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记模架 河源 电话:“文革”武斗时期真实的中国：大街小巷成为战场

“文革”武斗时期真实的中国：大街小巷成为战场
一
　　1967年的长春街头， 到处回荡着充满革命激情的歌声，特别是以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一咏三叹，渲染着特殊年代的特殊氛围。然而到了夏天，这些歌曲由激越奔放逐渐变得悲壮起来，伴随着由解放牌汽车改装的广播车不分昼夜地从街头驶过，代表不同派别的广播员，用极具煽动性和挑斗性的语言，把自己的组织描绘成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把对方视为敌人。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已不能满足于唇枪舌剑的“大辩论”，由剑拔弩张的对峙，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逐步升级的武斗从此拉开了序幕。　　这年的7月10日下午5时许，长春戏曲学校“八一八”野战军参加“红革会”、“二总部”（当时称“红二”派）的游行归来，当车队行驶到建设街与大兴路交叉口时，正巧与“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　合称为“公社”派）的车队相遇，短兵相接，人群大乱，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使双方的汽车都失去了控制，结果数辆汽车相撞，坐在汽车保险杠上的两名红卫兵被撞断了腿骨，而17岁的戏校学生刘XX被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血案发生之后，武斗双方各执一词，“公社”派认为刘XX之死是由于“红二”派“截阻”汽车所致；“红二”派则认为是“躲在地院执行特殊任务”的“公社”派武斗人员所为，有当场抓获的“凶手”供词为证。 　　7月的街头终于闻到了血腥。次日，长春市区有多家粮库和商店被抢，汽车厂8名工人被对立派抓去，遭到毒打。许多家国有企业由于卷入两派武斗而停工停产。　　7月12日，“红二”派为刘XX举行了隆重的治丧游行和葬礼。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今后也许再也见不到了）。游行队伍以解放牌汽车为先导，由北向南，沿人民广场、斯大林大街、解放大路缓缓行进。行驶在最前面的，是乐队乘坐的汽车，反复吹奏着马可作曲的“哀乐”，惊天恸地，备极哀容。一身缟素的执事（指挥）手持一根电镀杆，一上一下机械地挥动着。紧随其后的，是用白布黑纱环绕的灵车。车头悬挂着刘XX的遗照，一张端庄、稚气的脸。刘的遗体置放在灵车的顶部，上面覆盖着“八一八”野战军的红旗。灵车颠簸一下，那遗体就颤动一下。　　灵车的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游行队伍，人数足有二三十万，与其说是一场隆重的葬礼，莫如说是炫耀武力的示威游行，“红二”派的各路“造反大军”不断地呼喊着口号，声言要向“长春公社”讨还“血债”，山摇地动，杀气腾腾。大刀、长矛代替了“红宝书”，许多人把建筑工人的“柳罐斗”戴在头上，甚至还披上了武士的铠甲。在游行队伍中间，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他们是我的母校教师们组成的队伍，那些拿惯了课本和粉笔的双手，现在拿起了各样的武器。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女教师，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都十分吃力，手里也攥着一把练功用的长剑。她曾对同学说过，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要时，我也会冲上去，捅他（指对立派）两下子。　　游行队伍行进到地质宫广场附近的路上时，即到了两派组织的“接合部”，形势立刻紧张起来。从道路两旁的建筑中，不断地飞来砖头石块。游行队伍立刻作出反应，砖石乱飞，击碎建筑物上的玻璃窗。结果遭到更猛烈的回击。“弹弓”齐射，弹矢如雨。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弹弓”，是用铁床的两条腿，绑上两条自行车的内胎制成的。射下的往往是半块砖头，砸在地上，即炸得粉碎，如果打在人身上，其后果可想而知。人们纷纷躲藏到路旁的杨树后面，不敢露头；或者四散逃避，游行队伍大乱。　　而在解放大路至同志街路段，一辆参加游行后返回的汽车，将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红旗野战军”成员杨XX辗死在车轮之下。仅三天的光景，就有两条鲜活的生命死掉了，算是武斗的一方，向另一方偿还了“血债”。　　两派对立情绪进一步加深，一派群众组织的常委们在集会时宣称，我们和某某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以武斗制止武斗”。