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拱墅区初中:中国历代传世国宝之谜【作者：洪钊】

目录

• 国宝人间“蒸发”
• 藏在三个“堆”里的秘密
• 龟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
• 神秘大鼎的身世
• 霸气震天下
• 追寻千古一璧的踪迹
• 远古飘来的音符
• 地下兵团能够复活吗
• 谁能拥有不死之身
• “天马逮乌”还是“马踏飞燕”
• “天下第一行书”
• 微笑的大佛
• 打开地宫“芝麻之门”
• 藏身于诡异大洞中的经书
• 宋代风俗写真绝品
• 命运多舛的“万园之园”
• 九龙戏珠藏玄机
• 拨开云雾看青花
• 有九条命的宝帖
• 通向神秘的画廊
• 这个石头不简单

 

国宝人间“蒸发”
　　——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知所终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直到现在都未能如愿。
　　◆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走向1929年，继瑞典科学家发现两颗“北京人牙齿”后，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距今50万年。而在此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之后，裴文中又发现两个，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也连续发现了3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27年以后发掘的“北京人”（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1941年，中方决定将自1927年以来发现的“北京人”化石，通过美国陆战队运送到美国并由其暂时保管，不料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变，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了北平，“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当时的两个箱子中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四件、残破上臂骨两件、牙齿、残破股骨、颌骨、锁骨、腕骨、鼻骨、腭骨、第一脊椎骨、头骨碎片等，另外还有山顶洞人头骨、下颌骨、脊椎骨、肩胛骨、膝盖骨、盆骨等。
　　◆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功臣“北京人头盖骨”作为国宝，发现它也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个国宝级的东西是谁发现的呢？发现它的过程又是如何的呢？
　　要想知道是谁首先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就得从20世纪的那场考古活动说起。
　　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协和医学院参与合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经费，选定周口店为第一地点（即后来的北京猿人洞），组成野外发掘队，开始发掘工作。由中国地质学家李捷担任野外工作队的负责人，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担任业务指导。在发掘计划行将结束的前三天，即10月16日下午，发掘发现了一颗保存极好的人类下臼齿化石。于是，他们就将这颗新发现的和以前发现的两颗牙齿化石交由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进行研究，步达生认定这都是人的牙齿化石。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属新种，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改名为“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步达生的研究成果公布以后，并不一帆风顺。当时国际上许多有名气的古人类学家提出种种非难，主要是认为光凭这三颗牙齿化石就建立起新属新种，未免太草率了。这时，步达生也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感到不踏实。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1928年，中国两位颇有才华的年轻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与裴文中参加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来。秋天的某日，25岁的考古学家裴文中来到发掘现场，看到几个筛土工人正在仔细地检查筛中的小化石。突然一转身，他见到一个工人手上拿着一块较大的骨头。裴文中随手取过来一看，不禁又惊又喜，脱口而出：“这是一块猿人下颌骨！”他立刻对这块难得的化石就地进行核实，弄清了这块猿人下颌骨是从第一地点的A层积土中挖掘出来的。
　　从1929年开始，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改由裴文中领导，发掘的范围仍继续按1927年至1928年既定的方案进行。从年初一直挖到深秋，向下挖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剩下的堆积物也逐日变少，眼看接近洞底，好像不会再出现什么奇迹，工人们估计不久便可收工休息了。正在此时，裴文中发现主洞与裂隙交叉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洞，仅能容一人工作。他爬过去细看了一下，认为这可能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决定向小洞挖掘，并亲自做探险的开路先锋。他在腰上系好绳子，让洞口外的工友用力拉着，自己带着手电简沿洞壁徐徐滑下。刚在洞底站稳脚跟，手电筒照射过去，裴文中不禁惊呆了，遍地白骨散布着——几乎全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简直像是有意识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裴文中随后爬出洞外，向在场的工友做了简单的介绍，工友们听后也感到格外兴奋，共同制订出下一步的发掘计划。
　　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与工人们一道仍在离地面12米以下的洞穴中劳动。借着微弱的烛光，裴文中聚精会神地辨认着新开掘面上暴露出来的一块又一块灰白色的骨骼化石，细心地搜索着。突然，他的目光在一个半个皮球模样的骨头前停住了，他用手轻轻地拂去上面的尘土，暴露的面积更大了。顿时，裴文中的眼睛亮了起来：“呀！是猿人！”这一声呼喊，非同小可，全部工人都放下手中的劳动工具，聚向裴文中。
　　“这是猿人的头盖骨呀！这是我们多年来期望获得的宝贝！”裴文中暂时压抑住万分激动的心情，从容地向周围的工人解释。洞内和洞外的工人，几乎同时欢呼起来。裴文中脱了上衣将头盖骨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走回办公室。这个消息成了当时的爆炸性新闻，裴文中一时间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士。
　　裴文中发现的这具沉睡地下50万年的猿人头盖骨，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它为达尔文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化提供了确凿的化石证据。如今，中国猿人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周口店大发现已成为史前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 国宝神秘失踪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后，他们并没有急于将这个头盖骨化石运走，直到四天后才将这个“很潮湿，一碰就碎”的头盖骨送到北平，并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人”头盖骨为什么要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呢？在协和医学院保存的好好的“北京人”头盖骨后来为何又被拿出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宝到最后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中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要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因为当时协和医学院是属于美国的机构。尽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平，可侵华日军一时还不敢踏入协和医学院。直到此时，“北京人”化石在这个“保险箱”里还安然无恙。
　　为什么要将这些原本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转移？而转移的目的地为什么又会选择美国？
　　这是因为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美日战事一触即发。1941年，日美关系愈加紧张，在北平的美国侨民纷纷回国，而北京协和医学院也被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气氛之中。此时，“北京人”化石的安全则成了让人们担心的问题。
　　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等人共商量了3种解决办法：一是把化石运到重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二是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三是送往美国暂时保管。
　　留在国内固然好，但留在北京的建议很快被否定，因为这样做的话，化石依然是留在沦陷区，难免发生意外。可是，如果运到重庆，需要辗转数千里，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沿途安全无法保障。而假使采取“送往美国暂时保管”的第三种方案，又会与当初发掘前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订立的协议书中“周口店发掘的人类化石一律不能运出中国”相冲突，经过再三考虑，为保证化石的安全，在1941年年底，大家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当时已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和尹赞勋致信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同时，翁文灏还直接写信给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头盖骨”的意思。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美国方面婉言拒绝。
　　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平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考虑到“头盖骨”的安全，胡顿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翁文灏等中方人员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周旋数月时间。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头盖骨”出境。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据档案资料记载：“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船名“哈里逊总统号”，预定12月8日抵达秦皇岛。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
　　按照预定方案，5个已经装好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连同一些其他“北京人”化石应该是在1941年12月5日早上，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护送，乘坐专用列车离开北京，沿当时的京山铁路向位于渤海岸边的秦皇岛进发，准备12月8日在那里登上一艘由上海往北驶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可没想到，在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12月8日，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的机构，不仅“哈里逊总统号”中途“搁浅”，连负责运送“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也在秦皇岛被截。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则成为日军的战利品，列车与航轮没碰上面，5个“北京人”头盖骨也神秘失踪。
　　至于说到国宝最后消失的地点，很多人认为是天津，这是因为：第一，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就设在天津，有说法是当时美军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存在兵营地下室内；第二，当时一名负责运送“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军医弗利被日军俘虏前将装有头盖骨化石的箱子交给了一对天津的夫妇。
　　◆ 谁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的突然消失，让国人为之震惊，而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这次运送国宝的负责人？在国宝失踪前，最后一个见到国宝的人是谁？他能否为大家提供国宝去向的线索呢？
　　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11号院内的居民楼里，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他常常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古人类学家胡承志，他最后见到这个化石是在1941年。那么，当时的他经历了怎样的一件事情，他与国宝的失踪有直接的联系吗？
　　1941年11月一天上午，当时已经返回美国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突然通知胡承志，标本装箱运走。胡承志整天与头盖骨化石真品“打交道”，并为“北京人”化石制作模型，他对物体的体量似乎有着天生的敏感。
　　当天下午，胡承志找到裴文中问怎么办，裴文中说立即就装。第二天，胡承志便和协和医学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一起制作了一大一小两个白色大木箱。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儿的木箱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
　　随后，胡承志将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5件“北京人”化石从保险柜里一一取出并给每件化石都穿了６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绵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完之后将化石装入小盒，并用棉花将小盒填满。木箱内６面都垫有弹性很好的黄色瓦棱纸数层。小盒逐一放入木箱后再用木丝填满。化石全部装完后，封盖、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ＣＡＳＥ１”和“ＣＡＳＥ２”的字样。
　　化石装箱以后，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王锡炽派人将这两个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木箱当天就转送到Ｆ楼４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送走。
　　但是，让胡承志没想到的是，他和“北京人”头盖骨从此诀别。自从胡承志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了。
　　那么这些国宝又经历了怎样的旅程呢？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1941年1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人”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平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一同运往美国的还有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化石。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离开北平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搭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回美国。凑巧的是，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地的相关机构，“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 “阿波丸”号上有“北京人”头盖骨吗从1941年“头盖骨”丢失之后到1945年“阿波丸”号沉没这段时间，“头盖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从情理分析和根据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头盖骨”是落在日本人手上了，但是具体在哪个人手上，保存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个谜。
　　日本一直对“头盖骨”有浓厚的兴趣。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言人和助教高景东二曾经来到北平，希望能参与“头盖骨”的研究工作，但当时并没有获得同意。
　　“头盖骨”失踪后，日本人当时也在北平和天津到处搜索，并宣称到协和医学院时，“头盖骨”已经不见踪影，见到的只是模型。裴文中也被他们抓了起来。到1942年年初的一天，日本人突然停止了搜索行动，把裴文中也放了出来，还声称以后要和他合作搞研究。
　　为什么日本人一开始大造舆论寻找头盖骨，可找了几个月就不找了，把裴文中也放了？当时只有一个可能——“头盖骨”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在裴文中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裴文中的报告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应该在日本了。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本人秘密收藏了“北京人”头盖骨，而盟国领袖美国人也断然否认日本人将“北京人”头盖骨运抵美国，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否认这个事情呢？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几乎陷入绝境。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大胆的假设，使“阿波丸”号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
　　1982年，当时还是光明日报记者的李树喜第一次接触到“阿波丸”号事件，当时第一次打捞“阿波丸”号沉船工作进展到后期，由于种种困难，难以进行下去，打捞者找到李树喜，想通过他反映这个情况。没想到这次偶然的邂逅，就此让李树喜与“阿波丸”号和“头盖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树喜开始深入调查“阿波丸”号沉没和“头盖骨”失踪事件。
　　1996年，李树喜整理资料时，在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资料的中文译页原件中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资料透露：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号上面。
　　这些情报资料是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送给中国的“特别礼物”。情报中还透露了“阿波丸”沉没的具体位置以及所装载的巨额物资，包括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和文物、3000吨锡锭、3000吨橡胶……1977年，按照美国提供的资料，我国对“阿波丸”号进行了第一次打捞，历经三年，果然打捞出3000吨锡锭，当年卖得5600万美元。而且打捞过程中还发现了伪满洲国的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去世后留给后人的圆砚。这就为“头盖骨”在“阿波丸”上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为什么人们会猜测“阿波丸”号上会藏有“北京人”头盖骨呢？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轮船呢？
　　“阿波丸”号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远洋油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深12.6米，总吨位11249.4吨，被日本军队征用后，先后6次往返于日本———新加坡航线，为陆军运送给养。1945年3月28日，“阿波丸”号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遭到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艇“皇后鱼号”数枚鱼雷的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除1人逃生外，2009名乘客、船员以及船上装载的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和文物、3000吨锡锭、3000吨橡胶以及数千吨大米，全部沉入海底。
　　但是对于这种猜测，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少，因为他们认为从1941年底“头盖骨”丢失到1945年4月阿波丸号沉没，历经了三年半的时间，“头盖骨”不可能从中国的北方跑到南方去。
　　可是，支持者却提出相反的论点，他们说郑孝胥1938年死于长春，他的圆砚原本存于东北，七八年后，居然就在“阿波丸”号沉船中发现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阿波丸”上可能还存着意料之外的宝贝。
　　◆ 国宝藏匿于日本皇宫地下室吗对于中国非常关心的“北京人”头盖骨下落，“我可以对《圣经》发誓，这些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财宝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这是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著作《黄金武士》中引述美国相关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下落发表的评论。
　　该书作者调查发现，在二战期间，日本天皇曾经派其叔父到中国抢劫财宝。日本掠夺中国财宝包括直接的战争行为、黑吃黑的“黑社会”行为和打着民间搜集幌子的行为。战争期间，日本掠走的中国财宝不计其数，至今只有极少部分归还中国。该书译校王选女士在接受专访时强烈呼吁，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二战期间的所有档案资料，公开日本进行战争和通过战争掠夺财宝的真相。
　　《黄金武士》一书由美国两名专家历时18年调查采访而成。该书揭露了日本当局掠夺亚洲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宝，并将其藏匿在菲律宾。战后，日本和美国等串通一气，私自吞下这批财宝，并把部分财宝作为进行冷战的资金。该书有关日本掠夺中国财宝的章节内容，则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中国人喜欢私下里收藏财富。日本为了得到这些民间财富，曾与中国黑社会合伙打劫，于是造成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间财富大量流失，而且，流失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据披露，1937年，日本天皇裕仁及其顾问建立了“金百合”皇家组织，成员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日本军队和黑社会来实行，该组织就像挤牙膏似的榨取中国财富。
　　据《黄金武士》披露，日本进攻南京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指挥作战。朝香宫鸠彦对手下发布的命令就是：“给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南京大屠杀发生。与此同时，“金百合”正在实施，由天皇弟弟秩父宫负责。
　　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第一批执行者就是日本宪兵队。宪兵特别行动小分队扣压中国政府财产，炸开银行库房，抢劫富人的黄金、珠宝、艺术品和货币。书中说：“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搜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
　　被抢来的中国财宝由上海直接由船运往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等分，其他的首饰被熔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在这个阶段，有数名皇族成员参与监督和执行任务，其中包括天皇的兄弟朝香宫、秩父宫、三笠宫和竹田宫等人。
　　在南京成为废墟时，中国珍贵藏书、文件等还被严密保护。后来，曾有1000多名日本专家来到南京，为日本皇家图书馆优先挑选最珍贵的物品，天皇曾亲自过目最珍贵物品的目录。选中的物品都被一一编号和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曾用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
　　这些书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等。战后，美国经过调查后确认，日本至少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包括日本皇宫、皇室内宫、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保守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今天的学者们称日本的图书馆是亚洲最好的，因为日本仅归还了其抢来的图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16万册，不足6%。
　　日本军方还专门派遣黑社会老大儿玉誉义夫到中国，专门打劫中国黑社会的不义之财。儿玉在中国时，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地方士绅，强迫地方把财产“捐献”给天皇。在战争初期，儿玉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白金，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搜集最大粒、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因为这些东西无论是储存或运输都要方便得多。

藏在三个“堆”里的秘密
　　——三星堆1929年的一个傍晚，农民燕道诚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千年宝藏是什么时代遗留下来的呢？这些宝藏的主人是谁？它们的身上都隐藏着哪些惊天秘密？
　　◆ 三星堆遗址概述及其文物走向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出土的全部文物都珍藏在广汉城内的三星堆博物馆，该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西鸭子河畔，南距省会成都约40公里，北离新兴工业城市德阳26公里，博物馆于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落成开放。
　　◆ 挖出神秘世界是何人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当时考古挖掘队的领队是陈德安，副领队是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探寻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有一个民工告诉考古工作者，他们又挖到了几件玉器，但被挖土的民工抢了。
　　通过考古队成员向当地百姓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根据考古专家的判断，这是一个象安阳殷墟武官村墓一样的大墓。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考古专家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四周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那天晚上，他们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他挑出了在灯光底下有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当时一看是黄金的，他以为是一条金鱼，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他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后，看到是陈显丹，忙问出了什么事，结果陈显丹第一句话就说有重大发现。然后他接着说：“我们发现了一个跟真人那么大的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要马上派人去守。”
　　第二天，考古者从一号坑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蚌壳以及牛、羊的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当人们还沉浸在狂喜之中，尚未真正清醒时，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令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的挖方工人扬水成、温烈元等，在离第一个祭器坑不远处挖土时，又发现了几个青铜头像。这次，因为现场就在附近，考古队立刻赶过去，将埋藏点封闭。于是，有了第二批宝藏出土。这真像芝麻开门的童话。但它不是童话，而是事实。这些造型奇特、制作精美、品种繁多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漆器、陶器等物，是第一次在川西平原被发现。它使古蜀王国，从浓浓的历史迷雾中渐渐显现出来，因而惊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从此，“三星堆文化”正式出现在各种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中。
　　◆ 三星堆的来历三星堆的神秘之处首先在于它的名字来历，这是因为自有文字之前，当地的人们便称之为“三星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称呢？这与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三星伴月”的传说有着直接关系。
　　很久以前，蜀民的祖先蚕丛氏，将其部落从岷山迁到了川西平原，在三星堆这个地方建立了都邑。三星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一丛丛星宿花格外美丽。
　　河边住着一个纯朴漂亮的姑娘，姑娘最爱星宿花，大家就叫她星宿妹。星宿妹每天都要对着清澈的鸭子河水，梳洗她乌云般美丽的长发，然后摘一朵星宿花插在头上，向着蓝天碧水唱山歌。歌声亲切优美，使许多善良的小动物都成了星宿妹的好朋友。
　　月亮湾那边住着一个勇敢英俊的小伙子叫月亮哥，他被星宿妹的歌声迷住了，经常偷偷地躲在芦苇丛中听歌，常常听得如痴如醉忘了干活。听熟了，他已能从歌声中分辨出星宿妹当时是高兴还是带着几分忧愁。
　　一天，星宿妹的一只小羊走失了，星宿妹找到羊时，太阳即将落山，暮霭悄悄在四周升起。她赶紧吆喝着羊群匆匆往回走。猛然间羊群惊恐地退回来，两只恶狼拦住了去路。短暂相持之后，恶狼逡巡着，一只狼蹲坐在前面不动了，眼中射出绿莹莹的凶光，另一只狼则绕到后面，发出吓人的狼嚎，大概是想召唤狼群来阻断她的退路。星宿妹攥紧牧羊鞭护卫着她的羊群，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眼见得西天最后一抹残红变成了灰白，天就要全黑了，星宿妹心急如焚。焦急的星宿妹大声唱起了山歌呼救，颤抖的歌声在草地上惊惶地飘散。月亮哥听到了歌声，听出了情况的凶险与危急，飞奔而来，挥舞一把月牙形的宝剑赶走了恶狼。
　　就在星宿妹的母亲忧心如焚，倚门而望，急得浑身都在打战的时候，英俊的小伙子护送星宿妹回来了。女儿抱着一头毛茸茸的小羊羔，后面跟着她的一群羊，汗水把女儿的头发都打湿了。
　　从此，他俩深深地相爱了，只要一听见歌声，月亮哥就要赶过来陪星宿妹放羊，坐在星宿花丛中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黄昏，月亮哥亦护送星宿妹回家，那清清的河水倒映着他俩耳鬓厮磨、相亲相爱的倩影，羡慕得鱼儿都直咂嘴巴。他俩商量好，到秋天月亮哥准备好后就娶星宿妹过去。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侯爷选妃选中了星宿妹，而且差官留下话，三天后就要来带她回府。星宿妹慌了，跑到河边用歌声招来月亮哥商量办法。他俩天真地认为：多半是侯爷不了解下情，由月亮哥立即出发向侯爷禀告他俩就要结婚的情况，或许就可留下星宿妹了。如果侯爷不答应，月亮哥就带着她逃进西山。侯爷比他俩想象的狡猾得多，表面上表示打算接受月亮哥的请求，暗地里却立即派出武士，在路上将月亮哥扣押，并火速赶到星宿妹家中把她抢走了。武士挟持着姑娘走到鸭子河边时，月亮哥赶来了，是小鹿咬断了捆他的绳索，他才逃出来的。几个武士剑拔弩张，蛮横地阻挡住他，剩下的人仍拖起姑娘如飞地往前跑。
　　星宿妹伤心地哭喊着：“月亮哥，你快走，别跟来送命了，今生今世，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月亮哥亦泪流满面：“侯爷说了答应我们，你们凭什么抢人，这太霸道了，老天爷啊，你就睁开眼看一下嘛！”凄怆的声音在空旷的河滩上凉飕飕地飘过，河面上顿时乌云四合。
　　星宿妹不肯走，两个武士就硬拖着走。月亮哥忍无可忍，头发都被气得立了起来，他终于拔出剑来冲上前去。阴险的差官射出一支暗箭，直向他的胸膛飞来。小鹿腾空而起，用身体挡住了箭，被射死了。月亮哥眼中顿时喷出了火，他不顾一切地上前与他们格斗起来，他杀死了两名武士，自己也负了重伤。武士们扭着星宿妹踩水过河已过中流，月亮哥不顾伤痛跳进河中跟着追，鲜血把河水染出一团团殷红。武士们推的推、拉的拉，扭着星宿妹越走越远，月亮哥抱着剑奋勇前行，差官挺剑挡住了他，他们就在水中拚杀起来。拚杀中由于体力不支，月亮哥又连中数剑，身上血流如注，染红了大片河水，他身子一歪栽倒了，随流水向下游漂去。
　　天越来越暗，云越来越低，大有黑云压城之势。绝望的月亮哥又在水中站了起来，他用最后的力气，举起月牙剑，狠狠地向着对手掷去。月牙剑发出一道白光，直向着岸边飞去，碰到河岸发出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此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待烟消尘散后，对岸出现了一个月牙般弧形台地，拦住了武士们的去路。
　　星宿妹趁武士们一片慌乱之际，一头扎进水中向下游去，她去营救月亮哥。此时，月亮哥一腔热血已流尽了，河水中哪有他的踪影。星宿妹痛不欲生，呼天抢地，泪如泉涌，猛然间她看见武士们又追了过来，她悲愤已极，一头扎进深水中就再也没有出来。
　　一群锦鲤将星宿妹托起放在了河滩上，两条大锦鲤累死了。乡亲们在河边的星宿花丛中，埋葬了星宿妹，在她的左边埋着小鹿，右边埋着锦鲤。没多久，星宿妹的坟就越长越高，越来越大，最后三座坟隆起成了三座大土堆，与月亮湾的弧形台地遥遥相望。月亮湾上亦生长出一株特别高大的马桑树，高高地俯视着对岸，与三星堆遥相呼应。清风明月之夜，马桑树树影婆娑，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月亮哥与星宿妹在絮絮叨叨说着知心话，这絮语漂在河上神秘而又清纯，浑若天籁。老人们说，这是月亮哥和星宿妹生死相依的爱情精诚凝聚而成。他们生不能结连理，死了也要永相依，纯洁坚贞的爱情撼天动地传为千古佳话。
　　◆ 外来文明，还是本土文明关于三星堆遗址，历来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应属外来文明。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来源于“西方”，具体而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他们来华的路线不是北方的丝绸之路，最有可能选取的是南丝绸海路。
　　三星堆闪族人的迁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数次积累。迁徙的时间大约发生在4千年之前为多，最迟不会超过公元前5世纪。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对于他们根源的准确记载也是合理的。
　　那么三星堆是否属于外来文明呢？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传承，在三星堆以前，四川成都平原有像三星堆一样的文化遗址九座，三星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三星堆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加入了一些和以前文化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看不出外来的痕迹。
　　从大型的青铜器和祭祀器皿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中原的夏商。用玉和用金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最大差异。三星堆出土的玉器远远比西方发现的要好。金器只是发现了极少的一部分，比如说，贴在脸上的金箔，另外一个是金杖，都是比较小的器物。像西方发现的比较发达的黄金器皿都没有发现。三星堆发现的文物主要仍偏重于玉石系统，是东方传统，不是西方传统，它仍然属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
　　从三星堆的建筑来说，不管从建筑的形状，还是建筑的材料来说，都没有西方的传统。这些建筑的遗迹是当地的传统加上长江中游一带的传统构成，比如说它的夯土技术、土木结构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还有，从它日常使用的器物，比如从陶器系统看，一部分是从当地史前文化蜕变过来的；另外一部分是从它的东面，即从夏人那里传入的，像一些铜盒和铜杯。
　　再则，从发掘的器皿的装饰纹样来看，虽然它们的纹样很有特点（比如说兽面纹），但这些纹饰在中原文化圈里也都能找得到。
　　所以，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联系，远远大于其与其他任何文化的联系。它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本土文化，即本地就有渊源（土著文化过渡而来的）；另一个是中原文化传入的，即长江流域，也包括东亚，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始终的。
　　那么，三星堆有没有其他文化的东西呢？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比如说海贝，海贝来源于沿海，但它们到底是从西南直接传入，还是通过其他地区转送了一下（比如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像中原的海贝一样）再传入，现在还不好说。
　　◆ 青铜“神”树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棵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
　　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原始氏族部落的通天与太阳崇拜、鸟图腾崇拜与生命之树、生命之花、太阳花崇拜是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里面都有鸟的形象。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中指出：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
　　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罗森认为，这种鸟可能属于一个奇迹般的世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三星堆的青铜器。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有人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落在“一号神树”的九根树枝上的鸟确实象征着文献记载的“居下枝”的九日，而“居上枝”即正在值班的太阳，已经向天空升上去，所以没有必要表示。
　　三星堆另外有一件名为“璋”的器物。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圭刃上。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
　　我们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赵殿增先生认为，这棵两米多高的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棵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工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是要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会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吗？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 远古珍品知多少三星堆发现的文物数以万计，其中都有哪些精品文物呢？这些文物的造型如何？它们都有怎样的寓意呢？
　　三星堆众多文物中应首先提到的两件极品便是金杖和玉石边璋。
　　金杖出自一号坑，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一根木杖而成。出土时，金皮内尚存炭化的木渣，可知内有木杖。金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杖的一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附的人头像，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另有两组图案，皆是下方为两头相向的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似箭样的东西。
　　玉石边璋通长54．5厘米，是三星堆全部玉石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极品文物，珍贵之处在于它满身都是图案，其中有云气纹、太阳符号、山形物及人像等。这幅极为罕见、珍贵的图案，总体内容表现什么呢？我们只能大体推测它与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有关。在每幅图案上各有四座山，山侧有主要用于祭山的璋，以及人像作拜祭状等情况来综合分析，大概正是“山陵之祭”吧。
　　目前对这幅图案的各种解释似乎都还不能尽如人意，金杖图案之谜是三星堆诸谜之中的又一大谜。而金杖的性质，一般都公认：金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即王杖、权杖，是王权的象征；应是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接下来要提到的精品文物是戴冠纵目面具、太阳轮和青铜立人像。为什么要将这三件器物放在一起来介绍呢？这是因为它们都与三星堆主人的祭祀有关。
　　戴冠纵目面具造型设计及制作十分完美，使它显得威凌四面，气盛八方，凛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感觉。在史书中，有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又有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等。很早以前，就有人解释“直目正乘”为“纵目”和“直目”。是否就是指的这种眼睛呢？一般人都认为这就是蚕丛及其蚕丛部族“纵目”、“其目纵”的形象化的实际写照。我们认为：它们与古蜀先民的太阳及太阳神崇拜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古蜀先民渴望认识人间世界、认识宇宙的精神需求。
　　青铜太阳轮在出土时，与其他文物的命运一样，被砸碎并经火烧过，根据残片可大致识别出六件。有关太阳的图案或纹饰，在我国早期岩画和各类文物中，多得不胜枚举。但青铜的太阳轮，目前只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几件，所以极其珍贵。
　　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的人物雕像群中的一个领袖人物，立人像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达2.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人像头戴冠，身着三层衣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人像的双手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似乎拿有什么东西。整座塑像构思奇特，精美无比，俨然如天神下凡，神威无穷。我们大致推测：大立人像代表的是国王兼大巫师一类人物。在下民眼中，它同时也是“神”。它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它是神权与王权等最高权力的象征。
　　在三星堆全部青铜文物中，首屈一指的当然是雕像群。其次，作为集群展现的动物造型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凤鸟一族了。
　　或许有人会问，三星堆何以有如此庞大的鸟群？简单的回答是：它反映了古蜀族的鸟崇拜。鸟崇拜也是古蜀族诸神崇拜中的主神崇拜，而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
　　最能反映古蜀人形状特点的文物要算顶樽跪坐人铜像、大象头冠人像和鸟脚人像了。
　　顶樽跪坐人铜像，人像下面有一山形座，座腰上饰扉棱，座上有镂空花纹。人像上身赤裸，下身着裙，腰间系带，头顶一带盖的樽，双手上举护樽，通高15厘米。从造型上看，古代匠师的艺术夸张手法运用得极高明，使整个铜像显得结构完整，比例匀称，美观耐看。
　　大象头冠人像，人像下部残断，仅存上半身。称它为“大象头冠”，是说这人像的冠饰很像大象的头部。这尊人像被刻画得仪态威严、盛气凌人，颇为生动传神，当是古蜀先民眼中的一位神像。
　　鸟脚人像，通高81．2厘米。其中鸟高50厘米，人像残高31．2厘米。如果人像是完整的，估计至少有一米二三高吧。出土时，发现这人像遍体涂有朱砂和黑彩，原来又是一个彩色的怪物。人像的脚演化成鸟爪，强劲有力，紧紧钳住下面的鸟头。三星堆的文物千奇百怪，这件文物大概要算是怪得最出奇的一件。
　　◆ 千古难解之谜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被史学界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然而虽经70多年的发掘、研究，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仍无从知晓。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龟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
　　——殷墟甲骨本是承载文字的甲骨片为何成了医病的“尖刀药”？又是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辗转多处的它如今身在何方？这就是甲骨文留给我们的故事。
　　◆ 甲骨文字鉴赏与数量甲骨文，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殷代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最详细的一条将近100字。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公元前1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大约有4500个单字，可识者约1/3。它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字形结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许慎六书来检查，在字形结构方面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互训，即义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可以断代，早晚分明，从某些常用字的变化可以领会许多中国文字发展的知识。例如：简化，形体复杂的字，日趋简单，笔画减少。形声化，象形字增加声符，假借字增加形符，变成形声字。甲骨文是占卜者写刻的，有它的局限性，不一定包括商代的所有文字。而有些占卜术语，一般人也未必通用。又由于是用刀刻成，不免变形，初次见到不容易理解。
　　目前国内外甲骨文骨片大约有4万多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集1899年以来80年间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片，公私收藏以及流传海外的共41956片，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具体指导，编印为《甲骨文合集》。考古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在殷墟发掘所得甲骨4589片，由钟少林等5人编著《小屯南地甲骨》，也为甲骨文研究增加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甲骨文原来专指安阳殷墟所出，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发现周人有文字的甲骨，如陕西省西安市沣西张家坡出土三片卜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出土1片卜骨，北京市昌平县白浮村出土3片卜甲，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出土292片卜甲，又扶风县齐家村出土1片卜甲，6片卜骨。其中以岐山、扶风所出比较重要，片数极多，不同单字在250字以上。这些骨片出土地点分散，年代早晚不一，内容简单，字形与殷墟不尽相同，确是中国考古学之新发现，但从中国文字史看，还没解决什么问题。
　　◆ 甲骨文为何成为“尖刀药”
　　任何人可能都没有想到，最初的甲骨片是被当治病的“尖刀药”使用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晚期，当时，男人要留长辫子，头顶前半部的头发要全部剃光。那时候，理发工具就是一柄锋利的剃刀，一不小心，就会划伤头皮，所以剃头匠必须常备一些止血药，这种止血药就称之为“尖刀药”。说到用甲骨片做尖刀药的故事，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剃头匠，他的名字叫做李成。那么，李成是如何发现甲骨片的，甲骨片又是怎么做成尖刀药的？
　　李成是河南省洹河畔安阳县小屯村人,是为了赚钱第一个把“甲骨文”作为药材运到城里、传送出去的人。但也是在他手里，毁掉了难以计数的甲骨文字。
　　这年夏天，他患了疥疮，疼痒难耐，坐在田头，无意中捡起一块刻有“画纹”的白骨片，但他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自己捡起的是一块历史文化瑰宝！李成把白骨片揉搓成了粉末，涂抹在疥疮上，疼痒神奇地止住了，几次涂抹后，疥疮居然治愈了。李成喜出望外。他把乡亲们扔掉的、大量的各种形状的白骨片收集起来，送到附近城里的药店去卖。他告诉药店掌柜：“这白骨片治疥疮和外伤有特效。”药店老板将信将疑，取来药典看了半天，终于弄明白这白骨就是中药里的“龙骨”，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记载：龙骨是古爬虫动物的化石，能生肌防腐。药店收下了这些“龙骨”，李成则将大把的铜钱往钱褡裢里一装，高兴得回家去了。从此，便做起了收集贩卖“龙骨”的“专业户”。李成一边收集，一边卖给药店。可是，当时药材交易落后，“龙骨”在当地的用量不大，药店就不想收了。当李成又一次把收集来的“龙骨”送到药店时，店老板便挑剔起来：凡是刻有“画纹”的“龙骨”一概不收。李成这次碰壁后，立即想出了聪明的对策。他拿起刀，将收集来的所有“龙骨”上的“画纹”一刀一刀地刮掉，然后再送到药店去卖。此时，药店的仓库里已被“龙骨”堆满了。这是一座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而药店老板却全然不知！也是为了钱，老板决定停止买进“龙骨”。但李成却没有放弃这挣钱的机会，没有停止“龙骨”的收集。他把一块块“龙骨”——一块块文化瑰宝捣成粉末，然后包成一个个小包到各个集市、庙会上去叫卖、赚钱！同样，药店老板为了赚钱，也陆续把“龙骨”转卖给各地。很快，“龙骨”进入了京城各大药店。就这样，一块又一块“龙骨”，或成块入药，或碾成齑粉，成为救治千千万万个病人的“良药”。
　　◆ 看出甲骨片中秘密的第一人很多专家认为李成并不能算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因为他仅仅只是发现了甲骨片，而且是拿着甲骨片用于治病，并不知道它的历史价值，同时还毁坏了很多珍贵的甲骨片。既然他不是，那么谁才是真正发现甲骨文的人呢？
　　要找到真正发现甲骨文的人，就得提到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与甲骨文的发现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古董商——范维卿，他是山东潍县人。
　　光绪二十五年夏天，居住在北京东安锡拉胡同11号的王懿荣身染疟疾，久治不愈。一位医术高深的老中医为王懿荣开出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名曰“龙骨”的药，立刻引起了王懿荣的注意。其家人从药房抓药回来后，王懿荣亲自查看，发现了中药里的“龙骨”碎片，有的碎片上镌有奇异的纹路。他便抱病亲临药房叮嘱药房老板，如果再有商贩送“龙骨”来，请代为引见。不多时日，名扬京华的古董商范维卿被引见到王府，这次他带来了十二片“龙骨”。这是他到河南安阳、汤阴一带去收购青铜器，没有如愿，听当地人说“龙骨”是药材，就顺手收集的十二片。王懿荣见到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分外高兴。他仔细端详着每一片甲骨上一个个单一成形的“符号”，紧缩的眉头舒展了。他兴奋地告诉在场的人：这是比钟鼎文更古老的中国文字！范维卿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药材是真正的古董。于是，王懿荣以每字一两银子的高价买下了这十二片甲骨。并当场给范维卿六百两银子，指使他为自己继续大量收购。随即，派家人到京城各大药店以重金把刻字的甲骨全部买下，以至于典当细软，倾其家财也在所不惜，在他壮烈殉国前竟收集了一千五百片！
