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北京到厦门 国航:遇罗克 《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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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遇罗克 来源:凤凰视频 发布时间:2008-04-04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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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 资料整理(2007-11-13 20:50:54)
明天讲80年代诗歌，必读篇目有《结局或开始》。
一直以来只知道遇罗克是个反抗者和受迫害者的角色，但从没查过他的资料。今天索性上网查查看，顺手搬到博客上，权当是更新了。
遇罗克，生于1942年。父亲是水利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7月写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後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1979年1月，北京召开了后来被列为改革开放20年大事之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此会的第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在1月26日的会议上，马沛文发言时谈到“文革”的封建专制，特别提到了遇罗克，说这名优秀青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无辜牺牲品”。他还在会上念了王秋琳、遇罗峰写给苏双碧及《光明日报》社的信，读了抄录的遇罗克的几段日记。其中一段，马沛文在20年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印象深刻、脱口而出。遇罗克的日记说，“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著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败给了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
马沛文当时就在会上说，遇罗克的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978年，报纸才开始批判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的错误，可是，在12年前，遇罗克这名青年就在日记中鄙视这种蒙昧主义了。“这样一位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勇敢青年，这样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立见解的优秀青年，竟然被当成不可饶恕的罪犯予以处决。这说明‘四人帮’横行期间，中国的社会是多么黑暗！”
后来，《光明日报》正式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对此积极配合，立即开始了认真的调查、平反工作。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为了这篇文章，年轻的遇罗克曾被揪斗审问多次。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说：“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他粗略地统计了“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的庞大数字，指出“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坚信“重在表现”，坚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更有很多因出身而备受磨难的青年流着眼泪把文章读完。
同时，《出身论》也受到了血统论者的强烈抨击。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的誓言。几十次审讯，他从不屈服。当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时，遇罗克凛然回答：“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理直气壮：“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此外，遇罗克还曾当面指责预审庭：“这是什么时代？！(你们)还有点实事求是吗？”“把我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头上，你们这样做不行！”
当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死反革命”的时候，清醒敏锐的遇罗克了解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请求：“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他开始一遍遍地写检查，写材料，目的在于拖延时间。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遇害的第二天，在北京的街头曾出现“为遇罗克烈士报仇”的标语。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此时，《光明日报》的领导觉得为这样的冤案平反，光靠写理论文章恐怕力度不够，于是报社又派出张天来、王晨两名记者开始采访写大通讯。张天来、王晨又到法院等有关部门搜集、抄录遇罗克的日记、生平自传，采访他的家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真实感人、鼓舞人心的诗文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其实，它们全部是经过苏双碧、张义德的手，从遇罗克厚厚的24卷档案材料中，一字一句地誊抄出来并传播出去的。凭借他们的笔，依靠他们的口，人们了解到在身边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发指的冤案，人们开始懂得那个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的遇罗克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位英雄。
被抄出的遇罗克的日记是从1966年1月到8月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早已为人熟知。
1966年2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在日记里，遇罗克这样勉励自己：“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6月12日：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
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这些日记上的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除日记之外，社会上还流传着遇罗克的遗诗，最著名就是那首《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与”划破夜幕的陨星”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由于公安局已经做出平反的结论，北京出版社的《新时期》杂志找到了苏双碧，要求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报道。于是，苏双碧完成了那篇停下许久的文章。1980年6月，《新时期》第4期登出了他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在这篇文章中，苏双碧就占有的材料详尽介绍了遇罗克的“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讲述了他与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首次披露出一些蒙在积尘之下的历史事实。他以“逆风恶浪中的雄鹰”的形象赞美遇罗克的斗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苏双碧激情澎湃：“遇罗克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正是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式的革命先驱的血，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一个遇罗克倒下去，千万个遇罗克站起来；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不正是遇罗克的心声吗？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大通讯后来主要由王晨执笔，也经过了几次大改。1979年秋天，王晨开始去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这期间，又因为上面有指示不宜过于集中地报道这一类事情，所以稿子一放就是一年。1980年的六七月间，《光明日报》社又请王晨执笔再写遇罗克。在劲松的那间小屋中，经过记者几个昼夜的连续写作，一篇新闻史上的名作终于问世了。
1980年7月21日、22日，王晨、张天来的长达20000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文章说：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10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为这篇长文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下面这篇通讯描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抱负，对国家、对人民该是多么“有价值”，如果能让他顺利成长起来，对我们的事业该是多么有用处！可是，在“唯成分论”风行的日子里，受歧视，遭打击，绝了他前进的路，最后，在现代迷信泛滥，封建专制猖獗的10年动乱中，这样一位异常优秀而又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彻底“毁灭”掉了。遇罗克能经受得住种种考验，“就是因为他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热爱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看着他感动人的事迹，看着他启发人的文章和日记，吟音他激励人的“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一类诗句，该从这个悲剧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作者对遇罗克的亲属、难友、同学、朋友，以及所有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的人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后来，遇罗克全家都与《光明日报》社的有关记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苏双碧，他至今仍不能忘记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一次“天真”的谢礼。
