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上海飞机: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材料一：当前，我们的教育存在问题不少，急功近利就是一个既十分普遍又十分严重的问题。浮泛的心态，躁动的情绪，驱使许多地方的干部、校长、教师、家长涌入功利大潮，不能自拔。教育是典型的长期事业，是百年大计。急功近利、争名夺利、拔苗助长、商业炒作对于育人来讲是祸害无穷的。综观当今教育现状，分数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学习承受了太重的压力;童年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在不少地方，学习活动常常远离了学习者的现实生活;整齐划一的学习任务，偏离了学习者的兴趣、爱好、自主性以及承受能力的差异;学习活动的要求常常违背学习者身心发展的规律。这种现象能说是符合教育合理性、科学性的要求吗?能说是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需要吗?

　　解决急功近利问题，关键在于：一要改革人才培养和管理的体制;二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育人模式;三要形成有利于人才大量涌现的社会文化环境;四要建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劳动人事制度。没有这几条，好事情也会办不好。就拿这两年轰动整个教育界、轰动整个社会的“钱学森之问”来说吧，由受广大人民群众尊崇爱戴的科技大师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来”的问题，引起了上至党和政府领导决策层，下至社会各界、黎民百姓的警觉和思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对此表示关切和忧虑。这对于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机遇啊!回答这样一个世纪提问，需要有高度智慧，需要作冷静思考，需要下狠心革除种种弊端，需要创建人才可以脱颖而出的法律、规章、评价制度乃至文化环境。但有些高校的应对之策，却是开展一场新的生源争夺战，纷纷拨出专款到中学去重金预定高分尖子。这种结果，我相信不会是钱老所愿意看到的，也不会是人民群众所愿意看到的。

　　数十年的历史经验说明：高度集中统一、以分数论成败、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不利于出人才;由高中到初中甚至到小学遍地开花的学科“奥赛”不利于出人才;年复一年的神童炒作、少年天才吹捧，不利于出人才;以应对考试为本，猜题押题，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教育教学模式不利于出人才。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未能遵从青少年身体、心理的发展规律办事;未能遵从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办事;未能遵从人的品德、智力、体质、情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原则办事。不少地方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把知识的掌握甚至仅仅是高分的追求，当作教育的全部任务。人才人才，有人方有才，无人即无才。人是本源，才是枝叶。所以若重才，先重人;若要才，先育人。从人才成长规律看，是先成人，后成才;人有志，才学长;人无志，难扶帮。从德才关系看，是人有德，才为用;人无德，才为祸;人品善，才利民;人品劣，才害民。这是古往今来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育人经验啊，杰出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

材料二：“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98岁的钱学森大师刚刚远去，但是他留下的这个问题却成为了中国教育界绕不开的一个难题。

    本月初，一封题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在网上发布，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在这封写给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中，安徽11位大学教授呼吁“钱学森之问”能够得到社会各界重视，并希望借助教育部长人事交替、新的教育规划纲要制定之机，早日求得“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在引发社会共识的同时，也有网友在仔细研读后遗憾地发现，在这封近千字的公开信中，除了新闻媒体报道和大家已知的内容外，真正属于这11位教授的内容就只有表态了：“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可以说，网友所发现的这个细节，也正是当前中国教育难以突破的一个怪圈，即大家都能看到问题摆在那里，但是谁也不会动手去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家长学生，从一介网民到教育部门，相信每个人都能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心中也未必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不过有的人不愿意说，有的人不敢说，有的人不想说罢了。或者，有的隔靴搔痒，有的激扬慷慨。实际上，近年来围绕“钱学森之问”也有过各种版本的解读和答案，但是由于缺乏教育部门和高校机构的直接参与，总是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而此次面对讨论，教育部也在10天之后做出了正面回应。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特别宏大”，“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下一步会把创新人才的培养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与此同时，来自北大清华等国内多所名牌大学的消息证实，教育部一项代号为“珠峰计划”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已经悄然启动，这项由中央专项拨款提供资金支持的人才计划旨在培养创新型的领军人物，从而试图破解萦绕国人多年的“大师”、“诺贝尔奖”心结。