　　问题出来了，到底他们两人中谁才是真正的甲骨文发现者呢？
　　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是清末王懿荣，因为只有他不仅发现了甲骨文，更重要的是，他还认真研究了甲骨文。他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画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画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误传造成的结果。
　　至于著书立说方面，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则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可见，王懿荣作为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当之无愧。
　　◆ 甲骨片藏身之处为了弄清楚甲骨片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中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是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 甲骨片命运多舛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这个刘鹗是个怎样的人物，他会将这些甲骨片怎么处置呢？这都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刘鹗，字铁云，又字蝶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死于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清末的一位奇人。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即精通数学，曾行医经商，都不得意，转而弃商从政。他还能写小说，以讥讽清末官场丑态，著名的《老残游记》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金石学者。他参与治河时所投效的吴大澄就是当时名声极大的金石学家。刘鹗到北京做候补知府后，又和王懿荣交往很深。他在王懿荣处看到甲骨，深为惊奇，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王懿荣死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懿荣的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父债，出卖家中所藏文物，刘鹗闻讯赶来，将王懿荣所藏甲骨买去。在这之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鹗就已经开始搜集甲骨。后来他又从方药雨手中买到范维卿卖给他的300多片甲骨。同时，刘鹗还曾通过古董商人赵执斋买到甲骨3000多片。此外，刘鹗又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刘大绅亲赴河南搜集到1000多片。就这样，刘鹗先后通过种种方式，搜集到甲骨5000片以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从他搜集到的甲骨中，精选拓印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以石印问世。这是公开印行的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以这部书的印行为发轫的。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刘鹗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古代文物时，因他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曾为救赈北京饥民向俄军购买他们所占的太仓中储藏的大米，而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流放新疆。流放途中，刘鹗郁郁寡欢，悲愤而死。
　　刘鹗死后，他多年搜集到的甲骨随之四散，约有1000片左右，先归其表兄弟卞子休，后由卞转卖给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解放后又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部分约有1300多片，先归叶玉森收藏，后又转售给周连宽，现在也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另有一部分约几十片，由美国人福开森买去；此外，商承祚、束世澄、陈中凡、王瀣、沈维钧、郦承铨、胡光玮和胡厚宣等几位学者，都曾先后买到一些刘鹗原来收藏的甲骨。总之，早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以刘鹗搜集到的最多，然而在他死后，也分散得最零乱。
　　◆ 整理甲骨片的奇人王懿荣、刘鹗之后，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方面，做工作最多的当推罗振玉。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他擅长考究古代文物和研求金石文字之学。凭借对古代文物的丰富知识和鉴别能力，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兼做一些古董生意。就在王懿荣开始搜购甲骨文的那一年（1899年），罗振玉也听到有关甲骨文的消息，但直到两年之后，刘鹗将甲骨文拓本带到江南，他才在刘鹗家里看到这些拓本。刘鹗正是在他怂恿之下才编印了《铁云藏龟》一书。刘鹗印行此书时，罗振玉还根据他当时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和理解，为该书撰写了序文。罗振玉自此便对甲骨文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移官北京后，利用经营古董生意的积蓄，开始积极搜购甲骨，通过古董商人陆续买到不少。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又经古董商人之手买到一大批甲骨，于是他便留意打听甲骨文的真实来历。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古董商人又由河南带来几千片甲骨请他选购时，他在选购了700片精美的甲骨之后，才设法打听到甲骨文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西五里的小屯村，而不是一向传闻的河南汤阴。与此同时，他又从甲骨文中认出十多个商代晚期的帝王庙号，从而断定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占卜留下的遗物。由于罗振玉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价值，而又深感这种珍贵的文物正在惨遭破坏，濒临毁灭，急需抢救，他便四处委托古董商人到河南尽力收购甲骨。仅在1910年一年内，他即从山西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手中买到甲骨10000片以上。但他仍然不满足，第二年又派他的弟弟罗振常和内弟范兆昌等人亲自到小屯村找当地农民挖掘，得到了更多的甲骨。
　　罗振玉搜集到这些甲骨后，从中选出比较精美并有重要学术价值的3000多片，拓制成拓本，依照刻辞的内容性质分为八类，编为《殷虚书契前编》一书，共二十卷，先在《国学丛刊》第一、二、三册上，以石印方式发表了其中的前三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罗振玉逃亡日本，《国学丛刊》停刊，《殷虚书契前编》的刊行也暂时停顿。罗振玉逃往日本时，曾将他的全部甲骨收藏带走，途中几经波折，损坏在一半以上。到日本后，罗振玉用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将《殷虚书契前编》一书重新编为八卷，于1912年用照相制版印出。1914年，罗振玉又在他所藏的甲骨文中选取最精美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拓墨精印成书。这就是甲骨著录书中印制最讲究的《殷虚书契菁华》。
　　1915年春天，罗振玉由日本回国，曾亲自跑到河南安阳小屯村去考察殷墟的实际情况，写出《五十日梦痕录》一书。随后，他又在1916年将这次考察中所获得的甲骨以及旧藏的甲骨和殷墟其他的出土器物汇为一编，编印为《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
　　此后，罗振玉又到日本将以前未拓印的甲骨再加挑选，选出比较精美的1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后编》一书。后来，罗振玉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以种种方法搜集到国内其他人收藏的甲骨文的拓本，从中精选出2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续编》一书，共分六卷。在解放前，除了中央研究院所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外，罗振玉所编的这几部甲骨文著录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而，在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罗振玉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
　　罗振玉对于甲骨文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甲骨出土地和包含年代的确定。由于罗振玉接触了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又具有较深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识别力，因此很早就对甲骨的内容、性质作出过比较正确的判断，并努力去探求它的真实出土地。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乙废都的说法。191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王武乙到帝乙之间的都城故址。这样，他不仅明确指出了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而且第一次把甲骨文所包含的历史年代由以前笼统讲为“夏殷”时代缩短到了商代晚期武乙至帝乙三代商王统治的时期。他的这一看法，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但为后来的学者深入研究甲骨文的有关问题，尤其是把甲骨文包含的历史年代确定在从盘庚到帝辛（即殷纣王）的大约二百七十三年间，捷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和引导。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和包含年代，应当是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
　　罗振玉甲骨片收藏极为丰富。1940年，罗振玉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数万片陆续散失，解放后分别归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旅顺博物馆、吉林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辽宁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收藏，其中大多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 解读甲骨片上文字的玄机甲骨片上的文字曾经让许多人迷惑，也曾经让许多人癫狂，那么这些甲骨片上的文字都是什么时代的产物，这上面都承载了多少关于我们祖先的秘密和故事呢？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3600多年。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自清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有文字之甲骨，整整100年了，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因出自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故又称贞卜文字。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已识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那么远古的人们是怎样选择刻字的材料，又是如何将这些文字刻到这些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去的呢？
　　根据考古学家研究指出，商代晚期占卜所使用的材料是龟的甲壳和兽类骨骼。主要使用龟的腹甲，间或也用龟的背甲；兽骨则主要使用牛的肩胛骨，偶尔也使用牛的肋骨或鹿、羊、猪的肩胛骨等。当时的人们在占卜之前，先对龟甲和牛肩胛骨进行初步加工，再进一步刮削和磨光，然后在它们的反面挖和钻制出圆形和长椭形梭状的巢槽，以便在占卜时用火在这些巢槽内烧灼，使正面相应的部位出现裂纹。长椭形梭状的巢槽叫做凿，一般长约1厘米左右，口宽底窄，呈梭状斜槽。圆形的巢槽叫做钻，是比凿稍小的圆形洞穴。凿和钻都只做到距离正面极薄的地方，但不能穿透骨面。凿和钻的排列和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其数目则根据龟甲和牛骨的大小而定。
　　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也由此进一步证明了它的魅力。
　　◆ 郭沫若的甲骨文情缘在甲骨学发展历程中，有一位传奇人物起着重要的作用，之所以称他为传奇人物，这是因为他与甲骨文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结缘经历，正是这段“奇缘”掀起了20世纪50年代的甲骨学盛行的潮流，那么这位传奇人物是谁？他又是如何与甲骨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这位传奇人物就是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他1892年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他的乳名叫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又名沫若，号鼎堂。他三四岁即能背颂唐诗宋词，后入私塾，十四五岁已通晓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1913年，21岁的郭沫若考入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914年赴日本继续学医。后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但一心学医的郭沫若后来却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921年6月，他与成仿吾、郁达夫在东京发起了创造社。帝国大学毕业时，他已决定放弃医学而从事文学。1926年3月，他担任了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说到他与甲骨学的这份“缘”，那得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扶桑这件事情说起。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安排郭沫若前往日本避难，正是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让郭沫若有机会接触到了甲骨文这一难懂的“天书”。
　　1928年，郭沫若开始了他的古代史的研究。这年6月底，他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书成稿，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经常感觉到缺乏可靠的资料，于是他常去图书馆查阅。但不知怎么地，日本警察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把他抓进了监狱，他的住宅也遭到了搜查。
　　郭沫若被抓的几天里，脑子并没有闲着。他记得自己以前在日本读书时，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看到过一本书，题目叫《殷墟书契》。于是，他一出监狱便马上去找这本书！一连几天，他奔波于几所高校之间，却没有找到此书。他又转遍了东京的书店，也没有结果。就在他几乎失望之时，一家书店的老板提供了一个信息：东洋文库好像有这种书。终于，他找到了王国维写的《殷墟书契考释》。
　　如获至宝的郭沫若一头钻进书里，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沫若毕竟历史知识丰厚，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殿堂。只一两天的工夫，郭沫若就基本破解了甲骨文字的秘密。月余时间，他不仅读完了馆藏的全部甲骨文字以及金文的书籍，还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看看拓片了。当时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已有不少的甲骨文收藏。这天，上野博物馆的大厅里走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国学者，他递上证件，说想看看馆藏的甲骨文。接待他的年轻人把证件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还给他说：“不行！”
　　以后的几天里，图书馆里多了一位义务清洁员。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他总是已经在门外等候了。年轻的管理员把他的情况汇报给了上司，大门终于敞开了！郭沫若如饥似渴地浏览着这里的馆藏甲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比较。
　　不久，郭沫若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流入国外的甲骨文，以日本为最多。除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以外，私人收藏也不少。三井源右卫门就收藏了300片之多。亲眼看到国宝流失异邦，连中国人都不给看，郭沫若从心里着急。他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便决心在甲骨文研究上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仿佛这样才对得起列祖列宗。
　　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第二年5月，此书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想起《甲骨文字研究》一书的出版，郭沫若真的感慨万千。他用了将近一年工夫写成的这部书，曾有人建议在燕京大学的《集刊》上发表，然后再出单行本。但是，郭沫若认为，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官办的，便拒绝了。后来，他同商务印书馆联系，也未能成功。此时，李一氓到处奔走，终于使该书在上海大东书局的支持下出版发行。
　　郭沫若的《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脱稿后，便把原稿交给了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希望东洋文库出版。石田留下了稿子，让郭沫若等消息。一个月后，石田回话说：这稿子太难懂了，恐怕在日本是出不了的！当上海大东书局把《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两书各寄20本给在日本的郭沫若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当天晚上，他把每种书留下两部，其余的用一个大包袱包着，跟14岁的大儿子和夫一道，扛到离家很远的电车站，以七折卖给了一家专售中国古书的文求堂。
　　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闻一多在评价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研究的贡献时曾经说：“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了的可以激发起大家进一步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使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此后，郭沫若相继完成了《古代铭刻汇考》、《论古代社会》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向政府提出建议，在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又在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前人。虽然郭沫若并没有参加过殷墟考古发掘，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一如既往地关心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1959年8月，郭沫若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殷墟，他冒雨踏访小屯、王裕口等村时，对陪同的人说：“将来要在这里兴建世界东方博物馆！”
　　1976年，在他的主持下，我国甲骨学家们积20年之功，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巨著。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自1978年起，到1982年13册全部出版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1975年，郭沫若就为《甲骨文合集》题写了封面。他不顾身体的虚弱，一连写了好几份，让大家选择。遗憾的是，为郭老所终生挂念的《甲骨文合集》刚刚排出样书，郭老就与世长辞了！
 神秘大鼎的身世
　　——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那么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是何时何地发现的？它又是什么时期的产物？
　　◆ 司母戊大方鼎鉴赏与去向司母戊大方鼎铸造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是我国目前已出土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柱足，腹长方形，饰饕餮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或释后）母戊”三字。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做；另一说为商王祖庚、祖甲为其母而做。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 从土里冒出来的神秘大鼎司母戊大方鼎是什么时候由谁发现的呢？要想知道其中的答案，首先得知道一个地名，那就是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很早以来，人们就知道这个村子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文物，这是因为，这里原来是商朝的故都、史书上记载的殷墟。
　　1939年3月初的一天，该村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探宝”。挖宝有挖宝的门道，什么是生土，什么是熟土有讲究。探杆碰到铁、铜或者玉石，带出来的土颜色不同，“老江湖”一看便知。接了两根杆，打到13米深的时候，已经打到水脉了，突然，探杆触到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探杆卷了，探杆头上带上来些许铜锈。“有宝物！”吴希增收拾工具悄悄回村找到吴培文。经商量，决定找几个人，夜里偷偷挖。鼎太大、太重了，怎么才能把它弄出地面呢？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回填土的方法把大鼎抬出来。
　　当天晚上，吴培文他们找来了十七八个棒小伙子，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挖出了一个大土坑，然后继续朝下挖。终于，宝物露出来了，借着昏暗的烛光，仔细一观察，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样的东西。大家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终于揭开了宝物的“面纱”。此时天边开始发亮，不能再干下去了。他们只好填回一些浮土，又用柴草盖住洞口，约定次日晚上接着干。
　　第二天晚上，他们多叫了一些人来，队伍扩大到42人。开始，一部分人在扩大洞口，另一部分人找来3根粗粗的圆木，交叉着支到洞口上，这在当地叫“叉抽”。找了一个浇水的辘轳做滑轮，又拿一条粗绳子从“滑轮”上面拉过来，直通洞底，成了稳固的提升架。洞下面空间小，只能站两三个人。地面上一个人喊着号子，套上两匹牲口，人也一起帮衬着，一起使劲往上拽，洞底下的人用撬杠撬……“大炉”终于缓缓地上升了。稍微挪动一点儿，上面有人往下扔土，洞下面的人马上再往“大炉”下面垫土。然后，上面号子一喊，大家憋住气猛地一拉，“大炉”又上升了几厘米。如此往复，大鼎一点点提升。
　　不过消息还是让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区公所的头头来了，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派一个排保护大家。当然，这一个排的人都要“算股”了。于是，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
　　整整折腾了一夜，“大炉”才上升了六七米。天将亮的时候，只听到“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由于一层层地垫土，所以，对洞下面的人并没有造成伤害。绳子断了，只好歇息了。直到第三天夜里，他们又换上新的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这鼎终于得见天日。紧接着，就是秘密把鼎运回村里，暂时埋藏到吴培文家院里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伪装好。
　　这个长方形大家伙，大如马槽，七八个人都抬不动，村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就叫它“马槽鼎”或“大方鼎”。
　　按说，鼎应该有一对立耳才对，可不知为什么这只大鼎只有一只立耳。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想象中的另外一只立耳，有人猜测可能在埋入地下之前，鼎耳就已经被弄断了。
　　◆ 大鼎背后的远古声音当大鼎露出地面的时候，它的发现者却并不知道这个大鼎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大鼎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在那个年代里都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以至于要铸造如此庞然大物来表示纪念呢？
　　原来这个大鼎产生于数千年前的殷商时期。他们创造了怎样的青铜文明呢?自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以后，商朝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内外纷争、治乱交替，最明显的表现是三番五次的迁都。后来，王位传到第20位国王盘庚的手中。
　　怀有雄图大略的盘庚即位后，为扭转自商王中丁以来连续九世的混乱政治局面，摆脱前任商王党羽的牵制和影响，并使国富民强，便决定选择一个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址为新都。
　　但是盘庚的决定遭到了以古贤为代表的一批不情愿迁都的奴隶主贵族大臣的强烈反对。关键时刻，盘庚毫不退却，一方面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说服贵族中反对派；一方面又派出得力亲信大臣，到各处寻找适宜建立王都的新址。
　　几个月后，盘庚迁都北蒙，并下令将古贤等一批传播流言飞语的元老重臣监禁起来。
　　此后，盘庚指挥臣民在北蒙垦荒种植，筑起了新的宫室宗庙，开始营建铸铜、制骨、制陶等小规模的手工坊。同时，整顿吏治，进行改革，国势逐渐由衰落转向强盛。正如《史记》所载，从此“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由于古时北蒙之地又曰“殷”，后来人们就将盘庚迁都后的商朝称做殷朝或者殷商。
　　到了商朝最后一位国王帝辛，史称纣王，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王挥霍无度，残酷暴虐，很快就引起四方诸侯的极力反对。殷纣王为商朝的灭亡掘好了坟墓。
　　在讨伐纣王的诸侯国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要属周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领大军，一路上所向披靡，渡过黄河，到达朝歌附近的牧野（今河南汲县），战争一触即发。仓促之中，纣王发给被关押的奴隶、囚犯及战俘武器，一夜之间，竟也组织了一支多达数万人的军队。
　　两军在牧野相遇，一场厮杀就要开始。紧要关头，恨透了殷纣王的商军前排的囚徒、奴隶和战俘，突然掉转矛头，朝后排冲去。商军队伍顿时大乱，土崩瓦解。最后纣王点了一把火，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商朝的统治至此结束。
　　周武王灭商之后，曾封殷纣之子武庚在殷墟，“以续殷祀”。后因武庚叛乱被周公镇压，殷遗民也被迁走。自此，“殷”地就日渐荒芜，夷为一片废墟，故后人称之为“殷墟”。
　　这座大鼎正是“殷墟”中的一员，它沉睡地下已经数千年了。
　　◆ 大鼎为谁造殷墟做了200多年的商都，经历了8代12位商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方鼎，又是哪一位商王的杰作呢？
　　根据考古的一般经验，判断器物的年代，可以从器物形制着手。
　　每一个时期的鼎，它都有不同的造型，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呢，也越细长，或者细高；而越晚，这个腹部就越浅一些，腿呢，也就越粗短一些。
　　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时的器物。
　　既然器形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铭文上。司母戊鼎名字的来源，是因为鼎腹内，三个清晰的铭文。经过70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已经可以十分确定，这三个字，正是“司母戊”。
　　所谓司，是祭祀，母是母亲，戊呢，是个人名，还是个称谓，那么到底谁是“戊”，这个“戊”又是谁？通过查甲骨文，发现甲骨文里提到过好几个戊。
　　这个巨鼎的铸造竟然是为了祭祀一位女性。晚商时期，可以想象，铸造这个巨鼎在当时来说必定是一个浩大工程。那么这个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位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商朝的人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音tài）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专家们通过对其金属成分进行分析，为确定大鼎年代和主人身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合金配比不同，找到确定的样本，对比其各种金属含量，只要合金配比接近，就可以确定器物的年代。合金配比的曲线图出来了，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到可以做参考的样本。
　　商王朝，虽然遗留下了大量墓葬，但是被历朝历代盗墓者偷盗得几乎一无所有。尤其是王室大墓，几乎都无法确定墓主的身份。此时，专家们突然想起了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葬——妇好墓。
　　妇好墓是未曾被盗过的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个。正因如此她的身份才被确定无疑。这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一共重达1.6吨。两个方鼎都有100多公斤，其中一个名为“司母辛鼎”。
　　专家们把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相对比，他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及其相似，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和甲骨文上都记载着，“妇好”正是武丁的王后。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
　　同为武丁王的王后，但是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是它的6倍。如此巨大的差别到底说明了什么？
　　甲古文中关于武丁之妻“戊”的记载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关于妇好的记载却让人极为震惊。妇好，主持祭祀、打猎、带兵打仗，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如此非同凡响的王后，墓中的鼎也不过是100多公斤，那么这个千斤巨鼎的主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寻找墓葬成为继续揭开迷题的重要途径。经过了多方的探寻和推测，终于，考古人员在当年大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墓葬。
　　当年出土司母戊鼎的这个地方，经过钻探，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有个墓葬，而且很大，是个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因此他们决定挖掘，把这个墓挖出来，虽然早在钻探的时候就发现它被盗了，但是考古人员想，可能会留点儿什么，墓道中有一堆人头骨。考古队员们期待着，墓葬之中可能有更加珍贵的信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里除了几把木质锹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专家们只能根据推测把一个仿制的司母戊鼎摆放在墓中。因此我们至今对王后“戊”也没有更多的了解，有的只是这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
　　世界上许多考古学家在不同的时期，曾作过专门统计，即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什么？结果统计的结果是：最能反应墓主人社会等级和社会身份的，就是墓葬的形制。
　　这个巨大甲字形墓葬到底说明了什么？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据专家们推测，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为什么王后“戊”可以埋葬在王陵区里？
　　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
　　32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武丁王的儿子，商王祖庚或是祖甲铸造了这个惊世巨鼎。为的就是祭祀母亲“戊”。
　　鼎上的铭文成为今天我们触摸远古时代的重要线索，但是在3200多年前的商朝，铭文的作用却是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沟通的媒介。
　　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
　　◆ 大鼎何以铸造出来司母戊鼎周身有非常多的神秘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因此价值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司母戊鼎是我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有人曾用光谱定性分析它的合金成分，结果表明大鼎的成分和殷代一般铜器的成分基本相同。人们又对铜、锡、铅三元素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大鼎的合金成分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一分析与《周礼考工记》上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是相符的。
　　司母戊大方鼎重832.84公斤，比出土于安徽寿县的第二大鼎，重了将近1000斤。第二大鼎，是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楚国鼎。铸造这么巨大的青铜器，需要的金属原料至少在1000公斤以上，浇铸它必须有巨大的熔炉。在距今3200年以前的商代，这样巨大的宝鼎是怎么铸造的呢？
　　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首先要选矿：选择铜质好、杂质少的铜矿石；其次是初炼，即把铜矿石和燃剂木炭一起放在熔炉中点火，等矿石熔化后，将铜汁倒出，得粗铜，以备用；最后是提炼和加锡，即将粗铜再提炼，并根据要制作器物的种类，加上一定比例的锡，即可用来准备熔铸铜器。
　　此外，在提炼和加锡之前还要做好制范的准备。一是做模子：铸什么器物，先用泥土做个样子，作为初胎。春秋战国以后也有用蜡模的。二是翻范：把澄滤过的细泥调制和润拍在范模上，用力压紧，使模上花纹、铭文反印在范上，待泥片半干后，再根据器物特点，决定分成多少块划开，划割下的泥片合成为外范。三是合范：作一个比外范略小的内范，两者空隙处容纳铜液。四是灌注铜液，待铜液凝固后，打碎陶范，取出器物。五是打磨加工：对花纹等不清晰处用小刀等雕刻工具进行再加工，即可得到完好之铜器。
　　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在那时候是件相当难的事。当时，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锅，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叫它“将军盔”。据计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公斤。如果铸造中小型器物有一坩锅就可以了。可是，要铸造“司母戊”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怎么办？奴隶们运用他们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然后再把几个部分铸在一起。经过奴隶们的艰苦劳动，“司母戊”鼎终于铸成了。
　　◆ 保护大鼎的秘密作为国宝的司母戊大方鼎出土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方鼎命运将会如何呢？
　　司母戊大方鼎一出土后，村里有人便走漏了消息，当时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是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他听说这个村子发现了宝鼎，便急忙要来看鼎，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怎么办？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那天夜里，黑田荣坐着小汽车来了，蹬着梯子翻墙过来，大伙拨拉开乱草和浮土，黑田荣走到了跟前，自称见多识广的黑田荣惊呆了，“吆唏、吆唏”地直叫唤。他戴着小眼镜围着大鼎转了好几圈，一边看，一边嘟囔，谁也不知道他说了点儿啥。终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眼睛，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中国人，这个！”他跷着大拇指连说带比画。村民们站在那里，不知道黑田荣的下文是什么。
　　没有几天，村里小孩子跑来说，赶快跑吧，鬼子又来了！这次来的不是黑田荣，有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100多人。吴培文一看这阵势，撒腿就跑了。可能是黑田荣说错了地方，这拨人把吴培文家翻箱倒柜地查了一遍，没有找到“大炉”，走了。
　　这可怎么办？继续放着连性命也难保了。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说，还是卖了换成钱安生。
　　他们就托当地的一个专门“倒腾”古物的古董商将消息透漏给大买家。没过几天，当时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就带着护兵和通信员坐着小车来了。看到大铜鼎，肖寅卿一下子惊呆了。肖寅卿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一直仔细地看到鼎足。大家沉不住气了，催促他说个数儿。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两万？”“不，20万光洋！”大家伙儿舌头还没有伸直，肖寅卿又说话了，“不过，你们得把它给我分解开，起码分个十块八块的，不然，我怎么运走？等我一块块地装了箱，就把钱付给你们。怎么样？干不干？”
　　一说这么多银元，不少人动心了，毕竟大家穷得要死啊！
　　当晚，他们开始用锯条锯，折腾了一夜，折断了几十根德国产的锯条，连大鼎的一根腿都没有锯下来。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哎呀！这一锤可不得了，轰的一声，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砸掉了一只鼎耳！由于害怕把鬼子招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扒掉西屋马棚地上的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重新埋上，又伪装好。
　　不久，上回没有得手的宪兵队等一班人，再次来到武官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吴培文家院子前后通街，他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
　　说来也巧，下午3时许，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天昏地暗。村里的鬼子只好走人。吴培文回村一看，他们把西院马棚误以为西屋马棚，翻了一个底朝天。回到自己家，他发现挂在墙上的照片被全部拿走了，拿走照片肯定是为了捉拿自己。家是待不下去了，吴培文找了几个人，折腾了半夜，把“大炉”又转移到自家放草料的东屋，只身投奔亲友去了。
　　村里人知道鬼子不会罢休，后来就把以前挖掘的一只没有人要的破罐子，用麻袋裹起来放到床底下，搪塞了他们。打那以后，吴培文有家不能归，在亲戚家住了两年，又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流浪打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回到了故乡，当初参与挖鼎的几个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司母戊大方鼎。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东街4号的萧朝庙内，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结果，风声竟然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于是，司母戊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后来被存放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
　　解放南京时，大鼎流落到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从南京调往北京，大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家博物馆。
 霸气震天下
　　——越王勾践剑如果不是1965年冬的那项考古发现，也许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揭开两千年前古剑的秘密。那么这项考古发现是什么呢？他们都发掘出来了哪些稀世珍宝呢？
　　◆ 勾践剑为何值钱，它的命运如何决定勾践剑价值的因素首先是制作精良，代表当时的先进水平。勾践剑制作于兵器史的鼎盛时期，它既漂亮，又实用，现在看来还很锋利，越王勾践剑的工艺非常先进，剑的各个部位铜、锡等比例不一。这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一体，这是勾践剑千年不锈的主要原因。其次，它因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霸主勾践而得名，且剑上有铭文和花纹，而普通兵器不会有这样的标记，2002年香港克雷斯蒂拍卖，有铭文、有花纹的越王勾践宝剑，拍得100多万。再次，是否保存完整成为衡量勾践剑的重要因素，相反残破、断裂的勾践剑就没有多大的收藏价值。最后，存世量的数目是勾践剑价值非同寻常的根本原因。物以稀为贵，勾践剑目前仅发现了10把，那种打起仗来每人发一把的兵器，没有升值空间。此外，勾践剑在剑柄上镶嵌宝石，也是其价值不菲的主要原因。
　　目前保存勾践剑最多的是湖北省博物馆，该馆将历年出土的勾践剑的80%收入自己的馆中，以备文物爱好者欣赏。此外，流失海外的勾践剑也有不少，1995年，一把距今2400余年的勾践剑在香港露面，一位香港爱国企业家几经周折最终以120万元成功回购，这对艺术品市场刚刚启动不久的中国来说，可是个天价。
　　◆ 勾践剑何以重见天日湖北江陵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畔，西临鄂西山区，东接江汉平原，南濒万里长江，北通辽阔中原，控江带湖，形张势举，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这里曾是楚国都——郢的所在地。
　　1965年冬，湖北省荆州地区修建漳河水库（今属荆门市）渠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省博物馆等有关部门配合工程进行了文物勘探，在第二干渠所经江陵县境内的纪山西麓和八岭山东麓一带工程范围内发现大大小小古墓50多座。其中的望山四号墓是湖北省首次发现的较大型楚墓。由于江陵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墓坑积水较多，土质情况不良，坑壁极易崩塌。而且时逢严寒冬季，常有雨雪，给越王勾践剑发掘现场的工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考古工作者们顶风冒雪，群策群力，自1965年10月中旬始，至1966年元月中旬止，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便顺利完成了田野间的发掘工作，共计出土文物2000余件。
　　望山沙冢楚墓的发掘，是湖北境内采用科学方法对楚墓进行的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中最惊人的收获是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铜剑。此剑的出土，震动了海内外史学界与考古学界。
　　1965年12月，在距楚国别都纪南城故址七公里处的望山一号墓里，考古工作者在墓主棺内人骨架的左侧，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名贵青铜剑。
　　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剑全长为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
　　在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剑的剑身一面近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
　　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文”，是篆书的变体，释读颇难。考古工作者在现场没有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初步释读出铭文中的六个字为“越王”、“自作（乍）用剑（左金右佥）”。
　　春秋时越国自允常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至无疆于公元前334年被楚所灭止，先后有9位越王，此剑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只有弄清剑上的越王之名方可做出定论。于是，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以书信往来为主要方式的、轰动一时的学术讨论。
　　讨论是由主持此次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方壮猷教授发起的，参加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陈梦家、胡厚宜、苏秉琦、史树青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书信交流、切磋研讨，学者们的意向趋于一致，公认剑上的八字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勾践——便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春秋晚期霸主，脍炙人口的成语“卧薪尝胆”说的就是他败而不妥、励精图治的故事。
　　那么勾践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呢？他在春秋晚期都干了些什么？为何能够让当今的人们如此难以忘怀呢？
　　勾践，中国春秋时越国国君，越王允常之子，生年不祥，前496至前465年在位。勾践即位不久，吴王阖闾乘机攻越。越军于槜李大败吴军，阖闾被创身亡。阖闾临终遗嘱其子夫差：“必毋忘越！”吴王夫差励精图治准备攻越报仇。勾践不听范蠡劝阻，仓促下抢先出兵攻吴，于夫椒大败。吴军乘胜占领越都会稽，将勾践围困在会稽山。范蠡提出屈辱求全，主张用卑辞厚礼向吴求降，如若不允，就由勾践亲自去吴国做人质。勾践采纳了这一建议，一面准备死战，一面派文种向吴王求和，并用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嚭。夫差答应越国议和，率军回国。勾践下诏罪己，去吴国给夫差作奴仆，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于3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发誓复仇灭吴，卧薪尝胆，休养生息。一年，越国向吴国进贡蒸熟的种子，使第二年吴国大饥，削弱了吴国的国力。前482年，勾践利用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机，攻入吴都姑苏，俘吴世子友。夫差返国后求和。勾践二十四年，吴都被围三年后城破，夫差自杀。吴亡。随后，勾践北上，迁都琅琊，与齐国、晋国等诸侯会盟，经周元王正式承认为霸主。
　　◆ 勾践剑远离产地千里之谜当人们欣赏勾践剑的时候，心中便会有一个疑问，当时的越国领土地处今浙江一隅，可越王勾践的宝剑为什么会在远隔千里之外的江陵墓中出土呢？
　　香港考古学家吕荣芳先生对该楚墓中一起出土的竹简研究，认为墓主人滑即邵滑，也即淖滑，邵滑是楚怀王时的大贵族，吕先生进一步从《史记·甘茂列传》和《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载史料剖析，认为楚怀王曾派邵滑到越，离间越国内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而亡越。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回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邵滑，邵滑死后，将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以显赫他生前的功绩，这是有可能的。
　　可有人却提出了疑义。他们从这座楚墓出土的竹简，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其他墓葬的同类器物分析比较，认为墓主是邵固并非邵滑，墓主邵固应是生活在楚威王或早些时候，而史书记载中邵滑的主要政治与外交活动都在楚怀王后期，邵固与邵滑是生活于不同时期的两个人。墓主邵固生前的社会地位只相当于大夫这一等级；而史书记载中的邵滑在楚怀王十五年以前就是楚国的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在“齐破燕”后，曾担任了联赵魏伐齐的重要使命，尔后又被派到越国，为越王所用。五年后，由于邵滑在越国搞离间活动，遂使越国内乱，楚国便趁机出兵灭掉越国，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根据史书和竹简所记，楚越之间的关系在楚威王之前是很密切的，楚昭王曾娶越王勾践之女为妃，而勾践将他珍贵的青铜宝剑作为嫁女之器而流入楚国，这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墓主邵固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从他祭祀先王、先君推测，他是楚悼王之曾孙，竹简中还记他常“出入侍王”，说明他与楚王的关系非常密切。死时很年轻，楚王为了表彰他的忠心侍候而把名贵的越王勾践剑赐葬邵固墓中，也是很有可能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越王勾践剑会流落到楚国来，和楚国灭越分不开。因此，江陵望山一号墓的上限必然在楚国灭越以后，它的下限必然在楚顷襄王徒都于陈之前。因为楚国灭越以前，越国正在强盛时期，勾践宝剑不可能流落在国外。据方先生研究，越王勾践剑也有“可能是越国王子奔楚国，客死郢都的随葬品”。
　　除上述三种意见外，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鼎先生认为：春秋末年，晋联吴以抗楚，楚联越图吴，互相报聘，故吴物入晋，而越器亦出土于楚都，勾践灭吴以后，越楚接壤，更有交流互赠之可能。以上种种，众说纷纭，越王勾践这把随身佩带的青铜宝剑，为什么会在远离越国的江陵楚国墓葬中出土，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迷。
　　◆ 千年不锈的宝剑越王勾践剑虽已深埋地下二千四百多年，但出土时依旧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神奇的事情呢？两千多年前的人们采取了哪种锻造工艺才铸造出如此巧夺天工的宝剑来？
　　为解开勾践剑千古不锈之迷，1977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专家们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及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的学者们一道，采用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法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科学检测，结果发现，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的精磨工艺水平可同现代在精密磨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因剑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因此铜和锡的比例不一。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以保持花纹的艳丽。
