成荫。韩非由原先的事与愿违到现在的事与愿遂，本想着接下来就是面见秦王，向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就像自己的同门师兄李斯那样。
　　然而结果却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韩非的遭际对比于李斯的来说，简直就是天上地下。韩非不但没有得到重用，而是身陷囹圄，最终丧命。
　　这些都是拜李斯所赐。李斯是个功利性很强的人，他绝不容忍自己的“仓鼠”的处境遭到破坏，他骨子里的深深的自卑，有自卑而产生的嫉妒，成了韩非悲剧发生的引线。
　　李斯通过《谏逐客书》进一步得到了秦王的信任，他在书中主张优待从六国而来的客卿，这样才能使秦国更加富强，统一的步伐也会加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另一位“客卿”韩非来求见秦王时，却遭到了李斯的嫉妒。
　　李斯知道韩非的本事比自己大，害怕秦王重用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忠于韩国不忠于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依据法令把他杀掉。”
　　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
　　韩非到秦国以后，又得罪了姚贾。姚贾为秦国立过功，深得秦王的重用，被任命为上卿。韩非却向秦王说，姚贾出身不高贵，当过大盗，在赵国做官时被赶跑了，认为用这样的人是很不应该的，使得秦王很扫兴。事后秦王又向姚贾问起韩非，姚贯当然不会讲韩非的好话。
　　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没有办法，只好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
　　秦王后来醒过味来，发觉不对，可是后悔已晚。
　　从此以后，李斯没有对手，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秦王统一六国出谋划策了。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王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东到大海，南达岭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内蒙古、辽东的空前的封建大一统国家。
　　秦统一后，秦王嬴政被尊为皇帝即秦始皇，李斯为丞相，又积极协助秦始皇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交通轨道，凡此种种巩固了秦朝的统一。
　　关于统一文字，这里还有一段佳话。
　　秦统一后，李斯建议始皇，尽废各国文字，实行“书同文”政策。
　　李斯本就是秦代最著名的大书法家，小篆书写得非常好，宦官赵高也颇通此道。传说，李斯的小篆书“结体凝重，端庄飘逸，笔直如矢，弯曲若弓，体势修长，匀柔圆健”，体现了小篆体的精髓，被后人推崇。
　　韦续的《墨薮》曾载李斯用笔法：“夫书功之微妙，与道合自然，篆籀之前，不可得而闻矣。自上方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今则删略繁者，取其合理，参为小篆。”可见李斯小篆书法的美学感受。
　　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李斯简化大篆体，以小篆为标准，力扫书法上的繁复冗赘之气，整理文字，并将小篆书法载入“半两”钱文上，对我国文字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焚书坑儒难商量.
　　秦朝建立后，是实行周朝的分封制，还是孝公时推行的郡县制，在统治者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讨论。李斯力主实行郡县制，但是遭到了站在儒家立场上看待秦朝政治的守旧派的坚决抵制。
　　国朝建立初始，分封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形成了一个以国王为中心、以诸侯为辐射区的圆形统治体系，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可是日久年深，一旦出现主弱臣强的局面，诸侯便不再服从中央的号令，互相兼并攻伐，造成大分裂的局面。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鲜活的例证。
　　而郡县制则不同了。郡县制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它不再分封诸侯，而是直接由国君任命的官员去执行，郡守只对国君负责。这样的话，统治体系就由原来的圆形体系而变成金字塔体系。金字塔体系的一切元素或部件只对位于塔尖的国君或皇帝负责。
　　但对于新事物，守旧的人总是嗤之以鼻。秦统一后，勋旧派首领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像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分封到各地替皇帝管理天下。
　　秦始皇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帝王，他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王绾将这个问题表面化以后，秦始皇便召集群臣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
　　李斯认为：周朝建立的时候，文王、武王分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雠，经常发生战争，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天下统一，应该实行郡县制，皇帝的子弟和功臣，都用国家的赋税进行赏赐，这种制度是很合适的。天下没有二心，才是安定国家的根本，分封制过时了，不再适合国家的形势。
　　秦始皇颇以李斯的建议为然，他说，天下苦于无休止的战争，就是因为诸侯王互相攻伐的原故。朕依赖祖宗宗庙完成天下统一，再立许多国，这不是自我树敌、自掘坟墓吗？分封诸侯国，既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
　　李斯最后战胜了勋旧派。郡县制的实行影响深远，成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一。尽管知道现在人们还在讨论郡县制的优劣功过，但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的草创阶段，郡县制的功劳的是大大的，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免去了诸侯战乱，可谓一举两得。其间，李斯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
　　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把百姓改为“黔首”，收集天下的兵器，聚在国都咸阳，熔铸成巨钟，又铸造了十二个巨硕的铜人，每个重一千石，安置在宫廷里。
　　秦始皇想借此一是毁灭六国贵族复辟的念想，二是削弱民众的反抗力量，可惜国家机关成了实施暴虐的工具，在李斯的辅佐下，刑法严苛，牧民过猛，最终导致陈胜吴广起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为后世留下了笑柄。
　　秦始皇三十四年，群臣又一次聚在咸阳宫，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独裁的皇帝大都有些好大喜功，秦始皇也不能免。
　　有一个博士仆射，叫做周青臣，称颂秦始皇消灭六国诸侯，在天下实行郡县，统一了中国，铲除了战争的祸根，认为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些既是实情但听起来让人倒胃口的阿谀之词，令始皇帝心情大悦。
　　偏偏这个时候，另一个博士淳于越很不知趣，对秦始皇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田常、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没听说过不以古为师而天下能长久的。”
　　就这一句，秦始皇愉悦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脸上却顿时阴云密布。秦始皇最反对以古论今，以古非今。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
　　李斯一看淳于越要推翻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又看到秦始皇十分不悦，隐忍心中的怒气，他便心中有数了，皇帝不喜欢这些酸腐守旧的儒生，皇帝要创造前人未有的基业。
　　于是，李斯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时代变了，政治制度也要随着改变。淳于越吹捧的夏、商、周三代旧制，根本不值得效法。现在天下已定，法令一统，百姓努力生产，读书人只须学习政府法令。可是那些读书人不学习当代的东西，却专门推崇古代的东西。他们标榜私学，攻击政府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诽谤朝政，惑乱人心。如果不加禁止，陛下的威信就会降低，他们就会结成私党，聚众闹事。”
　　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公元前213年，李斯上书嬴政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 嬴政对此建议的批阅是：“可。”
　　于是，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秦王政三十五年，秦始皇对儒生又进行了迫害。他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尤其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进程是一场难以形容的灾难。儒生的主张虽然不合时宜，但他们本身并没有错，他们所读所学所信仰之学说没有错，而李斯揣测秦皇意图，以报当日儒生阻挠实施郡县制的仇恨，竟建议焚诗书、坑群儒，其内心之黑暗可见一斑。从此，中华文明与民主理想、共和理想，以及探索政体合理化的人文努力、公正原则、理性渐行渐远。
　　这一切，李斯难辞其咎。
　　怀念打猎的生涯.
　　比李斯早些时候的庄子，曾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遣两位大臣先行前往致意，说：“楚王愿将国内政事委托给你，愿你不辞其劳！”
　　庄子手中握着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装着它，用巾饰覆盖着它，珍藏在宗庙里。那么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留下骨骸进而得到配享宗庙的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摇着尾巴吹气？”
　　两位大臣说：“宁愿活在泥水里摇着尾巴吹气。”庄子说：“你们走吧！我仍愿做一只活在水里、拖着尾巴、吹着气泡的龟。”
　　言犹在耳，却很少有人领悟其中的深意。
　　几十年后，李斯全家被押赴刑场。
　　在赴死的途中，李斯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的儿子，充满悔恨的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说罢，父子相抱痛哭。
　　就在这一天，李斯在咸阳街头被腰斩，全家大小三族全被杀害。
　　对于李斯的死，自身的原因起决定作用。秦始皇重用李斯，李斯则依靠严苛的刑法治理国家，不注重与民休息，使得百姓困顿，民生沸腾。这也是为什么汉高祖灭秦后采用道家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国家逐渐恢复并强盛的原因。
　　帝国的草创阶段，法家严苛的政策具有致命性的危险。再加上秦始皇自身性格暴戾，实行独裁统治，更使帝国疲惫不堪。帝国内部反抗浪潮迭起，秦朝统治岌岌可危。
　　秦始皇觉察到有人在皇位下面点火，不但不反省自己，凡而先后五次远途巡行，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控制。尽管如此，反抗还是不断发生，曾有人拦截皇家使者，还有人公开咒骂“今年祖龙死！”
　　最后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胡亥的老师赵高等一同前往。秦始皇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的时候，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界知道死讯。然而，围绕皇位继承的问题，李斯和赵高勾心斗角，最终联手策划了一场阴谋，而李斯也最终成了这场阴谋的牺牲品。
　　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
　　而宦官赵高极力想拥立胡亥，那样他就可以大权独掌。但李斯的存在让赵高有所顾忌，赵高想要胡亥继位没有李斯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赵高便千方百计的拉拢李斯。
　　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他对李斯说：“皇帝临死前，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全由你我说了算，你意下如何？”
　　李斯听后非常惶恐的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李斯的这句话对赵高是有所防范的，但赵高对李斯的弱点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而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
