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南京高淳高新区:王佐、袁文才被杀内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4:38:10
袁文才曾经婉拒毛泽东上井冈
袁文才，1898年生，祖籍广东梅州，祖上迁往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村，属客籍人，1921年考入邻县永新的禾川中学。几年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压迫，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因有文化，不久担任了参谋长。
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他率部举行了宁冈暴动，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退出宁冈，在茨坪一带坚持斗争。为了站稳脚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结为“老庚”（同年出生），彼此约为兄弟，相互支持。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留存下来的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与此同时，在宁冈茨坪的袁文才得知消息后，心中大为惶惑。他虽然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基层组织的无序状况，对于毛泽东以及那部分武装，心中也没了底。他立即将部队分散在茨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
毛泽东率部到达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
袁文才接信后，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听过毛泽东的课，并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运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对此也略知一二，但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见信后，毛泽东不露声色。他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来使，反复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能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表明诚意，毛泽东还将当时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返回茨坪，陈慕平、龙超清向袁文才详细汇报了此次相见的情况，并劝说袁文才与毛泽东合作。将信将疑中，袁文才表示愿意合作，但仍存些许戒备。
10月6日，古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茨坪大仓村林风和家会见了袁文才。
袁文才见毛泽东仅带了六七个人，且身上没有武器，才宽下心，撤走设伏部队，热情地将毛泽东迎进吊脚楼。
他们的谈话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太阳快落山之时，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称赞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枪支和部队，并勉励他以后为革命多做工作。
最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说，他要率部去广东汇合贺龙、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但要留下一些人，与袁文才一道经略起这块根据地，以便将来有个接应。
袁文才与毛泽东一席对坐，如沐春风。他当即表示，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钱粮的事由他管。但宁冈太小，需要到邻近的茶陵、遂川、酃县一带去打土豪。
同时，袁文才还表示，他愿与山上的“老庚”王佐联系，共创大业。
毛泽东大为高兴。日暮天残，两人作别时，毛泽东又送了100余支枪给袁部。为表诚心，袁文才也捧出1000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做给养。
次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了茨坪，并在此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
由于沿途的劳顿奔波，毛泽东的脚疾复发了，袁文才特地派出自己的贴身警卫做毛泽东的勤务兵，并亲自送毛泽东去坝上村养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坝上村养病的毛泽东在思索：如果能将袁文才的武装成功改造过来，为党所用，于革命而言，自然是如虎添翼。
当毛泽东试着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同样急于将自己的绿林武装改造成一支正规军的袁文才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山上的王佐同样接受了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造。
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袁文才做媒，促成了这段姻缘。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之，何长工任党代表。4月，王佐入了党。
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袁、王部被编为第三十二团。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1928年7月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党、政、军各机关，逐渐迁到茨坪。为了进行根据地的对外防务，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防务委员会，由王佐担任防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整个根据地的防务。
毛泽东心事重重地离开了井冈山
随着斗争的深入，国民党对井冈山“进剿”规模逐步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某些局限，特别是地瘠民贫，不易筹粮、筹款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之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目的。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国共产党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了已经传达过的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使劲扬了扬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了眼，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可出不得乱子。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只得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上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上过师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胜任这一职。再说，副参谋长职务上还有军长、党代表、红四军前委呢。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当然，毛泽东没有明说，他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袁文才，心中有一些另外的看法。据《彭德怀自述》称：“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不过，毛泽东依然对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问题守口如瓶。
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毛泽东心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不过，井冈山眼前所处的困境实在令他不安：3万余国民党大军压境，仅剩红五军与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正值天寒地冻，部队补给困难，他们能守得住吗？
他尤为担心的是，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大多与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关系紧张，相互掺杂进了许多狭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犹如一团难以理清的乱麻。
大敌当前，他们能否携起手来，共御强敌，保住这面红色的旗帜？
这在毛泽东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住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他将自己一贯器重赏识的党务工作者、人称“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袁文才竟然看到了那份要命的文件
时间如白驹过隙，倏忽间便到了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敌军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这天，袁文才迎着暖融融的阳光，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准备叙叙话，四周走动一下。
做事有城府、不爱张扬的袁文才来到刘辉霄处，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窗户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望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悄悄走到了门口。他正欲跨门而入，却在本能间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国共产党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返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动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读了下去。这一读不要紧，一读完，袁文才倒吸一口凉气，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
袁文才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然后瞅瞅四周，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无妄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放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一路上，他们化装成商贩，昼伏夜行，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了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几天后，在井冈山腹地边界特委所在地砻市，中国共产党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从新城急匆匆赶了过来，向特委书记邓乾元报告了袁文才不辞而别，悄悄从赣南逃回了井冈山，现藏在王佐那里的情况。
邓乾元大为惊讶，始觉不信，后确证了消息。三天之后，他与特委委员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
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对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作擅离红四军的处理。
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岂料，这次正常的党委常委会却开得变了调。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身为特委组织部长的宛希先，不得不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在下一级党委会上加以仲裁。
宛希先经过反复劝解调停，引导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装的领导。
毛泽东的两个心结
1929年8月，邓乾元被调往湘鄂赣苏区，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上任前夕途经武汉时，他在一家客店里向中央写下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报告，专门报告边界特委的工作，重点突出了他对袁、王二人的现状及认识。
报告称：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是土匪，又对特委政权加以定性：“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兆。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危矣。”
