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男模视频:项南浮沉录

项南浮沉录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人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他就是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出身于闽西革命世家的项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一生如此的富于戏剧性:顺境和逆境循环往复,升迁与沉浮相互交织,毁和誉并存。青年、中年、老年,就这样度过了风雨人生。

一

1918年,项南出生于闽西连城县,他的家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世家。项南的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里,爷爷项与年是家中最神秘的人。
项小米:我们家人对于我爷爷的了解特别少,那时候就老讲地下工作,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特科,其实他是特科的。后来呢,就问我爸爸,我爸爸也不知道。
项南在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项与年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生中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然而项南同他父亲一样,也辗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2年,项南在苏北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汪志馨。
汪志馨:因为我在上海就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从读书会里面,他们挑选人到苏北去,就正式参加革命了,接待我的就是老项,他在盐城县政府里面当秘书,去的人都是他接待的,接待了以后,再分配到下面。接待我们,他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呢,就分配我到一个区里面,这个区叫东垲区,不久他也到那个区里去了。到那个区里去当区委书记,我当宣传委员,那就在一起工作了。
1954年,36岁的项南成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随着工作的变动,项南全家来到了北京。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中,那是她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岁月。
项小米回忆说,那时,父亲项南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也是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助手。他为当时团中央的建设起草了很多文件。
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为了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南起草了一份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件,文件里提到了扩大自治权,扩大民主生活等问题。这个著名的《十点建议》,却在两年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项南的妻子汪志馨也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那场针对《十点建议》的大批判,至今留在她的记忆中。
1958年,项小米还只有5岁,可是她也隐约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
项小米: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我爸爸反正是出事了,而且受完处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个处分非常重啊,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完了下放,还行政降两级,还全国通报,完了以后还到那个,我们北京周围有个叫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的,到那儿去劳动。

二

项小米:他到那个中阿友好公社后认识了好多的当地农民,养鸡的、养鸭的、喂牛的。这些人都跟他特别好,我觉得说到底,他可能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吧,就是他骨子里头,就对农民、对土地有一种亲近感。
项小米回忆说,在公社里,父亲项南学会了开拖拉机,并且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此与中国的农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项南还没有被平反,当时的农机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大胆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办公厅副主任。
项小米:他搞农业机械化,那是我大了以后才知道的,他也是做到最好,他写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像论文式的那种理论的文章,当时都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了,都是很大很大的整版整版地登,有个笔名叫王植,非常有水平的文章,后来他们结集,给他出了那本书,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很有水平的,很爱动脑子。
在一本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里,能看到项南的名字排列于中国农机专家的词条之下。然而正当项南准备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项小米: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爸爸,就是大概“文革”第二年吧,就给关起来了。关到八机部,那时候叫八机部,就是农业机械部。
一年多的牛棚生活之后,项南被发配到了远在黑龙江依兰县的五七干校,而此时的项小米早已随同母亲到达宁夏的干校,在那里参加劳动。
项小米回忆说,1970年5月,她的父亲项南恢复了工作,调回北京,后来被任命为一机部农机局局长。
197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考察。这次考察,让项南提前认识了资本主义。
项小米:就是1975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党内,也开始有了一些要打开国门的呼声了,还没有明确地提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也很难得的,就是他作为农机部的副部长,带着代表团曾经出访过好几次,德国、美国、法国,他都去过。他那个时候给政治局讲他出国的一些见闻,包括他出去,带一个小摄影机,到美国他就拍电影,把片子拿回来给政治局看。我记得那时候有华国锋,华国锋还是很支持他这么做的,就是我爸爸把那个片子拿来放,完了以后就写考察报告。我记得有什么欧洲几国考察报告,美国的考察报告,都是印成书给他们看。
项小米回忆说,也是由于当时能够走出国门的机遇,让她的父亲项南,对当时他所从事的农机工作,有了新的思考。
项小米:他那个时候,就去国外考察,在北京市周围,引进的什么机械化养鸡,机械化的割草,机械化的喂牛,都是他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我们说北京市的市民那时候能吃上这么多的鸡蛋,鸡蛋供应能够这么充足,我觉得都应该感谢我爸爸,那是他最早引进来的。
他提出来,就是要大规模地引进机械化的操作,比方说养鸡、养牛这些东西,他就提出来很多,比方说多少多少人的粮食和牛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还要这么原始的、这么多人,这样集约化的去劳动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局限于对农业机械化的一些思考,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他当省委书记以后,我觉得他一下子,他的眼光就跳得更远了,他干了很多事情,都是咱们国内没有的。
1979年2月,项南出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且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受到了重用,但是身上仍然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项南没有急于要求组织上为自己平反和落实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农机工作。
项小米: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说,项南的这个案一定要翻,完了以后才委托团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因为是在团中央受的处分嘛。等批了以后,我父亲才被平反。
项小米:我记得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我那时候在部队嘛,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材料。
从40岁蒙冤受屈,到花甲之年获得平反,项南的人生已经走过了21年。在项小米的记忆里,获得平反之后,她的父亲项南却显得格外的冷静。项南此时未必意识到,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的命运又将出现新的转折。