　　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李斯的要害，李斯最怕有人将他取而代之。一下子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李斯一见形势将危及自身的利益和性命，无奈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
　　于是，篡改遗诏的好戏上演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但后来被囚禁，服毒而死。
　　在李斯的合谋下，胡亥继承了帝位。但胡亥比他老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他爹的雄才大略，却有比他爹更加残暴的统治手段。
　　李斯看到灭亡秦朝的引火线不断地燃向炸药包，再不出面规谏，秦朝恐怕要成短命王朝。但为了保存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既得利益，李斯徒作哀叹，不敢规劝胡亥。
　　但毕竟李斯良知尚存，他对胡亥修阿房宫征发徭役的行径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
　　李斯在狱中高呼：“大秦要亡了，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了，昏君之心尚未领悟，奸臣赵高仍被重用。我不久就会看到，盗至咸阳，麋鹿游于宫苑。”
　　李斯一生的醒悟直到此时才刚刚开始，只不过上苍不再给他机会了。赵高也终于窥伺到扳倒李斯的机遇。他趁机诬陷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挨不过皮肉之苦，屈打成招。李斯荣耀的“仓鼠”的一声，在血溅刀刃的腰斩酷刑中草草收场。
　　后人在评价秦朝的功绩的时候，往往称颂秦始皇，而忽视李斯，但李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明人李贽曾说：“秦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可见秦始皇显赫的历史功绩中，李斯的作用不容小觑。
　　但李斯注重名利，甚至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人格尊严，与赵高同流合污，阿谀二世胡亥，千古以来遭人唾骂，自己也因此身败名裂，腰斩街头，令人悲痛。假如在沙丘，李斯能绝交赵高，挺身而出，阻止政变，诚如司马迁所言“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也曾有过思考。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以前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但李斯的思绪一闪而过，那不是深刻的清醒，而是一时的感慨。直到临死，李斯才真正彻悟了，在狱中发出了震人发聩的绝响。但一切都晚了，徒作“牵犬东门，岂可复得！”之叹。
　　李斯生活的时代，战国的历史已接近了尾声，秦国一统天下成了大势所趋。李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楚国的一名小吏西入秦国成了秦相国吕不韦的幕僚，后又伺机一跃成为秦王嬴政的客卿，最终当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秦朝的相国。纵观李斯一生，毁誉参半。他在秦始皇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秦朝的昙花一现他也难脱干系；他为后世留下了精妙的小篆书法，也为后世伏下了诸多隐患，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十五世纪以降的衰落。回瞻李斯的生命轨迹，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曾经的不可一世，终究难以抵消临死前“东门黄犬”的遗憾。
　　李斯最大的错，在于原则问题。一个人要讲原则，没原则就会行为失准，做出不讲道义的事情。在赵高阴谋立胡亥为帝，拉拢李斯的时候，李斯就应该义正严词的拒绝，主持正义，迎立扶苏为帝，联合蒙恬，然后大旗一挥，直指赵高胡亥夺嫡的阴谋，号召天下有识之士共同讨之，事情就是另一番样子了。赵高、胡亥也未必有勇气将阴谋继续下去。而且，少了李斯的支持，赵高的阴谋也不好实现。因此，秦末的变乱，李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斯思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便罔顾原则，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担心蒙恬会取而代之是没有道理的。一是，蒙恬是领兵将领，长期在外作战，对宫内的权力不争不甚明了，不会毫无顾忌的牵涉进去，虽然他和扶苏走得很近，但那时正当的，丝毫没有结盟的意思，相比胡亥和赵高的阴谋勾结，自然要高尚许多；二是，以李斯当时的影响，蒙恬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说秦始皇死后，李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无论是对扶苏还是胡亥来说，谁得到了李斯的支持，谁的胜算就大，而人心所向的乃是希望扶苏能出来继位，扶苏只能依靠李斯，而不会冒失的让蒙恬取代他，自绝优势。故此，李斯的顾忌是多余的。
　　李斯有了这样的顾忌，才让赵高抓住了要害。一旦就缚于名缰利锁，眼光和胸襟就会变得狭窄，丧失蠡测事情的尺度，李斯就是这样，赵高对他非常了解，因而对症下药，提出蒙恬可能取而代之的问题，正戳中了李斯的痛处。李斯思来想去，没能守住原则，向赵高这个阴谋家倾斜了。可是，正因为丧失了原则，李思堕入赵高的套中，事成之后（胡亥如愿以偿登上帝位），赵高把脸一翻，李斯便锒铛入狱。身陷囹圄的李斯才有所悔悟，可为时已晚，既然赵高把他送进来了，就没想着再把他放出去。对此，李斯的心里比谁都明白。
　　当李斯知道自己要被腰斩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为丧失原则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于是，后悔了，想起没当官的时候，带着儿子去上蔡东门驱逐狐兔时的光景，真是惬意啊。人只有到临死的时候，才懂得平淡和淡泊名利的可贵。只可惜，即使李斯此刻悔悟了，也再不能回到过去的岁月了，只能把教训留给后人，把遗憾和感叹让后人品味。
　　李斯当死之时，耳旁萦绕着庄子那句“我仍愿做一只活在水里、拖着尾巴、吹着气泡的龟。”悔恨的泪水无声飘落。是啊，泥水中虽然污浊，但总可以自由的呼吸、自由的摇头摆尾。一旦戴上名缰利锁，为之汲汲驱驰奔逐，为之牺牲一切可贵的东西，到头来却只能身死名丧。如果李斯当初醒悟，仔细咂摸一下先贤庄子的那句话，宁肯和儿子在上蔡东门逐一辈子的狡兔，也不会涉足名利这场浑水了！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第八章  窦婴，不识时务的大丈夫
　　档案.
　　姓名：窦婴，字王孙。
　　籍贯：河北衡水人。
　　出生：不详。
　　卒年：公元前131年。
　　享年：不详。
　　最得意的事情： 协助景帝平灭七国之乱。
　　最失意的事情： 因崇尚儒术而遭窦太后冷遇。
　　最不幸的事情： 陷入与新外戚田蚡的争斗之中。
　　最痛心的事情： 知交灌夫与田蚡交恶。
　　最擅长的事情： 侠义为人，赤诚待人。
　　非正常死亡方式：因糊里糊涂的“矫诏罪”而遭弃市。
　　不知通融的窦王孙.
　　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窦婴在病榻之上迎来了汉武帝的使者。使者宣读诏书，以窦婴矫先帝遗诏的罪名，论罪弃市。诏书读完，偌大的魏其侯身心俱颓，坍塌在床榻之上，两眼中流露的冤枉和悲愤的神情，更添加了雨夜的凄凉。
　　窦婴的死在西汉初年算得上是一件大案，也是一件震惊天下的冤假错案。然而起因却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因为灌夫在武安侯田蚡的婚宴上闹酒的一件小事。但冲突的爆发总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果没有量变，质的飞跃也不容易发生。
　　而这里的量变就是以田蚡为首的新外戚集团与以窦婴为首的旧外戚集团长期的无休无止的斗争，灌夫闹酒把这个矛盾推向了顶峰，使得田蚡下决心要除掉窦婴，拔掉这枚阻碍自己捞取更大政治利益的眼中钉。
　　窦婴的死正是新旧外戚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因此有其必然的因素在里面，可是，为什么是窦婴而非田蚡去死呢？
　　原因很简单，窦婴家族依靠的是孝文皇后窦太后，也就是汉武帝的奶奶，而田蚡则依靠她的姐姐王皇后，即汉武帝的母亲。窦太后在世时，尚未成为皇后的王美人和其弟田蚡依附尚恐不及，何谈触动和打击窦氏集团的利益？然而势随人去，窦太后一死，窦氏集团就失去了凭依，而汉武帝专政后，王皇后的势力如日中天，田蚡自然就会排挤打击甚至摧毁窦氏集团的力量。
　　随着权力重心由旧外戚向新外戚倾斜，窦婴沦为了这种政治势力转换的牺牲品。
　　外戚政治的形成，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伴随着汉朝的建立就产生了。可以说，汉朝自打初始建立，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夫妻店。何谓夫妻店呢？就是夫与妻共主政，丈夫作为皇帝主政是理所当然的，并无非议，然而妻子作为皇后干涉政事则名不正言不顺，不为人们认可，但是偏偏有汉一代，对皇后或太后干政的做法情有独钟。皇后或太后干政，意味着必定会安排自己家族的成员担当朝中位高权重的官职，形成权倾朝野的外戚政治集团。
　　汉高祖的老婆吕雉虽大字不识一斗，却是一个野心家。刘邦死后，吕雉以太后之尊，独揽大权，废除了刘邦那个非刘姓不封王的白马之盟，大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她死后，刘姓藩王反攻，吕姓诸王遭到屠戮，但这并不意味着外戚政治的终结，而仅仅是个开始。吕姓外戚倒下了，还有后来的窦姓、田姓、卫姓、霍姓……外戚的种子是不会枯死的，只要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还在。
　　西汉政府自始至终都是皇帝与外戚共同执政的一个局面。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皇帝有所作为，占据对外戚的优势，可以借助其力量巩固自身的统治，但若干年下来，皇帝堕落或是年幼继位，抑或寿命短暂，外戚力量就会膨胀，占据对皇帝的优势，皇帝不得已交出权柄，任其摆布。
　　外戚的做大和膨胀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随着皇帝更替，皇后和太后的老死或变更，新旧外戚的力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新的沦为旧的，更新的外戚势力也会涌现，外戚与外戚之间的矛盾既不可调和也不可终止。
　　皇帝与外戚之间的矛盾，可以精辟地比喻为弹簧力。皇帝强则外戚的势力就会收敛，为皇帝所用，以此外戚制衡彼外戚，以新外戚制衡旧外戚，使朝廷内部达到一种微妙的和平共处的境界。皇帝弱则外戚的势力就会扩张，皇帝为外戚所胁迫，朝政亦为外戚所把持，这种局面意味着大黑暗时代的降临，其产生大概离王朝的灭亡不会太远了。
　　能和外戚较劲的只有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何谓藩王？就是皇帝的一家子，即宗室。宗室往往封王，而外戚充其量也只能封侯，但为什么身为龙子龙孙的宗室势力会遭到压制，而外戚力量会崛起并做大呢？原因出在皇帝的继承权上。
　　面对皇位的继承权，皇帝面临着来自同姓藩王的威胁。同姓的藩王也有皇位的继承权，这不是信口而言的，而是有此前例。汉文帝就是如此，汉高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汉惠帝继位，汉惠帝死了以后，惠帝没有儿子，只好把他的兄弟汉文帝从藩王的位置上请进京城来，请他做皇帝。
　　这就意味着一旦在位的皇帝死了，没有子嗣，就不得不到同姓的宗室藩王里面去找一个人来继承皇位。所以皇帝对藩王都怀有戒心，因为他们都梦想着能当上皇帝。藩王的心里也总是忿忿不平，总觉得自己有当皇帝的资格，你姓刘我也姓刘，你是高祖的子孙，我难道就不是吗？凭什么你当我不能当，所以刘濞想造反，刘安也想……而那些外戚，诸如姓窦的、姓田的、姓卫的……等等，本来就不姓刘，没有资格做皇帝，要做的话就是谋反，大逆不道，就可以依律定罪处死。这对皇帝来说，相对反而安全。所以，皇帝在政治上会倾向于外戚而不是藩王。
　　正是因为皇帝的顾忌，才使得藩王在与外戚斗争的过程中束缚了手脚，反制的力量大打折扣。外戚成了西汉政治中最活跃的力量。
　　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的发生和平定，更是打击了诸藩王的势力，抬升了外戚的地位，尤其是以窦婴为首的窦氏集团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更是炙手可热，窦婴也因此封侯，显赫一时。
　　窦婴所历孝景、孝武两朝，皇帝都有可夸耀的地方，前者以孝治天下，创下了为后代史家推崇不已的“文景之治”，后者文治武功，光辉熠熠，秦皇汉武相提并论，可见其在史家心中的地位。
　　这两个皇帝当政期间，外戚政治也十分活跃，但始终操纵在皇帝的手中，为皇帝所利用，没有发生皇帝与外戚之间的激烈争斗。但外戚与外戚之间，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间明枪暗箭，阴谋阳谋，沧桑也好，残酷也罢，总让后世为之扼腕。
　　窦婴则是最让人叹惋的一个人物。
　　窦婴的死，灌夫闹酒只是一个临界点，考察其真实的原因，相当复杂。可以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牵涉其中，难脱干系。活着的人如汉武帝、王皇后和田蚡，死去的人如窦太后、汉景帝和灌夫，都是窦婴弃市而死的悲剧的推波助澜者，窦婴的死在这些人身上早就预伏了引线。
　　当然，窦婴自身的原因也是其悲剧发生的根源所在。司马迁将其归结为“不知时变”，倒也恰如其分，但是对于窦婴的为人，倘若跟得上时事变迁，成了一个识时务乃为俊杰的圆通之士，窦婴还成其为窦婴吗？
　　苛责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大吼一声，好一个不识时务的窦王孙！
　　令姑母厌恶的侄儿.