　　那么，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剑上是怎样铸制的呢？专家们分析认为，古代工匠掌握了当今运用成熟的“金属固体渗透”工艺，也就是类似现在的纳米技术，可使细小的金属锡自动覆盖到剑体，达到保护剑体不受侵蚀的目的，而非过去盛传的“涂镀说”。此外，暗格纹饰是以其他物质遮挡，在没有锡层保护下经长期腐蚀产生的。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一体。这种复合金属工艺，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到近代才开始使用的，而我国古代的能工巧匠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采用。
　　最近的研究表明，该剑的不锈之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完全是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所致，而与硫化工艺无关。
　　经检测，越王勾践剑表面黑色花纹处的含硫量只有0．5％，剑格表面略高，剑身其它部位都未检测出有硫存在。后德俊认为，这说明该剑不锈并非是因为经过硫化处理。古墓中尸体、丝绸、食物等腐烂后都会产生相当多的硫化物，这应该就是剑上硫的来源。该剑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内棺中出土时，插在髹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数米的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其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致密性更好。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此外，该墓曾经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墓室内空气的含量更少，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这样的环境条件非常有利于越王勾践剑的保存。越王勾践剑出土时并非完全没有生锈，只是锈蚀程度十分轻微，难以看出。
　　◆ “克隆”勾践剑始末我们在佩服古人高超制作工艺的同时，又会产生一连串的疑问：这种高超的铸造工艺现在还有吗？如果没有，我们还能通过现代先进的仪器寻找到那时的工艺吗？如果有，那么现在的人们是否还能复制一件一模一样的勾践剑呢？
　　也许正是为了迎合大众对勾践剑的好奇心，有人大张旗鼓地宣扬他们已经成功地“克隆”出大批的勾践剑，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000年底至2001年初，《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浙江青年报》等全国各大媒体先后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系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冶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质青铜料与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形，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剑一模一样。
　　“克隆”的越王勾践剑号称“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一家单位承制。此次仿制的越王勾践剑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870多把，其余作为贵重礼品赠送外国友人。已获赠收藏该剑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59”号；浙江博物馆收藏“1929”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收藏“1997”号；越王勾践故里——绍兴博物馆收藏“1993”号；绍兴欧冶子铸剑故地“欧冶山庄”收藏“2500”号，并将其埋入数米深的坑内，其上筑一“剑亭”，到公元2500年时再将剑取出。
　　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等一批名人也获赠“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接到仿制剑后金庸先生十分高兴，欣然命笔题辞：“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
　　顶级国宝“越王勾践剑”被仿制的消息，一时间受到全国媒体广泛关注，既而引发轩然大波。
　　事情果真如那些大报小报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真的，这其中到底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作为越王勾践剑原剑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炒作之一：赠送著名学者金庸“越王勾践复制剑”一事持否定态度。
　　湖北省博物馆称，迄今为止，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越王践剑的唯一收藏单位，该馆从未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复制越王勾践剑所需的样品，模具和技术资料，也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复制该剑，某些机构与组织未与湖北省博物馆进行任何沟通，馆方对自己馆藏的一级文物竟被人大规模“克隆”感到吃惊，馆方对此事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湖北省博物馆认为，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对于这2500把“克隆”越王勾践剑如数收回查封，并在湖北省文物局与该馆监督下予以消毁。
　　“越王勾践复制剑”的发行单位则声称，不应让如此精美绝伦的越王勾践剑一直静静躺在鄂博，“克隆”勾践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博物馆经营。
　　这场“克隆”越王勾践剑引发的江湖风波，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结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场有目的的宣传炒作活动。
　　◆ 勾践剑受伤谁之过勾践剑出土后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极度好奇，很多人都表达了要一睹勾践剑芳容的愿望，为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勾践剑数度出展，然而正是这种展览，却让勾践剑不断受到伤害，于是，心疼国宝的人们不断质询：勾践剑何以受伤？受伤程度如何？谁来承担宝剑受伤的责任？受伤难道就不可避免吗？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和我国收藏的第一号名剑，越王勾践剑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自1965年出土至今，一直由湖北省博物馆（简称“鄂博”）收藏。三十六年当中，共出国（境）展览过三次：首次出展是在1973年6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银缕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为有幸一睹这把名剑的风采而在祝辞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与好意”表示衷心地敬意。
　　第二次出展是在1984年12月，香港。为庆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越王勾践剑与新近出土的吴王夫差矛一道在香港华润集团新开设的中国文物展览馆里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各国友人见面。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珍宝”，古代兵器的“双璧”。
　　第三次出展是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也是中新文化交流的五项活动之一。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不幸遭到了人为的损坏。
　　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时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拆展时，由于新方工作人员不慎使一块有机玻璃柄板卡在了勾践剑的剑刃上。剑拆下后，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0.7厘米、宽0.1厘米的新伤痕。
　　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强烈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称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飘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后，立即引起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的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
　　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的著名文物专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越王勾践剑在原藏馆湖北省博物馆展出中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我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
　　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足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 与勾践剑齐名的古代名剑探密勾践剑如此名扬天下，那么，勾践剑是否是中国古兵器史上独一无二的精品呢？如果不是，那么与之齐名的古代名剑又有哪些呢？它们都是如何产生的？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浩如烟海的古兵器史上，与勾践剑齐名的一共有七把剑，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收藏爱好者的心头之痒。
　　轩辕剑：轩辕夏禹剑，采首山之铜为黄帝所铸，后传与夏禹。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剑柄一面书农耕畜养之术，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
　　湛泸剑：这把通体黑色浑然无迹的长剑就象上苍一只目光深邃、明察秋毫的黑色眼睛，注视着君王、诸侯的一举一动。欧冶子铸成此剑时曾抚剑泪落，因为他终于圆了自己毕生的梦想：铸出一把无坚不摧而又不带丝毫杀气的兵器。
　　泰阿剑：楚国的都城已被晋国的兵马围困了三年，城破在即，楚王双手捧剑，长叹一声：泰阿剑啊，泰阿剑，我今天将用自己的鲜血来祭你！于是，拔剑出鞘，引剑直指敌军。只见一团磅礴剑气激射而出，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似有猛兽咆哮其中，晋军大乱，片刻后全军覆没……干将、莫邪剑：干将是丈夫，莫邪是妻子。干将为吴王铸剑，炉中金铁之精无法熔化，久铸不成，剑铸不成，干将会被吴王杀死。一日，莫邪想到了帮助丈夫的办法，她站在高耸的铸剑炉壁上，裙裾飘飞，宛如仙女，接着毅然跳进熔炉……铁水瞬间熔化，剑顺利铸成，一雄一雌，取名“干将”、“莫邪”。
　　鱼肠剑：在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记录着一段吴国壮士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故事。专诸将铸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所铸的小型宝剑藏在烤鱼的肚子里，进献给吴王。当吴王垂涎面前美味时，专诸一剑刺出，穿透了吴王僚身上的三层重甲。剪除了吴王僚后，公子光自立为国君，就是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将鱼肠剑封存，永不再用。
　　承影剑：远古的一个黎明，天色黑白交际，一双手缓缓扬起。双手合握之中是一截剑柄，不见长剑剑身，但在墙壁上却投下一个飘忽的剑影，挥向一棵挺拔的古松，“嚓”的一声轻响，树身在微风中悠悠倒下。这把传说中有影无形的长剑就是铸于商朝、后被春秋卫国人孔周所藏的名剑——承影。
 追寻千古一璧的踪迹
　　——和氏璧春秋战国时期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件玉璧被战国各诸侯国视为镇国的宝藏，那么它来自何方？又是谁发现的？它现在还在吗？如果不在了，那它又去了何方呢？
　　◆ 和氏璧的来历和氏璧的来历颇有些神奇。春秋时期，楚国有个砍柴的樵夫，名字叫卞和。卞和祖辈都是当地有名的玉工，擅长辨识玉石。他常听老辈人讲，大石脑北边的五道峡内有只美丽的凤凰常在那里栖身。凤凰是吉祥之物，“不落无宝之地”，卞和便经常在凤凰出没的峡谷里流连。有一天，卞和在山上打柴，忽然发现了那只凤凰。只见它口含朱砂在一块石头上抚来抚去，等到太阳跃出山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在凤凰待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块石头，有铜盆那么大，它的纹路、光泽都与其它石头大不相同。凭着自己的多年见识和经验，卞和断定这块大乌石里一定藏着稀世珍宝，于是便小心翼翼地把石头凿下背回家中。他坚信这块石头里边包含着一块硕大的质地极好的宝石，可以雕凿成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他想，国宝自然应当归国家所有，不能据为私有。于是第二天，他就携带这块璞玉专程来到楚都郢城，准备进献给楚厉王。楚厉王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哪里认得什么璞玉不璞玉，只好叫玉匠们进行鉴定。没想到他的这帮玉匠也都是些冒牌货。他们本不识货，看了两眼就一口咬定说：“分明是块普通石头，哪里是什么宝贝！”
　　昏庸无能的楚厉王勃然大怒，吩咐武士砍去卞和的左腿，作为欺骗国君的惩罚。
　　后来，楚厉王死了，他的儿子楚武王登基做了楚国国君。卞和又柱着拐杖来献宝。楚武王又让玉匠们鉴别。这些滥竽充数的玉匠，也都是比前任好不了多少的蠢货。他们煞有介事地回奏：“大王，那是块顽石，不是什么宝贝！”
　　卞和遭殃了，因为武王也昏聩无比，又叫武士砍去他的右腿。
　　又过了一些年，楚文王继了位。卞和仍坚持献玉，不改初衷。可是，他已经失去了两条腿，无法行走。只好让人抬到山下楚文王经过的地方。他拦道痛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又哭出血来。人们无不为之感动。楚文王派人问他：“你为何长哭不止？是不是受两次惩罚感到冤枉？”
　　卞和止住哭声回答说：“我死不足惜，失去两腿算什么！明明是国宝却被说成是石头，忠诚为国却偏偏被说成是欺骗。我是为此而悲伤。”说罢又献上璞玉。使者回报楚文王。楚文王不再轻信玉匠们的结论，而是交到玉房，让匠人凿开璞玉，亲自验看。果然，里边是块通体晶莹剔透的硕大美玉，全无一点儿瑕疵。于是雕成了以卞和命名的和氏璧，成为名闻天下的瑰宝。卞和因此也受到了善待。
　　“和氏璧”发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诸侯国，各诸侯国国君都想亲眼看看这件宝玉。公元前333年，楚国吞灭越国，楚威王因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将和氏璧赐给了昭阳。可就在这时，和氏璧竟失窃了，国宝的不翼而飞震惊了朝廷内外，人们纷纷寻找这件价值连城的宝玉，但终无结果。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张仪，因为张仪当时正在楚国游说，曾与昭阳一起饮酒，人们认为他有条件、有机会偷窃和氏璧。楚国人对张仪严刑拷打，张仪拒不承认，楚人无奈，只好将张仪释放了。张仪受辱后辗转到了秦国，后来成为秦国的宰相，为秦国日后的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楚国为一件国宝损失了一个人才，这是他们所没预料到的。
　　◆ 完璧归赵和氏璧销声匿迹几十年后，突然有一天在赵国出现了，至于和氏璧是怎样流落到赵国的，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
　　赵惠文王时，一个名叫缪贤的宦官从一外人手中购买到这块玉，经玉工鉴定后，方知正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王得知后，便将这件珍贵宝玉强夺去了。赵国得到和氏璧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秦昭王的耳中，秦昭襄王对这件稀世之宝产生了觊觎之心。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十五座城来换赵国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
　　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想要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要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不能决定该怎么办。
　　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要他出个主意。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拿出十五座城来换一块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担这个错儿。”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地带回赵国。”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在别宫里接见他。葡相如把和氏璧献上去。秦昭襄王接过璧，看了看，挺高兴。他把璧递给美人和左右侍臣，让大伙儿传着看。大臣们都向秦昭襄王庆贺。
　　蔺相如站在朝堂上等了老半天，也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他知道秦昭襄王不是真心拿城来换璧。可是璧已落到别人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
　　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璧虽说挺名贵，可是也有点儿小毛病，不容易瞧出来，让我来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蔺相如。
　　蔺相如一拿到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宫殿上的一根大柱子，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璧。赵王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可是，大王并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璧在这柱子上一同砸碎！”说着，他真的拿着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
　　秦昭襄王怕他真的砸坏了璧，连忙向他赔不是，说：“先生别误会，我哪儿能说了不算呢？”他就命令大臣拿上地图来，并且把准备换给赵国的十五座城指给蔺相如看。
　　蔺相如想，可别再上他的当，就说：“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五天，还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五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我才敢把璧奉上。”秦昭襄王想，反正你也跑不了，就说：“好，就这么办吧。”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到宾馆去歇息。
　　蔺相如回到宾馆，叫一个随从的人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把璧贴身藏着，偷偷地从小道跑回赵国去了。
　　过了五天，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秦昭襄王说：“我已经斋戒五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蔺相如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你？”
　　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决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真要那块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起到赵国去取璧。赵国得到了十五座城以后，决不敢不把璧交出来。”
　　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得振振有词，不好翻脸，只得说：“一块璧不过是一块璧，不应该为这件事伤了两家的和气。”
　　结果，还是让蔺相如回赵国去了。
　　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存心想用十五座城去换和氏璧，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没再提交换的事。
　　公元前228年，秦国大军攻占赵国，赵幽王投降，献出了和氏璧。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王朝，和氏璧最终落到了秦国的宝库之中。但从此以后，和氏璧便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 和氏璧变身传国玉玺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归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谏逐客书》书中说：“现在陛下拿到了昆山之玉，还有随和之宝，可喜可贺呀！”这里提到的“随和之宝”就是“随侯之珠”与“和氏璧”两物，说明和氏璧已经落入始皇之手。秦王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他命令能工巧匠将此玉雕琢成为玺，玉工孙寿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为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
　　和氏璧成为传国玉玺后，历经一系列奇事，这些都记载在《史记》这本文献中。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视天下，他乘坐的大船抵达洞庭湖时，忽然风浪大作，有人向秦始皇提出建议说：将传国玉玺扔下去以平息风浪。秦始皇采纳了这个建议，便将传国玉玺丢入湖中。说来也怪，洞庭湖竟然立即风平浪静。
　　八年后，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拿着这个玉玺挡在秦始皇车马必经的大路上，捧着和氏璧对秦始皇说：“我现在将这个传国玉玺还给祖龙（皇帝称“真龙天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而称“祖龙”）。”始皇帝派人收下玉玺后，这个献玉玺的人却突然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不久，秦始皇东巡时病倒于途中，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秦始皇以此玺为天子之权的象征传给扶苏。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玉玺传给二世胡亥。
　　◆ 传国玉玺失踪之谜秦始皇死后，刘邦就挥师进了咸阳，秦朝灭亡，秦朝末代皇帝子婴将传国玉玺献给了刘邦。汉朝开国后，此玉玺便代代相传，成为皇位交接的表证。
　　然而正是因为和氏璧成为了传国玉玺，这使得传国玉玺的命运多变，时而神秘失踪，时而乍现人间。如此多变的命运，是否能够最终保住和氏璧呢？如果不能，那和氏璧最终流落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脚步去探寻和氏璧的最终归宿吧。
　　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为我们探寻国宝的下落提供了相应的线索。传国玉玺在西汉一朝平静地度过了两百多年，到王莽篡汉时，王莽命大臣王舜向汉孝元太皇太后（王莽的女儿）索取传国玺。王莽的女儿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倒心向着汉室，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玉玺摔于地上。从此玉玺缺了一角，王莽只得令人以金镶之。
　　东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王莽，夺回传国玺，此玺又成了汉家天下的象征。
　　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至献帝时，董卓作乱。诸侯联军打败董卓，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时焚烧宫室民宅，发掘陵墓坟冢。联军先锋孙坚率先冲入洛阳，扑灭宫中大火，设军帐于建章殿上。其军士在殿南一井中捞起一具女尸，项挂一锦囊，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匣一看，里面是一玉玺，四寸见方，上镌五龙交纽，有篆文八字，刻了一句吉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程普告诉孙坚，此乃传国玉玺，得之者必有“登九五之分”（做皇帝的运）。孙坚当时就心动了，乃托疾归江东，企图别图大事。盟主袁绍得知此事，要孙坚交出玉玺。孙坚矢口否认，二人几至动武，联军也从此分裂。袁绍索之不得，便通知荆州刘表，要他中途截击孙坚，抢夺玉玺，于是又展开一场“夺宝大战”。
　　孙坚得了玉玺后并没给袁绍、刘表抢去。然而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为了向袁术借兵，将玉玺抵押给了袁术。《山阳公载记》及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述的却是袁术乘孙坚妻吴氏扶棺归里之际，把她劫为人质，攫取了传国玉玺。说来也是一报还一报，袁术死后，广陵太守徐璆也从其妻处夺取了玉玺献于曹操。曹丕废汉自立，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传国玺，并自作聪明地在玉玺一侧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汉传国之玺”。只不过过了四十五年，这颗玉玺又传到了司马炎的手中。司马炎倒没有再在上面刻上什么“晋受魏传国之玺”的字样。要是都像曹丕这么刻下去，后来抢得皇位的皇帝们恐怕就没地方去刻字了。不过，后来的皇帝们不管这颗玉玺上有没有地方供他们刻字纪念抢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颗玺了，因为这颗用和氏璧刻的传国玉玺传传传丢了！
　　这颗玉玺由魏、西晋相传，经前赵、后赵，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后苻坚为其部将姚苌俘获，姚要他交出玉玺，苻坚说已送给东晋了。作为一个敌对国，苻坚没有理由去向力量比前秦弱得多的东晋献还玉玺，其实此时玉玺已下落不明了。因为这个时期中国北方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颗传国玉玺应是失落在某个少数民族部落的后人当中。
　　姚苌自己要当皇帝，觉得不能没有传国玺，于是在他建立后秦国时，就伪造了一颗“传国玺”。他这一招启发了所有想当皇帝的朋友，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垂也伪造了一颗。东晋司马家族素以正统自居，见此情形，也连忙伪造一颗，却把文字刻错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他们还顺便编造了一则故事，说这颗假玉玺是冉闵的部将蒋干送来的。
　　后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北宋赵匡胤开国后，就未见有传国玺的记载。以后的皇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颗，但却没了传国的玉玺。虽然后来的王朝也多有声称发现传国玺的，但那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而编造出来骗人骗己的。
　　其实江山不是靠玉玺来决定是否“既寿永昌”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制玉玺的人江山隔世即亡，那些得玉玺的也从没有一个“既寿永昌”的。而且，既然已经推翻了人家的政权，却去接受人家的传国玺，也多少有点儿荒谬的味道。我们中国人历来纠缠于正统、非正统之争，因此，迷信这些传国玉玺的神话。其实“正统”是最难把握的，传国玉玺到后来都变成了三颗，你说哪一颗是正统的？
　　◆ 和氏璧是月光石吗“和氏璧”从玉玺丢失算起已失传了1000多年，它到底是何宝物？产地又在何方？已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认为：“和氏璧具有色变、色幻诸特性，则与拉长石、月光石相近。”但当时章先生未能在荆楚之地找到拉长石和月光石的实物。据其推测：该地有“辉长岩等，固得产拉长石；有花岗岩，亦得产月光石；但也不排除绿松石的可能”。“和氏璧”作为地质界的一桩历史悬案，直到1984年，湖北省地质矿业厅高级工程师郝用威经过整整26年的研究，在全国地史学术会上报告了他追溯“和氏璧”的科研成果，终于揭开了笼罩在“和氏璧”上的千古迷雾，断言它是产于湖北神农架地区（古楚国地）的月光石。
　　破译“和氏璧”花费了一个地质工作者26年的心血。1958年，郝用威开始采集神农架的岩石标本，他深入跋涉到神农架腹地，海拔3000多米的板仓坪、阴峪河一带，被眼前奇特的地貌深深地吸引住，南部为突起的台隆，北缘是一条北西走向的断裂带，像一条巨大的卧龙伸向远方。在长达1400米的地段内出现三个基性岩体，岩体边缘为细粒辉绿岩，向内过渡为中粗粒辉长岩，直到出现较为纯的斜长岩。斜长岩呈白色至灰白色，或略逞肉红色，各为自形晶，晶体巨大。经敲打发现有的斜长石晶体内包裹着另一种斜长石晶体，呈透明至半透明，像云雾状气液，作定向排列，在光线下发出变彩和闪亮光泽，并伴有晕彩现象。他揣摩着手中的奇石，隐隐感觉到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宝石，或许能填补我国矿石史的空白。凭着自己丰富的矿物学知识和天才感觉，他猛然想起春秋的楚人卞和三献楚王的璞玉会不会就产生于神农架？手中所握的奇石是不是“和氏璧”的原生矿？他仔细披阅了《山海经》、《水经注》、《湖北通志》等3000多册史书，试图揭开这一奇石的神秘身世。据史料记载：“和氏璧”是平圆形中心有孔的玉器，具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色混青绿而玄，光彩射人”的特征。根据前人的推测，他撩开笼罩在“和氏璧”上的层层迷雾，把目光聚焦在了“月光石”上。
　　“月光石”乃长石之一种。“其内有无数结晶薄片，互相映射而放蓝白或珍珠光泽，又如秋月清辉，湛然莹洁。”郝用威将神农架奇石与史载“和氏璧”原貌及“月光石”特征参照对比，发现其颜色、变彩及闪光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了彻底弄清楚神农架是否具有孕生“月光石”的地质背景和卞和抱璞的历史地理条件，1976年他再次赴神农架考察，又先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利用现代遥感技术和航空测量等手段，两次进入神农架勘探，证实该区具备孕生“月光石”的地质条件；他还根据历代古籍及清同治年间的《房山县志》（1866年）所附古县图所标位置，认定2700多年前，卞和抱璞于荆山的地点恰好是今天的板仓坪和阴峪河一带。历史的记载与今天科学的勘察竟如此吻合，证明历史上的“和氏璧”原生矿即为今天的“月光石”无疑。1984年郝用威在全国地史学术会上宣布了这一发现，在科研报告《和氏璧探源》中断言：“和氏璧”为月光石，产于神农架南漳西部，沮水之发源地板仓坪、阴峪河一带，那里就是当年卞和抱璞之处。至此，发现于2700多年前的“和氏璧”，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远古飘来的音符
　　——战国曾侯乙编钟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曾国国君曾侯乙将一套精美的铜制编钟埋入地下，两千四百多年后，当人们将它从地底下发掘出来时，其神秘的光环照耀了整个世界。
　　◆ 编钟为谁而造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交汇地带的湖北省随州市，在1977年以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京广铁路上的火车每天都呼啸着从它身边飞驰而过，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就在1977年的秋天，这里却传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随县郊区擂鼓墩发现大型古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加让人欣喜若狂的消息，那就是在这座墓中发现了当今世界上第一套最为完整的战国编钟。那么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古墓，古墓的主人是谁，他为何如此喜好编钟呢？……历史的谜云难以飘散。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神秘大墓的主人终于浮出了水面，原来，此墓主人就是古曾国的国君——曾侯乙。
　　那么曾侯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位期间都做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们对他在位时曾国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一连串的疑问，都隐藏在浩瀚的史籍和新出土的各种器物中，需要我们去一层一层地揭开。
　　曾侯乙生活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曾（随）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中逐步走向消亡的，曾侯乙就是这个时代具有戏剧性的一个国君。他出生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吞灭吴国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公元前456年），曾侯乙的父亲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他一味地依赖楚国的庇护，随着楚国西进计划的实施，曾（随）国成为楚国第一个要吞并的小国。曾侯乙即位做国君的时候，遇到前所未有的外患，他试图励精图治，但国力太弱，经过几年的抗争，他最终屈服，公元前420年，曾侯乙向楚国称臣，曾（随）国成为楚国的附庸。后来的十几年时间曾侯乙开始纵情声色。他强纳民间少女充实后宫，并听信佞臣谗言，放逐伯勤等忠臣，国力日趋衰落。曾侯乙想让曾国万世永存，于是每月派人送曾国的一个美女给楚王，还四处给楚国的重臣送礼。无形中削弱了曾国的地位和实力，以至于曾侯乙死了（公元前400年）不到三年，楚国便借口曾（随）国不朝贡，出兵灭掉了曾（随）国。
　　曾侯乙的真实形象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但传说曾侯乙长得相貌平平，身材也不高，只有1.61米左右。但他非常有力气且是有名的神箭手，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件事情：曾侯乙一次去郊外打猎，突然遇到一只野猪，慌乱中，他随手从箭袋中拿出一支箭射出去，野猪应声倒地，当随从去搬运野猪时，才发现原来曾侯乙误把一支稻杆当箭射出去了，可见其力气之大。
　　让人称奇的是，这个曾侯乙还是一位酷爱音乐和乐器的国君，当时楚地音乐繁荣，曾国也不例外，上自国君，下至百姓，都擅长音乐。这就容易解释，为何曾侯乙要将这套编钟作为自己的陪葬了，因为他想死后也能享受阳间的一切美好音乐，可惜故人已去，余音难求了。
　　◆ 揭开编钟的神秘面纱1978年5月23日午饭时分，抽水机还在抽取墓穴里的积水，工地上只留下了不多的几个人，负责看守抽水机的冯光生忽然看见了什么。当积水终于排干，墓葬中室的景象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六十五个青铜的编钟整齐地挂在木头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两千多年来，它一直稳稳地站立在原地。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也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最瑰丽的珍宝。编钟沿中室的西壁和南壁呈曲尺形立放，总长度超过10米。
　　如此豪华的乐器阵容，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不禁眼前为之一亮。古代人们的乐器制造水平实在是出人意外，于是不少的疑问又随之而来，这些乐器都是些什么？它们沉睡在地下数千年，还能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吗？现代人怎样才能利用它们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来？……吹开尘封岁月的泥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精美多样的古代乐器组合。墓中的乐器，计有青铜铸编钟六十四件，加上楚王所赠的一件镈钟共六十五件；编磬三十二件，质料为石灰石、玉石等，出土时完好的只有九件；另有由青铜或木、竹等造鼓四件（分柄鼓、扁鼓、建鼓）、瑟十二件、琴二件、笙五件、排箫二件、横吹竹笛二件，共计八种一百二十四件。绝大部分出自中室，仅十件出自东室。编钟、编磬皆立架悬挂，编钟靠中室西壁和南部，编磬靠北壁，建鼓靠东壁，瑟、笙、箫、笛列于钟、磬之间。
　　这些乐器里尤以编钟为尊贵，曾侯乙墓中的编钟共有三种形态。一种为钮钟，它们的上部有方形钮，故称为钮钟。这种钟有十九件，形体均较小，表面光素，没有花纹，只有铭文，这种钟均悬挂于编钟架的最上层。第二种为甬钟，因上部伸出有较长的甬柄，故称为甬钟。共有四十五件，其中三十三件悬挂于编钟架的中层，十二件悬挂于钟架下层。根据钟体有枚、无枚和枚之长短，又分长枚甬钟、短枚甬钟和无枚甬钟。钟体上伸出三十六个乳钉状长枚的，称长枚钟；钟体上无枚的称无枚钟；钟体上的枚呈螺旋圆泡状，短矮，称短枚钟。甬钟上的纹饰均很精致复杂，并均有铭文。第三种为镈钟，仅一件，即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那件。镈钟下部的口是平的，上部为双龙组成复钮。这一件镈钟不只形状与其他的钟不相同，铭文内容也与其他的钟不一样，无一字涉及音乐，说明它与其他编钟不是—套的。通过其他钟与编钟架的铭文（刻文）的研究还发现，这一件铸钟是后来加进去的。为了加进这一件镈钟，把这一套钟中原来最大的一件挤掉了。即出土时挂镈钟处，原应是镈钟左边的一件，并把原有的钟一件一件往左挪，挪至最后一件的大钟没有了位置，便摘下来。这样也就更可想象曾人对楚王所送之镈钟是何等重视。镈钟的测音也表明，它的音质纯正优雅，只是与这一套钟不是一个基调，故不能配合使用。
　　整套编钟出土时候保存完好，只有个别有些小的问题，如上层第一组第3号钟，因横梁悬钟的部位有豁缺，故该钟掉落于椁室。中层和下层也有个别挂勾断损，致使中层第一组有二件，第二组有一件，第三组有二件，下层第一组一件，第二组四件，也掉于椁室。幸好钟体部完好无损，出土后只对这些挂件稍作修复，又都能挂于架上。这么笨重的家伙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同时也为我们彻底揭开两千多年前的音乐之谜打开了大门。
　　◆ 探寻编钟发声的奥秘如果说实物乐器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知道古代乐器的真实面貌，那么这些沉睡了两千多年的乐器能否发出声音？即使能发出声音，是否还是两千年前的那个原音呢？揭开所有这些谜团需要一个关键的物证，那就是乐谱。
　　寻找乐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是写在竹简、帛书或者其他什么易腐烂的物品上的文字，我们是很难找到比较完整的乐谱的。难题的解决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考古工作者很快就从编钟身上找到了一些铭文，可是在没有系统的解读完这些铭文，我们还不能轻易地得出这些就是古乐谱的结论。
　　解决问题的契机从释读第一行铭文开始了。每一件钟上都有铭文，除上层第一组六件钟和下层的两件钟外，铭文皆错金，至今仍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同时编钟架横梁挂钟的部位和悬挂钟的挂件上，还有刻文（铭文）。编钟架横梁的刻文内，涂以朱彩，加上编钟架的彩绘，与金光闪闪的钟上错金铭文，更是交相辉映。因此，整套编钟铭文，实际应该包括钟体（每个单件的钟）、钟架（横梁）、挂件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更便于我们对编钟乐理的研究，并加深对编钟的理解。
　　钟架刻文与悬钟的挂件上的铭文（或刻文），共有九百二十七字，主要是标明此处（或此挂件）应挂什么（音）的钟。每个钟上的铭文少者三字，多者达九十字，共有二千八百二十八字。铭文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铭记，除钮钟以外，全部甬钟的一面钲部，皆有“曾侯乙乍（作）持”五字，表示为曾侯乙所制作和享有。二是标音，甬钟和钮钟均有一面的正鼓、右鼓或左鼓（大多数为右鼓），标有这两个部位所应击发乐音的名称，即阶名和变化音名，如中层三组6号钟，正鼓为宫角，右鼓为徽（图一八）。三是关于乐律乐理关系方面的内容。铭文中许多关于乐律方面的记载，不少涉及到音乐史方面的问题，有些是过去中外学者长期争论而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如我国古代的十二律产生于何时，我国何时开始有七声音阶等等，都能通过编钟铭文得到解决或得出更明确的结论。所谓十二律，是我国古代的律制。律，即是指音调。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竹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用以确定乐音的高低，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我国传统的十二律即相当于现代音乐的十二个调，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为：（1）黄钟（C），（2）大吕（＃C），（3）太簇（D），（4）夹钟（＃D），（5）姑洗（E），（6）中吕（F），（7）蕤宾（＃F），（8）林钟（G），（9）夷则（＃G），（10）南吕（A），（11）无射（＃A，“射”读yì），（12）应钟（B）。
　　既然铭文已经释读完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古代关于音乐的说明，于是好奇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演奏起了音乐，一切疑问在悦耳的音符中消失了，曾侯乙墓中“交响乐团”使用的整套编钟，经过音乐工作者的研究和试验性演奏，证明它虽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四百多年，音乐性能不仅依然保存，而且仍然很好，音色优美，音域很广，变化音比较完备，其音阶结构与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音阶属同一音列，中心部分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故它能演奏古今乐曲，包括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而且它还涉及到我国古代乐器与传统乐律学中的其他有关领域，包括乐律史地位、水平的重新估价与诸如音阶、调式、变化音体系、唱名体系等方面的理论和运用的评价等。仅从编钟的全部标音体系来看，就可知道近代乐理中的大、小、增、减等音程概念和八度位置的概念，早在两千四百余年以前，我国就有了自己民族的表达方法，从而提高了我国音律学在世界音乐史上的地位。曾侯乙编钟真可谓我国古代文化音乐艺术的瑰宝，是华夏之邦优秀的民族音乐财富。
　　◆ 编钟铸造工艺之谜每一位看到这套编钟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套编钟是用什么方法铸造的？有专家认为，曾侯乙编钟的六十五件钟、镈都是用组合陶范铸造的，陶范铸造痕迹如披缝等均历历在目。并据此认为一个甬钟的整个铸型分为四个层次，由一百三十六块陶范和泥芯组成。因此，进一步根据铸缝推断，排除了蜡法铸造曾钟的可能。
　　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当人们试图运用此种方法复制这套编钟时，才发现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看来编钟另有他法铸造。
　　经过专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最终发现了编钟的铸造工艺。原来，这套编钟是采用模料为铅锡合金的综合型易熔金属熔模法生产出来的。其特点是综合了陶范法和熔模法两者的长处，故铸件也不同程度地综合了两者的特征。用组合陶范分铸熔模，然后组焊成形，再进行纹饰加工，最后熔模铸造。由于这种铸造工艺能够有机地综合其他工艺的成形技术，因而方法简便，易于操作，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方法在曾墓中卓有成效地运用，表明它经历了长期的经验积累，因此该方法应是青铜时代普遍存在的实用方法，这并非无根据的假设，有关的例证我们下文还将提到。综合型易熔金属熔模法为我国先民所独创，因主要基于以铅为主要熔模材料，故可以简称“漏铅法”。
　　那么“漏铅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按照严格的试验，我们终于揭开了编钟的铸造工艺之谜。
　　第一步，制模范，铸铅模：制纹饰分范，翻制纹范的范盒对纹饰的要求不高，以不影响分型为原则，勾勒出大体轮廓即可。重要的是，主体钟范须做成水平状。
　　做成水平状的优点是：（1）简化铸型，利于纹饰分范批量生产，亦可根据钟型大小任意裁切。（2）利于装配，大幅度提高分范组合尺寸精度。（3）便于分范相互锁定，防止移位。（4）利于铅液充盈，提高纹饰的复印效果，以便减少纹饰后期修饰的工作量。需注意的是，这一操作过程都是在泥范全部定性后才能实施。
　　以曾钟测量数据来看，各组甬钟、钮钟的尺寸对应关系十分稳定，其中有近半数的尺度比值几乎完全相同。据此分析，古人在铸制同一号钟体熔模时已经采用了“半永久”型模范，以一范铸数模，重复使用。侯马出土的装配式平面铸钟模范就是确证。可见，当时的人们在熔模生产上已经掌握了现代的统筹方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实际效益，出土的钟范很具体地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内涵。
　　第二步，钟模成形：将铸好的钟模放在胎床上弯曲成合瓦状。这也是现代制铅工艺中的常用方法。为防止整形中花纹密布的钟体表面拉裂和内壁压皱，必须在模体内壁加工出大斜度洼沟。从原件来看，合瓦钟体的外圆弧度和内壁曲波线并非规整划一，显然是为了确保钟模两侧端面精确合拢所致，具有人工弯曲的明显特征。
　　有人认为：“隧是经铸后磨错形成的半圆形沟槽，其磨错量为壁厚的六分之一。”主要作用于调音。这不切实际，仅仅依靠人工用砺石在钟腔（硬度一般为布氏100）狭小的空间内磨错出数道又宽又深的沟槽，其工作量和难度当比“铁杵磨成针”有过之而无不及。钟铸成即定音，至多只能进行微调。倘若音调过于不准，怎么办？《吕氏春秋·仲冬记》载，师旷曰“不调（diào），请更铸之”。
　　第三步，组装焊接：由于整体钟模是由镴焊组接成形，故金属焊迹在熔模后仍得以保留，反映到成品钟上使其置换成了铜焊遗迹。我们把这种焊迹称为“假铜焊迹”。过去人们每当谈及古代焊接铜器，常据表面现象认为古时已具备有铜焊技术，至于具体如何实施，则道不出所以然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谜。现在看来是镴焊所致，大体不谬。
　　第四步，用青铜刀具进行钟模表面纹饰精加工。
　　第五步，制成品铸型，漏铅铸钟：在模外糊泥制范，在模腔填泥制芯，经过烘炉熔模并烘型，出炉后浇注，青铜编钟即告成。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经考查曾钟尚不见合范铸缝，因而我们暂且认为曾钟最后铸造采用的是浑铸。
　　这样生产出来的铸型，制造的产品，理论精度应与铅模别无二致，当可达到曾钟所需的设计要求。因采用的是组合泥范铸制熔模，模上当然也就有铸缝，使用熔模法复制的曾钟证明，钟上复印的块范铸缝历历在目。
 地下兵团能够复活吗
　　——秦始皇兵马俑三十多年前，几个陕西的农民发现了几块破碎的陶片，然而正是这个发现，却把一个埋藏了千年的秘密公之于众。兵马俑是秦人制造的吗？大量的原料从哪里来？制作这样工艺精良的陶俑，当时的秦人用的是何种先进的工具？
　　◆ 兵马俑和铜车马鉴赏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不仅容貌神态各具特色，其发式装束、武器装备也各不相同。
　　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从兵种看，有步兵、车兵、骑兵等不同的类型；从职务看，有高级军吏俑、中级和下级军吏俑以及一般武士俑。陶俑的穿戴和兵器配备，也随职务和兵种的不同而迥然不同。
　　轻装步兵俑，俗称袍俑。这种俑装束轻便，不戴头盔，身上未披挂铠甲等防护装备，仅着软袍。此类俑多位于军阵前锋或四边（即阵表），因其行动轻捷，便于灵活调动，可出其不意地冲击敌军。
　　重装步兵俑，也就是身穿铠甲步兵俑。此类俑数量最多，是当时步兵的主体，按其头饰装束的差异可大致分为圆髻铠甲俑、扁髻铠甲俑和介帻铠甲俑三类。圆髻铠甲俑的数量最多，共500多件。
　　秦俑坑除普通士兵俑外，还出土有军吏俑。在军吏俑中，按不同的官阶，可分为高、中、低三种，官职高低的区别主要在于甲衣和冠饰的不同。高级军吏俑，俗称将军俑。如2号坑步兵独立方阵左后角的将军俑，头梳扁髻，着双尾鹖冠，身穿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鱼鳞甲，双肩及前后胸甲上缀有彩色缨饰，下身着长裤，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双手交垂于腹前作拄剑状。中级军吏俑出土数量较多。身穿长襦，外披镶彩色花边的前胸甲，以交叉的背带与甲衣相连。下穿长裤，足蹬翘尖履。头梳扁髻，戴双板长冠。低级军吏俑头梳扁髻，戴单板长冠，身穿长襦，外披铠甲，铠甲较细小，札数多，但没有彩色的甲缘。下身穿短裤，腿上扎行縢或缚护腿，足穿履或短靴。
　　除此之外，步兵俑还有持弓弩的立射、跪射俑。立射俑目前发现了127个。这种俑均为轻装步兵俑，左足向左前斜出半步，双足略成丁字形，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臂向左半举，右臂横曲胸前，头和身体微向左转，昂首凝视左前方。在2号兵马俑坑东端弩兵军阵中，还分布有160个跪射俑。跪射俑均身着铠甲，左腿蹲屈，右腿着地，右足竖起足尖抵地，臀坐于右足跟上。上身微向左侧转，两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作握弓弩状。在这种俑的附近伴出有铜镞、铜剑鞘首及木弓遗迹。
　　在2号坑中，还发现了由116骑骑兵组成的骑兵长方阵，每匹马前立有牵马的骑兵俑一个，骑兵俑一手牵拉马缰，一手提弓，陶马背上塑鞍鞯，头上戴络头、衔、缰。2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上身穿窄袖长及膝部的上衣，衣襟较小，双襟交掩于胸前。外披铠甲，铠甲较短，前片仅及腰际。腰束革带，下身穿紧口长裤。足蹬靴。头戴圆形皮帽，帽上有带扣系于下颔，以防马急驰时被风吹落。
　　1、2、3号兵马俑坑内共有陶马600余匹，陶马分为二种：即挽车之马和骑乘之鞍马。挽车之马身长2米左右，剪鬃缚尾，昂首，张口作嘶鸣状。四匹马共挽一辆战车。骑乘用的鞍马身长约2米，通首高1．72米，身涂枣红色、黑鬃、白蹄、剪鬃辫尾。马背上雕塑鞍鞯，上缀八排粉红色鞍钉，鞍下衬绿色鞯。鞍上有扣带环绕马腹将鞍紧固于马背，鞍后有鞦攀于马臀，以防马鞍前移。
　　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铜车马上的御手俑的制作符合人体解剖比例。1号车御手俑高92厘米，重70.6公斤，站在1号车舆内，俑头梯形扁髻反贴脑后，头戴鹖冠，身穿双层长襦，内层长襦红色，外层长襦绿色，白领，下穿白色长裤，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腰间佩长剑和玉环，佩剑长60.8厘米。剑带缚在绦带上。2号车的御手俑为坐姿，通高51厘米。与1号车御手俑相似，但佩剑很短，只有25.4厘米。从两车御手的装束来看，车主人地位较高，级别相当于目前秦兵马俑坑中出现的最高将领。
　　从两个御手俑的造型看，他们双臂前伸，紧握辔绳，头向前倾，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分开一道缝，正好容一条辔绳通过。他们身体匀称，面庞丰腴。1号车御手严肃中透出一丝轻松。2号车御手俑则面带几分恭谨和微笑。他们头发的发丝、眉毛和浮雕式的两撇八字胡须都形象逼真。两袖及腰间因束带而产生的褶皱都用曲线来处理，将服装质地柔软的效果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就是御手俑的关节和指甲都精心处理。御手俑的神态活灵活现，达到了神韵生动的艺术效果，使冰冷的青铜焕发出勃勃生机。
　　8匹铜马的塑造给人一种静中欲动的感觉，形体比例匀称，马的各个部位都十分精确恰当。马的两耳前倾，昂首嘶鸣，双目圆睁，鼻翼微张，6颗牙齿整齐排列，反映出这8匹马正处于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期。8匹马均为剪鬃缚尾，逼真传神。马的肌肉丰满，胸肌突出，显得膘肥体壮。8匹铜马神态各异，服马举颈昂首，目视前方；骖马则颈向外侧转，蹄欲行。考古工作者曾对8匹马进行过详细测量，测出的数百个数据都完全合理合度，形体分明的骨突，起伏有致的肌肉和充满力度的筋腱都塑得十分得体。细部的刻画也准确生动。
　　车马通体彩绘使用的是矿物颜料，有朱红、粉红、绿、粉绿、翠绿、深蓝、天蓝、白、黑、褐等。虽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仍色泽艳丽。
　　铜车马彩绘多种图案花纹，最主要的是几何纹、云纹及变形夔纹。车篷内侧及四周箱板的内外，在白色的底色上彩绘变形夔龙、夔凤纹，以及流云纹和各种各样的不规则几何形图象，舆底上绘着四方连续的菱花纹，轮轴上涂朱红色。
　　铜车马的彩绘绮丽多姿，舆盖上的瘦龙纹显得典雅高洁，车厢四周的白色流云纹变化多样，线条遒劲有力。色彩的丰富多变，描绘技艺的高超，说明了彩绘在战国以来的传统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在青铜器上彩绘是秦的一大贡献，标志着秦已突破殷周时期在青铜器上铸纹和春秋战国时错金银的束缚。彩绘不仅使铜车马富丽高贵，而且对铜器有保护作用。
　　◆ “碎陶片”中鲜为人知的故事1974年的春天，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的八百里秦川。一天，坐落在骊山脚下的陕西省西杨村的杨全义等6个青壮年农民在生产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的带领下挖井抗旱，他们中的杨新满和杨志发无意中挖到几片其貌不扬的陶片，正是这几片其貌不扬的陶片揭开了一个沉寂2000多年的天大秘密，这就是世界上最宏伟、最神秘的帝王陵寝——秦始皇陵的陪葬兵马俑坑。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头，随即而来的是更多关于秦始皇陵的诸多不解之谜。
　　这个带给我们不解之谜的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名嬴政，公元前259年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当时，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末年，社会激烈动荡，战乱烽火此起彼伏，各方诸侯互为攻伐，争相称强。他于公元前238年加冕亲政后，首先消灭了秦国内部的保守势力，然后又逐步进行了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最终于公元前221年歼灭了群雄，促成了天下归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帝国——秦王朝。
