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花莲滑翔伞:神话的哲学

神话，本来是远古人们编创的故事和传说，其中反映了他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是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理解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古代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神话极为丰富，许多神话保存在古代著作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历代创作中模拟神话、假借传说中的神反映现实或讽喻现实的作品，通常也称神话。
　　可以说在人类的童年即原始社会时期，神话极为繁荣，但是到了奴隶社会如夏代，神话必定会有更辉煌的发展。那时的生产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仍然很低，劳动者既是统治者的奴隶，也是大自然的奴隶，在他们的幻想里，既有反抗统治者（奴隶主）的强烈愿望，也有控制自然力以减轻沉重劳动的强烈愿望，这便是传播和创生神话的强大动力。因此关于神话问题，我们放在本章来专节讲述。
　　跟原始的母系制相对应而崇拜女性的神话，最典型的要算是“女娲造人补天”了；而跟后来原始的父系制相对应而产生的崇拜男性的神话，最典型的却要算是“盘古开天辟地”了。就以“女娲”的神话为例，其在民间流传已有数千年之久，见于文字记载（《淮南子》）至今也有两千多年了。它是讲：往古的时候，宇宙发生了一场大变动。西北角撑天的柱子断了，半边天空坍塌下来，天上露出个大窟窿。大地也裂开了，出现一道道的大深沟。山林燃起了熊熊烈火，洪水汹涌澎湃吞噬了大地，野兽到处乱窜，残害人类。女娲为了拯救人类，决心把天地重新修补好。她从山上拣来了许多五色彩石，架起火来烧成石浆，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窟窿修补好。为了使天空不再坍塌，她又宰了一只大海龟，斩下它的四只脚立为四极，杀死在中原地带作恶的黑龙，赶走各种恶禽猛兽，并把大片大片的芦苇烧成灰，阻塞滔滔洪水，使这场塌天大祸平息，人类从灾难中解脱出来。
　　还有女娲“造人”的神话，都反映了远古母系时代对女性伟力的赞颂。但是在后来的传说中，这种神话又增添了许多新意。据《太平御览》卷七十八《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搏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此中讲的“富贵贫贱”已不是原始时代的思想，而是后世流传过程中加进去的阶级意识了。
　　夏代是个奴隶制的时代。奴隶制时代所流传或编创的神话，常常表现出与原始时代的不同特点。比如，神话中开始反映阶级分化的情景。原始时代，人们曾设想世界之初，天地渐分，神话中出现了一种供上天下地之用的特殊的天梯。而《山海经》中“绝地天通”的神话，对天地之分却出现了另一种阐释。据说：天神颛顼曾派遣他的孙子大神黎和大神重，把天和地之间的通路阻断，使人不能上天，神也不再下地。显然，这里开始反映了阶级开始形成时的情景，同时也有统治者对人民上天（探索自然奥秘）理想的扼杀和人民对此表示愤懑的投影。又如纳西族著名的神话《黑白之战》，其中叙说了代表光明的善神米利东与代表黑暗的恶神米利术之间的生死搏斗，激战中双方将领都会插翅飞腾，并会变成飞禽走兽，这里折射出古人要摆脱自然力控制的理想，但从神中分化出善神与恶神，这当然是人类社会已经形成阶级对立后才会出现的概念。所以这类神话不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
　　原始人类对想象的天神是全心崇拜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人们就常常对天神产生某种异心甚至反抗。高尔基曾说：“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神就在天上升得愈高，而在群众中间，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苏联的文学》）这种意愿的具体表现就是：天才的劳动群众在神话中又创造了反抗天神的神。如在希腊神话中有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在爱沙尼亚神话中有反抗上帝的卡列维，等等，他们认为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敌视人类的。这类反抗天神的神，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则更多。如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如鲧，“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山海经》）；如刑天，他“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在这类神话中，在幻想中反抗最高天神的倾向都很明显，而且往往和人民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幻想到底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按照唯物史观，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没有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就没有天上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上述神话中的至高天神，显然是人民按照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的模型创造出来的，而反抗天神的神，则是当时人民理想的化身。像这类神话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只能产生于存在阶级对抗的奴隶社会。