　　窦太后名叫窦漪房，是汉文帝的妻子，汉景帝的母亲，同时也是窦婴的姑母，汉武帝即位后，尊她为太皇太后。
　　这个女人十分不简单，历经文、景、武帝三朝，处处都体现着她的威严和控制力。
　　汉王朝以孝治天下，统治者信奉在家做孝子，为国才能做忠臣的哲学，每个皇帝都恪守孝道，为天下表率。天子于庙堂之上是一国之主，专断独伐，回到了家里，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便是儿子，儿子要尽孝道就要听母亲的话，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这就是汉朝家法。
　　皇帝既是天子又是儿子，这就为太后干政提供了途径。太后往往通过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达到遥控朝政的目的，有时候皇帝有什么事情不能决断，还要到内廷去询问母亲，探听母亲对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以免自己的决措失当，伤害母亲的感情。
　　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尊母亲窦皇后为太后，对母亲百般敬重，丝毫不敢悖逆。
　　彼时，各地藩王的权限极大，可以自己铸造钱币，可以保有军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危及国家的安危。朝臣晁错建议景帝削藩，景帝对此事颇为踌躇，但也意识到削藩势在必行。但难就难在如何说服窦太后支持削藩，更何况窦太后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景帝的亲弟弟刘武，也在被削之列，要想让窦太后同意削藩势比登天。故景帝对于削藩一事，一再拖延。
　　窦太后对梁孝王刘武宠爱有加，一次梁孝王来朝，兄弟宴饮。当时景帝还没有立太子，酒酣耳热之际，景帝拉着梁王的手从容说道：“千秋之后，皇位就传给梁王了。”窦太后听了十分高兴。窦婴则不顾当时的皇帝母子兄弟亲热的气氛，持酒进上，规劝道：“天下者，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大汉的规矩，陛下怎么能擅自传皇位于梁王呢！”
　　这一句话不要紧，惹恼了窦太后。窦太后登时脸色全变，对自己的族侄一顿臭骂。倘若仅仅是骂几句倒也罢了，更甚者开除窦婴的门籍，不许他入朝请安。窦婴碰了一鼻子土灰，只好没头没脸的蜗居家中，无所事事。
　　可是国家离不了窦婴，并不是因为他是窦家人的原故，而是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个家国的栋梁。窦婴在家里平凡度日并不心安，时刻盼着景帝能够重用他，正所谓赋闲在家，心怀天下。
　　机会终于来了。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公开造反。当窦婴的家人打听到这个消息并将之告诉窦婴的时候，窦婴一改往日百无聊赖的神情，精神顿时振奋了许多，心中对这出头之日的盼望多么焦急啊！
　　同样焦急的还有汉景帝。七国之乱一暴发，汉景帝就慌了，手中无有可派之将。汉景帝考察窦氏诸子弟，发现没有一个胜过窦婴，便招窦婴入见，委以戡乱重任。窦婴却借口有疾病在身，一再推辞。
　　这个事传到窦太后耳朵里，窦太后也感到很惭愧，当初那样对待窦婴确实有些过分，没想到今天这个族侄心里还在别扭。窦太后就让景帝把她惭愧的意思转达给窦婴，景帝还说：“天下顷刻危难，王孙怎么还推托呢？”
　　窦婴一见皇帝如是说，正好就坡下驴，答应景帝领兵平叛。
　　窦婴此举，多少挽回了点宴请梁王时丧失的颜面，但也在汉景帝的心里留下了轻浮、自视甚高的印象。得意总是短暂肤浅的，而伤害却是永久而深刻的。后来，景帝临终的时候，曾密嘱窦婴“事有不变，以便宜论上。”恐怕也是景帝为铲除窦氏外戚而留的后手，窦婴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做了矫诏罪的冤死鬼。
　　七国之乱平叛后，窦婴以大将军战功卓著，被景帝封为魏其侯。当时朝中地位最为显赫的，除了条侯周亚夫，就是魏其侯窦婴了，诸列侯都不敢以平等的礼节相见。
　　窦太后一看窦婴着实给窦家增光添色，内心里对这个曾经忤逆过自己的族侄也多了些许的喜爱。桃侯刘舍被罢免相国以后，窦太后多次在儿子汉景帝面前提出，让魏其侯窦婴担任相国一职。可见老太太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也可以看出窦婴确有打动老太太的地方。
　　可是汉景帝却不这么认为。七国之乱时窦婴借故推托，给景帝留下了轻浮、自视甚高的印象，这个印象在景帝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也给窦婴的命运埋下了不确定的因子。汉景帝对窦太后说，你以为儿子就不想任用魏其侯担当丞相吗？非也，而是窦婴“沾沾自喜，多易，难以为相持重。”意思是说，窦婴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办事轻浮草率，不足以当大任。
　　窦太后见汉景帝主意已定，也莫可奈何。这样对待窦婴倒也可以锉锉他的锐气，磨磨他的棱角，不至于轻狂自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可叹老太后想法虽好，但方向却不对头，窦婴本性如此，打磨也无济于事。
　　除了在立梁王为储的问题上，窦婴和姑母发生过争执以外，更深刻的冲突是在治国思想上。
　　窦太后喜欢黄帝、老子的“淡泊无为”的学说，在她的影响下，皇帝、太子和窦家的老少贵族们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崇黄老之学。她为了维护黄老之学的尊贵地位，让儒生辕固生去和野猪搏斗，可见这位老太太不仅偏执，也是够狠心的。幸亏汉景帝递给辕固生一件兵器，才使得他免于一死。
　　汉武帝即位后，窦太后成了彻头彻脑的顽固派，死守着道家思想的阵地，同儒生和推崇儒家的窦婴、田蚡等人顽抗到底。
　　儒学学者赵绾、王臧被汉武帝看重，进入执政集团上层，然而最后被治罪，在政治高压下自杀，主要责任人也是窦太后。
　　这时候，窦婴又走到了姑母窦太后的对立面。
　　窦婴推崇儒家思想，这一点倒是和武安侯田蚡极其的相似。两个人虽然分属于泾渭分明的新旧两个外戚集团，但在思想阵地上，窦婴和田蚡却同属于推崇儒家的新思想集团。
　　这个集团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对完成他的大一统的帝国梦大有裨益，因此新思想集团得到了皇帝的有力支持，尽管遭受了沦为旧思想集团领袖的窦太后的打击，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汉武帝重用董仲舒可以看出新思想最终战胜了旧思想。
　　西汉初期，治国方略从道家向儒家的倾斜，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化，窦婴总是积极地推进者，这点可以佐证他对历史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窦婴最终被窦太后深恶痛绝，也是因此。
　　抢田事件.
