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至北京航班时刻表:土默热 红楼里的思想

 
第一节　“男泥女水”思想 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头脑中固有的，只能产生于后天实践。其实毛泽东只说了问题的一半，岂只是正确思想，就是不太正确的乃至错误的思想，也不会凭空产生，凡是现实的思想，都有其社会根源。

　　《红楼梦》一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莫过于书中表现的奇特的女性观。红学界的诸多大师，在连篇累牍的考证研究文章中，都把这一奇特的女性观的产生，归因于曹雪芹的天才，似乎是作者头脑里固有的；也有人归因于曹家特殊的织造家庭的风月繁华，其实这同天上掉下来也没有多大差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文学是人类社会的心灵史，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反映其创作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画鬼容易画人难，《红楼梦》刻画的当然不是鬼，而是一系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作者的思想，必然打着深深的时代印记。

　　《红楼梦》作者曾申明：创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清代学者也曾判定，此书纯属“扯老婆舌头”。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会承认，该书确实是一部主要描写家庭中女人生活的书，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女人的痛苦和欢乐，女人的希冀和绝望，女人的成功和失败，女人的辉煌和黯淡，女人的高雅和庸俗，女人的超脱和魔障，如此等等。

　　《红楼梦》书中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作者摆脱了传统文学描写女性的惯常手法，很少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类词汇去刻画女人的外观容貌，而是侧重描写女性的内在气质，从而使女性美达到了从内到外的高度统一。这种重在气质的创作手法，更加鲜明突出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性观。从书中描写的大量女性生活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作者四个方面的独特视角：

　　其一，“女清男浊”说。作者通过男主人公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感到清爽，见了男人就感到浊臭逼人。”书中众多男女的形象也确实说明了这一点。迎、探、惜贾府三艳，钗、黛、湘三表姐妹，袭、晴、鸳、棋、钏等众多女婢，一个个形象确实清纯可爱；主人公宝玉虽是男性，但有性别倒错之嫌，爱以女性自居；而贾珍、贾琏、贾蓉、贾瑞、贾芹等哥们爷们，一个个都显得可憎可厌可怜可笑，就连主人公宝玉的父亲，和一众清客相公，也全部显得委琐无聊，令人避之不及。

　　其二，女子胜男说。在封建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是男儿的责任，可是作者在书中却沉痛地感叹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书中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等篇章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女性的胆识、韬略、气魄、手段；就是在平儿、鸳鸯、袭人等女性婢仆身上，也展现了治家理事的高超才能。而书中的敬、赦、政、珍、蓉等应该承担治家职责的男人，则统统是一派庸碌无能的形象。

　　其三，“才女有德”说。中国封建社会评价女人的通行标准是“郎才女貌”，是“德容工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红楼梦》一反传统观念，把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描写为德才兼备的光辉形象。宝钗、黛玉、湘云等表姐妹，诗做得比宝玉好，字写得比宝玉强，知识比宝玉渊博，道理比宝玉透彻，就是参禅论道也比宝玉来得深刻。不要说一干才女，连那个从小被拐卖的香菱，也通过“苦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女诗人。这些才女不仅有丰富的个人文化生活，还结桃花社、海棠社，咏菊花、讽螃蟹，品名茶，啖鹿肉，雪晴联诗，月夜对句，抚琴绘画，灯谜酒令，一派“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形象，颇似现代人的文学沙龙，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其四，“千红一哭”说。《红楼梦》中的所有才女，因为生逢“末世”的同样原因，下场都十分悲惨凄凉，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金簪雪里埋”、“冷月葬诗魂”、“寒塘渡鹤影”、“终陷泥淖中”、“误嫁中山狼”、“东风一梦遥”、“青灯古佛旁”、“淫丧天香楼”等等，无一好下场。就连女奴们，金钏投井、晴雯被逐、鸳鸯上吊、司棋撞墙、芳官出家、袭人别嫁、二姐吞金、三姐自刎等等，也无一得善果。

　　其五，“鱼眼睛”说。《红楼梦》作者不是歌颂所有的女人，而只歌颂闺中的纯情少女。对于婚后的女人，则视为珍珠变成的“鱼眼睛”，令人可憎可厌。什么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多姑娘、秦显家的、璜姑奶奶、林之孝老婆、鸳鸯嫂子等等，统统是一堆死鱼眼睛形象。就连主人公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嫂子兼表姐王熙凤，作者虽然笔下留情，但其心狠手辣的种种恶行，也令人齿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妒妇”持强烈的批判观念，在夏金桂虐待香菱、王熙凤虐待二姐两件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宝玉去寻什么“妒妇方”，欲治疗妇女嫉妒病。