最后，邓乾元以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对袁、王的处理提出了如下对策：“土匪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需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别想办法？”
问题显然在升级。此前，邓乾元的前任、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也与袁、王二人格格不入，他根本就不赞同毛泽东对二人的认识，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人们不禁要问，一手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对此坐视不管？特委书记为何会越级上告？
一则毛泽东远在赣南，对井冈山的事鞭长莫及。二则，湘赣边界特委虽依托井冈山而建立，但在组织程序上却隶属湖南省委，更何况特委的建立是在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之前。其他基层组织如永新、宁冈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是在1926年左右。毛泽东至多只是对其组织人事权有较大影响而已。
因此，对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成了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的一个重要心结。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心结，便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广为留传着这样一句时谚：“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
客、土的不相容矛盾在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后，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由于土籍土豪数量远远多于客籍，由此而来，客籍人高兴了，土籍人却认为吃了大亏，加上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挑拨，一时间，根据地内因打土豪、分田地而引发的土、客籍纠纷层出不穷。
维持现状吧，革命纲领不容许。继续执行呢，土、客籍矛盾一时又难以解决。尤其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劳神的是，土、客籍的党员大多又置党性原则于不顾，若明若暗地卷进了双方的纠葛中。
以1928年2月18日成立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为例，推荐选举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土籍与客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毛泽东只得退而求其次：工农兵政府主席由两籍人士轮留担任，任期三个月。双方这才平息下来。
岂料，这一方案后来又横生枝节，待到土籍人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的主席，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土籍人把持的宁冈县委以“没文化、水平低”为由撤换下来。这一下差点激起客籍人的民变。袁文才以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的名义否决了宁冈县委的决议。
官司打到了毛泽东处。他批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籍贯地界，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亏你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土、客籍的界限要你们带头去打破，可你们是怎么打的？打到党内来了，涉及区委、县委，成了土籍一个党，客籍一个党！”心情沉重的毛泽东接着又说：“消除土、客籍矛盾，应当首先从党内开始，道理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哪个以后还要搞土、客籍争端，组织上对他不客气！”
随后，宁冈县委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继续围绕着土、客籍争端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也抽时间到训练班讲课。
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客籍间的争端。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人之多。后经边界特委与红四军前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宛希先之死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这位时年24岁的党务工作者，祖籍湖北黄梅，自从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一直专事井冈山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建设。
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关系形同冰炭之际，他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如果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书记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开始，他们担心与袁、王没有撕破脸，且素来支持毛泽东的永新县委一干人不会参与其中。孰料，一经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刘真积极性最高，一直暗伏在心中却又始终无法排遣的对宛希先的仇恨，令他在关键时刻完全丧失了理智。
他们之间有何仇？
事情还得从“八月失败”说起。1928年8月，红四军下山攻打郴州，宛希先仅率红四军三十一团两个连留守边界。国民党地方民团闻讯后，立即出动200余人，在永新大地主、县联防团团总龙庆楼的带领下，迅即窜犯。同时，他们虚张声势，称国民党正规军将从吉安攻打永新。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永新县赤卫队队长贺敏学等人带领该县7名妇女干部退守在小西江一个村上的祠堂里。到了晚上，龙庆楼带领联防团偷袭而来。赤卫队仓促应战，遭受了巨大损失。一排牺牲了18人，另17人藏于隐匿处方才脱身。
对这番惨景与损失，边区特委与永新赤卫队都觉得万分难过。伤心之余，一条无法证实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人妄断，永新县委书记刘真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妇女干部龙家衡暗通民团，出卖组织。因为，联防团团总龙庆楼是其胞兄。
这一下如同满锅沸油浇下了清水。赤卫队一排长汪某带着8名战士找到贺敏学，坚决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敏学极力劝慰，以龙家衡矢志革命，早与家庭及兄长决裂，且又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是她出卖了赤卫大队行踪，故不能随便抓人。
那些人郁愤难平，他们越级上告，径直找到了宛希先。宛希先未加审慎考虑，同意暂行关押龙家衡。
这期间，宛希先又收到一封署名为龙庆楼写给他的亲笔信，称只要放掉身陷囹圄的妹妹，他们可自行退兵。
可是，宛希先收到信后，却对这件事的处理更加轻率。他居然同意由赤卫队一排长将龙家衡解往他处，再作处理。这些人已被失去战友的义愤燃烧得丧失了理智，在路途中居然失手杀害了龙家衡。
消息传出，宛希先大为震惊，他这才为自己的处置失当与草率懊恼不已。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痛失新婚爱妻，心中的愤懑与伤痛可想而知，他将失妻的仇恨完全记在了宛希先的头上。同样，朱昌偕、王怀也认为宛希先擅自加害地方妇女干部，是对永新县委的蔑视。
不久，朱、毛重回井冈山，这件事暂时平息下去。
1929年10月，远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了特委的紧急通知，令他火速赶回，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赶回参战。因国民党正规军的阻袭，宛希先耽误了行程。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方才赶到永新大湾村。
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房门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代出自己的问题。”
宛希先正欲分辩，却被几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绑入一间土屋内，关押了起来。
宛希先顿时明白，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即使百口争辩，也无济于事。眼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赶快脱身赶往袁文才、王佐处。是夜，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掉土屋的木窗，逃上了山。可是，转来转去，一则天黑夜暗，二则心急，始终不辨方位，情急之下，他决定躲在山上，天亮再走。
王怀等人很快就查悉宛希先逃走，他们当即动员千余农民搜山。天亮时分，宛希先被发现，未等他开口，就被推进一孔用于保鲜的生姜窖中，被乱枪射杀了。
袁文才、王佐等人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两人带着人马，次日便赶往大湾村，一面安葬宛希先，一面痛斥王怀等人。
宛希先一死，双方更加对立。原来袁、王与永新县委刘真等人关系还说得过去，经此变故后，双方完全冷落下来。同时，在朱昌偕、王怀等人眼里，袁、王二人已经完全走向了对立。
袁文才、王佐不善谋身
已从绿林好汉转变为革命军人的袁、王二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有旧时的痕迹。
懂军事，能打仗，拥有一支部队，这是袁、王二人的资本，他俩在内心深处对龙超清、朱昌偕等一班党务干部有些瞧不上眼，认为他们年轻，实际经验少，只会耍嘴皮，施手段。反之，特委这些人认为袁、王二人觉悟低，恃武而骄，不易约束与相处。
此外，袁、王与特委因工作问题争辩时，情急之下多次出言不逊：“除了毛委员，天王老子也莫把我老袁叫得动。”
在尖锐的对立中，袁、王二人与边界特委共同迎来了1930年的新春。一天，袁文才坐在屋里，与他的供给处长李筱甫围炉烤火，默默无语。
井冈山地区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环境，实在令他们心中不安。由于外围的封锁，三十二团的后勤补给捉襟见肘，枪支弹药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袁文才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何不借鸡生蛋，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抓上山？这样来个变害为利，将他那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为红军所用。如此一来，既拔掉了一颗威胁自己的钉子，又可以解决武器的供应，为坚持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袁文才的设想很快得到王佐和三十二团骨干李筱甫、谢角铭的赞同。这年元宵节，三十二团派出周桂春率特务连趁着雪夜，潜行90多里，在茶陵一个名为猎狗垅的地方，将在姘妇家过夜的罗克韶抓了起来，然后威逼着他交出了14名造枪工人和所有的机械设备，神不知鬼不觉地连人带厂搬回了宁冈。
按理，袁、王二人在行动前，应按组织程序将“抓罗夺厂”的行动预案报上去，至少应与特委通个气。可是，较着劲的袁、王二人自认为出于公心，又为部队建设着想，加之心中多少瞧不上那些人，心中顺不了这口气，居然自始至终没有对特委言语一声。
克韶被抓到山上后，受到了袁、王优待，二人为他置酒压惊，时常还到城墙上散步聊天。当然，三十二团也得到了回报，需要从外地购买的原材料，通过罗克韶的旧关系，没费多大劲就购了进来。
对此，颇有见地和眼光的三十二团一营副营长、袁文才的妻舅谢角铭不无忧虑地劝道：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干脆将罗克韶杀了，以免授人以柄。
袁文才不以为然。他说，不少人劝他干脆杀了罗克韶，这样做，固然应该，可是杀了罗克韶，兵工厂的原材料从长沙购得进来吗？费尽心思缴获来的兵工厂岂不是无法利用？
这时，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韶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韶。
袁文才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
谢希安愤愤而出，气呼呼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韶。
宁冈县委一班人一面惊叹如此大事、前前后后俱不闻袁文才向特委有只言片语的报告，更令他们紧张的是，如果罗、袁等人勾结在一起，那边界革命算是彻底完了。于是，他们立即报告了特委书记朱昌偕。
这时，宁冈、永新的豪绅趁机煽风点火，一时间“袁文才已反水”、“袁、王被逼，另找出路”的消息在边界内外传得沸沸扬扬。总之，各种不利于袁、王二人的传闻甚嚣尘上，言之凿凿，不由得人不信。
本就对袁、王怀有深深偏见，又恼其不受拘约的特委一班人得到信息后，连最起码的调查研究都不搞，更不用说实事求是、按组织原则办事。他们怀着惊恐、仇恨的心情，用“左”的调子，以形同帮派方式的处理方法，认定袁、王二人已反水，不借机除掉，后患无穷。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
彭德怀平生第一憾
彭清泉在中央收到了两任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对事关袁、王的报告后，带着中国共产党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先入为主，定下基调，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边界特委提出了诛除袁、王的主张后，他偏听一面之词，根本不作任何形式的调查研究，立即拍板赞同。