　　窦太后死后，她的儿媳王太后才敢活跃起来。
　　景帝尚在的时候，宠爱栗妃，王皇后彼时不见宠，依附在窦太后身边，谨慎小心的侍奉，一丝不敢懈怠。窦太后见她体贴贤惠，心里十分高兴，常常在景帝面前提她的好处，景帝也觉得她贤惠，十分宠爱。
　　后来，景帝立栗妃之子刘荣为太子，封王皇后所生的刘彘为胶东王。这个刘彘就是后来的汉汉武帝刘彻，彘是他的乳名。王皇后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千方百计的谋划活动，最终争取了窦太后的支持。
　　窦太后除了景帝和梁王外，还有一个长女，名叫刘嫖，被景帝封为长公主。这位长公主善于投机，想把自己的女儿阿娇许配给太子刘荣，然而却遭到了栗妃的嘲笑和拒绝。长公主因此对栗妃恨之入骨。
　　在长公主和王皇后的预谋下，浅陋的栗妃终究不是敌手，陷入了刘嫖和王皇后所设的阴谋当中。最终的结局是，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栗妃也因此抑郁而终。这件事可以说明，王皇后并不是省油的灯，之所以姿态摆的低低的，不过羽翼未满等待时机罢了。
　　这样，刘彻被立为太子。景帝死后，汉武帝刘彻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太后，任命窦婴为丞相。汉武帝早期的时候，治理国家全依赖窦太后，他能够大胆地独立地发表见解，做出决策，制定政策，督促落实，都是在窦太后去世之后。
　　窦太后患有眼疾，后治疗不果以致失眠，但老太太眼盲心却雪亮。她敏锐的洞察汉朝内外的种种变化。她觉察到王太后再不是以前那个依附于自己百依百顺的王美人了，强烈的干政的欲望在王美人的心里蠢蠢欲动，表现出来则是王美人对窦太后的种种悖逆和阳奉阴违。
　　王太后干政的象征性的动作就是让汉武帝封自己的弟弟田蚡为武安侯。当初窦婴任大将军的时候，田蚡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郎官。他侍奉窦婴十分恭敬，跪侍和立侍都按照规矩，如同晚辈一般。后来因为王太后的关系，田蚡地位日益上升，往常追随窦婴的人逐渐聚集到田蚡门下。
　　窦太后对王太后渐渐不能容忍，对皇帝和窦婴多次谈及王太后欲图干政的野心。这意味着旧的外戚集团窦氏和新兴的外戚集团田氏将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窦太后死后，窦婴无疑成了与田氏斗争的旗手。
　　窦太后垂垂老矣，临终之际将自己疼爱的孙子叫到床前，说了一番让刘彻警醒的话。窦太后跟刘彻说，奶奶看着你成长为一个大丈夫心里很高兴，不久的将来就会迎来大汉朝前所未有的强盛之世，奶奶甚感其慰，不过奶奶要提醒你，我死之后，你母王太后必定干预朝政，束缚你的手脚，让你受控于她难以施展抱负，你一定要多加警惕，做一个独断专伐的皇帝，切记！
　　老祖母的临终赠言不仅让汉武帝明白了朝中复杂的外戚势力的斗争，而且让他痛下决心剪除母族的外戚，不能够让她们再在自己的头上指手画脚。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还不得不依靠外戚的势力，因此铲除母族外戚这件事只能缓图。
　　窦太后一死，王太后终于长吁了一口气，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由于窦太后的死，窦氏集团渐渐失势，而王氏田氏，就是王太后的这个家族势力开始上升，尤其是田蚡好风凭借力，一路青云直上。
　　窦婴则是另一番境遇。自从失去窦太后的庇护，窦婴不再受皇帝的重用，周围的人也渐渐与之疏远，以前依附于他的人全都转而依附田蚡，正所谓世态炎凉，人间冷暖，那个时候的窦婴恐怕感受至深。只有灌夫将军一人不离不弃，窦婴深念其义，引为知交。
　　可是与灌夫结交给窦婴带来的只是暂时的安慰，却为窦婴之死埋下了大大的伏笔。可以说窦婴为这段友情付出的不仅仅是情感，还有自己的生命。
　　灌夫性情刚直，不愿意当面阿谀权贵，任性使气，一诺千金。他早年平灭七国之乱，以勇力名播天下，然而他虽富有，但却不得势，面临着和窦婴同样的遭遇。正因为如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窦婴和灌夫才走到一起，相得甚欢，相见恨晚。
　　但是，灌氏家族在当地的名声并不太好，简直臭名昭著。他的宗族宾客横行乡里，为害百姓，当时颍川流行着这样的民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可见灌氏在颍川没做过什么好事。出现这样的局面，灌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窦婴结交灌夫遭到了后人的指摘，说他结交不当，不管后人的评论对错与否，窦婴的死与结交灌夫关系重大却毋庸置疑。两个人的相交既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也不存在见不得人的勾当，仅仅是因为性情相投，同为沦落，何错之有？
　　随着新外戚田氏集团的崛起，窦婴和田蚡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灌夫穿插其间，曾一度两相调解。但最终灌夫的努力付诸东流，不仅如此在窦婴和灌夫的内心里更加深了对田蚡的痛恨。
　　事情是这样的：窦婴失势后，田蚡当上了丞相。田蚡为人傲慢无度，不把失势的窦婴和灌夫放在眼里。窦婴闲坐家中，极少与田蚡接触，倒落得清闲。而灌夫却出出入入，免不了与田蚡低头不见抬头见。
　　恰好这一天，灌夫因为姐姐新丧，有服在身，田蚡看见了就想拿灌夫打哈哈。他知道灌夫和窦婴关系过密，就对灌夫说想同他一起去拜会窦婴，但又说灌夫有服在身，恐怕不合适。灌夫一听，能借此消弭窦婴和田蚡之间的矛盾倒也是件好事，因此满口应承，说有服在身并不碍事。
　　第二天，窦婴和夫人忙活了一上午，也不见田蚡影子，心里十分着急。灌夫有点挂不住，就亲自去田蚡家里寻他。谁料想田蚡只是想戏弄灌夫，根本没拿昨天的话当回事。灌夫来寻他的时候，他尚在睡觉。说明来意，田蚡就跟着灌夫去窦婴家，一路上步履缓慢言语轻慢，害得灌夫生了一肚子的气。
　　酒席宴上，灌夫舞剑助兴，见田蚡态度傲慢，与其发生口角，一场和解宴不欢而散。田蚡倒是潇洒，根本不把窦婴和灌夫放在眼里，自己一直喝到半夜，方尽兴而归。
　　这件事给窦婴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尤其是田蚡傲慢的样子，窦婴更加难以接受，这场宴席非但没能消弭二人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更深了。窦婴深切的感受到窦家的势力遭到田蚡的不断打击，窦氏危亡只在旦夕之间。
　　后来的“抢田事件”把窦婴和田蚡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窦婴和田蚡再也不顾忌同朝为官的脸面，隔膜不断加深。但在窦婴和田蚡的斗争中，窦婴处于守势，田蚡处于攻势，这也符合旧的外戚势力在下降，新的外戚势力在上升的趋势和事实。
　　抢田事件的发生是田蚡故意挑衅的，以至于处于守势的窦婴公开发言表示不满，他说，田丞相虽处高位，但就可以仗着权势来抢夺我的田产吗？灌夫也大骂田蚡。田蚡知道后也气愤不过，大骂窦婴和灌夫不知好歹，忘恩负义。原来以前窦婴的儿子曾杀人犯法，多亏田蚡设法相救，才得以保全性命。不过彼时窦婴得势，田蚡巴结还来不及呢。
　　抢田事件过去后不久，田蚡睚眦必报的性格暴露无遗。他上奏皇帝说灌夫家族在颍川横行乡里，要求查办。灌夫也不示弱，密奏皇帝说田蚡私通淮南王，接受贿赂。两个人吵闹不休，汉武帝置之不理，最后在宾客的劝说下不了了之。
　　通过这些事，窦婴、灌夫和田蚡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剧了。量变的积累渐渐接近尾声，快要达到质的临界点了。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人，那就是汉汉武帝。
　　汉武帝此时忙于打造他的骑兵队伍，对窦田之间的纷争采取漠视观望的态度，大概是因为矛盾尚未达到失控的地步。不过，汉武帝心里明了，两败俱伤是肯定的，到时候倒省了自己很多麻烦。
　　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不过，处于攻势的田蚡日子并不好过。汉武帝对田蚡的种种作为充满了鄙夷和厌恶，只不过碍于王太后的情面一再隐忍。但田蚡因自己的姐姐贵为太后，有恃无恐，越发骄横跋扈起来。
　　田蚡挥霍奢侈，大兴土木经营宅地，占有民间良田作为自己的庄园，又利用职权接受四方贿赂。在他的家里，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
　　与他相比，窦婴的人格要光辉许多。田蚡贪财，窦婴却仗义疏财。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汉景帝拜窦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窦婴不但不贪婪的收归私库，反而放在廊庑之下，任往来的军士取用。
　　有的时候，田蚡进宫奏事经常和皇帝相谈很久，所提出的建议大多被采纳。于是，田蚡更加忘乎所以志骄气傲，各郡国趋炎附势之徒们也都争着奉承逢迎。他推荐的人，有的甚至可以从平民直接任命为二千石级别的高级官僚。
　　汉武帝对田蚡滥用权力的行为十分不满，他埋怨田蚡，你荐举的官吏说完了吗？我也有要任用的官吏呢。田蚡有一次想侵占政府管理部门的土地，被汉武帝严厉的驳回，汉武帝愤怒地说：你为什么不索性占用武库之地呢！
　　凡此种种说明汉武帝对田蚡的所作所为也渐渐不能容忍。
　　汉武帝元光四年，春风得意的丞相田蚡迎娶燕王之女。王太后下诏，所有列侯宗室都要参加婚礼。这大概是田氏外戚最风光最得彩的时候。窦婴和灌夫也在被召之列。灌夫脾气倔强不肯去，被窦婴硬拉了去。
　　在酒席宴上，田蚡风光无限，他向大家敬酒，大家都避席以表敬意。
　　避席是古代的一种礼数，古人是席地而坐，召开会议，或者是举行酒宴，要先把这个席子放好，席子放在哪里，座位就在哪里，这个叫做席位。主人坐在正中，主要的地方叫主席，其他的人分成两列排在旁边叫列席，如果是主人来或者重要的贵宾来给咱们敬酒，要避席，避席就是离开这个席位，退下来还礼，说不敢当。这个叫做避席。
　　田蚡敬酒的时候，列侯宗室全都离席伏在地上还礼，轮到窦婴的时候，只有些故交老友避半席，大部分人都只是欠欠身子而已。
　　窦婴心里不是滋味，人走茶凉，想当初自己炙手可热的时候，田蚡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个郎官，连给我牵马坠镫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呢，田蚡是当今大红大紫的人物，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又围拢在他的身旁，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窦婴内心里独自喟叹。
　　灌夫看不过去，借机闹起事来。他给田蚡敬酒，要跟田蚡干一杯，田蚡不给他面子，几次借故不胜酒量，拒绝了灌夫。灌夫心中十分光火，但又不好发泄，只能强压住。灌夫接着敬酒，敬到临汝侯的时候，临汝侯不搭理他，只顾着和身边的程不识将军聊天，这下灌夫急了，满腔的怒火正愁无处发泄，他当着众列侯宗室的面大骂临汝侯。