　　秦朝建立后，秦王政为了表示自己的赫赫战功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下令群臣专门讨论国君的称号。在群臣讨论的基础上他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决定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号称“皇帝”，他自己便成为千古一尊的始皇帝。然后他又下令天子之“命”改为“制”，“令”改为“诏”，皇帝之印称“玺”，皇帝乘坐的车为“金根车”。所有文书每逢皇帝字样都必须另起行，抬头顶格书写。随后，他还逐步推行了一系列强化皇权、巩固统一的措施，设立三公九卿，集权中央，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驰道，车同轨，平百越，筑长城。这些举动都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封建君主，他为了进一步推崇皇权，巩固自己的统治，永保至高至尊的地位，并世代传下去，亲政不久，便根据秦都咸阳宫的规格，开始设计建造自己的地下宫殿，这就是中国古代皇帝陵的首创。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皇帝陵便由此诞生。
　　然而历史却不容这位千古一帝稍息片刻，他死后的第二年便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农民起义，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帝国也随之灰飞烟灭。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交战的各方在推翻了秦帝国后，项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之后刘邦实力逐步增长，双方展开决定各自命运的激烈厮杀，结果项羽四面楚歌，被迫乌江自刎。在这个躁动的年代，秦始皇陵兵马俑始终默默忍受着发生在它身边的一切战争以及战争可能带给它的一切后果。战争过后，关于英雄人物的神话广为流传，唯独兵马俑却在这个时候悄悄消失于人们的印象中，它留给我们的是无数不解之谜，兵马俑作为战争的见证者，它受到了战争的创伤吗？如果受到了，那么这个创伤的始作俑者又是谁？为什么此后兵马俑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后人唯有对着秦砖空叹了呢？
　　要想知晓兵马俑的一切，则必须要了解秦始皇陵，因为兵马俑仅仅是秦始皇陵的冰山一角。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是秦始皇帝亲自选址建造的，并定名“丽山园”。整个陵园工程前后可分为三个施工阶段。自秦王即位开始到统一全国26年为陵园工程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先后展开了陵园工程的设计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初步奠定了陵园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从统一全国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历时9年当为陵园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时期。经过数十万人9年来大规模地修建，基本完成了陵园的主体工程。自秦始皇三十五年到二世二年冬，历时3年多是工程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从事陵园的收尾工程与覆土任务。尽管陵墓工程历时三十七八年之久，整个工程仍然没有最后竣工。这个没有竣工的秦始皇陵内城南北长1350米，东西宽585米，周长3870米，总占地面积785900平方米。内城中部有一条东西向长330米、宽约8米的隔墙，把整个内城分成南北两区。封土及地宫坐落在南区，封土北侧有一大型建筑基址，西南侧有车马坑及大型陪葬坑，西北角还发现一个甲字形大墓。北区又以隔墙分成东西两部分。陵园的外城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占地总面积2035l00平方米。外城主要有兵马俑坑、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等陪葬坑。如果包括陪葬区，秦始皇陵总占地面积达56平方公里，决不小于秦都咸阳城。
　　◆ 兵马俑坑到底有多大数千年来，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始皇陵高大土丘上的残砖断瓦、焦土黑泥以及史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外，关于兵马俑的其余一切都是谜。
　　如果不是陕西的那几位农民，也许我们到现在还不能一睹兵马俑的风采。也正是这些可爱的农民，我们才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这千古一帝留给我们的稀世珍宝。那么这几位农民发现的兵马俑坑到底有多大呢？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从1974年开始，陆续发掘出三个兵马俑大坑，它们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八千余件、战车百乘以及实物兵器数万件。
　　其中，一号坑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坑，长230米，宽62米，四周各有五个门道。坑东西两端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这个坑以车兵为主体，车、步兵成矩形联合编队。军阵主体面向东，在南、北、西边廊中各有一排武士面向外，担任护翼和后卫；东面三排武士为先锋。九个过洞内排列着战车与步兵的庞大主体军阵，每个过洞内有四列武士，有的穿战袍，有的着铠甲，中间配有战车，每辆战车后有驭手一名，车士两名。
　　二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由车兵、步兵和骑兵组成曲尺形军阵。军阵分为四个部分。曲尺形的东端：四边周廊内有172名立射武士，中间四条过洞内有160名跪射武士，为弩兵阵。曲尺形南半部，八条过洞内并排着八列战车，每列八乘，每乘车后有2～4名车士，无徒兵，为战车方阵。曲尺形中部：三条过洞内排三列战车，每列六乘，车后排列有徒兵和骑兵，是车、步、骑的混合军阵。曲尺形北部：共有三条过洞，每条过洞内有两乘战车，其后为八队骑兵，每队四列，为骑兵阵。二号坑的四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密切联系，集各军兵种于一个阵列中。二号坑预计可出土各种武士俑1300余件，战车89乘，车马356匹，鞍马100余件。
　　三号坑面积520平方米，呈“凸”字形状。出土战车一乘，马俑四件，武士俑68件。坑内陶俑以夹道式排列，它是秦军阵的指挥中心。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兵马俑规模，至于陪葬兵马俑到底有多大，可能只有等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才能大白于天下。
　　◆ 始作俑者原来是他当考古工作者掘开兵马俑三个大坑的时候，除了迷一般的巨大陶俑兵阵矗立在我们面前之外，就是有关这个俑坑的各种猜测。这不仅让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也吸引了全世界人们的眼球。
　　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其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逼真的造型，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疑问出来了，两千多年前的秦人在技术水平低下，加工工具又落后的情况下，是怎样烧制如此多的陶俑的，而制作这些陶俑需要的陶土又是从何处取来的？这一连串的谜曾经困扰着中外考古学家。解开所有的谜团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研究人员决定从陶俑的原料产地入手。他们选取秦陵兵马俑样品83个，秦陵附近不同地址、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20个，耀州瓷胎样品2个。然后对它们进行INAA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样品大致分为一、二号坑，三号坑，垆土层，垆土黄土混合层以及耀州瓷胎等五类；一、二、三号坑兵马俑的原料并不完全相同，产地各具相对独立性；三号坑兵马俑原料产地很集中，一号坑相对分散一些，二号坑则更为分散；兵马俑原料与秦陵附近的垆土层关系密切，而与该处黄土层关系稍远，与耀州瓷胎更远。于是研究人员推断兵马俑的烧制窑址应该就在秦陵附近。
　　至于其他谜团的解开则仅仅是个偶然，考古学家在考察兵马俑三号坑时从一个兵俑袖口的外侧意外地发现了“辛卯”两个刻字，“辛卯”是一个纪年；而在另一次的考察中，他们又发现刻有“辛卯”两个字的兵俑袖口处，有一块较大的破损，且有被划过的痕迹。他们判断，两次看到的“辛卯”刻字出在同一个地方。“‘辛卯’是天干地支，是农历年代，这里是指公元前二百一十年。”考古学家认为，这是秦始皇驾崩之年的标记年代。据此考古学家判定秦陵兵马俑烧制于公元前二百一十年。不久考古学家又在俑坑中发现了麻草鞋印，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秦人在夏秋季节才穿草鞋，据此推断兵马俑应是秦始皇驾崩后的秋天开始烧制的，烧制兵马俑是秦始皇临终前的圣旨。在此同时，考古学家还解析了兵马俑的烧制工艺之谜。兵马俑以当时的真人真马为模特，它的规模和巧夺天工的造型艺术空前绝后，但令人困惑的是：兵马俑那百公斤重的泥胎到底是怎么站立起来的？从泥塑、晾干、运送到焙烧，最终是怎么成型的呢？考古学家根据十多年的考察提出，兵马俑的腹中有个糠皮内模袋作为主体支撑，糠皮是当时最佳填塞物，且当时的秦人制作兵马俑是从泥塑、晾干、运送到焙烧一气呵成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不得不正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事实，在佩服古人的同时，也许会有更多的谜团等着我们，那是我们谁也无法说清楚的事情了。
　　◆ 秦俑为何不戴头盔秦始皇的兵马俑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大量的士兵头上戴着一种小圆帽，考古人员证实，这是一种麻布做的头巾。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秦军一律不戴头盔。他们不仅不戴头盔，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洁。
　　2000多年前，秦国一位兢兢业业的法律秘书“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条线索。“喜”曾经3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邢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案件。两个秦兵在战场上为了争抢一个对手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争抢敌人首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想象，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在兵马俑坑，有一队士兵很特别。他们手持用于格斗的刺杀类兵器，却完全不穿铠甲。这队士兵究竟是干什么的呢？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基本上是有去无回，重赏之下，必有能夫。
　　“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这些陶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这是全军的规定还是士兵的自觉行为？或许是来自秦人好战本性的一种上下共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只能进行推测了。
　　◆ 秦俑何以酷似今人和千人千面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人们仔细寻找竟然发现：几乎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容貌，都能在古老的兵马俑当中找到“模子”。
　　难道说两千年前秦朝的能工巧匠能掐会算，早早为中华后人绘制好了百变不离其宗的“脸谱”？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是否真的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相之大概，不外八格。
　　“国”字形。面庞长方形，阔额宽腮，高颧骨，下巴浑厚。
　　“用”字形。和“国”字形近似。面庞亦为长方形，但面颊及下巴较国字形脸宽扁。
　　“田”字形。近似方形的圆形脸。
　　“目”字形。脸形窄长，五官较小。
　　“甲”字形。上宽下窄，面形轮廓像是“甲”字形。一般称为瓜子脸。
　　“申”字形。颧骨部分比较宽，脸的上下两部比较窄狭。圆润的额头，丰硕的面颊，高高的颧骨，尖长的下巴。
　　“由”字形。面庞较长，窄额，宽腮，下巴肥硕。此外还有“蛋”字形脸。
　　这八种面相基本涵盖了中华儿女，特别是男性的脸部特征。这些能工巧匠很聪明，好像还懂解剖学，什么样的脸型都配不同特征的五官。比如“由”字形，由于面颊和下巴肌肉丰腴，五官就显得稍微小一些。眉毛细细的，小眼睛还眯着，鼻子和嘴都凹陷在丰满的肌肉之中。这种兵马俑造型充分反映了作者观察生活深入细致的能力。
　　可以说，兵马俑是伟大的造型艺术，它成功地找到了中国人脸型的特征，即便是今天，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美学价值。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共计8000多件兵马俑中，竟然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虽然高度统一，但是又千人千面。
　　原因何在？原来，秦俑的面容之所以找不出两个完全雷同的面貌，因为它不是模制，而是以模做出人头的大型，然后再一个两个地进行细致雕刻。在雕刻俑的五官、发型、胡须等时，作者有意识地追求各个俑长相上的差异。这样即使是同模做出的俑头，也只能是相似而不是相同。寓个性于统一，才形成今天千资百态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
　　据研究专家介绍，兵马俑的五官，尤其是发型和胡须，变化多端。除耳朵是模制后粘贴到面颊两侧外，其余都是精心雕刻而成，尤其是眼睛刻画较精。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不同的眼神表露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有的俑双眼圆睁，一股怒气冲冲的样子；有的眯缝着眼，微微含笑；有的眉清目秀，显得十分机敏；有的目光下视，性格显得文静腼腆。秦俑眼睛的眼球都是仅雕出一个微微凸面，然后再以彩色点染，绘出白睛黑珠。
　　眼神往往表现一个人的气质，气质勇猛者，一般是睛若悬铃；机警伶俐者，一般是细眉秀眼；大头阔面性格憨厚者，一般是粗眉大眼，五官粗犷。另外，表示目光前视者，眼球鼓起的凸面位于眼睑的中央；目光凝聚者，双眼鼓出的凸面内斗；下视者，把眼球的上部与上眼皮交接处刻镂较深；仰视者，则眼球的凸面上悬。秦俑的眼睛绝大多数都是较厚的单眼皮，双眼皮者为数极少，与关中秦人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这一切都表明，兵马俑的俑作者十分懂得要靠细微的细节变化，来表现人物不同的性格和心态。
　　◆ 能找到摧残秦俑的元凶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带给我们惊叹之余，还给我们心中留下无数疑问。当我们俯视这支沉睡了两千年的地下大军时，惊奇地发现无数陶俑将士倒卧在泥土中，有的四肢分离，有的粉身碎骨，有的脑壳迸裂，似一场血战刚刚在这里发生，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那用夯土筑成的土隔梁上，到处遍布着一块块、一堆堆木炭遗迹，很显然俑坑曾遭到过大火的焚烧。面对这文明的劫难，人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自然要发出种种疑问：2000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是劫难的主要制造者？什么时候制造这个惨剧的？又有怎样的原因让其下此毒手来摧残这些陶俑的呢？
　　对于这些疑问，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项羽焚烧的俑坑，理由是项羽这位楚国贵族出身的将军，对秦始皇以武力踏平楚地，杀死其祖父和叔父，毁灭他贵族美梦的秦国军队自然怀有刻骨仇恨。加之参加修建秦始皇陵的几十万人中的多数了解秦陵布局的基本内容且知道兵马俑具体埋葬地点的人加入到了项羽军中，他们迎合项羽的心理，促成了这一毁灭性惨剧的上演，这是对这些疑问的一种主流的解释。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俑坑焚毁的真正原因是秦人的一种自焚仪式。因为商周以来就有“祭天燔柴”的自焚形式。秦民族自西向东的发展，接受了中原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群臣建议“关于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他将自己比作上天的儿子，因此在死后下葬时，被认为是天子归天，回到他的母体中去，经过孕育再度降生人世。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与驱使，采用历史上祭天燔柴的方式，也就成了将埋葬时的祭品，都采取火烧的一种葬仪，使这些物质都随着主人升入天国。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1977年，在对秦陵园西侧的内外城垣间发现的一座曲尺形马厩坑进行局部清理时，发现坑的门道端底层有用细绳纹砖坯砌成的长140厘米、宽90厘米、高60厘米的引火底炉，坑道口施棚木处又留有入风空隙，坑底西部和炉的前边有一段不长的空间，堆放着大量被烧的灰烬，这显然是坑建成后为葬仪需要所焚毁的东西；此外陵园内还发现有被烧毁的陪葬坑。更为有趣的是，与铜车马为一组的陪葬坑，其中一个单元焚毁得很彻底，但铜车马所在的其他几个单元并未焚毁。
　　还有一些人观点颇显意外，他们说：一天，某位牧童赶着羊群来到秦俑坑区域时，当年项羽军队所挖掘的进入俑坑的洞窟，多已被荒草和尘土掩盖，羊群只顾啃吃青草，并未注意脚下的地形和地貌，故而纷纷坠到一号和二号俑坑中。牧童于是打着火把进去，谁曾想却引起了火灾，兵马俑便被烧得面目全非。
　　各种各样的解释，传统的也好，奇特的也好，甚至怪异的也好，它们不但没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增加了秦俑被焚烧的神秘性。看来这个秘密要想大白于天下，只有等待那些默默矗立着的秦俑们在某一天苏醒过来向世人陈述了吧！
　　◆ 兵马俑坑中的神秘铜车马当人们还沉浸在对兵马俑外貌的惊叹中时，隐藏在它身后的是一件更加骇俗的国宝，它就是伴随了兵马俑2000多年的铜车马。那么这个铜车马有着怎样雄伟的身姿呢？它在出土的时候是否还是完好如初呢？在兵马俑坑中，我们一共发现了多少驾这样的马车呢？……一连串的疑问都集中在了铜车马身上，那么就让我们一层一层地剥离铜车马的神秘面纱吧！
　　秦陵铜车马位于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的秦始皇陵陪葬坑内。试掘工作从1980年11月开始，至12月田野工作结束。铜车马坑试掘区东西长11.8米，南北宽3.1米，坑的东、西、北三面筑有夯土二层台，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面西置于一长方盒状的木椁内。两乘铜车马出土时均已被压碎，一号车破碎成1325片，二号车破碎成1685片。
　　铜车马出土时，破碎严重。为了便于更细致地清理和在清理过程中反复的观察研究，为修复工作提出详细的科学资料，同时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考古人员决定将两乘铜车马在不改变出土现状的情况下，全部移入室内进行清理修复。迁移的方法为：采用压力切离法，将带刀的钢板水平压入文物底部的土层，待切离土层后，分别整体包装起吊。
　　当铜车马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又激起了我们更多的好奇心，因为我们还想知道：这些铜车马的结构如何？建造它们的材料都是什么？秦人又是如何建造它们的呢？
　　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然后用嵌铸、焊接、粘接、铆接、子母扣、纽环扣接、销钉连接等多种机械连接工艺，将众多的部件组装为一体。通体彩绘，马为白色，彩绘时所用颜料均为用胶调和的矿物颜料，利用胶的浓度塑造出立体线条。车、马和俑的大小约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它完全仿实物精心制作，真实地再现了秦始皇帝车驾的风采。
　　秦代的金属加工技术所有的辉煌成就，在秦陵铜车马的制造上集中体现出来。秦陵铜车马共有三千多个零件，秦代工匠巧妙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将此结合为一个整体，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二号车的伞盖，其厚度仅0.1～0.4厘米，而面积分别为1.12和2.3平方米，整体用浑铸法一次铸出，即使在今天，要铸成这么大而薄、均匀呈穹隆形的铜件也非易事。
　　至今，铜车马上的各种链条仍转动灵活，门、窗开闭自如，牵动辕衡，仍能载舆行使。秦陵铜车马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青铜之冠”。
　　
谁能拥有不死之身
　　——金缕玉衣1968年初夏的一天，满城北部一个叫陵山的小山丘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然而吸引国内外注意力的并不是这座陵墓的主人，而是主人身上的一件物品，那是一件怎样的物品呢？它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们所知的秘密呢？
　　◆ 金缕玉衣鉴赏所谓玉衣就是将玉石切成许多小片，磨制成方块，长与宽仅几厘米，少数长达十几厘米。厚约几毫米。玉片除主要是长方块外，还见有少量正方块、三角形、多角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在玉片的边角处，凿有小孔。用不同的细丝将许多玉片连接起来，做成衣服状包裹人体全身。其中用细金丝穿孔连接小玉片制成的玉衣，称为“金缕玉衣”。而用银丝、铜丝、丝线穿孔连接小玉片制成的玉衣，分别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丝缀玉衣”。
　　目前出土的金缕玉衣数量不多，完整的金缕玉衣只有两件，不完整的大概还有6件，其余形式的玉衣还有60件。
　　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墓（西汉中期）出土文物中，有两件稀世之宝——金缕玉衣。一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二是刘胜之妻窦绾的金缕玉衣，全长为1.72米，由2160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量达700克。
　　此外，在徐州博物馆北侧的土山汉墓中，出土过珍贵的银缕玉衣等文物。在南京博物馆内也展出过银缕玉衣，玉片呈白至浅绿白色，其中有些玉片与江苏出产的透闪石软玉极相似。在徐州拉犁山一号汉墓中，曾发掘出珍贵的铜缕玉衣等文物。1983年6月，在广州越秀公园西侧的象岗山中，发现了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初年的第二代南越王墓，出土了罕见的丝缀玉衣及其他许多文物。
　　◆ 谁能拥有金缕玉衣我们现在的人都喜欢时尚的服装，很多人认为丝绸或者其他的昂贵的面料可以吸引许多人的眼球，但是大家怎么也想不到两千年前的帝王们挖空心思制作出来的死后的裹尸的东西既不是高贵的丝绸，也不是高贵的毛皮，而是以玉石做成的衣服。也许有人会不解地问，玉石怎么能够做成衣服呢？如果不亲眼看看刘胜墓中的那件稀世珍宝，可能谁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什么叫金缕玉衣呢？人们为何热衷于用这些东西来包裹尸身？而哪些人才能拥有这种无比华贵的东西呢？
　　要回答这些疑问，首先得从古代人们的观念入手。远古时代的人们就把玉当作一种非常珍贵石材，他们将玉雕琢成各种形状，并作为礼器使用。孔子曾将玉石的某些自然属性比之于人的美德。此外，人们还普遍认为玉还具有避邪祛灾的作用，于是家里案几上摆着玉，身上佩挂着玉，死后也用玉来做随葬品。
　　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敛葬用玉最早始于商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演化为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迷信观念极其泛滥的时代，人们崇尚“事死如生”，即认为人死后与活着没什么区别，因此帝王将相往往耗费许多人力物力大肆修造陵墓。一方面，将墓中设施及陪葬品置放得与生前一样，另一方面则用金玉保护其尸体以图不朽，玉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汉代人认为玉有五德，可以防止热的精气外泄，因此，死后用特制的玉器塞住双眼、双鼻、鼻孔及阴部，所谓“七窍”，在用玉片制作玉衣穿在尸体上。称为“玉匣”，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可以灵魂不灭，永享富贵。
　　汉朝初期使用的敛服玉匣就是源于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汉代皇帝和贵族，死时穿“玉衣”（又称“玉匣”）入葬。玉衣按等级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等，即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起来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皇帝的玉衣用金缕，是最高等级。史书记载了汉武帝的玉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其上镂有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蛟龙玉匣”。这种用金丝连接的玉衣称为金缕玉衣，根据葬制，天子死后才能使用，诸侯王一般只能用银缕玉衣，但特殊情况下中央王朝也赐给诸侯金缕玉衣。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这里的工匠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科、钻孔、抛光等10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位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
　　虽然汉代皇帝和诸侯王费尽心思要让自己的死后尸身不朽，但是却事与愿违，用金缕玉衣做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王帝陵往往因此而被多次盗掘。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 如何制作精美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之所以能够成为帝王级的陪葬品，不仅仅源于古代人们的观念，更重要的是这项工艺的复杂程度。那么金缕玉衣是如何制作的？它的工艺为何那么复杂呢？这其中都有什么玄妙呢？
　　金缕玉衣一般用金丝将玉片编缀成人形，头部由头罩、脸盖组成，上身由前后衣片、左右袖筒及左右手套组成，下身由左右裤筒及左右足套组成，皆能分开。玉衣内头部有玉眼盖、鼻塞、耳塞、口琀，下腹部有生殖器罩盒和肛门塞。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型，脸盖上刻画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臀腹部鼓突，似人之体型。
　　当我们看到一件完整的玉衣时，心中便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金缕玉衣是在人们死前就做好了，还是死后再做的？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纯属巧合，正在发掘中的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许多玉片背后有一些墨汁书写的数字。经过进一步考证，最终找到了数字背后的真相。原来玉衣在制作时，首先使用的是木制的人体模型，先在人体模型上画出纵横的线条，把人体分割成大小形状不一样的一个个区间，每一个区间就是玉衣上的一块玉片，然后根据人体部位的不同，来决定玉片的大小和形状，然后在玉片的背后，逐格编号。人们看到的玉片背后用墨汁书写的数字，就是编号时用的。最后按照身体不同的部位，用金丝编缀成衣。可见，金缕玉衣都是在这些帝王生前就开始制作的，也许为了能够享受到这些奢侈的服饰，他们不再忌讳什么生与死的问题了。
　　我们以满城汉墓刘胜身上的金缕玉衣来说明这种陪葬品制作之精良。刘胜的这件金缕玉衣所用玉片的大小和形状是按照人体各部分的不同形状而设计的，其中绝大多数是长方形和方形的，也有少数是三角形、梯形和多边形的。玉片各角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加工编缀。玉衣分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部分。玉衣全长近两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重约1100克。玉衣分头部、上衣、裤、手套和足五个部分，每部分又由若干部件构成。例如，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裤由左、右裤筒组成，等等。各个部件合拢起来组成玉衣的整体，其外貌和人的体形相似。在玉衣的头部内还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塞。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在玉衣内还发现玉璧18块，以及饭含等物。它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发现完整的“金缕玉衣”。
　　◆ 金缕玉衣中玉片质地探密当我们了解了金缕玉衣如此复杂的制作工艺后，不禁要问：金缕玉衣需要如此多的玉片，这些玉片所需的玉石量自然也不少，那么，这些玉石属于哪一类别，它们的品质如何？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玉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用量大增。那么自古以来人们最为推崇的玉石类型是什么呢？
　　经过考证，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岫玉一直是历代宫廷和王室用玉的主要来源。
　　其中最为特别的岫玉珍品便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属夏家店文化出土玉器，一件为碧玉螭佩（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一件为青玉乌兽纹柄形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它们都是由岫玉制成的。作品造型之典雅，做工之精细，在现有的战国前玉器中从来没有见过。可见，岫玉一直是玉中上品，而为统治者首选。
　　殷商古玉，多出土于殷墟，其中以妇好墓玉器为代表。妇好墓墓主妇好，是殷王武丁64个妃子之一，是最受武丁宠爱的一个，死后受到厚葬，其殉葬玉器虽然经过盗掘，但仍出土了750多件，充分说明，殷商时期，岫玉已和中原地区有了交流，成为王室用玉。
　　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两套金缕玉衣，以及随后出土的一批汉代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所用的都是岫玉，这表明汉代皇室已经广泛地使用岫玉，且加工工艺非常成熟。
　　作为金缕玉衣上玉片的主要玉石类型的岫玉，对于大多数人都很神秘，那么这个岫玉是什么玉石呢？它具有哪些特殊的品性，以至于古人如此推崇它呢？它主要产自哪里，汉代皇帝和诸侯王为何又能得到如此大量的岫玉呢？
　　原来，岫玉实质上是指蛇纹石矿物含量85％以上，色泽鲜艳、致密光润的微细纤维状蛇纹石矿物集合体。
　　岫玉的矿物成分是层状结构的含水镁硅酸盐矿物，属单斜晶系。颜色有浅绿、翠绿、黑绿、白、黄、淡黄、灰、粉红等色，是因其中含铁、锰、铝、镍、钴、铬等金属元素的缘故。韧性不如软玉好。含镍时在长波紫外线照射下有较弱的浅白色荧光。
　　岫玉是常见的玉石原料，世界各地均有产出。主要产地有朝鲜、中国、美国、新西兰、印度、英国等国家。中国的岫玉产地多、产量大、玉质较好。
　　正是因为岫玉的这种量大质优的特点，才使得古人钟情于此种玉石，那么古人从何时开始使用岫玉的呢？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一共用了多少岫玉片呢？
　　岫玉是中国先民开发、应用最早的一种玉料，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浙江余杭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有用岫玉制成的玉斧、玉铲和玉刀等玉器。河北满城西汉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分别用2498块和2160块玉片用金丝穿缀而成，大部分玉片是岫玉雕制的。从古至今，中国人民一直把岫玉制品当做重要的礼器、仪仗器、佩饰、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岫玉的现代产品更是琳琅满目，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 金缕玉衣中玉片产自何方汉代如此多的金缕玉衣，难道所用的岫玉都产自同一地方吗？如果不是产自同一地方，那么它们又分别来自哪里呢？如此多的问题，可能让很多人无从下手，但只要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而上，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由于岫玉的产地非常广阔，这让我们寻找汉代出土的一批金缕玉衣所用玉片的产地颇费周折，然而，当我们了解了中华文化与新疆和田玉的关系后，谜底也就逐渐地浮出水面了。
　　原来，包括满城汉墓、徐州狮子山汉墓等一系列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所用的岫玉，大多产自遥远的新疆和田地区。如此一个结论，会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会质问，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快捷的交通工具，要想将这么大量的玉石运到中原腹地，其难度可想而知。可是，质问归质问，当我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奥秘后，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些岫玉是如何从遥远的新疆走进中原腹地的。
　　新疆和田玉是中国玉文化主要的载体，大约在夏、商、周时期就输入中原地区，影响着中国玉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早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玉柄形器，明显是用新疆和田白玉制成，商殷妇好墓出土755件玉器中有一部分是新疆和田玉，其中玉怪鸟饰、玉羊首饰等多件是由新疆和田白玉制成。从商代出土玉器中．我们看到新疆和田玉已经开发、生产并应用于商代玉文化各个领域，影响着中国玉文化体系的建立。
　　然而，中国玉文化体系中所有玉器玉料的来源，并不是一种。同时，在各时间段应用的玉料也有所不同。新疆和田玉来到中原可能比商代还要早，但要从出土玉器中给以证明，还有待今后的发掘和对发掘出的商以前玉器玉料作科学的分析鉴定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到了战国、秦、汉时代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出土的新疆和田玉玉器明显增多起来，质量高起来，分布广起来，可见新疆和田玉已经大批量来到中原地区，并逐渐形成玉文化载体的主要代表玉料。
　　战国早期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56节48厘米活环插榫佩饰、玉带钩、玉四节佩饰、玉兽面纹琮，故宫博物院藏玉舞人纽印、玉合璧、玉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玉人骑兽佩，都是由新疆优质青白玉或白玉制成。其他墓葬中出土的青玉、碧玉、墨玉璧、璜、佩等玉器中也多见新疆优质玉料的品质特色，可识别出这些玉器料源出自新疆。
　　汉代墓葬出土玉器非常多，概括了从西汉初期到东汉时期约400年的玉器概况，从出土的玉器料质看，优质新疆和田玉已成为主要料源。
　　1968年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出土了白玉皇后之玺，约为2.35厘米见方体，上有螭虎纽。此玺出在汉高祖刘邦和吕后的长陵附近。推测是吕后的玉玺，用白玉制作代表皇权的印玺得到了证明。自秦始皇制玉玺以来，历代帝王都喜用白玉制玺。
　　汉代出土的金缕玉衣玉片，虽然有辽宁产的透闪石玉，但大部分料源都产自新疆，可见在汉代新疆和田玉已源源流入中原。
　　中华民族崇尚玉，有很长的选玉历史，到了战国、秦、汉代明显把新疆和田玉推为最典范的优质玉料，这是中华民族对玉认识的成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和田附近的山上盛产玉石。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新疆和阗玉源源流入中原，成为中国玉料的主要来源。对比秦汉以前出土玉器的玉质、玉色质量以及沁色程度，能很清楚地判断出新疆和田玉与其他玉质量的差别。
　　勿庸置疑，满城汉墓等诸多汉代大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均来源于新疆和田地区。
　　◆ 错金博山炉的神奇光环伴随金缕玉衣身旁的有一件神奇宝贝，是现在的人们从未看过的，它便是错金博山炉。为何说它是宝贝呢？因为这是国内目前首次出土的西汉时期的杰出作品，其制作工艺之精湛是举世罕见的。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急切地想知道什么叫博山炉？其实博山炉是一种熏炉，也就是香炉，是古代豪门贵族的奢侈用品。使用时把香料放在炉中点燃，香烟通过炉盖的许多小孔，袅袅上升，弥漫房中。炉盖高而尖，往往铸成山峦重叠的形状，以象征海中仙山的“博山”，所以叫做“博山炉”。它含有当时王侯向往仙境的一种思想，他们认为人如果长期处于这种香烟中，死后就可以去往蓬莱仙境成仙。
　　刘胜陵墓中出土的这件错金博山炉则是精品中的精品，它高达26厘米，通体用金丝错出流畅、精致的纹饰，所用金丝有粗有细，细的犹如毫发。炉座铸出透雕的纹样，做三条蚊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海面状，龙的头托住炉盘。炉盘上的错金花纹，犹如随风飘荡的流云。整个炉盖和炉盘上部铸出“博山”，山势峻峭，峰迴峦转，层层起伏。炉盖上的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轻捷的小猴蹲坐在峦峰高处或骑在兽背上嬉笑玩耍，猎人们出现在山间，有的肩负弓弩，有的正在追捕逃窜的野猪，工匠们巧夺神功，维妙维肖地塑造出一幅秀丽的自然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由于在人物、动物、树木、山峰上用金丝错出细部，起到了进一步的刻画和渲染的作用，使塑造出来的景色更显得生机盎然。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铸造方面的高超技艺，也说明了精工细作方面的卓越成就。
　　博山炉既然如此神奇，它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被赋予了神奇的含义吗？有一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西周镐京有一位巧匠名叫博恪，他擅长制作各种装饰品，其产品华丽美观。他曾制作出“七轮扇”，这种器物由一人运转它，它的扇页不断翻转，就能使满屋生风。在他80岁的时候他发明了一种可以放置在被褥间的香炉，内设机关，任你怎样翻转，而炉内盛放香料的部分却能始终保持平稳。在此基础上他制作出最原始的“博山香炉”，上面透雕出很多怪兽，都很自然生动。可惜的是，除了文献偶有记载这类事情外，我们已经无从复制出来这些珍品。但是，博恪的名字和他的业绩却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天马逮乌”还是“马踏飞燕”
　　——铜奔马铜奔马究竟是一匹什么样的马，两千年前的这个完美的造型为什么不是出现在文化昌盛的中原，而偏偏出现在了偏远的凉州古城——武威呢？
　　◆ 铜奔马鉴赏与去向铜奔马，又名“天马”、“马踏飞燕”、“马超龙雀”，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是中国旅游标志。
　　雷台是一处高8.5米，南北长l06米，东西宽60米的长方形夯筑土台。因台上有明朝中期建筑的雷祖观，故名。台上现存建筑有三星殿、雷祖殿、北斗七星殿、南斗六星殿、过殿、东西陪殿、廊房等。
　　1969年，当地农民在挖战备地道时，在雷台下发现了铜奔马，该马高34.5厘米，长45厘米，重7.15公斤，它昂头嘶鸣，三足腾空，右后蹄踏着一飞鸟。马头上一撮呈流线型的鬃毛指向慧星一般的尾部。既表达了奔马风驰电掣的速度超过飞鸟，又巧妙地利用飞鸟的躯体扩大了着地面积，保证了奔马的稳定。它体型矫健，神势若飞，艺术造型优美，合乎力学平衡原理，且给人以腾云凌雾、一跃千里之感。
　　铜奔马出土后一直珍藏在甘肃武威博物馆内，自1973年以来，我国先后在美、英、法、日本、瑞典、墨西哥、奥地利、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香港地区展出的出土文物，都以铜奔马为代表，一时出现了“四海盛赞铜奔马”的盛况。
　　现在。铜奔马已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甘肃武威市城标。
　　◆ 发现纯属巧合吗铜奔马的发现纯属偶然。1969年9月20日，甘肃省原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的农民们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挖地道。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地道一定要从一个叫“雷台”的古迹下面通过，于是，当地道真的挖到雷台下面的时候，让所有在场农民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他们发现了一座马形的东西，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铜奔马。
　　安放铜奔马的是一座砖结构的古墓，墓道很深，空间很大。一阵阵寒气从古墓的深处透出，当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但是，他们终于看清了，古墓中摆放着很多一尺多高的车马，于是，有人颤颤地伸出手去，把一匹假马拿了起来……这些农民发现的这个铜奔马是什么形状的呢？其中又有怎样惊人的特征呢？让我们细细说来吧！铜奔马一足踏鸟背，另外三条腿都腾跃在空中。令人吃惊的是它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向一个方向腾起，通俗地说就是“顺拐”，这在一般马的奔跑中是看不到的。这种姿态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对侧步”。据说，在现代赛马场上，仍然有一些马能跑出对侧步，可惜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我们可以在野生动物那里，欣赏到对侧步的风采。
　　铜奔马一经出土，就得到各方关注和重视，俨然将它当做国宝级的文物看待。从1973年到2002年，我国已先后发行了四枚以铜奔马为图案的邮票。另外，1983年，国家旅游局把铜奔马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90年，铜奔马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与全国人民见面；2000年，铜奔马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和中学历史课本；2001年，在全国高考中，铜奔马作为高考作文题与几百万莘莘学子见面。
　　◆ 铜奔马主人之谜在铜奔马出土的20年间，人们对其设计制造者，莫衷一是，一直不能认定。直到1989年，甘肃武威的两位青年文物考古工作者董洪、白明，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终于找到了铜奔马的主人。那么铜奔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他为何如此神秘？
　　董洪、白明首先实地考察，发现出土的铜奔马上有铭文记载着墓主人姓“张”，曾任太守之职。然后考查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东汉时，太守为二千石官爵。据《后汉书》记载：“中二千石殁后，赐墓葬铺地钱二万。”而墓主人张某的铺地钱却有28000枚。再加上刚出土时混乱中流失的，就有二万枚以上。显然墓主人的官爵大于太守，应为侯王之爵。他们进一步查阅清人张澍所著《凉州府志备考》，其中所记东汉时期在凉州任职的唯一“候”兼太守就是张江。他被封为南阳析候——“析”即析县，今西峡县的古代名称。他们另据铜奔马铭文及《通志》所载，知道张江当时为“左骑千人”兼张掖长。凉州自古为军事要塞，西羌人攻打凉州，须经张江戊守的张掖峡口。他因奋勇抗敌，保疆有功，被封为“破羌将军”——这与墓穴出土的银印“破羌将军”相吻合。
　　张江原籍不在析县，仅凭他被封为南阳析侯，就断定其为南阳析县人，证据尚不充分，也难自圆其说。他们又查阅大量资料，从《后汉书》中发现一段记载：“析象，字伯式，广汉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析侯。”该文末，对张江有一条注释是：“张江为武威太守，因军功，封南阳析侯，因氏焉。”这两处记载，不仅证明了两位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完全准确；而且“因氏焉”三字，确凿无误地说明：张江因为被封为析侯，于是把析县作为他的家乡里籍，子孙后代在此繁衍不绝。他的后人——析象，字伯式，干脆以“析”为姓，连其先的“张”也不带，更为准确地说明，张江——马踏飞燕的创制者是今南阳市西峡人。
　　前文说，国宝铜奔马是从张江墓中出土的，而墓主的随葬品，未必就可以说是他制作的。关于这一层，两位青年考古者有比较明确的论述。
　　公元60年左右，在青海一带的羌族人大肆虏掠河西郡县，汉明帝刘庄害怕了，迅速起用大名鼎鼎的“南阳析侯”张江，于更始元年（公元23年）领兵数千守备武关外围。汉明帝对张江寄予很高的期望，拜“破羌将军”和武威郡太守，并兼“右骑千人官”及张掖（今武威市张义堡一带）长。果然，他不负众望，一举将侵略者赶回了青海老家。汉明帝闻报大喜，诏令嘉奖赏赐，武威郡治所内大宴庆贺。
　　席间，太守张江取出一件镏金错银樽让宾客们观赏，这制作精美的樽为折唇，碗身平底三蹄足，腹两侧镶嵌有红、绿宝石，朱红涂口的兽面衔环铺首。盖顶有握环，以四灵纹装饰的四蒂做烘托，盖表装饰瑞兽、云纹，盖内中为盘龙，四周装饰奇禽异兽，间隔处饰有流云的花纹。樽表镏金施以线刻，腹上为流云，下为水波，流云中有四兽之纹饰。樽内也镏金，线刻为纹，间隔中错银，内腹底为盘龙，内壁也有奇禽兽七组，间隔中用忍冬、缠枝、流云等构成图案。
　　众人都称颂说，侯爷的这件镏金错银樽造型纹饰均很精致，为当世所罕见！“张掖县”是武威郡和青海门源必经之路的咽喉，石壁上刻有“山川屹险”四个斗大的字。张江屯兵要塞，使羌胡插翅难逾，从此后天下太平，每年五谷丰登，牛羊星罗棋布在四野，出现了被史学界所忽略的“孝明盛世”；此外开采了祁连山腹地“双龙沟金矿”中所含的优质青铜，发展了官营铸造业。
　　大约从公元60年起，张江在武威灵渊池中用高大结实的树木做成巨型木筏奠基，开始筑建陵墓。为了表露对朝廷的赤胆忠心，他摸准汉明帝将“独抒庙策”效法武帝刘彻建功立业的心理，就想模仿南阳同乡暴利长“贡天马”的壮举，于是便琢磨起如何才能博得汉明帝喜爱的法子……打天下之初，起义军中不是称刘秀为“铜马帝”吗？应该用铜铸一匹“天马”以示刘秀做皇帝乃天意！遗憾的是，刘庄的国丈马援已在建武20年（公元44年）给刘秀进献过“相马式——铜奔马”，单纯的铜马造型已无法充当神秘的图腾了。张江又想起太子少傅张兴大师，此公是明帝欣赏的“周易大家”，弟子不计其数，有著述者就有一万余名，由此可见“易理”早成了统治思想。做为“奉朝请”的列侯，张江同开国元勋邓禹诸公一样，弃武就文，深得“京房易派”的精粹。前汉帛书《相马经》和马援的《铜马相法》中有“马袭乌鸦”的夸张想象，但转化为一个立体造型是不美和非常棘手的。“乾坤定位”这句《周易》中的法则像闪电划过了他的脑海，太极图中衔尾旋转的“白鱼”和“黑鱼”，渐渐在他的眼前演化成了“天马”与“乌鸦”，他心头一阵狂喜。“天马”只能以汉武帝钦定的“汗血马”为原型，姿势采用凉州一带“走马”的遗传性状——对侧步，定能使中原吏民叹为观止。
　　铜奔马造好后，马上被送到京城洛阳，汉明帝十分喜爱，特迎置于平乐观，史称“凉州贡马”。不幸的是，此铜马后为董卓所乱，攻陷京城时所毁。后人惋惜不及。不想昔日张江铸两套铜奔马。一套进奉，一套自留欣赏。死后私置墓穴中。今日出土，成为光照古今中外的国宝。
　　◆ “天马逮乌”还是“马踏飞燕”
　　奔马铜雕出土之后的定名始终是一件悬案，这是因为人们很难辨别马蹄下到底是一只什么鸟。最早的说法是在铜奔马出土之初产生的，学者根据其形状定名为“马踏飞燕”。1971年9月，郭沫若陪同柬埔寨宾奴亲王访问兰州，看到了这匹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稀世珍宝，又将之命名为“马踏飞燕”。可是后来很多学者却引经据典，将其定名为“马超龙雀”。最后可能因为众说纷纭，无奈之下只好折中取名为“铜奔马”。“铜奔马”一名虽然简明扼要，但有马无燕，未尽如人意。
　　除了上述三种说法以外，还有其他几种非主流的说法，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
　　“飞燕骝”说。为铜奔马正名。前面几种名称，看似有些道理，但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中无一不带有明显的现代汉语构词特点。最近有资深学者提出“飞燕骝”这个名字，无论从构词方式之严谨，还是切意之准确无一不符合汉代的特点，堪称迄今为止“马踏飞燕”这件著名的青铜雕最贴切的名字。武威铜马足下有一鸟，其象征之意为人所关注。一提到马，人们很快想到奔腾如飞，而飞燕的速度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历朝多有以燕喻良马之诗文，如南朝沈约诗有“紫燕光陆离”句，注：“紫燕，良马也。”梁朝简文帝诗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二句中赤兔指良马，紫燕亦指良马。李善注谢灵运诗云：“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在古代，武威铜马足下的飞燕无疑是用来比喻良马之神速，这种造型让人一看便知其意，所以铜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此名恰合古意，最为雅致贴切。
　　“天马”说。持此说法的人认为，龙雀是风神，即飞廉，这种神鸟，岂能是奔马所踏之物？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中有“铜雀蟠蜿，天马半汉”之句，是称皇宫内龙雀、天马两件对应的铜制陈列品，因此，这具铜马俑就是“天马”。《汉书·礼乐志》中《西极天马之歌》曾记载，“天马”足踩浮云，身可腾空飞驰，奔马踏着飞燕，正是遨游空中的“天马”形象。
　　“马神——天驷”说。与前几种说法一样，“天马”说也受到了置疑。有人提出：“天马”在汉代专指大宛汗血马及与此有关的宫内陈列品。东汉明帝为置飞廉（即铜制龙雀）、铜马（即铜制“天马”）于洛阳，曾亲自出行到西安迎取，甚至不惜下嫁宗室女子，或令大军征战，才求得汗血马，是谓“天马”，为此作《西极天马之歌》，为帝王祭天礼乐之一，以歌颂汉家天子的功德。因此，无论“天马”是指真马还是铜马，都只是皇室威仪的象征，臣民不可能享用，武威东汉墓主张姓将军怎能例外？因此，有人又提出这具铜马俑是“马神——天驷”。“天驷”指的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四位星，名“房”，即“天驷”，亦称“马祖神”。秦汉以前人们都崇“天驷”为“马神”，自商周以来，征战中都少不了骏马，因而就产生了对马祖神的崇拜与祭祀。武威汉墓主人张姓将军生前率骑戍边，供奉马神，死后殉葬铜制马神，当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解释，就墓主人的官职和职业特征来说，都是合理的，“天驷”者犹言驷马行空，以足踏飞燕来说明“天驷”和象征其所处的空间位置。
　　近年来，很多学者都指出，此“鸟”应该是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逮乌鸦”之“鸦”。此说相对于前面三种说法，是最好的，但奔马为什么会踏在“乌”背上？
　　要解决奔马铜雕之定名，关键是要弄清铜奔马所踏之“鸟”是一种什么“鸟”？否则，奔马铜雕之定名便无从谈起。通过近年的思考，很多学者认为铜奔马所踏之“鸟”实为“乌”，即“乌鸦”，但它代表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乌鸦”，而是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即“太阳”。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用“乌”表示太阳可谓屡见不鲜。《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海内经》说：“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堕羽翼。”《淮南子·精神训》也有这样的记载：“日中有骏乌”。以上神话传说证明：“乌”是太阳的载体，故“乌”也就成了太阳的代称。“乌”为什么会成为太阳的代称呢？这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有密切关系。汉代张衡在《论宪》里这样说：“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象乌而有三趾。”这里所说的“乌”，又称“三趾乌”，实际是指太阳中的黑子。由此可见，汉代人已经观察到太阳中的黑子，但又做不出进一步的科学解释，故而将黑子称为“乌”，由此引出一系列的神话和传说。
　　“乌”可表示太阳，但武威雷台铜奔马足下之“鸟”是否就是“乌”呢？这还须考证。1992年6月，被称为“千古之谜”的浙江龙游石窟被发现，并轰动中外。在龙游石窟1号洞的西壁上，有一长约1500厘米、宽约50厘米的石刻浮雕。浮雕正中上方是一匹奔驰的骏马；左下方是一只鸟；右上方是一个半圆，半圆内有“月”字，说明此“半圆”代表的是“月亮”；以“月亮”为基点，与之相对应的左下方之“鸟”应是“乌”，代表的是“太阳”。日月相对，与神话传说吻合；骏马在日、月间奔驰，自然是“天马”；右下方有一条鱼，鱼生活于水中，地上有水，所以鱼代表大地。由此推断，此浮雕中的四物分别代表天地日月，这幅浮雕图也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马行空”图。
　　在龙游石窟“天马行空”图中，“天马”前蹄正好在“乌”背上方，好像在追赶着“乌鸦”。而武威雷台之铜奔马，马之右后蹄正好踏在“乌”背上，表示已经超越或者逮住了“乌鸦”。两者之间的构思和寓意基本相同。由龙游石窟“天马行空”图可证，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应是“天马逮乌”，而非“马踏飞燕”、“马踏飞鸟”或“神马蹄踏龙雀”。
　　“天马逮乌”之“逮”有两种涵义：一为“及、到”，如《左传·哀公六年》有“逮夜至于齐”，其意为“到夜至于齐”。二为“逮捕”，如《汉书·王莽传下》有“逮治党羽”，其意为“逮捕惩治党羽”。根据武威雷台“天马”之雕像，此“逮”无论作哪种解释都可以。若为前者，则表示“天马”赶上了“乌”；若为后者，则表示“天马”逮住了“乌”。不管作哪种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天马”的速度必须超过“乌鸦”的速度；否则，无论是赶上或是逮住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天马”必然是奔跑速度极快的神马。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有“逮乌鸦”，此“逮乌鸦”就是奔跑速度极快的“千里马”，此马名之产生，实源于天上的“天马”，是用天上的“天马”比喻人间的“千里马”，天上人间所指同一件事。因此，将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定名为“天马逮乌”，与古人的传说记载就非常吻合了。
　　◆ 拿什么来平衡铜奔马“铜奔马”造型奇特绝妙，古代世界的艺术大师是如何让它保持平衡呢？原来制造者有意使马的头和颈往后收缩，让重心尽量后移，同时使踏燕的后蹄尽量前伸，让马的支撑点和重心正好在一条垂直线上，再加上前后伸出的两条腿和扬起的尾巴，使这匹马在整体上保持平衡，造型更加优美。从这匹铜奔马的身上，足见我国古代艺术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超群的创造才能，也足见我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铸造水平。强健的右前腿大步前跨，后腿却轻盈地踏在一只正在飞奔着的龙雀身上，因而获得了“飞马奔雀”的美称。