　　《红楼梦》的女性观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明末清初的时间界定，大约是从明万历后期到清康熙中期，基本上是公历17世纪的一百年间。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不平常的一个世纪！农民战争，清兵入关，平定三藩，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大动荡！痛苦造文化，愤怒出诗人，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带来了文化界思想上的深刻反思、观念上的激烈变革和文学上的独特创新，因而呈现出了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辉煌局面！《红楼梦》所反映的女性观，正是这一时期的客观现实。

　　其一，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广大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不仅政治上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经济上经受了兵匪双方的洗劫，在身心上还经受了一次剔发蓄辨的奇耻大辱！按照当时的通行说法，江南士子被迫接受的是“男降女不降”的屈辱现实。女人可以继续着“民装”，裹小脚，插戴传统钗钏，而男人则必须剃掉前额头发，脑后拖一条猪尾巴辫子，并改穿旗人装束。

　　清庭为了强制推行在江南的剃发易服措施，实行了残酷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高压政策。今天的人们看易服剃发行为，似乎并非什么原则问题，但在当时与封建正统观念却发生了严重冲突，更何况还使亡国灭种之痛更深刻、更表面化了。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堂堂男子汉不可避免地会羡慕女人的传统装束，并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从而造成自主人格的缺失。这就是女人“清”而男人“浊”，见了女人“清爽”，见了男人“浊臭逼人”心理的真正起源。在当时文人的笔下，就记载了流行于杭州、苏州、南京一带的民间谚语：“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红楼梦》这样描写，不是什么作者独出心裁，更不是什么新创造，而是对当时江南男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屈辱心态的忠实记录。

　　其二，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女性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确实涌现出来一大批女性作家。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物组成：一类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门闺秀，她们由于家学深厚，所以在文学领域多所建树。如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沈宜修本身就是当时吴江一带女性作家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学士陈之遴的妻子徐灿，与顾太清、吴藻合称为清代闺秀词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黄媛贞两姐妹、商景兰母女、金圣叹之女金法筵、夏允彝之女夏淑吉等，都是轰动一时的著名才女。为保护全城百姓而英勇献身的吴绛雪，也是一个著名才女，《桃花雪传奇》就是根据她的事迹创作的。

　　另一类才女是出身青楼的歌女或名妓。如马湘兰、柳如是、寇白门、顾横波、卞玉京、王微等人，她们都是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并与当时的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冒辟疆等经常酬唱往来。她们的名气，固然有自身学习历练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扬的结果。在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中，对她们的事迹多有记载。

　　其三，女性文人结社、出版作品，是明末清初独特的文化现象。才女历代皆有，但女性的文学生涯成为社会活动，以至于公开结社、出版，则是名末清初独有的社会现象。

　　由于女性文学活动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女性胜于男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当时出现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属女青莲”，“旧日凤凰池故在，而今已属女相如”的说法。女性文学活动的普遍化、公开化，必然带来结社、出版等社会要求，女诗社、女诗集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最著名的女诗社，就是以徐灿为首的“蕉园五子”，其成员有柴静仪、林以宁、朱柔则、钱凤纶等。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考较文艺，在当时传为佳话。其中林以宁是当时著名文人洪昇的表妹，也是洪昇表弟钱肇修的妻子。在当时创作的小说《两交婚》、《女开科传》等作品中，都有对才女们结诗社情景的描写，可见已是风靡天下的雅事了。

　　以上列名的才女，大多数有自己的作品集，其中诗集、词集、文集、传奇都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维崧《妇人集》、叶绍袁《午梦堂集》中，都收录记载了许多才女的作品。

　　其四，明末清初的女才子，大多下场悲惨、英年早逝，可谓“万艳同悲”。出身于名门贵胄家庭的女才子，很多由于婚姻不良、家庭不幸而郁郁以终；有些虽然获得了郎才女貌、夫唱妇随的美满家庭，但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士大夫阶层多属不合作者，也必然落得悲惨的结局。在夏咸淳的《九天亦复称才乏，独向人间索女郎》文中，就记载了叶小鸾过人的才华、家庭父母子女间独特的文学氛围以及最后三姐妹全部英年早逝的痛苦遭遇。

　　出身妓女的才女们，命运往往更加悲惨，她们从良后多为人做妾，在吃人的封建大家庭中，她们的命运是注定不得善终的，董小宛、柳如是便是她们的突出代表。柳如是嫁两朝名士钱谦益为妾，当时钱已是高龄，钱死后，受家庭中子侄排挤，不得已自经身亡。《红楼梦》中在黛玉身上寄托的冯小青的影子，也是一代名妓为人做妾，被大妇虐待，年轻轻抑郁而死的。

