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03. kueer:纽约时报：卖肾为什么应该合法化？

In two days, I’m donating a kidney. If I could sell it instead, more lives would be saved.

译者：salor 来源：东西 (http://dongxi.net/)
原文作者：ALEXANDER BERGER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1/12/06/opinion/why-selling-kidneys-should-be-legal.html?ref=global-home

                                                   为什么卖肾应该合法化

     星期四的时候我就要捐出我的一个肾脏了，把它给一个我素未蒙面的人。大多数人认为这似乎是种过火的个人无私行为。但是这一过程却是安全且相对无痛的。我会在医院呆上三天，然后一个月之内就能重新工作。我今年21岁，但是即使比我年长好几十岁的人手术中死亡的风险也差不多是三千分之一。我剩下的一个肾脏将会成长起来去填充被移植后空出来的地方，那样我就能和现在一样正常工作了。而且我捐出去的肾脏，平均上讲，可以让一个人延长十年寿命，没有痛苦的使人憔悴的透析负担。

    如果捐赠可以这么简单，为什么关于英雄式的奉献，老模式还要坚持？部分原因就是捐赠的历史：在现代医疗进步之前，器官移植曾经非常痛苦和危险。但是器官移植的提倡者们理当遭受到责备。被错误的思想指引着，他们试图让脑死亡的患者家属同意死者死后捐赠身体器官，提倡者们对待捐献者像圣徒一样。但是把捐赠者神话只是使不捐赠行为看起来正常。当我第一次和朋友家人谈起我要捐肾的时候，他们猜想我刚睡醒。他们把这种行为看做是疯狂地自我牺牲，而不是我所想的那回事----只是无私地、理智地帮助他们人的众多方式之一。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在我国几乎没有足够的圣徒来应对日益增长的换肾需求，2010年，约有三万四千人在等待换肾的名单里，不足一万七千人获得肾移植。每年数千人死在等待的中。

   这就是悲剧，但是事情不一定要这样发展下去。需要肾移植的人不是因为肾功能衰竭而濒临死亡，他们快要死了是因为我们的“功能衰竭”----如果没有议会误导性的杜绝器官买卖，他们早就能得到急需的肾脏了。

   从1984年，以任何形式补偿肾脏捐赠者都是违法的。法律下的恐慌----如若一个富翁可以利用一个极其贫困的穷人，唆使他为了微薄的收入而卖掉一个器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实是，目前禁令的受害者却是比例失调地落在非裔美国人和穷人的身上。有钱的白人用他们的方法优先获得肾脏移植，他们更加有可能通过家人或者朋友找到匹配的肾脏，尽早脱离等待者的名单（或者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2009年，为了肝移植，去一个等待移植者较少的地区。）最糟糕的是，禁令驱使一个国际器官黑市的产生，绝望的人最终卖掉器官，没有保护，没有公平的补偿或者恰当的医疗照顾。

   一个严谨有序的合法肾源市场可以杜绝以上所有问题。他可以保障那些捐赠者们获得公平的补偿金，很多学者认为合理的价格应该是五万美元。只有政府制定的非营利部门可以被允许买进肾脏，基于谁最需要的原则而不是谁最富有的原则，选取接受者，就像目前死后捐赠者捐赠方式。购买费用由监护人或者保险公司承担。理想效果是，许多捐赠者会前来捐赠，没有病人会被落在等待名单上。

   最后反而，购买肾脏会减少政府开支；纳税人已经深陷许多病人让医保承担透析费用的泥潭当中，而且调查显示器官移植能在每个病人身上节省十万美元的费用，相当于透析的费用了。

   现在没有理由认为购买肾脏应该被认为是压榨弱小了。上个礼拜，第九届呼吁圆桌会议发布一个规定，对捐赠骨髓者的补偿合法化；我们已经允许有偿的血液、精子和卵子捐赠，也允许付款给带孕妈妈。之前的担心是：有偿的代孕会剥削利用年轻的、贫穷的妈妈，但是正好相反，大多数带孕妈妈是已婚的，中产阶级的而且还是白人；事实证明，绝非为了赚钱，他们为自己帮助他人获得幸福而自豪。我们总是雇人做一些社会福利而不是危害身体的工作---士兵、警察和消防员，他们都是谋生同时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不会担心被谁利用。有偿的肾脏捐赠者应该同上。

   但我第一次听说无偿的肾脏捐赠者，我也是认为他们是疯子，有点好的不像真的。但是两年前，一节哲学课上，我读到一篇文章提及这一过程是多么安全。我被鼓舞了，我越多的了解到他将会使接收者受益颇多，我越是觉得他合理。

   我曾经想过应用网络，那里会有需要肾脏的人发帖子，但是我不能相信我自己会公平挑选接收者。所以，我在大三之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国家肾脏档案网上填写了一些正式文件。档案会使用我的肾脏建立一个捐赠链：档案会找到有意捐肾却没有需要匹配肾脏的病人的捐赠者，这个捐赠者会找到另外一对不匹配的捐赠者和接收者，这样不停的循环下去。这可以是匿名的，但是如果我的接收者想在未来某一天见我，我想我也会愿意见他或者她的。

    很快，填写完那些文件后，我和我的医生见过面，也告诉了我父母我的计划。他们很紧张，这是当然了，因为我也这样。我真不希望做手术，或者离开我喜爱的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在所有方式中，我知道这是真正帮助他人的相对简单的方式了。

   病人们不再需要乞求他们的家人、朋友捐给他们一个肾脏了，也不用在等待肾源过程中死去。捐出一个肾脏，是帮助他人的一个办法。但是这还不够。唯一来改变这场辩论的关系、结束等待名单的方法就是结束有偿捐赠禁令，建立一个合法的肾脏市场。

亚历山大.伯杰 是益受的调查分析家，这是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调研慈善组织来帮助捐赠者决定给谁捐赠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