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语录】王利芬：不怕暴死在未知路上

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资料图)

要看看我到死的时候，到底能是个什么样，我就较着这个劲，不停努力，看最终到底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

刚刚创业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宁可暴死在未知的路上，也不愿意在已知的、清清楚楚的路上安逸度过。2010年3月我创办优米网，过去的这一年里交了很昂贵的学费。这一年学的东西相当于我十年学到的，犯过所有创业者该犯的错误—可能还没犯完，可能还要继续犯，甚至犯更大的错。

现在优米网处在以中速“走”着的状态中—在探索的时候，是没法跑的。2010年收支已经持平，流量、点击、用户数都在稳步上升。2011年也不会大规模扩张，还是“走”。

一年过去了，未知的旅程很艰苦，但很有意思。

哪怕暴死在未知路上

从开始上路的时候我就知道，创业就是一条不归路。但所谓的“不归”很符合我的个性。让我“归”很简单，随便做点什么，养活自己也不太成问题。但我从央视出来创业，就是希望打造一个能够持续对接人生的平台，这个平台也许会一直持续，直到我进坟墓。

很多女性到了55岁就要退休，然后进入私人的生活空间。但其实，现在55岁的女性还特别年轻;如果能活到85岁还有30年—30年可以改变世界啊!邓小平76岁的时候改变了世界。所以，如果我一直在国有系统里工作，生命也就只活了半个;如果我自己创业，想干多久干多久，就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对我来说动力非常大。

创业是未知路，好与不好其实并没有关系，只要你能生存下来，不一定要为着别人去怎么样，但这会让你多了一个人生。哪怕暴死在未知的路上，哪怕我失败了，我也要了解更多的事情。看别人创业和现在自己创业根本就是两码事。以前做《赢在中国》的时候我以为我懂创业，实际上很多是不懂的，直到真正创业以后才懂。我想测试自己的极限，在测试自己的极限上，我从没有懈怠过。

自己为自己埋单

有人问我，从央视这样的平台出来，会不会有落差感。我真的没有。有落差的人非常看重别人的评价，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我不能说这样的人虚荣，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方面的虚荣。对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比较清楚。当我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跟我说破天说我多么好，也根本说服不了我，我的不满情绪永远挥之不去;而当我对自己满意的时候，你把我踩在脚底下也没用。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内心比较有定力。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是一个变量，他们并不会像你关注自己那样关注你，只有你本人占有更多的信息对自己作出判断，所以你对自己的满意程度是最重要的。

自己创业和在央视工作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央视作出了任何失当的决策，犯了任何错误，最后都是央视在埋单。创业背后是没有依靠的，但我没有什么孤独感，我并不希望一个人站在后面为我“托底”。错了就错了，最后我会为自己埋单。

这种前进的动力，一部分来自我们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那串排比句：“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情结对人有很大的影响，对我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动力，是因为埋在每个人心里的基因不一样，这种基因是你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就是，要看看我到死的时候，到底能是个什么样，我就较着这个劲，不停努力，看最终到底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就像《人生就是奋斗》里说的，星星比月亮更好，发出那样的光特别容易被尊敬。这种东西打在我心里了。最终，我能产生什么样的能量，能把自己的人生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当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付出的辛苦和代价，一点都不比现在创业更少。无论我在哪里，都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那种，因为我会这样要求自己，看看自己尽最大的力量，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样一来，可能就跟别人做得不一样。

煎熬就是赋能

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为什么我不停下，无论什么困难都没有放弃?因为我深深地感到，每翻过一座山，我就变成了一座更大的山。

的确，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但“苦头”你以为就是苦头吗?不是，它们真的是甜头。你会忽然发现自己的能量比以前强了很多倍，再遇到类似问题会觉得只是小问题。一旦经历过，无论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应付外界的能力，都会成倍增加。所以，一个创业者最后根本不是财富在决定着他们有多成功，而是他们历经了别人受不了的苦。你受不了的心理煎熬，我都受过;你承受不了的我都能承受，我的生命力比你强;你看不穿的我能看得穿;你翻不过的我都能翻得过。吃苦这个东西真特别有甜头，人的能量是和吃苦、翻山、滚刀尖成正比的。