冤冤相报，恶性循环，长春大规模的武斗从此愈演愈烈。 二　　1967年的秋天，我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父亲在两年前脱下了军装。听我妈说，是由于他在伪满时读过“国高”，并集体加入“三青团”三个月，虽然没有任何活动，但就这样一个所谓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足以构成人生的“污点”，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便成了一个政治把柄，永远得不到“重用”。我第一次有了失落感，父亲在我的印象里，永远是高大完美的。他的举止相貌很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政委王文清，有的时候，我甚至就认为王政委就是我父亲扮演的。我从小穿惯了由父亲的军装改制的衣服，在崇尚英雄的时代，英雄往往和军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父亲一辈子循规蹈矩，忙于工作，在参加“社教”的两年中很少回家，每次回来，人就瘦了一圈。在他的人生目标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父亲的遭遇，是我不愿接受的现实。再糟糕的是，我在一个周末推开家门时，见到的是一家陌生的面孔。他们告诉我，你们家已经搬到别处去了。　　我按照邻居指点来到新的住址，原来是省军区的一处破败不堪的大杂院。　　一栋日伪时期建造的二层旅馆，住了40多户人家。阳光照射在楼顶碧绿的琉璃瓦上，闪着旧时代的幽光。墙体上剥脱的水泥挂面，像是在证明这座建筑物的年龄。漆黑的走廊里常年点着电灯，几个小孩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瞪着我。后来，我在楼里见到了同学鲜光辉，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长征干部，在八路军留守处还曾给周恩来当过警卫人员。　　“文革”的缘故，竟使我们成了邻居。 　　我所在的“红卫兵团”由于观点的不同，分为两派，由对立到相互指责、谩骂，进而发生了冲突。　　白天见面还能相安无事，但是到了晚上，几个班联合起来，去攻打“倒戈”派的宿舍。就在我们隔着一扇木板门“鏖战正酣”的时候，一部分对立派人员却从天棚偷袭了我们的大本营。我们的宿舍被他们洗劫一空，就连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和书本报刊等，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学校失去了安全感，危险即来自于内部的两派对立，又来自于社会上更强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一天，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的两辆汽车开进了校园，抢走了学校所有的细粮。为了避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我由住校转为“走读”。尽管每天坚持正常到校，但学校已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读。而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已经开始到部队抢劫枪支和武器弹药。街头枪声骤起，特别是在两派组织犬牙交错的地带，已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枪战。　　在学校通知无限期放假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穿过植被茂密的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回家。走到十二中附近的时候，见一片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头，新起了一座坟墓。一位中年妇女趴在上面，她的半张脸贴在湿润的黄土上，两肩在抽动，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流淌下来。坟墓四周围满了她的亲属和看热闹的人们。　　我在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她的14岁的儿子，不幸被流弹击中殒命。　　这天晚上，枪声响了一夜，隔着玻璃窗，能够看到曳光弹划过夜空的亮光。早上，母亲把我唤醒，并叫我看窗户上的玻璃。只见最上层的玻璃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孔，子弹是从西南方向斜射进来的，半自动步枪的弹头已嵌入东面的墙上，露出带有“来复线”的尾部。