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临也画路人轮:热点作文素材训练：仇和新政

仇和的一系列言论和措施被称为“仇和新政”。对此，有人喝彩，认为仇和全新的思想、全新的作风、全新的手段，将从政治层面上为新昆明建设打下扎实的基础。有人表示担忧，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改变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懒散之风，会不会产生效果？还有人认为仇和是在作秀，虚张声势，最后不了了之。

要求：全面理解材料，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构思作文。自主确定立意，确定文体，确定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其含意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十、补充阅读资料

仇和成名前后

成名仇和本是农民出身，1957年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农村。1978年他考上了大学，这成为仇和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当时稀缺的大学生，他进入省农科院工作，两年升为副处级。

1996年，仇和作为江苏省派出深造人员，从美国学成归来，并在39岁的时候担任宿迁市副市长兼下属的沭阳县县委书记。2000年，仇和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8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

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当年的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民间段子如此描述。

2004年2月5日，一位南方的记者发表了《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迅速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004年5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造访宿迁，视察当地城乡状况之余，和当地百姓进行直接交谈，而仇和也当面汇报了自己的工作。

一位陪同视察的宿迁市级官员回忆，当时听得很认真，也问得很细，但没有表态。“仇书记汇报时，胡总书记问到了公推公选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情况。”

此后发表的报道称，仇和理解胡总书记当时的话的含义是，“选一个人，是机制，选一套班子，就是制度了。”

2004年5月6日，新华社公开报道了此次视察工作。报道引述的话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内在统一的，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创造业绩。切实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宿迁市委副秘书长刘斌就此理解为，对仇和所做的改革不要去争论法律依据，这些改革本身就是破除不规范的东西，消除矛盾，在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的情况下，试图用“人治”的方式最终推动制度的建设、健全。

此后，包括审计长李金华等在内的省部级官员有近40人次到达宿迁，其中国家各部委、中纪委、中组部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有15人次之多。

2007年12月23日，仇和带着他的秘书“空降”昆明。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仇和就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昆明电视台、昆明电台进行了现场直播。昆明市委全会的首次直播，把“小会场变成了大会场”，让昆明人感到“仇和新政”的扑面而来。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一时间，“昆明纸贵”。

电话号码的公布，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兴奋、好奇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人们纷纷拨打各部门电话，目的和心态各异：有的反映问题，有的提建议，有的想试试电话是否打得通、打通后接电话的领导是什么态度。拨打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电话的人最多。为了更顺畅地保证在工作时间以外与市民的联系，2月19日，市委书记、市长在原公布电话的基础上再各新增一部联系电话，打这两部电话的时间是当天 18：00至次日8：30。

电话公布的同时，也正是昆明市“两会”召开的时候，不少领导因参加会议导致工作电话无人接听，这使市民对政府接受监督的诚意产生了质疑。2月18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接听领导干部公务电话的通知》，对接听电话、落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指出对不按规定接听群众来电，或故意刁难、语言不文明，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及时进行处理而导致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按照《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仇和不代表未来，却撞击了铁桶

□特约评论员　刘洪波

从江苏调任昆明的仇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同样是施以铁腕，上次人们知道得更多的是他在江苏宿迁针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强制行为，这次人们知道的是他在昆明对官场所加的疾风暴雨。而舆论的反应也因之大变，上次他遭到了很多批评，这次他收获了不少掌声。

但仇和仍然是仇和。作为市委书记，他在昆明所做的，与在宿迁所做的，也许并无不同，只是在宿迁的仇和被作了选择性的报道，而在昆明的仇和还未及充分全面展现而已。而不管是要求交通违章的市民穿特制马甲站马路，还是公布全市官员办公电话、让开会打瞌睡的副局长迅速辞职，仇和都是个性毕现。

