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d balisl 水皇宫:张兴东说我是“语文题”老师，不是语文老师

我是“语文题”老师，不是语文老师

我是一名“语文题”老师，不是语文老师。

我最大的能耐就是做题和教人做题，我像一只敏感的动物，从各种试卷中发现线索，寻找规律，掌握经验，然后把这一切灌输到孩子的大脑之中。我强调研究真题，我觉得其中隐藏着出题的规律；我强调研究真题的答案，我觉得答案的设置标准有一种“潜规则”。我化身考试的福尔摩斯，把复杂的应试简单化，将错综复杂的“语文案情”清晰化，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觉得应试是一种游戏，既是游戏，便需要掌握游戏的规则。考试是一门技术，盲目地做题，反而会越做越乱，做题仿佛练功，需要思路清晰，否则便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我建议，要树立区域观念，因为每个省市都有独特的命题风格；我呼吁，做题时要更有区域的针对性，需要学会甄别和选择。我是一名医生，设专科门诊医治学生的应试疾病，我誓把应试教育进行到底。

最令我骄傲的是我教会了孩子做题，最令我惭愧的也是教会了孩子做题。

吕叔湘说：“10多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更有愤激者云：“误尽苍生是语文。”我为我惭愧，因为我觉得语文老师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份神圣的工作不应该如此卑微。

真正的语文老师是灵魂的牵引者，是他牵引稚嫩朦胧的手走出混沌，是他教孩子以知识，是他教孩子以正义，是他教孩子以审美，是他教孩子以思考，是他教孩子以怀疑，是他教孩子以肯定，是他教孩子以理性，是他教孩子以个性，是他教孩子以成功，是他教孩子以幸福，是他教孩子以爱。

语文老师不是像我这样的。

因此，我深深地觉得，语文老师是一种高危职业，语文老师最容易沉沦堕落为“语文题老师”。我自认为是医生，到头来却发现我其实也是病人。我像一棵从根心开始腐烂的树苗，开始从语文老师向语文题老师堕落。

哥哥是个中医院校毕业的西医，长我八岁，他有一次自卖自夸说自己曾“目测”出几个癌症患者。有一个病人，哥哥看了几秒之后说，你去化验吧。结果那人果然被确诊为早期恶性肿瘤。这个病人从此视哥哥为神医，专门买一堆东西前来道谢，因为哥哥的一句话可以让他多活好多年。不久之后，哥哥的老师病了，巧的是，这位老师也是我的启蒙恩师。我的老师没有遇到能目测癌症的神医，她的腹胀一直被当作“胃气”去治疗，一直治了几个月，不仅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后来，只得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被确诊后的她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我在北京去“鹤年堂”挂专家诊，然后把药撕掉包装后寄到浙江，哥哥则买东西去看望老师，仿佛是提前道别。此时，这位退休在家的慈祥女教师已经情绪失控，将送来的礼物一件件扔出，然后对哥哥一阵痛骂：“你的医学白学了吗？你自己治不了，难道你没有医生朋友吗？总有一个能治好我的病，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呢！”忽然，她又叹了口气安静下来，对守着床边的丈夫——也是一位老师——说：“我是不是又拉了？”丈夫和气地说：“没事，没事，我给你擦。”……

神医哥哥终于没能救活他自己的老师，两个多月后她就死了。对一个医生来说，体会拯救病人的快乐时，也必须学会面对死亡。但让我震撼的是，病魔怎么能让一个最慈祥的老师脾气暴躁，并且那么不体面地死去。我忽然联想起哥哥给我描绘的恐怖图景，他说，得食道癌的人吃不下东西，最后是活活饿死的。然后他说，当教师也很危险，教师长期站着，血液不易回流到心脏，容易静脉曲张。另外，咽喉是一个公认的危险区域。我吓得吐出舌头，第一次知道，当老师的路前途凶险。

我热爱卡夫卡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深入灵魂，他写过一个题为《乡村医生》的小故事，在故事里，卡夫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医生救活别人，但如何“自救”？