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却令他们深感头痛。袁、王两部合编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兼之该部官兵对井冈山地形特别熟悉，闭着眼都能找到方位，他们大多猎户出身，战斗经验丰富，其军事实力决不会在留守的红五军之下。
显然，企图用“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怎么办？几经商定，他们决定采用智取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红五军，再行下手。
诱骗已与特委水火难容的袁、王二人到永新县城，这能实现吗？不知谁又出了一个“高招”，盗用毛泽东的名义，修书一封，以整编部队为由，让袁、王二人前来接受新的组织调整。
信的大致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第一步预谋妥当后，特委决定游说彭德怀和他的红五军。如果没有红五军的支持，要想贸然对袁、王下手，无异于徒手斗猛虎。特委书记朱昌偕带人在暮色苍茫中赶到了安福红五军军部。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在睡梦中被惊醒，听说地方党委负责人深夜求见，急忙迎出内室。还未开口，朱昌偕便赶紧走上前，急急地拉住他的手，焦急地说：“彭军长，出大事了，袁文才、王佐要叛变。”
彭德怀蓦地一惊，忙扶来人坐定，安慰道：“不要急，慢慢讲。”
朱昌偕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韶叛变了革命。他们在特委联席会议上，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 时手拿驳壳枪，嚣张得很。看样子如果不通过他们提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说到此，朱昌偕请求道：“情况已到万分危急的地步，我们特委务请红五军即刻出动，挽救这场危机。”
“情况有这么严重？”彭德怀有些将信将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昌偕忙解释道：“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政治部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话，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如此严重紧急，又见朱昌偕等人这般焦急，彭德怀未作深层次的思考，也没有从长计议，与红五军军委成员草草讨论后，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
种种资料披露：彭德怀特别叮嘱过，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要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与此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然后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2月23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二位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远在安福的彭德怀哪里知晓其中奥秘，他这次轻率地派兵带来了平生第一次遗憾，以致于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时常内疚于心。
井冈山上的“鸿门宴”
1930年2月22日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700余人枪，进驻永新县城禾川镇。
特委组织了上千民众，在城东浮桥头举行了欢迎仪式。大家一阵寒暄，便在城内的肖家祠堂添酒开宴。席间，彼此夹菜劝酒，猜拳行令，纷纷祝贺“袁、王二人荣升新职”。
一时间，袁、王二人与特委间出现了罕有的融洽。
当晚，酒足饭饱后，袁文才被安排到了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那是一所干净宽敞的宅院，王佐则住进了尹家祠堂，其余官兵则散居于附近早被腾空出来的店铺与百姓家。
随后，特委会议在永新城一家民房里召开。
一开场，彭清泉公开批评袁、王道：“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韶，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王二人一听，顿觉头皮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行为一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韶的动机和经过一一详陈。
会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而耿直的王佐早已按捺不住：“你们这帮人，整天无中生有，老子为建兵工厂，辛辛苦苦，如果哪个在打我袁老庚的野话，就莫怪我王某人不客气……”说着，他将腰间的驳壳枪取下，重重地拍在了桌上。
朱昌偕说：“你们干什么事都背着特委，根本就不把特委放在眼里……”
接着，王怀、龙超清等人群起而攻之。久积的怨愤，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袁文才、王佐据理力争，力陈己见。双方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会议的形势，已变得无法控制了。
恼羞成怒的彭清泉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如同晴天霹雳，喧闹的会场霎时死一般寂静。
“土匪”，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内容的袁、王，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这个字眼。
然而，这两个字已经从代表中央的人的嘴里迸了出来。
仅仅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几乎是在怒吼：“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朱昌偕急忙出来圆场：“大家息怒息怒，暂时休会。”
会议暂时结束了，但是，双方堵在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
王佐回到住地，立刻拉上袁文才就要回去，并不停地说：“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当。”
袁文才制止了他。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继续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被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住在一起。
悲剧终于定格在了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5时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十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庭院，袁文才的几名毫无防范的卫兵则被逼到了墙跟。
朱昌偕早已熟悉了这个庭院的环境，他径直赶往袁文才门口，敲门喊道：“袁司令，老袁，我是朱昌偕，有事找你。”
与袁文才同居一室的李筱甫迟疑了一下，还是轻轻拉开了门。袁文才在睡梦中刚睁开睡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袁文才眉心。随即，另外几支枪同时响起，李筱甫与袁文才倒在了血泊中。
就在尹家巷22号的枪声骤然响过后，一直心怀警觉并在住处内打好了地洞的王佐，仿佛天人感应一般从床上一跃而起，嘴上连连叫道：“不好，出事了。”然后，带上刁辉林等人沿着地洞钻出了祠堂，来到了菜地边，跨上几匹未卸鞍的战马，飞驰而去。
然而，当他们冲到城东浮桥边时，却发现浮桥已被撤掉，宽阔而幽深的冬瓜潭顿令人望而生畏。回首处，永新县城罩于雾霭层层里，枪声、喧闹声像一壶煮开的沸水，喧腾不止。
王佐等人立即牵马跳进了冬瓜潭，抱着马脖子，拉住马尾巴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他们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伴随着战马凄厉的声声嘶鸣和几人声嘶力竭的争辩，冬瓜潭回旋着一汪血污，继而渐渐趋于平静。
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李筱甫等人的17具尸体，内含三十二团所部的6个连长。
然而，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ＡＢ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据原红五军老红军龙记古堂哥讲,杀袁文才.王佐还有这样原因,当时把他们队伍调拨吉安(意在削弱他们在井冈山的势力),由于山头主义严重,不服从领导,结果袁偷偷化装收购牛皮的商人逃回井冈山,另外龙超清是土籍想借机除客家的势力,竭力怂恿要杀掉他们 (如果没有王佐、袁文才的经营，井冈山会师这一幕会在哪里发生呢？历史选择了王佐、袁文才为红色中国的舞台谱写了序幕，但历史却让他们在这舞台上成了匆匆过客）
关于王佐、袁文才之死，冤！确实冤！没有他们，没有这两位草莽英雄的井冈山，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的部队将在哪里武装割据？最终将燃遍全国的星星之火，将从何处开始点燃？今年暑期的连续剧《井冈山》中，终于将王佐、袁文才的参加革命后的经历比较全面、比较正面的反映了出来，但是也许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长者讳的考虑，对于井冈山绿林英雄之死，语焉不详。
王佐、袁文才之死，目前不少研究者，将责任主要放在中央“六大”的某些错误决议和当时赣南特委朱昌楷、王怀、龙超清等人，主要原因解释为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赣南民间土籍和客籍争端在干部队伍中的折射等等。对于后来共和国元帅、当年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多数人按照《彭德怀自述》等文献的记述，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
边界特委会议决定收拾袁、王，参加的中央特派员积极支持，而彭不在场，特委书记朱昌楷深夜赴安福，以袁文才等要叛变、要诛杀特委联系会议全体代表为名，诱骗彭德怀匆忙之中连夜派部队赴永新。
在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事件中，彭大将军真的只是一个无辜被蒙蔽的参与者么？
彭大将军在《自述》中，对于杀王、袁一事，轻描淡写为“我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将原因归罪于特委一班人，事实上确有为自己开脱之嫌。如果说彭大将军是被蒙蔽才派兵参与诛杀王佐、袁文才的行动，那么前提条件是，彭对袁、王二人的性格、个性和缺点没有太多、太深的了解。事实是这样么？
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队伍1928年12月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宁冈县与朱、毛红四军会师到王佐、袁文才1930年2月被错杀，彭与袁、王共有1年零2个月的共事时间。在这1年零2个月时间中， 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彭的红五军与王佐和袁文才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成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国民党军在获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以三万余人重兵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时王佐带领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在彭德怀指挥下承担了下庄的防御任务，而且根据王佐的建议，彭还派出二营的一个连分散下山，负责敌后侦察和情报搜集。王佐的三十二团二营（缺一个连），在下庄、行州一带独立抗击赣军一个团的进攻，表现十分英雄顽强。井冈山失守后，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电视剧中为陈开财）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
据何长工回忆，1929年8月红五军攻打安福失利、损兵折将，王佐还主动把自己仓库里的武器弹药拿出来装备红五军，弥补彭德怀的损失。这样共事的经历，不能说彭大将军不了解井冈山土生土长的红军和他们的带头人吧？以另一个以粗犷闻名的老将王震为对比，当当地特委要求王震派兵诛杀“叛徒”张平化时，王震的第一反应则是：先把事情搞清楚——至今，张平化的后人还在回忆中感谢王胡子的再生之德。以彭的眼光和阅历，就这么容易被蒙蔽么？
把彭出兵诛袁、王的责任放在执行中央错误路线上，也是一件说不通的事情。1929年1月4日，在红四军出发前的柏路会议上，当时中央六大决议中提出了，“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等谬论，毛泽东则在会议传达时隐去了这段文字，并在回避王、袁后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次讨论中，井冈山当地的王怀、龙超清表示支持中央决议，而朱德、陈毅、谭振林等都坚决反对。最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形成的结论是：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这次会议，彭德怀是参加了的，因此，将错杀袁、王的责任向中央错误决议上推，也是十分勉强的。
按照《彭德怀自述》中的说法，当时他从梦中醒来听说王佐、袁文才叛变的消息后，十分吃惊，因为王佐过去表现还不错。因为时间紧急，来不及考虑，才做出了派兵解决的决定。这一点，则与史实颇有些是似而非了。