很多人对仇和发出人治还是法治、靠铁腕人物还是靠制度的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可能也是过于简单的。答案很容易，办事情要靠法治、靠制度。然而，如果以此去要求普通人，或许不无问题。现实中，民意既无展现的机会，也缺少展现的途径，民众在法律和制度中地位被动，指望“青天”，指望“好人”，就不可谓不正常。

事实上，仇和之作为也很像“青天”和“好官”。他勤勉、敢决断、敢作为，但与其说他表现了现代官员率然而行的特性，不如说更加类似于我们从古代历史上看到的能臣干将。能臣干将既可能恩重如山，也可能威重如山，既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枭雄。

在一个并非现代形态的社会里，可能出产的最好官员实在也只是能臣干将，更高产的则是庸臣昏将。你说铁腕的仇和靠的不是法治，那些在潜规则下混事固位的官员难道靠的是法治？你说仇和不尊重制度，那些毫无个性的官员难道更尊重制度？法治和制度的缺陷，是所有这些官员的总环境，不论能庸，概莫能外。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农产品展销会上，与一名不愿与他握手的公民对骂。利文斯通把伦敦治得英国政府“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名市长一直谴责英美政府的行为，甚至2005年在伦敦受到恐怖袭击后声称这是英国政府造成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与实习生做性游戏。这些政治人物可谓个性十足，但稳定的民主制度不仅使这些人获得了担当职务的合法性，也有效限制其个性演变为乖张的政治行为，几乎没有人担心其个性会导致社会灾难。

当今世界，在现代转型并未完成、政治文明尚未建立或稳固的社会里，也代不乏人地产出个性领袖，他们的个性往往会令人担忧是否带来国家的悲剧、国民的苦难，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个性独特的人后面是无数个无个性的平民，一个人的个性足以主宰其他人的生活。像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之所以让人时欣时忧，忧欣交织，原因也无非如此。

类似仇和这样显示出个性的官员近年不断出现，并非偶然。他们既是由改革以来不断松动的社会所催生，也预示着改革向政治纵深发展的趋势。如同当年在经济领域产生许多“弄潮儿”，如同随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许多特异者，现在官员中也在不断出现个性张扬的人物。而经济改革的“弄潮儿”、思想文化界的特异者各不相同、起伏跌宕的际遇，或许也预示着个性官员的命运。

这些个性官员的复杂性，是强固的体制开始松动的阶段所决定的，他们既给人惊喜，也使人忧虑，既带来了铁腕，也撞击了铁桶。如果朝前看，你会觉得铁腕不是未来的方向；如果朝后看，你会看到那不容新鲜空气进入的铁桶必须被撞破。个性官员就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之中，现代形态的官员则只在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世界里。

仇和新政要创新不能复制

到昆明任职还不到三个月，一股肃飒"仇和旋风"迎面袭来。新官上任不止三把火：他公布官员联系电话，勒令开会打瞌睡官员辞职，开会三小时不喝水，大面积整治城中村。近两天，他又开始了大动作，让国有医院、学校走民营化发展道路。这些是不是对"宿迁模式"的复制?在春寒料峭的昆明，人们议论纷纷。(广州日报3月7日)

如果仇和照搬"宿迁模式"来改造昆明那肯定是不行的, 单就城市改造而言,宿迁是苏北经济落后的地级市,并且建市的时间不长,没有沉重的包袱和压力,当初可以推掉一切重来,从总体来看, 仇和在宿迁的拆迁虽有争议,但还是成功的范例,但昆明这个城市不同于宿迁,他是一个省会城市,她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一个令人向往蓝天碧水的旅游城市,如果昆明像宿迁改造一样大面积的拆迁, 建高楼、修公路,看上去越来越现代化，就会破坏城市的文化,改变城市的品位，将会后患无穷。哲学上讲"矛盾具有特殊性"各地有各地的不同特点，仇和新政应该讲究科学要有创新思维，注重因地制宜，绝对不可以复制。