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邻居在院子里闲谈，一颗流弹飞来，打在一位转业军人的肩膀上，经手术取出的枪弹是发射于美式冲锋枪，这种枪的射程只有百米开外，显然是从附近的建筑物上打来的。　　母亲感到十分恐惧和忧虑，这段日子父亲已经不能回家，听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制定了抄家计划，我们家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内。　　母亲患有肝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家务负担使她几乎难以支撑。为了避开这段危险的日子，母亲将我弟弟送到五常县的姥姥家。这样，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在家艰难度日，我的怀里整天揣着一把一尺多长的钢锉，心里想，如果家里被抄，我就和那些人拼命。　　那时副食品和蔬菜供应奇缺，到了白天，我和母亲就到各个副食和蔬菜点上去抢购酱油和蔬菜。有一天，母亲去桂林路买菜，正遇上两派的枪战，眼看着有人被击中倒地。母亲跑回来时仍然心神不定，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那个人死了，眼睛都没闭上啊！　　这年8月初，坦克学校“公社派”组织的坦克车，沿着斯大林大街由南向北驶过。趁着夜幕，“红二”派在市图书馆的楼顶向坦克射击，结果，坦克车开了一炮，打掉了楼顶一角。由于市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居民楼只有一墙之隔，为了躲开枪战，左邻右舍都蜷缩在走廊里呆了半夜。母亲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精神恍惚，犯了抽疯病，严重的肝炎越犯越频，身体彻底垮掉了。1972年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 三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炮、“八二”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其后不久，当我来到站前时，横亘东西的长白路东侧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触目是一片断壁残垣。一根水泥电线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钢筋相连，仍然倔强地竖立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磺和焦烟的气味，一些当地住户在瓦砾堆里捡拾破烂儿，寻找旧物。人声嘈杂，满目凄凉。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争睹战场遗址，眼神里透着牺惶。　　这一天，两派的广播站不断地播送配着哀乐的讣告，并反复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告别”，那熟悉的旋律，肃杀的气氛，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在一处断壁上，贴着一首悼念“死难烈士”的诗，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来。这是写给一位叫王XX的女性的：“火海昂首立英雄，壮士虽死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映得万片秋叶红。”诗歌的作者或许是同她一起经过了这三天劫难的幸存者，或许是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谁，都要承受这一瞬间的生离死别，蒙受永久的伤痛。九月深秋，正是枫叶红透的日子，北国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几处坟茔。　　还是在这年的6月6日，国家的“四大”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然而江青却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号：“文攻武卫”，并在7月22日的讲话中对河南地区“造反派”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为武斗的双方提供依据和口实，导致全国性的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在东北的长春，几乎每天都发生着流血事件，两派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寒冷的冬季。　　一天，好久不见的朱秀雄夫妇来到我家。