回忆起来，我最大的煎熬是在武汉大学当老师时考博士。从小梦想上北大，因此去北大读博是我最后一个机会，倘若上不了北大，那时的感觉就是简直恨不得要死，那时候容忍不了失败。考试前一天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吃了一把安眠药，5颗，后来全吐出来了。还是一晚上没睡，第二天决一死战。这是我觉得最惨烈的一次。之后经受的最大的煎熬，应该是制作《赢在中国》期间所有的事情。做《赢在中国》的过程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知道了中间要吃的那些苦，你是不会做的;最后把它做下去，是因为你已经不得不做了。

最终到达“罗马”

我早年非常崇拜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如今我走上创业道路，看起来距离成为一个杰出的访谈记者似乎已经越来越远了。我为什么不像法拉奇那样做一个访谈者，一个访谈的女性?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天天都在问自己。

其实当时我在《新闻调查》当制片人，我连当制片人的心都没有，就想做个记者，而且是调查新闻记者。我相信自己是很好的调查新闻记者，为此做过非常多的训练。法拉奇所有的问话我全部进行了归类分析，她所有的书我都看过，我还专门追到波士顿去看她采访邓小平的所有同期声，跟她的经纪人联系，真的。但后来我发现，法拉奇最精彩之处并不是我那个时候分析的，她有多少疑问句，有多少质问，有多少引经据典，这些都是表面的。法拉奇的深刻在于对整个历史文明进程的把握，对真善美的甄别，对社会心理、人性非常深刻的认知，这些东西都在法拉奇后期特别光彩夺目地闪耀着。

所以，也许我过去、包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实际上都在为成为一个最好的记者作准备。到那时，我问出来的问题，对方没有办法忽视，而不会像做很多采访时那样被对方拉出了落差。到那时，我一定可以让对方前进到不能再前进的地步，最后他要跳起来。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次采访，采访郭广昌接近两个小时，他最后跳起来了，说出了自己所有的未来梦想和狂人式的疑问。

这其实不是简单的某个技巧，而是一种氛围和各种综合的感觉。所以，未来我仍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所有之前这些角色打造的过程，最后都会凝聚在我对社会的认知、人性的认知、对社会趋势的认知中，然后达成对事物本质性的认知。创业过程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也是提高自己做记者能力的全方面过程，其实都不矛盾，最后“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是什么?对事物最深刻、最本质的认识就是“罗马”。

至今我也不觉得自己创业是在做商人，我仍是一个传播者，像记者那样，一个传媒人。我只是使传媒人的角色变化多一点，运用的手段多一点，更加深入一些。

爱情是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事业上有些成就的女性，大家都关心她的女性角色。不管男人、女人，都首先是个人。你首先要把这个人“活”好，做人做好，再讲男人或女人。女人、男人是天然的生理属性，是不可改变的。

成功的女性如果有什么共同特质的话，我觉得是韧性。我也很有韧性，我虽然忍受不了排队、浪费时间、低效率、无能，但我的韧性很好。这个事这么干不成我就那样干，再不行我再想办法，实在不行我弄直升机过去，我划小船过去，我游泳过去，或者坐热气球过去，总之只要想过去，我总得过去，这是我突出的特质。

在所谓的家庭和事业平衡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这是极其个人化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很多事业成功者面对公众，愿意表现出事业和家庭平衡得很好的状态，我看不见得。我觉得自己就平衡得不好，本来我就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经常三更半夜回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走，你说如何平衡?这个东西不能说大话。跟成功人士接触多了，我发觉每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但我也没觉得生活差，家里肯定不会乱七八糟。对于事业型女性来说，家里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对于爱情，年轻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那样要死要活的经历，但我真的觉得爱情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路上，你有就有，没有也不能够去苛求它，爱情就是这么个东西，很早我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我尤其不赞同很多女性把幸福赌在一个人身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凭什么你的人生要赌在一个分分钟都会变化的人身上?你自己的双脚，这才是永远能依靠的对象。所以，我永远依靠我自己，哪怕我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消失沉没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也会一直把我引到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