    正如专家们指出的，纪念钱老不能忽视他的教育思想，破解“钱学森之问”，同样也要从教育思想入手。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有意识地进行。但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提问的兴趣和欲望在中小学阶段便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记、背标准答案的教育导向，而这些，恰恰是钱老生前最为担心的，“对知识没有兴趣”，继而丧失“独特的、创新的”能力。

正如教育部发言人所说，“教育的问题是多少年来形成的，马上要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需要一步一步来。”希望那封公开信所引发的讨论，能够成为破解“钱学森之问”难题的第一步。

材料三：钱学森之问实质是：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钱学森在中国带动和推进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90年代国内提出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医学、系统生物工程应用等已经成为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解决方案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 - 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是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

（一）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

　　建立“以人为本”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

（二）学校的德才兼备教育

　　欧洲从儒家科举制学会了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我们也可建立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和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制度，以及知识原创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课题成果的授课等教育模式。

（三）创业园的孵化器建设等

　　建立创业园的公用研究开发中心，提供有创新课题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实验室平台、资料检索平台等，从而增加创业的成功率，形成发明家型企业家模式，以制度化或税收政策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货真价实的高科技开发项目。　 　　其中学术道德的监督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创新型科技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科技的进步应该以先进、优先、新颖以及其对学科、技术领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与久远来衡量，不能只是以头衔、职位、奖项和刊物、等级、权威等来衡量；因为，科技与产业的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发展。 　　企业以专利技术为发展机制，以设立科研基金为税收优惠；因为只有公开的技术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与带动产业经济持续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评估又应该以前沿尖端技术为依据；因为，传统产业、传统科技也有专利技术，只有最新的技术领域才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实力的发展方向。 　　科学创新、专利技术发明费力、费钱、费时，唯有有效而有力地保护创新的体制健全，才能形成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的环境。同样，只有鼓励而有利于生产优质产品的监督体制健全，才能形成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如果金钱在商业贸易或事务流通的交易过程比在第一线的生产与创新更能得到利益的话，就很难促进创新；然而，只有创新与发明的发达程度才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真正财富与实力所在，对科学创新、技术发明型人才与机构的落在实处的支持与利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直面“钱学森之问”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教授心声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 　　  钱学森(油画)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各方关注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由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1] 　　安徽11 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信，使我们又一次关注钱学森生前那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未竞之问。可以说，钱老先生的未竞之问，已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求解的课题。 　　正如 11 位联名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写信的教授所说：“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 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出路在何方

　　如今钱老先生虽故，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开。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学森之问总不能永远搁置吧？应该说，越早地直面越有利。那么，谁又能解决？如何解决？我想，仅凭安徽 11 名教授的信恐怕还是不行，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进行求解，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来一个“思维风暴”，最终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出来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将直面钱学森之问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讨一下了。

10月31日，大师钱学森溘然长逝，走完了他人生的98个春秋。

     悲哀的并不是大师离去，而是大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绝响。当陈寅恪从我们的生活中和记忆中消失，我们把季羡林、任继愈称为了大师。可是，当季羡林、任继愈、贝时璋、钱学森这些大师又一个个远去，还有谁堪称大师？

    大师们走一个少一个。很快，大师作为一个“珍稀物种”就要绝迹了。

    不禁想起了鲁迅在钱学森的母校北师大附中的一篇讲话：《未有天才之前》。先生说：“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我们曾经有适于天才生长的泥土，所以，西南联大培养了诺贝尔奖得主，北师大附中也培养了钱学森。然而，1949年以后，泥土都变成了尘土，天才都变成了绿豆芽。

钱学森走了，带着巨大的遗憾。这位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巨人，将他一辈子的聪明才智都奉献给了祖国，可是，直到他闭上双眼，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祖国有一所像加州理工的大学。当他躺在病床上看到《参考消息》上一篇关于加州理工的文章，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多次跟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他一直没有得到答案。现在，伟人已去，他需要的不是络绎不绝的领导人前来悼念、献上花圈，而是这个体制拿出勇气来回答他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勇气，我很是悲观。

    我的书取名为“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题目很土，可是，我至今敝帚自珍。我仍然没有想到比这更好的书名，因为，摆在当今中国几千万大学生面前的，摆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面前的，没有比这更紧迫的问题了。这几年来，我每到一所高校做讲座，都要反复强调书中开门见山谈到的观点：大学不只是学技术的地方！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在于它能给人创造性、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可惜，我的奔走呼号无异于螳臂当车，丝毫不能影响到任何一所大学的办学方针。