　　不止《红楼梦》，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普遍反映类似的女性观。《红楼梦》中在第一回和第五十四回中，借石头和贾母口吻，批评了“近日”的才子佳人小说，“千部一套”、“涉于淫乱”、“非文即理”、“不近情理”。才子佳人小说滥觞于顺康年间，乾隆时代已禁绝殆尽。所以，《红楼梦》批评的这些现象，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事情。

　　其实，《红楼梦》自身就不是什么凭空出世的奇葩，她的作者虽然不满当时艳情小说的滥觞，但作品还是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延续，还有同类传奇作品的影响，在《红楼梦》中，能明显看出因袭《金瓶梅》、《牡丹亭》、《长生殿》等同时期稍早的文学作品的痕迹。反过来说，乾隆朝的道学风气下，是不可能产生此类表现独特女性观的文学作品的。我们可以从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找出大量的与《红楼梦》女性观相同或近似的作品。

　　其一，描写女性崇拜的作品。明末清初以前的文学作品，描写男女情事，多表现一见钟情、始乱终弃的负心故事，男女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如《西厢记》、《白蛇传》等。但到了明末清初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或传奇，男女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中不但表现女子同样有才华和能力，而且胜过男子，男子往往受女子的摆布，成为女性的附庸。这是既往的文学作品中不敢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平山冷燕》、《玉娇梨》、《定情人》、《飞花咏》等，表现的女子都远胜于男子，尤其是才华，男子绝不能望其项背。她们不仅能与男子相抗衡，多数情况下似乎更优越，使男人成为女子的陪衬。作品创作的目的，似乎根本不是赞扬才子，而是更多地赞美佳人，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含糊的女性崇拜倾向。此时期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描写的虽然是鬼狐故事，但作品吹捧揄扬的，都是化为女性的鬼狐。在这些女性鬼狐面前，男人都是陪衬，都是受到怜悯照顾的可怜虫！

　　其二，描写“情痴”、“情种”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有着极为浓郁的女性化倾向，作品中的“情痴”、“情种”，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子的钟情则更胜于男子。杜丽娘、杨玉环、冯小青、林四娘、林黛玉以及《聊斋志异》中的众多女狐女鬼，都表现出这种前人绝不敢形诸笔下的品格。无须讳言，这些钟情女子，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淫荡生活向往的纵欲倾向，《红楼梦》对钗、黛、湘、晴、袭等人的描写，不过隐晦一些罢了。

　　这一时期的艳情作品，有明显的言情化倾向，对女性的认识，不仅要有貌，更要有才，除此之外，还必须有“情”，并特殊强调“情”的碰撞和沟通。《玉娇梨》中的才子这样表达自己的佳人观：“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有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有白的佳人！”这同《红楼梦》的女性观是完全一致的。宝钗可谓才貌双全，但与宝玉之间缺乏的，就是这样一段“脉脉相关之情”，因而，在宝玉心中，她的位置始终不及黛玉。

　　其三，描写男女感情梦幻经历的作品。明末清初，用梦幻手法描写男女感情生活的作品蔚然成风。其始作俑者，当是汤显祖，他的《牡丹亭》描写柳、杜二人的感情，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可谓历尽波折、九死不悔。吴伟业刻画的徐适和黄展娘的爱情，在一个玉杯中，如梦如幻，亟尽缠绵悱恻。洪昇的《长生殿》，描写的李杨爱情，由天上到地下，由地下再回到天上，梦魂牵挂，生死相依，这同《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如出一辙。

　　明末清初之所以出现这种描写梦幻般爱情的独特创作方法，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市民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衰落、王陆心学的兴起，文人生活较少拘束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因为改朝换代，男女感情受特定历史动乱拨弄，往往事与愿违，只好借助梦幻在虚拟中表达。《聊斋志异》中的好多人鬼恋，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折射。

　　其四、描写才女和妒妇交织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才女往往和妒妇、悍妇交织描写，造成对女性的赞美和诋毁共存于一部作品的怪现象。《醋葫芦》、《疗妒羹》、《小青传》、《河东狮吼》等，表现的都是这种独特的女性观。就连《聊斋志异》也未能免俗，书中多有丈夫惩治妒妇、悍妇的故事。《红楼梦》中对夏金桂等悍妒妇人的描写，不见得比以上作品高明多少。

　　文学作品中这种独特现象的出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生活都有其虚伪的两面性，道貌岸然的同时又极度浮华，男女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腐朽糜烂。正像《红楼梦》中的贾珍、贾琏、孙绍祖一样，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工夫”，家庭中妻妾成群，对丫鬟仆妇也“将次淫遍”。这种家庭关系，才女和妒妇并存，就是社会现实的必然反映了。