仇和新政充满激情，但也需要理性的冷静思考，需要专家学者的共同智慧和共同论证，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推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势必会困难重重，超常规的发展必然会触动很多人和部门的利益，一系列新政的同时实施也可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比如让各部门负责人都去招商，并下达硬任务，虽然其目的"不是为了招商引资的结果，而是一个让干部脱胎换骨、转变服务意识、不再冷漠对待投资者"，但是这种"强势招商"必然会成为一柄"双刃剑"：操之过急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就像，"瞌睡门"事件有人叫好，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处理不妥。

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给昆明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但我们期盼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的实践精神，推进昆明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希望仇和再以单打独斗的"斗士"形象展现在民众的视野里，也不能整日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政治"明星"，而他应以有智慧的政治家勇夫角色，挺立在中国政治改革的舞台。

娱乐时代的“仇和新政”

题记:这是一个“创意至上”的时代。在笔者看来，“仇和新政”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激发了公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意识

昨天，昆明市召开软环境建设工作情况通报会，昆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丁仕凯介绍，纪委对859部公开的领导干部电话的抽查结果显示，领导电话接通率达到91.4%，有74部无人接听（据《云南日报》3月1日报道）。
自去年12月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个性官员”仇和公布了所有党政领导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情况。当日的《昆明日报》用了4个整版来刊登了这一信息，造成一时间“昆明纸贵”。2月27日，昆明市再次公布了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438名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和联系电话。出于对于这一举措的赞赏，公众美其名曰“仇和新政”。
就笔者的感触，从流氓燕、木子美、芙蓉姐姐等网络明星，到商业领域商家花样百出的促销手法，再到昆明的“仇和新政”……种种现象都在表明，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具有娱乐精神。如果说“作秀”在许久以前还只是娱乐圈的专利，那么，近几年来的“作秀”风已经逐渐渗透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公共福利”。比如，此番就有不少网友竟然在网上公开喊出了“仇和，仇和，我爱你！”之类的口号，俨然一副追星的味道。为此，有评论家指出，“在中国官场，仇和绝对是一个异数，其人从政以来，屡以“个性”而耀眼。以不破不立的眼光来看，他的铁腕个性恰恰适合改革需要”。
这是一个“创意至上”的时代。在笔者看来，“仇和新政”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激发了公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意识。在一个传媒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公布官员、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有利于百姓反映问题，利于群众监督，这是民主、法治的基础，因此，作为“明星政治”的一种，“仇和新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透过“娱乐”之后的种种快感，笔者看到的却是几缕隐忧：
按道理，在法治社会，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公布领导干部、人大代表的联系电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何须“长官意志”下的“铁腕推动”？在笔者看来，“仇和新政”恰恰暴露了中国法治的软肋。
众所周知，人大是权力机关，也是民意机构，人大代表为人民选举，也为民意代表。按照法律，如果人大代表不能代表民意，不能反映民众的的呼声，选民自己就可以罢免他。因此，在笔者看来，通过权力强迫人大代表接受群众监督，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它折射出在我国民选代表“从群中来，不到群众中去”的尴尬现实。
当前，构建“小政府，大社会”已成为全社会的一共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出多头”的结果往往就是“谁都在管，谁也不管”。公布所有领导干部的电话，从表明上看是民众呼声直通官方的途径增多了，但事实上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呼声难的问题。“民主的意义在于简便，不在于纷繁。”长官意志并不能解决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问题，我们期待政府建立一个统一的信访机构，实现“一站式窗口”服务，并通过法律来强制政府的“回复责任”。我们相信，政府责任的可诉性才是民众呼声难的最佳解决途径。

仇和"新政"折射出官僚平庸

最近，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俨然成了一个官员明星了。不说家喻户晓，但只要在行政上混事儿的，哪怕从不看书看报、不看新闻不关心时事，也不会没听说仇和。

仇和主政昆明秉承了自己一贯的工作风格，狠狠地烧了几把火，把自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舆论有褒有贬，我是完全支持仇和的。只是对舆论所说的仇和"新政"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为了区别与他人的观点的不同，我将"政新"一词加了个引号。