　　从哲学角度讲，神话无论是在远古还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都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是认识作用。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辉煌产品，反映了那时人们对于外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它“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见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如果把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比作一系列漫长无际的阶梯，那么古代神话便是最初发端的几个阶梯。尽管那时人们在初始梯级还是蹒跚学步，认识停留在直观、感性和猜测的范围之内，然而它们却孕育着自然科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观念、哲学思想的萌芽。因此，当人们追踪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都要上溯到神话这块“圣地”。在神话的时代，当人们讲述太阳在扶桑树上休息，在咸池里洗澡，在崦嵫山后睡眠的时候，他们既不是有意地造谣说谎，又不是创作什么寓言，而是真诚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神话中的幻想，是他们根据已知的事物去推断和预见未知事物的一种思维活动，带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从另一方面来讲，古代神话也为后人认识“人类的童年”提供了未写成文字的“百科全书”。例如韩非将“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时代，称作“上古之世”；将“鲧、禹决渎”时代，称作“中古之世”；将“汤、武征伐”时代，称作“近古之世”。韩非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颇带历史进化论色彩的古史分期，是由于他运用“趋时更新”的进化史观作指导，比较正确地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
　　其次，表达作用。古代神话表达着古代人类的愿望和理想。希望人们能像工倕那样的手巧，能像后羿那样的武艺高强，能象伯鲧那样的勇于牺牲为人造福。希望人们能象鸟儿那样翱翔于天空，象鱼类那样漫游于水中。希望能制造不死的药物得以长生不老，希望以最轻微的劳动量获取最丰富的产品，希望生活无限幸福和美好。因此，高尔基说：“（神话是）古代劳动者们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增加他的生产力，防御四脚的和两脚的敌人。……在古代幻想的每一飞翔之下，我们容易发现它的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总是人们想减轻自己的劳动的志愿。十分明显，这个志愿产生自肉体劳动的人们。”（《苏联的文学》）神话充满了古代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可阻遏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故事，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它们激励着人们披荆斩棘，跨越艰难险阻，去追逐较为美好的生活。
　　在表达的作用中，古代神话还体现了古代人类的象征性思维。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因此，象征也就是借喻，借用已知的事物和现象来象征性地解释未知事物的思维形式。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古代被崇拜的一切自然现象，其实就是渗透着当时人类的某种观念和情感。例如“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神话都表现了古人对太阳的重视。其实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过把不死观念和太阳联系起来的信仰，或者说，是用太阳的东升西降来解释人的不死和永生。那么这种象征性的思维具体怎样表现的呢？可以说人们总是借用某些具体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这是象征性思维最突出的特点。在古代人看来，太阳是创造万物的存在物，是生命的永恒的源泉。尽管它每天都要堕入西方，但次日又会复苏升起。正是太阳的永恒循环与古人的永生观念表现出一致性。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都产生过对葫芦的崇拜和以葫芦为题材的神话（例如洪水神话）。闻一多先生认为（见《闻一多全集》第 １ 卷），洪水神话实为造人故事，造人是整个故事的核心，而葫芦又是造人故事的核心。在几十个洪水故事中，葫芦一是避水工具，一是造人素材。流传极广的两个神话人物伏羲、女娲皆为葫芦的化身。把人类始祖比喻为葫芦，实为子孙繁盛的最妙象征。由于葫芦囊内多籽，外形有如两个圆球，因而它最有资格成为“巨腹豪乳”的母体的象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众多的洪水故事中均把葫芦作为造人的素材了。可见在象征及其意义之间的某种类似性是象征思维赖以发生的基础。