　　铜奔马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独具匠心地使支撑马身全部重量的后腿放在一只飞鸟身上，其它三腿腾空，既表达了“风驰电掣”的速度超过飞鸟，又巧妙地利用飞鸟的躯体，扩大了着地的面积，保证了奔马的平衡，表现了丰富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而赋予作品深刻、神奇的意义。略读《周易》的人都知道，太极八卦有“乾坤定位”之理！译成现代物理术语即“重心平衡”，无数个太极图（圆）集合成一个太极球（原始集合概念），所以张江用黄胶泥制成一个标准的球体，而后用西汉武帝时期《周髀算经》中出现的“勾股定理”，经过精密计算进行雕刻，晒干后套出模型大功告成！古代艺术家的这一杰作，不仅神态生动，制作精美，想象丰富，而且艺术造型合乎力学平衡原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并使它凭借着非凡的艺术魅力享誉世界，驰名中外！
　　东汉初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冶铁的“水力鼓风机”，这项来自张江封地的先进技术在冶炼中大显身手，提高炉内温度，增加了铜的纯度。当时盐铁业国营，张江在青铜铸造作坊中只监造了两尊“飞马奔雀”的艺术精品，他深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中国古代思想史大致可分为“秦汉儒学”、“谶纬神论”、“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几个阶段，而张江所处的东汉初期正是“图纬时代”，《周易》是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源泉，离开它就不能解开中国古代辉煌科技成果的奥秘！张江的铜奔马上承伏波将军马援的“相马式——铜马法”，下启杰出科学家张衡创造“地动仪”和“浑天仪”，在中国古代科技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后世关于《兰亭集序》的诸多争论，将这本千古名作一会儿推向深渊，一会儿又拥向浪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兰亭集序》中还有多少秘密我们无法解开呢？
　　◆ 《兰亭集序》鉴赏与下落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二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搜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会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也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该书贴书法遒劲飘逸，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
　　王羲之对自己的这一作品十分珍惜，作为王氏传家宝代代相传。唐代以后，其真迹失传，一说在唐太宗墓中，一说在武则天的墓中，但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现存《兰亭集序》有唐冯承素摹本、唐虞世南、褚遂良临写本和定武刻石本三种，原作面目如何，只能借助这三种传本想象。其中最为著名、保存完好的且为目前通行的是唐代虞世南摹本。
　　《虞摹兰亭集序》，唐，虞世南摹，纸本，行书，纵24.8cm，横57.7cm。
　　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也被称作“天历本”。
　　此卷用两纸拼接，各14行，排列较松匀，近石刻“定武本”。但点画与褚遂良摹本相近，点画较圆转，少锐利笔锋。勾描的墨色清淡，气息古穆。据考证，此本当为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诸家题跋、观款17则，钤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纸上所钤元内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后拼纸下所题小楷“臣张金界奴上进”一行。后隔水所钤宋内府印，以及第一尾纸上宋代魏昌、杨益题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后配。以后接纸上的是明人题跋、观款。
　　此卷历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士述、吴治、董其昌、茅止生、杨宛、冯铨，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内府等处收藏。曾著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砢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及《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代刻入“兰亭八柱”，列为第一。建国后，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 《兰亭集序》作者疑案要肯定《兰亭集序》，首先要肯定《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文章。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集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兰亭集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
　　清代顺德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理由如下：一是《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集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二是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崇《金谷序》。《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集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三是《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集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集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有人则认为相传的《兰亭集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郭沫若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论据：一方面，《兰亭集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集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兰亭集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集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兰亭集序》依托何时？
　　梁代是不会有，郭认为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集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第一，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集序》。第二，《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第三，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集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集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集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 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的奥秘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属一流的风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他派人把传世的王羲之真、草书帖几乎都收购到手经常临习，但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弄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终于有一天，李世民派往民间明察暗访的人回来报告说，《兰亭集序》真迹在越州永欣寺一个名叫辩才的和尚手中。
　　《兰亭集序》何以会在辩才手里呢？这要从他的师父智永和尚说起。原来，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也是一代书法大家，尤擅草书。智永年近百岁才去世，书帖之类都传给了辩才，其中就包括《兰亭集序》。辩才也是个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的高手，他在方丈梁上凿了一个槽，把《兰亭集序》藏在里面，秘不示人。
　　唐太宗下敕书请辩才到宫内，问起《兰亭集序》，开出许多优越条件来引诱辩才，可老和尚说，师父死后屡经战乱，早已不知下落。百般套问，都是这样回答，没办法，唐太宗只好把辩才放归越中。但他仍不死心，又多次找借口把辩才召进宫廷，反复追问，无奈老和尚的口风很紧，唐太宗也拿他没办法。
　　唐太宗跟左右念叨这事：“我想《兰亭》想得觉都睡不好，可是老和尚太可恨了，就是不肯献出来——又不是白拿，朕开出的价码可不低！你们说，该怎么办？”有人献计说：“既然‘强攻’不行，那就只能‘智取’啦。”唐太宗一听来了精神：“那派谁去智取呢？”当时两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号称“房谋杜断”，说到出谋划策，大家都看着房玄龄，房宰相奏道：“我推荐监察御史萧翼，此人乃南朝梁元帝曾孙，多才多艺，善用权谋，让他去办此事，准能得手。”
　　唐太宗召见萧翼，萧翼说：“假如公开前往，那肯定还是拿不到。依我看，只能微服私访。不过要办成这事，须向陛下借几样东西。”唐太宗说：“要用什么你尽管讲。”萧翼答：“我想借用几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帖。”唐太宗有点儿舍不得，但还是让人拿给了萧翼，并再三叮嘱：“千万要小心保管啊，可别《兰亭集序》没取回来，还把这几件宝贝也搭进去了。”萧翼换掉官服，打扮成行商模样来到越州。
　　萧翼本来生得高大有形，却故意做出潦倒的样子，怕人家看出他是从首都长安来的，还特意装扮成山东（函谷关以东）书生。这天黄昏时分，萧翼来到永欣寺，假装观赏壁画，经过辩才所住的院落时，有意停留下来。辩才看见萧翼像个落拓才人，不禁起了怜惜之念，就问道：“檀越来自什么地方？”萧翼赶紧上前施礼：“弟子是北人，带了一点点蚕种到南边来卖。久闻南方多寺观，想到处走走看看，有幸得遇老禅师。”
　　辩才把萧翼请进方丈房内。萧翼有备而来，所以毫不奇怪，他提议的那些风雅游戏，什么围棋啦、弹琴啦、投壶啦、握槊啦，还有他挑起的话头，恰恰都是辩才喜欢的，于是两人很快就无话不谈。辩才说：“‘白头如新，倾盖若旧’，我们不正是这样吗？今后就不用拘泥那些世俗之礼，随便些吧。”
　　他留萧翼在寺里过夜，拿出新酿的酒、茶果之类招待萧翼。酒兴既酣，两人诗兴大发，比赛起做诗来。辩才拿到“来”字韵，做诗称：“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意思是，要不是萧檀越你不远万里而来，展示种种绝妙技艺，我这颗犹如死灰的心，又有谁能使它温暖起来呢？萧翼回了一首“招”字韵的诗，感谢辩才对他这个孤苦潦倒的异乡客的热情接待。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只是双方的欣喜，并非来自同一个方向。
　　两人畅谈通宵，第二天萧翼离开，辩才还依依不舍地说：“萧檀越有空的时候就来坐坐啊。”萧翼一口答应，很快又带着酒赶来，如此这般没几天，已熟到“你”、“我”相称的地步。
　　过了十来天，萧翼把祖上梁元帝的书法拿给辩才看，辩才看了称赏不已，萧翼说：“我学的是二王之法，就是出门在外，也还带着几本字帖呢。”辨才请他拿来看看。
　　第二天，萧翼如约前来，辩才仔细看过他手中那几件二王书帖，说：“是真迹，但算不得佳品。我也藏有一本真迹，那可真的不一般。”萧翼问：“是哪一本？”辩才微笑着吐露了那个保守了半生的秘密：“《兰亭集序》。”萧翼假装不以为然道：“怎么可能，经过这么多年的乱离，真迹哪可能还在？肯定是伪作！”辩才笑笑说：“你明天来看看就知道是不是这样了。”
　　又过了一天萧翼来到辩才屋里，辩才小心翼翼从屋梁上把《兰亭集序》取出，说：“我师父在世时很珍爱它，临终之时亲手交给我收藏的，哪能有错？——我师父就是王右军的后代，你要知道这一点，就不会怀疑了。”
　　萧翼看过，故意强词夺理挑了几个瑕疵，说：“这分明就是用双钩法摹写伪造的嘛。”辩才跟他争论，到底也没得到萧翼认同。可是打这开始，辩才就不再把书帖放回梁上，他提出把萧翼那几本二王书帖借来对比，萧翼慨然应允。老和尚这时已年过八旬，仍然每日坚持临帖数遍。
　　两人如此亲密，萧翼出入辩才住处直如自家一样自在。这一天终来等来了机会，辩才出门赴斋，萧翼便跑到他房前对守门的小和尚说：“我把手帕落在桌子上了。”小和尚毫不防范，替他开门。
　　萧翼把《兰亭集序》和那几本二王书帖都偷拿出来，以最快速度跑到附近的永安驿，告诉驿长：“我是御史萧翼，奉命来此办事，快报告你们都督。”越州中都督齐善行闻讯赶来拜谒，萧翼把来龙去脉一讲，齐善行立刻派人去找辩才。可怜辩才斋没吃完，就被十万火急地带到都督府，当他看到“潦倒书生”萧翼忽然变成了高踞上座的御史大人时，心中的惊骇可想而知。
　　萧翼换了一副神情，公事公办地宣布：“萧某奉皇帝之命来取《兰亭集序》，现在已然到手，所以把禅师请来道个别。”辩才听到这话，当即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这个时候，萧翼早已骑着快马赶往长安交差去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心花怒放，赏给房玄龄锦彩千段，把萧翼提拔为员外郎，赐给他金珠宝贝、良马、庄宅等。对辩才，唐太宗仍怀有余怒，因为辩才太老了，才不忍加刑。几天之后，他冷静下来，下令赐辩才布帛三千段、谷三千石。辩才用这笔财物造了一座精美的三层宝塔。但因为受惊吓过度，而且失去《兰亭集序》后心情不免郁郁，他不再练书法，饭也咽不下，只能喝点儿粥，过了一年多就饮恨而逝。
　　唐太宗对《兰亭集序》自然珍爱异常，又令御用拓书人赵模、韩道政等各自拓写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健康状况恶化，临终前对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说：“我想向你要求一件东西，你是个孝子，怎么会违背我的心愿呢？你说是不是？”李治闻言哽咽流涕，表示什么要求都坚决照办，太宗这才郑重地说：“我实在舍不得《兰亭集序》，你就让它随我而去吧。”
　　太宗死后，高宗依言办理，《兰亭集序》真迹就此人间蒸发。后来人们所见到的只是赵模等人的拓本，而且就连这些拓本也极难见到。爱一件东西爱到只希望它跟自己一起长埋地下，虽是圣明天子事，到底不能使人心服。
　　辩才弟子玄素，活到九十二岁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这段《兰亭集序》奇事，就是从他这里传出的。
　　萧翼此后似乎就没有什么动静了。按说他似乎不太可能对辩才的死和《兰亭集序》的结局完全无动于衷。
　　公元555年1月，梁首都江陵城被西魏大军围困，覆亡之前，梁元帝萧绎令人将宫中收藏14万卷图书全部烧掉，许多历代所积累的文化精华就此失传。带着如此一段历史记忆上路的萧翼，大概早就猜到《兰亭集序》最终会是什么结局了。他谨慎地强调自己只是“奉敕”行事，至于他本人的真实心态，跟许多历史细节一样，早已完全湮灭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 《兰亭集序》书帖真伪之谜当我们查阅相关文献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难以解释的疑点，那就是唐太宗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只载《兰亭集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集序》在内。
　　那么《兰亭集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遭到了历代学者的质疑，南宋姜夔率先发难，他说：“梁武帝收到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可当时只记载有《黄庭》《乐毅》《告誓》等名帖，却唯独没有提及《兰亭集序》？”清朝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兰亭集序》这一书帖了。
　　那么事实是否就如上述学者说的那样呢？
　　1965年，郭沫若根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根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完全不同，于是他斩钉截铁地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他分析说：“其一，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集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其二，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完全不同。其三，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集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集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像他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肯定《兰亭集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说《兰亭集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书法的价值，认为《兰亭集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集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集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集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集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集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集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兰亭集序》的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集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书法史、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集序》本身。随着岁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兰亭集序》。今日书坛，颇有不以《兰亭集序》为意者，谓《兰亭集序》已被“神化”，此浅人妄言，也无损于王羲之“书圣”地位。
  微笑的大佛
　　——卢舍那大佛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的佛像。那么，这尊大佛究竟是谁建造的，它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 精美大佛建造背后的谜云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区以南13公里伊河两岸的山崖上，在西南部山腰，有一座巨大的摩崖像龛，它南北宽约36米，东西进深40.70米。佛龛的正壁上，便是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通高17.4米，头高4米，光是一只耳朵就将近2米，这尊佛像便是卢舍那大佛。
　　巨大的卢舍那佛像面相丰满圆润，眉若新月，双目宁静含蓄，嘴角内陷，略作微笑，神态庄严又不失慈祥。
　　卢舍那为释迦牟尼的报身像，意为“佛光净满”、“光明普照”，这与大佛龛题铭中所谓“图兹丽质、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日如月”正好相得益彰，对这一宗教艺术形象进行了完美的阐解。
　　卢舍那大佛不仅是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更是盛唐这一伟大时代的象征。
　　唐代工匠靠什么把卢舍那雕刻得如此完美？我们有伟大的雕塑作品，为什么没有伟大的雕塑家？
　　回首人类雕塑史，总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跃上心头，米开朗琪罗、罗丹等，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难道我们只有伟大的雕塑作品，没有伟大的雕塑家吗？
　　我们的艺术家们依山开窟，就石造像，用非凡的毅力和精湛的技艺驯服了自然，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让我国的雕塑和西方的雕塑在哲学的范畴上区分开来。众所周知，营造石窟艰巨而危险，它势必要凝结一大批古代匠师的心血和智慧。在《大卢舍那像龛记》中，我们看到了几个陌生的名字：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他们是唐代匠师的杰出代表，他们曾经劈山凿石，在险峻的崖壁上，用温热的双手琢磨冰冷的石头。他们默默无闻，经年累月，用毕生的精力解放石头的灵魂，石头活了，他们却在九泉之下渐渐被人淡忘。
　　这都因为我们的匠师所处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们虽亲手创造了辉煌的艺术，但历史上却难觅其名。
　　根据史料记载，建造大佛的人基本上是农奴（官奴）身份。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设石窟丞，他们都归石窟丞管理。作为特殊工种，他们子承父业，世代为奴，其身份是不容变更的。因为皇家世代开凿石窟，他们就必须世代为皇家服务。他们的心是虔诚的，技艺是世代积累的，他们创造的巅峰，是我们后人永远不可企及的。敦煌、云冈等处属于砾岩、沙砾岩，质地松散，易于开凿，而龙门属石灰岩，质地坚硬，不易雕像。但不易雕像恰恰是宜于雕像。不易雕像是就开凿难度而言的，宜于雕像是从石质细腻上说的，因为细腻的石质能让雕像更为秀美而传神。在石灰岩上大规模造像的，除却龙门，可谓“别无分店”。卢舍那不可企及，这也是一个原因。
　　造像是有“粉本”（蜡样）的，粉本好做，“放大样”很难！何况，架子搭在那里，人悬在半空，怎样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雕塑家也很难解决的问题。不信？看看当代雕塑家的作品，你就知道了。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以外十几米就是悬崖，当时工匠们显然不能后退以观察佛像面部各处细节的安排，而隔伊河相望又嫌太远，且那时还没有望远镜之类的辅助工具。唐代的工匠们靠什么把佛像的表情雕刻得如此完美？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 大佛何时开凿作为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像，不仅代表了龙门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成就，也是今日龙门石窟的象征。可是长期以来关于此大佛开凿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论，这无形之中为大佛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那么这座大佛到底开凿于何年何月呢？
　　要准确地找到开凿大佛的时间，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便是这项工程主要负责人之一，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这个人是华严宗门徒。
　　那么华严宗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为何会与大佛有关联？
　　原来这座大佛是佛教华严宗一派的典型佛像雕刻，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大兴，华严宗作为一个教派在唐初已经确立。华严二祖智俨大法师是武则天的同乡（山西太原人）。智俨的继承人华严三祖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他与武则天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华严宗的兴盛是靠武则天做后台的，法藏本人称得上武氏的御用神学家。
　　樊玄则十六岁于长安投师杜顺禅师以诵读华严经为业。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入化，年七十余。樊氏是开凿大像龛的主要人物，他的老师杜顺和华严二祖智俨是师兄弟，法藏与他曾处同一时代，很可能他们是相识的。以皇帝名义在东都建造规模巨大的华严宗佛像，并有华严宗弟子主持，京都华严宗一派当然是知道的。非常巧合的是从高宗中期起，法藏大师就在龙门石窟活动，这里有其留下的几处题记为证，如：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法藏为父母兄弟造像记，宾阳洞摩崖上部新发现的法藏题记二品，老龙窝韩曳云、康法藏造像题记等等。考虑到卢舍那佛与华严宗、武则天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卢舍那大佛开凿于唐高宗中期。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大佛的造型特点上找到一点儿蛛丝马迹。卢舍那大佛像采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的一铺九尊式组合。造像均为圆雕，采用唐代流行的圆刀刻法，面相圆润饱满，神情生动。主佛及菩萨、弟子的台座均为仰覆莲八角束腰须弥座。卢舍那大佛着领口左旋的规范化通肩大衣，结跏趺坐。束腰八角莲座，上下为阶梯式，中部束腰作出昚门，力士托扛，底部为覆莲座，饰以双圆翘角莲瓣。这些都是唐高宗中晚期开始流行的造像风格。尤其是两尊护法天王，头戴发饰，身披铠甲，足登战靴，双脚踏一夜叉，孔武强壮，英姿勃勃，时代特点明显。据分析，龙门石窟唐初天王造像可分三种类型，即单身、双脚踏两夜叉、双脚踏一夜叉。大约从龙朔年（公元661年）以后，踏一夜叉成为惯例，且浮雕式天王消失，全变为圆雕式、半圆雕。脚穿草履的天王形象也不见了，一般都着靴。从大像龛天王形象看，其设计与雕造最早也到不了龙朔年间。
　　看来，这座大佛的开凿不应该晚于公元661年了。
　　◆ 武则天与卢舍那大佛的不解之缘在卢舍那大佛的须弥座两侧，有两处题记，北侧的题记这样写道：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大唐高宗天皇大地之所建也。
　　由此题记可知，大卢舍那佛像龛是唐高宗皇帝下旨所建。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子。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22岁的李治即位，成为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而他的妻子正是中国著名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唐高宗李治是个无能的皇帝，每临朝，臣下来奏事，他不会作做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主意。在公元655年以前，朝中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长孙无忌和一帮开国老臣手中。但公元655年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就开始参政，为了扫除障碍，很快就黜逐了老臣褚遂良。在公元659年，武则天又逼迫扶持高宗坐上皇位的贞观老臣母舅长孙无忌自杀。随后又黜斥其一派官员20余名。在公元660年高宗因患病，又委托武则天全权处理朝政，参决百官奏本。到了公元664年，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掉武后，但被武则天发觉及时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落入武则天手中，群臣并称高宗和武后为“二圣”。
　　按照开始对开凿时间的分析，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的开凿理应不会晚于公元661年，这时，武则天权势的显赫是举朝上下都很清楚的。对于这项劈山凿窟造佛的国家级重点工程，作为一个有远见有谋略的政治家，武则天是异常重视的，但她并不满足于仅仅利用自己的权势对这项工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她还要想尽办法突出自己，显示自己，抬高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一句话，就是要在这项工程上深深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于是，就以皇后身份捐助脂粉钱两万贯。这“二万贯”表面上是对高宗事业的支持，表明她是一个很贤慧的皇后，但骨子里却是向佛教徒们暗示，她武皇后对佛教还有一份另外的特殊的感情！当时虽然是儒、释、道并重，因唐王朝的李姓皇帝和道教的教祖李耳是同姓，所以，每遇国家重要庆典、节日，召三教讲论于殿庭之时，排座次总是道教在佛教之前。这样，佛教僧侣们常常心存不痛快。
　　这次武皇后对佛教工程特别施加个人恩惠，无疑是对佛教暗送秋波，主持修建这项工程的和尚是西京法海寺的惠简法师和实际寺的善道法师。这些经常奔走在皇家和宗教之间的绝顶聪明的社会名流，同时又是悟性很高的大德高僧，他们不难悟出武则天那番良苦用心，他们是要想办法回报的。至于后来，很多佛教徒联名上书要求武则天当皇帝，又有人伪造《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要作人间主，那是后来之事。
　　在当时修建这项工程中，雕造大卢舍那佛的具体形象之时，既要尊从佛教教义关于佛像80种好像的原则和当时社会审美标准的规范，同时，还要更具体地摄取世俗间特定可感的人物的精神风貌。
　　传说，有一年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居住在东都洛阳的皇宫中。一天清晨，武则天正在梳妆，唐高宗观其美容，夸赞道：“梓童（皇帝对后妃的爱称）相貌端正，雍容华贵，有菩萨之仪也。”
　　武则天听后暗自高兴，嫣然一笑，对高宗说：“陛下说妾有菩萨之相，何不在龙门山上依妾之貌开窟造像，永遗后世？”
　　高宗听后，龙颜大悦，高兴地说：“这有何难？”于是一面命画工替武则天画像，一面命人在龙门西山上开凿九间房大的露天佛龛，取名奉先寺。为了把这座雕像雕得更精美，流芳百世，武则天还捐助了两万贯脂粉钱。
　　大佛雕好后，命名为卢舍那大佛。卢舍那梵语是光明普照的意思，武则天为自己造字取名为“日月当空”，也是光明普照的意思。因此，这尊像不但形态像武则天，连名字的含义也一样。当地老百姓至今还把卢舍那佛叫“武则天像”。
　　传说虽然不能全信，但也有其合理的地方。因此，在建造卢舍那大佛时，不能完全排除工程的指挥者和艺术家们私下揣摸武则天的心理，或讨其欢心，或为其图个吉利，让卢舍那大佛的容貌同武则天的神情风貌，把握在“似于不似之间”的可能性。
　　细细推敲当时的情势，不可能把当时的形象雕塑得太似武则天。“太似”他们没那么大的胆量；不似，又无以回报武皇后的特别关照。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取“似与不似之间”。同时，就艺术欣赏的效果而言，“似又不似”是最高的艺术境界。你看，说“似”，又“不似”；说“不似”，又“似”。真是耐人寻味，耐人琢磨，诱人遐想，令人难忘。况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艺术上又避免了“一览无余”的直露之嫌。
　　卢舍那大佛于公元676年完工，武则天于680年称天后，虽然十年之后武则天才正式称帝，但大佛建成之后，她身边的一些高僧，已经开始积极地做一些宗教活动，为其日后的登基打下了基础。
　　卢舍那大佛的建成，和武则天在唐朝的政治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大佛建成后，唐高宗还在附近修建了大奉先寺，直到宋元时期，该寺仍然香火不断。历经风雨，虽然现在大奉先寺已经消失了，但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依旧带着永恒的微笑，面对着世人。
　　◆ 大佛何以逃过灭顶之灾龙门卢舍那大佛的劫难是民族劫难的一个缩影。佛雕在流泪，只是承受着；伊河不做声，只是流淌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大佛建后的千余年时间里，大佛经历了怎样的劫难呢？
　　自从卢舍那大佛建成后，就目睹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战争，但是，无论战争进行得多么惨烈，对于大佛来说，都是同宗同种的自家人之间的战争。
　　然后，上世纪上半叶那个时期的世界对龙门石窟来说，真乃佛家所说的莽莽“秽土”。因为，世界各国列强纷纷入侵中国，他们在这块土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于世界瑰宝的卢舍那大佛自然也不会放过。
　　美国人普爱伦就公然说：“嗨，我想要这个东西！”于是，卢舍那大佛即将面临被破坏的命运。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让国人再一次扼腕痛惜的事情了吗？如果发生了，那么卢舍那大佛为何现在还在？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卢舍那大佛又是如何躲过这一劫难的呢？让我们沿着强盗普爱伦的足迹去掀开那尘封已久的历史吧。
　　普爱伦是美国一个很普通的古董商，上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龙门石窟，在奉先寺发现了卢舍那大佛，他觉得大佛的手指很是好看，就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到北京后，他找到琉璃厂彬记古董商行的老板岳彬说：“嗨，我想要这个东西！”于是，双方签订协议——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议定价格为银洋1.4万元——也不用管它究竟是卢舍那大佛手指，还是“石头平纹人围屏像二十件”了，反正有照片在，照样子给搞定就可以了。
　　岳彬自己是没有能力搞到这东西的。他来到洛阳，找到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话就好说了，都是圈内人嘛！一番喝酒、抽烟、聊天、恭喜发财后，岳彬拿出了普爱伦给他的照片：“这个，就在龙门，你就找吧，我想要它。”又是讨价还价，最后5000元谈妥。马龙图也和岳彬一样，没有能耐直接把东西搞到手，但在洛阳这块地方，谁有能耐办到，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龙门当地的保甲长和土匪当然是第一人选。
　　马龙图找到偃师县杨沟村保甲长王梦林以及该村土匪王东立、王毛、王魁等，要他们把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的手指搞到手，价格2000元。这些人有干坏事的胆量，但没有手艺，因为用斧头硬砸是不行的，那样就打得不成样子了，什么都完了。于是，他们持枪威逼本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等三人进行盗凿。
　　夜里，三名石匠在漆黑的宾阳中洞内借着微弱的灯光或手电筒光想把大佛的手指敲掉。同时，在龙门的南北两个路口，王梦林等则持枪站岗放哨。遇有风吹草动或路上来了人，王梦林等就用暗号通知洞内的王光喜等人停止敲打。“警报”解除后，他们再接着干。如此昼伏夜出，持续数天。至于石匠们的“工钱”，是计件的，“按打的多少付钱”。
　　眼看着这些国宝即将被毁坏，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群村民，他们打着火把，在一个中年人的带领下，把这些偷盗国宝的坏蛋给包围起来了。这个领头的中年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当地著名的乡绅程浩斌，他具有一颗爱国的心，一直以来他都痛心疾首国人对自己祖先传下宝贝的漠视。这次，当他看到外国人居然勾结乡里的保甲甲长和土匪，要彻底毁掉这个大佛，他坐不住了，于是，便决定倾其所有召集村民来共同保护这个国宝。
　　他们与普爱伦等一伙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造成了一定的伤亡。这件事情惊动了上级政府，第二天，县政府紧急调集几十个民团士兵前来维持秩序。虽然当时政府也很腐败，但对于这一维护国宝的事情，态度是坚定的。针对普爱伦等人破坏国宝的行为，县政府作出严厉处置，勒令其赶紧离开龙门石窟，并要求其写出保证，不得再次进入这一区域。这之后，过了几天，县政府还在大佛四周张贴告示以警告那些企图盗凿大佛或石窟其他文物的人。经过这次有力的打击后，大佛和龙门石窟暂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由于洛阳地区长期兵灾匪患不断，这就给了很多人觊觎大佛的机会。当地村民由于有了上次教训，便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大佛，从而避免了大佛遭受灭顶之灾。
　　因此，尽管人们常常用“满目疮痍”来形容龙门，但也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龙门最精美之作品，仍与青山同在，共伊水长存。
　　
打开地宫“芝麻之门”
　　——法门寺1987年4月，法门寺原塔基中心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古塔地宫，它曾使整个大唐帝国为之疯狂，那么，这座千年古寺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呢？
　　◆ 为何取名“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渭北黄土高原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如果将现在的法门寺和别的寺院相比，它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在唐代，法门寺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
　　但是该寺为何叫做“法门寺”？
　　一种说法十分神秘：相传在夏商周时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东土。周朝的周武王在宰相姜子牙扶助下，伐纣兴周，世风崇雅，国泰民安。成康之世，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来，由于周王贪图美色，过着花天酒地的腐败生活，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扶风镇美阳村有个姓法，名阿门的穷苦书生，不忍眼见国家败落，豪强横行，盗贼四起，民不聊生。遂在岐邑东南角修了座佛庙叫法门寺，教化人们向善，希望能够以感化周王。可惜周天子认为自己是主宰尘世的真龙天子，法阿门所宣扬的是“异端邪说”，将法阿门捉来问罪，法阿门自恃有神灵保佑，临阵不惧，拱手诵道：天皇皇，地皇皇，佛法无边喜降祥，行善去恶人心畅，国泰民安天下扬！周王听了大怒，砍去法阿门的双手、双脚、割掉他的鼻子、耳朵，挖了他的眼睛，残忍地杀了法阿门，烧了庙。如来佛知道了，忧虑而死，临终嘱咐阿育王：将他的尸骨分装八万四千宝匣中在世界各地修塔瘗贮。岐邑城内一夜之间在法阿门被杀的地方升起了一座金光四射的佛骨宝塔。周王看到这一神奇，又听到阿育王的事迹，也开始信起佛来，在塔的周围修复了法阿门建的佛庙，并称之为阿育王寺。人们为了纪念法阿门为佛教事业捐躯，故将阿育王寺尊为皇家礼佛之地，并将阿育王寺改成法门寺了。
　　另外还有一则传说：周都岐邑一夜之间冒出佛塔以后，周王与人们认为是夷狄神骨的建筑，于是将它铲去，次日塔又冒出来，再将它铲去，第二天又冒出了新塔。这样像割韭菜一样铲了一茬又一茬，人们觉得奇怪，终于被佛塔的顽强精神所折服，允许它存在了下来。
　　传说是无稽的，但这说明了佛教不折不挠的传教精神，和它植根于中国大地的艰难历程。
　　◆ 法门寺因何而建法门寺历史如此悠久，我们能否知道它到底建于什么时代呢？
　　有实物证据的是清顺治十年一则重修法门寺钟楼的碑文记载：法门寺建造时间是天竺佛法和佛骨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时候。可见佛教与佛骨是同时传来中国，只是佛经入了白马寺，佛骨贮于美阳阿育王寺塔中。因佛骨须选择地点建塔瘗贮，工程决不可能象佛家所说“阿育王使鬼役一夜建成”。需要一定的时间。佛指沟在岐山县西五里凤鸣岗下，周公庙南，卷阿水边，正当丝绸之路关中道上，离法门寺不过百里。佛指骨在此停留，等阿育王寺舍利塔修成后移入是意想中事，这和佛经运到洛阳后停留在鸿胪寺中，等白马寺建成后再移入的情况很相似。
　　依据石碑推测，法门寺舍利塔很可能建立于此时，史料记载法门寺是先建塔后建寺的。历史学家们还发现了许多证明法门寺建于汉代的线索。法门寺塔、地宫和殿堂建筑，在千年的岁月中不断遭到破坏，但也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建。地宫是唐代重修确切无异；原十三层砖塔在明代改木塔为砖塔史实确凿；殿舍也多为明、清时重建。但是，在砖塔塌毁的砖中发现有汉砖、汉瓦和瓦当，这可以说是法门寺塔建于汉代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法门寺发现汉代时献神实物：法门寺塔和地宫中发现有汉时的文物，这就是地宫里撤的不少五铢钱和塔中存的两面汉镜。五铢钱在地宫里发现有可能是唐时封闭地宫时放进的；也许是东汉瘗贮佛骨时奉献的，二者均可存疑。
　　法门寺在唐朝时期繁华无比，但此后宛如昙花一现，在也不复往日雄风，但法门寺由于建寺时间早，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让人刮目相看，因此虽然没有大佛，却胜似大佛。
　　◆ 挖出石碑中的秘密当前的法门寺庙虽然不怎么样，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法门寺的一草一木都不容小觑，即便是不起眼的石头上也可能记载着许多美好的传说，并不因它被当权者冷落而失去了自己的魅力。法门寺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石块石碑呢？
　　在法门寺上殿门东侧檐下，摆着一块青石。这块青石乍看并不起眼，没棱没角，并不十分方正，有段时间还被当地美阳村一个农民搬到土壕内，当做垫脚石。如今，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这不过是摆着供游人歇脚用的。其实不然，这是一块花纹极为别致，身世不凡的青石，俗称“卧虎石”。提起这块“卧虎石”，不仅石纹奇特，而且身世不同凡响。据传：隋仁寿宫中有一块虎石，一块凤石。凤石后不知去向，这块虎石却辗转来到法门寺。宋代，徽宗赵佶携带京师名妓李师师驾幸法门寺，曾在这块青石上坐过。谁料一阵山雨，青石上便显现出一只瞪目竖耳，虎视耽耽的斑斓猛虎来，特别是那双虎眼，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当石面上的清水蒸发完之后，卧虎便又悄然潜入石中，任凭谁也发现不了。宋徽宗以为是该寺的僧道故意来戏耍恐吓自己，龙颜不悦。寺官一瞧圣上龙颜不悦，怕负有欺君之罪，随机应变地奉承巴结地说：“我主圣上属虎，这青石上“虎”形出现，乃吉祥如意，说明我主万岁乃是一朝真龙天子，连兽中之王也现形叩见拜迎！这也是苍天让我主留下圣迹！”宋徽宗一听此话，转惊为喜，息怒为笑，立即提起御笔亲书一匾“皇帝佛国”四字，并钦赐此青石为“卧虎石”。传说归传说，其实卧虎石是由天然乳白石纹巧妙构成花纹似虎的大理石。
　　法门寺大雄宝殿东墙外壁间有一方碑，三十五个立碑人中第一名就是杨延昭，大家知道，杨家将中有个杨六郎也叫杨延昭。他能征善战，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北宋时一员战将。于是人们说这个杨延昭就是杨六郎，还演义出不少趣闻：说他在法门寺灵异浴室得到圣水淋浴后，身轻腾空，在天宫见到九天玄女，授他以兵书，从此成为常胜将军；传说杨六郎率军前往三关口，途径法门寺，军士在灵异浴室洗澡后，个个成了神兵天将，战无不胜。后来，杨延昭又派他的儿子，一说为其孙子杨文广作秦凤路副总管，领兵驻守凤翔，吓得西夏兵从此不敢侵扰宝鸡地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正是宋太宗赵光义当政之时，亦即杨家将归顺北宋王朝北战西征之时；杨文广于神宗朝担任秦凤西路副总管抗击西夏也是史实，但碑刻第一人杨延昭是否是杨家将的杨六郎需要考证。因为碑刻立于太平兴国三年，杨延昭的父亲北汉大将军杨业于太平兴国四年才降顺了北宋，法门寺前一年又是北宋辖区，杨六郎杨延昭又怎能和法门寺结上了关系，这确实是个难解的谜团。
　　◆ 建造法门寺塔的目的“扶风有座法门塔，离天只有丈七八。”这是关于法门寺塔的一句民谣。法门寺塔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可见其历史悠久，修建寺塔的最初目的何在呢？
　　公元前486年，80岁的释迦牟尼在北部印度一个树林中去世，弟子们哭泣着将他的尸体焚化，当焚烧释迦牟尼遗体的大火熄灭时，弟子们在灰烬中惊讶万分地发现未烧化的有一节手指骨四颗牙齿和一片头盖骨及数根头发，佛祖珍贵无比的殡身遗物里竟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圆珠状结晶，有白色的，有黑色的，还有红色的，小如珍珠米粒，一个个光亮坚硬。放入掌心细细窥辨，白色的是骨，瓦黑色者为发，那红色的则是肉质。弟子俯首合掌为佛祖的道行高深和不同凡响所折服，于是将这些奇异的骨烬遗物称之为“舍利”。由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作为圣物收藏起来。释迦牟尼死后250多年，古印度一位伟大的国王——阿育王统一了部族纷争的印度。为了传播佛教，他将佛祖留下的舍利收集起来重新分成若干份，送往世界各地，建塔供奉。据说，这些舍利的一部分传到了中国，中国各地便有了佛教舍利塔，而法门寺塔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法门寺塔最初目的就是用来供奉舍利的。
　　法门寺塔最初是木塔，但后来却变成了砖塔，而且层数倍增，为何会产生这一奇怪的现象呢？法门寺的木塔什么时候变成了砖塔呢？
　　原来，法门寺木塔建于汉代，三百多年以后，遭到战火焚毁，加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采纳崔浩奏言，禁教、毁佛经、佛像和塔寺，使法门寺塔再遭劫难，以致塔寺成为废墟。但信徒们还是不断来这里烧香敬佛，并称其为“圣冢”。过了若干年，至北魏孝文帝时期，复信佛教，这时，州牧拓跋育修复了阿育王寺和舍利塔。此后，千余年间，法门寺木塔毁了建，建了毁，但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直到明朝隆庆年间，法门寺所在的凤翔府在一年中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使得木塔崩毁。法门寺真身宝塔崩毁，引起了不少佛徒僧尼的惋惜悲叹。西蜀有一笃信佛教的居士，伤感得痛不欲生，为重建宝塔而残肤苦行化募。他用“百尺长”的铁锁链，穿锁在自己的肩筋骨上，为佛增光，不怕疼痛劳累，拖地行乞，到处募缘，为恢复真身宝塔募化了不少资财。木塔崩毁10年后，明朝万历时期，有扶风佛徒，募化钱财，倡导修复法门寺塔，经时30年，于明朝万历末年竣工，将四层木塔改建为13层砖塔。塔身高56米，八面八棱，棱角为雕琢过的花砖砌拱。拱角悬铃，在晚风晨光中口叮咚作响。最上层无洞门，地面第一层塔门朝南，门高1.26米，宽1.4米，门额刻石“真身宝塔”，正东面额石刻“浮屠耀日”，正西面额石刻“舍利飞霞”，正北面额石刻“美阳重镇”。其它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各面分嵌乾、坎、良、震、巽、离、坤、兑八封文以记方位。法门寺塔巍峨壮观而宏丽，在关中西部首屈一指。
　　由此，法门寺砖塔成为法门寺的标志性建筑，一直矗立在法门寺地宫之上。
　　◆ 迷雾重重的地宫舍利舍利是梵文，意为骨身，或灵骨，或谓坚固子。在佛教中，舍利通常指佛陀、高僧圆寂后遗留下来的身骨，头发或遗体，火化时结成的结晶体，它作为佛教的圣物而受到尊崇。舍利有身骨舍利和法身舍利两种。在世界文化史上，佛舍利的起源和流传无疑是一件充满宗教气氛的历史大谜案，中国现在有没有舍利呢？这些舍利究竟是不是释迦牟尼的真身遗存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至今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中国有四处佛舍利：一是北京灵光寺塔的一颗佛牙舍利，这是释迦牟尼死后仅存的四颗佛牙中传入中国的唯一一颗；二是1981年在北京房山县石经山雷音洞石穴下发现的二粒佛舍利，这是由隋朝高僧静琬从隋文帝杨坚那里请得的三粒佛舍利中留存的二粒；三是浙江鄞县阿育王寺的佛身舍利一粒，这是相传阿育王时代传入中国的19座佛塔中唯一留存的佛塔舍利；四是法门寺塔地宫的佛指舍利。
　　对于上述舍利的真假争论一直在进行，但在中国学术界，关于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有一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传入释迦牟尼火化后的指节共有四处，但公元845年，唐朝政府展开了全国性的毁灭佛教运动，佛教史称“会昌法难”，命令停止供养佛指舍利，此后佛指舍利便下落不明，直到1986年，法门寺塔地宫的佛指舍利重现于世。因此，法门寺地宫是目前中国唯一出土释迦牟尼真身的地宫，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也成为至今中国境内发现的独一无二的释迦牟尼真身指节舍利。
　　法门寺地宫号称是继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之后的又一大考古发现，那么地宫中的舍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除舍利之外还有哪些宝藏呢？有哪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呢？
　　1981年法门寺塔倒塌之后，为了重建寺塔，有关方面决定对塔基全面清理。一方面可以全面了解历代修建寺塔的情况，再则想解开关于寺塔下是否有地宫，地宫里面是否有佛指舍利子的传闻。1986年4月2日，考古人员在清理宝塔地基时，发现了唐代修建的塔下地宫。1987年5月5日凌晨1点，法门寺塔地宫被打开，它给了人们意外的惊喜。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在古籍中记载、在信徒心里膜拜的佛指舍利真的在法门寺地宫出现了。然而经过仔细鉴定，大家发现这枚舍利是玉质的。就在人们有些失望地离去前，一位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在已经清理空的地宫后室，有一个角落有片松动的浮土。一个密龛显露出来，密龛中有个不大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打开铁函，里面又是一层套一层。最里面是洁白的小玉棺，一枚佛指静静地躺在玉棺里。这枚骨质的舍利，毫无疑问就是至高无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接下来，人们从汉白玉灵帐和阿育王塔中又发现了两枚玉质的佛骨。
　　地宫出土的4枚佛指舍利，是当今佛教界的最高圣物。那么这4枚舍利都装在什么地方？装这些舍利的地方都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第一枚舍利安置在唐懿宗所赐、用红锦袋盛装的八重宝函内。最外层为银棱录顶檀香木宝函。上雕镂穷奇，描金加彩；雕刻有《释迦尼佛说法图》、《极乐世界》、《礼佛图》等极为庄严肃穆壮观的画面。二重内装的七重金银宝函，由外及里次序为四面，有銮金四天王护卫图案。第三重也为镏金宝函，素面录顶，十分雅致。第四重为银宝函，是镏金如来说法。第五重是纯金录顶空函，顶部与宝函四周，均以金框宝钿珠装饰，顶端四面有八簇宝花，中心为一大簇宝花，四周每面有七片瓣花，围积成一朵大花。第六重为素银函，银光闪闪。第七重珍珠螺钿装录顶。第八重为最里一重，是一座纯黄金塔，四面塔门畅朗，金简瓦盖顶，顶部有金质莲花朵，捧托金珠顶，塔座是纯金方台，每部位都有花纹绸缕，维妙维肖，华贵庄严。塔座上有一小银柱，仅11毫米高，盘为细颈鼓腰状，喇叭口径处雕12朵如意云头，鼓腰上二平行线连为四组三钴纹杆状十字团花，衬以珍珠纹，腰底为莲瓣形，银柱托底也呈八瓣莲花状。间以三钴纹，柱底还有一墨书小字——“南”。圣物佛指舍利就套在这根小银柱上。
　　第二枚舍利置于镏金银棺内，银棺状如棺木，前端雕五彩花冠一顶，中间两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凤鸟，正在并头齐飞，后端饰云头纹。在小小的前端银档板中间开着两扇精致的小门，挂一把小巧的金锁，左右两面门扇上各镶三排9颗小金钉，门扇上各雕一执幡童子，童子头上有彩云数朵。银后档上雕一对披发金毛狮，银棺身左右两侧棺板上，各雕一位守卫银棺的金刚力士，左执剑、右执斧。
　　法门寺地宫内有一个水晶椁子，椁盖上镶嵌黄、蓝宝石各一枚，体积硕大，眩耀夺目。椁盖雕观世音菩萨及宝瓶插花，椁身四面皆雕文殊菩萨坐像及莲座、花鸟。第三枚舍利就装在水晶椁子中的壸门座玉棺内。
　　第四枚佛指舍利是在阿育王塔中的一座银棺内发现的。阿育王塔内盛放银棺一座。棺前档板上刻着两位坐佛弟子，两侧壁各镏出两只迦陵频伽神鸟。棺体下有两层台座，上层台座四周錾出一圈仰莲瓣，下层四周镂空成壸门。
　　法门寺地宫为何出土了不多不少的4枚佛骨舍利，这是偶然为之，还是另有深意呢？如果有深意，那么这4枚佛骨舍利都包涵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这四枚舍利的外观都符合《志文碑》和其他一些典籍的记载，但不同的是，第三枚（即置于地宫后室秘龛中的一枚）颜色略黄，表面有一些粒状的骨质分泌物，而其他三枚则很像白玉。又根据盛置第三枚舍利的铁函内一重镏金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宝函上的錾文：“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确定这一枚是真身灵骨，而另外三枚则属于影骨。“影骨”之称，已见于《志文碑》，是佛家为了保护真身和供人供养而特制的影射之骨。既为影射之物，诚如赵朴初居士所谓：“影骨非一亦非异，了如一月映三江”，同灵骨的作用是同样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骨真身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佛教圣物，法门寺将因此成为世界佛教徒朝拜的圣地。
　　◆ 令人叹为观止的地下宝库了解了法门寺地宫的外围结构后，人们都把眼光转向了那幽深静谧的地宫内部。起初，人们没有想到法门寺地宫里面居然会藏着如此丰富的佛骨舍利，可是，随着考古活动进一步开展，一个让人们更加惊讶的地下宝库逐渐浮出地面。那么这个宝库里面都藏着些什么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有着怎样让人咂舌的魅力呢？
　　当地宫的一道道石门被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皇宫仓库。因为，地宫共出土唐咸通年间金银器具121件（组）。其中，仅唐懿、僖二宗父子供养的金银器就达100余件。
　　这批皇家金银器数量大，品类多，等极高，新器型多，且成组配套，产地明确，制作年代详实，主要由生活用具、供养器和法器三大类组成。
　　生活用具中包括盒类、碟类和盆类。
　　盒类的代表是镏金双凤衔绶带御前赐银方盒和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
　　前者盒体呈扁方形，盖身上下对称，以子母口扣合。盖面中心为口衔绶带相对翱翔的双凤团花，角隅錾十字绶带花结纹样，盒底内外有同心圆旋削的痕迹。圈足与盒身焊接而成。底外壁竖錾“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盖面墨书“随真身御前赐”6个字。
　　后者盒体呈菱弧状，上下对称，以子母口扣合。盖面内以联珠组成一个菱形，与周边呈相斗的布局，内菱形中部錾两只腾跃的狮子，四周衬以莲与缠枝蔓草，内外菱形的角隅饰背分式西番莲纹样，腹壁上下均錾二方连续的莲叶蔓草，圈足饰一周简莲瓣。盒底外壁竖錾4行33字：“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臣李进”。
　　碟类中的精品如镏金十字折枝花小银碟和盘圆座葵口小银碟，镏金十字折枝花小银碟：钣金成型，纹饰涂金。共出土20件，有带圈足或无圈足之区别。盘圆座葵口小银碟：五曲葵口，平底，浅腹。碟座以银筋盘屈成螺旋形圆座。
　　盆类中最为奇特的是镏金鸳鸯团花双耳大银盆，该盆系唐僖宗供佛用品。浇铸成型，盆壁分为四瓣，每瓣内錾两个石榴团花。团花中有一双鼓翼鸳鸯立于莲花之上，两两相对，栩栩如生，呼之即出。鸳鸯团花之间衬以流云纹。盆底模冲、锤打出一对互相嬉戏的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盆壁内外的装饰花纹完全相同，犹如透雕而成。盆外两侧各铆接两个额刻“王”字的天龙铺首，口衔饰有海棠花的圆环，环上有提耳，圈足微外撇，其外饰莲花。盆底外壁，錾刻“浙西”二字，“浙西”为唐代的“浙西道”（今江苏镇江）。是唐代后期南方金银器的制作中心。大银盆集浇铸、模冲、锻打、錾刻、镏金、铆接等先进工艺于一体，制作精美，造型宏大，纹饰工整细腻，线条舒适流畅，构图丰满。特别是盆壁内外的錾刻，似透雕而成，反映了唐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和工艺水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不可多得的唐代金银器艺术珍品。