　　四、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与女性批书

　　明末清初，由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不仅文学创作高潮迭起，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不仅是古典小说、传奇、诗词、笔记创作出版最多的时代，而且最流行的文学版本，几乎都是评点本，成为十七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一，评点大家辈出，经典作品评点将遍。这一时期的评点大家，有李贽、叶昼、毛宗岗、张竹坡、汪象旭、吴仪一等。其他如冯梦龙、李渔等，虽然够不上评点大家，但其评点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评点大家，如吴吴山三妇、洪之则等。她们对《西厢记》等作品的点评，在所有的评点者中，是最受后人称道的。

　　此时期，不仅本时代创作的文学作品被普遍评点，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几乎被评点殆尽。这些著名的评点家在评点时，不仅“发作者寓意”，而且还大胆改定原稿，《水浒传》就是被金圣叹“腰斩”后定稿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等，都是这个时期评点后的定稿。

　　其二，评点大家评点文字尽情宣泄内心的情绪。如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认为该书为“发愤之作”，读后“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势极久，势不能遏”所以不得不“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金圣叹更认为，《水浒传》是“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令人大哭，令人大叫”，“如夜潮之一涨一落”。

　　张竹坡在分析《金瓶梅》作者创作动因时说：“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这些评点大家的话，不仅对于理解《红楼梦》创作缘起，多所启迪，对于理解脂批，也甚有帮助。

　　其三，评点的基本形式和方法。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序跋类、眉评类和回评类。序跋类是为作品作序、跋、引言、凡例、品题等；眉评类则是在作品中间撰写批语，其中在每页上方的批语称眉批，在作品行中的小字批语称夹批，在行侧的批语称侧批；回评类又分为回前评与回后评。有回评和眉评的作品称为评本，《红楼梦》脂本即评本，而程高本虽有序跋，但无评语，故不是评点本。

　　此时期批点小说的常用方法有：“因文生事”和“以文运事”，这是金圣叹提出的；“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这也是金圣叹首先使用的；“同而不同处有辨”，这是李贽首创的；“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这是毛宗岗发端的。

　　这些大家评点小说的常用术语有：金圣叹提出的“草蛇灰线法”，“绵针刺泥法”，“横山断云法”，“特犯不犯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毛宗岗提出的“笙箫夹鼓、琴瑟间钟”法，等等。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红楼梦》的脂评，与明末清初的评点大家手法基本一致，而与康嘉道咸时代的评点，从形式到方法都有很大的区别，只要比较一下“三家评本”和“脂本”的异同，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节 “意淫”思想究竟什么是“意淫”，仅凭《红楼梦》书中的某段只言片语去推测，都有盲人摸象之嫌，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把《红楼梦》中关于“意淫”的表述综合起来，加以归类分析，从总体上对“意淫”加以全景式地把握。

　　１．“意淫”首先是“淫”，《红楼梦》作品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作者首先借“警幻仙姑”之口，说明“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所谓“好色不淫”、“情而不淫”，都是“轻薄浪子”“掩非饰丑之语”。所谓“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所有“淫人”加以比较，《红楼梦》作品的主人公最“好色”，最“知情”。

　　２．“意淫”不是“皮肤滥淫”，不是生活中男女之间肉体上的结合，不是《红楼梦》书中贾珍、孙绍祖、多姑娘等人的淫荡行为。作者告诉我们，“淫虽一理，意则有别”，“意淫”是精神层面的“淫”，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同“世之好淫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对那些“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性”者，作者统统斥之为“皮肤滥淫之蠢物耳”！

　　３．“意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奥妙所在，存乎一心。由于“意淫”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这里所说的“心会”、“神通”，就是内心对“好色”、“知情”的一种领悟。这种领悟只存留于精神层面，而不可应用到肉体上，一旦付诸肉体实践，则变成了“皮肤滥淫之辈”。

　　４．持“意淫”生活态度者，是女人的朋友，但又为社会所排斥。作者明确告诉我们，“独得”“意淫”二字之真谛者，在“闺阁中”“可为良友”，可以“独为我闺阁增光”。但一入此道，便“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为社会（主要是上流社会）所不容，终不免“见弃于世道”。

　　５．社会上持“意淫”生活态度者，不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就是“奇娼名优”。他们既非“应运而生”的“大仁”，亦非“应劫而生”的“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作者通过贾雨村之口，开列了一大堆此类人名单，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柳耆卿，唐伯虎，李龟年，卓文君，薛涛，崔莺等。