　　再次，赞美作用。古代神话对英雄人物（如盘古、女娲、共工、刑天、鲧、禹等）的赞美，体现了古人的道德评价。当然，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是被神化了的人物。例如刑天，他与天帝争权，双方武斗从天上打到地下，从昆仑山打到东海边；后来失败，被砍头落地，头颅滚入山里，大山又合拢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倒下，并不承认失败，他用自己的双乳作为眼睛，用肚脐作嘴巴，手里仍然挥动着板斧和盾牌（即“干”和“戚”），象征着要继续进行战斗。后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颂其事。我们说，神话的确是讲述“神”的，但是它跟宗教迷信的神灵崇拜却属两码事。神话的“神”是夸张了的人力和形象化了的自然力。这些神有的是人类的敌人，有的是人类的朋友。神话中的主神（华夏神话中的“帝”，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希伯来神话中的“耶和华”等）是整个自然力的化身，他又善又恶，忽喜忽怒，正是古代人类对既养育又危害人们的大自然的认识的反映。因此，对于主神的恶行是可以反抗的，甚至也可以作弄他。这样就道出了与恶相抗争的正面神，如刑天、鲧等在神话中就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古代人类之所以真诚地相信神的存在，那只是纯粹由于认识能力的低下，而不是由于另外的私欲使然。相反，宗教的神则不然，它被吹嘘为万能的、一切事物的宿命的主宰（后来又变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宗教的神往往是地上阶级社会的投影，玉皇大帝酷肖人间皇帝；佛、菩萨、罗汉，等级森严，有如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地狱是统治者的专政机关的神秘的夸张，天堂则是他们理想的乐园。而宗教的教义，则是从精神上保障人压迫人的阶级制度的工具。至于迷信，其基本格调却是消极的，它们鼓吹的是因果报应、悲观厌世和对严酷的自然、社会现实逆来顺受；或以消极隐遁、个人享乐为旨趣，引诱人们追求“天堂”、“仙境”等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所以，古代神话和宗教迷信走着迥然有别的两条创作路线。
　　最后，史传作用。古人编创神话时常是讲“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而这种神话在没有产生文字以前只能靠口头流传。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由人们口头传说下来的，但是因为那时人们尚不能客观地严格而准确地反映现实，口头传播时往往加上他们的想象，这种想象又基于他们的感情上的爱憎而加强，于是历史英雄人物就被夸张成了半神的超人，他的经历和业绩也被予以过分的扩大。当我们学会透过古代神话扑朔迷离的外形，去发掘它那深藏着真理的内核时，人类早期社会的历史就显得较为清晰了。现代历史科学证明，我国神话传说中，“有巢氏”、“燧人氏”的故事，大体反映了开始穴居生活和用火的旧石器时代的状况；“伏羲氏”、“神农氏”的故事，大体反映了农业萌芽的中石器时代的状况；“黄帝、尧、舜、禹”的故事，则昭示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情景；关于伏羲和女娲由兄妹结为夫妻的传说，表现了氏族社会由杂婚向配偶婚的转化；“刑天与天帝争神”的故事，则说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内部已出现阶级分化，初期阶级冲突无可阻遏地兴起……。
　　如果没有这些神话传说，人类社会前数十万年的历史将更加难于辨认。古代神话和出土器物一起，共同构成研究早期社会必不可少的、互相参证的两大材料来源。［法］拉法格曾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宗教和资本》，参见冯天瑜所著《上古神话纵横谈》）必须看到，古代神话流传到记载性文字出现的文明时代以后，它开始出现了历史化趋向。“神话的历史化”和“神话”一样是近代从西方输入的概念，本意指对神话作出历史化的阐释。但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却更深一层：它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古史传说系列，即“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之一。但是“四凶”之中除“三苗”因属异己的种族集团外，其余三凶原本都是带有动物形体的神，如共工“人面蛇身”，驩兜“人面有翼”，鲧是“白马”，而舜是“重明鸟”，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原始神话风貌。但是到了《尧典》记录的时代，这些超人的神怪形象消失了，更突出了“史说”的特点，应该说，古代神话中的神怪形象由鲜明到消失，中间必有一个漫长的“减弱”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姑且说是从夏代开始的，因为这是阶级社会的发端年代。
　　夏代作为奴隶制时代，当时流传的神话中必然渗透着人们不愿再做统治者和大自然的奴隶，而要做生活和自然的主人的强烈愿望，并且用这种愿望去改编着神话。因此神的形象尽可能人化，尽量把神从天上拉到人间，剥去其庄严妙相的外衣，涂抹以世俗的色彩，使它具有许多凡人的习性。我们虽然不容易取到夏代的神话形态，但是我们可以做些当代民族学考察。如纳西族《创世纪》中的天神子劳阿普，早上起来放猪牧羊，傍晚吆羊回家，会磨刀，会打猎，会吃鱼肉等等。这样的天神，简直就是现实中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这显然是劳动者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塑造的天神。这类神话不可能产生于原始形态的社会，而只能产生于奴隶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