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五十年代对教授入党的态度

    50年代初高校党组织对教授入党的态度

    老教授在学校工作中遭鄙视和嘲讽，青年教师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

    在这十年间，新政权及学校当局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应对政策是“改造教育、团结利用”，但在具体时间阶段上又是变化难测，随机而变，具有极强的收缩、纠错能力。

    从源头上说，1950年后中共高校党组织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是有意回避，低调应付。

    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和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中，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整顿规范的重点目标群。五十年代前三四年，教授们大都灰头土脸，生存有一种异样感，想合群但不被容纳，入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式的奢望了。1950年确实有十几位左派教授提出入党，但大都望而无果，只能作为其个人政治履历的淡淡一笔，称之为“1950年申请入党”。

    翻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内部党刊，一涉及到学校工作，对教授们的批判随处可见，教授的卑微和胆怯此刻被历史性地放大。1953年8月14日，市高校党委在总结1953年上半年工作时曾用“心虚胆怯，束手束脚”来形容挨批后的老教授处境，而党团员则“轻视鄙弃”那些“思想落后、不学无术”的老教师，老教授们普遍感到“没有前进感”。1954年3月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在一份总结中用了较多的笔墨谈及这种“不正常”“不团结”的现象：

    青年教师认为老教师“政治上落后，业务不行”，不屑理睬，常常笼统轻率地批判他们的学术观点，甚至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因而老教师感觉压力甚大，不少人有前途没落之感，认为“自古以来未见教师地位像今天这么低”。有些人发牢骚，闹脾气，说不愿干。（见《一九五四年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一向地位受宠的老教授们在短短几年间身价大变，在诸多方面都落入“情何以堪”的境地，全面陷于守势，而且一时看不到出路。北大一些学生干部后来到西南参加土改工作团，仍然带有在校时的霸气和优越感，最爱炫耀的是“我们如何在北大整倒一大批教授的威风”，颇令当地农村干部吃惊和反感。

    五十年代初期整个教育口对教授入党之所以持不屑的态度，这与当年原有的教授党员的不良状况有直接关系。在1949年前后北京高校共有十位教授党员，几年间先后有1948年秘密入党的清华李广田、燕京于世胄等调离原校，而北大化学系袁翰青因历史不清竟被开除党籍，北大经济系樊弘被认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清华的杨曾芝也被视为觉悟较差。资格最老的是早年参加八路军宣传工作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教授冯法祀，但他独立特行，长期不为领导喜欢，曾作为他上级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甚至公开在会上批评他：“对当前政治任务不管，党的话不听。”冯法祀1957年划为右派，再一次成为十位党员教授之中的反面标本。

    早期教授党员的境遇，促使高校基层党组织对发展教授入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1953年高校党委会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建党工作总结》承认：“教授年纪大，觉悟低，受旧影响深，有些人历史复杂，建党是很困难的，不应作为学校建党工作的重点。”由此提出对教授入党要严加控制，不宜按百分比规定发展任务。

    从1952年5月到1953年1月，整整九个月间全市高校共接收新党员一千余人，其中学生就有911人，讲师助教42人，而教授才仅仅发展了一人。

    规模宏大的高校政治学习

    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老教授的思想变化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对于教授们来说，1952、1953年先后展开的“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是一个脱胎换骨、不堪回首的惨淡过程。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往多数老教师对于马列主义采取冷淡、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不愿学习，现在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且视为当务之急，对党的信赖大为提高。

    1953年3月30日市高校党委硬性规定，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四个月，然后要在四年内组织教师依次学习《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门课程，每门暂定一年，每周集体学习两次，每次三小时，另外又强调每人需自学文件十五个小时。

    市高校党委此刻操作的最大手笔是，组织全市高校教师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竟能让全市六千多名教师周六下午集体听大课，光中共资深理论家艾思奇一人就连续做了四次报告，其场面之壮观让阅历丰富的老教授们叹为观止。听完大课后，再由各校分头讨论。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的老教授的言行往往是被关注的重点，他们点滴的思想变化都被记录在册，这很容易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各校教授们的言行动态即时地收录，并加以注意和分析，这是五六十年代各高校党委投入最多、用力最勤的常态性工作内容，又带有内部、参考式的隐蔽性质。如果后人有时间认真去梳理这些浩荡的卷宗，足可寻摸出不少有名或无名的知识分子十几年间的思想纠结之痕迹。这些动态简报约有四分之一是正面的内容，四分之三的内容是负面的、争议的或是需引起上级部门关注的动向，如批评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急于求成的做法：“学了《矛盾论》，一些教授马上要把《矛盾论》的原理去套自然现象，去联系函数与变数的关系，如果不能解释便感到不满意。”

    这种规模宏大、强力灌输的政治学习活动，必然触及了高级知识分子渐变麻木、惶恐的思想深处，趋安避祸，形成了身不由己的漩涡气场，对主流思想的认可和吸纳变为一大部分进步教授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求。

    1953年至1955年间，北京高校遵照中央的指示，先后几次有意把工作重点向教学改革转移，提倡党团员要树立起学习苏联、保证教学的新鲜空气。在不时刮政治风暴的同时，这个转移过程拖延得缓慢和不得力。许多党员干部在多年从事政治运动的惯性下，如何跟上这个工作转变竟然“摸不着边”。