　　窦婴一看不好，就想把灌夫劝走，灌夫怒发冲冠不听劝。田蚡又来劝，遭灌夫一顿抢白。大家一看事情闹大了，借故上厕所，纷纷离去。田蚡心里极不受用，自己的大喜之日，竟被灌夫折腾得狼藉不堪。田蚡见客人都离去，勃然大怒，指着灌夫骂道，都是我把你惯的太骄横了。
　　田蚡怒火难消，就把灌夫拘禁起来。接下来，田蚡就开始对灌氏家族施以报复，凡是抓到的灌氏族人全都以杀头罪论处。灌氏族人纷纷逃窜，灌夫以“大不敬”的罪名押在有司。大不敬是因为这个婚宴是奉太后的旨意办的，结果灌夫辱骂宾客，导致婚宴不欢而散，形成了对王太后和田蚡的不敬。
　　这就是导致窦婴死亡的“灌夫闹酒”事件。按理说，这个事件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上纲上线了就是大不敬的罪过，其实充其量也就是酒后闹事，打几板子也就算了。但严重的是，灌夫和田蚡以前就有过罅隙，这次闹酒事件是双方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
　　灌夫根本就不是田蚡的对手。田蚡如日中天，朝野上下呼风唤雨，而灌夫本来就不得势，还整天跟同样不得势的窦婴混在一起，难怪田蚡会揪住灌夫不放，以至于将他送进牢狱。
　　田蚡对灌夫的处置，醉翁之意不在酒。要看到灌夫的背后是窦婴，而窦婴是田蚡死对头，田蚡要杀灌夫，是杀鸡给猴看，暗示窦婴再与他为敌的话迟早会是这个下场。窦、田两家的争斗到现在始见分晓，不过好戏还在后头呢。
　　灌夫因闹酒事件被拘押后，窦婴好像挨了田蚡一耳光，打得脸上火辣辣的。此事若是遇到能识时务的俊杰肯定会修好于田蚡，做个自我检讨息事宁人。不过，窦婴却是那不识时务的。灌夫出事后，窦婴挺身而出，一心想营救灌夫出来。可窦夫人却劝他，灌将军得罪的是田蚡，王太后的亲弟弟，怎么能救的出来呢？
　　窦婴在此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可见窦婴确实如司马迁和班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大丈夫。
　　《史记》说窦婴这个人的性格是“任侠，自喜”，《汉书》说他的性格是“侠，喜士”。两个人都认为窦婴骨子里有一股“侠”的意味，就是说窦婴其人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行侠仗义，而救人于危难之间，为朋友两肋插刀万死不辞，正是侠义精神的特色，窦婴不顾自己的爵禄而挺身救灌夫的事情就是对侠义精神最好的诠释。
　　为了营救灌夫，窦婴偷偷上书给汉武帝，说灌夫吃酒闹事，还不致被诛杀。汉武帝也觉得田蚡有些过分，就让田蚡和窦婴到东宫当庭辩论。
　　辩论中，诸臣各持一词，不能定案。太后知道后愤怒绝食，向汉武帝埋怨道，现在我还在世，人家就这样欺负我弟弟，等我百年之后，还不得把他们都当成鱼肉吃了！汉武帝说，都是宗室外家，所以才在廷前辩论，否则，派一名狱吏就可以裁决了。
　　这里要注意汉武帝的这句话“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为什么俱是宗室外家才要进行廷辩？这正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汉武帝对于窦婴和田蚡的争斗不是不关心，而是静观其变，坐收渔翁之利。这次灌夫闹酒事件让汉武帝感到时机到了，终于该轮到自己出手了。
　　窦家和田家是朝中两大外戚势力的代表，汉武帝让他们两人进行廷辩，彼此揭短，互相揭露，把对方隐藏在心底发霉的东西抖落出来晾晾，就可以分清形势，看哪家外戚问题严重一些，应该先除掉哪个。
　　果然，窦婴和田蚡都把自己掌握对方的，而对方不想为人所知的事情揭露无遗。
　　窦婴揭发田蚡贪污腐化，贪图享乐，买官卖官这些事情，田蚡反驳说，现在是太平盛世，我以外戚担任要职，所喜爱的不过是女人、狗马、金银、田宅，这有什么过错吗？我之所以这样不就是因为天下太平嘛。天下太平我又是皇亲国戚，我享受一点怎么了？可是你窦婴在干什么呢？你和灌夫两个人整天躲在家里面，鬼鬼祟祟地勾结一些地方豪强江湖好汉，日议朝政夜观星象，密谋策划，一天到晚想着圣上怎么样了你们好怎么样。
　　这句话很厉害，一下子触动了汉武帝最敏感的神经。汉武帝最忌讳外戚集团和地方豪强勾结起来，那就非打击不可。这场庭辩为窦婴最终弃市而死下了定论。
　　遗诏哪去了.
　　庭辩后不久，汉武帝在核查窦婴为灌夫辩护是否属实的时候，发现窦婴所言与事实不符，十分震怒。窦婴也因此锒铛入狱。
　　窦婴并不甘心就死，记得自己家中藏有保命的汉景帝遗诏。汉景帝临终的时候，曾授窦婴遗诏，上面写着：“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赋予了窦婴紧急处置非常事件时可以自行决断的权力。
　　但最荒谬的事情发生了。景帝遗诏只在窦婴家有，皇家档案中没有找到存档文件。类似诏书这种至高无上的东西，皇家怎么会不存档呢？于是窦婴以“矫先帝诏”的罪名，论定罪当“弃市”。灌夫及其家属十月被处死。窦婴也于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在咸阳故城被处以“弃市”之刑。
　　遗诏事件为窦婴之死披上了一层迷雾。到底汉景帝有没有赐给窦婴遗诏？如果没有，窦婴怎敢冒着死罪矫诏？如果汉景帝确实有给窦婴留下遗诏，为什么皇室没有存档？是汉景帝疏忽了，还是遗诏被田蚡偷走毁掉？难道是因为窦婴在景帝心目中印象不好，景帝故意留给他遗诏又不存档，为将来铲除窦氏外戚留下后手？种种谜团，让后世之人费解。
　　可是谜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窦婴和灌夫的所作所为是汉武帝所忌讳的，田蚡的所作所为虽让汉武帝讨厌，但总比窦婴的问题轻巧的多。
　　灌夫闹酒事件是窦婴之死的诱因，田氏和窦氏的斗争是窦婴之死的表征，而内在的深刻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汉武帝不能容忍外戚与地方豪强的勾结，威胁自己的权威和统治。
　　汉武帝一生武功显赫，但去掉枝叶求其主干，其一生都在为一件事而努力，就是加强皇权。而加强皇权则意味着削弱相权，在专制历史中，皇帝认为相权始终都会危害皇权，应该加以限制、削弱。
　　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做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比如设内朝和外朝，就是为了从宰相那里夺权。所谓的内朝外朝，就是搞两个政府，一个政府由宰相领导，叫外朝，一个政府由皇帝领导，叫内朝。之所以这么做，为的就是一步一步从宰相那里把权力夺回来。
　　另外西汉初期，相权和皇权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讲究“三公坐而论道”，皇帝五日一朝，只对重大的事情做一个批示，具体的国家事务是宰相在处理的。汉代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是宰相级别的，权力非常之大，汉武帝要把它夺回来的，加强皇权。
　　汉武帝还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就是夺取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比如“推恩令”的实施，严重打击了地方诸侯的势力。他绝不容忍地方小朝廷的存在，绝不容许地方豪强势力的壮大并和朝中外戚勾结。
　　显然，窦婴对此并无觉察。
　　窦婴自身具有侠义精神，豪爽喜士，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为他赢得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即使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重温关于他的历史的时候，还是高挑起大拇指，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但正是窦婴这种侠义精神，挑动了汉武帝最忌讳最敏感的神经，以至于曝尸街头，让人嗟呀。
　　灌夫既是窦婴的知交，也是窦婴之死的直接原因，他和田蚡的交恶，把窦婴引入了死亡的深渊。但深思，如果没有灌夫的话，窦婴能免一死吗？恐怕也是不能。旧外戚的没落伴随着流血，同样，新外戚的崛起也使踩在旧外戚的背上血凛凛的攀登的。这种外戚之间的斗争既残酷又血腥。
　　汉武帝是最终的胜利者，但这种胜利似乎建立在无根无底的基石上，因为旧的外戚倒下了，紧跟着新的外戚就会出现，也会循着旧外戚的轨迹，在一条不归路上行走。有汉一代，外戚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到了后汉的时候，为了解决外戚问题，皇帝不惜倚重宦官，导致十常侍乱政事件的发生。最后，在宦官和外戚一齐努力下，终于将这个有过辉煌有过黑暗的王朝毁灭。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外戚擅权或是宦官为乱，而在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皇帝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外戚的力量，但一旦过度就不能控制，酿成祸乱。同时代的罗马政权，实行议会式的共和政治，外戚和宦官乱政的问题是绝少发生的。
　　窦婴的死并不意味着外戚政治的结束，恰恰相反，更黑暗的更剧烈的外戚之间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窦婴的死不过漫漫长河中的一个掠影，窦婴也只是滚滚波涛中的一朵浪花。
　　窦婴死后没过多少天，田蚡大病，声称眼前老是浮现窦婴和灌夫索命的影子，窦婴和灌夫站在田蚡的身边，要杀他报仇。次年，田蚡死去。田蚡的死并不意味着什么，只不过是又一个旧外戚势力的衰亡。
　　当年，淮南王刘安来朝时，田蚡曾经到霸上迎接。他对刘安说，皇帝没有太子，大王最贤，又有高祖孙的身份，如果皇帝去世，继任的除了大王还能有谁呢？淮南王大喜，送给田蚡许多金玉财物。
　　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被治罪，当汉武帝看到录供上有田蚡阿谀淮安王刘安的话时，牙咬得很紧，狠狠地说，如果田蚡还在，也要灭族的。
　　窦婴和田蚡为首的两个外戚集团，在两个多月之间相继被瓦解，这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事情远远没有终结。在窦婴和田蚡去世后不久，汉武帝将陈皇后贬黜长门宫，卫子夫的地位明显上升。又一年，卫子夫之弟卫青因伐匈奴有功被任命为车骑将军，一个新的外戚集团又出现了。
　　外戚势力的不断涌起，不断地搅动大汉王朝既敏感又脆弱的政治神经，经过一番周天寒彻，汉王朝的坍塌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
　　
 第九章  周瑜，天妒英才
　　档案.