    “钱学森”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体制（不仅是教育体制）能不能拿出勇气来回答。我们只要看一下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是怎么办学的，自然就知道答案了。

    加州理工学院只有大约2000名学生。如果是在中国，因为大学排行榜是以规模取胜的，加州理工肯定进入不了前100名。可是，这所历史并不悠久的大学却有31人获得了32次诺贝尔奖。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比高达1:3，30%的班级不到l0人，63%的班级不到20人，93%的班级不到50人。师生之间可以充分地讨论与接触，增进学术思想的交流。同时，所有本科生都由教授亲自授课，就连一年级的新生都有可能参加教授的研究项目，为培养拔尖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需要了解更多，看了上面这段短短的文字，就知道人家为什么可以培养出钱学森了。那么，我们的教育体制究竟该怎么办？“钱学森问题”的答案究竟在哪里？我姑且列出以下几条，但愿能够抛砖引玉。

    第一，在所有高校撤销党委。让教授来治理大学，而不是让政客来统治大学。取消旨在洗脑的政治公共课。学术只服从于真理，不服从于政治。

    第二，停止大学扩招。就算要扩招，也等师资、图书馆藏书量、实验室设备等等软硬件设施都跟上来了以后才继续。扩招的基本前提是：平均每个大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不能减少！

    第三，尽可能小班上课。保证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与教师充分地互动交流。

    第四，彻底根除功利的、工程化的教育思维。不能单纯以论文的数量作为学术评判的标准。中国目前的学术论文99.99%是纯粹的垃圾。

    第五，严厉打击学术不端。一切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的行为都要遭到严惩。不具有创新性、原创性的论文一律不予发表。

    第六，用通识教育取代专才教育。专业划分不能太细，撤销高尔夫管理之类的垃圾专业。必修的专业课不能太多，主要的学分应该让学生去选修完成。

    第七，对大学教师既要严厉，又要宽容。所谓严厉，就是说不让任何不学无术的学术投机分子有可趁之机。所谓宽容，是指我们的体制不能太急功近利，要让学者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是一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拉来多少项目。

    第八，对学生也既要严厉，又要宽容。所谓严厉，是指让那些整天打麻将、玩游戏、睡懒觉、跟女朋友同居、考试靠舞弊的大学生无法拿到学位。所谓宽容，是指要能包容学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创意和思想，要鼓励创新。至少，要允许他们逃课。学生花钱来上学，自然有权选择他的老师。他喜欢哪个老师，就去选他的课，不喜欢的话就逃得远远的。这是天赋的人权！

    如果我们的体制能够拿出勇气做到以上8点，我敢保证，中国不说一年出一个钱学森，至少每10年可以出一个钱学森。如果以上各条都不去做，那么，100000000年也出不了一个钱学森。

“钱学森之问”是妄自菲薄吗？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介绍“十一五”期间教育发展成就时回应了“钱学森之问”，他表示，中国教育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很多成功做法，在人才培养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国外相比是各有短长，不必妄自菲薄。（11月11日《新京报》）

“钱学森之问”的原话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不是钱学森对中国教育妄自菲薄，而是长期观察中国教育体制之后的精辟认识，正因为对中国教育倾注了太多的期望，才有了这种发人深省的发问。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国教育与他国教育相比的确各有短长。比如，大家都推崇美国教育，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声称要借鉴中国教育，可见，中国教育有可借鉴的价值。不过，如果与发达国家全面比较教育水平，就会发现我们还有不少差距，否则，每年不会有那么多学生家长放弃中国高考，去追捧那些发达国家的高校。

“钱学森之问”并不是过分看轻自己，而是道出了现实问题，如果教育部门官员不承认，那就要用事实来反驳。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在世界舞台炫耀的东西并不多，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我们也进不了前列。

要意识到，在大学行政化、教育乱收费等问题广泛存在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不能剑走偏锋，背离教育规律，否则很难培养出更多在国际上叫得响的杰出人才。

温总理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之问”已经刺痛了总理，怎能说成是对中国教育妄自菲薄呢？

教育部负责人维护中国教育尊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应回避问题。惟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推进教育改革，促使学校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