仇和"政新"主要有下面几件"惊动全国"的"大事"：一是把"小会场变成了大会场"，电视台直播市委全体会议；二是使"昆明纸贵"，在媒体上公布所有市级领导及各部门领导的政务分工和联系电话；三是强势推出《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昆明市首问首办责任制规定》、《昆明市服务承诺制规定》、《昆明市限时办结制规定》、《昆明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等５项规定，并于3月1日实施；四是让一个开会打瞌睡官员丢掉乌纱帽。政务公开、阳光操作、还政于民，老百姓新鲜；便民利民、接纳民意、接受监督，老百姓欢迎；完善制度、依法行政、强化责任、提高效能、廉洁自律，老百姓热盼。总之，仇和所做的都是为了"讨老百姓的好"，这种好要多讨！

仇和的行为是没有丝毫偏离党的执政宗旨的，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宗旨生动、鲜活的体现，在我们的党政文件或领导谈话中都可以找到理论的诠释。所以，要说"新政"，应该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政，不是仇和的新政，仇和只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的新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的新是工作方式方法和工作思路上的新，新在为了做好"公仆"，敢想、敢干、敢冒风险、敢为人先，这既是主政者的权力，更是主政者的义务和历史责任。恰恰是这些忠实地履行职责尽自己义务的"平凡"之事，却引来社会这么大的震动，从而让我们看清了平庸官僚较普遍存在的现实。

如开会打瞌睡这样的事，非常小，但有几个领导治理得了？根据报道，那个打瞌睡的蒋副局长所在云南省呈贡县曾三番五次强调纪律。去年呈贡的一次会议上，7个领导睡觉，被报社记者摄入镜头，为此该县曾专门举办培训班，此事在当时曾掀起了一场"风暴"。今年春节收假之初，全县干部大会上，又有个别干部因睡觉被批评。光治理开会睡觉之事，又开培训班又是批评，但蒋副局长仍在睡觉，可见呈贡县的县委政府行政效率之低，还浪费了多少行政资源。连开会睡觉都治理不好的人怎能治理好一个县？这么一些平庸的人主政一个地方，是人民的悲哀！好在有仇和一声断喝，让人们见到了一缕阳光，看到了希望。

还有仇和强势推出的那五项制度，看着看着大脑里就会蹦出"熟悉"两个字。拿任何一条制度的名称放在网上一搜，除了云南的以外，不知多少地方也有同样或类似名称的东西。像《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网上竟有３７万个条目之多！是仇和的制度新吗？不尽然；是仇和的制度好吗？也不尽然。那么仇和的制度为何就成了"新政"了呢？因为他的制度不光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还落实在实际的工作上。平庸的官僚只会有平庸的业绩，再新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价值，而"仇和们"再旧的东西只要一出新就变得灿然了。

平庸的官僚大概有四类，即"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胆大妄为"（四类也会交叉）。"不想为"的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混日子过的官；"不能为"的官是用文件落实文件，被红头文件俘虏的官；"不敢为"的官是四平八稳跟风跟屁的官；"胆大妄为"的官是大搞形象工程、劳民力伤民财、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的官。这些官老百姓不喜欢，媒体记者也不喜欢，其平庸往往为人所不齿，但由于监督的渠道不畅通，提拔使用干部的制度走了样，致使这样的官僚常常得到重用或升迁，任凭着自己的感觉继续走完害民误国的平庸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感谢中组部，慧眼识英才，在仇和已被舆论吵得沸沸扬扬并被贴上了"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标签的时候，让他得到了升迁，这是云南之大幸！亦是中国之大幸！像仇和一样敢于作为的官太少了，物以稀为贵，当见识多的媒体发现了仇和这样的好官时，如获至宝，哪有不尽其鼓吹之本领的？

当不见仇和在媒体上露脸的时候，可能是中国之幸，也可能是中国之不幸。谈仇和时请莫谈仇和"新政"，只谈仇和"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