　　姓名：周瑜，字公瑾。
　　籍贯：庐江舒人。
　　出生：公元175年。
　　卒年：公元210年。
　　享年：36岁。
　　最得意的事情： 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
　　最失意的事情： 有生之年不能讨回荆州。
　　最不幸的事情： 英年早逝。
　　最痛心的事情： 谏孙权扣留刘备而孙权不以为意。
　　最擅长的事情： 音乐（曲有误，周郎顾）。
　　非正常死亡方式： 箭创复发而死（一说心绞痛）。
　　另一个周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东坡的这阕词，文学史上的地位自然不用说了，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隐含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和我们头脑中已有的有所不同。关于三国时期的历史典故，我们大都从《三国演义》中获得，可事实上《三国演义》上所载的事迹，与史实是有出入的。
　　《三国演义》这部书，位列四大名著之一，文学意义大于史学意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抑曹扬刘，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写诸葛亮写得好像老妖精，而把曹操贬的简直一文不值，是十足的大恶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时，世界也会为之变色。同样的道理，带着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给历史人物涂上自己喜好的色彩，这样做是不公的，也会误导后人。
　　于是，今人看来，刘备是仁厚的，诸葛亮足智多谋，曹操则是白脸子，大大的奸雄。可见《三国演义》着实误人不浅。其实，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多面复杂的，岂是一个简单的断语就能评价了得？就拿曹操来说，这个人是个大英雄，既有澄清天下结束割据的壮志，也有哀痛老百姓在割据战争中受尽苦难的情怀，可也做出了让人侧目令人心寒的事，总之是个鲜活的个性人物，怎么会是“奸雄”二字就能囊括的呢？
　　还有一例与史实相去甚远。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胜利，全赖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甚者用火攻的计策对付曹操，也是诸葛亮设计的，并亲自登坛作法，向老天借来东风，一举攻溃曹操的舰队。而周瑜则变成了一个小气鬼，处处与诸葛亮斗法，并处处落败，以致最后竟然高呼“既生瑜，何生亮”，被诸葛亮活活气死。我们只能说这是小说情节，若以为这就是事实，那就是大谬特谬了，只有具备了鉴辨真伪的能力，才能还原历史原貌。
　　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的真实性也不会因为《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而淹没。苏轼这阕词至少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史实：第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它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周瑜，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借东风之说，更属虚妄；第二，周瑜并不是器量窄小的一介武夫，而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儒将，有战略眼光，智谋过人，赤壁之战的胜利是他一生之中的最大亮点。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周瑜，字公谨。看看这名字就知道这个人不凡，又是瑜又是瑾，都是美玉啊，名如其人，周瑜一定是个美男子。史书上载：瑜长壮有姿貌。可能周瑜下生就很美，他的父母很不好起名字，什么样的名字才能配得上我儿的容貌呢？思来想去也就只有“怀瑾握瑜”这样的字眼合适了。
　　周瑜年轻的时候，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儿小”，叫孙策。孙策这个人很不简单，他的父亲就是被汉献帝封为破虏大将军的孙坚。
　　怎么叫破虏大将军呢，是因为孙坚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名声大振。董卓是凉州人，因十常侍作乱，被何进招进洛阳，哪知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带领人马盘踞洛阳不走了，号令己出，专擅朝政。后来董卓废少帝刘辨，立献帝刘协，把洛阳闹得乌烟瘴气。大家看不过去了，由袁绍牵头，组织了一个征讨董卓的联盟，可是联盟内部势力混杂，各揣小九九，导致战场失利。而独有曹操和孙坚表现出大公无私。但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曹操吃了败仗，而孙坚却一路走来，凯旋不断。董卓不是孙坚的对手，在孙坚攻到离洛阳几十公里的时候，一把火烧了洛阳，挟持皇帝、百官、百姓向长安逃去。足见孙坚的骁勇善战。可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艺高人胆大，我这么高的本事，我怕谁？这种人往往短命，在与刘表部下黄祖的一次会战中，单枪匹马冲锋陷阵，被敌人射杀而死，终年三十七岁，正当大好年华，让人痛惜。
　　孙策是孙坚的大儿子。史书上称，孙策“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意思就是，孙策这个人，不但模样好，而且有幽默感，性格豁达，能够听取别人意见，读书人和老百姓都很欣赏她，愿意为他去死。这就是说孙策的人缘非常好，深得民心，这也为他开创江东基业打下了智力基础，现在不是老讲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打理好自己的人脉吗，孙策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
　　孙策十几岁的时候，名声就很大了，江淮间无人不晓孙伯符，全都以投靠他为乐事。这个时候的周瑜呢，和孙策岁数一般大，听说孙策这个人不错，就从老家前来造访。结果，大概都是美男子的缘故，两人一见十分投机，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就是好的跟亲兄弟似的。周瑜还把老家的宅子打扫出来，用以奉养孙策的母亲，就像孝敬自己的亲娘一样。
　　孙策继承孙坚的遗志，逐步开创江东霸业。在一次东渡的战役中，周瑜带领兵士与孙策汇合，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孙策有了你周瑜的帮助，就万事OK了，可见孙策对周郎的器重。
　　后来，周瑜和孙策的关系又近一层，不仅情同手足，而且还成了连襟亲戚。乔公有两女，皆倾国倾城，大女儿嫁给孙策，小女儿嫁给周瑜。这样一来，孙策成了周瑜的姐夫，周瑜成了孙策的妹夫，关系就更加亲密了。孙策这人爱看玩笑，有一天他对周瑜说，我们的老丈人乔公以及大小乔，虽然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有了你我这样的女婿，也够他们一家欢喜了吧。这件小事说明了孙策和周瑜之间，是不看重所谓的等级关系的。
　　孙策看重周瑜，还有一事足以为证。孙坚曾嘱咐周瑜协助其叔周尚驻守丹阳，可是丹阳名义上属于袁术的地盘，袁术就想把周尚排挤走，就派袁胤来代替周尚，周尚只好带着周瑜返回寿春。袁术知道周瑜是个人才，就想留下以为己用。周瑜对袁术十分了解，知道他成不了大气候，就没有答应袁术的要求，而是选择了返回吴郡。孙策知道后，十分欢喜，亲自迎接周瑜，并当着众将士的面说，“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孙策把周瑜当骨肉对待，是发自肺腑的，决不是虚情假意。自古英雄爱英雄，彼此都怀着欣赏的眼光，自然会迸发出一股由衷的友情。
　　建安五年，孙策被刺客所杀，时年二十六岁。当时，曹操和袁绍相持官渡，未见胜负。孙策想趁着曹操不备之时，偷袭许都，劫持献帝以号令天下。可是当他单骑而出的时候，被早已埋伏好的吴郡太守许贡的刺客击伤。病重之际，召来孙权、张昭、周瑜等人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挪动病躯，亲自将印绶给孙权戴上，言讫而卒。
　　周瑜痛失知己，悲痛不已。哭到泪尽，周瑜下定决心要好好辅佐孙权，成就一番霸业，以报孙策知遇之恩。也就是从此时起，周瑜成了孙权的坚定拥护者，后来每当大事临头，孙权犹豫不决时，总有周瑜站出来帮他决断，力排众议，将东吴的基业向前推进。
　　索要人质事件.