既然我说语文老师是另一种医生，那这位医生，在救人的同时，该如何自救？他如何避免自己的腐化？和每一位语文老师一样，我也依稀记得刚毕业甫出校门时的雄心壮志。

我曾想是什么让应试教育成为可能。是考生的急功近利，是家长的急功近利，是老师的急功近利，还是教育的急功近利？

我觉得都不是。专业化才是应试教育的真正温床。本来，考试无非是素质教育成果的检测，考试和素质，两者并不对立，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同一目的的两个环节：考试考的是素质，素质则体现在考试之中。但专业化必须让两者分开。专门有人研究考试，专门有人教授考试的技巧，专门有培训机构培养应试的素质，专门有书商出版应试辅导书……本来，考试只是依附于素质的检测手段，但专业化要求将考试当作目的去研究。如此一来，考试获得了独立性，甚至演变成了最终的目的，不再依附于素质了。这么一来，应试教育诞生了，其标志是应试与素质的截然对立。这就好比是广告：商家生产商品后，需要做广告来推广。本来，广告和商品生产是两个环节，广告必须为产品服务，广告是依附性的，产品才是目的。但专业化势必要求两者独立开来，各自获得独立的地位。广告也必须专门对待，于是专业的广告商和广告媒体形成了，这一行业与本来的目的——产品——已经有很远的距离，联系不再那么紧密了。只有在专业化的背景中，应试教育才成为可能。

我们看一道2009年北京市西城区的高考模拟题，题目是这样的：“文章以‘这株青藤已生长在人类的历史中了’一句做结，有什么作用？（5分）”（散文阅读《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我们看答案：“用青藤指代（或“比喻”）徐渭，（1分）形象生动，耐人寻味。（1分）全句强调了徐渭精神永存。（1分）表达敬仰之情。（1分）照应了文题。（1分）”这个答案体现了令人惊叹的考题精细化，哪些内容会得分，具体又得多少分，都有详细规定。因此我说，考试是一门技术，如果考生成不了专业技工，就考不了高分；如果老师成不了专业考试工程师，就指导不了考试。阅卷老师拿着游标卡尺去衡量，其理性化、精细化程度，令人咋舌。大量精力被浪费在考试之中，真应了那句话：“人有太多精力，无论如何必须消耗掉”。

中学老师是教育专业化的产物。他们的地位非常尴尬，因为他既是专业化应试的执行者，也必须是素质教育的执行者。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后者，那么专业化将成为老师和学生的灾难。

语文老师的癌症是卑微，并为卑微的解题技巧而沾沾自喜。他解题并教人解题，他受人表扬、受人尊敬，受人供奉,受人敬仰。他像一尊易碎的泥塑之神，供人参拜。但参拜的人，各怀鬼胎，他们拿来廉价的祭品，却希望换得丰厚的回报，他们想发财，他们想用廉价物交换真金白银。我和学生，岂不成了一桩交易！如果就此沾沾自喜，如果就此自鸣得意，如果就此得意洋洋，我就感染了语文老师的致命癌症，我沉沦了，我从语文老师沉沦为“语文题老师”。

教学任务繁重，忙着编讲义，忙着带学生复习，忙着给学生批阅作文。一个沉闷的下午，有朋友打过电话问：“最近看什么书呢？”我一下愕然，突然发现我好久都没好好读书了。我说，千万不要相信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其实不怎么读书，其实很狭隘，目光很短浅，看到的就是教材。他笑笑说：“我也没时间看书，工作很忙。”我说：“这几天倒也翻了几页《水浒传》。”他肃然起敬地说，这很好啊。我说：“那是因为中考要考《水浒传》啊！”他又笑了，但我没看到他的表情，我猜那是一种鄙夷。我忽然害怕了。终有一天，我自己就会成为一架应试机器。有一个教英语的老师，他获得了北外的英语硕士学位，有很好的英文功底，喜欢翻译后现代主义的学术书。但他说，教了十年中学，英语水平也就和中学齐平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颗牺牲在专业化道路上的螺丝钉。

万能的“语文题老师”变成了一剂良药，就仿佛是兴奋剂，迅速提升学生考试时的爆发力。但他同时是一味危险的丸药，如同霍夫曼发明的海洛因（heroin，即英雄式的发明），起初人们发现它可以治疗一切病痛，其药效使各国医生折服，他们称其“具有魔术般的疗效”，对感冒、咳嗽、胃癌、抑郁症等统统生效，甚至被精神病院当作镇静剂，但后来，噩梦发生了。我作为语文题老师，大胆地告诉你们——我的学生——我作为语文题老师的副作用。

我沉沦了，从一个“语文老师”沉沦为“语文题老师”；然后，我继续沉沦，从“语文题老师”沉沦为“刽子手”，是“语文题老师”，亲手杀死了语文！1997年洪禹平的一篇《误尽苍生》，言犹在耳！