朱秀雄是五常县的老乡，他在当时的军医大学当教师。由于我们两家在长春都没有亲属，所以在50年代，朱秀雄就常到我家，往来如亲威。他称我父亲为“叔”，因此我称他们夫妇为“哥嫂”。他们的大女儿朱霞，当年8岁；二女儿在嫂子的怀里抱着。他们和我母亲谈到了医大家属区附近发生的武斗事件。那里是两派的“前沿阵地”，最近一段日子，每天晚上都有激烈的枪战。为了防止枪弹伤人，家里的窗户都用砖头砌上了。母亲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在北面的房间里临时加了两张床，叫哥嫂一家暂住一段日子。而大哥执意要回去看家，说了会儿话就独自走了。　　枪声又是一夜未断。　　第二天早晨，即11月15日，母亲惦记着大哥的安全，叫我去大哥家看看。我踏着没脚面的积雪走到医大家属区。这里的住房大都是伪满时期的建筑，曾为伪满国务院的代用官舍。灰色的二层小楼排列整齐，然而却毫无生气。窗户上大都砌了砖头，或用纸条在玻璃上糊成“米”字，以防止爆炸物震碎。天还没有彻底放亮，枪声已经停息下来，四周是出奇的肃静，瑟瑟的北风在楼和楼之间流窜，从楼顶上刮下来的雪面儿灌到脖梗里，感到寒冷异常。　　就在大哥家住处不远的地方， 影影绰绰地看到一群人在一栋楼前晃动，心里油然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　　楼下洁白的雪地上有一摊殷红的血迹，杂沓的脚印布满楼体的四周，现场像是刚刚发生了一场格斗。从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头一天夜里，五十中“造大”和三十中“造大”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医大“八一八”红卫兵的驻地供应处，部分人员携带轻重武器潜入医大家属区，向供应处进攻。　　五十中“造大”常委宁X登上这栋住宅的二楼，依托凉台上低矮的铁栏杆，用冲锋枪向供应处射击，在混乱的枪战中，宁X被枪弹击中，从凉台上坠下死于非命。关于宁X的死因，仍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红二”派称宁X死于来自供应处方向的攒射；“公社”派则认为是“红二”派内部的“误伤”，是从背后中了枪弹的。因为在宁X后面的二楼凉台上，宁X的“战友”以轻机枪向供应处射击，将前楼的山墙打得弹痕累累。　　在从大哥家返回的路上，我见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宁X的遗体。4位“战友”各自吃力地扛着担架的一角，沿着解放大路向西缓缓行进。　　宁X身上覆盖的红旗勾勒出躯体的轮廓，能够看出他是个高大魁梧的青年。今天看来，用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牺牲”换来某种神圣的称号是多么地不值，可那个时候，这种“牺牲”却是一代人崇尚的英雄壮举。　　扛着担架的宁X的“战友”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支冲锋枪，一脸悲痛万分、怒火中烧的神态。他们不断地向天空鸣枪“志哀”，清脆的枪声传得很远…… 四　　1968年1月21日，长春市两大派4个群众组织达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双方同意停止敌对状态和武斗，筹备组成“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长春市区的战火终于平息下来。　　长春地区的武斗持续了半年多，造成219人死亡。 　　武斗最激烈的1967年初秋，有一天我上街买菜，走到院子西侧丰顺路上时，见到一个人很费力气地推着手推车，由解放大路拐了过来，经过我身边时，一股恶臭袭来，使我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　　车上那个颤悠悠的物体上，盖着几层麻袋片，手推车四周的铁栏杆上插了许多的艾蒿。　　推车人大约四十五六岁，戴着草帽，上身只穿了件满是窟窿的“挎篮”背心，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推车人匆匆赶路的样子，以及躲躲闪闪的目光引起了我的怀疑。　　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的政治神经是异常敏感的，我的判断是，手推车里一定是一具死尸，而那个推车人十有八九是个杀人犯。　　于是我立即跑回家，喊上七八个闲在家里没事于的半大小子，将已经走到长春大街附近的推车人追上。我戴上了“红卫兵团”的袖标，手里拿了根练武功用的锄杠，心里想，只要他敢反抗，就削他一“门根”。　　大家七喊八叫地喝令他站住并问道：“车上推的是什么？”　　推车人直起腰，一边擦着汗，一边回答：“是个死人。”　　“是不是你害死的？”　　推车人苦笑着又说：“是病死的，有医院开的证明。”边说边从搭在扶手上的外衣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来。　　那确实是一张由医大一院开出的死亡证明书。推车人对我们说，我是看太平间的。