那是在遇罗克平反之后，遇罗锦也得到了平反，她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得到了680元的补助。一拿到钱，遇罗锦就立即给苏双碧和张义德打电话，希望请他们吃一顿饭，以表示对他们帮助遇罗克平反的谢意。然而，苏双碧在电话中严肃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他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从工作出发，可以帮你哥哥把问题搞清楚，帮他平反，但是如果吃了你的饭，就不好说话了。”于是，遇罗锦只好买来几块巧克力，专门送到报社，交给苏双碧和张义德二人，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附《出身论》全文：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⒈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①这是不看对象。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驰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⒉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②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⒊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四“……”。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立。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回忆遇罗克以及《晚霞消失的时候》
2009-07-09 12:23:07 来源:南方周末(广州) 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遇罗克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遇罗克之死的一般解读：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日学习，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1979年11月21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节选自2009年第三期 《上海文化》 原标题为《只是当时已惘然》
王斌：今天回望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在“文革”中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首“血统论”的红卫兵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礼平：不，在学校。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斌：“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平：“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位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产生的影响，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因为当时是一个万众读文学的时代。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
礼平：其实你关心的是我的经历：这个礼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都干了一些什么？他真的抄了人家的家了？（笑）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你看，一开头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革”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今天还在。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王斌：他们都是你们红卫兵的头头吧？
礼平：可以这么说。但那时他们可全都是反对红卫兵的。
王斌：那时反对红卫兵会冒很大的风险。
礼平：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像上官婉儿、冬妮娅，还有苔丝，等等，让人生怜。而这回我亲眼见到了，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至于这个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唐双津和这家旧军人的孙女之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些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们两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至少是认识的。因为唐双津参军后，于1975年牺牲在了一次作战中。第二年，我写了这部小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王斌 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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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 资料整理(2007-11-13 20:50:54)
明天讲80年代诗歌，必读篇目有《结局或开始》。
一直以来只知道遇罗克是个反抗者和受迫害者的角色，但从没查过他的资料。今天索性上网查查看，顺手搬到博客上，权当是更新了。
遇罗克，生于1942年。父亲是水利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7月写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後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1979年1月，北京召开了后来被列为改革开放20年大事之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此会的第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在1月26日的会议上，马沛文发言时谈到“文革”的封建专制，特别提到了遇罗克，说这名优秀青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无辜牺牲品”。他还在会上念了王秋琳、遇罗峰写给苏双碧及《光明日报》社的信，读了抄录的遇罗克的几段日记。其中一段，马沛文在20年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印象深刻、脱口而出。遇罗克的日记说，“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著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败给了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
马沛文当时就在会上说，遇罗克的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978年，报纸才开始批判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的错误，可是，在12年前，遇罗克这名青年就在日记中鄙视这种蒙昧主义了。“这样一位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勇敢青年，这样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立见解的优秀青年，竟然被当成不可饶恕的罪犯予以处决。这说明‘四人帮’横行期间，中国的社会是多么黑暗！”
后来，《光明日报》正式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对此积极配合，立即开始了认真的调查、平反工作。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为了这篇文章，年轻的遇罗克曾被揪斗审问多次。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说：“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他粗略地统计了“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的庞大数字，指出“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坚信“重在表现”，坚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更有很多因出身而备受磨难的青年流着眼泪把文章读完。
同时，《出身论》也受到了血统论者的强烈抨击。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的誓言。几十次审讯，他从不屈服。当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时，遇罗克凛然回答：“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理直气壮：“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此外，遇罗克还曾当面指责预审庭：“这是什么时代？！(你们)还有点实事求是吗？”“把我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头上，你们这样做不行！”
当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死反革命”的时候，清醒敏锐的遇罗克了解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请求：“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他开始一遍遍地写检查，写材料，目的在于拖延时间。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遇害的第二天，在北京的街头曾出现“为遇罗克烈士报仇”的标语。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此时，《光明日报》的领导觉得为这样的冤案平反，光靠写理论文章恐怕力度不够，于是报社又派出张天来、王晨两名记者开始采访写大通讯。张天来、王晨又到法院等有关部门搜集、抄录遇罗克的日记、生平自传，采访他的家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真实感人、鼓舞人心的诗文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其实，它们全部是经过苏双碧、张义德的手，从遇罗克厚厚的24卷档案材料中，一字一句地誊抄出来并传播出去的。凭借他们的笔，依靠他们的口，人们了解到在身边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发指的冤案，人们开始懂得那个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的遇罗克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位英雄。