　　供养器中突出唐代皇室特点的物品首推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及银炉台，这件东西原置于地宫后室，唐懿宗供奉。其型制高大，制作精美，工艺采用了錾刻、钣金、镏金、铆接等方法，为唐代同类金银器最宏大的一个，精湛的制造工艺和精美的装饰图案叹为观止。熏炉、炉台成组配套出土，在我国尚属首次。银熏炉由炉身、炉盖组成。盖面隆起，底沿饰一周莲瓣纹，上有5朵莲花，花蔓相互缠绕，每朵莲花上有1只口衔瑞草、回首而望、憨态可掬的乌龟。下层莲瓣镂空，便于香气溢出。龟与绶带表示长寿，莲瓣表清净，香由此出，即表示清净戒香，精进上溢之意。炉腹壁饰以流云纹，并铆接5只独角天龙兽足。银炉台台面为双凤衔瑞草纹，下有五足朵带。炉台底面錾文：“咸通十季，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
　　文思院是中晚唐时设立的宫廷手工业作坊，专为唐皇室制作金银工艺品，除宫廷自用外，还用来赠送外宾，赏赐功臣等。作为皇室珍宝，这套璀璨夺目的熏香器不仅产地明确，制作年代清楚，錾有铭文，而且器型雍容华贵，纹饰精致富丽，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凝结着唐代工艺大师们的高超智慧和心血。
　　此外，还有如银芙蕖，即莲花，佛教密宗的十大供养之一，佛典中以莲花往生之所托，又被视为报身佛之净土，故在佛前多供养此花，花叶用薄银箔作成，是唐代金银工艺品的佳作。这支芙蕖以银筋为茎、座，以银箔为花叶，主茎顶端有以莲蓬为蕊的芙蕖一朵，内外3层，共16瓣。主茎中部分出三支茎，其一为莲蕾，其余为翻卷的荷叶。
　　香炉，也叫熏炉、火炉，为大乘比丘十八物之一，亦为佛前或坛前的三具足、五具足之一，是佛事六供或十供常用的首要供具，又是密教修法必用之法器。以炉熏香是我国古代生活中常见的美化和卫生措施。到了唐代，无论是奠天祭地，供养释迦，礼敬老子，尊宗礼祖，都要点炉熏香。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及银炉台充分说明，古代人同样有着强烈的审美意识，总是千方百计地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焚香风习。
　　镏金双蛾纹银香囊，该物品系唐僖宗所供奉。直径12.8cm，链长24.5cm，重547克。系唐代香囊存世品中迄今发现最大的一枚。香囊囊盖、囊身各作半球状，上下对称，以子母口相扣合，一侧以铰链连接，另一侧则以勾环相连。香囊外壁錾饰十二簇分布均匀的团花，团花内分饰四只或两只飞蛾，纹饰镏金，香囊内有一个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香盂用短轴铆接，内、外平衡环间也以短轴铆接，在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转动而香盂的重心始终不变，使香盂面始终保持平衡状态。这种平衡装置，与现代运用于航海、航空上的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这种陀螺仪原理，欧洲17、18世纪才掌握，而我们的祖先，早在8世纪之前，就已熟练地的运用了这种技术。
　　法器在法门寺地宫中最为丰盛，所谓法器，即为用于修法、祈祷等庄严佛事之物。寺院的法器常见的有香炉、金鼎、云板、云鼓、欢门、金幢、宝盖、幡、长明灯、香案、供具、蒲团、钟、磬、木鱼、铙、钹、钲、铃等数十种。在法门寺地宫，唐王朝为佛祖设置坛场、法器，以行佛道。出土的锡杖、钵盂、如意等均属此类。僧人们携行之念珠、锡杖、钵盂、如意等物亦属此类。
　　那么法门寺地宫里面都有哪些精品法器值得我们去欣赏呢？
　　最为特殊的当推镏金双轮十二环银锡杖，该锡杖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四股顶部有两重束腰莲座，上承一枚智慧宝珠。下部饰忍冬花、流云纹，并自上而下精细錾刻身披袈裟、手持铃铎、立于莲台之上，有光头的12位圆觉菩萨。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
　　此外，单轮六环铜锡杖和单轮十二环纯金锡杖也是法门寺的重要物品，前者铜质杖柄铭刻：“僧弘志、僧海云、僧智省、僧义真、僧玄依、僧志坚、僧志共、沙弥愿思、弟子李甑、薜氏父王惟忠、毋阿李为从实”。錾文中的海云、义真等为唐代青龙寺密教高僧，可见义真和海云参与了法门寺迎佛骨的盛典，也由此可见法门寺与青龙寺、大兴善寺的密切关系，此杖为地藏菩萨之物。
　　单轮十二环纯金锡杖：文思院所造，是唐懿宗敕命文思院为舍利供养法会大阿阇黎使用而造的。与银白成手炉一样，是唐懿宗在迎送佛指舍利做法会时，献给智慧轮大阿阇黎或大兴善寺其他主法大阿阇黎所使用的，后供养于地宫。在佛教中，此杖属迦叶佛。
　　总而言之，法门寺出土的这批金银器的最大特点是造型多样，除了唐代金银器常见的函、盒等常规的器物造型外，还有捧真身菩萨、臂钏、波罗子等各具特色的金银器。如此众多的金银器作为供养物被放入地宫，为我们研究唐代佛教的发展、舍利崇拜与皇权政治以及法门寺与唐皇室的关系、法门寺与唐代密教的传承、法门寺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提供了详实的证据。
　　◆ 追寻开启法门寺地宫的钥匙法门寺地宫的目的就是用来保藏佛骨，但地宫并非永久封闭。历史记载，地宫曾经9次开启，其中唐朝就有7次，那么为何要开启法门寺地宫呢？开启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唐朝的百姓一直相信法门寺塔30年必须开启一次，把佛骨请出来让世人瞻仰，这样才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曾命令开启法门寺塔地宫，让人们礼拜佛指，祈祷佛祖保佑平安。长安内外善男信女与各地僧尼闻讯，奔赴法门寺塔所，人众日达数万，顶礼膜拜，烧头燎指，刺血洒地以表虔诚。
　　之后，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也曾下诏，迎奉佛骨于东都洛阳。武则天施舍佛事寝衣帐绢一千匹，还为佛骨制造金棺银椁，挥霍钱财无算。在她的带动下，高宗和亲臣也施舍资财巨万。信徒冯玄嗣为佛骨献绢四千匹。
　　到了唐玄宗时期，由于他不信佛教，致使法门寺冷落几十年，但其子唐肃宗李亨则崇信佛教，热心迎奉供养佛骨，他认为能够平定安史之乱全赖佛祖保佑，于是下诏迎法门寺佛骨，并在宫禁设立内道场，派遣法灯和尚、中使宋合礼、京兆府尹崔光远到法门寺开启地宫，迎奉佛骨于京师禁中道场，于七月一日展供，献赠甚奢，有金袈裟一副，沉檀香三百两，王公大臣穿梭似地前来礼拜献施。
　　安史之乱后，信奉佛教的唐德宗李适更是急不可耐，不到30年，才28年，就召令迎佛骨于京师宫内精舍，后又送京师各大佛寺供奉，臣民奔走参拜，倾都瞻礼，施财巨万。
　　唐宪宗李纯召派中使杜英奇率领禁兵押宫人30人，手持香花与僧徒赴临驿迎佛骨，开光顺门入唐紫禁城，留在宫内道场礼拜三日，又送奉京城诸寺院供养。王公大臣狂奔参拜施舍，百姓民众也唯恐在后，有的废业破产烧顶灼背截指断臂而求供养。唐宪宗李纯迎佛骨给唐皇家和他本人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就在这年，有数州军士因领不到军饷而叛变；西方吐蕃攻盐州；岭南典少卿复叛，安南杨清起事攻陷今天的越南河内，前往平息的唐兵战死与疫病死者不计其数。李纯迎佛骨恰好一年，就被宦官陈弘志为杀死，佛骨“舍利”也没有能让他寿终正寝。
　　李纯子李恒继穆宗位，力禁佛教，李恒第五子李炎即位为唐武宗，也严禁佛教，力倡道教，于会昌四年诏令毁寺院佛像，焚佛经，勒令僧尼还俗。法门寺塔基地宫被捣毁，“影骨”被砸毁，“真佛骨”也被抛撒于地宫之内。李炎弟李漼继宣宗位后却又力倡佛教，溺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派人整修了法门寺地宫，在地宫的西北角寻见了佛骨，敬供于地宫神龛之内，并积极准备迎佛骨于京都长安供养。李漼还不顾朝臣的谏阻，派遣敕使与京都两街大德僧数十人到法门寺奉迎佛骨。并以金银作宝刹，以珠宝为宝帐，由珊瑚、玛瑙、珍珠缀为幢幡；数万人的仪仗队从长安城到法门寺二百多里之间，车马来往，昼夜不绝。沿途还设有斋饭，任人取食。佛骨由法门寺迎至长安，由禁军兵仗带队，自京城西门至皇城西门彩栅夹道，乐声沸天，经声盈耳。唐懿宗亲自迎接。于是，炼顶断臂、肘行膝步、啮指截发者，不可胜数。这第七次迎送法门寺佛骨是唐朝历次迎佛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然李漼迎佛骨当年，天下大水，接着大旱，庄稼歉收，民不聊生，不久他也卧病在床，三个月后死去。
　　唐皇帝每隔30年迎一次佛骨，为的是祈求神佛护李家社稷安泰兴盛，风调雨顺，国富民殷。与愿望相反，天灾人祸接连，宫廷挥霍浪费，官僚贪赃枉法，苛捐杂税压榨，民不聊生，国势日衰，一代不如一代；再加上每次奉迎供养佛骨，劳民伤财，更弄得国库空虚，人民穷困。
　　事实上，在唐朝3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6位皇帝7次迎奉过佛骨，每一次开启法门寺地宫，都会引起人们理性的眩晕和情感的痴狂。然而，这并没有给唐皇室带来好运，唐朝无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法门寺也就走向没落。
 藏身于诡异大洞中的经书
　　——敦煌藏经洞敦煌数千个洞窟中，有一个因藏有大堆稀世国宝而变得神秘，是谁发现了它？为什么能够发现这个藏经洞？洞里又深藏何物以至震惊世界？
　　◆ 谁开凿莫高第一窟“莫高窟”这个名称，最早见于隋代营造的第423窟内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由于年代久远，该题记已泯灭不清，但标题，“莫高窟记”四字却十分清晰。这是最早见的莫高窟之名。据研究，莫高窟一词的含义大抵有二：一说建造佛洞，在俗家弟子的修行中是最高的修为了，“莫”是“不可能”、“没有”的意思，莫高窟就是说没有人的修为比建造者更高了；二说即盛赞莫高窟水平极高，没有水平更高的石窟了。
　　人们都知道莫高窟如此多的洞窟肯定不是一个人开凿的，它必定是历经多年并集中了多人的智慧开凿而成的，这是常识。然而当我们徜徉在莫高窟的万千洞窟之间时，脑海里仍然会不时地闪现出这么一个疑问：谁会有幸成为莫高窟的第一个开凿者而名垂青史呢？
　　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位开凿者是乐樽和尚。他为何要在这里开凿洞窟呢？相传前秦苻坚建元2年（公元366年），乐尊和尚拄杖西游，想要寻找西天佛地，脚下沙漠茫茫一片，黄昏将近，落日剩下半个脸，那半个脸掩埋在沙丘下，沙漠里太阳的余辉分外明亮。他在茫然之中，忽然见到前面有一座山，山上晶莹闪光，金光万道，犹如他憧憬中的佛光。原来前面是鸣沙山东麓的断崖，这里绿树成荫，真是荒漠中的明珠了。他把眼睛盯着这块绿地上，失望变成希望，阳光变成佛光，由是一尊佛、二尊佛、三尊佛…千尊佛的形象映现眼帘。他一转念，决定在这里凿崖开窟供佛。
　　自从乐樽和尚开凿了第一个石窟以后，莫高窟的命运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此后，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的历代统治者派人在1600米长的石崖上，上下5层凿下了千座佛龛，其中装有壁画与塑像。至今，乐樽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得出，而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檐木构建筑五座。此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阵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二十五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当年乐樽和尚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开凿洞窟呢？更为奇妙的是它居然能够历千年而不灰飞烟灭，难道这里确实是佛光庇佑的地方吗？当今天的人们揭开洞窟深入的秘密时，我们不得不佩服乐樽和尚那独到的睿智。经过专家长期研究，莫高窟的开凿、修建绝非偶然，选址在戈壁荒漠的绿洲之中，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生活隔离、与大自然融合的思想。洞窟依山面水，窟洞前宕泉河水滋润着莫高窟周围的绿树，形成了独特的清幽风光。莫高窟呈蜂窝状排列的洞窟最高处不超过40米。冬季，风沙主要是从洞窟背面的西方刮来，经过窟顶而过，吹不到洞窟；夏季，东风盛行，但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又成了天然屏障，使风沙无法直接威胁到洞窟。这样，莫高窟便成了干燥区域里一个最安全的地带。
　　正因如此，莫高窟虽经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仍完好保存了11个朝代的492个洞窟及大量的壁画和雕塑，为世界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 乍见天日的藏经洞1524年，明帝国关闭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莫高窟“佛教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
　　如果历史不给它开那么一个玩笑，敦煌莫高窟也许将默默无闻地永远守候在荒凉的西北一隅。那么这个制造历史玩笑的人是谁呢？他是一个姓王的道士，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死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
　　这个王道士走进莫高窟时已愈不惑之年，此时的莫高窟有3所寺庙，即上、中、下三寺，而莫高窟已呈现荒芜凄凉的景象。窟前的木质甬道大都毁坏，堆积如山的流沙因长期无人清理，把最下层的许多洞窟都掩埋了。原本香火旺盛的莫高窟上、中、下三寺，也显示得沉寂和萧条。上寺、中寺住着几位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诵读藏文佛经，偶尔也为当地群众做一些法事。王道士来到莫高窟后，凭借其能说会道、办事干练，很快就成为莫高窟的当家道士。当时，敦煌民间对佛道二教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常常一同信奉，有时甚至混为一体。因此，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并未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加之他讲汉语、通汉文道经，很快就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请他做道场、祈福的人逐渐增多。王道士文化水平不高，对道教的理解也很浅薄，但对道教的信仰却十分虔诚，当他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利用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及化缘得来的钱财，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对莫高窟进行改造。由于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因而，清理洞窟积沙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天，清沙的人将离下寺最近的三层楼（现编号第16窟）清扫完毕后，甬壁裂开了一条缝隙，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后来，王道士又雇杨某在16窟甬道里放一案桌，经常在此伏案写经。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杨某像往常一样在抄经休息之余，点燃旱烟吸了起来，当他把燃剩的芨芨草插进甬道北壁的裂缝时，芨芨草竟插不到底，杨某异常惊诧，用手敲了敲墙壁，感觉里面是空的，杨某立即将此事报告给王道士。等到夜深人静之时，王、杨二人打开墙壁，去掉封泥，找到洞口，发现了堆满写本及绢画、法器、石碑、塑像等物的藏经密室。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就这样被王道士等人在无意间发现了。
　　◆ 藏经洞宝贝为何被称作“遗书”
　　藏经洞中发现了大量的宝贝，可是，后来却出现了一个怪事情，人们称藏经洞中的这批宝贝为“敦煌遗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由于藏经洞中的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古代经籍文书，因此，学术界将藏经洞中宝贝统称之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医经、医论、脉学、诊断、药学、针灸、方剂、民间验方、妇科、儿科、伤科、方剂、养生以及祝由医方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佛教、道教、摩尼教、袄教、景教、苯教等）、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兼而有之）、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
　　其书写文字，除汉文之外，又有法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图文、龟兹——焉耆文、波罗谜文、吐蕃文、回鹃文、希伯来文（其他洞窟中还出土有西夏文、蒙古文）等，多是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此外，还发现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刻本印刷书籍、绘品。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学术界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因而，与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满文旧档，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这座出土了大批古代文物的暗窟，由于保存了大批古代文献而获得“藏经洞”之名。如今，这座洞窟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窟，常年向游人开放，供国内外游览者参观考察。
　　那么如此丰富的“遗书”，现在分别藏于哪些地方呢？流失到国外的又有多少呢？
　　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图书馆保藏的敦煌遗书数量最多，但最珍贵的还是被劫掠到了海外。
　　◆ 何人是藏经洞宝藏流失的罪魁祸首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是谁将这个惊天大秘密泄漏出去的呢？后来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的经本和画卷，直觉告诉他这些东西非同寻常。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官绅，以换取一些功德钱。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无人去追究这些文物的来历。1902年，湖北通山县人汪宗翰出任敦煌县长，他是王道士的同乡，王道士于是把一些好的经卷的绢画送给了他。据记载，汪宗瀚曾到藏经洞考察，并建议兰州的藩台衙门（相当于省政府）妥善保护这批文物。但因种种原因，1904年，藩台只命汪宗瀚将经卷画像检点封存于原地，仍交王道士保管。事实上，藏经洞并未封存，王道士还是不断把一些写卷拿出来送人，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冒险家纷至沓来，这其中谁是罪魁祸首呢？历史将这个镜头对准了一个名叫斯坦因的加拿大人，1907年他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王道士为何最终将经卷卖给斯坦因了呢？也许是王道士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但无人过问而灰心的缘故；也或许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募集紫金的需要；又或许是唐玄奘沟通了自己与斯坦因的思想，而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 藏经洞宝藏有着怎样的命运敦煌藏经洞的经卷主要流失方向是两个，一个是国外，一个是国内。可是流向这两个方向的经卷却经历了悲喜交加的两重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虽然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与之相反，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内乱”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斯坦因在他于1914年写成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里有一段生动的记述：“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历史往往有很多种假设，但是谁也无法做出这样一些假设：如果当初王道士没有发现这个藏经洞，如果当初他发现藏经洞后不让外人知道，如果当初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不向外界泄漏这个惊天大秘密……可惜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弥补这个世界重大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失。
　　◆ 莫高窟藏经洞是全国最大的惜字林吗何为惜字林？它们有着怎样奇特的用途呢？
　　在中国的明清以前，佛寺一般建惜字林收集民间不忍丢弃的字纸。因为人们认为文字是神圣的。传说中国的文字是仓颉造出来的，根据《类林》记载：“仓颉，黄帝时人，观鸟迹以造文字，鬼遂夜哭。黄帝时，白日龙见，帝亦乘龙游行。及仓颉造书，龙皆潜藏。或曰：白日上天而去，为有文字，恐人书画之而鬼哭龙藏也”。所以中国民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佛寺有专门的拾字僧专门拣拾字纸，带回惜字林收存。
　　更为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康熙十七（公元1678年）年夏天，大学者朱彝尊去买柴，柴车行到南泉寺，见有禅僧，身着衲衣，手持篾筐，在路上拾字纸。僧人告诉他，每逢初一、十五将废字纸点火烧掉。三年以后，他们在文昌阁下面建了一个小屋，屋前悬一匾“惜字林”。这里有存放废字纸的仓库，有焚烧字纸的炉子。他们很勤劳，钟鸣起床，把经书打开诵读，敲动木鱼，他们对于梵文很是诚敬。南泉寺惜字林规范，很是庄重，建立屋子与字纸库，铸了焚纸炉，还请大文人朱彝尊给他们作记。佛僧惜字、拾载有信息的字纸，是佛教的常规门风。
　　那么为何说敦煌石窟是全国最大的惜字林呢？其根据又在哪里呢？
　　人们发现敦煌藏经洞中所藏文书大多是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的乡籍、里籍及差科簿，文书背面写了一些佛典疏释帐契和牒状，这说明了那时期凡有文字的纸乡都交给拾字僧或直接交给了庙字处理。敦煌遗书所存经济文书主要是寺庙经济与世俗人经济文书。如借据、贷款、田契、收据、赋税文书等等。僧人不纳税，不纳粮。不养家糊口没有经济文书，为何敦煌石窟中有大量帐簿与契约？那是人们丢弃的，无效的或作废的经济文书交给了寺庙，僧人远离尘俗，有四谛八戒的约束，他们不会也不敢制造事端，他们为洗尘脱俗，负有消除人间一切恩怨的职责。人们将这类文献交给他们是适宜的，况且那时人们十分敬惜字纸。敬惜字纸是给人们减灾消难的一种美德。僧人似乎担当着普渡众生，借此为人消除灾难的神圣义务。佛是阿弥陀佛，不伤生灵的。具有生命力的信息，富有活力的文字毁不得的，怎么办？送到沙漠里的石窟中，这里无人问津，不会造罪的了。
　　桑良至教授据此认为，敦煌石窟很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惜字林”，聚集的是拾字憎拾来的和老百姓无用但不忍抛弃而送来的“字纸”。也许真的是这样，正是对字纸的不忍废弃，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信息，千百年前的只言片语成了现在各国的宝贝。
　　◆ 飞天为何降临人间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标志。那是一种完完全全彻底的惊艳，飞天飘过，香花似雨，朵朵都是天上的仙葩。
　　那么美丽的飞天是何方神圣呢？它为何又落脚于这荒无人烟的塞外戈壁呢？飞天，是佛教中司音乐之神，以香为食，不近酒肉，每当天上举行佛会，便凌空飞舞，抛洒鲜花，以作歌舞。故又称香神、乐神或者香音神。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全世界和中国佛教石窟寺庙中，保存飞天最多的石窟。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至中国。佛教的传入带来了印度佛教艺术图像，飞天就是其中最令人喜爱的形象。飞天，出自古老印度神话。据佛经记载，为乾闼婆和紧那罗二神的衍变。乾闼婆，梵文Gandharva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由于她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也是梵文Kipnara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她们居住在风光明媚的天宫十宝山中，不食酒肉，专采百花香露。按佛经所讲，飞天有三项职能：一是礼拜供奉；二是散花施香；三是歌舞伎乐。
　　佛教中把化生到净土天界的人物称为“天”，如“大梵天”、“功德天”、“善才天”、“三十三天”等。佛教中把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飞天多画在佛教石窟壁画中，道教中把羽化升天的神话人物称为“仙”，如“领先仙”、“天仙”、“赤脚大仙”等，把能在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仙。飞仙多画在墓室壁画中，象征着墓室主人的灵魂能羽化升天。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道教交流融合。在佛教初传不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曾经把壁画中的飞天亦称为飞仙，是飞天、飞仙不分。后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飞天、道教的飞仙虽然在艺术形象上互相融合，但在名称上，只把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空中飞神称为飞天。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和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末期，随着敦煌石窟的废弃而消逝。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的更替，政权的转移，经济的发展繁荣，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的艺术形象，姿态和意境，风格和情趣，都在不断地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
 宋代风俗写真绝品
　　——《清明上河图》2002年年末，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为期36天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有一幅画观众要排四、五个小时的队才能欣赏到它。什么样的画卷如此吸引人呢？在它的身上都有着哪些吸引人们眼球和思绪的故事和秘密呢？
　　◆ 解读《清明上河图》的机关《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北宋末年的一个清明节。这一天，开封城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各行其事，一派平和景象。但是，在忙碌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扎眼，他肩没挑担、手没提篮，不像买卖人；他行路悠闲，左顾右盼，又不像赶路人，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他叫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时为宫廷画家。少年时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游学，后习绘画，尤喜画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张择端出行的目的不是休闲游玩，而是深入街巷观察了解民俗民情，为绘画创作作准备。
　　张择端心中有一个构想，那就是用手中的笔画下都城的繁华。为此，他朝着这个目标辛勤工作，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努力，张择端终于创作完成了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画被送进皇宫里，摆放在宋徽宗的龙书案上。画被慢慢展开了，在场的人发出一阵阵由衷的赞叹。
　　这些人为什么会发出由衷的赞叹声呢？这副画中都画了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场景呢？
　　原来这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以全景式的构图，细腻的笔法，真实地记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也就是公元1119年到1125年间汴梁繁华热闹的景象，展示了汴河沿岸以及东角门里市区清明时节的风光。
　　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该船过桥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一切都绘声绘色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宋徽宗对《清明上河图》也爱不释手，大加赞扬，他提起笔，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在画的卷首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还盖上他那枚特制的双龙小印，从而使这幅画身价倍增，宋徽宗也就成为这幅传世杰作的第一位收藏者。
　　◆ 张择端的身世之谜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所著《评论图画记》一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将自己关在皇宫里面作画，而是要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赵佶见了张择端的绘画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赵佶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与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 “清明”与“上河”是何意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它是“清明节之意”；第二种认为它是“清明坊之意”；第三种则认为它是“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先生。1981年，孔宪易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地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易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其中对扇子的考证叫人折服。《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扇子有十多处，这是孔宪易先生产生秋景说法的原因之一。周宝珠教授考证认为，扇子的主要功能的确是用来拂暑驱蝇，但是在北宋这个时期还另有它用。扇子除有题诗作画、买卖馈赠之用外，还有“便面”之用。“便面”这一风俗由来已久。书生文人、达官显贵、庶民布衣在街上碰到熟人不愿寒暄，就以扇子障面，对方心神领会并不责怪，反而认为是礼貌之举。故曰：“以扇遮面，则其两便。”由此看来“便面”习俗是不受季节影响的。
　　周宝珠教授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嘉，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偃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为取悦宋徽宗赵佶，曾倡导“丰享豫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
　　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虽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磅礴气势的繁盛景象，但是，《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乞讨的乞丐，街上跑着的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与太平盛世相悖的另一番景象又该如何解释？
　　◆ 《清明上河图》的“四进四出”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上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梁。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被金兵掠走，流落到了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第一次离开了皇宫，流落到民间。它流落到了谁的手里？此后又有怎样的遭遇呢？它还能完好无损吗？
　　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在民间颠沛流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它又一次进入了皇宫。它是怎么进入皇宫的呢？
　　公元12世纪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部落。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攻占金朝和南宋的大片土地，元朝人将大量的珍贵书籍和字画收入皇宫，《清明上河图》当然也包括在内。《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入了皇宫。
　　《清明上河图》虽然被收入了皇宫，但是元朝的皇室人员并没有认识到《清明上河图》的宝贵价值，它被长时间遗弃在库房里，无人问津。
　　有一天，元朝内务府的一名装裱匠在书库里发现了《清明上河图》，装裱匠欣喜若狂，他早就听说过这幅宝画，没想到在书画堆里意外地发现了它。从见到宝画的那一刻起，装裱匠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画偷出去。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掉包计，装裱匠用一个仿本偷偷地把原作换了出来，然后把原作《清明上河图》以高价卖掉了，发了一笔大财。
　　就这样，《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被弄出了皇宫，流落到了民间。
　　那么这次流落到民间后，该画辗转到了哪些人的手里呢？这些人又是如何对待这副名画的？
　　原来，《清明上河图》流落民间后，曾经被元朝人杨准、明朝人李东阳等人收藏。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后期，这时有一位奸臣名叫严嵩，他想把天下的珍奇财宝都搜刮到自己府里，《清明上河图》自然就成了他追寻的目标。他派出爪牙四处打探《清明上河图》的下落。最终打探到了，并利用权势把宝画弄到了手。
　　严嵩把真迹《清明上河图》弄到手后不久，就被御史邹应龙等人弹劾，官场失势，被罢官为民，严府家产被抄，《清明上河图》由此进入了明朝内府，这是它第三次进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进入明朝皇宫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到了太监冯保的手里。
　　《清明上河图》是怎样从皇帝那里到太监冯保手中的呢？是赏赐吗？如果画真是皇帝赏赐给冯保的，他一定会在题跋中大书特书，大做文章的，可是他在题跋中却只字未提赏赐的事，那就有可能是偷来的。
　　冯保是如何偷盗《清明上河图》的呢？正史自然是没有记载，好在詹景凤编写了一本《东图玄览编》，这本书中略微提到了冯保是如何偷盗这幅名画的。
　　该书记载说：《清明上河图》进入了明皇宫后的一天，太监冯保看到了这幅名画，不由得心动，他苦思冥想了许多天，终于想到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诡计，他事先找人临摹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趁着自己值夜班的机会，将真的《清明上河图》换了，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了皇宫。为了掩人耳目，他又散布一个小太监因为偷盗《清明上河图》不成，而将画弄污损的故事，来栽赃于人，以隐瞒自己的偷盗行为，由此，宝画第三次流落到了民间。
　　清朝建立后，不知什么原因，《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被收藏进了皇宫大内，这一待就是200多年，1945年，溥仪伪满政权垮台，由于溥仪急于逃亡，致使该画第四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一度流落民间。
　　◆ 忽隐忽现的《清明上河图》自从太监冯保把《清明上河图》偷出了皇宫后，这副国宝级的图便如同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在人们即将淡忘的时候，它却如幽灵般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是什么原因让这幅国宝销声匿迹达数百年之久？在流落民间的过程，国宝是否被损坏？又是谁让国宝重见天日的呢？
　　要揭开这些谜团，就得从一个人说起，那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再次神秘失踪，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版”《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对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 重新发现《清明上河图》真本的第一人自从溥仪被俘后，他所携带的《清明上河图》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它随后又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它吗？如果有，那么他为何秘而不宣呢？其中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
　　原来，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后，他随身携带的书画和一批珠宝玉翠，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并上缴给了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
　　就是在这个博物馆组建的过程，有一个人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真本《清明上河图》，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怎样发现这个真本《清明上河图》的呢？
　　这个人就是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他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1950年冬天，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出乎杨仁恺先生意料之外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杨仁恺发现真本《清明上河图》后，此画随即被调入北京，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北宋时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清明上河图》四次进入皇宫，又四次被偷盗出皇宫。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回到北京，进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从此，这卷稀世名画结束了它曲折的厄运，找到了它最终的归宿。
　　◆ 是春景还是秋景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号曾有过一些争论，但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那么提出秋景说的人都有什么理由呢？他们的理由是否能够成立？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
　　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
　　八、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土坟后面向城市一段。细细分析，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倒符合实际些。
　　关于秋景之说，目前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争论，还没有成为主流的声音，但是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清明上河图》所绘的是秋景，那就不得而知了。
　　◆ 《清明上河图》需要怎样的保护新中国成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此，这卷稀世名画永远结束了它曲折的厄运，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装裱，学者们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人员在装裱中遇到了那些困难？学者们取得了那些研究成果？
　　《清明上河图》问世至今已经有八百多年了，经历了人间沧桑，中间虽然多次装裱，但是最后一次装裱可能在明朝末年，距今也有400多年历史了。最后一次装裱比较粗糙，再加上年代久远，《清明上河图》的磨损和伤残十分严重。
　　为了使这件珍贵文物能够永远保存下去，北京故宫博物院于1973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装裱。为了保证装裱质量，专家和技术人员对揭裱的每一道工序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制定出周密计划，保证万无一失。
　　实施中，经过技术人员精心的揭、裱、补全和画师们一丝不苟的接笔，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清明上河图》又重新展现出了它的绝世风采。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仿本和临摹本，版本大小繁简不同。据统计，国内外现存的各种版本多达60余种。那哪个版本才是真迹？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争论。
　　学术界对《清明上河图》有过不同的看法，中心问题是哪个版本是真迹。最终认定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明上河图》才是真迹。因为从金代的张著的题跋到明代李东阳的题跋都有，并且在清宫中珍藏，整个历史是清楚的，所以说故宫博物院的藏本是真迹。
　　为妥善保存《清明上河图》这件国宝，同时又能让世人观赏到它的秀美雄姿，著名女画家冯忠莲临摹了《清明上河图》。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冯忠莲女士按照真迹临摹的。而真迹《清明上河图》一直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命运多舛的“万园之园”
　　——圆明园清朝前期的一位皇帝在这里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然而，后来却在一夜之间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谜团：这座皇家园林是谁下令修建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瞬间消失的？……◆ 圆明园的由来圆明园能够达到那样的恢宏瑰丽，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是集中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役使了无数的精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历时一百多年才陆续建筑经营而成的。为什么清朝皇帝要下这么大功夫，不惜工本来长期经营圆明园呢？这与满族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勤劳勇敢的满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在东北黑龙江流域富饶美丽的土地上。16世纪中叶，清军在其卓越的领袖、封建政治家、军事家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和摄政王多尔衮的领导下，大举进兵华北，彻底推翻了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自东北入关定都北京，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清朝。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前在东北过着游牧生活，冬季那里是林海雪原，夏季则气候凉爽。入关后，他们对北京盛夏干燥炎热的气候很不适应。紫禁城虽金碧辉煌、宏伟壮丽，但清朝皇帝感到那里呆板憋闷，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发生过火灾后，为了防火，也为了防止宫廷暴乱，砌了向南的宫墙。皇宫里院院相套，再加上溪沟水流过于平缓，几乎成了死水，当时对皇城曾有“红墙、绿瓦、黑阴沟”之称。这使得皇帝们有些厌倦深囿高墙的宫廷生活，于是从康熙初年，便开始修建园林，这种修建工程竟延续了一百多年。
　　北京的西郊，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玉泉山、万寿山、万泉庄、北海淀等多种地形，自流泉遍地皆是，在低洼处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玉泉山水自西向东顺山势注入昆明湖，成为西郊最大的水面。古代劳动人民在这里生活，辛勤劳动，开垦了大片水稻田，形成了自然风景区。早在辽代，封建帝王就选中这里建造了玉泉山行宫，到了明代，这里的自然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就占据田园营建别墅，大片土地被一块块占去。
　　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皇亲武清侯李伟在这里大兴土木，首先建造了规模宏伟、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嗣后米万钟又在清华园东墙外导引湖水，辟治了幽雅秀丽的“勺园”，取“海淀一勺”的意思。空旷郊野，出现了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东郊名噪一时的园林汇集之地。到了清朝，皇帝也同样看中了西郊这块绝好的造园之地。大规模地兴建园林就这样开始了。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8年）玄烨下令在清华园旧址上建造了面积达六十公顷的畅春园，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避喧听政；清代帝王园居生活自此开始。但畅春园的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后来的圆明园所取代。
　　畅春园周围，有许多明朝遗留下来的私家园林，清初时收归内务府奉宸院后，就把这些前明私园分赐给清皇室成员和王公大臣。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圆明园就是作为藩赐园赐给了康熙帝第四子胤祯的一座明代旧园。并由康熙帝御笔亲题了“圆明园”匾额。这座世界名园，就从这一年开始了它从无到有，由盛到衰的历史。
　　胤祯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对于所得到的这座赐圆，是非常引以为荣的，对康熙所题“圆明”二字的意义，他在《圆明园记》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圆明意志深远，殊末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以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
　　这里的“圆”，大意是“圆满、周全”的意思，而“明”字则解释为“明达、明智”之意；所以，起名“圆明园”无非是统治阶级标榜自己品德修养与才思智慧都超出常人而已。康熙皇帝题名也表达了他对皇子的期望。
　　圆明园的位置在挂甲屯的北面，距畅春园约一里多路，即今北京大学的北边，清华大学以西。
　　康熙时代的圆明园，里面有前湖、后湖等水面，其内建有“牡丹台”、“天然图画”等园景。当圆明园还是一座藩赐园的时候，它的规模是不能超过皇帝的畅春园的，所以建的景不多，名声也不大，远远比不上畅春园。可后来随着主人的登基，清王朝的太平盛世到来，在其60多年陆续扩建中，终于建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宏伟的皇家园林。
　　◆ 亲王苑囿何以成为帝王御园皇四子胤祯于1709年圆明园完工后不久，就迁入使用。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规模仍然不大。不过，此园并不是明代残破旧园的新修，而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新园。
　　圆明园一开始就已经包含了前湖和后湖之间大约91英亩（约552亩）的土地，足以让皇子胤祯邀请他的年老父亲康熙和他的儿子弘历（未来的乾隆皇帝）来到牡丹台，欣赏盛开的牡丹花。
　　皇子胤祯（即雍正皇帝）继承大统成为皇帝之后，就开始扩建圆明园，但是由于皇太后突然去世而延后了正式宣布圆明园为新皇帝的主要皇家庭园。他作为一个孝子，遵守了一段居丧期，因此暂停享乐的生活，并延迟移居圆明园。
　　雍正直至1725年8月27日，在大臣们多次请求之下，才决定停止服丧，到了1726年的农历新年，雍正才正式住进圆明园。他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11辆马车的护送之下，从北京出发到达他的帝王宫苑。亲王和大臣们赠送皇上3000个灯笼，以示庆祝。
　　虽然雍正只在圆明园住了两天就返回紫禁城，但他已经决定把这座宫苑除了当做休憩之处外，也要用作处理政务的地方。他正式向吏部和兵部做出谕示：“我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此后他又颁布命令，重申这项谕示。
　　自1725年园居起，每天在圆明园内处理政务跟在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方式完全一样。这里很清楚显示，他想要确定他的园居，不会妨碍日常政务的进行，反映出雍正对可能批评他疏忽职守的言论十分敏感。他确实要一再为他的园居做辩护，强调园居不会影响政务。因此，他把自己在圆明园内处理政事的地方命名为“勤政殿”，并非偶然。
　　虽然雍正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至少在一开始，官员们在安逸的庭园气氛中，并不认真处理事务。当雍正在1726年1月20日坐在勤政殿中的龙椅上准备听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进奏。雍正的不悦形之于色，斥责园居绝非怠忽政事；刚好相反，就他自己而言，在圆明园这样舒适和愉快的环境当中，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他语带威胁地警告，如果大臣们继续在园里随便处事的话，就视之为大臣们反对他在圆明园里生活。
　　不久之后，皇帝和大臣都习惯了在帝王宫苑内处理政务。雍正明显地被诱人的周围环境和天然景致所吸引，因此居住在圆明园内的时间越来越多，返回紫禁城的次数渐少。他逐渐变得很不情愿离开这座宫苑。他开启了清朝皇帝经常过园居生活的传统。
　　雍正皇帝决定于园内处理政务之后，在圆明园和北京之间，开了一条沿途有漂亮柳树的优质石板路，这条路大约有6英里（约9.7公里）长。这条石板路从紫禁城开始，经过西直门后跨越护城河，最后往西北转入海淀区，然后就可抵达圆明园的大门。这条路让皇帝在两座宫殿之间的经常往返，变得方便。每当皇帝抵达圆明园的前门时，满洲亲贵、满汉大臣、南书房的亲信文士，以及数队士兵都会列队迎接，以示尊崇。
　　这条路当然也满足了那些从官员到工人等必须经常往返圆明园的人的方便。一般来说，一个人要从紫禁城出发，及时在早朝前抵达圆明园，就必须在半夜出发。因此，日常要在两地之间往返，尤其对上了年纪的大臣来说，可说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雍正为了表示仁慈而免除老臣出席圆明园的早朝。特别在严寒的冬天，当彻骨的北风从西伯利亚吹来，雍正会豁免大部分的官员来圆明园觐见，紧急情况除外。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允许副手先代呈奏折，正员可以在当天稍晚时到达圆明园。
　　历史学家普遍视雍正为俭朴的皇帝，但是如果从他扩建和美化圆明园的做法来看，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早在1724年，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他就批准在园内加建多座建筑的计划，并授权木料的采购。最初的工程是要满足行政管理之需，包括巨型的正大光明殿和殿堂旁边用来容纳侍从和宾客的别馆。一般的中国园林为自政治圈退隐下来的官员所居住，而圆明园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在这些行政大楼没有完工之前，雍正就在“九州清晏”（由九座人工岛在前湖和后湖之间排成半圆形）的寝宫里设置他的临时理政厅。我们由此可知，在1726年之前，也就是雍正在位四年左右，在九州上的建筑大致已经落成了。
　　雍正在1727年仍然感觉到需要为他长居圆明园作出辩护，因为他自觉儒家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容许逸乐。他在谕旨中表示，他真的需要圆明园宜人的环境，来尽他作为天朝大国君主的职责。他似乎要证明他说到做到，不但要求他的官员在园内努力工作，他自己也要加倍努力，尽他所能地勤政处事。他为了不断警惕自己，在正大光明殿里悬挂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上面写着：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雍正皇帝对于“洞天深处”──位于圆明园东南边一个隐蔽的区域──亦有特殊的情感，因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他亦因此在这个地方竖立了一块碑作为纪念。后来，就在这个景点上成立了皇家学校，并建有教室和宿舍。当乾隆还是皇子弘历的时候，就跟其他皇子一起在这里上课。
　　1730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打破这座皇家御园的平静。当地面震动时，雍正皇帝逃至龙船上避难，整夜在船上度过。由于震后的恐惧，他跟家人有一段日子住在大帐篷里。即便地震结束很长时间后，他仍然在他的帐篷内接见欧洲的传教士。地震让他变得谦逊，就如同在他之前的天子一样，视地震为来自上天的警讯。他因而下诏罪己，以期获得上天的宽恕和原谅。
　　雍正在圆明园内度过他大半生的时间，他很少离开这座宫苑。最后，他于1735年的秋天发病，三天后就在圆明园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雍正隐秘的宫廷生活及突然逝世，无可避免地引起许多谣言。有个说法是，雍正是被著名的明朝忠臣吕留良（公元1629年—1683年）的女儿吕四娘所刺杀，但是许多严谨的学者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雍正的暴毙似乎是因为误服丹药所造成，有很多道教术士住在园内，包括张太虚和王定乾等，为他炼丹制药治病，这并非秘密。