　　从以上五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所谓“意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戏剧舞台上的“淫”！这种“情”和“淫”，就是文学生涯中的“情痴”、“情种”，体现的是作者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肉体活动；这种“意淫”作品，当然为市井小民、闺阁红楼所欢迎，但同时又必然与以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为正宗封建正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是文学作品，不论小说还是戏剧，都是“口传”、“语达”的，出自作者之手，入于读者（观者）之目，为什么说不可“口传”、“语达”呢？这里说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的创作态度。作者把心中的“情”和“淫”，用什么方式表达，表达到什么程度，表达出何种境界，确实是只能“心会”、“神通”的精神活动，无法为外人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作家，创作时心中激荡的那种“情”，谁说得清楚？

　　我们知道了“意淫”就是言情文学创作的一种态度或精神，对于作者在《红楼梦》中公然宣称，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当会大吃一惊！什么样的作者，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自称压倒所有言情文学作品作家，位居“天下古今第一”呢？

　　中国的古典言情文学，肇始于唐宋元三代，而滥觞于明末清初。描写张生崔莺莺恋爱的《会真记》，以及由此改编的《西厢记》，应该是较有影响的言情作品发端。而真正掀起言情文学狂潮的开路先锋，大概非明代后期的汤显祖莫属！他的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用梦幻交织的手法，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描写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后来出现的众多言情经典作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中，随处皆可见到《牡丹亭》影响的痕迹。

　　清初的一百年间，大概同元代仿佛，由于同是异族统治，文网又相对较宽松，杂剧传奇曾大行其道，尤其是言情主题的戏剧，充斥着大江南北的舞台。一大批以创作言情戏剧为生涯的专业作家应运而生，如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文人，以李渔为代表的杭州风流文人等。此一时期，就是封建正统文人，也多数热中于言情作品创作，如吴梅村、尤西堂、曹雪樵等，都曾创作过言情传奇作品。

　　把此一时期言情文学创作推向高峰的，是“南洪北孔”双子星座！“南洪”是杭州文人洪，他的代表作是《长生殿》；“北孔”是山东文人孔尚任，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扇》。《长生殿》问世之后，不仅轰动宫廷，轰动士大夫阶层，更轰动了市井百姓，“旗亭市上红楼里，群指先生折角巾”，茶座舞台、青楼楚馆，“莫不知有洪先生者”。当时的文人，都把《长生殿》视为言情传奇的登峰造极之作，把洪昇视为天下古今创作言情传奇的第一人，不仅戏剧界尊重，市井小民尊重，就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也礼敬有加。史料记载江南提督张云翼、江宁织造曹寅等大官僚，在演出《长生殿》时，都把作者洪昇奉为上宾，坐在首坐观演。

　　《红楼梦》中所隐写的“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应是洪老先生的夫子自道！在清初历史上，除了洪昇以外，大概没有第二人当得起此称呼。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中国言情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她应该孕育和诞生于言情文学的创作高峰期，也就是清初。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已是清代中期，此时的文坛，已经充斥着宣扬封建伦理的正统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坛土壤和气候，是不适于《红楼梦》这样作品问世的。就好像“文革”期间，能出现上个世纪3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品么？硬说乾隆朝的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显有悖于历史唯物论的，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红楼梦》小说的初创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洪昇。《红楼梦》和《长生殿》两部言情文学的抗鼎之作，作者是同一人。这些在笔者的系列考证文章中已做过详细论述，此不赘述，读者诸君可自去查阅。

　　《红楼梦》中最莫名其妙的人物，当属秦可卿。这个人物被作者描写得扑朔迷离，亦幻亦真。她的相貌风情，兼具作者心爱的宝钗、黛玉二人的特点；她在“太虚幻境”，居然引导小叔叔宝玉做“儿女”之事；她年轻轻就死了，死得“众人纳罕”；她死后大出殡，北静王居然亲自“路祭”。说作者热爱她，又明显有点糟蹋她；说作者在她身上涂污秽，书中的主人公又为她的死而口吐鲜血。秦可卿身上的一系列谜团，从《红楼梦》问世起，就引起读者纷纷猜测。脂砚斋评点她同老公公贾珍不干净，有“淫丧天香楼”的丑事；刘心武先生推断她是“废太子的女儿”，是雍正夺嫡的牺牲品；等等。这些都属于姑妄言之式的猜测而已，当不得真。如果说脂砚斋的“笨谜”猜得对，作者如何让她嘱托家族后事？如何让宝玉为她吐血？如果说刘心武先生探佚有道理，《红楼梦》就不是一篇小说，而是魔咒了！