我有罪。

罪之一：我的学生在受苦。

米歇尔·昂弗莱（Michel Onfray）说得好：“所有的人在快乐中都是善的，在悲苦中都是恶的。”我觉得一个老师应该是令人快乐的，学习也应该是快乐的，学生的普遍受苦受难本身就证明了教育的失败。我们的第一任教育家孔子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第一篇的第一句，但在几千年的教育中，它成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神话。难道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才是正确的：“孩子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致被降临人间”？

罪之二：我的学生正被复制。

学校仿佛是模式化生产学生的工厂。我们规定了学生的喜好、行为模式、成功模式，很多事情，并不是学生想做的，而是恰恰被迫“发生”在学生身上，他们被要求做什么事，被要求成为什么样的人。教参就是模具，是复制学生的标准；考试就是尖刀，削去学生的棱角和个性。我觉得这句话一语中的：“I just don`t think I`ve given me a chance to be me”（我不认为我有机会成为自己），我们没有能力像上帝那样说：“I am who I am”，我的学生提起笔就想，这篇文章老师会喜欢吗？一般来说，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唧唧喳喳，而到了中学，发言的就少了，到了高中，基本就不发言了。越成熟越没有自己的想法，越没有独立的思考，难道这是必然？他们因缺乏体育锻炼而身体孱弱，他们因过多考试而思维孱弱，他们像一棵棵树苗，从中心开始枯萎。

罪之三：我的学生无法独自站立。

我的学生是一群无法独自站立的软骨病患者。他们发现不了问题，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要求一日日的灌输，仿佛靠输液苟延残喘的病人，或靠氧气瓶呼吸的老人，或靠昂贵药物维持生命的垂死之人。我不知道我是该同情他们，还是该可怜他们。我甚至觉得我的备课，我总结的考试材料，无非“就像投给乞丐的施舍，维持他的今天却使他的痛苦拖延到明天。”他们没有学会探索，他们被喂养长大。一个好老师，却无非是一个好的饲养员。

罪之四：我的学生正在失去理想。

理想的学生越来越少，学生的理想越来越少。人文、精神、思维、素养、美、文学，这一切与学生有什么关系！语文题老师，就是一种寄生在课本和教参，并以汗牛充栋的考试卷为食的寄生虫。他教学生以考试，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就像是置身于一潭死水。学生们欢呼，教师们雀跃，为成绩干杯，像闻一多说的“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云霞。”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孩子的愉快童年消失了。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现实：他们说假话，为了得到作文的分数；他们牺牲兴趣，为了考试的成绩；他们抵制了一个学生该有的童真和淘气，就是为了买一张通往更好学校的门票。学习就仿佛是一桩交易，学生交出自己，学校准予毕业。面对语文考试的语文教学，有的只能是一声叹息……

然而，我不愿意就这样批评，因为我觉得喊几句素质教育的口号，骂几声应试教育的害人，这于事无补。这样的批评太廉价。上帝救人，不是站在天堂对着大地指指点点，相反，他“道成肉身”，化为耶稣，用自己的血为俗人赎罪。哪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必须下降，下降到受苦受难的人群之中，然后尽心帮助他们，将善意和关爱带到人间。

我说，把应试教育进行到底。

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试教育并未到底。

字词背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查字典，不做笔记，怎能说是成功的应试？文言文全靠死记硬背，几篇简单的文章就如临大敌，记忆不清，怎能说是成功的应试？综合性练习全靠发挥，毫无章法，怎能说是成功的应试？阅读题不知方法，全靠临场感觉，信奉“鸟枪法”，认为多答不扣分，这怎能算是成功的应试？作文题材狭窄，思路闭塞，言辞枯竭，结构单一，这怎能算是成功的应试？

当做到了这一切，忽然发现，这就是素质教育。

应试之渊薮，我们远未到底。我们甚至不如数学。数学又何尝不在应试的风口浪尖，有那么多的学生恐惧数学题海，但也有很多学生痴迷于做题，很多男生，喜欢难题，喜欢竞赛！而反思语文，有多少学生是真正喜欢？又有多少学生痴迷于做语文题？我相信，应试还没有彻底被讨论；我相信，应试是对学生学习的检验，需要在讨论下被完善；我相信，完善后的应试会更理性，会更人性。

我相信，素质教育，应自应试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