　　◆ 修园的楠木从何而来乾隆年间，大兴土木，修建圆明园，在修好的数不尽的亭台楼阁中，它们都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这种木材非常坚固，香气沁人，蚊蝇不得靠近。
　　但是，北京并不出产这种木料，乾隆年间也没有派工部去湖广采伐楠木修建圆明园的记载，这些殿所用的金丝楠木从何而来呢？
　　故事得从明朝说起。
　　明朝从朱棣起，各个皇帝都在昌平那边修皇陵，共修了十三座陵，每座陵外都有一座重檐四出、黄瓦红墙的大殿，叫享殿。它造型壮观，与紫禁城太和殿差不多，用的是世间珍奇罕见的金丝楠木。为了采集这些珍奇的楠木，有不少人成年累月在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中，拼着性命寻找、砍伐，有的人被虎豹伤害了，有的人跌下悬崖摔死了。
　　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逃到煤山上了吊，不少曾为修理十三陵流过血汗的农民兄弟想起当年劳役的辛酸，一气之下放火焚烧了定陵、永陵等十二座陵的享殿。但永陵的享殿没有被烧毁，一场烟熏火烤过后，它照样发出阵阵香气。
　　乾隆修建圆明园时，看中了十三陵长陵、永陵享殿中的金丝楠木，一心想把长陵的楠木弄来。但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上奏乾隆说：“《大清律》上注明，掘挖祖坟者以砍头论处。皇上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此举乃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听了，一时也不敢乱动。但金丝楠木弄不到手，他始终茶饭无心，思来想去突然一计生来。乾隆传令：调全国能工巧匠，大力修建被火烧过的永陵享殿。同时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把永陵的金丝楠木撤换下来。不久，永陵的享殿修饰一新。乾隆不仅盗走了金丝楠木，还落了个修复明代陵墓的美名。乾隆皇帝用盗来的金丝楠木在圆明园修建了许多精美富丽的楠木殿。至今人们看到这些楠木殿，都会想起这段故事的。
　　◆ 谁是焚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那么当年是谁焚烧的圆明园呢？这些纵火者又是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来烧毁圆明园的呢？
　　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咸丰八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9月，英、法两国又借口护送公使赴北京换约，派军舰经大沽口，不按清廷指定路线，以武力相威胁。清将僧格林沁刚愎自用，疏于防守，致使英法联军能从天津北塘登陆，长趋直入，占领北京。10月5日，英法联合侵略军向德胜门、安定门一带侵扰，后来他们以为咸丰皇帝还住在圆明园内，僧格林沁俘去的谈判人员也关押在圆明园内，于是把圆明园作为进攻的目标。其实咸丰早已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去了。10月6日联军攻入海淀镇，到处焚掠，当晚即侵入圆明园。10天以后，联军司令部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侵略军象发狂的野兽一样，把园内珍宝能拿走的就拿走，不能拿走的就全部捣毁。至此，圆明园中的珍宝荡然无存了。
　　联军官兵抢劫得来的珍宝，有的在现场拍卖，有的被带出国外，有的则由侵略军作为礼品献给英国国王和法国皇帝。至今，英、法博物馆内收藏的中国文物中，有许多就是掠自圆明园的。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的唐人摹本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沈源、唐岱所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等。
　　英法联军疯狂劫掠圆明园之后，还不满足。英使额尔金发表声明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于是，英国将军们在他们的政府支持下发布了焚烧圆明园的命令。10月17日，联军骑兵团就在园内到处纵火，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缕缕浓烟密雾，万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都付之一炬了。只有那座正大光明殿未被焚毁，因为里面住着军队。到了下午三点，侵略军必须要整队开回北京，于是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圆明园。他们找到了燃火的材料，有几个手脚麻利的来福枪队士兵立刻动手放火，又将这座正大光明殿点燃了。庄严华贵之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
　　圆明园被焚，但还有少数建筑幸免于难，保存了下来，这块土地仍列为皇家禁苑，派人住守。
　　19世纪末叶，在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联军以保护侨民和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侵入北京，慈禧、光绪和亲贵们逃往西安。八国侵略军在北京大肆掠夺，残害人民，圆明园又一次遭到劫难，园中仅存的一点木建筑再次被毁，只剩下西洋楼一带白石建筑的残垣断壁兀立在那里。以后，这些残存的石雕先后被个人及单位移走。
　　◆ 圆明园重建搁浅之谜圆明园于1860年10月遭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留给中国人的是一片废墟和是否修复的难题。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的次年即1865年，圆明园北路春雨轩、紫碧山房值房得到修缮；1866年圆明园围墙及绮春园值房得到修复；1867年又修圆明园闸口、围墙、值房和黑龙潭等。不过，这些工程较小，未曾兴师动众，故未引起争论。此后，由于有人动议全面修复，因而争论也就出现了。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平定东西捻军之后。满洲御史德泰在慈禧宠监安德海的授意下，根据内务府库守贵祥的建议，首次奏请修复圆明园。奕訢等人当即强烈反对，他上书说：“前明加饷派饷，以至民怨沸腾，我列祖列宗多次引以为鉴！德泰准备按户亩鳞次收取捐税的筹款方法更会动摇国家的基础！”因此，奕訢要求慈禧下令惩治倡言修园者。其实，首次修园的真正动力在慈禧，安德海、德泰等不过是迎合主子之意，故此次修园计划虽很快夭折，但慈禧的修园意图已昭然若揭，各有盘算的机构或个人便极力促成此事，内务府即为其中之一。
　　按清制，宫中工程均由内务府会同工部兴造，其中工部营缮司承担施工，内务府营造司负责监修。工部营缮司必须打通内务府这一关节，否则即使材良工巧，营造司在监修时也会投否决票。圆明园被毁后，内务府因可借营造之机行贪污侵吞之私，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怂恿修复。只是鉴于首次修园奏折夭折，内务府才一度不敢擅动。但当他们发现同治帝不喜欢读书，而喜欢亲近宦竖时，觉得机会来了，他们借万人之上的君王之口修园，反对派要阻止就有一定难度。所以，同治“亲政”不久，内务府堂郎中贵宝、文锡和侍读学士王庆祺等便轮番向同治帝进言修园。已经亲政的同治帝自然知道修复圆明园是出自慈禧的意愿，并且鉴于慈禧“归政”之后并不放权，有时甚至调折亲阅，所以也想为慈禧等安排一处游乐之地，以转移其兴趣而少过问政事，于是假装说：我自从登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心里实在不安。”这样，内务府和同治帝联手，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开启了关于修园的第二次造势，而且是先开工后讨论。
　　户部侍郎桂清掌管内务府，熟知朝廷财政状况，力陈圆明园不可修的理由，同治帝生气后撤了他的职，并于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发布通告说：“现在库存银两不足，如果按照原来的模样进行修理，动用国库，我十分担心资金不够。因此，可以先选择一些重要的地方修复！所需要的修建款项则由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鼎立支持。”慈禧也对修园表现出相当的热情，甚至亲自绘制工程图纸。通告一发，群臣纷纷表示反对，意见主要是：一是当时内忧外患迭现，国家财政紧张，并非太平享乐之时；二是自修园以来，同治帝时常临视工程，学业、朝政渐有松弛迹象。但由于同治帝一意主修，恭亲王奕訢也被迫转向支持，率先报效了二万两工银。按照慈禧重修圆明园的设想和计划，至少要两千万以上，而直到同治十三年四月二日，即修园通告发布半年之后，总捐款数还不足30万两，因而报捐的钱犹如杯水车薪，给修园工程出了一道难题。
　　在料款俱缺的情况下，内务府官员病急乱投医，对一位提出报效价值30万两木材资助修园的候补知府李光昭不详查底细，奏请朝廷予以重任，结果酿成一起巨大的诈骗案。李光昭手中并无木材，为赚取报销银两，打着“奉旨采办”的旗号，私刻衔章“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先后到四川、两湖等地招摇撞骗不成，便南走香港购买洋木，与法商议定木材价值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在内务府报销时谎称值银三十余万两，后来又拿不出银子支付法商，与洋人打起了官司。经李鸿章查实，李光昭诈骗案曝光，上至同治帝下至群臣都感到震惊。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劻及其他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共10余人遂借此机会，联名上奏折，从内外形势出发，力主停修圆明园。同治帝只得同意停止修园，然又称此事本来是为了让太后高兴，所以不敢擅自停修，需要得到太后的批准！清议派领袖李鸿藻立即直陈慈禧；同时，御史陈彝、孙凤翔也先后上奏折，指出内务府大臣及司员在李光昭案件中应负责任。慈禧、同治帝都觉得停止园工是大势所趋，但仍心有不甘，终以“改修三海”为条件，停止修复圆明园。
　　◆ 圆明园文物何处寻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里面珍藏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品文物，是清朝皇室历经两百余年聚集起来的国宝级文物，经过英法联军的洗劫后，其中绝大部分被掳掠到海外去了。
　　那么圆明园究竟有多少文物呢？
　　道光年间内务府一份奏折，详尽载明道光十五年奉旨清查宫内及圆明园库贮物件情况：一两重银锞共存569390个，其中宫内存290505个，圆明园存280694个；各式如意1621款，其中宫内存1194款，圆明园存450款；玉砚、笔洗等501件，其中宫内存142件，圆明园存337件；头等瓷炉、瓶、罐等共773件，其中宫内存337件，圆明园存291件……圆明园的收藏情况，由此也能窥见一斑。
　　既然圆明园文物如此之丰富，那么经过英法联军的洗劫，流失到国外去的文物又有多少呢？它们的命运最终又会怎样呢？
　　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的时候抢走了绝大部分文物。
　　这些侵略者有些就地拍卖从圆明园中抢来的珍宝，他们把赃品全安排展览在喇嘛庙的大殿中，其中有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珐琅瓷瓶、古铜器物、金银的佛像；毛皮制品也特别精致，其中许多都是很名贵的，有黑貂皮、水獭皮、紫貂皮、羊羔皮等；特别醒目的是，还有两三件皇帝的朝服。英军司令格兰特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分给了士兵，军官们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赃品中最精致的东西。英国女王也得到一份，是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
　　法军司令孟托邦把抢到的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一块交给格兰特转献给英国女王，另一块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孟托邦又献给拿破仑三世许多东西：两根将军的装饰杖，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做工极为精细；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甲胄（现在法国吉美军事博物馆展出），一顶战盔；镏金和釉的铜宝塔；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通过各种拍卖会等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大部分还是保存在英法两国。
　　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中保存了两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英军曾将所劫走的圆明园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这部分敬献文物连同被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都收进了东方艺术馆。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摹本，乃我国古代卷轴画中的稀世珍品，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一匹3尺长、2尺高的白玉马，这匹玉马曾被和珅从圆明园中窃取，和珅被抄家后，玉马被重新放回圆明园，最终还是没躲过被劫掠的命运。
　　法国巴黎枫丹白露宫中有个中国馆，是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造的。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将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欧也妮王后于是建造了这个中国馆，将这些文物收藏起来。
　　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佛塔，2米高，青铜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形制一样，说明这对青铜龙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一对金罐和一只金曼扎（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金曼扎镶有珍珠、绿松石和红宝石，说明当时圆明园内的摆设有多么奢华。玻璃桌柜里摆放着一串大念珠，这串珠子共有154颗，跟一般108颗珠子的朝珠不一样，这是孟托邦将一串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欧也妮王后的，没想到欧也妮王后并不满意，因为她早已听说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满载而归。她埋怨孟托邦只带给她这样的礼物，于是孟托邦另外又送她三车宝物，前后总共送了她七车，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金银制品、景泰蓝……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柄用名贵白玉雕成的康熙玉如意，颜色白中透绿，雕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铭文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铭文是：“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展品说明显示，这件精美的玉如意是被英法联军劫掠后，在巴黎拍卖会上买来的……◆ 喜忧参半的国宝回归之路所有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中命运最为坎坷的要算圆明园的镇园之宝“十二生肖铜首”了。
　　清代乾隆年间在圆明园“海宴堂”西洋古建筑前，建有一个大型喷水池。这组喷泉构思独特，设计巧妙，被人称为十二生肖“水力钟”。此喷泉和十二生肖计时方法结合起来，组成一组构思新奇绝妙的喷泉景观。喷水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二米、用三块巨石雕成的蛤蜊，远远望去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两旁八字形的石台上，各有六个人身兽头的铜铸小动物，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每个动物就是一个喷泉机关，每到一个时辰，相应动物口中就喷水两小时。如子时是鼠喷水，丑时则换作牛喷水。十二个动物轮流值班，定时喷水，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喷水时钟；游人路经此处，只要看看当时由哪个动物喷水，就知道是什么时辰了。
　　铜兽首造型有着典型的西方特征。“猪首”鼻子、嘴非常突出，两侧有两颗獠牙，脖子长、眼睛笑，这些特征和中国传统概念中猪的形态相去甚远；但宽大且耷拉下来的耳朵，又与中国艺术造型中常见的猪的模样一致。“牛首”两眼圆瞪，双角弯曲向前，看不出性情温顺、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形象，活脱脱一头西班牙斗牛。“虎首”乍一看更像是个狮子头，只不过额头上画着一个“王”字，而只有中国才将老虎封为百兽之王。倒是那“猴首”越看越像美猴王，中国味要浓得多。
　　据说“海宴堂”和这组十二生肖“水力钟”是为乾隆皇帝六十大寿兴建的。由于它构思奇特，灵气十足，所以深得乾隆皇帝喜爱，常来此处观赏游玩。
　　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这一奇特景观从此消失了。十二生肖雕像哪里去了？有人说“海宴堂”被焚毁后，咸丰皇帝的母亲将其移放在南海居仁堂前。有人说这些生肖铜像尚存于世。
　　1980年，十二生肖铜兽首在国外发现7个，即鼠、牛、虎、兔、马、猴、猪。其中牛、虎、马、猴、猪在几次拍卖会上出现。1980年代，一位台湾企业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买去牛、虎、马、猴首，猪首则被美国一博物馆购走。另有确切消息证明，鼠、兔首在法国巴黎某个人手中收藏。
　　2000年5月，保利集团斥巨资从香港苏富比和嘉士德拍卖会上购回牛、虎、猴首。不久前，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燊先生出资从美国收藏者手中购回“猪首”，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
　　除已回归祖国的4件外，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中，目前知道鼠、兔首由法国人收藏，“马首”在台湾，另外五件即狗、龙、蛇、鸡、羊首仍下落不明。前不久香港拍卖市场上曾出现传为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之一的“狗首”，但有关专家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
　　看来，要想圆明园绝大部分文物回归，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完全相信：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些国宝必将逐一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
  九龙戏珠藏玄机
　　——北海九龙壁北海九龙壁凝聚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也深藏着不计其数的神奇故事，对于人们为何要建九龙壁，九龙壁上的龙何以会动，无一不吸引着好奇的人们去探寻其中的奥秘。
　　◆ 北海为何要建九龙壁九龙壁不仅北海有，其他很多地方也有，那么这些地方为何都要建造这种九龙壁，壁上九龙有何种深刻的含义呢？北海这个九龙壁有着怎样的特殊地位呢？
　　原来，建造九龙壁是古代人们图腾信仰的一种具体体现，后来逐渐成为皇权权威的象征。古代，龙被人们附会出了一个繁盛的家庭。龙在其形象形成史中，曾是由多而一，即汇集了多种怪异的兽形象而演化为龙。然而并非所有的怪异兽像都百川归海，纳入了龙像之中，在龙形象形成、发展的同时，一些怪异兽象也在发展，并且在某一方面糅合了龙的某一种形象特征。因而有人又把二者联系起来。
　　壁上刻龙为什么要有九条呢？
　　原来在民间，很久就流传着龙生九子的说法，相传上古之时，天上十个太阳并出，田园稼禾全被晒焦，民众苦不堪言。羿受尧帝之命，为民排忧解难。他举弯弓，发响箭，将九个太阳一个一个地射落，只留一个在天上。那九个太阳在坠落时变成了九条巨龙，共同担负起守护留在天上的那个太阳的任务。
　　但是龙的这九子为何物，古籍中并没有确切的记载，后来这一公案却由于“真龙天子”的好奇而有了结果。据说一次早朝，明孝宗朱佑樘突然心血来潮，问以饱学著称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我听说龙生九子，九子各叫什么名字，它们都有什么品性？”李东阳仓卒间不能回答，退朝后左思右想，又向几名同僚询问，糅合民间传说，七拼八凑，才拉出了一张清单，向皇帝交了差。按李东阳的清单，龙的九子是：痋螛：性喜水，被雕成桥柱上的兽形；嘲风：喜好冒险，因而人铸其像，置于殿角；睚眦：平生好杀，喜血腥之气，其形为刀柄上所刻之兽像；赑屃：力大，其背亦负以重物，即今刻在石碑下的石龟；椒图：形状似螺蚌，性好闭，铺首衔环是其形象；螭吻：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蒲牢：平生好鸣，它的头像被用作大钟的钟纽；狻猊：喜欢蹲坐，佛像座下的狮子是其造型；囚牛：性喜音乐，其形为胡琴琴杆上端的刻像；说归说，所谓的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其实，北海九龙壁之所以要在壁上刻上九条龙，这于皇家传承的制度有关系。因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九”是阳数之最，往往以九来表示极多，同时，九是个虚数，又是个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按照这个逻辑，“九龙”自然也就成为最大的阳龙，或最具阳性特征的龙，以九龙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 九龙壁上龙几许北海的九龙壁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56年。建后的九龙壁雄伟壮观，虽历经200多年风雨侵蚀，颜色依然十分鲜艳。
　　北海九龙壁，高6.5米，厚1.2米，长27米，体魄巨大精美，壁上嵌有山石、海水、流云、日出和明月图案，那么九龙壁上到底有多少条龙呢？
　　仔细观赏北海九龙壁，才知道除了壁前壁后各有9条醒目的戏珠蟠龙外，壁的正脊、垂脊和其他一些建筑构件等地方都有龙的踪迹。九龙壁顶呈“庑殿式”，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正脊前后各有9条龙，垂脊左右各有一条龙，正脊两侧有两只吞脊兽，它的身上前后也各有一条龙，这样五条脊上就有30条龙。
　　往下每块瓦当下面镶嵌的琉璃砖上，也各有一条龙，壁四周共有筒瓦252块，陇垂251块，龙砖82块，加上跃于云雾之中的18条蛟龙，就有633条龙了。
　　再仔细看，在正脊两侧“吞兽脊”下，东、西还各有一块“烧饼形”的瓦当，上面也各有一条龙。这样算来，北海九龙壁上总共有635条龙。
　　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了，既然被称作九龙壁，那为什么北海的这座九龙壁中的龙却大大超过“九”这个数字呢？
　　这个怪事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他总是做一些夸张的事情。一天，乾隆皇帝在北海附近散步，突然，天空阴云密布，好像就要下大雨了，于是乾隆皇帝快步走到北海边上的一座亭子里面，等乾隆皇帝刚刚走到亭子里面的时候，天空便电闪雷鸣，地上狂风大作，瞬间，倾盆大雨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乾隆的随从惊呼：“皇上，您看天边，有人驾着彩龙过来了！”乾隆顺着随从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闪电划过之处，留下一道道金色的线条，远远看去就像一条的金龙，在这些金龙的上面有一些乌云，好像有人在驾驭这些金龙。乾隆看到这些后，并没有象随从们那样惊喜，他一反常态，勃然大怒说：“何人如此大胆，竟然驾龙，这不是要骑在我的身上吗！”随从们一听这话，吓的大气不敢出。
　　恰在乾隆的随从生死攸关之时，刘统勋来了，他是乾隆前期最为重要的大臣。刘统勋看到乾隆皇帝发怒，非常为这些人的安危当心。于是便跪在乾隆的面前说：“恭喜皇上，这是喜兆头！”乾隆面带怒气、疑惑地看着刘统勋说：“你这话有什么凭据吗？”刘统勋急忙回复道：“当然有了，自古说龙生九子，可皇上治理的天下昌盛，以至于感动上苍，这才降下无数龙子，可见，皇上不仅能够统辖人间，现在连上天都在您的控制中了，这难道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吗！”乾隆一听，确实有道理。
　　第二天，主管修建北海九龙壁的官吏过来汇报所，九龙壁上的九条龙都已经刻好了，并请示下一步的修建计划。乾隆想着昨天的事情，便大手一挥说：“上天都归我管了，所刻龙的数量就不要有什么拘束了。可如果把已经刻好的龙拆毁再重新建，那就太耗费民财和民力了，我看这样吧！你就尽可能多地在已经建好的地方刻上龙！”负责修建九龙壁的官吏充分领悟了乾隆的心思，便在他认为能刻龙的地方都刻上，最后便有了九龙壁的635条龙了。
　　虽然九龙壁上刻了很多的龙，但是其正面只有九条腾云驾雾的大龙，因此，被称做九龙壁也就不为过了。
　　◆ 刻上去的龙也有灵性九龙壁由于矗立在北海边上，于是自从它建好之后，就有人说九龙壁因水而动，颇有些灵气了。这难道是真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最先提到的当属《前清旧王孙南北看》一书的记载了，该书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北海九龙壁的龙是有灵性的，第九条龙曾经动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唐鲁孙在《前清旧王孙南北看》一书中提到，乾隆二十一年的一天，北海九龙壁前佛光普照，空场上摆放着香案、香炉，香案前有一黄色的蒲团，一高僧端坐在蒲团之上，数百人在虔诚观看，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
　　原来，西藏密宗高僧正在给九龙壁开光。当满天祥云缭绕、晚霞映红了半边天际时，奇迹出现了。有人把手帕丢到第九条龙的头部，就见此龙通了灵性，龙眼、龙须都动了起来，把手帕吸着不放，仿佛要从壁上腾飞到天空。
　　另外一个传说，也与之相关。
　　传说北海就是一个龙池，凡是向它祈求晴雨的，它总能满足人们的要求。
　　当年，北京郊区有座庙，庙里有位老方丈，他常常到龙池的龙王那儿去做客。老和尚神通广大，坐在床上，就腾云驾雾地飞去了。他的徒弟小和尚就躲在床底下，紧紧抓住床脚，跟着师父一起去。一直要等到了龙宫里，小和尚才出来。
　　方丈师徒两人到了龙宫，龙王就请他们留下来吃饭。龙王拿出天上的甘露饭来招待方丈，而拿给小和尚的却是人世间普普通通的饭菜。
　　方丈吃完了甘露饭，坐下来为龙王讲经。小和尚呢，就到厨房间去替师父洗饭钵。饭钵里有师父吃剩下来的饭粒，喷香喷香的。小和尚想：怎么我刚才吃的饭菜一点也不香呢？喔，原来你这个龙王看我不起。好，今天要你知道我的厉害，我杀了你，自己来当龙王。
　　小和尚这样想的时候，龙王已觉得头疼得不得了。等到方丈讲经完毕，龙王就再三道歉，请求原谅。小和尚还是不答应，回到寺院里以后，就立誓要实现这个愿望。
　　当天晚上，小和尚死了，变成一条龙，腾空而起，飞到北海这个龙池里，和龙王狠狠地打了一场，终于把龙王杀死了，住进龙宫，发号施令，把龙王原先的部属都收归自己管辖。
　　小和尚还不满足。他想，龙王不给我吃天上的甘露饭。你师父也是知道的，为啥也不开腔呢？所以，他连师父也怪上了，就刮起狂风来，把连片的树木连根拔起，想要砸毁师父的寺院。
　　这时，玉皇大帝知道了这件事，就来过问。方丈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就给小和尚在北海边专门造一个寺院（即白塔寺），修一座佛塔，有一百来尺高。想给他们做做和事佬。可是小和尚不答应，老是呼风唤雨来捣乱，寺院和佛塔造了七次，被小和尚毁了六次。
　　玉皇大帝也发火了，心想我堂堂一个上天之主，连小小的和尚也制服不了，像话吗？就点起了大批天兵天将，下界来到北海，非要把龙池填平了不可。
　　小和尚害怕起来，摇身一变，变成个老头，去对玉帝说：“你是个堂堂的玉皇大帝，所向无敌，至高无上，怎么无缘无故去和一条龙打起仗来呢，龙不过是一种动物，它力大无穷，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也不是您的对手。今天兴师动众，去跟一条龙打，实在不值得。打赢了，你也讲不响；打输了，你更加下不了台。我劝你还是赶快收兵回去吧。”
　　玉皇大帝不听他的话，坚持要打。
　　小和尚回到龙池，发起威来，顿时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狂风拔起了大树，沙石像雨滴一般打过去。天昏地暗，玉皇大帝的军马被打得狼狈不堪，四下逃散。
　　玉皇大帝只好去请求如来佛来保护他，说道：“我这个玉皇大帝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今天却输在一条龙的手里，我的命太不好了。祈求我祖如来，大慈大悲，保佑我打败恶龙。”
　　于是，玉皇大帝的两个肩膀上冒出了熊熊的火焰来，狂风平息了，云雾散开时，小和尚再也施不出威，只好逃回龙池。
　　玉皇大帝命令每个军士挑一担石头来，发誓要填平龙池。小和尚又变成老头，去对玉皇大帝说：“我就是北海龙池里的龙王，被你打败了，只好来请求饶恕。你要是真的杀了我，我怀恨在心，生生世世也要寻找机会报仇的，你看着办吧。”
　　玉皇大帝就和小和尚讲和了，跟他订了誓约，如果以后再犯，就不再饶恕他。
　　小和尚说：“我是一条龙，龙性发作的时候，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请你再把寺院造起来，我一定不摧毁了。你可以常派一个人望着山顶上。如果发现山上涌起了黑云，就赶紧敲响牛骨头，我听到了这声音，就可以控制住自己了。”于是，玉皇大帝就在那里造了座寺院，建起了佛塔。
　　由此以后，九龙壁的龙有灵性，时常变换自己的姿势，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觉得这些龙真的在动。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是却反映了中国人希望龙具有灵性，能够保佑大地幸福安宁、风调雨顺的良好愿望，同时也说明北海的九龙壁做工是何等的精湛。
　　其实九龙壁的龙并不会动，但是它还真的能给人飞动的感觉。每当正午阳光掠过，光影纵横、龙腾海上，九条龙就仿佛动起来一样，栩栩如生。这种现象的产生，还要归功于琉璃砖。九龙壁运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七彩琉璃砖，它颜色鲜艳，经久不退，加上光的反射作用，还真能让观者觉得龙好像活了起来。
　　◆ 拨开“九龙戏珠”的迷雾人们在建筑彩画、雕刻、服饰绣品等载体上常常能够看见“龙戏珠”（有“单龙戏珠”、“二龙戏珠”、“三龙戏珠”、“多龙戏珠”之分）图案，北海九龙壁也不例外，在这个壁上也雕刻着九条形态各异的戏珠之龙。可是，人们会问了：什么是“龙珠”？“龙珠”因何而来？“龙戏珠”又是怎么回事？
　　龙珠是与龙有关的珠。“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这是《庄子》的说法了。《埤雅》也言“龙珠在颌”。《述异记》讲，“凡有龙珠，龙所吐者……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上述说法讲了两个意思：一是龙珠常藏在龙的口腔之中，适当的时候，龙会把它吐出来；二是龙珠的价值很高，用民谚来说，就是得一颗龙珠，胜过种一千亩柑橘。
　　那么，龙珠从何而来呢？龙为什么要戏珠呢？
　　我们知道，珠，是水中的某些软体动物，在一定的外界条件刺激下，其贝壳内分泌并形成的圆形颗粒，因其有亮丽的光泽而被人们所喜爱，因而被称做珍珠。既然水中的动物能生出珠来，作为水族之长的龙，自然也要有珠而生了，这该是龙珠神话产生的一个基本思路。
　　但是，事情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龙是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集合的对象有鱼、鳄、蛇、猪、马、牛，以及雷电、云雾、虹霓等等。其中，鳄类和蛇类是卵生的。卵是圆形的，也可以说是颗粒状的，是比珍珠大得多的颗粒。那么，古人会不会把鳄卵蛇卵当做一种“珠”呢？回答是肯定的。古人能将鳄蛇作为主要的集合对象，对其卵自然不会忽略；对鳄和蛇来说，卵的意义是重大的，是生命之源，有卵便有鳄、有蛇，进而才有龙。因此，卵是完全可以以“珠”的身份进入龙的生活之中的。那么，龙珠就是龙卵；龙戏珠，实际上就是龙戏“卵”，是龙这个神物，对生命的呵护、爱抚和尊重。其中体现和表达的，是古人的一种“生命意识”，即对传承不息的生命现象的认识、理解和发挥。
　　民间吞珠化龙的传说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注脚：某少年割草（或打水）得一宝珠，此珠放到米缸涨米，放到钱柜生钱。某财主知道后，带人来抢珠。少年情急中将珠放到口里，却一不小心咽了下去。于是口渴求饮，缸水喝干了，又去喝河水、江水。喝着喝着，头上冒出了角，眼睛朝外凸，身子变长出鳞，化为龙了。这样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于四川、浙江、广东等地，从中透示出“珠”的珍贵，以及珠和龙生命相依的关系。
　　太阳，是我们对“珠”的另一个理解。我们见到的一些龙戏珠图案，尤其是那些二龙戏珠图案，其珠多有火焰升腾，分明是一枚“火珠”或“火球”；下面是滔滔海水，可以理解为火球跃出海面。在人们的视野和观念中，堪称“火球”的，太阳可排在第一。那么，很显然，火球出海也就是太阳出海了。既然是太阳出海，为什么要龙来“戏”呢？这里要引入古人眼中的四方神：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龙则是代表东方的神物。这样看来，龙戏珠就有太阳崇拜的意思了，该是太阳崇拜和龙崇拜的交融。
　　龙分雌雄，这是二龙戏珠的图案比较多的原因。如果珠作卵解，就是父母双方共同呵护、爱抚他们的子女；如果珠作太阳解，就是雌雄二龙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再者，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形滚圆，在构图上也具有一种美感。
　　
  拨开云雾看青花
　　——青花瓷提起青花瓷，人们都知道它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一。那么青花瓷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历代知名青花瓷有哪些？它们其中都承载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信息呢？
　　◆ 青花瓷来历之谜青花瓷具体产生于何人之手，产生于哪一年，虽然已经无从查证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关于青花瓷产生的民间传说中找到一点线索。为什么能这样说呢？下面让我们看看人们给予青花瓷的一个古老传说吧。
　　相传元代时，镇上有个刻花的青年工匠，名叫赵小宝。小宝有个未婚妻名叫廖青花。一天，青花问小宝：“这瓷坯上的花儿，如果能用笔画上去，不更好吗？”小宝皱了皱眉头，说：“我早就想过。可是找了许多年，找不到一种适合画瓷的颜料啊。”
　　青花听后，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种颜料，并央求专门找矿的舅舅，带她进山找矿。开始舅舅不肯，说找矿太辛苦，女孩子吃不消。后来，经青花再三恳求，才勉强答应下来。第二天，天刚拂晓，青花和舅舅便进山找矿去了。
　　秋去冬来，时间一晃过去了三个月，小宝见青花和舅舅还未归来，放心不下，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白雪，直奔青石山找青花与舅舅。小宝走了三天三夜，终于来到了山前，发现前面山谷有一缕青烟，顿时心头一热，匆忙朝冒烟的方向奔去。
　　来到山谷，小宝才看清，青烟是从一座倒塌了的炭窖里冒出来的，便钻进破窖，发现窑的一角堆满各色各样的料石。再一看，窑的另一角还躺着一个衣衫破烂的老人，老人身边堆有几段柴火，柴火上正冒着一缕缕青烟。小宝仔细地朝老人瞧去，这才看清，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青花的舅舅。他急忙抱起舅舅，不停地叫喊：“舅舅！舅舅……”老人渐渐苏醒过来，一看是小宝，急忙对小宝说：“快，快，快上山……去接青花。”
　　小宝顺着舅舅指的方向，拚命朝山顶跑去，最终找到了青花冻僵的尸体。在她身旁的雪地上，还堆着一堆堆已选好的石料。小宝见状，哭得死去活来……掩埋了青花，小宝含着泪水，搀扶舅舅回到镇上。从此，潜心研制画料。他将青花姑娘采挖的石料研成粉末，配成颜料，用笔蘸着，画到瓷坯上，经高温焙烧后，白中泛青的瓷器上出现了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青花瓷便从此诞生。
　　青花瓷的出现，突破了我国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框框，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下彩绘的新时代，形成了鲜明的景德镇瓷器之风格。后人为了纪念廖青花，遂把画在瓷器上的这种蓝花称之为“青花”，把描绘这种蓝花的彩料称之为“青花料（廖）”，这两种叫法，一直沿至今天。
　　传说是美丽的，可没有多少可信度，那么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能否知道青花瓷的真正产生年代和它的发展历程呢？
　　据考古工作者发现，唐代时河南省的巩县窑就有原始青花制作。到了元代江西景德镇已能生产装饰精致的产品了。明代青花瓷在元代基础上更是光彩夺目，无论是景德镇的官窑，还是各地民窑，都不乏有精美之作。特别是永乐、宣德、成化、嘉靖及万历朝官窑烧制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装饰丰富而著名于世。
　　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瓷器都十分嗜好，并经常提出对质地、画面的改进意见，而且改善了景德镇瓷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青花瓷的制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色泽青翠光艳，清新明快，层次清晰，尤其是蓝色像蓝宝石一样鲜艳明亮，晶莹光润。然而到了乾隆后期，青花瓷的工艺制作日益衰落。
　　◆ 青花瓷制作工艺之谜传说虽然不可信，但我们多少知道了一些关于青花瓷产生的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材料，也多少知道了一些关于青花瓷制作工艺的秘密，但关于青花瓷产生有着怎样的历程、一个成品的青花瓷是如何产生的、到底有多少道环节等问题，我们还是一头雾水，那我们如何才能走出青花瓷制作工艺的迷宫呢？
　　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得从制作青花瓷的材料入手。那么制作青花瓷的关键材料是什么呢？
　　青花瓷的主要材料是青花料，青花料中蓝色的是氧化钴，属于釉下彩。那什么是釉下彩呢？釉下彩如何被制成了青花瓷了呢？
　　这一制作工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坯拉出来后，等干了用氧化钴往上画，画完后罩上一层釉，再入窑，1260度一次烧成。
　　知道青花瓷怎么产生的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青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颜色呢？
　　因为在数百年中，青花瓷生产是主流，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同历史阶段的青料来源和质地不同，再加上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对于青花瓷的发色的质量、呈色的色调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正因这样，青花所呈现的质量、色调、风格必定有明显的差别，艺术效果也必然出现强烈的时代特征。
　　这些特征差异为鉴定青花瓷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鉴定者对青料来源、品位、发色、呈色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是鉴定青花的基础。当我们拿起一件青花瓷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它的造型，接着见到的就是青花的艺术效果，这是直观感受。结果常用明丽、鲜艳、灰暗、晕散、清丽、规整、刻板、呆滞等词进行概括，这些概括的词语的形成，是青花的发色质量、呈色色调与绘画艺术的综合体。
　　那么什么是发色？什么是呈色？这两种色是怎样的关系，受什么条件的制约？
　　发色是青料在焙烧过程的化学变化，呈色是青料烧成后所呈现的直观感受。呈色的色调有以下几个制约因素：第一是发色，第二是胎骨，第三是釉子。胎骨就是釉里面的胎子，胎子发黄，发白，松软与坚硬都对青花有一定影响。釉子质量的好坏、颜色和厚薄都对呈色有影响。发色的制约因素：第一是青料，第二是施用技术，第三是焙烧温度。施用技术就是在画的时候，画功怎么样。如果蘸的颜料都一样，画线用力均匀，青花烧出来后就是一个颜色，否则青花就会出现深浅不一的颜色。再一个是焙烧温度，应该是1260度。同样的青料，如果温度过高，颜色发黑；温度过低，有点发绿。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就是单纯的青花瓷，它的发色、呈色都一样时，如果经过二次焙烧，即再进一次炉后，颜色要比没进二次炉的深，像后来的青花红绿彩、豆彩等。再说青料，青料受三方面影响，第一是成分，第二是提纯，第三是配制。我主要说成分问题。成分主要是氧化钴，它发出的颜色是蓝色的，其中含有一定的氧化锰，还有一种三氧化二铁，简称氧化铁。钴的含量越高，蓝色就越正，含量少就发灰。锰含量高时，青花就蓝中泛紫或蓝中泛红。氧化铁含量高时青花的发色就发黑。
　　看来，不同的制作生产出来的青花瓷，其品质有着天壤之别呀，难怪青花瓷如此引人注目。
　　◆ 青花家族中的混血儿元代及明洪武、永宣年间，采用进口苏泥勃青绘制的青花瓷器（以下简称“苏料”或“苏料青花瓷器”）以秀逸典雅的画工纹饰、隽丽精致的造型、宝石蓝般的色泽，傲然屹立于世界艺术品之林。几个世纪以来，它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炫耀其藏品档次的标准。迄今，面世的元苏料青花瓷器不过300多件。土耳其、伊朗馆藏最多。除中国有少量的收藏外，日本、欧美、印度等亦有不同程度的收藏。据统计，面世的明早期三代苏料青花瓷器不足一万件。
　　为何世界上最精美的苏料青花瓷不在中国国内，反藏身于异国王宫？这就要从一段中外文化与贸易交流的繁盛历史说起。其实这些瓷器并不是为中国人烧造的，而是专为西亚阿拉伯人制作的。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瓷器传到中西亚，受到王公贵族的普遍喜爱并成为他们追求生活享受、彰显奢华的标志。为了符合自己的宗教文化与实用要求，西亚的商人带着矿料来到中国景德镇等产地直接定货。这些瓷器属于来料加工，专门按照伊斯兰文化生活习俗烧制出口，所以国内很少能够见到。来自西亚的工匠可能还直接参与了元青花的设计制作。
　　知道了苏料青花瓷何以身处异国原因，那么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制造这些青花瓷的原料苏泥勃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产地何方？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为何现在没有人再去制作了呢？这一数百年的悬案伴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真相终于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有人认为苏料是宝石，有人认为苏料是钴科，那么苏料到底是宝石还是钴科呢？
　　倘若“苏料”为钴科。以苏料绘制的纹饰经过理化后：多数会有微凹的不规则黑褐色斑及“点线收缩”；部分还会有“颗粒状”晶体折射现象。胎釉间纹饰随笔触线条勾勒，会产生自然的“墨色斑”晕染；并伴随这种“墨色状”晕染，产生自然的色阶“过渡变化”，从而发射出“紫罗兰”般的色调，而其他任何“钴料”都与其上述特征判若霄壤。
　　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述：“元进口的回回石头中，有一种‘撒卜泥’，为波斯语‘Sabuni’的译音，又译‘苏麻离青’，属一种劣质淡绿色宝石。”借鉴当今宝石界对蓝宝石的分类，其传统族谱中包括了：蓝、灰、黑等。按颜色不同，其色系等级分为：娇艳的正蓝为上品；带海蓝、灰蓝为次；带绿或墨蓝似黑的为下品。可见，陶宗仪一文中记述的“淡绿色宝石”即应属蓝宝石之列。再对照传统热处理优化天然宝石的方法：即依照天然宝石在地球内部所处的温度和氧化还原条件，通过加热的方法改变天然宝石的颜色，以使其呈色接近或达到娇艳宝石蓝的发色效果（这种改变宝石颜色色差的科学方法，与苏料高温理化后所达到的效果如出一辙）。
　　苏料究竟产自哪个国度呢？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苏料来自波斯地区，但其确切的产地国，其答案一直悬而未解。是出自原始的天然宝石矿物采集地，还是出自原始的钴土矿物采集地？波斯各国史料均未见记载。波斯地区历来分布有天然宝石矿和钴土矿，中国也不乏采集天然宝石矿和钴土矿的历史。那么，当初在波斯诸国中，是哪个国度的波斯人或投其所好或居心叵测，将神奇的“苏料”植根于中国的瓷器？是哪个波斯国家为当时的景德镇提供了这种“苏料”？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察与其相吻合的原始矿物遗址或原始文字史料来为其佐证。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现在，大家对“苏料”的“母国”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苏料青花瓷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缘何得名“青花混血儿”呢？
　　元鼎盛时期，疆域达到现在伊朗地区（当时称波斯），臣服于大元的波斯色目人与元蒙人在血统上有难以割舍的渊源，其社会地位与蒙古人相若，高于汉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批的波斯商人、工匠艺人，沿西域丝绸之路，迁徙中原。景德镇瓷都无疑成为这些人施展才华的宝地。像古老的传说那样，波斯人又一次演绎了“回回献宝”的故事，他们将其用于镶嵌传统器物的“撒卜泥”带到了景德镇，并坚信其以宝石缀饰器物的技艺，定会在这个神秘的瓷都得到施展。
　　但是，景德镇陶瓷匠人对烧成的瓷器进行再点缀难以心领神会，只是在偶然的机会中，发现将这种宝石粉碎熔炼后，配以料水，与含有“麻仓土”的“二元配方”的胎合在一起，绘制成纹饰后，敷以白色透明釉，经高温氧化还原，与采用传统钴料烧制的青花瓷器色泽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它的应用，激发了那些对宋元名画研摹精透的画师的灵感，用苏料表现中国画笔墨所独有的勾、斫、皴、擦、点、染等特有技法，与耀州窑瓷器的奏刀深峻、磁州窑瓷器的隽逸古朴相比，有了异曲同工的新突破。烧成后的青花瓷器，纹饰题材及工艺造型，博采众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伊斯兰宫廷神庙建筑和金银器的纹饰、造型。如此工艺也就赋予了元青花瓷“混血儿”的美名了。
　　波斯色目人，对这种“中西合璧”的苏料青花瓷器视为瑰宝。利用“垄料定烧”的优势，捷足先登，将其大量运至波斯等地区，或献于神庙作为圣物贡奉；或献于皇室帝王；波斯贵族亦将占有这种瓷器作为彰显其地位的标志，并由此引发了波斯国皇室贵族为获取此物，而长期倾轧争夺的局面。
　　元代末期，统治者面临内忧外患的困扰和战乱，致使财政严重匮乏，需征敛巨大的税赋，而波斯地区对青花瓷的大量需求，无疑成为弥补其财政不足的一种渠道。在这种背景下，只好听凭苏料青花瓷“叛逆他乡”，这是无奈之举。这也是元代苏料青花瓷在当时“墙内开花墙外香”，很少流落民间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料青花瓷尽管如此珍贵，可为何却逐渐地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了呢？
　　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明朝以后对这种混血的元青花的溺爱，堪称苏料青花瓷器“半壁江山”的明早期苏料青花瓷器，却有着与其“鼻祖”截然不同的命运。洪武初年，刚刚建国，就专设御窑场，苏料青花瓷器被纳入御窑场烧制的范畴，对“官土”、“官料”严格控制，他人不可染指。烧成后的苏料青花瓷器，除专供皇室使用外，还作为贵重礼物赏赐和馈赠给万国来朝拜的使节。洪武之后的两个皇帝对苏料青花瓷器更情有独钟，特别是宣德皇帝，对苏料青花瓷器的设计、生产，不但亲自过问，而且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与前代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派遣“瓷督官”专管官窑瓷器的烧制，还打破了历代皇帝不允许在瓷器上书写官款的忌讳，大肆倡导在瓷器上书写本朝“官款”。据史书记载，宣德皇帝曾命当朝大书法家沈度，与其讨论书写官窑瓷器“款识摹本”。在其推动下，宣德苏料青花瓷器无论质量、数量、品种、款识均在苏料青花器物中独步风流。所以说，在永乐、宣德在位期间，苏料青花瓷器之书写款识的“原始摹本”理应出自宣德皇帝或沈度之手，这也正是书有“大明宣德年制”官窑款识的苏料青花瓷器价值连城的根本缘由。
　　遗憾的是，伴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景德镇的优质“麻仓土”主脉矿料也消耗殆尽，苏料来源随之枯竭，延烧百年的苏料青花瓷器至此成了千古绝唱。
　　◆ 解密康熙青花瓷清康熙朝在继承传统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瓷器的烧造以千变万化的造型与精湛的工艺水平开一代未有之奇。青花更是以不同的浓淡色调渲染出多种层次，赢得了中外学者的赞赏，在整个清代制瓷业中是最具代表性的。
　　清初一切沿袭明朝旧制。景德镇御器厂因停烧已久，顺治时则采用“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进御形式。顺治时期在景德镇设厂，奉命为宫廷烧造瓷器。康熙初年三藩之乱，御厂一度停烧，但不久又正式恢复烧造。御厂对清代景德镇瓷业发展而言，在技术上一直是担任着领航者的角色。清代陶瓷生产首先废除了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并形成固定制度。匠籍是封建国家专为手工业工人立的户籍，他们子孙世袭其业，在官吏的监督下从事生产，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清代以前官窑瓷器生产中多采用此种制度。
　　清朝建立后，首先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顺治皇帝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康熙皇帝也多次声明“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等等。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使广大手工业匠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摆脱了匠籍的束缚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御器厂的机构设置较明代时有所缩小。这并非因为御器厂处于萎缩的状态，而是由于它吸收了明代的建厂经验，取消了一些多余的机构。如明代御器厂内设的狱房，到清代时便被废除。清代御器厂对工匠人身控制的放松，使工匠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御器厂本身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分工也更为细密，而且因在宫廷内设立造办处，使御用瓷器的运作渠道进一步通畅，更因高精细的瓷器在宫廷内有专门的制作程序，如画工、设小窑烧制等，使宫廷的瓷器消费进入史无前例的奢侈阶段。而中国古代瓷器就其工艺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应以清代前期为最高峰。此时期青花瓷器凭最高峰的盛势，在创新与繁荣上也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高峰。
　　康熙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青花鲜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造型硬挺、爽利、饱满有力，大件器皿更是气魄雄伟。造型多用单纯挺拔的弧线、圆线和有力的直线相结合，外轮廓线各部分的组合变化乃至形体的整个比例也很协调。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能给人以深厚含蓄、耐人寻味的美感。康熙青花瓷器的釉色特点是色泽鲜明青翠，浓淡相间，层次分明。景德镇制瓷工匠长期经验积累，熟练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分染出深浅有别的蓝色色阶变化，甚至在一笔之中也能分出不同浓淡的笔韵，使所描绘的物象具有丰富的色调。这种特点在康熙青花瓷中的山水、花鸟纹饰中表现尤为明显。
　　康熙青花由于烧造时间长，前后变化大，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是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公元1662年－1680年），中期是康熙十九年至康熙四十年（公元1680年－1701年），晚期是康熙四十年至康熙朝终（公元1701年－1722年）。其中，康熙中期的青花瓷器最具魅力。
　　康熙早期青花瓷胎体厚重，釉面肥润呈青白色，有缩釉和黑色小棕眼。器物口沿往往刷一层酱釉，底足处理不是很细腻，有粘砂、不光滑的现象，足内露胎处常见放射状跳刀痕。许多大盘及琢器的底足出现台阶，俗称“二层台”。双圈足大量流行，尤以大盘居多，里圈都较外圈矮，两圈间无釉。这时青花使用浙料，呈色灰蓝，个别发色较灰暗，与顺治青花接近。
　　康熙中期青花胎体洁白坚硬，很少有杂质，有“糯米胎”之称。胎体薄厚均匀，修胎仔细。釉面有粉白和浆白两种。粉白釉面硬度高，浆白釉面略疏松，偶有细小开片。底足露胎处光滑细致，多呈“泥鳅背”状，少见火石红，瓷器的质量比早期制品有明显提高，胎釉结合紧密，器内外壁及底足釉色基本一致。当时还出现用淘洗精细的浆泥制成的“浆胎”，分量偏轻。使用云南出产的“珠明料”，色料提炼精纯，呈色鲜蓝青翠，与明代嘉靖青花蓝中泛紫有很大区别。它明净艳丽，清朗不浑，艳而不俗，有的呈宝石蓝色，鲜艳而无火气，直到现在它还是我国青花的标准色调。人们往往称康熙青花为“康熙五彩”“墨分五彩”，这种色阶变化完全在于分色层次的熟练掌握，康熙青花有五个层次的色阶，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不同层次的渲染是由于工匠们运用了“分水皴”的方法，其装饰效果上富有层次的节奏感、立体感，结合晕染法的使用，使青花更接近和达到国画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康熙青花备受世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晚期青花胎体薄厚兼有，底足普遍平切，切削整齐，釉面多数是青白釉、亮青釉。这时青花呈色趋于淡雅，有的泛晕散。康熙青花瓷除了传统的白地青花外，还有浆胎青花、哥釉青花、郎窑青花、蓝地白花、豆青釉青花、青花加紫、青花戗金、青花釉里红等派生品种，烧造量不是很多，但别有情趣。
　　康熙时期青花瓷器的最大特点是制作极为精细。这时候的器物不仅坯釉选练加工精细，而且制作技巧也很细致。大至76厘米高的“青花万寿字瓶”，小到仅5厘米高的“玲珑透雕小杯”，制作都相当严格和规矩，很少出现夹扁和歪塌现象。“青花十二月花卉杯”之类的薄胎器物，更是几乎不见胎骨，其胎薄得能映见指纹，造型也相当严格，口底交代得清楚利落。明代的制品一般多留有削足的痕迹，到康熙时期，工艺处理上精细到在切削过的足端用濡笔或布加以揩拭，因而底足面带有一种柔软、润滑之感。不少器物往往由于考究的细部，体现出完整的造型设计意图。琢器类的瓶、罐、尊、壶，在明代即使是极小的制品也是由两三截结合而成。到康熙时期就是相当大的器物，由于用辘轳一气拉成，明代遗留下来影响器物美观的接口痕迹这时基本上已看不到了。属于圆器类的盘、碗、碟、盆等也烧得很规整，器底圈足的里外壁都很笔直。明代盘、碗底足出现的塌底现象，此时已很少出现。多数底足都制成光滑而滚圆的“泥鳅背状”，外形也较美观。而瓶、罐、尊、壶之类器物的底足，最外围旋进了一圈，形成所谓的“台痕底”，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细部处理，是工艺制作精细的反映。