这个人死了十来天了，天儿热，太平间里不能再放。可是，去朝阳沟（火葬场）的路上，造反派到处设卡子，过不去，就是过去了，火葬场因为“闹派性”，早就停工了。家属没有能力处理尸体，就雇我找个地方埋了，给了5块钱。　　一场抓捕“杀人犯”的行动立刻变得索然无味。  　　但是通过这次行动，弄明白了一件事情：怪不得在各派组织的据点附近，都有新建的“烈士公墓”呢，原来是由于派系“割据”的缘故。“长春公社烈士墓”坐落在地质宫广场的西侧，在一片碗口粗的白杨树林的掩映之下，武斗中死亡的30余人葬在这里。高大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仿毛主席手书的碑文。　　吉林师范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工业大学、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的假山或林地上，都成了埋葬“死难烈士”的墓地。草木萧森，青磷鬼火相伴，这就是200多个年轻生命的最后归宿。　　长春“九一八”炮击车站之后，在东北人大（今吉林大学）院区内，新添了一座坟墓。听邻居大姐夫黄国军说，那个“烈士”XXX，是东北人大“红造大”的常委，九一八那天被打死在车站附近。 　　XXX葬在校园东侧的一处缓坡上（今牡丹公园东侧），取依山傍水之势，侧有六角凉亭一座，下有几近干涸的黄瓜沟水东流。坟头朝西，立有石碑一块。1968年清明节前，人大“红造大”为这位“烈士”砌了水泥坟郭，并敬献了许多花圈。　　黄瓜沟的对岸，是我们这些“逍遥派”学生开辟的一块空地，供平时摔跤和习武之用。对面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当祭扫“烈士”的人员散去之后，四周安静下来，只有花圈上的挽带哗哗地随风飘动。　　我和士臣、亚滨三人从黄瓜沟跳到对面，来到墓前。　　直到今天，我还为当初的所为而愧疚。我们相中了花圈的两条“前腿”是用松木棒做成的，上面糊着涂有蓝道的白纸条。它正好可以做为练武用的“哨棒”。　　我们每人端倒一个花圈，拔下木棒，三绕两绕就撕掉了白纸条。不到5分钟，我们又回到了空地上，回头再看“烈士”坟前，已是一片狼藉。  　　1968年国庆节前夕，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将所有在武斗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坟墓迁出市内，送到朝阳沟火葬场去火化。凄凉冷清的坟茔地出现了热闹的场面。从百十里地之外闻讯赶来的胶轮大车在墓地之间转来转去。几个车把式为了一副厚厚的红松棺木打得头破血流，据说他们抢夺棺木的目的是拉回去做成家具。是自己家里留着用，还是卖给别人，就不得而知了。但无论摆放在哪里，都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　　几位佩戴红袖标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东北人民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成立的新组织）押着一群“牛鬼蛇神”，来到人大校园东侧，他们是为XXX迁坟的。　　指挥迁坟的是个青年学生，一身军装，戴着浅框近视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但是，他的手里却拿着一根麦秸般粗细的钢丝鞭子，不时地抽打着凉亭的柱子，啪啪作响。那柔韧的钢丝具有良好的弹性，闪着银光，对“牛鬼蛇神”们的心理上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每个“黑帮”分子的胸前均戴着证明反动身分的胸牌，白底黑字，这是一种侮辱性的标记，如同封建社会里在面额上刺了字的囚犯。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人拿着铁镐，站到坟头上刨了起来。　　他的胸牌上写着：“阶级异己分子”。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常看见他赶着马车到黄瓜沟旁卸垃圾。有一次，由于卸车时马向后退过了头，险些连车翻到沟里，还是我和几个伙伴帮他把车拉了出来。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颇深。　　刨坟的人挥汗如雨，不断地替换着，锹镐齐下，叮叮当当，暴土扬长。　　在这群“牛鬼蛇神”中，有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年近七旬，身材瘦小，头顶秃得像个鸡蛋壳。　　他站在树影下，尽管看不清他的胸牌，但不难判断，他十有八九是个“思想反动”的老教授。　　老教授手里没有工具，即使拿了工具，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他既帮不上忙，又感到不知所措。　　就在他犹犹豫豫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喝斥：“洋和尚，你为什么不干活？”