首先，对于特委要解决王佐、袁文才的决定，彭本人决不是2月22日夜才得知的消息。1930年的1月18日到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于田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于田会议，红五军的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湘赣根据地的一件大事，也是早期红军的一件大事，成立红六军就是会议的成果之一，但《彭德怀自述》中却对此会议却不置一词，为什么？因为这次会议已经确定了要“解决”王佐、袁文才。也就是说，对于要诛杀袁、王一事，彭在1个月之前就知道并且参与了讨论的，何来2月22日晚上“惊讶”一说？事实上，解放军出版社的《滕代远传》对收到特委派兵诛杀袁、王的要求时，要求在提到杀袁王时，是这么说的： “（滕）又考虑于田会议对解决袁王问题已有决议，也同意了中央特派员及特委的要求和彭德怀的处置意见……”
其次，这里还有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按照彭的回忆，他们收到特委袁王叛变的消息是夜里，而袁、王二人被杀则是凌晨，那么事实真的是时间如此紧张，来不及考虑么？当时彭的部队驻扎在安福，而袁、王二人则被特委诱骗到永新，打开地图就可以知道，两地之间的公路距离为70公里左右，当夜收到消息、组织部队，即使连夜兼程，就能再第二天拂晓完成部署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彭回忆中所谓没时间做更多的说法，是十分难圆的。按照事后一些人的回忆，头一天各个方面已经部署了诸多准备，例如：永新出事前，李筱甫（袁的智囊）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对祖父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所以袁文才睡在外面，两人遂于次日拂晓蒙难。因此，当时武力解决袁、王问题，各方面是准备后周密的，前一天其他部队就已经以臂缠白毛巾为号了；王佐逃出永新后坠如东瓜潭，因回答不出红五军事先制定的特殊口令，遂被击杀于水中……因此，说当时来不及进行周密考虑，是十分牵强的。
在《彭德怀自述》中，有原来觉得王佐还不错等评价，但当我们找到当年红五军给上级的报告时，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文字：“……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的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们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XXX（袁文才）兄为第四军三十二团团长，四军离开井冈山时，他任参谋长。到赣最危急时，他就私行回家，现任宁冈县县委书记。包办一切。XX（王佐）先为三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军离开井冈山后，已把他的枪支编了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不料XX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守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的利益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匪…….”(《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给湘委）的报告》1929年10月)，从这段报告中，我们能看到当年彭大将军对王佐他们有什么评价呢？而且整篇报告，对王佐所部对红五军的支援只字未提，显然也不很厚道。
对于王佐、袁文才之死，如果非要勉强，也许可以说：红五军没有亲手杀王佐、袁文才：袁文才熟睡时被特委书记朱昌锴一枪击毙，而王佐可以勉强解释为淹死在东瓜潭——可是，如果王佐在水里都有精气神与红五军战士谈什么口令，如果没人制止，他又怎么会最终淹死呢？按照当时的情况，王、袁赴永新是带了一部分部队的，他们的部队是井冈山红军的主力之一，以特委手下赤卫队等武装的战斗力而言，没有红五军正规武装支援，恐怕是没有胆量武装解决的——而且事实也是如此，红五军到达后，杀戮行动才启动。而且，没有直接杀王、袁，也不意味着红五军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行动，以下一些回忆，完全可以证实在同室操戈中，红五军是冲在第一线的：
1930年2月，他（翁徐文）作为莲花赤卫大队的一员，随部赶到永新，听命特委整编，然而晚上突然接到命令，说袁王已经反水，要他们去缴袁王的枪。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晚还规定了两个口令，先说‘普通'，再说‘特别'，如果答不上来就可以开枪，事后每人发一条白带子捆在左臂上，目的是与袁王部队区别开来，发现没有白带子的就开枪。凌晨四五点钟全城开始行动，枪声四起，听说袁文才是被特委的一个人用手枪打死在床上。我还在窗口外看了，有几个尸体，很多血。袁王部队大部分都在城内解决了，结束后就天亮了，听说王佐带了一个连逃跑了。我们后来才知道王佐淹死在河里。”
郑善致当时也跟着袁文才到了永新。他说：“半夜过后，大概2点钟左右，我们听见了枪声。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走出门去一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驻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驻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队驻地，二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们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天亮了，停止了枪声，我们被关在南门一个大祠堂里，派了部队看守着。听说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还派了两个会水的人去东关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
当年曾是红五军战士的田长江说：“关于王佐、袁文才被杀的问题，那是1930年发生的事。当时我们住在离永新城几十里路的地方，李灿给我们讲了话，说接到特委报告，袁、王要反水，要我们去解决他们。部队傍晚出发，拂晓前赶到永新城。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左手臂上扎了白毛巾，以白毛巾为记号，还规定了两个口令。袁文才是打死在床铺上，床铺是用门板架的，袁文才还没有起床，就被枪打中了。王佐冲出去了，但在过永新河时淹死了。他们的部队也被打散了。
在袁王被诛杀的当天，他们的部下，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除少部分逃回井冈山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遣散，或被改编。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后，又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井冈山搜寻袁王的余部。第四大队长李聚奎接受这任务，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李聚奎是1928年冬随红五军上井冈山的，初到井冈山，他们受到了井冈山人的热烈欢迎，井冈山失守后，他随部队到了赣南，次年5月随彭德怀重返井冈山，受到了同样的热烈欢迎。可是，1930年2月，这番上山来，李聚奎感觉到井冈山骤然对他冷淡了许多，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敌意的目光。特别有一次，让李聚奎震动更大，他们已侦察到袁王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他们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们问村里的群众有没有看见王佐的反水部队，群众回答： “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这句话也许有些过激，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误下，红五军做了一件错事。王佐坠入东关潭几天之后，面目全非的肿胀尸体，被王佐的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
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王佐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后将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罗克绍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部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后来，红军几次派部队攻打井冈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领红十七师甚至攻到了黄洋界的山脚下，然而肖克也只能望着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叹。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向毛泽东汇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经过，毛泽东闻之，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毛泽东已经知道，短期内红军想重返井冈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陕北高原的古城延安，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毛泽东再一次充满感情地忆起了当年井冈山的战友：“王佐这个人，我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当年井冈山的军长，后来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满怀依恋地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说：“王佐是个好同志，他是当地农民的领袖。”
1949年，沉沦多年的井冈山终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毛泽东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王嫂子”、“袁嫂子”，一如当年。毛泽东还专门与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合影留念，并安慰她们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为中国的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
彭大将军对王佐和袁文才之死，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以上一些事实，足够我们作出判断了，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当时，彭与特委，在想法是不谋而合或者至少是一拍即合的。当然，人无完人，而且人的成熟总是伴随着各种代价……
后记：
主持参与杀害王佐、袁文才以及毛泽东爱将宛希先的朱昌锴、龙超清等当地领导，结局也都十分不幸。1930年后，中央苏区开始了轰轰烈烈反AB团的运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在运动初期被错误杀害。后来总前委派李韶九赴红二十军（赣南地方武装组建）肃反，红二十军发生兵变，并宣布要“联合朱、彭、黄，打倒毛委员”，即“富田事变”。兵变解决之后，红二十军排长以上干部几无幸免。朱昌锴，最后仅带一警卫员流落茶陵梅花山，既为革命队伍难容、又不愿意沦落为叛徒，在即将被省委保卫处组织的搜山群众发现时，以一土造手枪自尽——与宛希先之死何其相似!（宛希先被朱昌锴等人抓捕后，逃脱山中，朱昌锴等人发动群众数千人搜山，在一菜窖中捕获，遂立即处决）
这篇文章是非常偏颇的。文革期间，造反派就揪住这个问题“清算”彭德怀，但彭德怀的辩驳是有理有据的，详见彭德怀自述。红军对袁、王绿林武装的改造，前期成功，后期不成功，乃至袁、王余部四散逃离，小部继续入山为土匪，直到解放后的剿匪行动才最后消除。
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袁文才写信请毛泽东另走他途，毛泽东则答应他这只是借道前往福建，只把井冈山作为小股部队留守的后方基地，并把管理大权交给王佐。同时，把袁文才任命为红四军副参谋长，一起远征。但袁文才还是逃回了井冈山，按军法是要枪毙的，但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不予追究。毛泽东亲口说过：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
如果大部队进驻井冈山，袁文才必然翻脸。毛泽东一直践行“借道”这个诺言，实际上就是与划地为牢的袁、王客籍武装“井水不犯河水”，耐心地、逐步地寻找机会改造之。毛泽东一直都带着队伍远离井冈山，苦战赣南，屡败屡战，直到赣东南和闽西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革命低潮的时候，贺敏学率领的土著革命武装人数比袁文才的多很多，但原居的平原地区缺少屏障，而山区地形、民情不熟，贺敏学因此提出把这支武装合并到袁文才的队伍中，袁文才拒绝了。贺敏学等人只能把枪埋在山里，把人员分散回到老家隐蔽。。。。。。
袁、王被错杀以后，井冈山客籍地连片“反水”，红军无法在井冈山立足，直到1949年，很多红军将领重返井冈山，唏嘘不已。
袁文才对井冈山根据地是有贡献的，但其历史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井冈上根据地的创始者是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的永新县委和红四军（毛泽东都要向边界特委请示并执行特委决定，这是历史的事实）。客家学者把袁文才说成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正如把辛亥革命吹成是“客家人的革命”一样，是十分偏颇的。