　　康熙时期青花瓷器的造型较前代也有了显著的增加，达到了所谓“制作日巧、无物不备”的境地。这时候除了传统的盘、碗、瓶、罐等器物继续生产外，还出现了帽筒、帽架、灯罩、鼻烟壶、扇形盒、笔筒等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文房用具、案头陈设物。而且同一品种在式样上也是丰富多样，不少是独树一帜的创新之作。盖碗的出现就是适应当时人们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在茶盏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样式。棒槌瓶是以形似棒槌而得名，有方、圆两种样式，线条处理得有楞有角，比较硬挺，极似洗涤衣服用的木头棒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凤尾尊是以腹比凤体、口似凤尾而得名，从整体看，它是从花觚派生出来的一种新形式。油锤瓶与天球瓶近似，阔腹、小口、细长颈，肩部斜垂，弧度较小，腹下有足圈，极似过去榨油作坊的油锤。荸荠扁瓶以腹部较扁、形似荸荠而得名。贲把壶系仿藏传佛教器物造型，整器略似塔形，有大小两口，上均有盖，大口直径近颈腹，小口曲折连于腹部，腹圆略扁，腹下承托。将军罐通体为圆形，以其盖形似古代武将的军盔而得名。粥罐通体为矮圆形，腹部两侧各置有两系，可穿上铜环提取稀粥。此外还有以拟形化手法制作的茄式壶、佛手壶，福字壶、禄字壶、寿字壶等，壶体由窄扁方楞的福、禄、寿字形组成，字画之间雕镂透空，工艺精巧。
　　康熙时期青花瓷器的造型与装饰在风格上也是完全谐调的。康熙青花瓷器的瓷绘豪迈、刚劲，这与硬挺、爽利的造型统一在一个基调中，这就使其既不同于明代各朝的器物，而又有别于其后雍正、乾隆时代的作品，从而形成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富有鲜明个性的时代特色。清代青花以康熙时为最好，而康熙青花又以中、晚期的最好。绝好的康熙青花呈纯蓝色，这时制瓷工艺由于釉子白度提高，因而更使这种明净艳丽的蓝色在洁白莹润的瓷釉衬托下，更有一种清新明快的色泽效果。康熙时由于“分水”技法的出现，使器物上描绘的物象不但具有丰富的色相，而且还有立体感，匠师在描绘物象时，运用蓝色的色阶变化，由深而浅逐层退弱下去，能分染出明暗、浓淡有别的色彩情调，富有层次的节奏美，甚至在一笔之中也能分出深浅浓淡的笔韵。如青花山水人物纹凤尾尊、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其画面墨色淋漓，很像一幅在纸上的水墨画。
　　康熙时期青花瓷器的烧造开创了历代未有之奇，纹饰题材大为开阔，内容从人物、动物、植物、山川日月和宗教、神话故事等，可说包罗万象。瓷绘艺术表现上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整个装饰配置也更接近绘画的章法构图，图案装饰少了。其所绘人物似陈老莲、萧尺木，山水似王石谷、吴墨井，花鸟似华秋岳等。康熙青花瓷绘重于神情表现，而且吸收了当时版画和民间年画的艺术成就，故画面多以比较简练的线条来表现各种事物，所绘人物、花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最能代表康熙青花艺术风格的是以山水、人物为主题的瓷绘题材。康熙青花瓷绘中的山水画面表现了一种情景交融、澄怀观道的理想境界，展示的是简淡、玄远的意味，以大自然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为创作源泉，赋予瓷器本身以灵感，山水成了创作者书写情思的媒介，所以中国画和诗，也包括陶瓷艺术，都爱以山水境界作表现和咏味的中心，意欲将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融为一体，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画所追求的思想情趣和审美趋向。如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笔筒，直筒式为典型康熙风格，外壁青花彩绘山水送友图。在虚实空间结构上强化主观意识，熔铸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远处群山飞鸟，云气缥缈，近处山势平坦，近旁流水环绕，三人于路旁即将分手，人物刻画鲜明生动，表现出难舍难离的情景。整个画面虚实结合，远近对映，充分体现作者综观整体，运筹全局的能力，大大扩展了山水画面空间表现的意境深度和诗情意趣。
　　◆ 元代青花凤首扁壶来历之谜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市正处在“文革”时期，当时蓟门桥元大都遗址附近准备建一些居民楼，然而当土建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工人们发现了一些破碎的瓷片，他们马上意识到遇到文物了，然而，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因此，便停止了工作，很快，文物工作者迅速来到了这里。结果，他们从地下挖出了若干瓷片，于是考古队员们猜想，这是一件瓷器呢？还是多件瓷器？而初步的推断应该是元代的青花瓷器，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元代青花瓷器本来就少，这一发现可以加深对元代青花瓷器的了解。
　　因此，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碎片编号后，交给专家来复原。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原来这是罕见的元代青花凤首扁壶，这在当时是首次发现此类青花瓷器。
　　这件青花凤首扁壶高18.7厘米，盛水器，直口圆唇，短颈，扁圆腹，浅圈足，前有凤首翘起作流，喙上鼻前顶一宝珠，后有曲柄，壶前凤翅飞翔，凤身以下绘一丛茂盛的缠枝牡丹，整个图案表现了华丽的凤鸟飞翔于牡丹花丛之上的意境。
　　遗憾的是，当时扁壶碎成四十八块，最大的13厘米×6厘米，最小的为2厘米左右如指甲般大小。经过专家们仔细拼对后，用无色透明的环氧树脂粘接，粘接以后壶身残缺三分之一，千疮百孔，大大小小的孔洞达十七处之多，残缺处用瓷粉加合成材料混合后补缺、打底。
　　对于这件国宝级的青花瓷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他们很想知道这件瓷器何以在这里出现？在它的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终于揭开了遮盖在这个青花凤首扁壶身上的谜团。原来，这个扁壶是元代最后一个皇帝赏给其最珍爱的妃子的装饰品。
　　那么这个皇帝为什么要赏给他的妃子一件青花扁壶呢？这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意思呢？
　　要揭开其中的奥秘，就不得不介绍一下其中背景。元朝末年，朱元璋的势力日渐强大，其前锋已经快要逼近元大都。这让元朝皇帝惊恐不安，于是急忙派遣得力大将前去镇压，然而，当时元朝皇帝却担心这个大将一旦拥有了兵权，便会与朝廷对抗，那样的话，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是大敌当前，没有更多办法来制约这些大将。因此，元朝皇帝急中生智，他下旨纳该大将的女儿为妃，并对大将许诺说，如果他能够平定朱元璋，那么一定将其女儿升为贵妃，大将无可奈何地应允了。
　　大将出征后，恰好元代官窑制作了一批精良的青花瓷器，其中有一件样子很是有趣，扁扁的，壶嘴很有造型。皇帝为了安抚大将的女儿，便将此物赏赐给了她。可是，有件事情难倒了这位妃子：因为皇帝只说赏给她，却没有告诉她，这只扁壶叫什么名字。为此，她一连好几天都很烦恼，这让皇帝看到了，他便问她说：“爱妃，你为何愁眉不展，难道还在想你的父亲吗？”这位妃子答道：“我并没有想我的父亲，我是在为陛下赏赐的那件宝物的名字发愁呢！”皇帝一听，哈哈大笑说：“这个很简单，我既然要让你贵为后宫之首，那这个壶自然就应该叫着凤首壶喽！”妃子一听便眉开眼笑地连说“好”！
　　然而，这个妃子的父亲并没有把自己的女儿放在心上，他带着数十万军队一离开京城，便迅速脱离了朝廷，自立为王，与元朝分庭抗礼起来。这下让元朝皇帝勃然大怒，他马上下令，将这位大将留在京城的家眷悉数杀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这位妃子。也许是感觉自己太冲动，还是觉得有必要安抚一下。等事情过去若干天后，皇帝才想起不该杀这个妃子的。想到这里，他假惺惺地对负责处理此事的大臣说：“还是安排隆重的葬礼来安抚她吧！”大臣马上心领神会地去办了。最后，当大臣问皇帝：“陛下赏赐的那件青花凤首扁壶，是否放在妃子的墓中？”皇帝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别放在她的墓中吧，这样会让九泉之下的她感到不安的！我看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再修一座墓，专门来放她生前我赏赐给她的器物吧！”大臣遵照皇帝的旨意去办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办完，朱元璋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于是，这些大臣都随意找了一个地方草草将这些东西掩埋便离开了。由此，这些器物便散落于元大都皇宫附近。
　　看来还真得感谢这个朱元璋和大臣，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一睹这件国宝的风采了。
　　
 有九条命的宝帖
　　——三希宝帖“三希宝帖”是现存最早的晋人法书真迹，然而，这个“三希宝帖”自从出现以后，其经历就坎坷神秘，能够真正明白其去向的人并不多。
　　◆ “三希宝帖”鉴赏与去向公元1746年，乾隆帝得到《伯远帖》，将其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藏于养心殿，合称为“三希宝帖”，御书匾额“三希堂”。《三希宝帖》由此名满天下，被后世学书之人奉为圭臬。
　　《快雪时晴帖》是“书圣”王羲之唯一存世的真迹，是与《兰亭序》并称的行书佳构，但《兰亭序》真迹早佚，更显出《快雪时晴帖》的珍贵价值。此帖现藏台北故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国宝”之一。
　　《中秋帖》为书圣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墨宝。卷前引首乾隆行书题“至宝”两字；此帖经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建国初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从海外购回，现为故宫博物院“十大国宝”之一。
　　《伯远帖》为书圣王羲之侄王询墨宝。1942年溥仪出宫之时将此帖带出，后流落在外。195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其购回，现为故宫博物院“十大国宝”之一。
　　1928年，“三希宝帖”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那一劫后，一直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它与故宫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文物运往台湾，“三希宝帖”中《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 宝帖何以大难不死人们常常提到“三希宝帖”，但是，这个宝帖何以如此珍贵呢？它到底珍贵在哪里呢？要想知道个中缘由，还得从东北军阀的一位将军说起。
　　事情发生在1928年6月4日清晨，从北平开往沈阳的一列火车在行使到沈阳西郊一个叫皇姑屯的小站时，突然被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列火车为什么会被炸毁？火车上坐着什么要人？又是什么人对火车上的人恨之入骨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列火车上坐着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而制造这起事故的是垂涎东北已久的日本人，他们为了侵占东北而精心策划的这次炸火车事件，史称“皇姑屯事件”。
　　那么这起事件跟本文要提到的“三希宝帖”有什么关联呢？
　　如果将事情来龙去脉说完，我们就会感到那瞬间的惊心动魄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中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原来，就在张作霖在离开北平的前一天的晚上，他曾派人专门去找当时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拒绝，于是推说这件书法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无法打开。张作霖因急于离京，又不便将宝帖强行拿走，只好作罢。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
　　看来，如果没有易培基灵机一动，这件国宝就要葬身火海了。
　　这件张作霖索要没有要成而躲过一劫的古人书法名帖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它就是“三希宝帖”，要想知道这件宝帖缘何得名，就得从北京的故宫说起。
　　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各代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写的。
　　乾隆皇帝喜欢书法，而且特别喜欢历代名家书法帖，因为他想吸收各大名家字风，以创立自己的字风，所以，乾隆皇帝派人四处收集字帖，并统一放入一个房子中，由自己亲自保管。这间屋子何以叫“浠堂”？它与“三希宝帖”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得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他的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是他的侄子王珣写的《伯远帖》。乾隆皇帝由于太喜欢这三件宝贝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将它们收藏在这里，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它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堂中放置的三本书法名帖也就被后人冠以“三希宝帖”的大名。
　　◆ 隐藏在宝帖中的秘密“三希宝帖”既然是乾隆皇帝喜欢的宝贝，那么这些宝贝都有哪些值得一提之处呢？其中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让我们首先去探寻一下这件差点儿与张作霖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吧！
　　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便是《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23.6厘米，宽16.4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王羲之在这幅《快雪时晴帖》中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
　　但这幅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令人遗憾的是，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那么，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幅《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的，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做真迹看待，成为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直接来源。
　　看来这个《快雪时晴帖》算着一个宝贝了，那么为何说《中秋帖》也是一个宝帖呢？它是谁创作的？为什么能够被称做宝帖呢？
　　要解开这些疑团，我们必须了解《中秋帖》背后的故事。相传《中秋帖》为晋王献之的手卷，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
　　为什么说是相传为王献之写的呢？原来这个帖的材料有让人怀疑之处，因为帖用竹料纸书写，可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才出现。此外，宝帖文字从行笔中也有问题，即行书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时期一般人使用的都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如采用东晋时期的笔是写不出来的。因此，清朝吴升在他写的《大观录》一书中曾经这样说：“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另又根据当代书画鉴定家研究，大多专家认为此帖应当是宋米芾所临，即便这样，专家学者认为此帖也同样算是宝帖。
　　说到最后那件宝贝，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伯远帖》是书圣王羲之的侄子王珣的作品，王珣是书圣家人，书法自然也有无限功力。王羲之生活的晋代，结合那时代玄妙风尚，继承汉魏书体，书法上有不少新意。而王羲之、王献之一门为晋代书法最为著名的家族，其书体奇锋异笔，真有无限不可道之美。可惜其墨宝真本，一一散失，已不能直面真容。而这件《伯远帖》颇得二王的笔法之妙，借此我们大可以一见书圣妙笔的面貌。此帖是一封王珣的私信，内容当然对书家来说无可无不可，看看有若神助的书法，挥洒、流畅、放纵、肆意，写什么都美，一字一字，皆有风格，皆有光彩。只凭一只毛笔，就能够在轻薄的白纸上，创造出一个书家眼中的光明仙界，令人赞叹。
　　《伯远帖》这件宝贝也是几易人手。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清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着录。乾隆年间入内府，被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
　　◆ 宝帖何以流落民间躲过陪葬张作霖“三希宝帖”的厄运，是否是它们遭遇的第一次险情呢？如果不是，那么它们曾经经历了怎样坎坷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是否遭到损坏？
　　“三希宝帖”经历了若干次命运的变化，并且一度流落民间。那么这个国宝是如何流落到民间的呢？
　　清朝末年的一天傍晚，故宫北墙一座专门为差役出入的后门闪出一个人，他匆匆地消失在昏暗的胡同里。在一个挂着“品古斋”招牌的小古董铺子前，这人回头看了看，便转身进了屋里，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的。
　　几天后一位名叫郭葆昌的人来到这个小古董铺中，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件发生了。因为他看到了“三希宝帖”真品，他以为自己看花眼了。为了确认眼前的宝物是真迹，郭葆昌不动声色地仔细研究、鉴别。当他确信此物为真品时，便积力抑制住心中的激动之情，装着此两帖价值不大的样子，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把它们买了下来。临走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
　　那么那位鬼鬼祟祟来卖国宝的人是谁？又是何人指使他来卖国宝的呢？后来，这位掌柜的替郭葆昌保密了吗？如果没有替他保密，那么“三希宝帖”是否再度引祸上身呢？
　　原来，胆敢卖皇宫里面东西的人是住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她早已盯上了三希宝帖，深知它们一定能卖出个大价钱。但是这三件宝贝名气太大了，尤其是这第一件《快雪时晴帖》，可是王羲之的墨迹，光乾隆皇帝在上面的提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把三件都拿出去卖了会太显眼的，还会惹出麻烦来。她决定先把另外两帖，也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卖掉。
　　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那个叫品古斋的小古董铺子。于是，她指使自己身边一位小太监趁黑出宫将宝帖低价卖了。
　　话又说回来，自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意外地发现并得到《中秋帖》和《伯远帖》之后，就将它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因为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旦有人知道这两件宝贝在他这里，不但宝物会丢失，而且还会遭来杀身之祸。也算郭葆昌幸运，那位掌柜很守职业道德，至死也没有透露这件事情。
　　就这样，时间转瞬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葆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而说了真情，郭葆昌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马衡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珍宝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文物珍宝而奔波。不想却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希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帖，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就把它们带回故宫让这三希宝帖重新团聚呀。
　　可是，这位郭葆昌自从将《中秋帖》和《伯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里。
　　◆ 让宝帖失而复得的功臣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许“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将永远藏匿于民间，谁也无法一睹国宝的风采，更不要说欣赏了。那么是谁让郭葆昌收藏的《中秋帖》和《伯远帖》重现人间呢？最后，“三希宝帖”是否团聚了呢？
　　要想知道答案，我们就得回到1949年，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崩溃，时局非常混乱。说来也怪，正是在这混乱之时，沉寂了17年的三希宝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却突然浮现了出来，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人们本以为这是让“三希宝帖”团圆的大好时机，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三幅名帖失之交臂。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
　　要追寻其中的原因，就得从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祖国大陆逃台组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事情说起。原来，他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当时，《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被带到了台湾，缺的正是这送上门的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伯远帖》。照理说三希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它们买下了，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了。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惊喜之余却表示出了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也许国宝从来就不愿意寂寞，两年后的一天，这两幅宝帖又出现在了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而只好作罢。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了。
　　眼看着国宝将要落入外国人之手，这时的郭昭俊万分焦急，可他却想不出任何办法。那么，国宝能否摆脱流落异国的厄运呢？如果能，那么使它摆脱厄运的又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在郭昭俊坐卧不安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却收到一份特殊的报告，这就是关于“三希宝帖”问题处理的请求报告。由此，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戏剧性故事呢？
　　原来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有位叫徐伯郊的经理与郭昭俊是世交朋友。当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卖三希宝帖时，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
　　1951年10月底，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
　　随后，两人发了一封急电给总理办公室。1951年11月5日，两人得到答复：“同意购回此两帖”得到批复后，两人马上携款35万元前往交易，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两件国宝也得以回归祖国。
　　从那以后，《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就一直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天，当我们在为它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希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通向神秘的画廊
　　——颐和园长廊壮观秀丽，美不胜收的长廊是因何而建的呢？它是否仍然保持着初建时的美妙身姿呢？在它身上又发生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 颐和园长廊鉴赏与遭遇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南坡与昆明湖之间的狭长地带，有一条全长728米，共273间的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长廊还是一条五光十色的画廊，廊间的每根枋梁上都绘有彩画，共14000余幅，色彩鲜明，富丽堂皇，1990年就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被评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长廊彩画题材广泛，山林、花鸟、景物、人物均有入画。而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当数人物故事画。长廊彩绘属于“苏式彩画”，是中国木结构建筑上独有的艺术装饰。它自东向西有四座八角亭，象征着一年中的四季，分别名为“留佳”、“寄澜”、“秋水”、“清遥”。
　　1860年，颐和园长廊曾经被英法联军焚毁，后来，慈禧动用海军军费加以修缮，一直保留至今。
　　◆ 长廊因何而建风景秀丽的北京颐和园，有一条彩色的画廊，这就是名传天下的长廊。它临昆明湖，傍万寿山，蜿蜒曲折，长廊之上，雕梁画栋，一幅幅斑斓的彩画，更使它绚丽无比，风采迷人。那如此壮丽的长廊是因何而建的呢？
　　传说，这个长廊在修颐和园时并没建造，长廊的地方是一条很宽的临湖路。那天西太后登上佛香阁向下一望，总觉得昆明湖边缺点什么，就回头问一个建园的监工：“这园里、湖边有没有龙？”这是句一语双关的话。因为龙象征着皇上，西太后故意难为一下老匠人。
　　老匠人见西太后沉着脸问他，忙说：“回老佛爷，佛香阁上只有‘凤尾廊’，湖里湖边都没有龙……”
　　慈禧一听大怒，脸色煞白地命令：“把附近耍龙灯的百姓召来，让他们在湖边舞上几天，不许停歇！我要看见龙。”
　　西太后的意思是“以凤压龙”。因为她既是“凤”，山下就要有条“龙”。她以上压下，就算把皇上压在下面了。但她却故意不提修建长廊的事。
　　这下可苦了那些耍龙灯的庄户人。他们拼出全力，从早上舞到天黑，又从天黑舞到早上。累倒的不计其数。一伙倒下了，一伙儿又咬着牙替换。西太后一天只看半个时辰，但从不叫耍龙灯的人停歇。
　　那位老匠人想着因为自己一时疏忽而连累了大伙儿，心中如万箭穿心。回到家中吃不下，睡不稳。苦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想出个救耍灯人的办法。
　　这天夜里他刚刚闭上眼睛，忽见走进来一位老人，口口声声向老匠人要口饭吃，老匠人见是个要饭的，忙把一碗没吃的肉面端来。
　　这白发老人看了一会儿肉面，叹了几口气说：“我心里堵的慌，吃不下去呀！”说完把肉面碗扣在饭桌上，从碗里取出几根面条围在那个底朝天的碗边，叹了几口气就走了。
　　老匠人猛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他回想着那老人的面容、举动，越想越像传说中的鲁班师傅。他对着桌上的扣碗和碗边的几根面条思索起来，一直想到了第二天清晨。
　　忽然他心里一亮。这底儿朝天的饭碗多像万寿山呀！这碗边的几根面条多像一条龙，弯弯曲曲地图在“山”下，面汤在面条边溅了一片，多象昆明湖啊！为什么不设法修建个龙一样的长廊呢！
　　这个老匠人赶忙跑到西太后那里禀报说，三个月内让她看见湖边的龙，还请求放了舞龙灯的穷苦百姓。
　　西太后放了舞龙灯的人，马上传令，全国一流匠役在这里集合，让她看万寿山下一条龙出现。
　　三个月过去了，当西太后登上佛香阁，猛地发现昆明湖边真有一条长长的“龙”。这就是那个二百七十三间的长廊。西太后心满意足地重赏了那位老匠人。
　　传说总归是传说，表达的是人民反抗压迫的一种良好意愿。那么传说不可信，而真正可信的关于修建长廊的故事是什么呢？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颐和园修建好以后，慈禧每年都有一大半的时间要在这里“颐养天年”。开始的时候，慈禧很是喜欢颐和园的江南景色，然而时间一长，就什么都不觉得新鲜了，尤其是慈禧每天要从寝宫乐寿堂出来到湖边散步，起初在路上还看一看左边的水、右边的山，到后来竟厌烦得哪儿都不想看了。慈禧心想：一眼望去山水全在眼前，四季不变，真是没意思，如果在湖边建造点儿什么，让我走一步就看一个景色该多好。那建造点儿什么呢？她一时也没有想好。一日，心情烦闷的慈禧又要出去散步，王公大臣们忙顺从并伴其左右，当一行人走到万寿山下的南坡时，老天爷竟不分时候地下起了雨，太监李莲英慌忙上前撑起雨伞并顺势观察了一下慈禧的脸色。没想到，此时慈禧的脸竟由阴转晴了，李莲英正在纳闷，慈禧说话了：“雨伞真好，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还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致，”众人不解。回到寝宫后，慈禧立即召见了工匠，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不久，在万寿山的南坡与昆明湖之间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这就是由慈禧授意修建的既能挡风遮雨，又可以欣赏一步一景的颐和园长廊。
　　◆ 长廊引人注目的法宝中国的长廊不计其数，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座长廊可以与颐和园的长廊相媲美，这是为什么呢？颐和园长廊里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神奇？这些神奇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建筑上巧夺天工是颐和园长廊首先吸引人的地方，怎么这样说呢？要想知道谜底，就让我们来熟悉一下长廊的建筑美吧！
　　颐和园长廊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艺术智慧相互渗透的成果，并以其独特的体系，优美的造型，丰富的装饰手法为中国古典园林修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那么颐和园长廊的独特体系和优美造型都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颐和园长廊从总体上应自由开朗的平面布局，活泼多变的体型，易于表达园林建筑的气氛和性格，使人感到新颖、舒畅。
　　其次，颐和园长廊是长形观景建筑物，因此考虑游览路线上的动观效果，成为主要因素，是廊设计成败关键。廊的各种组成，墙、门、洞等是根据廊外的各种自然景观，通过廊内游览观赏路线来布置安排的，以形成廊的对景、框景，空间的动与静、延伸与穿插，道路的曲折迂回。
　　再次，颐和园长廊从空间上分析，可以讲是“间”的重复，要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有规律的重复，有组织的变化，形成韵律、产生美感。
　　最后，颐和园长廊从立面上，突出表现了“虚实”的对比，从总体上说是以虚为主，这主要还是功能上的要求，廊作为休息赏景建筑，需要开阔的视野。廊又是景色的一部分，需要和自然空间互相延伸，融化于自然环境中。
　　颐和园长廊最为神奇之处不是它的建筑特点上，而是长廊的建筑装饰的彩绘上。长廊彩画就像一个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小窗口，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许多传奇典故和文化内涵。
　　长廊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彩画长廊。长廊的上梁枋之间，布满了色彩鲜明的彩画。人们在长廊中漫游欣赏的时候，就仿佛是走入了一座建筑别致的精妙画廊。
　　1990年，颐和园长廊以建筑形式独特、绘画丰富多彩，被评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
　　根据建筑形式的不同，画师们在长廊四周的梁枋等处，分别绘制了大小不同、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1400多幅彩画。这些彩画大体上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建筑风景四大类。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200多幅人物彩画故事。
　　长廊之上的人物故事彩画所绘制的内容包括古典文学名著、历史人物传奇、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等。但彩画之上却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其表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人们只有根据画上人物的容貌神情，穿戴打扮，动作造型，场景设置等等来猜测故事的内容。这就给人们提供了有如猜迷般的观赏乐趣。因为只有对中国文化了解越深，所能讲出的故事也就越多。
　　像这幅画面上的三位人物，中间一位，老成持重，面白长耳，另一位而如重枣，美髯飘飘，还有一位黑脸虬髯，环境又是在桃园中，自然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这幅画面上一位年青将领拉着一位美女，画的是“凤仪亭吕布戏貂蝉”。长廊上四座亭子中的大幅画面称做“门头板”。这副门头板上表现的中国一篇古老的著名文章——《桃花源记》。图画中细致地描绘了那个宁静幽远的桃源世界。这幅画面上，一位画家拿着笔端详着墙上的画作，就将喷薄而出了。这是中国古代成语故事《画龙点睛》。还有这幅门头板画面人物造型一看便知是《西游记》里的故事情节——《齐天大圣斗哪吒》。孙悟空威风凛凛，打得天兵天将与哪吒三太子抱头鼠窜，落败而逃。这幅彩画人物、场景都描绘得非常精致生动，堪称长廊故事画中的传世佳作。
　　长廊之上，不仅是人物画包含了许多故事寓意。彩画中的花鸟画同样表达了很多含义。花鸟画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写实描摹，实际上这里头有各种讲究，利用花鸟的象征意义与汉字的谐音创造出一个个代表着吉祥如意的画面。
　　颐和园长廊的这个花鸟画不同于咱们一般的绘画，它都是有丰富的寓意的。比如说，画牡丹，画两只白头鸟，它寓意什么呢？寓意“富贵白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向往。画荷花，画燕子，把荷花和燕子画在一起，寓意着“海晏河清”。谈国家的安定团结。画喜鹊和梅花它寓意着什么呢？“喜上眉梢”。颐和园长廊的很多花鸟画都是有寓意的。
　　◆ 难以“色衰”的长廊彩画在建筑上作彩画是中国一门由来已久的传统工艺了。中国的古建筑大多数都是像长廊一样采用木头作为建筑材料的，彩画的油漆色彩实际上起到了保护材料的作用。因此彩画就成了中国建筑上的一种重要装饰。
　　都是长廊彩画，可颐和园长廊内的彩画为何如此精美呢？它采用的是哪种彩画形式，为何历经数十年风雨而不“色衰”呢？
　　原来，在中国古建筑彩画的各种类型中，颐和园长廊彩画是属于苏式彩画的这一种。
　　苏式彩画主要的画面是被括在形似大半贺的轮廓线之内，民间称之为“包袱”画，彩画底子色调多采用砖红、土黄色或白色为基调，基本构成暖色调子。采用分段布图的方法，中间一段画包袱里的图案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等，外边的彩“退”的手法，就是用一层比一层深的颜色画上包袱框，显得非常有立体感。主体图案突出，辅助图案更是显花团锦簇。
　　苏式彩画最大的特点就是创作自由，生活气息浓郁，和图案严谨、齐整划一的殿堂彩画有很大不同。它用对比强烈的浓墨重彩来层层描画，体现皇家富丽堂皇的气派。它虽从江南传来，却在北方园林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尽管久经岁月，颐和园长廊的建筑和这些苏式彩画仍然造像万千，古意盎然。
　　苏式彩画大约在清乾隆年间也就是1736年到1795年流落到北方，据说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分别下江南巡视时，发现苏杭地区的彩画很漂亮，就叫内务府传苏州匠师来北京绘制，他们绘制的彩画于是得名苏式彩画。
　　为什么颐和园长廊喜欢用这个苏式彩画呢？
　　因为这个苏式彩画的内容比较丰富，色调比较活泼，山水啊，人物啊，翎毛花卉啊，都可以画。苏式彩画属于民间传统工艺技法，古时候并没有什么教科书，这种绘画的传承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口传心授而一代代传下来的。
　　建筑彩画它不同于一般的绘画。它需要接受自然环境，大气啊，空气啊，得经久不衰，经得起晒，所以咱们的古建筑彩画所用的这颜色，必须得耐用，很多都是用的矿物质的石色。
　　至今长廊上这些苏式彩画的色彩仍然鲜明饱满。而使用如此鲜艳丰富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颐和园中的建筑彩画处于一个有丰富色彩的山水自然环境中，要从中突出出来，就必须用这样对比强烈的浓墨重彩来层层描画，这样才能体现皇家富丽堂皇的气派，达到鲜明醒目的装饰效果。
　　这条独一无二的长廊，代表了中国园林建筑的高超水平，是颐和园内的建筑经典。它的种种精妙之处，只有去亲身体验，才能更加深入地感受它的美，它的韵味。
　　◆ 长廊彩画何以如此丰富颐和园长廊上的彩画多得数不胜数，然而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长廊上的彩画14000条幅，可这些彩画却没有一副是雷同的。其中被称为“包袱”的半图形彩画有一千多幅，包括花卉虫鸟、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画师们还在上层横梁上画了五百多只象征长寿的仙鹤，它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一次，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游览者，看到横梁上的仙鹤，不但数量多，而且姿势都不—样。他放慢脚步，仔细地观看每一只仙鹤，想从中找到两只姿态完全一样的仙鹤，结果，他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只好罢休。他非常佩服画师们善于变化画面的功夫。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丰富且形态各异的彩画呢？这些画是一个人画的吗？画这些彩画花费了多长的时间呢？
　　据说，长廊建成之初，其彩画数量虽然不少，但内容和画面并不丰富，是后来根据乾隆“六下江南”时绘制的各种图画逐渐充实和丰富的。乾隆皇帝酷爱游山玩水，他六次到江南游览，史书上称此为“六下江南”。据乾隆自己讲，他爷爷康熙曾“六下江南”，所以，他也效仿康熙，六次去江南。康熙六下江南，一为加强巡视，巩固政权，二为治水。而乾隆六下江南，除了游玩之外，没有更多的意义。在乾隆的随员中，有宫廷画师跟随，一路上，乾隆见到优美的自然风景和别致的建筑，即命随行画师绘制成图，回到京城之后，乾隆让画师用大小不同的比例绘于图上，并装裱好准备做为日后建造亭台楼阁的样板。随着乾隆的几次出游，乾隆收藏的这类彩画也越来越丰富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乾隆按照这些风景和建筑形态来修建亭台楼阁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将颐和园烧毁。后来，慈禧在1888年，利用兴办北洋水师的经费，重新修颐和园的长廊时，除了命画师照原貌恢复外，还让他们建起了一座长廊。长廊上要有画，慈禧想到了乾隆时期的那些画。于是，慈禧一方面让修建颐和园的工匠将乾隆时期留存下来的那些绘画拿出来作为样板画到长廊上去，另一方面还派人去江南作画。有人说，细看长廊彩画，犹如重游江南诸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除了上面这个奇怪之处外，颐和园长廊上的彩画还有一点让人迷惑不解，那就是颐和园长廊上的187幅人物故事画中有５幅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三碗不过岗”、“鲁智深大闹野猪林”、“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问题出来了：皇家园林的长廊上为何绘有《水浒》中的造反故事？这些画到底是清代就有，还是后人画上去的？
　　查阅相关资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长廊自被英法联军烧毁后重建至今，已经过多次维修，现存的画面与最初的形态有很大变化。每次修复时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不少“画工”的文化素质、艺术素养与最初的宫廷画师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初的长廊彩画包括几个部分：风景画（以乾隆下江南所见为原型临摹）、花鸟画、吉祥图案画、神仙人物画、宣扬孝道和封建礼教的画等。新中国成立后，长廊人物画增加了民间故事、名著故事中的古代人物，“文革”期间则剔除了所谓有“封、资、修”意味的彩画。
　　◆ “不死”的长廊长廊自建成以来，除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过一次之外，尽管其建筑形式是身长体单，又有风吹、雨打、地震等自然损坏，但长廊从未发生过倾斜和倒塌现象，这也是长廊建筑的特点之一。长廊为什么如此牢固呢？
　　这是因为长廊地基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廊基底部有一层很厚的地基；二是巧妙地利用了东边的对鸥坊和西边的鱼藻轩两座临水码头，科学地处理了各种力学关系；三是较好地借用了万寿山，强劲的西北风，经万寿山阻挡之后，到长廊处已成“强弩之末”。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来，长廊一直能保持原有的建筑风貌而不衰。
　　解放后，为了完整地保护长廊这一建筑艺术精品，曾进行了两次整修油饰，不仅保持了彩画的原有风格，更在四座重楯八角亭内分别绘制了大型古装人物画。有根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创作的《桃源问津》；有根据吴承恩的《西游记》绘制的《孙悟空跳出炼丹炉》；有的表现晋代文人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这些画，使长廊更加绚丽多彩。人们在长廊内漫游，如置身画林。静山动水，明花烟树，步移景易，变化万千，使人目不暇接，确是一种美的享受。观看长廊上的历史人物彩画，又仿佛把人们引入我国历史小说的海洋，每一幅彩画，像是一张试卷，在试探你的文学知识，看你在那些人物画面前，能否说明是哪部古典小说中的一个画面。人们边看边思，反复品味，游览之趣，乐在其中。
　　长廊是一处很好的观景点。当暴雨倾盆之时，天水相连，湖面上会出现波澜壮阔的景色。大雪纷飞之际，漫天皆白，似铺天银絮飞舞一般，又是一番画意。可是，长廊的重要作用是使湖山之间有一个巧妙的过渡。人们由湖观山，或是由山观湖，不致有泾渭分明之感。同时，它又像一条彩带，把万寿山南麓的建筑串成一体，像颗颗繁星散落在它的近旁，构成一个排列有序的建筑整体。
　　
  这个石头不简单
　　——颐和园“败家石”
　　在颐和园乐寿堂院内有一块横卧在汉白玉石座上的大石头，模样怪异，它从何而来，为何又矗立到了这里呢？围绕这块石头，我们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 “败家石”缘何得名在颐和园乐寿堂前的庭院里，一个雕刻海浪纹的石座上，横卧着一块海青色的大石头。这块山石长八米，宽二米，高四米，就像立在当院的一架屏风。每天都有不少人在此石前停步细观，兴致勃勃，侃侃而谈。可是，每当导游指出这是“败家石”的时候，很多游客都会感到疑惑：如此普通的一块石头，为何被称着如此不吉利的名字。
　　要想知道其中的奥秘，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人，他便是宋代米芾后裔、明朝太仆米万钟。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他呢？这块石头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
　　米万钟（公元1570年至公元1628年），字仲诏，陕西蒲城县北关方城人。因爱石成癖，故号石。自幼随父身居京都，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中进士，先后任江宁等三县县令、江西按察使，官至太仆少卿。米万钟爱石如痴如醉，对相石之道有独到见解，远远超过前代著名藏石家襄阳人米元璋的“秀、绉、瘦、透”之四法，著成他传世之作《石史》一书。他为了展示奇石怪石的风采，不惜耗资在北京西郊购得百亩田园，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611年至公元1613年）建成了北京最有名的私人园林——“勺园”，又称“风里烟”，京城人称“米家园”，其地址在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留学生楼一带。米万钟的勺园集山水、奇石、佳树、花卉之大成，令人陶醉于人工园林风光之中。
　　也许是米万钟对石头的钟情感动了天下的石头，才让他无意中与颐和园内的那块石头有了密切的关系。
　　米万钟为寻求园林置石，不辞辛苦踏遍郊野群山。一日他在房山群山中偶尔发现一块长8米，宽2米，高4米，重20余吨的巨石，此石全身千孔万溪，漏透且瘦，“昂贵而俯，足趾而敛。濯之色而清，叩之声而悦。”米万钟当即爬上石头顶礼膜拜、赞叹不止，随即决定将此石运回勺园（现北京大学西侧），“以石取胜”，装点勺园，并借此在觅石成风的亲朋中显耀一番。
　　可是，如此大的一块石头，怎么样才能运出来呢？
　　米万钟首先雇用千余人（另一说是百余人），用44匹马组成一个拉石大车，人畜合力，艰难移动，结果运了十多天，才移动了几百米，这让米万钟发愁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献策说，古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时，采取修水道的办法搬运山石，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米万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雇了好多民工，先修起一条大道，又在道旁每隔三里打一眼小井，五里打一眼大井。等到数九寒冬，就提水泼路，冻成了一条水道。当时还有人给这条水道编了一段歌谣，说：“彰仪门，修得高，大井、小井、卢沟桥；卢沟桥，长又长，过了长辛店是良乡；良乡塔、漫山坡，过了豆店是琉璃河……”大道一直修到了房山大石窝。直到如今，房山、丰台还有不少叫大井、小井的村子呢！
　　米万钟为运这块大青石，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当将此巨石运出山区到平原良乡时，朝中不少大臣、官员和文人去良乡观赏这块以大、奇、灵、秀、“玲珑嵌空，窍穴千百”为特色的园林佳品，并认为它可以与宋代名石相媲美。此石当时轰动京都，大大超过了皇家御苑的置石品位，为此也惊动了魏忠贤私党。米万钟对奸臣当政者不屈不谀，当然难以摆脱魏忠贤的陷害，由该私党五虎之一倪文焕编造罪状，使米万钟遭受诬陷，因而获罪丢官。
　　轰动京都的灵秀巨石从此搁置良乡停止运送。人们疑惑不解，一些文人墨客向米氏探询。米万钟唯恐说出真情将会惹出更大祸害，就托言因运石而力竭财尽，表示无奈。此后人们越传越出奇，遂将此石称为“败家石”。此后该巨石就因米氏败家而出名。
　　虽然米万钟获罪丢官，但对奇石艺术追求仍很执著。他专为心爱的石头盖了一间草棚，怕它风吹雨淋日晒加快风化。为防止丢失和人为破坏，专门雇了人昼夜看守，想有朝一日条件成熟，仍将此石运进勺园。米氏死后，石头被弃，一些文人闲客非常怀念这位爱石书画名家，常至良乡凭吊，并作诗抒发怀念之情。
　　◆ “败家石”为何又叫青芝岫说到“败家石”得名缘由以后，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一个问题是：当年米万钟只是把石头运到了良乡，这里离颐和园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难道后来这块石头自己长脚走到了颐和园不成？而当我们仔细欣赏这块石头的时候，一个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因为，这块巨石上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败家石”几个字，而是“青芝岫”几个大字，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有人会问：这是大家常说的“败家石”吗？如果是，那么“青芝岫”这个名字跟“败家石”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败家石”又被称着“青芝岫”？
　　要揭开这些疑团，我们又得认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十全老人”、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的乾隆皇帝。“败家石”变成“青芝岫”则是这位皇帝的杰作。
　　乾隆皇帝为了孝敬他的母亲，决定修建清漪园和圆明园，在修建这两座园子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寻遍天下奇石异木，可就是少两块像样的定鼎石。
　　有一回，乾隆去河北易县西陵为父亲雍正扫墓。路过良乡城，见大道边荒地丢着两块巨石，乾隆一眼就看上了，忙叫：“停轿！”叫来良乡地方官问他：“这两块石头为什么丢弃这儿？”
　　地方官回禀说：“这两块石头说来话长呀！这还是明朝的米万钟丢在这儿的，当年他为了造勺园到处选灵石，并且不惜破万金从良乡‘大石窝’里开石头，这两块石头就是这么开出来的，可是要运进京城费劲儿大了！结果只运到良乡郊外，家里的金银全花尽了，就丢在这儿了，老百姓都叫它‘丧家石’，所以没有人敢再用它，一丢就丢了一二百年。下官不敢造次，所以也没有献给皇上……”
　　乾隆眼珠一转说：“这两块石头才是真正的‘灵石’呀！它在这儿等我二百年了，那米万钟哪儿能享用这等仙石。我要把它当成定鼎石，一给清漪园，一块镇圆明园……”
　　就这样，大青石运到万寿堂前，原本是立着的，可一夜的工夫倒下了，定鼎石有倒着的吗？对大清不吉利呀，刘罗锅看乾隆和老太后全有怒气，于是对皇上说：“啊呀！好大的一堆灵芝呀！这可真是一棵灵芝仙石呀！”
　　说来也怪，这石块还真的像灵芝那样翘起来了，远看真像一枝青青的灵芝。乾隆一听转怒为喜，马上叫人拿过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提笔写上“青芝岫”三个大字，也就是灵芝山的意思。又写了“神瑛”、“玉秀”几个字，大臣们还写诗文赞颂一番。与此同时，乾隆采取各种方式说服太后，有关大臣和太监等非常领悟乾隆的爱石心态，各施技艺，渲染“青芝岫”美在何处，意在何处，叙说“吉祥”神韵，并深入浅出地与皇权联系起来，请太后到现场观看，结果太后被感动，终于认同此石，至此一场母子矛盾烟消云散。
　　这块石头，长二丈四、高一丈二、宽六尺，乾隆称它为“雄石”。
　　而那块小青石呢？运到圆明园的时赏斋，乾隆命名为“青云片”三个字，还有三首诗。这块石头高九尺，长一丈，周长二丈一，乾隆称这块石头为“雌石”。
　　这两块石头就这样成了皇家园林的仙石了。后来圆明园毁掉后，人们将青云片运到中山公园今雨轩，安置至今。
　　◆ 《红楼梦》中何以也有“败家石”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到过这块石头，他写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
　　曹雪芹这里写的正是这块青芝岫，并且借这块石头点明“又将造劫历世”。“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并且明目张胆地把乾隆书写给青芝岫的石“神瑛”、“玉秀”也写进书中为“神瑛侍者”，足见曹雪芹是非常了解这两块石头前前后后的事的，他非常辛辣地给予嘲讽，把这块“定鼎石”仍然写成了“丧家石”，怪不得曹雪芹要它最后“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呢！
　　曹雪芹为什么要在《红楼梦》提到“败家石”呢？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原来，曹雪芹之所以在《红楼梦》中提到“败家石”，是因为他要借古讽今。谁曾想，正是这一嘲讽，引起了清朝廷的注意，从而使得《红楼梦》与“败家石”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自幼家中豪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后来突发变故，是因为在康熙诸皇子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曹家支持了八皇子胤禩，四皇子胤禛即位后立即查抄了曹家。当时曹雪芹只有十三岁，生活上的巨变令他痛苦不堪，到了成年后更加贫穷，竟然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遂看破世情，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开始写作石头记一书。乾隆三十八年，曹雪芹在穷困潦倒中撒手人寰，留下了石头记前八十回的书稿和后四十回的零散回目及片段。
　　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有好事者，就曾将其原稿中的诸多语句摘抄下来，交给官府，并指出其中多有悖逆之言，指出曹雪芹一直对朝廷不满，这些人企图以这些东西来讨好朝廷。果然，这些东西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于是清朝廷委派和珅前来调查此事。
　　和珅的党羽苏凌阿花费巨资收买了曹雪芹身边的一些人，让他们将曹雪芹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给自己。结果和珅的这些爪牙为了争宠，竞相将曹雪芹写作《石头记》中与和珅相似的东西篡改后呈报给和珅。其中最为恶劣的是，将《石头记》中贾宝玉这个多情种与和珅相比，而此间一事恰好与之相匹配。原来，这个时候和珅的发妻冯氏病危，和珅承诺如果有人能治好夫人的病，他愿意舍弃一切家财。这位一刻都离不开弄权的奸相居然能多日不上朝，几乎每天陪着夫人，而乾隆深知和珅对夫人情深意重，亦不怪罪于他。冯氏死后，她所居的寿椿楼一切都按原样摆设，永远不让人居住，仅供和珅去凭吊与怀念殁人。而《石头记》中也有贾宝玉与病中晴雯依依惜别的描写。于是，好事者大放厥词，诬告曹雪芹有意影射和珅是如贾宝玉那样的纨绔子弟。结果，和珅派人前去刁难曹雪芹，这让曹雪芹异常愤慨，更使他萌生了要在《石头记》中借古事嘲讽当朝权贵的想法。
　　不久，又有人指出曹雪芹写的贾宝玉的身世与和珅类似。因为，和珅少年贫寒，三岁丧母，十岁丧父，靠借贷读书。二十三岁成为三等侍卫，后来被挑选到粘竿处，进了皇帝的仪仗队，二十六岁又充当銮仪卫侍卫，真正抬轿子出身。以至二十七岁作军机大臣，三十七岁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户、兵部尚书，四十七岁成为当朝首辅，少有的飞黄腾达。而《石头记》里的贾政也是达官显贵，他的女儿被选入宫中为妃，家里盖了可与皇家媲美的大观园。和珅则娶了乾隆最宠爱的女儿做儿媳，家里的建筑和陈设甚至超过帝王家。这一切都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那些爪牙便在和珅跟前煽风点火，指出曹雪芹这样写是要按照曹家由盛而衰的线索来写，如果这样，可见曹雪芹也在暗指和珅的家族也会走向跟曹家一样的衰败的。和珅知道这个事情后，勃然大怒，他派人处处限制曹雪芹，使得曹雪芹栖身的地方一换再换，最后居然流落到了西山脚下。正是这段凄苦的经历，才最终促使曹雪芹要将这些权贵们的丑恶嘴脸写出来，并借用“败家石”的命运来暗示读者，其实和珅这样的人也将跟米万钟一样，下场可悲。
　　事实证明曹雪芹是有远见的，尽管在曹雪芹死后，和珅让高鹗来续写《石头记》，并让他给编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可见和珅无论如何也不想落得像曹家和贾家一样的下场，但不管和珅如何为自己粉饰太平，可最终仍没有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只不过是嘉庆帝碍着他儿媳固伦和孝公主的面子，只对他抄家论罪，赐自尽，留全尸，还没有灭他的九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