　　建安七年，孙权刚继位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为难的事情。那就是曹操向他索要人质。
　　在北方，曹操在官渡打败了袁绍，心里美得不行，北方基本上搞定了，接下来趁着兵威正盛，饮马长江，统一全国。曹操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战略部署也紧跟着，毫不滞后。再看曹操南向的战略目标，最抢眼的就是两个，刘表和孙权。刘表坐镇荆州，占据要冲。荆州这个地方自古就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由荆州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谁要是占据了荆州，东可以吞吴，西可以灭蜀，北可进中原，南可以临湘楚，战略地位十分之重要。但刘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知不知道荆州的重要性，守不守得住呢？
　　刘表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一是没有战略眼光，在官渡之战中，刘表采取中立态度，既不帮曹操，也不帮袁绍，要做山观虎斗，部下劝他，要他“固将择所宜从”，就是说最好在曹操和袁绍间做出选择，要不然将来谁胜了，对荆州也不利，双方的怨恨都会集中到刘表身上，刘表不听，只想“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此举招致曹操的不满。曹操认为，“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可见曹操早就有了先灭袁绍后图刘表的心思。曹操的军事祭酒郭嘉也认为，刘表不过是“座谈客耳”，其鄙夷之情明显；二是不会用人，举两个例子来证明，刘备四处投靠，一直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后来投靠刘表，刘表不但不重视，“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要不然也不会发生“刘皇叔跃马过檀溪”的故事了，刘表不仅不珍惜刘备的资源，反而将他赶到小地方——樊城去。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诸葛亮，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就是刘表的辖地，卧龙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却没能打动刘表，白白的让诸葛亮赋闲，简直是资源浪费；三是后事不稳妥，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刘表的表现非常糟糕。按理说接班人应该由长子刘琦来担当，但是刘琦的背景不行，没人支持，即使有人支持，但分量不够。而次子刘琮就不同了，背后有掌管荆州水军的蔡瑁支持，因为刘琮娶了刘表续妻蔡氏的娘家侄女，刘表对蔡瑁可是说是言听计从，故此，刘琮成了刘表的法定继承人，刘琦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出镇江夏，暂时离开了是非之地。这就为将来荆州集团的分裂买下了隐患。
　　这样的刘表能守住荆州吗？不能。刘表的这些弱点，除了他自己不觉外，其他人都已了然于胸。刘备、曹操、孙权都在打荆州的主意。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与他隆中对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以荆州为根据地，东边与孙权搞联盟，西边进图巴蜀、汉中，以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目标。孙权呢，在鲁肃的建议下，更是对荆州垂涎欲滴，企图据为己有，抢占战略制高点，进而使势力范围达到整个长江流域。曹操也不落后。曹操收拾完袁绍后，就将矛头指向荆州，意图非常明显，就是灭掉刘表，占据荆州要冲，然后挥师渡江，剿灭孙权。
　　曹操在军事上咄咄逼人，打着天子的旗帜四方征讨。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决心南征刘表。在此之前，曹操玩了一个花活，搞了一次索要人质事件，意在敲打孙权。
　　建安七年初秋，天气转凉，风吹叶落。曹操以天子的名义命令孙权遣送儿子作为人质，送往许都。曹操玩这手儿阴的，就是防止孙权跟刘表结成联盟。孙权的儿子一旦掌握在曹操的手里，孙权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投鼠忌器啊，万一曹操撕票就不得了了。
　　那么，孙权到底有没有联结刘表的意图呢？确实有。而且支持和刘表结盟的人正是鲁肃和周瑜。这两个人一个创意，一个执行，配合的非常默契。
　　历史上真实的鲁肃并不是三国演义中的形象——忠厚迂腐——不是这样的，那是罗贯中涂抹过的鲁肃，实际上，鲁肃“体貌魁奇，少有壮志，好为奇计，性好施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且与周瑜关系甚为融洽。有名的“指囷相赠”的故事就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周瑜曾做过居巢县的领导，有一次军粮不足，便向鲁肃借粮。鲁肃便指着两囷之中的一囷对周瑜说，拿去用吧。那时候一囷大约有三千石，相当于现在的万斤以上的粮食，可见鲁肃出手够大方的。周瑜和鲁肃之间的友情也由此而奠定。
　　鲁肃非常有政治头脑。孙权曾向鲁肃询问，怎样才能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呢？鲁肃直截了当的告诉孙权，有曹操在，这样的事情就不要想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机已被曹操抢占，我们要想别的出路。孙权就问他，我们怎么才能与曹操抗衡呢？鲁肃说，曹操的老巢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诚多务也”，事情太复杂了，事情复杂就会有破绽，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鼎足江东，以待天下之变。鲁肃所说的鼎足江东，是指曹操、刘表、孙权三足鼎立，而非曹操、刘备、孙权三足鼎立，因为当时刘备尚四处流窜，鲁肃没打刘备的牌。但是当刘表的荆州集团被曹操摧毁以后，鲁肃立刻调整策略，改联合刘表为联合刘备，一起对付曹操。
　　对于这样的联盟政策，曹操深为顾忌。因此在出征刘表之前，曹操向孙权索要人质。孙权非常生气，认为曹操欺人太甚，于是就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情。可是没想到，会上的气氛很让孙权失望。张昭、秦松等重要人物犹疑不决，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是一个劲的摇头摆尾打哈欠，气坏了孙权。自那时起，孙权就知道张昭这些人靠不住，不足以谋大事。谋大事者，一二人而已。于是，孙权便把周瑜单独叫到母亲房中，以诀大事。
　　周瑜说，主公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昔日的楚国发源于荆山之侧，地方不满百里，可是君主却胸怀大志，总是选择睿智贤能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逐渐地在这些有所作为的君主的努力下，不断地开疆拓土，使楚国能够立都于郢，成了一个占据荆扬，南至南海的大国，享国祚长达九百余载。如今，咱们东吴的形势和楚国相似啊，主公继承父兄未竟之业，兼有六郡之众，粮多兵精，将士们无不用命；况且我东吴境内物产丰饶，凿山为铜，煮海为盐；百姓们不希望发生战乱；水陆交通发达，朝发夕达；民风劲勇，所向无敌。诸如以上，为什么要向曹操遣送人质呢？主公想没想过遣送人质的后果？一旦入质于曹操，便被他抓住了小辫子，什么事情都要一致合作，曹操的任何号令都要无条件的执行，这样不就是受制于人吗？况且有什么好处呢，不过让你列侯，十几个仆人，几辆车几匹马而已，这样的待遇怎么能和“南面称孤”相提并论？以我的意见，人质千万不能遣送，还是先观察曹操的下一步举动吧。若曹操真的是主持正义，再称臣也不晚，但是如果曹操穷兵黩武，图谋暴乱，那无异于引火自焚，主公就可打出反曹义旗，以待天命，成就大事，何必遣送人质！
　　周瑜的这席话，所表达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一是，举楚国为例，是在为东吴的割据找历史依据。你看楚国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意在告诉孙权，孙、曹势不两立，入质无异于自缚手脚，自缚手脚的事我们怎么能干呢？二是，周瑜向孙权列举了东吴对抗曹操的优势。既有地理上的优势，如物产丰富，粮食多，盐铁利大；又有人的因素的优势，将士用命，民风劲勇，人心稳定；还有交通方面的优势，东吴地处长江下游，擅有舟船之利，最为北方人所顾忌。既然有如此的优势，何必入质于曹？意在告诉孙权，我们不仅有割据的历史依据，还有切实的优势。三是，周瑜向孙权阐述了入质后的遭遇，以此从反面力劝孙权不可入质。入质无异于称臣啊，那么称臣有什么好处呢？封侯和称帝哪个更吸引人呢？不言而喻，称帝乃是最打动孙权的。周瑜深谙孙权绝非甘心俯首事称臣的人，故而抛出称帝的理由，杜绝了孙权在“入质”问题上的权宜之计。
　　孙权的母亲深明大义，拉着周瑜的手对孙权说，仲谋啊，公瑾所言甚是，公瑾和你哥哥同年，小一个月而已，我视公瑾如己出，你也当以兄相待。老太太多聪明啊，一句话既拉近了权瑜两人的距离，也使周瑜感动至深，更加用命。看来，古人笼络人心的手段，真是高明啊。
　　孙权彼时刚统事不久，根基未稳，故而在遣送人质这件事上，广泛听取老臣的意见，也是应该的。实际上他是不想遣送人质的，张昭一干人等的意见令他很是失望，于是他想到了周瑜。周瑜的话落地有声，孙权甚为受用，以为周瑜是个可谋大事的人，以后越发信任重用。
　　孙权拒绝遣送人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和曹操决裂了。曹操心里老大不爽，孙权小儿，竟然不识抬举！于是下定决心，剪灭刘表后，在长江天堑必与碧眼儿（孙权貌奇，碧眼蓝睛）决一死战。
　　顽固的抵抗派.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下征刘表。刘表实在是不争气，八月间便一命呜呼，将荆州的乱摊子丢给两个儿子。长子刘琦避难夏口，次子刘琮接班。而此时曹操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刘琮召集下属商量对策，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投降乃为上上之策，刘琮无奈，拱手将刘表经营的荆州基业献于曹操。可以说，曹操兵不血刃就拿下了荆州。
　　当时，屯于樊城的刘备一听说刘琮投降了，“乃大惊骇”，带着诸葛亮就往南跑。在南逃的过程中，刘备和曹操在当阳长坂打了一仗，结果遭到了惨败，“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好可怜啊，灰头土脸的也真不容易。幸亏张飞当阳一声吼，长坂坡累坏了赵子龙，这才使刘备逃脱追兵，向东与关羽、刘琦会合。
　　那时，关羽手下有一万水兵，刘琦手下也不过一万人马，加起来，刘备也就有两万可用之兵，相较于曹操、孙权实力大为不如，而孙权虽然情势比刘备要好，但面临曹操号称百万的大军顺江而下，着实有些吃不消。因此，孙刘联盟，共抗曹操，已成为必行之策。孙权这边，鲁肃是强烈主张联刘的。刘表一死，鲁肃就认识到了荆州可能要出乱子，果不其然，刘琮不战投降，曹操不战而得荆州，使得鲁肃连刘表抗曹的战略构想灰飞烟灭，但是荆州这个地方实在是丢不起啊，丢了荆州，东吴也就失去了屏障，曹军顺江而下，百万大军如何能抵挡呢？于是，鲁肃受命风尘仆仆的赶到当阳，面见刘备。刘备呢，一见鲁肃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对于联盟抗曹的策略一百个赞成。其实，与孙权结成联盟共抗曹操，并不违背他和诸葛亮在隆中定下的战略，而且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就这样，刘备带着那两万兵马，和鲁肃一起进驻夏口。