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而刚刚获得平反,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1981年1月14日早晨7点半,一列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登黑布鞋的长者出现在了清静的月台上。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这次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据项南回忆:1980年的冬天,中央领导同志把他找到中南海,说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福建话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
就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他谢绝了福建省委的盛大欢迎仪式,而是静悄悄地登上了去往福建的列车。从11岁起,项南就离开了故乡福建,在50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块土地。然而,当时的福建,基础建设之落后,经济之困难,都超乎项南的想象。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福建一直被牢固地定位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建设。
项小米:一个他,一个任仲夷,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省委书记。当时为什么把他放到福建,把任仲夷放在广东?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一个(广东)面对着香港、澳门,一个(福建)面对着台湾,而且当时福建的工业基础是最薄弱的,比广东,那根本没办法比,福建没有任何的工业。我记得我爸爸去的时候,我说爸爸,福建什么工业都没有,他说好像记得,就三明,就是福建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火柴厂,这是福建的工业,我去的时候,当时福州有一个7层的楼房是当时最高的一个建筑,叫华侨大厦。
初到福建,项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项小米回忆说,3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项南差不多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
项小米:他特别喜欢跑出去,因为福建是山路嘛,到处都是山,就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他就把车一停,坐那儿就跟农民聊起来了。聊完了农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觉得这个老头不错,就跟他聊。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跑出去以后回来,他老有很多的心得,他就说,这个事情对,就应该这么做。
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
项小米: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
在项小米看来,父亲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项小米:他在福建的好多社论是他自己写的,《福建日报》的社论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个社论,一共39个字吧,好像是说为什么有些单位,就是那个罗织冤假错案,为什么有些单位长期搞不下去,有些人自己屁股上有屎,不妨回去想想看。这社论就这样,还评上那年的好新闻,还得了个一等奖。他特高兴,他有时候还跟我说,哎,不光你会写啊,我也会写。我记得特别清楚。
可是,这个在工作中解放了思想的项南,工作作风却依旧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自己女儿的眼中,项南也显得“顽固不化”,太过“马列主义”。
项小米: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都近乎到苛刻吧。他到了那个省里以后,省里原来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就是给这些省委书记们一些特殊的供应,什么肉啊,鸡蛋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吧,他去了就给停了。我觉得他也挺武断的,他就是反对一切特殊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警车开道,他就烦这个。因此他的秘书跟我们讲,你们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有些事情还是随和一点好,要不然他脱离群众啊。他的秘书那意思就是,他脱离群众,不是脱离底下的群众,是脱离那些省委书记的群众,省委书记有四五个呢,你弄得别人怎么过呀,人家的脸上怎么看啊。他根本不管那个,所以我估计他在党内,可能出了名的也是这个铁面无私。
当时他那个小车是个尼桑,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有点钱了,省里觉得可能太寒酸了吧,就给他们配了大概六辆奔驰,上来就让他给扣了,又是发了一顿脾气。那个尼桑不是还能开吗,为什么要换奔驰呢?他就把那六辆奔驰全给封了,可是这车,你用它也是那么多年损坏,你不用它,封到那,它也是那么多年就损坏了。有时候秘书不敢跟他讲,就跟我们小孩讲,就说劝劝你爸爸吧,不要太过了,脱离群众啊。我们跟他说,他根本不听。他说,就是不好,影响太不好了。

