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革——建立国家学术、人文道德新秩序
【文化危机】：
中国是文明古国，更是文化大国，而现在中国正在承受一场文化危机。
盛世气象俨然已是崛起之中国，然而，经济昌盛背后：文化乱象、信仰缺失、价值真空、道德滑坡、共识匮乏等等，正是文化建设贫瘠所致。文化与经济，作为社会发展两幅车轮，文化为经济成之因，经济为文化设之果，本是互相依持、共同前进。故而，中国之崛起，不仅是经济之崛起，还应是文化之崛起，更应是社会制度创新之崛起。
当下中国，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进步极不相称，城乡、人际之处触目皆是广告，商业氛围浓厚，缺乏文化大国应有之素养与深远；现代人少了“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精神诉求，少了“人生应当如何正确的活着”的道德追问，一出生便被商业、欲望所包围，一出生便被视为这个政治机器上一个零件而培育，这部机器如果不会尊崇人性，不能够代表普遍民意，那么任何人将会受其裹挟、颠簸，直到解体。民国时期，尚把孔儒文化作为个人修身生活之国教，而现在在政治层面已基本放弃修身生活，民间生活完全被娱乐化所取代。
一国最大之财富是蕴藏于民众头脑之中——构建未来之知识、成就自我之智慧。只有提高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只有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一个国家精英愈多便愈富强，维护国家运行之成本愈低，国家发展愈快。而街市上洗头房、按摩店、夜总会等等欲乐场所数量远远超过书店、博物馆、音乐厅；电视娱乐化，互联网低俗化，人们没有思考，没有批判，没有拣择，成为政治机器上一只“快乐的猪”；读书思考者越来越少，无知成为个性，浮躁替代深远，思想与智慧停留在当下现在，眼光与战略专注于切时小利；丧失远景意识，缺乏可持续性，五四以来，摧毁封建建构，断裂文化意识，中国成为当前世界上唯一放弃继承传统文化的国家。放弃传统，必然丧失敬畏；活在当下，民智阻滞，进一步加剧社会生活交往成本。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步入低智商社会，没有未来可言。【低智商社会】
【中国文化已经丧失整合社会之能力】：
文化危机是指社会主导性文化失范，失去主流引导之地位，其根源于社会文化主体内在落寞与外在冲击，于社会宏观上不易察觉，表现于微观社会之道德人心、人文素养上，是一个缓慢发展之过程，没有具体指数来衡量；其爆发不可能一下子使社会瘫痪，其变革也不会陡然间实现，只有慢慢溃败。
秦汉之后，确立以儒家为社会主体文化信仰，其稳定长达二千余年，不因佛学东渐而丧失主位，不因诸子百家林立而丧失民族稳定性。中国这一百年，经历推翻封建帝制、五四文化运动、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建立互联网、进入全球化时代，正是一个破除传统旧有文化而未建立新型主体文化，又承受西方文化冲击，马上又进入全球化时代之过程，内忧加之外患，也是产生文化危机之主要原因。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社会的整合——即在最广泛层面上规范与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文化整合力体现于社会个体成员之内在自治力，个体正是在文化整合交互中发展、完善自我，自八十年代起社会分工逐步细化、专业化，知识分子分布于各个领域，在总体性政治、意识形态整合下，解体了旧有文化结构，集体主义迫使个体放弃了独立思维能力，解体了个体对于传统性之延续，在摧毁了旧结构同时却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因此失去内在整合、价值共识而面临诸大危机。
文化结构解体使个体失去文化整合能力。在一种层序、立体、等级、分工之社会结构下，没有一种人文纽带建立共识和契约，来整合人心，社会个体内心也无从尊崇信仰，人们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从而成为一个心理不健全者，撤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守门人” 解除了每个人欲望之锁，放纵无度。假如人人其心内不固，城池沟郭将无以为坚，信仰缺失使得这个社会面临着前苏联溃败解体之危。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
计划体制基本摧毁社会道德体系，自上而下奉行关系生存，关系成为第一生产力，追求金钱，成为唯一对自己有实际意义之事。价值观沦丧直接导致社会行为失去道德准则，“凡是律法没有明文禁止皆可做得”。
