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新的10年

 　　中国的经济在3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虽然整体表现良好，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经济依然遵循了某些周期性的规律。当然这种周期性的规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
 　　80年代初期，集中解放的生产要素迅速将GDP增速推到20%以上，局部地区或者行业甚至在一年内经济指标翻倍。这必然与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造成冲突，从而导致了80年代末期经济的迅速下滑，并且造成了社会甚至政治上的不稳定。
 　　90年代初期，伴随着高层对经济发展的定性，中国经济巨龙再此腾飞，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经济模式再次将经济推至高位。并且，以较为成功的税制和银行改革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有力的推动了这一次经济的腾飞。当时，为了抑制经济过快的增长，银行系统推出了“超额利息”的政策，希望能吸引狂热的资本并保持安静。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会使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乡镇企业因为制度、法律、极本身特性的原因而迅速下滑的趋势。而国有企业还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减员增效的“下岗”的阵痛中，再加上外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从通货膨胀快速的转向通货紧缩，经济增长出现前所未有的乏力。
 　　这个关键时刻，决策层再次启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代表的投资拉动使经济很快出现积极增长。并且创造性的提出了“拉动内需”的口号。
 　　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到本世纪初期，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并且在全球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对资源和部分行业的垄断使得国有企业迅速膨胀。与此同时，由纺织和家电产业腾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初期的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汽车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较为成熟的经济体发展模式。
 　　在此阶段，中国经济找到了两个法宝：第一是以价格和稳步提高的质量为竞争力的出口贸易；第二，满足以汽车和房地产消费为代表的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这两个法宝使中国经济在非典这样全球性自然因素的影响下，依然经历了1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10年。
 　　现在，在这个10年结束的时刻，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新问题。
 　　一、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高，以低价格为竞争力的对外贸易迅速发生变化，中国商品在质量上还无法与世界同步，而价格优势又被越南、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压制。此外人民币持续的升值也给出口型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二、以汽车和房地产为代表的大宗国内消费日益饱和，高端消费者日益转向更加高端的国外奢侈品，而这些是国内无法提供的。并且，随着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汽车和住房需求受到进一步压制，在大城市，限购成为经济生活的最主要关键词。
 　　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老龄化、中产阶层被奴化、三农问题、二元社会、社会道德等诸多问题集中开始体现。
 　　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要有持续的要素推动。外部需求因素、内生财富追求的动力、制度贡献或者改革创新因素，只有这三个因素都发挥作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大致遵循10年的周期，通过调整和刺激各个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国的经济可以得到近1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
 　　如今，社会经济日益复杂而紧密，尽管我们可以调节和刺激的要素比原来更多，可以使用的调节工具更加宽泛，但越复杂的经济体，越容易产生经济的假象。政策牵扯的范围更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大。这常常使经济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
 　　比如房地产调控，持续高涨的房价使社会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偏离的价格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刚性需求，而更多是投机的需求。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杜绝了投机需求，但离真实的刚需价格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是房地产假象，我们的经济在房地产高涨的行情中一路看涨，而真实的需求并非如此。投机者迟早要抛售手中的房产变现，泡沫破裂只是早晚，越早破灭，其价格越接近真正的市场需求，对经济的影响越小。
 　　所以，现在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总是寻求在尽可能小的政策范围内，对经济权衡利弊。中央银行现在基本上只用法定准备金这样的弱调工具，而80年代我们则使用过“超额利息”这样的金融手段。
 　　仔细分析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十字路口，如何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成为中国精英们的首要任务。
 　　首先，中国的外部需求层面，美国自身的金融问题已经病入膏肓，贪婪的华尔街并没有显示出妥协的迹象，我相信这次的“占领华尔街”只是一次预演，只要美国的金融问题不解决，美国和全世界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要跟着美国继续遭殃。
 　　欧洲的债务危机显示出欧盟内部并不是紧密的联邦，依然是独立自主的国家，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欧洲的前景在短期内不可高估。
 　　此外，随着欧美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成为主流。所以，传统的欧美市场我们不要抱太多幻想，除了个别领域的个别产品之外，大部分商品将呈现出增长减缓甚至停滞下滑的趋势。
 　　新兴市场是个亮点，在我们的外部需求层面，高层政策应逐渐向俄罗斯、南美、东南亚、中亚等较为稳定的地区倾斜，力争使中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在这些市场站稳脚跟。
 　　其次，在内部需求层面，中国目前两个的症结，第一，如果允许劳动力价格继续上升，以增加购买力，那势必会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引起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通货膨胀必然又使社会普遍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这样会造成一个“螺旋式”通货膨胀的怪圈，所以这不是最优选择。
 　　第二，汽车、房地产限购政策进一步压制了内部需求，导致了内需动力不能有效释放。但如果放开政策，房地产投机的需求会迅速释放，急速推高房价，刚需得不到保障，还会形成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市场的手是无形的，但更是无情的，对未来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汽车限购则主要是考虑城市环境的压力，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引发的社会对“生活的价值”的讨论影响深远。
 　　所以，房地产的高压政策不能改变，否则将把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作为代价，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而房地产降低价格是必然趋势，把商品房的价格降到刚需能接受的程度，结束房地产暴利，结束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换之更加体现公平的房产税，才能引爆潜在的刚性需求，繁荣房地产市场。这看似困难，要排除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庞大阻力，但这是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事情。否则，房地产将会把中国引入到未知的深水区。
 　　汽车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则可以考虑调整当前的政策，使之进入快速轨道。如发放清洁能源汽车牌照，降低价格，使清洁能源汽车大规模商用；大力扶持民族汽车品牌，提高民族品牌在市场的占有率。使汽车产业与社会发展协调。
 　　第三、制度是我们要着重思考的层面。过去30年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倒逼”式改革。用经济的增长推动制度层面的变革，而经济的增长更主要是外部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说市场需求、创富动力。
 　　时至今日，经济增长掩盖了大量的体制上的矛盾。比如户籍制度等因素形成的二元社会矛盾；国企改革后形成的对资源和行业垄断下的暴利集团与日益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的矛盾；对权利没有有效的监督而形成的腐败和不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基层执行层面的不公正与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矛盾等等。
 　　这些矛盾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也有改革过程中政策制定的负面因素。总之，在经济制度层面积累的矛盾已经很深，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出台，化解矛盾。从法律和执行的层面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均等的生活、学习、就业机会，逐渐消除户籍制度，向落后地区倾斜政策，使人力物力资源向中西部聚集，寻找新的增长点，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从执行层面真正做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等的竞争机会，在石油、金融、电信、交通等领域破除垄断，引入新的竞争者，降低社会的综合成本；深化改革，建立更加有效的权利监督机制，如更加高效的舆论监督，使腐败和不作为现象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这些都需要在经济制度的一些领域有所突破。
 　　从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走向新的繁荣的十年需要有魄力的改革与创新，又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法律和制度作保证。改革创新有风险，但不改革风险更大。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寻求释放，如果集中释放，那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的改革是低风险的，当前我们的法制建设主要问题还是体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也是很多矛盾积累的根源，更是改革创新不能高效执行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新的10年发展机遇期，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走向哪里，是更加平等、开放、富强，还是如何？
 　　中国最终的走向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能否以大局为重，暂时抛开私利，用智慧去博弈、去开拓。历史无数次证明，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我们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