袁文才，1898年生，祖籍广东梅州，祖上迁往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村，属客籍人，1921年考入邻县永新的禾川中学。几年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压迫，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因有文化，不久担任了参谋长。
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他率部举行了宁冈暴动，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退出宁冈，在茨坪一带坚持斗争。为了站稳脚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结为“老庚”（同年出生），彼此约为兄弟，相互支持。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留存下来的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与此同时，在宁冈茨坪的袁文才得知消息后，心中大为惶惑。他虽然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基层组织的无序状况，对于毛泽东以及那部分武装，心中也没了底。他立即将部队分散在茨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
毛泽东率部到达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
袁文才接信后，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听过毛泽东的课，并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运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对此也略知一二，但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见信后，毛泽东不露声色。他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来使，反复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能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表明诚意，毛泽东还将当时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返回茨坪，陈慕平、龙超清向袁文才详细汇报了此次相见的情况，并劝说袁文才与毛泽东合作。将信将疑中，袁文才表示愿意合作，但仍存些许戒备。
10月6日，古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茨坪大仓村林风和家会见了袁文才。
袁文才见毛泽东仅带了六七个人，且身上没有武器，才宽下心，撤走设伏部队，热情地将毛泽东迎进吊脚楼。
他们的谈话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太阳快落山之时，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称赞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枪支和部队，并勉励他以后为革命多做工作。
最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说，他要率部去广东汇合贺龙、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但要留下一些人，与袁文才一道经略起这块根据地，以便将来有个接应。
袁文才与毛泽东一席对坐，如沐春风。他当即表示，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钱粮的事由他管。但宁冈太小，需要到邻近的茶陵、遂川、酃县一带去打土豪。
同时，袁文才还表示，他愿与山上的“老庚”王佐联系，共创大业。
毛泽东大为高兴。日暮天残，两人作别时，毛泽东又送了100余支枪给袁部。为表诚心，袁文才也捧出1000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做给养。
次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了茨坪，并在此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
由于沿途的劳顿奔波，毛泽东的脚疾复发了，袁文才特地派出自己的贴身警卫做毛泽东的勤务兵，并亲自送毛泽东去坝上村养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坝上村养病的毛泽东在思索：如果能将袁文才的武装成功改造过来，为党所用，于革命而言，自然是如虎添翼。
当毛泽东试着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同样急于将自己的绿林武装改造成一支正规军的袁文才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山上的王佐同样接受了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造。
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袁文才做媒，促成了这段姻缘。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之，何长工任党代表。4月，王佐入了党。
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袁、王部被编为第三十二团。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1928年7月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党、政、军各机关，逐渐迁到茨坪。为了进行根据地的对外防务，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防务委员会，由王佐担任防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整个根据地的防务。
毛泽东心事重重地离开了井冈山
随着斗争的深入，国民党对井冈山“进剿”规模逐步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某些局限，特别是地瘠民贫，不易筹粮、筹款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之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目的。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国共产党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了已经传达过的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使劲扬了扬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了眼，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可出不得乱子。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只得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上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上过师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胜任这一职。再说，副参谋长职务上还有军长、党代表、红四军前委呢。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当然，毛泽东没有明说，他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袁文才，心中有一些另外的看法。据《彭德怀自述》称：“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不过，毛泽东依然对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问题守口如瓶。
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毛泽东心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不过，井冈山眼前所处的困境实在令他不安：3万余国民党大军压境，仅剩红五军与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正值天寒地冻，部队补给困难，他们能守得住吗？
他尤为担心的是，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大多与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关系紧张，相互掺杂进了许多狭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犹如一团难以理清的乱麻。
大敌当前，他们能否携起手来，共御强敌，保住这面红色的旗帜？
这在毛泽东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住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他将自己一贯器重赏识的党务工作者、人称“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袁文才竟然看到了那份要命的文件
时间如白驹过隙，倏忽间便到了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敌军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这天，袁文才迎着暖融融的阳光，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准备叙叙话，四周走动一下。
做事有城府、不爱张扬的袁文才来到刘辉霄处，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窗户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望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悄悄走到了门口。他正欲跨门而入，却在本能间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国共产党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返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动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读了下去。这一读不要紧，一读完，袁文才倒吸一口凉气，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
袁文才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然后瞅瞅四周，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无妄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放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一路上，他们化装成商贩，昼伏夜行，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了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几天后，在井冈山腹地边界特委所在地砻市，中国共产党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从新城急匆匆赶了过来，向特委书记邓乾元报告了袁文才不辞而别，悄悄从赣南逃回了井冈山，现藏在王佐那里的情况。
邓乾元大为惊讶，始觉不信，后确证了消息。三天之后，他与特委委员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
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对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作擅离红四军的处理。
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岂料，这次正常的党委常委会却开得变了调。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身为特委组织部长的宛希先，不得不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在下一级党委会上加以仲裁。
宛希先经过反复劝解调停，引导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装的领导。
毛泽东的两个心结
1929年8月，邓乾元被调往湘鄂赣苏区，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上任前夕途经武汉时，他在一家客店里向中央写下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报告，专门报告边界特委的工作，重点突出了他对袁、王二人的现状及认识。
报告称：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是土匪，又对特委政权加以定性：“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兆。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危矣。”
最后，邓乾元以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对袁、王的处理提出了如下对策：“土匪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需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别想办法？”