在我国近时思潮之中，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认为“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是有德社会，商业化发展必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衰败，市场经济就是缺德、纵欲、奢侈、堕落社会。而恰恰在此时，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腐败滋生，道德开始败坏。现代文明社会，如果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人之品性必然是德利相随、贫恶相依。亦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利己心之中，而节俭、勤逸、诚实等等美德一般从利己中养成。人人皆有利己心，这种心态如果处在一种公平社会制度中，会不断培养成勤俭、积极、节约、诚实等正面道德，并最后成为利他心，成为慈善者。如果处在一种负面社会中，这种心态将会不平衡，不择手段，互相盘剥。
人们常把腐败和官员联系起来，其实“不按常理出牌”在全社会都已普遍。小商小贩、企业老总、公安干警、大小学生、平头百姓，依法办事、以德服人的谁能有好结果？各个行业潜规则盛行，大家都“有章不能循，有法不能依，有理不能讲”，“正事歪着办、好话反着说”，若为利益故，羞耻皆可抛。 腐败的不只是官员干部，腐败的是社会整体人心之堕落；不只是体制、机制问题，更是道德信仰、思想觉悟问题。在这一大社会背景裹挟之下，人们执迷于物欲的本能，贪婪、放纵，以私心自狭，严重普遍缺乏公共意识。由此来看，谁当领导都得腐败，腐败是全社会的，不是个人意志能决定的。如果你铁了心当清官，那么你将连腐败的机会都没有。这个社会已容不下清官、好人。道德高尚的人没市场。制度已经渐渐失去约束力。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欺诈社会，由低智商社会而导入全民腐败型社会。【全民腐败社会】
治理全民腐败型社会，需要化解文化危机，进行重建：重建国家信仰，重建国家学术，重建中国模式，重建中国文化体系，重建人文道德新秩序，重建公民社会。而重建需要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需要以精英文化战略布局中国，更需要国家体制来周全：
一、建立一个国家级学术委员会，属议政参事建制，归入人大，下设各大行业专业委员会，用于收集国内各种资讯、情报，成为一个囊括全国所有行业的大型中央情报机构，与国务院各大部委通联，主要职能对政策、决策做出专业性、全面性、客观性研究，协助国务院办公。
二、在县域内设立地方级学术委员会（简称思想库或智库），属议政参事建制，归入地方人大，下设各种行业委员会，掌握区域所有民生事务，并上报国家学术委员会，协助地方人大决策研究，对地方行政提供智慧支持；其研究决策对上负国家学术责任，对下负民生良心责任；从业人员由地方大学院府、社科研究机构、私营智库、个人智囊组成，行企业化、市场化管理。（地方改革实现三权分立，而上层建制不动，只是增加学术委员会建制，以此保障中央学术权威、保障中央对地方政府更有力之掌控。）
三、以知识分子——智库——建制，布局中国。将思想库做为政府思想（权力）与社会思想（民意）交流融通之桥梁，使权力代表全部民意，将全部文化思想、学术之力量作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此造成一个“文化中国”，“智慧中国”。
重建道德体系需健全市场经济，取消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等，制约公共权力，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基础，无论官员阶层、商人阶层皆会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正如西方人对于良善德性闭口不言而视为社会生活之必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却无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之道德伦理机制，社会欲望得不到规制，传统道德系统与社会现实脱节甚至矛盾，完全不能支撑市场经济社会伦理基础，而政府所倡导的道德宣传说教不可能树立真正的社会秩序，只有让官员和民众知道：各自利益退一步，成就众多人的利益，共同生存，才是最低的生活成本。利害权衡之后知道道德是必需的，并非高尚之物。