    1953年3月，市高校党委在为市委起草的致中央、华北局的“高校工作总结报告”中承认：“由于党的工作方法尚未转变过来，政治社会活动仍然过多，学生总想‘当家作主’，各校是或多或少地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忙乱现象很严重，不少教师情绪不安。”

    最令人焦虑的是，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党团员教员人数既少，业务能力又差，连基础较好的清华大学电机系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没有人教。市高校党委不得不号召所有党团员一定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知识，钻研教学，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事后市里派人到北大、地质学院等校摸情况，发现许多党团员教学员工不是钻不进去，就是钻得不对头。有的搞惯了政治运动，搞业务不习惯。市委由此向中央提出：

    “必须培养出大批政治与业务都优秀的共产党员教授专家来，党必须经常用极大的关心来培养党团员教师，帮助他们克服钻研业务的障碍……目前高等学校中的党员数量少，质量不高，在教师中党的力量尤其薄弱，远不能适应学校工作的需要。从长远看，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党，则难以实现高等学校的根本改造。因此，必须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见1953年9月北京市委致中央关于高校工作的报告草稿）

    这份著名的报告内容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首次提出要纠正理论学习中沿用多年的“三反”式思想批判的做法，二是在动员学生“大闹天宫”之后，罕见地表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学生转向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这就为神经紧绷的教授们拧松了阀门，原本“号召与命令”、粗暴的教学环境也因此得以些许的改善，而且党的大门也稍稍地、不经意一般地向教授们倾斜开放。

    自1952年5月到1955年2月，北京市高校共清洗隐瞒历史的不忠实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觉悟很低及消极蜕化分子等88人出党。

    中共在五十年代对不适党员的组织处理是极为严厉的。据1955年市高校党委《北京市高等学校两年多以来清洗党员的情况》介绍，自1952年5月到1955年2月，通过“三反”、整党、忠诚老实运动及办理候补党员转正等工作，北京市高校共清洗隐瞒历史的不忠实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觉悟很低及消极蜕化分子等88人出党。

    1956年中共虽然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的多是温和政策，但内中依然还是葆有刚性的本质。如北大党委报告称呼冯友兰、侯仁之为“投机取巧分子”，企图混入党内。侯仁之为北大副教务长，申请入党一直艰难，主要在于他与一多年好友（托派重要分子）的关系未能查清。1956年底北大物理系教授入党一直是空白，唯一的积极分子、老教授王竹溪迟迟不能获准，就是因为校党委认为王对解放前拥蒋反苏的政治态度缺乏认识批判。

    1957年“反右”运动及1958年“交心”、“拨白旗”运动对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个的难关。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涉险过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57年张维教授刚刚四十出头，风华正茂，出任清华副校长、科学院学部委员，已于1956年4月入党。他在整风鸣放时的言行被党委视为有极为严重的错误，比如他参加1957年5月16日“右派”分子曾昭伦召集的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在会上提出北京市八大高校还未鸣放，应当推动一下。事后张未向组织汇报此会议情况。再如5月24日参加章伯钧借民盟中央名义召开的座谈会，张维对钱伟长攻击党的言论未加任何反驳，事后也未向组织汇报。

    最让清华党委不满的是，1957年6月1日，在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张维应邀到会并发表意见：第一认为过去学校在干部政策上过于强调政治，今后再留助教时应当留那些学术上最精锐的人；第二要求副校长和系主任由选举办法产生，由教授轮换。同时在会上还批评学校学术空气不浓。（见1959年11月7日市委大学部、市委组织部《关于张维同志的转正材料》）

    “反右”开始后，张维很快成为各方关注的“升降式”重点人物。校党委副书记陈舜瑶几次找他谈话，言辞相当严厉，要求他如实汇报、深刻检讨，有“悬崖勒马”之意。甚至提到他在解放前反苏反共，说苏联专制独裁，中共是尾巴等，解放后思想转变比较突然，不肯暴露思想，让人生疑。重压之下，张维为了自救先后多次在大小会上反复批判自己的糊涂言行，上纲上线极高。

    稍后，在校方的布置下，他作为当事者参加与钱伟长面对面的斗争会，调子定得颇高，阐述很多“事实”加以回击。钱伟长认为只是教育思想论争，造成使人误解的局面，张维等与会者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后清华党委在向市委大学部的汇报中说，张维“同钱伟长的斗争很坚决”。

    1957年12月11日，清华大学党委决定延长张维的入党预备期一年，但到了1958年仍未见动静，直到1959年4月16日，清华党委才决定同意转正，上报市委批准。张维至此才真正获得稍许平安的心境，其间已经过长达三年的时事磨难和内心煎熬。

    截至1961年7月12日，市委大学部统计全市高等学校中党员人数已达四万余名，约占高校总人数的20%，为解放初期全市高等学校党员总数（1314人）的30倍。其中相当多的老教授身处思想风暴的中心眼，不由自主地裹拥在汹涌潮流中时浮时沉，他们集体向左转向、信服和深深依赖，应该说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五十年代最耐人寻味的标志动向之一，他们所有的付出和不对称的代价值得后人细细回味。

    ◎陈徒手，著有《人有病，天知否》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