问题显然在升级。此前，邓乾元的前任、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也与袁、王二人格格不入，他根本就不赞同毛泽东对二人的认识，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人们不禁要问，一手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对此坐视不管？特委书记为何会越级上告？
一则毛泽东远在赣南，对井冈山的事鞭长莫及。二则，湘赣边界特委虽依托井冈山而建立，但在组织程序上却隶属湖南省委，更何况特委的建立是在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之前。其他基层组织如永新、宁冈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是在1926年左右。毛泽东至多只是对其组织人事权有较大影响而已。
因此，对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成了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的一个重要心结。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心结，便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广为留传着这样一句时谚：“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
客、土的不相容矛盾在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后，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由于土籍土豪数量远远多于客籍，由此而来，客籍人高兴了，土籍人却认为吃了大亏，加上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挑拨，一时间，根据地内因打土豪、分田地而引发的土、客籍纠纷层出不穷。
维持现状吧，革命纲领不容许。继续执行呢，土、客籍矛盾一时又难以解决。尤其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劳神的是，土、客籍的党员大多又置党性原则于不顾，若明若暗地卷进了双方的纠葛中。
以1928年2月18日成立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为例，推荐选举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土籍与客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毛泽东只得退而求其次：工农兵政府主席由两籍人士轮留担任，任期三个月。双方这才平息下来。
岂料，这一方案后来又横生枝节，待到土籍人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的主席，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土籍人把持的宁冈县委以“没文化、水平低”为由撤换下来。这一下差点激起客籍人的民变。袁文才以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的名义否决了宁冈县委的决议。
官司打到了毛泽东处。他批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籍贯地界，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亏你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土、客籍的界限要你们带头去打破，可你们是怎么打的？打到党内来了，涉及区委、县委，成了土籍一个党，客籍一个党！”心情沉重的毛泽东接着又说：“消除土、客籍矛盾，应当首先从党内开始，道理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哪个以后还要搞土、客籍争端，组织上对他不客气！”
随后，宁冈县委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继续围绕着土、客籍争端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也抽时间到训练班讲课。
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客籍间的争端。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人之多。后经边界特委与红四军前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宛希先之死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这位时年24岁的党务工作者，祖籍湖北黄梅，自从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一直专事井冈山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建设。
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关系形同冰炭之际，他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如果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书记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开始，他们担心与袁、王没有撕破脸，且素来支持毛泽东的永新县委一干人不会参与其中。孰料，一经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刘真积极性最高，一直暗伏在心中却又始终无法排遣的对宛希先的仇恨，令他在关键时刻完全丧失了理智。
他们之间有何仇？
事情还得从“八月失败”说起。1928年8月，红四军下山攻打郴州，宛希先仅率红四军三十一团两个连留守边界。国民党地方民团闻讯后，立即出动200余人，在永新大地主、县联防团团总龙庆楼的带领下，迅即窜犯。同时，他们虚张声势，称国民党正规军将从吉安攻打永新。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永新县赤卫队队长贺敏学等人带领该县7名妇女干部退守在小西江一个村上的祠堂里。到了晚上，龙庆楼带领联防团偷袭而来。赤卫队仓促应战，遭受了巨大损失。一排牺牲了18人，另17人藏于隐匿处方才脱身。
对这番惨景与损失，边区特委与永新赤卫队都觉得万分难过。伤心之余，一条无法证实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人妄断，永新县委书记刘真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妇女干部龙家衡暗通民团，出卖组织。因为，联防团团总龙庆楼是其胞兄。
这一下如同满锅沸油浇下了清水。赤卫队一排长汪某带着8名战士找到贺敏学，坚决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敏学极力劝慰，以龙家衡矢志革命，早与家庭及兄长决裂，且又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是她出卖了赤卫大队行踪，故不能随便抓人。
那些人郁愤难平，他们越级上告，径直找到了宛希先。宛希先未加审慎考虑，同意暂行关押龙家衡。
这期间，宛希先又收到一封署名为龙庆楼写给他的亲笔信，称只要放掉身陷囹圄的妹妹，他们可自行退兵。
可是，宛希先收到信后，却对这件事的处理更加轻率。他居然同意由赤卫队一排长将龙家衡解往他处，再作处理。这些人已被失去战友的义愤燃烧得丧失了理智，在路途中居然失手杀害了龙家衡。
消息传出，宛希先大为震惊，他这才为自己的处置失当与草率懊恼不已。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痛失新婚爱妻，心中的愤懑与伤痛可想而知，他将失妻的仇恨完全记在了宛希先的头上。同样，朱昌偕、王怀也认为宛希先擅自加害地方妇女干部，是对永新县委的蔑视。
不久，朱、毛重回井冈山，这件事暂时平息下去。
1929年10月，远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了特委的紧急通知，令他火速赶回，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赶回参战。因国民党正规军的阻袭，宛希先耽误了行程。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方才赶到永新大湾村。
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房门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代出自己的问题。”
宛希先正欲分辩，却被几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绑入一间土屋内，关押了起来。
宛希先顿时明白，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即使百口争辩，也无济于事。眼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赶快脱身赶往袁文才、王佐处。是夜，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掉土屋的木窗，逃上了山。可是，转来转去，一则天黑夜暗，二则心急，始终不辨方位，情急之下，他决定躲在山上，天亮再走。
王怀等人很快就查悉宛希先逃走，他们当即动员千余农民搜山。天亮时分，宛希先被发现，未等他开口，就被推进一孔用于保鲜的生姜窖中，被乱枪射杀了。
袁文才、王佐等人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两人带着人马，次日便赶往大湾村，一面安葬宛希先，一面痛斥王怀等人。
宛希先一死，双方更加对立。原来袁、王与永新县委刘真等人关系还说得过去，经此变故后，双方完全冷落下来。同时，在朱昌偕、王怀等人眼里，袁、王二人已经完全走向了对立。
袁文才、王佐不善谋身
已从绿林好汉转变为革命军人的袁、王二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有旧时的痕迹。
懂军事，能打仗，拥有一支部队，这是袁、王二人的资本，他俩在内心深处对龙超清、朱昌偕等一班党务干部有些瞧不上眼，认为他们年轻，实际经验少，只会耍嘴皮，施手段。反之，特委这些人认为袁、王二人觉悟低，恃武而骄，不易约束与相处。
此外，袁、王与特委因工作问题争辩时，情急之下多次出言不逊：“除了毛委员，天王老子也莫把我老袁叫得动。”
在尖锐的对立中，袁、王二人与边界特委共同迎来了1930年的新春。一天，袁文才坐在屋里，与他的供给处长李筱甫围炉烤火，默默无语。
井冈山地区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环境，实在令他们心中不安。由于外围的封锁，三十二团的后勤补给捉襟见肘，枪支弹药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袁文才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何不借鸡生蛋，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抓上山？这样来个变害为利，将他那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为红军所用。如此一来，既拔掉了一颗威胁自己的钉子，又可以解决武器的供应，为坚持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袁文才的设想很快得到王佐和三十二团骨干李筱甫、谢角铭的赞同。这年元宵节，三十二团派出周桂春率特务连趁着雪夜，潜行90多里，在茶陵一个名为猎狗垅的地方，将在姘妇家过夜的罗克韶抓了起来，然后威逼着他交出了14名造枪工人和所有的机械设备，神不知鬼不觉地连人带厂搬回了宁冈。
按理，袁、王二人在行动前，应按组织程序将“抓罗夺厂”的行动预案报上去，至少应与特委通个气。可是，较着劲的袁、王二人自认为出于公心，又为部队建设着想，加之心中多少瞧不上那些人，心中顺不了这口气，居然自始至终没有对特委言语一声。
克韶被抓到山上后，受到了袁、王优待，二人为他置酒压惊，时常还到城墙上散步聊天。当然，三十二团也得到了回报，需要从外地购买的原材料，通过罗克韶的旧关系，没费多大劲就购了进来。
对此，颇有见地和眼光的三十二团一营副营长、袁文才的妻舅谢角铭不无忧虑地劝道：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干脆将罗克韶杀了，以免授人以柄。
袁文才不以为然。他说，不少人劝他干脆杀了罗克韶，这样做，固然应该，可是杀了罗克韶，兵工厂的原材料从长沙购得进来吗？费尽心思缴获来的兵工厂岂不是无法利用？
这时，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韶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韶。
袁文才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
谢希安愤愤而出，气呼呼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韶。
宁冈县委一班人一面惊叹如此大事、前前后后俱不闻袁文才向特委有只言片语的报告，更令他们紧张的是，如果罗、袁等人勾结在一起，那边界革命算是彻底完了。于是，他们立即报告了特委书记朱昌偕。
这时，宁冈、永新的豪绅趁机煽风点火，一时间“袁文才已反水”、“袁、王被逼，另找出路”的消息在边界内外传得沸沸扬扬。总之，各种不利于袁、王二人的传闻甚嚣尘上，言之凿凿，不由得人不信。
本就对袁、王怀有深深偏见，又恼其不受拘约的特委一班人得到信息后，连最起码的调查研究都不搞，更不用说实事求是、按组织原则办事。他们怀着惊恐、仇恨的心情，用“左”的调子，以形同帮派方式的处理方法，认定袁、王二人已反水，不借机除掉，后患无穷。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
彭德怀平生第一憾
彭清泉在中央收到了两任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对事关袁、王的报告后，带着中国共产党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先入为主，定下基调，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边界特委提出了诛除袁、王的主张后，他偏听一面之词，根本不作任何形式的调查研究，立即拍板赞同。
