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班岛几月份最凉快:中国国宴外交60年

　　法国美食家布里耶·沙瓦朗说：“餐桌上，看得到政治的精髓。”以此反观各国国宴，正是一语中的。国宴，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庆典，或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而举行的最高规格的正式宴会。
　　国宴上，固然酬酢以为宾荣，然而，哪位政要首脑将成为座上宾、奉以何种菜式酒水、东道主国何种级别之领导人主持和列席，待之国宴后会否有便宴、家宴等，无一不是透露重要信息的特殊外交指令。

　　3月4日11时，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中，大会发言人李肇星说：“国宴……前几年就改了，菜单不超过三菜一汤，不上白酒。”尽管李肇星表示这已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国宴改革，但它还是成为是次新闻发布会最被关注的“新闻”之一。
　　作为一国最高规格的宴会，国宴几菜几汤引发人们如此关注，是因为它在外交舞台上的特殊政治地位。
　　国宴的餐桌上，不只陈列着美食，更展示了一国国力、文化和领导人的个性风采。因此，国宴成为最生动又最让人紧张的外交舞台。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为了某些重大历史时刻的出场，精心安排、反复演练，以确保届时面对媒体，能回避错误或有失默契的表现。
　　历史就在这一个个故事里，蜿蜒展开，让人难以曲尽其妙。
　　而中南海、北京饭店、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宴会厅，由于在每个中外关系的重大转折时刻都躬逢其盛，遂成为中国60年外交史的见证。
　　1950年代：国宴见证中苏关系演变
　　无论前苏联还是之后的俄罗斯，中苏（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领域的重点之一，譬如，只有前苏联领导人在场的宴会才能让周恩来“舍命陪君子”，不顾肝病及风度，“搏命”豪饮至当场呕吐。建国至今，最富戏剧性的国宴也大多发生在中苏之间。
　　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来访即是经典一例。以现有档案资料看，这位在中国外交史上并非有特别地位的来宾，受到的却是前苏联来访者中最高规格的接待。
　　1957年4月17日，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此等候他的贵宾伏罗希洛夫。在1959年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建成前，国宴一般在北京饭店“解决”，而毛在中南海内的设宴一般只用来款待他认定的贵客。当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了宴会。
　　当时的情势应是最重要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激烈震荡，中苏有必要以高调的友谊来稳固阵脚。
　　据记载，当晚，“雄伟壮丽的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华灯高挑”。各部委各党派各团体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前来赴宴。“18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副主席的陪伴下，从勤政殿漫步走到怀仁堂，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在门前迎接。”
　　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当晚的菜单：冷盘，清汤白燕、红烧鱼翅、冬菇围扁豆、炸鸡腿、松鼠桂鱼、莲茸香酥鸭、冬瓜帽，另有点心、时令水果。当晚的标准是“六（热）菜一汤”，不只突破周恩来定下的“四菜一汤”标准，而且同时以燕翅待客在60年间都是较高规格。
　　以事必躬亲出名的周恩来，对请柬格式、菜单设计等事务都会亲自过问，礼宾标准也都由他最后核定。但正如他赠给他的外长接班人陈毅的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在包括国宴在内的外交事务的安排上，身兼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实际上也只对这些技术细节有最终发言权，最高领导人的好恶常常起到关键性作用。
　　当晚，毛泽东在宴会发言中热情赞扬了伏罗希洛夫。之后毛和伏罗希洛夫干杯时，伏面含微笑说：“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毛回答。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伏动情地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毛回答。
　　“对呀，不能不崇拜。”伏坚定地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这句话。
　　两位领导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受到的接待，恐怕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在华3周里，除了北京还到访过上海、广州，伏每到一处，当地都安排了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虽然刚到北京时，他还不太习惯人头攒动的宏大场面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但习惯这一切的毛泽东笑着告诉他：“‘既来之，则安之。’他们看够了，也就散了。”3周里，除早饭外，每顿饭都有中国副总理以上领导陪同用餐。
　　伏罗希洛夫对这样的款待“非常满意”，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闻知此事大发脾气。伏访华时，带来自己的儿子、儿媳，并无任何高级官员陪同，中国却摆出明显重视的姿态，动用了所有宣传机器。赫鲁晓夫到华3次，都没有受到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他多次抱怨：“（访问中国时）从来就没有谁来陪我吃饭。”甚至认为，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高规格接待，就是故意要贬低他的。
　　赫鲁晓夫的醋意并非没有道理。上世纪50年代苏联扩大援华，派专家、出人出钱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提议正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而伏罗希洛夫却是这些提议的反对者。
　　赫鲁晓夫这些难以理解的情绪纠结，或许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国宴上，多少能找到一些答案。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与赫鲁晓夫有很大分歧。
　　而伏罗希洛夫——这个斯大林老近卫军，在国内就曾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来中国后，很快就与毛泽东在“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有人猜测，他似乎从访华时得到的厚待中，“得到某些启示”。回国不久，他就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组织了推翻赫鲁晓夫的势力，不过遭到惨败，并于1958年被定为“反党集团”，踢出权力中心。
　　1960年7月，苏联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12个协定、300多个专家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进入长近30年的冷淡期。
　　1985年夏，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大厅，为访苏的姚依林副总理破格举行国宴。自1960年代初起，中国领导人已经有20多年没有正式访问过苏联，入主克里姆林宫只有3个多月的戈尔巴乔夫，或许是希望把绷紧得过久的中苏关系逐渐缓和下来，所以对这位中共中央常委访苏给予厚待。
　　俄罗斯《独立报》1996年4月24日报道：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成为30年来第一位来华的苏联首脑。当时，成千上万拥护民主的激进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对于中国，这次访问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外交尴尬——戈尔巴乔夫偷偷经由后门进入人民大会堂，并在拉下窗帘的房间中吃完杨尚昆为其准备的国宴。
　　1960年代：国宴上的第三世界策略
　　19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结束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第三世界国家元首及政治、经济、军事领袖成为国宴上的主要座上宾。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中开始展现“大国风采”，尤其中国从接受苏联外援的国家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外援国之一。而这一时期国宴上重要的外交内容，常常是外援以及与之同步建立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友情。
　　1960年11月，切·格瓦拉率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11月18日19时，周恩来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3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西厅，专设国宴30桌，宴请格瓦拉一行。当时的格瓦拉只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级别远远不够为外国元首来访而设的国宴。对他的破格款待，是中共对古巴这个在美国后院点燃革命星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援和鼓励。
　　格瓦拉在宴会一开始，即提出求见毛泽东的私人请求。虽然切·格瓦拉后来成为无数中国青年崇拜的偶像，但他本人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铁杆粉丝。
　　在心满意足会见了毛泽东后，格瓦拉马上拉开了经济谈判，一面推销产自古巴的糖，一面陈情“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比索掰成两半来花”；中方负责人李先念向他保证：“任何一比索都不会打水漂儿。你想吃亏，我也不会让你吃亏。”
　　最后，除了顺利卖出古巴糖、铜等物产外，格瓦拉还获得贷款6000万美元及工业项目的援建。
　　不过，随着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周恩来渐渐对当时来访即要钱要物的兄弟党和兄弟国们持保留态度，之前接待前苏联领导人的高规格国宴再也没有出现过。
　　1965年5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理）科列加、工矿部长蒂奥多西一行来华访问。周恩来特别选定了一条参观路线，带他们去大寨。

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5期 总第328期 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