　　当曹操对刘备穷追猛打的时候，东吴内部也吵得够激烈。一开始，孙权对于曹操追打刘备，持观望态度，毕竟和曹操有诸多利害关系，一旦得罪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孙权坐不住了，眼看着曹操夺下荆州，搞得刘备狼狈逃窜，如果再不有所行动，岂不是第二个刘表？而且鲁肃主张联刘抗曹，孙权权衡利弊，觉得可行，就让鲁肃亲自去跟刘备谈。鲁肃的联刘策略，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军事将领的支持，这个军事将领就是周瑜。
　　曹操拿下荆州以后，尽得刘表的水军，日夜操练。孙权就预感不妙，这不是准备攻打我吗？于是便召集臣属开会商量对策。张昭就说，曹操是虎狼之人，虽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讨四方，动不动就拿朝廷说事，这次南征刘表，也是打着天子旗号的，我们要反对，恐怕名不正吧，而且主公赖以对抗曹操的是长江天险，今天曹操也占据了长江，而且是上游，又尽得刘表的水军，舰船数以千计，还有数十万步兵，水陆俱下，我们势力单薄，恐难抵挡啊，以老臣来看，不如投降，再作他图。孙权一听投降两个字，心里就极其不爽，父兄好不容易创下的基业，怎么说投降就投降呢？孙权脸色铁青，不作一言。
　　同样感到气愤的还有周瑜，他亲身经历过孙坚、孙策创业时的艰难，太不容易了，怎能轻言放弃呢？张昭不也是土生土长的东吴人吗？不也是亲见过孙氏父兄创业的辛苦吗？事情虽然紧急，但也不至于无可挽回，何言投降呢？周瑜向张昭投去轻蔑的一瞥。
　　周瑜凛然说道，主公，曹操虽名义上是汉相，其实就是汉贼啊，主公神武雄才，继承父兄基业，割据江东数千里，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正是纵横天下、为大汉朝去污除秽的好时机，况且曹操自来送死，何有投降的想法呢？我替主公分析一下眼下的情况：其一，假使曹操的北方是安定的，不存在任何矛盾，那么就水军作战而言，北方士兵是不是我们的对手呢？他们想和我们在舟楫间较量胜负，这不是拿着自己的劣势去和别人的优势打仗吗？这样的仗能胜利吗？所以说，曹操进攻江东，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其二，北方就真的安定吗？曹操就真的一百个放心吗？我看不然吧，曹操不但内部不稳，而且尚有边患未扫清，凉州的马超、韩遂不正在虎视眈眈吗？这是曹操的后患啊，他怎么可能不考虑这些呢？其三，主公你看现在是什么节气，隆冬盛寒，百草僵枯，万物归藏，曹操必将出现粮草不支的局面，而且北人南来，大都水土不服，呕吐痢疾不止，长期下去身体虚耗，这样的战士怎么能打胜仗呢，何况还是驾船弄舟？这些都是用兵之患，曹操不但不加以杜绝防范，反而冒失而行，这不是送死是什么？主公擒曹操，就在日下啊。请主公给我精兵三万前往夏口，保证为主公捉住曹操。
　　周瑜此时的心情非常激动，以至于脸色飞红，语气也铿锵起落，朗朗然掷地有声。相比于周瑜的义正词严，张昭等老臣的脸色却青一阵紫一阵，不知是为刚才投降的话后悔，还是以为周瑜所说太不自量力了。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这样的场合确实是体现一个人气节和勇气的时刻，如果不认真对待，或是为一己之私念而遑论国家利益，这种人的人格是不足称赞的。在关键时候，周瑜做得很好，而张昭却很让孙权失望，以至于孙权认为张昭只顾妻子，却不顾国家。
　　孙权听了周瑜一番话，也感慨良多。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总是周瑜站起来，站在我的一边呢？看来，这么多臣属，也就周瑜和鲁肃堪称股肱之臣了。孙权说，曹操老贼废汉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忌惮袁绍、吕布、刘表和我罢了，现在那几个人都败在他手下，就独独剩下我，我与曹操，势不两立！今后谁再在我面前提投降两个字，势如此桌！说罢，举剑朝几案斫去，寒光一闪，几案一分为二，剑痕宛然，张昭等老臣心下骇然。孙权又对周瑜说，你是主张抗击曹贼的，咱们两个想到一块去了，你呀真是老天爷赐给我，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啊！
　　孙权说这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感而发，这种感觉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发酵与过滤而提炼出来。试想，孙权自接位以来，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曹操索要人质，二是曹操进攻荆州，目标直指江东。在这两件事中，面对曹操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他的这些臣属基本上分为两派，投降派和主战派，前者一味替曹操说话，是十足的出卖国家的人，后者以国家为重，毫不顾及自身利益，自我和国家拧成一股绳，是十足的国家栋梁。可是后者少啊，寥寥无几。每当开会的时候，投降派如苍蝇群聚，嗡嗡作响，主战派的声音就淹没了。幸运的是，孙权是个胸怀大志的人，而不是宋高宗之流，因此他对周瑜是怀着珍惜的心情的，对周瑜的称赞，也是发自内心肺腑的，是怀着欣赏的眼光，知己的心态来讲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
　　当天夜里，周瑜又来面见孙权，以巩固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和勇气。周瑜说，张昭等人惧怕曹操的百万大军，其实是自己吓唬自己，依我看来，曹操所领兵士不过十五六万，都是些羸弱残兵，后来得自刘表的水军，我看也不过七八万之众，而且对曹操充满了不信任，这些羸弱残兵、狐疑之众，人数虽多，可战斗力就差远了，用不着害怕，精兵五万足以制服他们。
　　孙权拍着周瑜的脊背说，公瑾啊，你的话说到这份上，我很高兴，张昭等人各顾妻子，我很失望，只有你和子敬（鲁肃的字）真正的为我着想。五万兵虽难卒合，但我已为你选了三万精兵，准备了足用的粮草和舟楫，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若能战胜曹操当然最好，若邂逅不如意，我当亲自与曹操决一死战。
　　孙权至此，方下定决心与曹操决裂。促使这种局面形成的，就是周瑜、鲁肃两人。鲁肃早就向孙权献策，联刘抗曹，且不论此“刘”是刘表还是刘备，总归是对抗曹操而不是投降曹操，因为对于孙权来讲，投降无异于政治自杀。周瑜呢，则是鲁肃战略的参与者和坚定地执行者。鲁肃在与投降派的对抗中，没有周瑜的支持是不行的，周瑜的军事背景十足重要。
　　刘备不是个好东西.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曹操虽强，但限于种种不利因素，再加上孙刘结成联盟，同仇敌忾，基本上已无胜算。曹操将舰船用铁锁连接起来，更是露出不习水战的破绽，给周瑜以可趁之机。周瑜手下大将黄盖献上苦肉计，诈降曹操，曹操不知是计，未加防范，又周瑜用火攻，内外夹击，曹操败走华容道。
　　战前，曹操听人说，江东周瑜乃一时俊杰，便想策反周瑜。于是，秘密派遣蒋干南下游说。蒋干何许人也呢？史书上形容“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间，莫与为对。”可见，蒋干并不是如罗贯中所描写的那样行为龌龊，举止轻佻，而是口才相当了得的人才。蒋干穿着便装来见周瑜，周瑜早就猜到蒋干的来意，于是一见面就说，子翼（蒋干的字），你用心良苦啊，不惜远涉江湖来给曹操作说客吗？将干说，老兄这是什么话啊，咱们同乡，有年不见，今天特来叙旧，怎么说我是说客呢？反正两个人话不投机。周瑜最后跟蒋干说，大丈夫处世，遇到了知己之主，于公是君臣之礼，于私是骨肉之分，言听计行，荣辱共担，福祸共享，就是苏秦、张仪再生，也休想让我动心，何况足下幼生小辈呢？蒋干甚是尴尬，只笑不答。蒋干回到曹操处，“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间。”曹操一听也就死心了，可没成想，赤壁鏖兵却输在小子周瑜手中。
　　赤壁之战结束后，周瑜对刘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战前，为了共同对付曹操，周瑜听从鲁肃的计策，联合刘备。但战后，周瑜发现虽然曹操败北，刘备却做大了——不仅扩充了人马，而且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是不及早铲除，日后必为隐患。于是孙刘联盟的内部，出现了反刘的声音。
　　赤壁风云消散后，刘备前往京口与孙权会晤。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周瑜看到铲除刘备的机会来了，便对孙权说，刘备这个人是个枭雄，关羽、张飞都是熊虎之将，这三个人搞在一起，绝不会久居人下，依我看不如将刘备囚禁起来，给他造大房子，多给他美女玩好，使他玩物丧志，再把关张二人分而治之，这样就不怕刘备生乱了。周瑜所言，也是十分有道理的，但恐怕太不切实际。为什么呢，且不说刘备自身的原因，但从孙权的角度来看，除掉刘备也是行不通的。孙刘联盟还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曹操只是一时之败，而不是一世之败，一旦孙刘联盟解体，曹操势必会卷土重来。
　　虽说这个意见孙权没有采纳，并不等于孙权不再信任周瑜了。周瑜还是颇有政治眼光的，这个毋庸置疑。周瑜纵观当时形势，认为刘备有图川的野心，因此建议孙权说，曹操新败，短期内绝不会再起干戈，趁此机会，应该进攻巴蜀，吞刘璋，并张鲁，与马超、韩遂结盟，曹操可灭。周瑜这招叫做声东击西，其真实的意图不在曹操，而是刘备。你刘备不是要去四川吗，我先你而去，这样天下就不会三分了，而是孙、曹划江而治。这也是鲁肃早就有过的想法。孙权也同意这么做。只可惜，周瑜的意图也被刘备瞧出来了。刘备分兵派将把守长江要塞，周瑜想要溯江而上，已无可能。
　　通过你来我区的较量，刘备也认识到周瑜看自己不顺眼。刘备什么人啊，小名叫枭雄，仁厚是有的，但那不是刘备的性格。刘备知道周瑜对自己不利，便趁机挑拨孙权与周瑜的关系。京口会晤结束后，孙权亲自将刘备送到江边，宴会结束后，两个人有过单独谈话。刘备离间说，公瑾文韬武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啊，这样器量广大的人，恐怕不会甘于人臣之位吧？得，又将了周瑜一军。究竟这话有没有引起孙权对周瑜的猜忌，不得而知了，因为周瑜等不到刘备所谓的不“甘于人臣之位”的那天了。天妒英才，竟让周瑜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死去。
　　曹操败走后，留曹仁受南郡。周瑜于是进攻南郡。尚未与曹仁交战，周瑜先行让东吴大将甘宁进驻夷陵。曹仁一看敌人的匕首捅过来了，便分重兵围攻夷陵。甘宁告急，周瑜遣兵来救。在此过程中，周瑜被飞箭射中右肋，受伤严重。
　　后来，周瑜决心进攻刘璋，以绝刘备后路，便回江陵准备军需物资。途经巴丘，箭创复发而死。据后人考证，箭创不足以致命，而是引起了急症，又得不到及时救助，故而殒命。但不管怎么说，都教人觉得惋惜，周瑜正当其年，却命短早夭，怎不让人痛杀？
　　如今的赤壁再也不见了当年战火硝烟的影子，也听不到鼓角争鸣的纷扰，所听所闻尽是长江滚滚不尽的涛声。浪花淘尽英雄，只在江舟上的一杯浊酒。斯人远去，只留下模糊的背影供人凭吊。那背影，羽扇纶巾，那背影，风流倜傥，那背影，风流云散。当年的周郎赤壁，又是今天的哪里呢？
　　这也许不重要了。周郎三十六岁而亡，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他是化作了水中的鱼儿，一直游弋在熟悉的水域吗？他是化作了江边舂米的姑娘，以甜美的歌声涂抹曾经厮杀的战场吗？他是化作了渔翁，披着蓑笠立在舟头吟唱吗？还会是“曲有误，周郎顾”吗？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只是三十六岁，实在是太早了。
 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