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却令他们深感头痛。袁、王两部合编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兼之该部官兵对井冈山地形特别熟悉，闭着眼都能找到方位，他们大多猎户出身，战斗经验丰富，其军事实力决不会在留守的红五军之下。
显然，企图用“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怎么办？几经商定，他们决定采用智取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红五军，再行下手。
诱骗已与特委水火难容的袁、王二人到永新县城，这能实现吗？不知谁又出了一个“高招”，盗用毛泽东的名义，修书一封，以整编部队为由，让袁、王二人前来接受新的组织调整。
信的大致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第一步预谋妥当后，特委决定游说彭德怀和他的红五军。如果没有红五军的支持，要想贸然对袁、王下手，无异于徒手斗猛虎。特委书记朱昌偕带人在暮色苍茫中赶到了安福红五军军部。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在睡梦中被惊醒，听说地方党委负责人深夜求见，急忙迎出内室。还未开口，朱昌偕便赶紧走上前，急急地拉住他的手，焦急地说：“彭军长，出大事了，袁文才、王佐要叛变。”
彭德怀蓦地一惊，忙扶来人坐定，安慰道：“不要急，慢慢讲。”
朱昌偕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韶叛变了革命。他们在特委联席会议上，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 时手拿驳壳枪，嚣张得很。看样子如果不通过他们提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说到此，朱昌偕请求道：“情况已到万分危急的地步，我们特委务请红五军即刻出动，挽救这场危机。”
“情况有这么严重？”彭德怀有些将信将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昌偕忙解释道：“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政治部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话，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如此严重紧急，又见朱昌偕等人这般焦急，彭德怀未作深层次的思考，也没有从长计议，与红五军军委成员草草讨论后，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
种种资料披露：彭德怀特别叮嘱过，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要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与此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然后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2月23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二位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远在安福的彭德怀哪里知晓其中奥秘，他这次轻率地派兵带来了平生第一次遗憾，以致于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时常内疚于心。
井冈山上的“鸿门宴”
1930年2月22日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700余人枪，进驻永新县城禾川镇。
特委组织了上千民众，在城东浮桥头举行了欢迎仪式。大家一阵寒暄，便在城内的肖家祠堂添酒开宴。席间，彼此夹菜劝酒，猜拳行令，纷纷祝贺“袁、王二人荣升新职”。
一时间，袁、王二人与特委间出现了罕有的融洽。
当晚，酒足饭饱后，袁文才被安排到了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那是一所干净宽敞的宅院，王佐则住进了尹家祠堂，其余官兵则散居于附近早被腾空出来的店铺与百姓家。
随后，特委会议在永新城一家民房里召开。
一开场，彭清泉公开批评袁、王道：“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韶，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王二人一听，顿觉头皮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行为一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韶的动机和经过一一详陈。
会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而耿直的王佐早已按捺不住：“你们这帮人，整天无中生有，老子为建兵工厂，辛辛苦苦，如果哪个在打我袁老庚的野话，就莫怪我王某人不客气……”说着，他将腰间的驳壳枪取下，重重地拍在了桌上。
朱昌偕说：“你们干什么事都背着特委，根本就不把特委放在眼里……”
接着，王怀、龙超清等人群起而攻之。久积的怨愤，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袁文才、王佐据理力争，力陈己见。双方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会议的形势，已变得无法控制了。
恼羞成怒的彭清泉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如同晴天霹雳，喧闹的会场霎时死一般寂静。
“土匪”，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内容的袁、王，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这个字眼。
然而，这两个字已经从代表中央的人的嘴里迸了出来。
仅仅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几乎是在怒吼：“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朱昌偕急忙出来圆场：“大家息怒息怒，暂时休会。”
会议暂时结束了，但是，双方堵在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
王佐回到住地，立刻拉上袁文才就要回去，并不停地说：“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当。”
袁文才制止了他。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继续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被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住在一起。
悲剧终于定格在了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5时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十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庭院，袁文才的几名毫无防范的卫兵则被逼到了墙跟。
朱昌偕早已熟悉了这个庭院的环境，他径直赶往袁文才门口，敲门喊道：“袁司令，老袁，我是朱昌偕，有事找你。”
与袁文才同居一室的李筱甫迟疑了一下，还是轻轻拉开了门。袁文才在睡梦中刚睁开睡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袁文才眉心。随即，另外几支枪同时响起，李筱甫与袁文才倒在了血泊中。
就在尹家巷22号的枪声骤然响过后，一直心怀警觉并在住处内打好了地洞的王佐，仿佛天人感应一般从床上一跃而起，嘴上连连叫道：“不好，出事了。”然后，带上刁辉林等人沿着地洞钻出了祠堂，来到了菜地边，跨上几匹未卸鞍的战马，飞驰而去。
然而，当他们冲到城东浮桥边时，却发现浮桥已被撤掉，宽阔而幽深的冬瓜潭顿令人望而生畏。回首处，永新县城罩于雾霭层层里，枪声、喧闹声像一壶煮开的沸水，喧腾不止。
王佐等人立即牵马跳进了冬瓜潭，抱着马脖子，拉住马尾巴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他们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伴随着战马凄厉的声声嘶鸣和几人声嘶力竭的争辩，冬瓜潭回旋着一汪血污，继而渐渐趋于平静。
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李筱甫等人的17具尸体，内含三十二团所部的6个连长。
然而，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ＡＢ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据原红五军老红军龙记古堂哥讲,杀袁文才.王佐还有这样原因,当时把他们队伍调拨吉安(意在削弱他们在井冈山的势力),由于山头主义严重,不服从领导,结果袁偷偷化装收购牛皮的商人逃回井冈山,另外龙超清是土籍想借机除客家的势力,竭力怂恿要杀掉他们 (如果没有王佐、袁文才的经营，井冈山会师这一幕会在哪里发生呢？历史选择了王佐、袁文才为红色中国的舞台谱写了序幕，但历史却让他们在这舞台上成了匆匆过客）
关于王佐、袁文才之死，冤！确实冤！没有他们，没有这两位草莽英雄的井冈山，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的部队将在哪里武装割据？最终将燃遍全国的星星之火，将从何处开始点燃？今年暑期的连续剧《井冈山》中，终于将王佐、袁文才的参加革命后的经历比较全面、比较正面的反映了出来，但是也许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长者讳的考虑，对于井冈山绿林英雄之死，语焉不详。
王佐、袁文才之死，目前不少研究者，将责任主要放在中央“六大”的某些错误决议和当时赣南特委朱昌楷、王怀、龙超清等人，主要原因解释为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赣南民间土籍和客籍争端在干部队伍中的折射等等。对于后来共和国元帅、当年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多数人按照《彭德怀自述》等文献的记述，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
边界特委会议决定收拾袁、王，参加的中央特派员积极支持，而彭不在场，特委书记朱昌楷深夜赴安福，以袁文才等要叛变、要诛杀特委联系会议全体代表为名，诱骗彭德怀匆忙之中连夜派部队赴永新。
在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事件中，彭大将军真的只是一个无辜被蒙蔽的参与者么？
彭大将军在《自述》中，对于杀王、袁一事，轻描淡写为“我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将原因归罪于特委一班人，事实上确有为自己开脱之嫌。如果说彭大将军是被蒙蔽才派兵参与诛杀王佐、袁文才的行动，那么前提条件是，彭对袁、王二人的性格、个性和缺点没有太多、太深的了解。事实是这样么？
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队伍1928年12月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宁冈县与朱、毛红四军会师到王佐、袁文才1930年2月被错杀，彭与袁、王共有1年零2个月的共事时间。在这1年零2个月时间中， 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彭的红五军与王佐和袁文才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成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国民党军在获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以三万余人重兵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时王佐带领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在彭德怀指挥下承担了下庄的防御任务，而且根据王佐的建议，彭还派出二营的一个连分散下山，负责敌后侦察和情报搜集。王佐的三十二团二营（缺一个连），在下庄、行州一带独立抗击赣军一个团的进攻，表现十分英雄顽强。井冈山失守后，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电视剧中为陈开财）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
据何长工回忆，1929年8月红五军攻打安福失利、损兵折将，王佐还主动把自己仓库里的武器弹药拿出来装备红五军，弥补彭德怀的损失。这样共事的经历，不能说彭大将军不了解井冈山土生土长的红军和他们的带头人吧？以另一个以粗犷闻名的老将王震为对比，当当地特委要求王震派兵诛杀“叛徒”张平化时，王震的第一反应则是：先把事情搞清楚——至今，张平化的后人还在回忆中感谢王胡子的再生之德。以彭的眼光和阅历，就这么容易被蒙蔽么？
把彭出兵诛袁、王的责任放在执行中央错误路线上，也是一件说不通的事情。1929年1月4日，在红四军出发前的柏路会议上，当时中央六大决议中提出了，“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等谬论，毛泽东则在会议传达时隐去了这段文字，并在回避王、袁后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次讨论中，井冈山当地的王怀、龙超清表示支持中央决议，而朱德、陈毅、谭振林等都坚决反对。最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形成的结论是：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这次会议，彭德怀是参加了的，因此，将错杀袁、王的责任向中央错误决议上推，也是十分勉强的。
按照《彭德怀自述》中的说法，当时他从梦中醒来听说王佐、袁文才叛变的消息后，十分吃惊，因为王佐过去表现还不错。因为时间紧急，来不及考虑，才做出了派兵解决的决定。这一点，则与史实颇有些是似而非了。
