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裤淘宝:论恶 续完

一篇文字，即使论恶这样庞大题目的文字，尽管所论不免片面，处处漏洞，但是总得有结束，特别是现有文字框架所制，你根本没有打算形成体系、做成专门著作时，更是如此。

总结上述，所谓恶，我们给出两层意思：作为恶性，恶是人本身的自然根性，应当是一个中性词。恶性，一方面是人跟外界、包括跟他人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是对外界的贪欲和权势欲。跟善良相对，人的自然根性的恶的方面，即跟外界、跟他人的统一关系，乃至跟对于自我限制的善良比较起来，恶性无疑更有积极意义，是人性中相对能动的力量。这里，积极也罢，能动也罢，内在的自然前提非常明显，第一，恶作为人本身的自然存在，不可能被消灭；第二，贪欲和权势欲，也不能被消灭，它们作为历史动力的事实依旧，根本不会随人类社会制度形式的变动而被消除。

其次，恶性的外在表现，即恶行，在不受制约时，有可能表现为不合乎人类发展方向的作用力。这时，恶，即对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损害，是应当受到社会谴责和制止的行为。

贪欲，有多种表现。关于物质欲——这种划分不完全准确，譬如权势欲背后也包含物质欲望、动机、物化的可能和现实等等——，我们最熟悉的语言表达，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品交换，是人类爱财心理得到满足唯一合理的途径。商品交换，还是人们交往关系合理理念的最终源泉,譬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

贪欲，作为精神欲求，譬如怀疑精神，乃是科学现实性的起点。无论这种怀疑精神是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颠覆理念，还是对于已有自然认识结论的挑战和推翻，统统都是现有社会进步、达到新高度最一般的认识前提。不满，是贪欲的同义词。惟有不满，才会形成改变现状的目的和动机，是吧？精神和意识领域每一项活动，没有贪欲作为起点，都不可能获得光辉成果。即使文学最不被人们看好的表现，譬如色情和暴力的渲染，不也是人类好奇心或者贪欲想像的满足形式？沈从文先生说得好：“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种想像的贪心而成的。”（《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卷第123页）

行为之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权力的滥用。

权势欲不过是贪欲的特殊表现，当然也是不竭的历史动力之一。

权力，其实不过是一种合法伤害权。它从私人产品供给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由冲突起因主要肇事者对他人的伤害行为的纠正引起，是纠纷双方暴力使用权的转让和委托，也是对纠纷引起者的暴力：惩罚或者制裁。跟私人产品仅仅满足具体个人需要不同，由权力使用者的特殊中介——交换双方共同委托、包括权力使用者自己的委托——地位决定，他提供的服务获得了公共产品的规定性质。

公共产品，不能通过买卖获得。一旦市场化，公共产品由中介地位决定的公正性质即刻丧失。因此，它以事前的“价格”支付，即税收形式得到补偿。

吴思先生依据自然法则，即暴力使用权最终决定作用特点，把它概括为元规则。暴力使用权力，是一种威慑力量。暴力使用权的垄断，掩盖了这种权力的委托事实。于是，合法伤害权的滥用，成为可能。

既然买卖纠纷裁决，需要合法伤害权的使用，那么，具体社会个人追逐合法伤害使用权力的行为，就是合理的。因此，权势欲如同贪欲一样，也应当是一个中性词，不该受到社会谴责。鄙视权势欲的“高尚”，不过是道学家的虚伪。

任何社会分工造就的职业，都是值得尊敬的。没有高下尊卑分别。商品本身的平等，造就了社会个人的平等。于是，鲁迅所谓“屠夫的凶残”，不过是他所批判的思想观念，在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残留。不过暴力使用权的垄断，还是给公共权力增添了“亮色”，这是权势欲走眼的根据。但是，把合法伤害权滥用的可能，变为现实，是法治缺失国家权势欲泛滥的最终原因。

合法伤害权的垄断，是其被滥用、权钱交易的可能。监督和惩处，是公权不能被滥用的必要条件。行为规范，即所谓法（包括自律的道德），不仅是规范内容，更是规范起源。

关于公权起源，我们已经多次声明，它是私权的一部分，个人暴力使用权的让渡。起源本身表明监督者为谁，这样一个简单答案。现代化，从其开端时，已经表明一个事实：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确立。对于公权的监督，不过是现代社会个人权利的具体内容之一。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页），才会成为《共产党宣言》鲜明的旗帜。

社会个人的觉醒和确立，乃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前者是现代化的真髓，后者是现代化的途径。但是，两者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公权垄断者借口缺乏后者，认为个人群体缺乏素质，不给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只能是让这个社会更加混乱的毒药，既是专制文化愚民术的典型表现，更是人性之恶行为化的标志。人民，这个概念，不过是前现代社会和专制者的代名词。用人民一词讲话的人，不过在偷运专制货色——说话人不在人民之内。一旦人民、民族不再成为借口，公民概念得到普遍确立，专制才会远离我们的社会生活。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关于现代化的解释说得好：“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神髓，至少在它的故乡英国，全在承认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非国家或政府，全在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之权，说得更具体点，全在承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社会个人既是公权所由发生的起点，自然是行使公权监督权利和公权使用者行为善恶、价值是非最终裁决人。国家政府垄断真理裁断，只能表明这个国家处在现代社会之外。

既然公权异化为个人谋取利益工具的必然性，存在于公权本身，公仆演变为主人的原因，亦然，那么，惟有社会个人做为主人始终把握公仆的选择权、并把他们的一言一行统统放在自己的监督之下，公仆们借助公权谋取私利的行为才会得到有效制止。

他律，乃自律的物质基础。当他律不能以合理的机制有效付诸实施，自律沦落为谎言就是必然的。于是，所有的理想、信念、倡导，便成了整个社会普遍恶行的粉饰或者遮羞布，满口党性和满实在的利益攫取并行不悖，便成了全社会最为普遍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谎言充斥的现实，必然腐蚀精神产品生产者的灵魂。于是，那些把谎言描绘的像花一样的理论，纷纷领一时风骚，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本乃遮羞布的道德经，造就麻醉灵魂的鸦片。

公仆依然主人态势达到猖狂地步，精神产品生产者依旧在那里唱着一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摇篮曲，要求全社会利益遭受普遍侵害的人们，回到内心宁静的自我，达到心灵自由的境界，我不知道这是否损着别人的牙眼，主张宽容？

也许，不惮以最坏的想象去糟蹋赞歌的制造者，也是人类恶行的表现。但是，我以为这样的恶人多一些，社会趋于理性、向善的可能，才会更大一些。这，还是恶作为历史动力的积极意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