　　其实，《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并非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性人物。《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红楼梦》从主题、内容、手法、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脱胎于《长生殿》，秦可卿就是洪昇代表作《长生殿》主人公“杨贵妃”的象征。

　　书中对秦可卿房间中妖冶环境的描写，对秦可卿死了宝玉居然吐血的描写，好多读者感到不可理解，明白了她是杨玉环的象征，就顺理成章了。宝玉是在秦可卿的房间中进入“太虚幻境”，秦可卿在“太虚幻景”为宝玉“导淫”，象征的就是洪昇的言情文学创作生活，是从研究“李杨爱情”、创作《长生殿》开始的。秦可卿缢死“天香楼”的暗写，就象征着杨玉环在“天香云外飘”的“太虚月宫”缠绵，而终不免缢死马嵬坡的结局。

　　洪昇成名于《长生殿》，也罹祸于《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逮捕下狱，革去功名，洪家“百年望族”因此失去了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难怪《红楼梦》中秦可卿死了宝玉要吐一口鲜血！《红楼梦》在秦可卿的“判词”和“曲子”中，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把“萁裘颓坠”、“家事消亡”的罪名归于秦可卿，隐指的就是自己“宿业总因情”，因留恋《长生殿》而“败家”的事实。曲中的“擅”、“秉”等词，表示的应是文学创作中的描写活动，而不是女人的相貌刻画。作品中一个女人的相貌和风情，只能由作者描写，自己怎么“擅”和“秉”？

　　《红楼梦》书中“警幻仙姑”是受“荣宁二公”的嘱托，用仙曲佳酿、女人迷津来规劝主人公“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的；书中那个“秦钟”，临死前也劝宝玉回归“仕途经济”正道。这些描写都是象征性的。象征作者洪昇因言情文学创作而“耽搁花笺彩纸”（洪昇的老师毛先舒语），无意仕途功名，辜负家族重托，最终坠落“迷津”而不能自拔的惨痛经历。

　　据史籍记载，洪昇与庄亲王世子的关系过从甚密，他之所以创作并推出《长生殿》，都是在庄亲王世子的怂恿和赞助下进行的。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庄亲王世子做如何想，是可以想见的。《红楼梦》中对大出殡和北静王“路祭”的描写，隐指的应是这段隐情。

　　以上这些对《红楼梦》中象征性人物情节的分析推论，与《红楼梦》通篇另一些暗示影射也是完全一致的。书中“红楼梦曲子”的开篇，就交代了此书的创作缘起：“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洪昇创作《红楼梦》，是在因《长生殿》罹祸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的。导致“无可奈何”的“伤怀”境地的原因，说到底，“都只为风月情浓”。

　　其实，《红楼梦》小说“开卷第一回”中，那块自怨自艾的“石头”，就交代了自己是在“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之际，创作《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时的心情是“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为什么愧悔呢？因为自己在“锦衣纨绔之时，饴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作者洪昇“自己之罪”，说到底就是迷恋《长生殿》等言情文学作品创作，而导致了“败家”的结果，所以，用秦可卿这个形象作为“败家根本”，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象征，是最贴切不过的。

　　《红楼梦》中的宝玉，有个十分令人费解的“爱红毛病”，就是爱舔食女儿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动的表现，以宝玉的身份地位，要哪个女儿不可得？如果仅仅是异食癖，奁中盒内，胭脂尽多，何必舔食女儿嘴上那点可怜的胭脂？其实，《红楼梦》中关于“爱红毛病”的描写，也是象征性的。象征的就是从事言情传奇的创作活动。当时的言情戏剧，都是以描写女人为主的。从事这一行，正所谓“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当。

　　《红楼梦》主人公宝玉自命“绛洞花主”（一说“花王”），读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宝玉自命“须眉浊物”，连说“女儿”两个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时为姐妹们甘充厮役，如何以“花主”自居？众女儿又如何肯承认他的“花主”地位？其实，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红楼梦》中对《长生殿》的象征性描写，这些不可理喻的描写都不言自明了。在清初的传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顶峰是《长生殿》，洪昇在传奇界自然有“花主”的无上地位，因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

　　《红楼梦》确实不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并不十分干净。其中对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描写，对贾琏与灯姑娘的床上动作描写，对贾珍父子兄弟与二尤鬼混的描写，对秦钟和智能、茗烟和万儿幽会的描写，都属宣淫而非言情。《红楼梦》的言情宣淫写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惊世骇俗之举，特别是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巩固，对“脏唐臭汉”社会风气的否定，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强化，使封建知识分子都虚伪地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道学形象。元代虽然文学管制偏松，屡有言情作品出现，但公然宣淫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有在17世纪，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环境下，文坛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纪，雍乾以降，随着文化管制的加强，文字狱的震慑，对淫书的禁毁，这股文坛淫风才销声匿迹。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由于不满理学统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风气，市民阶层自发地要求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对宽松，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二是社会上盛行奢侈之风，官僚贵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贵人家，“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饱暖思淫欲，致使淫秽放纵之风盛行。三是理学思想异化造成的，产生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题而使理学坠入空疏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内心体悟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心学”的副产品，是“理学”异化的过程和结果。