迄今为止中国人始终不能舍弃宗族关系，因为中国无论古时还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会去周全社会个体最基本之需求和保障，当危险灾难或者困难来临，只有族亲血脉会予以援手，社会不被信任，从根本上导致了冷漠、自私之品性，也导致社会道德观自私、冷酷，缺失民族凝聚力之弊病，只看重个人面子，而不会在乎群体风俗，更没有追求正确事物和价值之勇气，盲从跟风、人云亦云。 中国人不可谓不善良，亦不可谓不聪明，因为总体性政治解体了社会，没有建构一种文化来维系、贯穿善良与聪明，以自治之德性维护共识之价值，以忠诚信义来担当社会之责任与义务，成为泱泱大国却是一盘散沙的局象。因此，改变国人之品性，中国社会需要重建政治体制、重建“新国民文化”、重建“新国民精神”！
中国人的心灵没有家园。中国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再追求什么呢？俗一点说是“玩”，雅一点说是“文化”。精神追求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笔下文字堆砌，遗忘于远古。文化已完全被金钱颠覆，纳入了商业轨道，成了金钱奴仆，失去了其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金钱）之千古良心，丧失了价值取向、批判精神之功用。“挣钱”成了泱泱中国唯一社会信仰，利益成了唯一价值取向。人们道德亏空、理想消失、耻谈革命、忘却使命、推卸责任、摒弃道义、躲避崇高、渴望堕落、迷惘冷漠、自私狭隘，流习于本能欲望，追求当下之快感。——文人何在？
中国旧有传统文化正在年轻一代身上消亡，而新型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因无信仰依持，无精神支柱，追求金钱成了人生唯一意义，社会急功近利，浮躁无守，道德沦落，随之而出现了：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祟高、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缺失诚信、缺少慈爱仁心、追求肉体欲乐、不知节制、忽视心灵纯洁、不孝不敬、忘恩负义、唯利是图，吃不得苦，在遇到困苦、磨难时易出现迷惑、沉沦与绝望，这便是现代人之心灵症结。“每个人都不是随便的花朵，都不会无故而绽放！”生命在消费时光，质量却没有保障——知识分子何在？
【新文化生活】：
生活态度：人生，是个永恒之命题！有何种信仰便有何种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习惯往往趋于欲性，习非成是；因为经济条件局限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人生应以何种方式度过？——过一种德性、节制的生活！三者如同政治、经济、文化互相制衡、互相推动：文化先进推动政治清明、民众进步，由此带动经济发展，政治愈民主则文化愈进步，经济也愈发达。人生态度愈明确则生活方式愈科学合理，生活习惯也愈正确，人生成本愈低，生活质量愈高。正是：文化认知决定生活态度，政治体制决定生活方式，经济条件决定生活习惯。
倡导民众“过一种德性、节制之生活”，非国家国务院无此大能，非广大学者众志成城无以为之。中国近现代史上，为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改良人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而开展的“乡村建设”和“新生活运动”，其切入人内心，从精神上改观人生诸事，虽然平凡但却实际，虽然无奇但却有效，最是能够体现一种文化的生活。若能持续至今天，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
《大学》所谓：“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正是人性可善可恶，善恶两存。由此见得，国家意识层面倡导何种精神面貌，民众便存何种人文思想状态。中国之人生享乐文化源于古代，封建帝王、官僚集聚社会大量财富，可以获得安逸享受之生活，成为人人梦寐所求之目标，于是成为根植于国人思维。而中国文化往往注重现世生活，不同于西方人人自有上帝警省引导，国人长期生活在压制型社会，并在极端功利主义主导下长期缺乏道德基础，一旦为世俗商业化所冲击，必然腐败型生活复燃。“吃喝玩乐，人生第一要义”、“人间万物，尽我享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充斥社会各个阶层，勤奋、正直、善良、诚实、信用、公平等价值观，成为被嘲弄者。必须明确认识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现代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物质生活方式，国家有限之资源并不是为现在几代人所准备，人只是历史过客，要知道为客之道，不能被后世子孙所唾骂。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追求之结果，而且这种“物质丰裕、精神贫乏”之生活原本就不值得追求。
