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直飞腾冲航班查询:中国当前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突出 考验政党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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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的力量
因对国家和个人未来发展的正向预期，而愿意承担暂时的个人利益损失，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整个2009年，在年头时最让我们担心、在年尾时又最让大家宽慰的，就是中国社会成功抵御住了因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和矛盾，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大局的稳定，体现出中国社会成熟度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为我国经济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探求风雨之中我国社会的稳定之源，记者发现一种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则更加明显的力量——“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具体表现为因对国家和个人未来发展的正向预期，而愿意承担暂时的个人利益损失，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这种力量，可以在一度回家但坚信还能回到城市工作的返乡农民工的眼中看到；可以在暂时收入较低但坚信明天会更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身上看到。
2010年，同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注定不能拒绝社会热点事件的发生。但是各级党委政府应当认真总结在应对危机中维护社会稳定的成功经验，不断通过依法行政和经济发展等正向激励，进一步促进“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的成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减弱金融危机冲击强度
2009年伊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一组数据让全国人民揪心：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减少，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过去主要从事外贸的企业遇到了一些生产上的困难，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再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当年共有2500万农民就业压力比较大。
同样受到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还有当年61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群体和近100万往届未就业大学生群体，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巨大就业压力，为中国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关键时刻，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发挥了应对金融危机中的“见事早、行动快”决策风格，果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大增强了“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的作用。
可以说，金融危机全面检阅了当前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在中央层面，中央财政2009年投入420亿元资金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同时组织了大量基层就业项目——吸纳20万大学毕业生到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工作，选聘两万名“村官”到各地基层党支部村委会工作，安排5万至7.5万个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设岗位，提供“三支一扶”(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计划2万多个岗位，选派1万名应届毕业生服务西部……
各地纷纷出台相应措施，鼓励企业尽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农民工，尽可能继续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农民工回乡以后自己创业等。
更为可喜的是，为数不少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始在应对社会风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维稳力量。国务院国资委下辖的中央企业中有99户在去年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20.3万人；而上海、浙江等地的众多行业协会和民营企业更是在经济寒冬中喊出“不裁员、不减薪”的感人口号，并付诸行动。
这些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极大鼓舞了一时身处困境的人们。在2009年与返乡农民工、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面对面交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对当下困难的忧虑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并存，相信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对未来坚定的正向预期，成为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精神动力。
2009年春节前，因公司倒闭而返乡的安徽籍农民工张运笑着对记者说：“就当是公司放了一次长假。”三个月后，记者收到了一条陌生手机传来的短信：“我在浙江的新公司里找到工作啦！张运。”
四大社会稳定因素等待破题
在就中国社会稳定问题对有关专家的众多采访中，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国内知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教授说的一番话，她告诉记者：“稳定的期望值是最好的社会维稳力量。”
就在岁末年初，中央和各地又围绕着“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让我们对2010年充满期待。
因素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有望让老百姓的钱袋子更鼓一些。
由工资“被增长”引发的被动式组词热潮，成为去年中国互联网的一大热点，其背后反映了人们对改革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切期待。连续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的会议更是强调“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有关专家指出，改革的重点是改变当前“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的现有分配格局”，提高国民劳动报酬占比。
因素二：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有望减少老百姓的焦虑。
房价“疯涨”，不仅是经济问题，更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不仅是“蚁族”生活不易，希望改善住房的普通市民眼望着一日一价的楼市也心急如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思路逐渐明晰：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同时强调，重点是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房价过快上涨的态势有望得到遏制，“盘整”将是楼市的主基调，也让老百姓能够缓解一些生活压力。
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考察保障性住房工程时也指出，要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放在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财政、金融和土地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2010年，中央要求各地加快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普通商品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因素三：动拆迁条例修改有望缓解社会矛盾源。
在国内各大城市，因城市动拆迁而引发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去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专家研讨会，听取民法、行政法方面的专家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工作的意见。
作为下位法的现行拆迁条例与我国《宪法》以及已经颁布实施的《物权法》相关精神是否相悖以及应当如何修改等问题都有望得到答案，具体到被拆迁人，必将在动拆迁条例修改后受到更充分的保障。
因素四：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提高有望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安心。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土地保障为返乡农民工吃了一颗“定心丸”；而目前已经明确的一系列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具体政策，也将为中国社会的稳定提供坚强后盾。
新医改方案要求在三年内各级财政新增投入8500亿元，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上“新农合”，目前已有12亿中国公民能够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各地保障标准线也在不断上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在去年覆盖到10%左右的县(市)的基础上，今年还将进一步扎实推进。
化解矛盾要“长短结合”
2009年，我国在化解因国际金融危机而产生的潜在社会风险和矛盾方面，交上了一份令人心安的答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年社会热点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根据权威部门统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刑事案件的发生数量也仍在增长之中，化解社会矛盾迫切需要“长短结合”。
从短期来看，各级政府部门迫切需要加强应急处变的能力，2009年社会公共事件的一大特点，就是许多“小事”经政府部门不恰当的处置方式后，迅速被放大为全社会关注和评论的焦点，从而“小事炒大，大事炒炸”。
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无不遵循着这一规律：政府在事件发生之初发布不准确的调查结论，引发媒体和网络的强烈质疑，再次调查后对原先结论进行修正，从而引发政府公信力的危机。
在加强应急处变的“一案三制”建设，即制定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等“技术性变革”的同时，记者认为当前还有一项迫切的任务——牢固树立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增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观点的强弱，实质上是对群众感情问题，是世界观和宗旨意识的问题。
他说，我们和我们周围的许多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对一些群众生活之艰难可能缺乏切肤之痛。这些局限，容易使我们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
应急处变能力的提高和群众观点的牢固树立，都将正向加强“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一定要逐步完善，一方面是以民生为重点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让人民生活得安心放心；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体系，让老百姓找得到除政府以外能够反映利益诉求的地方，拉长社会矛盾的反应链条。□
季明 新华社上海分社编委、浦东采访中心主任。连续4年采访全国两会，多次参加新华社组织的《重大社会动向调查》《群体性事件调查》《互联网管理体制调查》《基层党建调查》等重大主题调研，为中央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社会矛盾有较深研究，多篇作品曾获全国人大好新闻一等奖、上海新闻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