四

项南初到福建上任,福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在打量观察这位新书记。还有人拿项南的名字做文章,说,项南项南,项项都难;也有人说,项南项南,向着困难。在福建搞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项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特区作出了原则性的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要靠自己摸索。而摸索,在那个年代,就很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付出代价。项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止步。在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信中,项南这样说:后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人民不允许。
早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各自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
项小米记得,她的父亲项南曾经多次跟她提到过“特区”最独特的地方。
项小米:我曾问我爸爸,什么叫特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说别的省,都有国家政策,或者给你钱,你要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做生意,完了以后就搞城市的建设,特区是一分钱都不给你。
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可是这样的设想,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时的福建,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
比如,80年代初,项南就提出,要在福建修建一条由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改善特区的交通状况。项小米说,在当时的中国,父亲项南是第一个提出“高速公路”这种设想的人。
项小米:当时所有人都笑话他,有的人,包括专家来论证说,这个修高速公路要花多少钱,要占多少农田啊,就是觉得,我父亲这个设想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省委否决了他的提议。但是现在通过了,他退下来以后有20年了吧,现在回过头又去修高速公路。后来好多省都开始搞了,事实证明,高速公路的确是应该修,可是比他提出来已经晚了很多很多年。
除了交通,项南把福建的通讯与国际接轨也提上了日程。
项小米:我爸爸也是第一次引进了国外的程控电话,当时国内是不同意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说,这个是方向,程控电话的声音特别清晰,说现在国际上已经都用程控电话了,如果我们福建想吸引国外来投资,外商打个电话这么困难,谁还来投资啊。
有感于外界对于福建、对于特区了解的太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项南决定开展公关宣传。1981年,在项南的建议下,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开先例。在这次访问中,来自港澳的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
项小米:我们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国外贷款做事情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那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就提出来从科威特贷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科威特有一个王子,有一个亲王,跑到中国来了,特别想跟中国做点什么生意,我父亲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因为福建没有钱。但是你从国外贷款,这可不可以,这个(在当时)就是一个未知数。除了投资来源备受争议,在厦门修建机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意见,他们主要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项小米:就福建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为了修这个机场拉了杨成武,杨成武是军区司令,他们跑到北京,又找国务院,又找军委,就是修一个机场,就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我记得我爸爸当时特别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爸爸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就是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所以后来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后来真的就是每一层、每一关都是这样批下来的。后来就是用的科威特的贷款,修了这个厦门的国际机场,而且修的速度特别快。
从1982年1月10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厦门国际机场的这次工程,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项小米:福建除了一条鹰厦铁路,还有了一个机场可以跟境外直接往来,而且还是国际机场,国际上的飞机都可以直接落到厦门。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有了这个程控电话,后来福建的招商,一下子就很快都来了。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项南和他的同事们,为吸引外资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厂,中美合资的厦门烟厂,成为当时福建引进外资的企业样本。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对于特区的政策尚不明朗,这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引发了种种争议,甚至有人把经济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80年代初,一场围绕福日电视的争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福日电视机厂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但是,中国最初阶段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几乎难免被划上是否是卖国主义的问号。福建与日本合资的这个项目更不例外。有人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向日本投降,是打击民族工业。铺天盖地的帽子,就这样落在福日这个不大不小的合资企业头上。
原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施今伟后来回忆说,搞合资企业,当时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我们说项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谁又能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

五

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1984年1月,广东、福建两省得到了这样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即将南巡。通知中说,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都认为,邓小平的南巡,另有深意。项南作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
项小米:最早的时候,特区只开放了厦门的那个叫湖里的加工区,那个特区。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乘坐了一个快艇,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
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
项小米:我爸爸就跟邓小平汇报,提出来能不能够把这个(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当时邓小平视察完了,回去以后,很快地就扩大到了厦门全岛。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甚至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项小米说,也许是因为过去常常走出国门的关系,她的父亲项南有很多想法,远远超前于时代,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对于新生事物,项南总是格外关注。正是因此,闽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引了项南的目光。
项小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就老跟我们讲,他说福建哪有什么工业呀,就还是那句话,特区又不给你钱,但是,历来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就通过那种原始的资本的积累,比方烧瓷砖,就有了钱了。那这么多的钱他们就是要搞企业,支不支持他们?我父亲就认为,就要坚决支持他们。你不支持他们,福建你还能搞别的吗,国家又不给你钱,你能搞什么呢?所以我父亲对乡镇企业历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我觉得他倾尽全力去支持他们。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到底该不该办,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项小米: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中央对这个乡镇企业究竟是应该扶持还是要控制,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报纸上经常在登,有一段叫“关停并转”,所谓“关停并转”,全是冲着乡镇企业去的。
就在闽南的乡镇企业逐步发展之时,一场晋江假药案引发了全国的议论。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
项小米:我父亲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叫“乡镇企业一枝花”,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了晋江,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要去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
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春,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但是晋江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项南。
1986年,67岁的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6月2日,项南和夫人还有他的老母亲,一同乘坐46次列车离开福州,告别了他工作5年的家乡福建。当天晚上,在北上的列车上,项南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离开后,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毕竟是极少数。是非功过后人会去评说。
杨志栓是项南生前最后一位秘书,从1994年起,他伴随了项南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在他的记忆里,项南在北京的生活,清贫但是并不平静。1997年11月10日,项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坚持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