所以，中国必须要有自己与西方不同之生活，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必须从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入手，建立理性消费文化，克制享乐主义，倡导节制之生活；制定道德律法，落实于具体生活，以培养下一代吃苦耐劳精神，倡导文化、德性之生活。整合传统文化良善美德之处，归纳西方文化先进科学之方，以形成建立新型社会文化生活体系，教授于人合理之生活观念、科学之生活方式、健康之生活习惯。
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实现幸福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不那么多，在适度消费中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更能够实现普遍幸福，政府执政目的也无不是为着人的幸福，而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或其它，国家应该从刺激过度消费、盲目建设中拔离出来，终止这种经济恶性循环，人的生命配额是平等的，无论古代还是未来，人类对大自然无尽之攫取，所结恶果已然接踵而至：人心败坏、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枯竭
一、建成低成本型福利社会，于日常生活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舒缓生活压力，建成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从某种角度来看，低成本社会比福利型社会更好，低成本模式覆盖面更广，良性循环更好，而福利型模式以其条件约束性和权力倾向性，变相成为既得利益者瓜分社会财富之合法手段。低生存成本社会是将商品打折甚至成本价普惠与每一个人，而福利社会是将社会财富按指定条件赠送给某一部分人，完全是施舍、养懒汉行径。但就医保制度来说，政府越加大投入，看病越贵，医患纠纷越多，医疗资源倾斜就越严重，过度医疗随之而出，进而有可能会拖垮整个医保制度，因此必须回归其社会性。低成本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加体现在社会管理方面和社会交往成本方面，社会结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人们在这一强大保障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各司其职，各得其乐，不过问政治，没有不劳而获。社会诚信、生活有序、公德畅达、公共秩序，低行政成本高文化价值，便是社会治理最低之成本。
二、将人文素质教育产业化：国家财政投入，在中国大地推展一项前古未有之思想革新、文化改良运动，利用中西古今积淀之先进文化，对民族种性、道德秩序进行修正治理，以造就一个智慧中国。何谓智慧？智慧，是人将知识上升到理论，以系统将其归纳，进而上升到思想之更加抽象之内化过程。人依此为止归、为原则、为指引，使身心有所安居，使行止有范、进退有据取舍有止，使自我于纷扰俗世中最低成本生存、最高价值生活。智慧，是一切事功之起源，是民族之人文素质，是一国之软实力，是未来之发端。
文化治理生活：以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之方便，以宗教文化化解心灵之困惑。就个体而言，人以不可进化性重复经验世界，历史便是一部大经验史，这种大史观有助于自我总结、批判、继承、引诫、规划；现行私有化与公有制混合体制、以及非合理性社会保障制度，虽不可能建立具体人生配额制度，而中国文化可以在思想上、内心中建立人生需求观念，使自我对物欲有所克制、对于精神有所求取，以此为人生皈依、为生活指导，依此倡导民众过一种德性、节制之生活。
从来不乏对国家前途有正确认识、合理主张之士，而认识、主张是一回事，推动与实行又是一回事。古今良善之策之所以难以实现，唯欠缺在“力行”一途，所谓知易行难。孔孟仁爱之学、老庄清净之修、佛陀墨子悲悯之行，以及近代梁启超“新民说”、梁漱溟“乡村建设”、蒋公“新生活运动”、建国后“五讲四美三热爱”、“和谐观”、“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而力行只在没有建立合理推动美德良善事务发展之体制可行动力上，一切美好愿望归于空谈。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文化进步运动，争取低成本社会，争取高价值生活，为未来而抗争。
中国大文化构想需要提升到国家战略来建设一个“智慧中国”。
而文化中国、“智慧化生存”需要人文软实力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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