首先，对于特委要解决王佐、袁文才的决定，彭本人决不是2月22日夜才得知的消息。1930年的1月18日到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于田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于田会议，红五军的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湘赣根据地的一件大事，也是早期红军的一件大事，成立红六军就是会议的成果之一，但《彭德怀自述》中却对此会议却不置一词，为什么？因为这次会议已经确定了要“解决”王佐、袁文才。也就是说，对于要诛杀袁、王一事，彭在1个月之前就知道并且参与了讨论的，何来2月22日晚上“惊讶”一说？事实上，解放军出版社的《滕代远传》对收到特委派兵诛杀袁、王的要求时，要求在提到杀袁王时，是这么说的： “（滕）又考虑于田会议对解决袁王问题已有决议，也同意了中央特派员及特委的要求和彭德怀的处置意见……”
其次，这里还有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按照彭的回忆，他们收到特委袁王叛变的消息是夜里，而袁、王二人被杀则是凌晨，那么事实真的是时间如此紧张，来不及考虑么？当时彭的部队驻扎在安福，而袁、王二人则被特委诱骗到永新，打开地图就可以知道，两地之间的公路距离为70公里左右，当夜收到消息、组织部队，即使连夜兼程，就能再第二天拂晓完成部署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彭回忆中所谓没时间做更多的说法，是十分难圆的。按照事后一些人的回忆，头一天各个方面已经部署了诸多准备，例如：永新出事前，李筱甫（袁的智囊）曾向袁文才说：“袁猴，今天满街的白毛巾都没有了？”袁文才笑着对祖父说：“你要去找女人就去，不要找其他借口。”他这样一说，李筱甫倒不好说什么了，李筱甫有一个相好在永新县城，袁文才误会了李筱甫的提醒。那时两人睡一个套间，因李筱甫不会打枪，所以袁文才睡在外面，两人遂于次日拂晓蒙难。因此，当时武力解决袁、王问题，各方面是准备后周密的，前一天其他部队就已经以臂缠白毛巾为号了；王佐逃出永新后坠如东瓜潭，因回答不出红五军事先制定的特殊口令，遂被击杀于水中……因此，说当时来不及进行周密考虑，是十分牵强的。
在《彭德怀自述》中，有原来觉得王佐还不错等评价，但当我们找到当年红五军给上级的报告时，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文字：“……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的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们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XXX（袁文才）兄为第四军三十二团团长，四军离开井冈山时，他任参谋长。到赣最危急时，他就私行回家，现任宁冈县县委书记。包办一切。XX（王佐）先为三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军离开井冈山后，已把他的枪支编了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不料XX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守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的利益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匪…….”(《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给湘委）的报告》1929年10月)，从这段报告中，我们能看到当年彭大将军对王佐他们有什么评价呢？而且整篇报告，对王佐所部对红五军的支援只字未提，显然也不很厚道。
对于王佐、袁文才之死，如果非要勉强，也许可以说：红五军没有亲手杀王佐、袁文才：袁文才熟睡时被特委书记朱昌锴一枪击毙，而王佐可以勉强解释为淹死在东瓜潭——可是，如果王佐在水里都有精气神与红五军战士谈什么口令，如果没人制止，他又怎么会最终淹死呢？按照当时的情况，王、袁赴永新是带了一部分部队的，他们的部队是井冈山红军的主力之一，以特委手下赤卫队等武装的战斗力而言，没有红五军正规武装支援，恐怕是没有胆量武装解决的——而且事实也是如此，红五军到达后，杀戮行动才启动。而且，没有直接杀王、袁，也不意味着红五军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行动，以下一些回忆，完全可以证实在同室操戈中，红五军是冲在第一线的：
1930年2月，他（翁徐文）作为莲花赤卫大队的一员，随部赶到永新，听命特委整编，然而晚上突然接到命令，说袁王已经反水，要他们去缴袁王的枪。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晚还规定了两个口令，先说‘普通'，再说‘特别'，如果答不上来就可以开枪，事后每人发一条白带子捆在左臂上，目的是与袁王部队区别开来，发现没有白带子的就开枪。凌晨四五点钟全城开始行动，枪声四起，听说袁文才是被特委的一个人用手枪打死在床上。我还在窗口外看了，有几个尸体，很多血。袁王部队大部分都在城内解决了，结束后就天亮了，听说王佐带了一个连逃跑了。我们后来才知道王佐淹死在河里。”
郑善致当时也跟着袁文才到了永新。他说：“半夜过后，大概2点钟左右，我们听见了枪声。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走出门去一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驻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驻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队驻地，二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们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天亮了，停止了枪声，我们被关在南门一个大祠堂里，派了部队看守着。听说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还派了两个会水的人去东关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
当年曾是红五军战士的田长江说：“关于王佐、袁文才被杀的问题，那是1930年发生的事。当时我们住在离永新城几十里路的地方，李灿给我们讲了话，说接到特委报告，袁、王要反水，要我们去解决他们。部队傍晚出发，拂晓前赶到永新城。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左手臂上扎了白毛巾，以白毛巾为记号，还规定了两个口令。袁文才是打死在床铺上，床铺是用门板架的，袁文才还没有起床，就被枪打中了。王佐冲出去了，但在过永新河时淹死了。他们的部队也被打散了。
在袁王被诛杀的当天，他们的部下，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除少部分逃回井冈山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遣散，或被改编。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后，又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井冈山搜寻袁王的余部。第四大队长李聚奎接受这任务，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李聚奎是1928年冬随红五军上井冈山的，初到井冈山，他们受到了井冈山人的热烈欢迎，井冈山失守后，他随部队到了赣南，次年5月随彭德怀重返井冈山，受到了同样的热烈欢迎。可是，1930年2月，这番上山来，李聚奎感觉到井冈山骤然对他冷淡了许多，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敌意的目光。特别有一次，让李聚奎震动更大，他们已侦察到袁王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他们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们问村里的群众有没有看见王佐的反水部队，群众回答： “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这句话也许有些过激，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误下，红五军做了一件错事。王佐坠入东关潭几天之后，面目全非的肿胀尸体，被王佐的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
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王佐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后将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罗克绍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部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后来，红军几次派部队攻打井冈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领红十七师甚至攻到了黄洋界的山脚下，然而肖克也只能望着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叹。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向毛泽东汇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经过，毛泽东闻之，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毛泽东已经知道，短期内红军想重返井冈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陕北高原的古城延安，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毛泽东再一次充满感情地忆起了当年井冈山的战友：“王佐这个人，我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当年井冈山的军长，后来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满怀依恋地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说：“王佐是个好同志，他是当地农民的领袖。”
1949年，沉沦多年的井冈山终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毛泽东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王嫂子”、“袁嫂子”，一如当年。毛泽东还专门与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合影留念，并安慰她们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为中国的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
彭大将军对王佐和袁文才之死，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以上一些事实，足够我们作出判断了，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当时，彭与特委，在想法是不谋而合或者至少是一拍即合的。当然，人无完人，而且人的成熟总是伴随着各种代价……
后记：
主持参与杀害王佐、袁文才以及毛泽东爱将宛希先的朱昌锴、龙超清等当地领导，结局也都十分不幸。1930年后，中央苏区开始了轰轰烈烈反AB团的运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在运动初期被错误杀害。后来总前委派李韶九赴红二十军（赣南地方武装组建）肃反，红二十军发生兵变，并宣布要“联合朱、彭、黄，打倒毛委员”，即“富田事变”。兵变解决之后，红二十军排长以上干部几无幸免。朱昌锴，最后仅带一警卫员流落茶陵梅花山，既为革命队伍难容、又不愿意沦落为叛徒，在即将被省委保卫处组织的搜山群众发现时，以一土造手枪自尽——与宛希先之死何其相似!（宛希先被朱昌锴等人抓捕后，逃脱山中，朱昌锴等人发动群众数千人搜山，在一菜窖中捕获，遂立即处决）
这篇文章是非常偏颇的。文革期间，造反派就揪住这个问题“清算”彭德怀，但彭德怀的辩驳是有理有据的，详见彭德怀自述。红军对袁、王绿林武装的改造，前期成功，后期不成功，乃至袁、王余部四散逃离，小部继续入山为土匪，直到解放后的剿匪行动才最后消除。
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袁文才写信请毛泽东另走他途，毛泽东则答应他这只是借道前往福建，只把井冈山作为小股部队留守的后方基地，并把管理大权交给王佐。同时，把袁文才任命为红四军副参谋长，一起远征。但袁文才还是逃回了井冈山，按军法是要枪毙的，但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不予追究。毛泽东亲口说过：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
如果大部队进驻井冈山，袁文才必然翻脸。毛泽东一直践行“借道”这个诺言，实际上就是与划地为牢的袁、王客籍武装“井水不犯河水”，耐心地、逐步地寻找机会改造之。毛泽东一直都带着队伍远离井冈山，苦战赣南，屡败屡战，直到赣东南和闽西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革命低潮的时候，贺敏学率领的土著革命武装人数比袁文才的多很多，但原居的平原地区缺少屏障，而山区地形、民情不熟，贺敏学因此提出把这支武装合并到袁文才的队伍中，袁文才拒绝了。贺敏学等人只能把枪埋在山里，把人员分散回到老家隐蔽。。。。。。
袁、王被错杀以后，井冈山客籍地连片“反水”，红军无法在井冈山立足，直到1949年，很多红军将领重返井冈山，唏嘘不已。
袁文才对井冈山根据地是有贡献的，但其历史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井冈上根据地的创始者是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的永新县委和红四军（毛泽东都要向边界特委请示并执行特委决定，这是历史的事实）。客家学者把袁文才说成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正如把辛亥革命吹成是“客家人的革命”一样，是十分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