被抄出的遇罗克的日记是从1966年1月到8月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早已为人熟知。
1966年2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在日记里，遇罗克这样勉励自己：“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6月12日：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
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这些日记上的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除日记之外，社会上还流传着遇罗克的遗诗，最著名就是那首《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与”划破夜幕的陨星”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由于公安局已经做出平反的结论，北京出版社的《新时期》杂志找到了苏双碧，要求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报道。于是，苏双碧完成了那篇停下许久的文章。1980年6月，《新时期》第4期登出了他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在这篇文章中，苏双碧就占有的材料详尽介绍了遇罗克的“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讲述了他与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首次披露出一些蒙在积尘之下的历史事实。他以“逆风恶浪中的雄鹰”的形象赞美遇罗克的斗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苏双碧激情澎湃：“遇罗克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正是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式的革命先驱的血，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一个遇罗克倒下去，千万个遇罗克站起来；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不正是遇罗克的心声吗？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大通讯后来主要由王晨执笔，也经过了几次大改。1979年秋天，王晨开始去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这期间，又因为上面有指示不宜过于集中地报道这一类事情，所以稿子一放就是一年。1980年的六七月间，《光明日报》社又请王晨执笔再写遇罗克。在劲松的那间小屋中，经过记者几个昼夜的连续写作，一篇新闻史上的名作终于问世了。
1980年7月21日、22日，王晨、张天来的长达20000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文章说：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10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为这篇长文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下面这篇通讯描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抱负，对国家、对人民该是多么“有价值”，如果能让他顺利成长起来，对我们的事业该是多么有用处！可是，在“唯成分论”风行的日子里，受歧视，遭打击，绝了他前进的路，最后，在现代迷信泛滥，封建专制猖獗的10年动乱中，这样一位异常优秀而又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彻底“毁灭”掉了。遇罗克能经受得住种种考验，“就是因为他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热爱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看着他感动人的事迹，看着他启发人的文章和日记，吟音他激励人的“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一类诗句，该从这个悲剧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作者对遇罗克的亲属、难友、同学、朋友，以及所有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的人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后来，遇罗克全家都与《光明日报》社的有关记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苏双碧，他至今仍不能忘记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一次“天真”的谢礼。
那是在遇罗克平反之后，遇罗锦也得到了平反，她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得到了680元的补助。一拿到钱，遇罗锦就立即给苏双碧和张义德打电话，希望请他们吃一顿饭，以表示对他们帮助遇罗克平反的谢意。然而，苏双碧在电话中严肃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他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从工作出发，可以帮你哥哥把问题搞清楚，帮他平反，但是如果吃了你的饭，就不好说话了。”于是，遇罗锦只好买来几块巧克力，专门送到报社，交给苏双碧和张义德二人，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附《出身论》全文：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⒈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①这是不看对象。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驰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⒉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②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⒊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四“……”。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立。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回忆遇罗克以及《晚霞消失的时候》
2009-07-09 12:23:07 来源:南方周末(广州) 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遇罗克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遇罗克之死的一般解读：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日学习，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1979年11月21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节选自2009年第三期 《上海文化》 原标题为《只是当时已惘然》
王斌：今天回望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在“文革”中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首“血统论”的红卫兵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礼平：不，在学校。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斌：“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平：“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位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产生的影响，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因为当时是一个万众读文学的时代。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
礼平：其实你关心的是我的经历：这个礼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都干了一些什么？他真的抄了人家的家了？（笑）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你看，一开头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革”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今天还在。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王斌：他们都是你们红卫兵的头头吧？
礼平：可以这么说。但那时他们可全都是反对红卫兵的。
王斌：那时反对红卫兵会冒很大的风险。
礼平：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像上官婉儿、冬妮娅，还有苔丝，等等，让人生怜。而这回我亲眼见到了，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至于这个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唐双津和这家旧军人的孙女之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些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们两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至少是认识的。因为唐双津参军后，于1975年牺牲在了一次作战中。第二年，我写了这部小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王斌 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