　　17世纪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追求香艳，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说《金瓶梅》和传奇《牡丹亭》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传奇《长生殿》、《桃花扇》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话本集、长篇小说、传奇杂剧，则多如牛毛，不可胜举。雍乾时代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学作品的共性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红楼梦》中“女水男泥”的怪论，就是明末大儒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首先发明的。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谢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可见与《红楼梦》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当时的文坛，无论是名满天下的巨匠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都竟相吟艳词淫诗，作春宫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为荣，《红楼梦》描写的宝黛读《西厢》场景，并非作者新创。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所谓“淫书”，也不乏用梦幻手法表现的作品。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在于规避文网，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爱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用的“假语村言”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当时众多的“淫书”、话本，用的也都是白话，浙江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传奇界看，这一时期传奇作品的唱词和念白，也自觉做到“明白如话”。人们常把“白话运动”归功于“五四”，其实，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就开始了白话的普及。由于雍乾以降“乾佳学派”的兴起，市民文学的相对沉寂，才使两次白话运动之间出现了二百年间隔。
第三节　“除明明德外无书”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需要催生文学作品，只有需要巨人的时代才能产生巨人，只有需要名著的时代才能产生名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时代需要，没有天才也能创造天才；时代没有产生需要，有了天才也不能产生名著。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必须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文学背景、文学底蕴，研究那个时代对产生《红楼梦》的社会需要。

　　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在欧洲，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冲决封建经济罗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上升到统治地位，资本支配下的帝国主义扩张进程急剧加速。在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的阵痛之中。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特别是窒息人性的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异化。关外新崛起的异族统治者，虽然用铁蹄扼杀了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幼芽，但由于统治机器的不完善和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却没有扼杀掉明末萌生的个性解放意识，反而由于对异族统治的逆反心理，使市民阶层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扭曲中继续发展。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的中国的文化界，经历了一场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上，大体上经历了四次比较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期间，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疑古讽今，创新风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峰巅盛唐时代的到来，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群经辩伪，言情滥觞，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先导；第四次是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开辟了思想先河。这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大动荡条件下出现的，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正统统治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兴意识形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疑经辩伪。所谓疑经辩伪，就是对统治阶级奉为至高无上权威的封建礼教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对宋明两朝沿袭下来的儒家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以辩伪的方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把除了《论语》、《孟子》之外的几乎所有儒家经典，都斥之为“伪书”，把朱熹、王阳明对儒学的权威诠释，一概斥之为“伪学”，提出了“去宋归汉”的儒学正宗观念。与此相对应，对沿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对君权相对于民意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对文臣武将忠君的理念，提出了怀疑。总之，那是个“怀疑一切”的时代，封建社会奉为圭臬的传统思想，都发生了动摇。从这个意义上看，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可以同先秦诸子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盛况媲美；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促进了人才辈出，李贽、金圣叹、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陈确、阎若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犹如群星灿烂，以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推动着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大笔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文化财富。进入18世纪以后，至雍正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以《大义觉迷录》为代表，最高统治者开始强制推行封建正统观念，对学术界疑经辩伪的局面开始限制。特别是乾隆朝，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知识界噤若寒蝉，乾嘉学派虽然也热中考证，但多为纯学术性的，从政治角度大胆否定儒家经典的行为基本收敛；乾隆皇帝还通过编撰《四库全书》，对明末清初的学术著作大量禁止和抽毁，把明末和清初顺康年间的学术著作和市井文学作品几乎一网打尽。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终结。

　　我们在清楚了解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特点之后，再来详细阅读《红楼梦》，就不难发现，《红楼梦》一书，深深地打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清楚地反映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相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异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为纨绔子弟懒于读书倒也罢了，竟敢于把父母师长（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读的儒家经典都视为“杜撰”之书，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学章句）外无书”，竟然敢于把“四书”以外的书都一把火烧了。对于《红楼梦》描写的这些内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之严酷性的读者，或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勇敢者，对此一般都很欣赏，认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凡比较熟悉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情况的读者，又难免会产生怀疑：在那个皇帝老子君临天下，社会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识分子靠程朱理学答题应试，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可能有厌世、玩世的举动，但很难想象有这种类似疯狂的异端言论和叛逆举动，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期间，没有产生异端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红楼梦》放在创作当时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请红学同仁认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以下正确的结论：《红楼梦》表现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都不可能，只有在17世纪，在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异端观念的士大夫叛逆，这样写《红楼梦》，这样表现主人公贾宝玉，不仅可能，而且还很自然，很正常。