那个拿着钢丝鞭的“指挥”已经走到老教授面前。　　老教授的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没有工具。”　　“指挥”又发话了：“那好吧，你就老老实实站在这别动，一会儿交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抱死尸脑袋”。　　围观的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那个“指挥”倒背着手又走进了凉亭，晃动着那根钢丝鞭，像玩弄着一条吐着芯的毒蛇。　　老教授木然地站在那里。或许，那些趾高气扬的青年，曾经是他教诲过的学生，曾经听过他的授课，眼里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可如今那熟悉的讲台再不属于他了，学生们上了“讲台”，已经把他视为寇仇。　　一小时以后，坚硬的坟郭被刨开，挖去覆盖在棺木上的黄土，即露出了涂着红漆的灵枢。几个“黑帮”分子用铁镐撬开了厚厚的棺盖，立刻有人上前，用消毒器械向灵柜内喷洒药水。一面“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的红旗被用铁锹挑了出来，浓烈的腐臭和“来苏儿”的气味弥散在空气当中。　　这工夫，该是被称做“洋和尚”的老教授表现的时刻了，他蹒跚着走过去，下到沉入半地下的灵枢旁边，双手抱住了重见天日的“烈士”的头部，脸上的表情既尴尬又很无奈。接着，又有几个人俯下身子，抱住尸体的躯干，大家七手八脚将尸体抬了出来。 　　XXX的遗体被放在地上，脸孔如同掘出的一锹黄土，白花花的蛆虫在面额上蠕动，整个人像一截风蚀雨剥的老榆木疙瘩。接着又是一阵细致的消毒灭菌，喷射的消毒剂在尸体周围泛起团团水雾。人们都瞪大了眼睛，争看这前所未遇的场面，“烈士”的亲属抱着一个由大理石雕刻的骨灰盒，在一旁大放悲声。　　死后的XXX穿着一身黄布军装，束一条“五五”式的军用武装带——当年“造反”的红卫兵，手持一条正宗的军用武装带是一种时髦，这种带有铜卡的皮带，曾经抽打过多少“牛鬼蛇神”呢？　　死者的脚上穿了一双圆口布鞋， 大概是走得匆忙，或是由于脚的肿胀，提不上鞋跟，只好将布鞋的跟部撕开，套在脚上。一小捆衣物放在棺材里，权作死后的陪葬吧。没有“含笑九泉”的壮烈，只有“冤死鬼”的凄凉。　　遗体被装入了塑料袋中，然后抬上了停在一旁的解放牌汽车，送去朝阳沟火化。　　那厚厚的棺木也被装上一辆胶轮大车，是否做成了家具，如今摆放在哪里，不得而知。　　疲惫不堪的“牛鬼蛇神”们在“群专”的押解下返回“牛棚”，那个老教授已经气喘吁吁，脸色白得像一张纸。 　　36年之后，我在一份1968年的“新东北人大”　　校报合订本上，看到了关于老教授的材料，里面列举了他的主要“罪状”：　　司徒雷登的走卒、“洋和尚”XXX（隐去其名——作者注），外语系教授。出身于资本家，从小就受到反动家庭教育和奴化教育，成为反动的基督教徒。先后参加过“八圣人”、“白十字架团”。　　“青年学生立志布道团”等组织。在外国特务和基督教的上层人物领导下干尽了反革命勾当，1946年在大特务司徒雷登、何明华的指使下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国后，一直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对抗“三自革命运动”和“三反运动”。　　五　　今年3月间，我来到长春重庆路的和平大世界，在一家旧物店里，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一张拍摄于“文革”期间的旧照，时代感强烈，密集的人群几乎都穿着黄色或蓝色的衣服，胸前戴着白花，神态漠然。喝得醉醺醺的老板是个结巴，他告诉我，这张照片是长春“九一八”武斗过后，召开追悼大会时拍下的。当我提出要把它买下来时，老板执意不卖，手指着照片说：“你……你知道我为……为什么不卖吗？　　这个人……人群里的小孩就……就是我。这……这是我的‘镇……镇店之宝’……”　　原来他不仅把这幅照片当成纪念，而且当做招徕生意的广告。　　出于一种特殊的癖好，我长期热衷于搜集“文革”时期的资料，其中反映“文革”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有1500余幅。当我整理这些珍贵的照片资料时，复杂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翻看这些照片，仿佛又看见了喧嚣过市的广播车，听到了持续不断的枪炮声。如今，只有重庆市还存在着一处红卫兵墓地，这也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地了。在113座坟墓中，埋葬着500多名在武斗中死亡的年轻生命，在漫长的岁月中，任凭风吹雨淋，作着历史的见证。　　长春的红卫兵墓不复存在了，但那段历史却是不能忘记的。作者：姜东平（来源：文史精华） 
Trackback: http://tb.blog.csdn.net/TrackBack.aspx?PostId=608968