　　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理学。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则是理学的别派陆王心学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后，理学早已失去了创立之初的积极意义，变得僵窒、空泛、不合时宜，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厌谈心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孟》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为“疑经辩伪”。辩伪所得出的结论，正如，《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也难怪贾宝玉把四书以外的儒学典籍都烧了。疑经辩伪学术思想对当时知识界无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对江浙一带人文荟萃地区，影响尤为深刻。《红楼梦》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经辩伪”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在何处，给他几个脑袋，也不敢这么写，更不可能这么写。只有在顺康年间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样做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在知识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带遗民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为奇。
第四节　“仕途经济浑话”思想红楼梦》除毁谤儒家典籍外，还不时流露出异端思想，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统统斥为“禄蠹国贼”；把“文死谏、武死战”等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一文不值。这也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的独特思想。

　　随着理学和心学的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对由伪经典儒学演绎而来的一些传统行为、传统信念、传统理论、传统思想，也必然发生怀疑和动摇。思想学术界开始探讨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认识到“修齐治平”（读书做官的别称而已）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各行各业，凡性之所好，专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乐趣，自有其社会价值。明末的李贽、袁宏道都说过类似的话，清初几乎所有拒绝与新王朝合作、拒绝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必然产生这种理念。顺康年间，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和延平郡王长期抗清的影响，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创痛巨深，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与清王朝持不合作态度。他们首先是对君权神授、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识的改革动议。他反对把君臣比父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并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铸万甚至在《潜书》中公然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其次是对明朝旧官僚“一对夷齐下首阳”，跨朝代的士人举子投靠新主子，谋求做新贵的举动十分鄙夷，斥之为“禄蠹”、“国贼”。当时学校废弛，文教日衰，“师不立，经训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经典义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举业、训练八股文法上。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厌薄举业的情绪，当时好多江南学子，自己主动注销了学籍。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别是顾炎武的《生员论》，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员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些痴情者，获得幸福多不以科举功名为前提，其情人也极少以科举功名相劝勉。由此可见，《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厌恶举业的思想，应属来源有自。宝玉就读并大闹的学堂，正是17世纪学校废弛情景的真实写照；宝玉厌薄举业，正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宝玉斥骂禄蠹国贼，正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宝玉对封建正统伦理观念的批驳，也正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可以推论，《红楼梦》反映的正是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情况。
第五节　“文死谏武死战浊气”思想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也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普遍思想。明朝后期，东林党人出身的文臣，在朝廷以“敢谏”著称，海瑞罢官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敢于抬着棺材上朝，真是“浊气上涌”的极端表现。明朝皇帝，大概是杀谏臣最多的皇帝，东林党领袖就曾经把自己屁股上被“庭杖”打烂的肉风干后，挂在家中正堂上，以示光荣。明末近半个世纪时间内，东林党人前赴后继，仍然屡屡苦谏，“浊气”浩荡，轰动天下。文臣如此，那么武将呢？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关外建州女真铁骑，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只好“浊气”一涌，用战死报效朝廷，表示忠贞。

　　明朝灭亡后，在江南士大夫中，普遍对三百年大明何以亡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认为，不是皇帝昏庸，而是文臣武将误国，他们以死博得虚名，却把大好江山断送了，害得崇祯皇帝上了吊。就连推翻崇祯皇帝的义军领袖李自成也说，明廷“君非甚黯”，文臣武将不能公忠体国，导致朝廷灭亡。这些反思，正如《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那样：“置君父于何地”？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确实十分活跃，封建知识分子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了许多比较先进的思想观念，集中体现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大家的著作中。后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它的许多观念为后来康梁变法、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五四运动所接受，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先河。

　　《红楼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作者洪昇又生活在当时思想极其活跃的浙江，在《红楼梦》中表现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是必然的。不过，对《红楼梦》中表现出的这些思想，也不能无限上纲、任意拔高，他们仍然不脱封建正统思想范畴，不是什么摩登的现代思想。《红楼梦》中出现这些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作者头脑中固有的，和作者是不是天才没有关系，建议红学权威们办一个学习班，集体重学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然后再谈《红楼梦》思想。实话说，看了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你会感到，《红楼梦》对当时的思想体现得是很不够的。这也难怪，《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不是政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